Category: 社会采风

有关家庭或性暴力的辩论主要集中在伴侣殴打留下的肉体痕迹上，但除此之外还造成心理影响，受虐待妇女每天遭受的心理暴力，尽管法律规定提到这个现象，却是一个不常讨论的问题，主要原因也许是防止受害者离开这种有害关系的心理障碍。心理暴力是奥扎娜·尼克劳（Ozana Nicolau）编写的话剧剧本的主题，在首都布加勒斯特Replika教育中心的舞台上演。这部题为《重新开始》（Restart）的话剧从一些摆脱虐待关系的受害者的故事中汲取灵感，戏剧表演是与锡比乌（Sibiu）“我自己选择”和布加勒斯特的阿纳伊斯（Anais）两个民间组织合作举办的。作者奥扎娜·尼克劳回顾了她小时候从她认识的一些妇女那里听到的被丈夫或情人殴打的故事，令她吃惊的是没有成年人对此做出反应，来帮助她们或谴责这种暴力。目前，按照罗法律规定可以对攻击者发出限制令，而且在紧急呼叫后，警方可以进行干预。尽管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可以对受害者提供更多的帮助，但心理虐待使得妇女继续很长时间被围困在这种有害的关系中。

话剧《重新开始》和导演奥扎娜·尼克劳谈到如何克服这类暴力的方法：“肉体暴力显而易见，可以绳之以法。但我们谈的是看不到，不被法律惩罚的心理暴力，这是很难被证明的。因此我们的出发点是：一名妇女尽管遭受折磨，但还是感到自己有过错，她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和感受呢？她常常因被操作而感到内疚或无力，从而觉得没有出路，不能离开对方。我们的大脑会跟我们耍把戏，有时候甚至把我们围困在某种状态。当然，在我们重新找到勇气时，大脑会帮助我们脱离困扰，从头重建一切。”

话剧只有两个人物，由演员米哈伊拉·勒杜雷斯库（Mihaela Radulescu）和尼克雷塔·雷夫特尔（Nicoleta Lefter）扮演。下面请听尼克雷塔谈到她先扮演性暴力受害者，接着扮演获胜者的动机，她说：“首先是奥扎娜邀请我参加演戏。我很希望与她和米哈伊拉·勒杜雷斯库合作。我被这个主题所吸引是因为是一个应该被表达出来的主题。国立剧院确实不太举办有关这个主题的表演。然后就是，读了这些故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随后认识了其中的一些妇女，因为她们来看表演。我确实感到这个主题很重要。我认为，这是应该迈出的，并应该提供支持第一步。当你了解到这些故事是真实的，这些妇女确实存在，而且前来观看演出之后，你就会觉得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你会发现，当你在舞台上讲她们的故事时，感受到有一种能量从表演厅飘向你时，就会感到你的表演很重要。”

这出戏确实引起观众对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的同情。尼克雷塔·雷夫特尔本身也被这些受虐待妇女的经历所震撼。她说：“妇女们的自述打动了我。一名妇女说，在她离婚后，前丈夫对她、帮助她的朋友们、父母和警察提起诉讼案件，折磨了她好几年。就是说，在与他分手时，一切问题并没有结束。我觉得这真是一种艰难的考验。最不幸的是，不只是妇女受到精神创伤，而且在有孩子的情况下，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她们不知道如何客服困难，作为成年人，也许以某种方式会突破难关，但对孩子来说，这会非常糟糕，因为可能给他终生留下深刻的痕迹。如果对这些事情不探讨，不予以正确的解决，那么孩子将来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或虐待者。”

《重新开始》这出戏并非是奥扎娜·尼克劳就社会问题的首次表演。数年前，她将题为Foreplay一部有关未成年母亲的话剧在Replika教育中心搬上舞台，这种扎根于社会现实的戏剧会引起人们对日常生活里经常遇到问题的注意，她说：“我认为，这会产生某种影响。说实话，这种影响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小，因为一个剧院表演厅只有数十个或数百个座位。但我们转达的信息会继续传播下去，因为人们看完戏上班时，与亲戚朋友交际时就会就此进行谈论。前几天，一名原来不愿意去看戏剧的，十四岁的男孩儿与母亲前来观看， 我们得到非常好的反馈。男孩儿原先认为话剧只有儿童戏剧和木偶戏，但当他看完这部话剧后说：‘如果这是戏剧，那我还想看！’我感到他来看戏，并喜欢表演，这很了不起，尽管这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难懂的主题。我认为，人们愿意看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主题的话剧。我想，他们在一场戏剧表演里也许不能找到特定问题的准确解决办法，但我认为，也许会找到一个方向，采取一个新的思考方式，至少得到鼓励和希望，知道他们并不孤立。”

另一个信息来自观看这出戏的一名青春期前男孩儿，他感谢妈妈带他来看这部话剧，让他看到他不喜欢成为的那种人：就是虐待妻子的丈夫或虐待孩子的父亲。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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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班时常常会感觉到，脚踝沉重，走路困难。到办公室后，我们的行为方式使得我们考虑自己到底是谁？家里的自己还是办公室里的自己？时而感到惧怕，时而暴躁易怒，不耐烦地数着每一小时和每一分钟等待下班。接着，行为发生变化，为了减压，把挫折沮丧发泄在家人或自己的身上。第二天一切又从头开始。原因到底何在？事实上，我们工作在一种有毒性伤害的环境中，影响到自己整个身心状态。回家时把工作上的忧虑留在门外，这个人们常用的劝告事实上是不可实现的，其实我们把工作中的毒性不断带在身上。职业咨询师兼人力资源专家安德拉·宾迪坎（Andra Pintican）被记者问到如何能识别工作岗位的毒性伤害？

她回答道：“有毒环境有多种指标。我们的经理非常专制，实行微观管理，不给员工自由和自主权，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没有安全的心理空间；怕表达自己，因为相信，如果说出自己的想法，将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响；做事儿是因为必须这样做，即使我们100%的感觉到是错误的，但必定要听从嘱咐，因为我们个人对组织方式的意见并不重要；经理犯错误时不愿意承担责任，不寻找解决途径，反而找替罪羊；互相不信任。我认为，其实在有毒环境中所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相互信任，从而一直感觉到有人故意伤害自己。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主要因素，因为人们心里有这种惧怕，怕在不安全的地方，而不断地考虑如何自卫，不断地为生存而战，这样就无法获得优秀成就。”

在我们目前生活的艰难时期中，为了谋生愿意做出巨大的妥协。忍受一位有毒的经理，如今演变成唯一的工作方式，至少是在某些组织中。安德拉·宾迪坎谈到我们如何能识别并应对与经理的有毒害关系时说：“你如果与经理的关系是毒害性的，首先必须意识到这件事儿。应该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有问题，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有时还会认为一些有毒的行为方式是正常的。具体来讲，无人有权利对你大喊大叫，告诉你不能休假，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你有某些权利，大家必须尊重，当然也有责任，必须履行。一位有毒的头头对你行为不当，不遵守工作标准，不尊重你的个人空间；会完全不合适时给你发短信，会要求你为职业生活在个人生活上做出贡献，而且大概会要求你比职责手册上描述的责任要做得更多。你如果与这种人合作的话，必须学习明确说明自己的工作标准，了解指责手册的内容，了解自己的责任。你当然必须兑现在你的工作合同里确定的任务，但同时还应该要求你的领导在这个过程中尊重你。应当告诉他如何对待你；如果他对你大喊大叫或使用不恰当的词语，就应该告诉他，你不接受这种职业合作关系；明确说明为了能够顺利合作，你希望他与你合作的方式是什么，因为现实地说，人们无法猜想你的所需所求。”

安德拉·宾迪坎认为，工作标准在上班时必须再三申明。我的同事难道知道他对我有多大的毒害吗？“有毒的人员、经理或同事，在99%的情况下不知道他是有毒害性的。他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罗马尼亚人一般的不知道什么是毒性。幸运地是，这种情况目前已经行不通了。令人遗憾的是，多年以来一直就是这样。现在情况开始有转变。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健康的职业关系是什么，在健康的环境里工作意味什么。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建造了健康的工作关系，但我们朝这个方向发展。有着有毒行为方式的人员本人不意识到这件事儿，因为我们接受这种有毒的行为，所以他们也就无法意识到这件事儿。一般情况下，我们要么到他身边，也同样对他大喊大叫，告诉他怎么怎么样，他对我们有什么过错，搞得他要采取自卫态度，然后互相争吵；要么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告诉他让我吃苦头，这样他就会死死保持原来的行为方式。因为在工作关系中有着很多心理游戏，我们被围困在职业游戏中，为了走出这种心理游戏，每个人都必定要培养自己，调节与他人沟通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工作标准，并不断说明这些标准。工作标准在罗马尼亚人改善工作关系上很重要。”

安德拉·宾迪坎认为，如果学会尊重自己，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在工作上，都会发现一种莫名其妙的变化。她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辞职并非是个好办法，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从一个有毒的工作岗位辞职，但这是一个有毒的工作岗位因为我们自己也对此做出贡献。我们辞去职务，寻找新工作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大概会犯同样的错误，在两三年内大概会陷入同样恶劣的状态中。问题在于，每个人对自己处在的状况都有份。我们可以说，你看，经理或同事骚扰我，但说实话，人们对我们的待遇是我们自己所接受的待遇。如果不学到识别这种行为方式，不学到我们自己也会惹起别人有毒行为的有毒的行为方式，我们即使辞职也无法逃避这种游戏。”

某一组织也遭受其工作人员有毒的行为方式的后果：“有毒环境的长期影响是摧毁性的。如果某人上班时感觉到工作环境不安全，那就一直感觉必须保持自卫态度。这首先在个人层面，在自己的身体上造成许多损失。这种慢性压力的状态在许多层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这是对个人层面的影响。在集体层面上，如果有一个团体受苦，有时候他们甚至说不出他们在受苦，说不出他们处于倦怠状态或患有功能性抑郁症。在大家内心里都受苦时，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将会变得越来越有毒性。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员工，他们与客户的关系和创新能力的影响，谈也不用谈了。当人们主要担心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来，他们不再会有精力关注到对客户或对他们工作机构的影响。”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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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人中有70% 每周至少去购物中心一次，其中30%是妇女，40%是男人。Reveal Marketing Research公司进行的调查研究的作者评论说：“如果说男人最常去购物中心，那么妇女每次去购物中心度过的时间要比男人长。至于购物的习惯，男人比女人花的钱多10%，具体来讲，男女的花费平均为302列伊和275列伊（约合50至60欧元）。”原因是，男人一般购买技术电子产品，这种商品比女人购买的商品要贵。此外，这次研究还表明出另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比如，按照一般的说法，喜欢去购物中心的妇女人数本应高于男人。另外，70%这个比例与罗人的购买力相比显得过高。我们如果更深刻地分析研究结果，并考虑到一些如购物中心离家的距离等因素，就能对此做出解释。

社会学家丹·彼得雷（Dan Petre）解释说：“首先，布加勒斯特与其它欧洲国家首都的区别所在是，位于市内的购物中心很多。其它欧洲首都，购物中心一般来讲位于城市的郊区，距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原因是，就我所记得的，从人均商场面积上讲，罗马尼亚在欧洲名列第一。所以商场面积很大。第三个原因是，有一种文化倾向。商场向大众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就是说，我们到那儿首先是为了满足一种功利需要，为家人购物，但同时也为自己购物。此次研究还表明，最受欢迎的商品是服装。其次是能去喝杯咖啡，吃吃饭，进行社会交往。对消费者来说，购物中心能在一个地方提供多种休闲机会。“

尽管如此，购物中心不仅提供实用功能体验，而且提供情感体验。尽管去购物中心的直接原因是购物，但同时也有纯主观的原因，如溜达溜达，散散心，喝杯咖啡，吃吃饭，进行社交等。另外，此次研究表明一些时代的特征，罗人每次去购物中心消费约300列伊。花钱最多的是36至45岁的人，千禧代，平均消费额为370列伊，紧随其后的是X代，即45岁以上的人，平均消费约330列伊，花钱最少的是由14至25岁的年轻人组成的Z代，平均消费约200列伊。社会学家丹·彼德雷从年轻人社交的需要和每一代人收入的角度对这个现象分析时说：“消费表明每一代人的收入。千禧代在就业机会、获得资源、获得社会权力等各种方面，有最大的潜力，因此，他们花的钱也最多。排在其后的是有过时间积累资源的X代和还没有足够的资源，正在崛起的Z 代。但他们业余时间多，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弥补缺钱。他们在购物中心度过的时间最长，花钱最少，时间和资源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至于在购物中心度过的时间，73%的男人每周几个小时，23%每月一至三次，4%少于每三个月一次去购物中心。63%的妇女经常去购物中心，29%每月一至三次，4%少于每三个月一次去购物中心。另外，罗人每次去购物中心的平均时间为两个小时以上。数据本身的意义也许不太清楚，但如果与文化消费晴雨表连接起来，可以补全罗人如何度过空闲时间的总体形象。2019年，也就是新冠疫情之前，能有关这个主题进行正常调查的最后一年，5%的罗人到剧院看过戏剧表演，5%的人参观过博物馆，9%的人去过电影院，8%去看过娱乐表演。这些数据与有关年龄、教育水平、居住地、经济状况等相连之后，从中得出的结论更加深入详细。譬如，罗马尼亚的许多城镇没有剧院、电影院、博物馆或图书馆。

去购物中心或其它社交方式也同样取决于开展其它活动的机会。丹·彼得雷说：“人们有机会开展某些活动，并按照这些机会支配业余时间。开展活动的机会越多，人们也越多地利用这些机会。我这里能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城市狂欢节，比如，在布加勒斯特凯塞乐福（Soseaua Kiseleff）大街或胜利大街（Calea Victoriei）暂时禁止汽车通行，变为人行道，步行街，有很多布加勒斯特人到那儿享受街头小吃、欣赏音乐会或散散步。有很多布加勒斯特人参加这种活动，这表明，如果有更多的机会，他们的需要就会多样化。如果有更多的机会，休闲项目就会进一步多样化，尤其是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期，季节性很重要。另外，罗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的成分是服务，就是说产生消费的第三经济产业，这种消费在购物中心更有效，因为提供消费体验。因此，对品牌和生产商提供大量且优化的消费场所必然得到快速的发展。”

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购物中心对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罗马尼亚市场上当然收到大众的欢迎。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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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人口普查收集的信息表明，罗马尼亚人居住条件的一些极端现象。一方面，许多城镇被遗弃，尤其是在乡村地区，住房多于居民，另一方面，有的城市和乡村地区人口密集，住房远远少于居民。尽管在欧盟范围，罗马尼亚房产主的人数最多，但居住条件不佳。大城市人口集中在城市及近郊的主要原因是，所提供的就业和教育机会及娱乐方式丰富多样。村庄人口减少的原因是，人口下降或迁移到可以提供好一点生活条件的地区。这是布加勒斯特市政府技术委员会主席、地理学副教授博格丹·苏帝图（Bogdan Suditu）得出的结论。他说： “这个现象自1990年以来，尤其是在2000年后发展势头很快。乡村地区的人口减少或老龄化造成村庄人口几乎消失。年轻人大量迁移到城市，因为有较多的就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我也分析了最近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说目前的情况令人担忧。值得一提的是，3181个地方行政区域中仅仅77个地区人口高于2万5千，占全国行政区域的2.4%。另一方面，2501的地方行政区域人口低于5千，占全国地方行政区的78%。某些城镇在市政府登记注册员工的人数高于该镇的活跃人口。其实是两种极端情况，一方面布加勒斯特、康斯坦察（Constanta）、蒂米什瓦拉（Timisoara）、雅西（Iasi）、克拉约瓦（Craiova）、克鲁日（Cluj）等大城市人口密集，另一方面中小城镇人口呈下降趋势。在罗马尼亚有一个村庄仅有88个居民。这指的是胡内多阿拉县（Hunedoara）的波特勒纳村（Batrana）。”

2021年普查的结果并不新鲜，与10年前的普查相比情况一模一样。比如，2011年普查数据表明，129个村庄的人口为零，两千个村庄的人口低于一百。2021年人口普查的最后结果尚未公布，但我们能预测这个现象趋于恶化。那么如何改善被遗弃地区和过度拥挤市区居民的状况呢？博格丹·苏帝图回答道：“政府去年通过了全国居住战略，这是一件大好事。该计划主要为弱势群体确定了准确的目标，帮助他们购买或租借条件得体的住房。这是一项全国战略，考虑政府所能做到的，同时制定了与地方公共机关的合作框架。人口下降现象不仅出现在罗马尼亚，很多国家也面临这个问题。罗政府提出的战略旨在改善人口居住条件，在大城市和拥堵区建造新住房，在乡村地区当然也能建造新房子，但要看分配给谁。如果罗马尼亚能吸引人口或移民，我想他们并不一定去乡村地区。这样一来，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应该更有效地利用已有的资源。”

比如，在人口稀少的乡村地区并不需要5所学校，有一个学校再配备素质高的教师就够了，让来自周边较远村庄的学生乘坐乡镇政府提供的公共汽车到学校上课。这是我们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一个解决途径，预防他们离开家园，寻找其它出路。

至于住房过度拥挤的现象，普查显示2020年45%的罗人口的住房过度拥挤，在欧盟名列第一。博格丹·苏帝图解释说，这指的当然只是平均率，这是一个在大小城市都能看到的现象，主要在共产党政权时期修建的公寓单元楼出现，目前在这些单元公寓楼里经常是有几代人同堂。“在罗马尼亚有很多快要退休或已经退休了的人员继续住在他们三四十年前搬进的家里，抚养孩子长大，孩子已经离开，老年人孤独留下。这是在大城市能遇到的情况，我们应该对此予以关注，着手行动，为这些人员寻找最佳解决途径，因为虽然他们住的房子很大，但生活条件不一定好，因为水电费相比养老金极高，难以支付。”

令人惊讶一个事实是，罗马尼亚是欧盟房产主人数最多国家，罗马尼亚人宁愿购房也不租房，结果如何呢？博格丹·苏帝图回答说：“我们成为房主之后，有很大的支出。拥有房产给我们带来安全感这很好，但这对我们自由行动的能力设置某些障碍。我们如果用信贷购买房子，当然很难搬家，尽管在过了一个月或一年后发现缺乏某些设备。在两三年之后或在生孩子后发现，你居住的住宅区没有幼儿园，如果住在布加勒斯特、克鲁日或雅西的郊区，并通过不动产信用对银行承担了某种责任，就很难找到愿意购买你房子的人，这样难以迁移到附近有幼儿园和公园的住宅区。”

拥有房产的安全感对罗马尼亚人依然很重要，但罗马尼亚目前拥有的住房依然过少，无法满足需求，并且有时候与自由移动迁居的需要相矛盾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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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前巴尔干攀岩冠军克拉乌蒂乌·米乌（Claudiu Miu）建立了布加勒斯特 “重新攀岩” （Climbe Again）协会，这是一个为有视力、听觉、自闭症、神经运动等各种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举办的免费攀岩疗法活动的体育俱乐部。“重新攀岩”俱乐部的活动是在普通百姓的支持下开展的。更确切地说，健康人来支付用于向有各种身体或精神障碍的孩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免费课程和运动项目。

“重新攀岩”协会的教练勒兹万·内杜（Razvan Nedu）谈到攀岩的治疗效果时说：“这是一种迫使你生活在当下的体育运动，迫使你注意到自己的身体，意识到你心里或许根本没有发现的，或许自己想象出的惧怕。如果不再感到惧怕，就很容易解决某些事情。这样能帮助你相信他人，学习如何与他们沟通，因为攀岩时，需要一个人攀岩，另一个人支撑他，确保他能安全攀岩，就是说是一种团队运动。和其他人一样，对有身体或精神障碍的人来说，攀岩这种体育运动路线相同，技能不同。身体或高或矮，或强或弱，视觉不同，肢体的功能也不同，比如有人肢体瘫痪或只有一只胳膊，一条腿，那就应该自己找办法来应付情况，适应自己身体的能力，来穿过某路线。生活也同样啊！我们都势必要学习自己应付自己遇到的问题。”

攀岩与人们所想的不同，并非是一种极限运动。这指的是靠自己的力量攀岩壁或攀登人造板，爬到山峰上或完成一个预定的路线，而避免坠落。如果攀岩者和确保他安全攀岩的伙伴遵守所有安全规则，风险等于零。除此之外还应该加上的是，对有身体或精神障碍的人员来说，攀岩的益处很大。勒兹万·内杜解释说：“重点并非是你所不能做到的。你如果看不见所有攀岩支点，有人会告诉你在哪儿！如果不能把腿抬得太高，那就要训练运动能力或寻找另一种安放双手的方式，来更容易攀岩。谈到如何找到解决办法，有很多事情要说。有障碍的人员都能看到这些问题，但并不去找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因为遇到很多障碍，就会停止于此。攀岩时，确实会碰到很多问题，有很多路线要走，需要解决，为此势必找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这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如果在攀岩路线上开始寻找解决途径，未来这不再会是一种仅限于每周两三个小时在攀岩体育场的行为方式。你不只是在那儿能找到解决办法，而且也会终生受益，为自己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攀岩时，有身体或精神障碍的孩童和青少年开始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会从他们因怕不能适应敌对的自然或社会环境而被隔离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因为有机会与正常的孩童一起攀岩，就会明白，他们一点也不亚于这些孩子。勒兹万的进步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他说：“近七年前，‘重新攀岩’协会的成员带着移动攀岩版到全国各地巡访，也来到我就读的高中。我当时愿意开始做体育运动，大约两个月之前开始锻炼身体，喜欢上了攀岩运动，对我来说，比健身房更加有吸引力。原来想去健身房，但我觉得攀岩更棒，就坚持下去了。我首次爬攀岩板时完全被它迷住了。我并不能说我有特别的技能，也不能说我出类拔萃而引人注目。‘重新攀岩’的奠基人克拉乌蒂乌和教练对我说：‘你来参加比赛吧！看看怎么样。’我就去了！刚开始时没有得到什么了不起的成绩，但我想继续锻炼，希望取得更好的成绩。”

然而他真的取得了好成绩！

勒兹万·内杜当然知道他是个盲人。医生说他的视力仅为1%。据他所说，白天他所看到一切犹如一幅抽象的画，仅见灯光和阴影，靠逻辑判断才能猜出周围有什么事物。夜间一切都变成一片带白点的黑暗。他很喜欢去盲人学校教像他那样的孩子如何用盲杖。但自从发现了攀岩运动以来，就不能想象一种没有它的生活。攀岩对他而言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是‘重新攀岩’俱乐部有障碍和没有障碍人的教练。他是国家攀岩队的成员，是世界攀岩杯和锦标赛的多枚奖牌的获得者。他曾攀登过勃朗峰、厄尔布鲁士峰、马特洪峰和阿空加瓜峰。

勒兹万·内杜说：“限制与其说是来自我们身体的更不如说来自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以为不能做到某些事情，就不做了。如果开始想一想，去找办法来做，那就会开始好好地做事。“他对所有那些能以他为榜样，从他那里汲取灵感的人转达的信息是：”大自然和全世界都很美妙。我们应该去探索它，不应该感到害怕，应该以聪明的方式去探索。比如，如果不会游泳的话，就能跳到河里，慢慢学习，享受每个动作，每个感觉，因为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慢慢学习，并明白将需要一段时间的话，那就不再会匆忙去做，而是慢慢体会，慢慢学习，最终会取得比原来所想的更好的成绩，只需持之以恒。“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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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 多年前罗马尼亚的劳动力开始外流以来，一场悲剧也随之而出：一群留守故里的孤寂儿童只能由祖父母或其他亲戚来看顾。固然不少前往欧盟就业的父母携带儿女同行，但也有不少家庭因着成员移居国外就业而宣告破裂。“援救儿童组织”多年来就此不幸四处呼吁警告，并将所见情况藉统计研究来定量化。根据2022年7月到9月间收集的资料，这次研究显示有1/4 现今年龄介于0-17岁间的孩童至少有一位家长出国去工作，其中61.5% 的孩童只有父亲出国谋生，20.4% 只有母亲外出，其余18.1% 孩童的双亲都出国了。目前，留守儿童业已超过50 万，并且多数从很小就开始独自生活了。一般来说，母亲会等待孩子成长到6岁后才会离开，而父亲会在孩子还很幼小的时候就外出谋生了。至于离家的决定，研究表明即使孩子还幼小，父母仍然会事先与其商讨争取同意。

援救儿童组织的代表安卡·斯塔民（Anca Stamin）说：“被调查的83%的成年人表示，家长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会寻求孩子的意见。不过，被调查的只有63%的孩子们表示被追求过意见，我们倾向于相信孩子。除此之外，被调查的近1/3的孩子说，即使被问到有什么看法，也没有对家长决定出国表示同意。令人遗憾的，这次调查表明，处于这种情况的大多数孩子没有被注册登记在社会救助机构的名单上。其实，只有39%的家长说，有关此事通知了社会救助机构，57%的人说，通知了学校。两个机构显然对这个现象都不掌握完整的信息，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家长对向学校或政府官员就他们出国申报持保留态度。”

有的家长不愿意将留守儿童向国家机构申报，这样国家机构或民间组织在有情况时很难予以干预。援救儿童组织的研究表明，因家长在国外打工的留守儿童面临以下风险：“家长在外打工和家长双方都在国内这两种家庭的孩子之间，从风险行为上讲，有很大差距。家长移居国外的孩子，在网络环境中接触暴露的性和色情场景的可能性达38%，对其他孩子有攻击性行为或酗酒的风险比家长在国内的孩子高一倍，吸毒和吸烟的风险也高很多。所有这一切是因为缺乏家长的管教，孩子可以随便使用电子设备，与家长或照顾他们的人沟通不畅，没有受到生理健康教育等多种原因。攻击性行为是因家长离开而产生的负面情绪的一种表现形式。据我们与这种孩子交往的经验，其中有很多感觉到被父母遗弃或对家长离开家乡感到内疚。即使家长想出一个好主意，告诉孩子他是为孩子的福利而离开的，那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给孩子加上了额外的精神负担。

为了与家庭保持联系，沟通很重要，当今数字化世界里这种交流比从前容易得多。譬如，大多数移居国外的家长与孩子通过视频交流，只有19%通过电话沟通。45%家庭每天交流一次，15%的家庭每天有几次的沟通。令人遗憾的是，也有家长很少与孩子沟通，其中33%是每两三天，7%是每周一次与孩子沟通。另外，家长之一到国外打工20%的青少年每周一次或更少与他交流。安德雷亚·佩内斯库（Andreea Penescu）今年12岁，是六年级的学生。她谈到早自两岁时与她到瑞士打工的父亲的沟通方式时说：“通过电话或短信，休假时，他有时候能回家，但我们很少见面，常常是通过电话或短信沟通。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冷不热。就是说，我们保持联系，一切都还好，但我想要说的是，我与留在身边的妈妈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安德雷亚还说，她从来没有去瑞士看她的父亲，她今年夏天第一次有机会在瑞士与爸爸一起度过两周。他父亲离开家园的原因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可是，尽管目前家庭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她宁愿家人没有如此分开，她坚决拒绝在瑞士定居的可能。安德雷亚说：“我并不是说没有可能，但我不愿意，而且我认为妈妈也不愿意，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这里的生活的所有细节。我有自己的朋友，习惯了我的学校。妈妈在工作单位有同事朋友。如果出国的话，我们必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学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来说会很困难。“

尽管安德雷亚已经习惯了她目前的状况，而且学校成绩也不错，但援救儿童组织的研究表明，父母之一出国打工造成孩子在学校头几年的成绩没有起色的可能为62%。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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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救罗马尼亚儿童”民间组织的执行经理加布里埃拉·亚历山德雷斯库（Gabriela Alexandrescu）提醒人们说，2014年至2020年80%的儿童受虐待案件被驳回，并放弃刑事追诉。这是司法监察局发布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在这段期间内有关严重违反儿童的自由和性别完整等虐待行为提起的18549起投诉中，80%关闭了。针对遭受性虐待的儿童，如果决定启动刑事追诉，政府最关注的问题是惩罚施虐者，而轻视儿童心理康复。本台记者问加布里埃拉·亚历山德雷斯库在罗马尼亚为了帮助遭受性虐待儿童我们应该采取何种行动?

她回答说：“一般来讲，罗马尼亚人不意识到性虐待对儿童的影响。众所周知，性虐待在罗马尼亚不被充分报道。遭受性虐待儿童的人数远远高于投诉。人们应该知道的是，性虐待是一种造成严重精神创伤的经历。心理康复不是自然而来的。得到支持的需要和因虐待而生病的危险都增加。儿童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如果得不到的话，有可能产生短期的影响，在长期内孩子全方面的发展会受影响。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为了帮助孩子，并限制这些影响，必须在教学大纲里纳入健康教育课，包括生理健康课。孩子们应该意识到他们会面临的风险。其次，我们需要一些有能力来核实受过性虐待的儿童，并可以与他们进行对话的专家。我们应该提高儿童及其家庭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因此需要有在这方面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法官、心理学家、治安官和警方，有能力对这些案件进行分析和审判。我们拥有一个运行良好的机制，能准确辨别出性虐待的迹象，并知道如何能帮助这些孩子。我们开设了第一个“儿童之家”服务中心（Barnahasu）。这是多年前在冰岛推出的服务项目，旨在保护，并支持受性虐待儿童，以确保孩子的最大利益和权利得到尊重。不过，政府应该承担与这些案件相关治疗的一切费用，这样儿童及其家庭更容易享受这些服务，获得心理上的帮助，避免遭受精神创伤。”

加布里埃拉·亚历山德雷斯库在介绍施虐者的特点及其与受虐者建立的关系时说：“一般来讲，遭受性虐待风险很高儿童的特点是他们在情绪和心理上很脆弱。孩子有时候不意识到他们遭受不适当的待遇，因此完全不提到这件事儿。小一点的孩子遭受性虐待的风险也许更高，就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小孩子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遭受性虐待，而且这个情况会持续好几年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施虐者威胁受害者保守秘密。这些孩子在青春期，获得有关性生活的信息之后，也许会意识到他们遭受了不正常的待遇。但一般来讲，这些孩子意识不到他们有过不正常的经历。孩子没有能力对性关系明确表示同意，成年人很容易操纵他。我从援救儿童协会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只有某些孩子遭受性虐待的看法是一种幻想。性虐待其实与社会经济状况、教育水平或儿童的特点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社会经济状况和家庭情况，如社会隔离、离婚、同居关系、家庭气氛不良等问题对孩子会构成威胁。”

加布里埃拉 ·亚历山德雷斯库还说，一个孩子如果来自脆弱的社会经济群体遭受性虐待的危险更大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大部分施虐者是家庭成员，是孩子认识，并相信的人，譬如：邻居、家人朋友或老师、教练等对孩子有权威的人员。施虐者总是试图隐藏其行为，他们一般来讲，为了欺骗孩子的父母，吸引孩子的信任，表现出是善良、有爱心的人。”

心理治疗师埃琳娜·玛丽亚·杜密特雷斯库（Elena Maria Dumitrescu）就遭受性虐待儿童缺乏心理治疗的现象提醒人们说：“心理治疗拥有专门的疗法，能治愈受害人的心理创伤。结果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与孩子生活里最重要的，确实能给他提供保护和安全的人员建立关系。如果心理创伤很深，而且也不能与这些人建立关系，来满足孩子的需求，那么他应该通过发展新的适应能力，来学会如何与这个创伤共处生活下去。可以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的亲子关系能营造安全的环境，允许孩子与父母就他的日常经验坦白交谈。这样一来，家长能发现孩子与什么人交往，有何种交际关系，辨认出不健康的因素。令人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多种原因，无法建立这种关系。施虐者是很好的观察者，有能力发现受害者的弱点，利用它，并为了达到其恶劣的目标操纵孩子。”

遭受虐待儿童如何得到治愈呢？心理治疗师埃琳娜·玛丽亚·杜密特雷斯库说：“除施虐者的病症之外，还有心理学家所说的施虐者-受害者-拯救者这三个戏剧性角色。人们学习扮演一些角色，有的人学习扮演施虐者的角色，与他等同起来，自己就会成为施虐者；另有些人会承担拯救者的角色,，在他们的关系中，愿意拯救他们所有亲人心里中的孩子, 另有些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将继续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谈到孩子遭受虐待的问题，我们越早进行干预，受害者就越有可能学到新的适应能力，甚至会得到治愈。在孩子到了成年，人格性格发展成熟后，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稳定。心理治疗中对受害者通过扮演儿童和成年人角色得到心理治疗有一套有效的方法。”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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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教育系统长期以来在各方面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因此有关机构不断提出的改革方案也许过多、过频繁。目前，罗议员正在对有关教育法提出的修正案进行辩论，并准备投票表决。与此同时，某些学校和教学人员为改善教学过程提出的方案已得到教育部的通过。目前这些项目之一的发起者、布加勒斯特格奥尔基·辛卡伊国立学院（Colegiul National Gheorghe Sincai）已经开始实施在全国三个学校试验的试点项目。这指的是，改变学年分成学期的方式。其实，从2022-2023学年以来，罗教育部就已经改变了学年分成学期的方式，用学年分成多个教学期和短期假期的模式代替了两个或三个学期的旧模式，但课程依然是按照典型模式安排的，在上述试点项目中，某些课是合并教授的。

格奥尔基·辛卡伊数学老师塞尔维亚·姆舍托尤（Silvia Musatoiu）说：“这不是全部由我们提出的新主意，但是我们决定落到实处的，这并不简单。我们为这个试点项目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那么这个项目具体做什么呢？按照教育框架计划，高中学生，就是说九年级至十二年级的学生，每周要学习14到17个科目，数量很大，所以学生不能在他们攻读的所有科目上同样好地集中注意。因此，我们决定在一个学年中重新安排课程，减少一周所讲的科目，认为这将会有助于学生。具体来说，就是每周两个小时以上的科目仍旧是整年教授的课程。所有专业，罗语课依然是整年教授的课程。每周有四五个数学课的数学-信息学科目，数学是整年教授的课程。与此不同的，每周两个小时的科目积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每周讲这些课程的小时增加了。譬如，九年级和十年级的绘画课，按照典型模式，整年每两周上一课。按照我们的模式，一学年内六周，每周三次教授这门课，这叫做一个‘模块’。”

在一个模块结束时，某些科目到学年结束时不再教授，因为内容都已经教完了。下一个模块包括新的科目，这些科目也同样要深入研究。尽管这个项目正在开展中，并且正式评估尚未进行，但学生和家长就已经做出反馈。塞尔维亚·姆舍托尤说：“学生们的非正式反馈很好，因为，每周只有八九门课，他们在该时段学习的每门课有足够的时间。这样一来，也可以采取新的教学方法。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分主题地，深入地学习研究。这并非是一个新教学系统，美国早自1950年代，欧洲自80-90年代就已经开始应用，就是减少学生一周内学习的科目。这些研究表明，学生虽然一学年学习绘画的时间仅为六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六周之后，他们所学的一切都忘了。学生如果集中精力深入钻研一个科目的话，会将学习内容掌握得更透彻，这样学到的知识就不会很快被忘掉。”

教育学院的专家与布加勒斯特大学合作将对这个试点项目的实施做研究。他们将向教育部提交评估结果，接着，有关机构决定是否扩大这种模块教学方法。目前，除格奥尔基·辛卡伊国立学院外，在另两所学校进行试验：佩德罗莎尼（Petrosani）的米哈伊·爱明内斯库学院（Colegiul Mihai Eminescu）和布勒伊拉县（Braila）杨卡镇（Ianca）的康斯坦丁·安杰雷斯库理科高中（Liceul Teoretic George Anghelescu）。本台记者征求教育专家马利安·斯塔什（Marian Stas）的意见时，他说：“坦白地说，我认为肯定会有好处，但也必须应对某些挑战。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在某一事情上全神贯注时，就开始习惯它，更深刻地了解它。我问你们，每两周一个小时学习一个科目时，学生能明白什么呢？你们猜得对啊！学得很少，而且结果很差。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每个模块包含的科目相当少。那么，学生的注意力不再像从前一样分散在多个方向，思想更有条理，把注意力集中在讲课的内容上。而且，我也读了佩德罗莎尼米哈伊·爱明内斯库学院的良好做法研究。他们发现，每周一次讲一门课的老师，发现可以每周讲两三门课。换句话说，为每个科目安排的时间比从前长。”

另外遗留下来的问题是，目前的教学大纲是否能适应学年分成模块的结构。马利安·斯塔什回答说：“我认为，这是罗教育系统最近三十年不断转变以来首次搞出有实质的形式。我指的是这个试点项目。我妻子是物理学老师。我们在家里做这种练习，介绍物理学的一种非常好的模块教学形式。结果很正确，不需要剪掉教育部通过的教学大纲的内容。这就是我们应该做到的，改变教学内容，就是说教学大纲。这完全可能，因为试点项目的宗旨是，不应该持守一种有害于学生的教育系统，而要建造一种有利于学生的，美好的教学系统。“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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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初，罗政府通过了有关专业文化工作者地位的一项紧急政令。拟定这项法律草案用了两年的时间，目的之一是协调所有没有正常员工身份，以非典型方式工作的艺术家、作家、演员的财政和社会经济状况，其次是激发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潜力，支持他们继续在劳动市场积极活动。欧盟委员会为拟定有关欧盟艺术家工作地位的法规专门建立了一个工作组。罗文化部派遣参加这个工作组的代表德丽雅·博多伊（Delia Badoi）也参与罗政府对该法律的拟定工作，谈到不久前工作的条件时她说：“拟定该法律的目的是为罗马尼亚及其它国家的文化工作者创造所需条件，允许他们按照一般性法律的规定工作。其实，已经有诸如工作法、著作权等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此外，当然还有独立工作形式，如自由职业者或通过自己的公司开展工作的艺术家。有关工作条件的法律是不完整的，没有一项特定的法律包含有关文化工作者经济问题的一系列条款。早自1980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有关这方面的一项指令以来，有关艺术家工作地位的法规试图将有关文化领域的这种非典型的，间歇工作的规定连接在一起。在同一法律中纳入一系列措施，向艺术家提供的好处和权利，使他们在文化领域能够正常开展活动，这就很有必要。”

克鲁日（Cluj）“反应堆”独立文化项目的发起者、演员多鲁·塔罗什（Doru Talos）从自己的经验知道从事一种没有获得明确公认，并不受财政管制的职业有何种风险。多鲁·塔罗什说：“我在罗马尼亚工作已经九年了，工作量有时候甚至比全职员工还大。可是，我工作卡上记录的工作时间仅为一年半。所以，我工龄很低，无法连接到退休金系统，这一切都是一些随着年龄增长成为很实际的需要。直到去年我都没有健康保险，因为支付不起。我希望，有关这方面的法律一旦开始生效，事情会有好转，我们将会有一个新框架，可以满足所有这些需要，覆盖一些很重要的开支。”

能通过有关文化工作者工作地位的法规无疑是个好征兆，因为这是调整罗马尼亚自由职业艺术家状况的第一步。多鲁·塔罗什说：“我们处在弱势，面临某些风险，因为无法有一种向我们提供长期职业身份的可持续的工作。我希望这项法律草案将会澄清在这个领域开展活动人员的身份和责任，从而向我们提供长期谋生的方式，就是说，使我们感觉到能够长期从事这个工作。我感觉到，所有在这一领域开展活动的人员都愿意做出某些贡献，但有时候只能在生活的某一阶段做出这种贡献。25岁时的需要与35岁时的需要完全不同，因此，必须澄清某些问题，以便使这个职业能够成为一种长期职业或一种在长期内能运行良好的工作。”

德丽雅·博多伊谈到该法律的具体内容时说：“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这项法律将需签署文化活动合同。这将是一种标准化合同模型。工作者将在两个地方注册，首先必须在5月25日之前填表，向税务局申报收入，并提交有关满足文化工作者地位法中确定的条件和责任的声明，接着注册在文化部。这大概是未来三年一种从未有过的试验，届时将会得知有多少人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他们得到这个地位的希望多大，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但在最悲观一种情形下，根本就不会有一个旨在改善文化领域工作的法规。那么，通过这种文化活动合同，这些人员的工作也会变得合法。”

就像任何法律一样，有关文化工作者地位的法规是可以改善的，目前该法规直接针对的人员对政府帮助他们突破难关而迈出重要一步感到高兴。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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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中，现任教育部长丽吉雅·德卡（Ligia Deca）在文案上协调了题为“有教育素养的罗马尼亚”项目，此项目出于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Klaus Iohannis）的倡议，并在总统两次任期内历经辩论。目前终于通过新教育法落实施行，来解决罗教育系统面临的极为严重的问题。在1989年的反共革命后，不同党派的历任教育部长曾不断对教育法进行修改，但未能解决师生和家长有关他们认为会严重影响教育过程，使得局面日益恶化所提出的问题。

在2016年至2017年第一轮协商后，政府于2018年启动了有关“有教育素养的罗马尼亚”项目的公开辩论。丽吉雅·德卡作为总统教育顾问直接协调项目，并参与就此进行的辩论和2021年夏天公布的最后报告，参与其中的共有60个教育机构和近1万3千各方面人士。

去年秋天罗总统克劳斯·约翰克尼斯（Klaus Iohannis）将丽吉雅·德卡任命为教育部长时强调说，“有教育素养的罗马尼亚”是一个非常需要，应当尽快纳入法律文本里的国家项目。初中教育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减少辍学率，高等教育法则希望进一步促进罗大学与欧洲国家大学之间的合作。此外能列举的其它目标是：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增加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机会，减少功能性文盲，制定适应劳动市场需求的教学大纲，发展现代的测试和评估方法，增加向弱势区儿童提供的支持等等。

其实，大多数家长和学生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为考入高中必须通过的全国评估和高中毕业会考。未来，高中毕业会考将要加上一个科目，对学生的基本技能进行评估。除此之外，另一个新鲜事情是科技专业高中毕业会考。丽吉雅·德卡最近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谈到考入高中的全国评估，她说：“未来，全国评估考试如同目前一样，学生考的科目是罗文、数学，此外按情况不同，还可以加上另一个母语，接着，在竞争高的专业可能需要分别参加入学考试，但只有60%的学位可以通过入学考试分配，其余的40%将按照学生在全国评估考试上获得的分数通过计算机分配。学生和家长应该知道的是，这些修改不会在法律能生效时立即就开始实施，更确切地说，未来两年还不要实施。我们希望能有可预测性，因此，在新教育法获得通过的第一个学年上五年级的学生，才会用新评估方式考上高中。具体来讲，取决于我们多快完成新教学大纲的日期，新高中入学考试和高中毕业会考最早生效的年度分别为2027年和2028年或2029年。”

新教育法的宗旨是，在教育过程中，以学生为核心，尽可能挖掘每个孩子的潜力。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教育部长丽吉雅·德卡解释说：“我们这里所谈的是教育模式的转变。未来教学大纲并非是由学校可选的，而是学生从学校提供的科目中可以挑选的。我们希望能有尽可能多的适合学生潜力的选修课。此外，每个学生将有自己的作品集，收集有关孩子教育过程的一切信息，允许我们在出问题时，比目前早多进行干预。法律包括有关每个教育周期的具体规定，来连接学校辅导员、班长、家长、其他教育人员等人，以便能够为每个学生确定个性化教育计划。另外，我们将通过减少功能性文盲国家项目，每年进行标准化考试，来得知，在哪些方面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在哪些领域可以为具有高性能学生提高授课水平，向他们提供更加复杂的知识。总之，我们所谈的是一种以学生需求为主的教育法。”

谈到教育人员，他们的工资和对他们的教学活动进行评估的方式将会如何呢？丽吉雅·德卡说：“最近几个月来，教育部与主要工会联合会共同努力，按照新工资法规定确定了薪金标准细则。我们早在二月份，就向劳动部提交了这些文件，寻求帮助来确定有关教育领域工资法的最后文本。我们与工会联合会直接会谈，而且工会联合会还与执政联盟中各政党的代表进行了磋商。至于对教育人员教学活动的评估，我们达成共识，共同探索如何能使诸如绩效工资等已有的工具适应新评估方法，如何能采用新工具，如校长可以使用2%的工资基金，来奖励那些积极参与学校教学项目的教师。”

暂时，高辍学率是罗教育系统所面临的一个极严重问题。据欧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罗马尼亚的辍学率在欧盟最高。辍学现象在乡村地区最为严重。其次是通过罗马尼亚15岁学生参加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量的功能性文盲率较高。他们的成绩远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换句话说，许多15岁的罗学生不明白他们所读的内容。教师及合格的学校工作人员短缺是另一个多年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最近几年来，教学终身制考试的合格率令人担忧。最近在学校日益常见的暴力行为和吸毒现象也不应该被忽视。

“有教育素养的罗马尼亚”项目的批评者说，项目的起点并不是具体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些普遍性问题。因此，他们认为，尽管要进行更新，但根据该项目对教育法的修改，与其说会解决现实问题，更不如说会进一步扰乱教育系统。

罗政府为教育改革通过国家经济复苏计划拨出了30多亿美元的款项。教育机构得到这批款项之后是否会提高罗马尼亚教育系统的水平，我们拭目以待。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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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世界的20多个国家开展了一系列试点项目来考察四天工作制的效率。某些国家已将四天工作制正式定为常规。

有关四天工作制效率的初步统计还是令人乐观的，因为减少每周的工作日可以帮助员工在私人和职业生活，压力和个人幸福感之间实现平衡。奥地利、冰岛、比利时、爱尔兰、西班牙、加拿大、日本、瑞典、丹麦、荷兰、德国、美国等国已经对此有过测试评估。具体来讲，每周四天工作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每天10小时工作的四天工作制来代替每天8小时工作的五天工作制，这就同样遵守了每周40小时工作时间的标准，但这种情况有时会使员工因压力过大感到不满。另外，与每天工作8小时，四天工作32小时不同的还有一周工作38或36小时的。一般情况下，四天工作制除了周末之外添加的额外休假日是周五，也可以是周一。在少数情况下，可以实行混合工作时间表，一半的员工周五休假，另一半周一休假。

在大不列颠，92%的企业测试四天工作周而没有增加每天的工作小时，并打算继续进行测试，30%的企业将永久实行新工作制。尽管这会彻底改变罗马尼亚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但据BestJobs招聘平台最近的调查表明，目前只有40%的企业会接受这种工作制。

考虑到最近几年来，在劳动市场呈现大量员工辞职或减少在工作上付出的努力的倾向，这项新措施将会增加对员工的吸引力。调查还表明，根据劳动法的规定，每个工作单位，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重新分配工作。换句话说，可以选择实行40小时的工作制，就是说雇主可以选择是否愿意减少工作天数。

BestJobs的调查表明，80%的雇员希望每周工作四天，甚至如果需要每天工作10个小时，但40%的雇主担心这样会影响员工集中注意的能力和生产力。近35%的雇主担忧，在长期内，员工将会因每天工作量过大而感到疲累，尽管国际试验的结果相反。

被调查者说，在假日他们将会和家人一起过时间（大约60%），处理工作时来不及处理的行政任务（大约45%），在他们的爱好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大约40%），或休息（近40%）。换句话说，休息日将会帮助他们有更平衡的生活方式。

BestJobs的市场经理安娜·维山（Ana Visan）说：“目前，四天工作周就如同新冠疫情时期的远程工作，被视为一种例外。员工非常欢迎这个工作方式，这并不出乎意外，尤其是因为最近几年人们的心理健康受到不良影响。调查表明，员工希望有更多的业余时间，来解脱工作压力，与家人亲戚朋友共度更多的时间，或在有利于心身健康的体育活动上花更多的时间。雇主应该对这项措施更加开放，因为这将会受到员工的好评，并将会吸引专业素质高的员工。此外，可以找到分配工作的新方式，以确保每工作日有员工在办公室，来满足客户的时间日程表。”

BestJobs招聘平台的调查还表明，40%的员工用混合工作方式工作，29%全部远程工作，28%在办公室工作。每家公司的混合工作方式不同，这样一来大部分人，更确切的说37%的人每周一天在办公室，四天在家里工作。另外，20%的人每周三天到办公室，28%的人每周两天到办公室，14%的人每周一天在家工作。

另一家招聘平台eJobs的传讯主管安娜·克鲁格鲁尔（Ana Calugarul）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罗企业目前对四天工作制很开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在新冠疫情前就已经测试过这种工作模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证明不太有效，正好相反，员工的效率受影响，因此恢复到五天工作制。雇主肯定会看国外的结果，看国外企业以这种工作方式得到的结果，尤其是因为员工希望能够享受这种便利。目前很少有人考虑到实行这项措施，至少在不久的未来。”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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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在土耳其发生的地震震撼了世界，而搜救犬救援团队成为公众舆论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支由人和狗组成的混合救援团队奋勇抢救废墟下在生死之间挣扎的受害者。

利维奥·约内斯库（Liviu Ionescu）是总部在我国南部克拉约瓦市（Craiova）国家犬类教育中心的主任。他也亲自前往土耳其参加志愿援救活动，他是罗马尼亚最能向我们解释训练搜救犬为何这么重要的专家。他说：“三十年来，我们在国家犬类教育中心试图编制一个搜救犬数据库，这包括用于各种搜救活动的狗，如：寻找失踪人员的狗，在废墟下寻找人员的狗，从水中救人的狗等等。这是我们全心努力的一个事业。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训练狗，提高狗的智力，使其外观更美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因素，就是说在所有地区和城镇都会发生自然灾难或技术灾难等各种紧急情况，这时搜救犬会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提醒动物爱好者，动物饲养员，无论他们是否是罗马尼亚育犬协会还是其它育犬小组的成员，要对每一只狗进行测试。”

搜救犬的选择既困难又现实。在主人带着狗对其技能进行评估，或犬类教育中心发现有这种技能的狗的情况下，必须满足一些非常严格的标准。因此，要分阶段测验，而且最多5%到10%的狗可以参加培训专业搜救犬的课程。利维奥·约内斯库解释说：“这个拣选要考虑到狗的气质、性格、适应能力、开始训练的年龄、居住地区、日常活动区域、训练专业等因素，训练持续期一般在六个月至两年之间，有时候甚至会持续三年，之后这些狗必须经过一些国际正式考试，在参加考试、测试和比赛时，才能看到它们的真实价值。在这之前必须经过某些训练水平和测试，所有这些阶段通过之后，才可以参加或被纳入国家搜救犬队和国际数据库里，在任何有紧急需要的情况下被呼召参加搜救活动。”

狗训练专家使用的测试用于各种狗，换句话说，没有一种注定能参加搜救活动的犬种。不过，一只狗越早被测试，越快参与训练效果就越好。受到训练之后，这些狗就有能力参加搜救活动。这些被训练的狗有何种技能呢？国家犬类教育中心主任说，一只狗可以钻进两三米深度的地方，甚至在不能使用高性能电子视听系统的情况下。理论上讲，一只搜救失踪人员的狗可以在二十分内对五万平方米的面积进行寻找，效率比任何仅由人组成的援救团队高至少三倍。在由人和狗组成的混合团队里，人与狗必须由完美的契合。

搜救狗确实能闻到生物的气味，罗马尼亚的搜救狗经常在国际犬比赛中赢得奖项。罗马尼亚在国际范围搜救犬的训练情况如何呢？利维奥·约内斯库说：“罗马尼亚救援搜救活动被认为还在初步阶段。如果说，其它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开始挑选能参加这种援救活动的人和狗，那么罗马尼亚在1993-1994年之后，才开始按照国际标准大力发展这个活动领域。国家犬类教育中心的数据库包括30只援救搜救犬。令人遗憾的是，人类的这个沉默的朋友，这个加入任何家庭里时都不知不觉成为一种心理治疗的动物，它们的生命和活动期间非常短，能提供帮助的时期为7到9年。我们为了拥有足够的搜救狗争分夺秒地开展活动。如果它能到达14岁，都能毫无条件地为我们提供帮助。但我们应该考虑到它们的身体状况，在3至9岁的年龄之间使用它们，之后会发生各种问题，它们的搜救效率也会不太理想。”

国家犬类教育中心主任利维奥·约内斯库说，我们不能说一个国家、地区或大陆拥有足够的援救搜救犬。这些拥有特殊技能的狗的拣选和训练过程必须继续下去。利维奥·约内斯库以国际犬类联合会世界搜救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还补充说，在土耳其的大地震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为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协调而进行重组的需要：“我们正在重新定向，对多国共同干预、沟通和训练策略进行调整修改。我作为项目协调员研究世界某些地区公民意识的适应能力、速度、强度、接受度等等。我们试图提高实际情况下的效率，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世界犬类三届锦标赛上，在土耳其大地震期间，罗马尼亚搜救犬取得亚军和冠军称号。犬类学就像信息技术一样有着飞跃性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有对未来的思考，想想一个犬类搜救队在5至10年之后将会如何。我认为，地震会持续下去，并将会继续有人员因各种原因而失踪，因此我们必须为使援救搜救犬成为一种有效援救工具的各种活动形式做好准备。我们的搜救犬在土耳其临阵搜救和在最近三届国际犬类联合会世界犬类锦标赛上都取得好成绩，我们有名片有好名誉和我们的思维方式。我在国际范围内发展了这项计划，这项计划以我的名字命名，罗马尼亚的克拉约瓦成为全世界搜救犬的一个重要基地。”

援救搜救不仅是一种体育活动，而是一种无条件的社会和人道主义活动。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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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有近350万乌克兰难民进入罗马尼亚，其中约有10万人暂时留居我国。据劳动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其中5700余人签订了劳动合同。鉴于在罗马尼亚留居的大多数乌克兰难民是携带学龄和学龄前儿童的妇女，其中大部分可能业已在此地找到工作。她们中间有不少人接受塞内卡协会（Seneca Association）的援助。这个民间慈善组织还经营一家书店。塞内卡协会的奠基人阿纳斯塔西亚·斯达伊库（Anastasia Staicu）由于她的母语是俄语，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前往罗-乌边境向入境难民提供翻译服务。

随着最初在边境提供的援助逐渐扩大，阿纳斯塔西亚·斯达伊库就开始帮助随后来到布加勒斯特的乌克兰母亲、女儿、祖母们融入罗社会。她说：“目前在塞内卡协会已有两百多人学习罗马尼亚语，而且是密集的罗语课程。我们与他们结成了朋友。今年，塞内卡11名员工中的3名是乌克兰人。我还专门改装一个房间成为教室，可容纳20人。然而要不是有洛蒂卡·佛古泽（Rodica Fagut）这位完美的教师，这一切努力都会归于无用。我们不仅为她们提供速成罗语课程，而且还协助她们融入文化领域及社会，和她们一起去剧院，一同观赏新旧罗马尼亚影片，成了确实致力于融入社会的社团。”

阿纳斯塔西亚·斯达伊库将3名罗语语言理解能力达到相当不错水平的妇女雇佣为图书管理员。就业之后，她们的经济状况也相当不错。在乌克兰战争看起来将会持续不断的情况下，她们努力适应一个陌生国家的生活条件。阿纳斯塔西亚·斯达伊库说：“在报名参加课程之前，我们让她们填写有关为何愿意学习罗语的问卷表。如果说，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她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能够在街上进行交际’，‘和已经认识的人聊聊天’，那么目前，50%以上的人说，愿意就业，长期居留在罗马尼亚。”

由于是母亲，大部分妇女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儿童。罗政府向他们提供几个可以继续就读的试点教育中心。不过，由于这些学校不够，政府决定，从下一学年开始将乌克兰儿童难民融入罗学校里。但这项决定产生许多问题。阿纳斯塔西亚·斯达伊库解释说：“在布加勒斯特开设了六所枢纽学校，在全国各地更多。据我所知，从下一学年开始，这些儿童必须融入罗马尼亚学校里。从法律上讲，他们首先应当上预备罗语课程。但他们在没有上预备课程的条件下，报名罗学校里将会给他们造成新的心理负担。年龄小的也许会适应情况。但13至17岁的青少年势必与其他罗马尼亚学生一起学习一个并不容易学的科目。我明明知道这对他们来说将会很困难。妇女们将儿童视宝贝，知道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发展上，所以希望得到更大的支持，一种有组织的，尤其是教育上的支持。”

来自乌克兰，最重视儿童发展的妇女之一是卡德琳娜（Caterina），她一年前带着孩子来到罗马尼亚。下面请听她讲述的故事：“我来罗时，就像其他难民一样，心里感到抑郁，因为离开家园，带着孩子过境往一个陌生的地方很不容易。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明白了要振作起来，因为我是唯一要对孩子负责的人。首先我找到工作，在一个社会救助中心就业，帮助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寻求住宿、交通和法律文件的母亲们。接着，很幸运地被塞内卡协会雇佣，全体工作人员很热情，互相帮助，也帮助其他乌克兰公民。我全家人，丈夫、父母、祖父母都留在乌克兰了。我们尽可能与他们保持联系，大家都希望终于能获胜全家团聚。”

塞内卡协会不仅帮助卡徳琳娜找到工作，而且建立一个主要由来自乌克兰的女难民组成的援助网络。这样更容易应付这个极为艰难的时期，让难民保持微笑和乐观。另一位名叫塔蒂亚娜（Tatiana）的乌克兰妇女，一年前和她12岁的儿女、三只猫和一只狗一起来自乌克兰，她也试图抱着乐观的态度适应情况。她们受到了一个已经在罗马尼亚定居的朋友的帮助。在克服了离乡背井的痛苦以及旅途和过境的困难和紧张之后，塔蒂亚娜努力学习罗语，成为图书管理员，逐渐适应情况。塔蒂亚娜说：“帮助我们的朋友擅长划皮划艇。他每次带着皮划艇去旅行时都邀请我们陪伴他。他还给我们找到了住房，我有这么多的宠物，找到住房不容易。但对我来说，头四五个月是探索罗马尼亚的时期。目前，一切都容易得多了。我在这里开始学习罗语，这就改变了一切，让我不再感觉像一个陌生人。谈到我的女儿呢，对她来说，适应新情况更难一些，不会讲罗语，就很困难。但周围的环境很好，人们热情好客。师生都很开放，而且她英语非常流利，这很有助于她。她也开始适应新条件，但这需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这些妇女在罗马尼亚居留的时间看起来也会很长。但坚持不懈的毅力和努力使她们超越了避难时最幸苦的时刻，她们未来肯定更会勇敢的应对新挑战。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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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前的7周斋戒期开始了，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做好心身洁净，准备迎接主耶稣复活的重要时期。这段期间“禁食” 的饮食控制传统是众所周知的。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析一个新问题：就是空前多的劣质量食品，所谓的“素食垃圾食品”充斥了市场的现象。这些所谓素食品味道鲜美，但很少有人考虑到这些食品含有的添加剂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就像我们已经习惯的其它垃圾食品一样，这些素食品含有的添加剂同样危险。如果我们要禁食吃素，那么就吃素，这是没问题的。但，让我们看看，放入锅里五分钟就煎好的现成素食汉堡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多大的危害。功能健康教练、克劳蒂亚·布内齐（Claudia Buneci）对此做出解释，告诫我们为何应该避免吃这种食品。她说：“素食垃圾食品最大的缺点是，这种素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里边含有防腐剂及许多莫名其妙的添加剂，与我们熟悉的配料不同，或包含不健康的色素或对心血管系统及身体健康非常危险的反式脂肪，或含有大量糖分或盐分，因为糖和盐能覆盖基本味道。实际上这些加工品在体内产生更多的炎症，不能对我们身体的细胞提供营养，反而因难以吸收营养而折磨着它。”

我们在大斋期并不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地节食。营养专家强调说，简单的食品又营养又好吃。素食味道可口，犹如给身体送一份礼物。俗语说，“健全的心，寓于健全的身体中“。克劳迪娅·布内齐告诉我们如何能避免挨饿，因而缺乏重要的营养素，她说：”健康的素食味道可口。我希望听众记住这件事儿，我们不应该折磨自己，但应该记住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健康的素食让我们有腹饱感。我想强调的是，斋期的每一顿饭应该包含植物蛋白，比如：鹰嘴豆、扁豆、豌豆、蘑菇、藜麦、荞麦、奇亚籽等等。我们的饮食必须含有植物蛋白是因为这给我们提供能量、强壮我们的肌肉，在这段期间不应该搞得我们一直感到肚子饿，每隔一个半小时就想吃些食物。我并不是说，大豆不是一种健康的植物蛋白来源，但我劝大家吃发酵大豆，然后是有机的未发酵大豆，再就是传统的非转基因大豆，我们吃这种蛋白质时，不应该是来自加工的食品，而应该是尽可能自然的形式，这就是煮黄豆或传统的豆腐。当然劝大家吃很多的蔬菜。大斋期确定在一年中的特定时期，这并非偶然，这是我们除了洁净心灵，要清洁身体，来支持我们肝脏正常功能的最佳时期。这是很多绿叶蔬菜及其它蔬菜葱绿生长的季节。所以，我们应该在各个层面受益于此，心灵和身体都要洁净。我劝大家多吃蔬菜和一些准谷物，如：藜麦、小米、荞麦等等，这不仅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来源，而且又是高质量的复合碳水化合物来源。另外，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但我们应该吃的是全燕麦，避免吃糖分高的燕麦片。”

除此之外，时而吃一把核桃，能给身体提供健康的脂肪，并很快产生饱腹感。功能健康教练克劳蒂亚·布内齐还建议：“可以吃一些坚果和种子，但这不是我们的营养基础，在我们食品总量应该占相当小的比例。如果吃些现敲碎的坚果这最理想。我这里想提到的是南瓜子、亚麻籽、齐亚籽、芝麻，最后三个应该在食前磨碎或浸泡，因为这样更容易消化吸收。盘子里应该有多种彩色的食品，我们吃的饭菜应该是产生饱腹感的。我们一定需要蛋白质和糖类，就是我们从准谷物、谷物、从土豆和甘薯等蔬菜里吸收的糖类和从橄榄油、鳄梨油、亚麻籽油等高质量食用油中吸收的脂肪。我们必须吃含所有常量营养素和尽可能多的微量营养素的完整膳食。”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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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化不仅具有本身价值，同时又是一种展示其它价值的工具。“文化空间”在现代世界里不仅是专门指示文化活动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些社会政治原则和态度的载体。在罗马尼亚弗雷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基金会的支持下，作了题为“中小城镇年轻人的文化消费”的研究，试图发现小城市的文化活动在什么程度上与女性主义观点相交，并了解年轻妇女是否把文化活动与某些社会价值联系起来。这次研究的背景是小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很差：公共图书馆少，电影院普遍被关闭，文化中心不再运营或转作其它用途。参加此次研究的有225名年龄在13至20岁的青少年，其中75%以上是女性。

研究的协调员卡门·沃伊尼亚（Carmen Voinea）解释说，女性占多数并不是因为调查的作者故意让很多女孩子参加，而是因为许多女孩子愿意填写问卷表或参加访谈。她还补充说，被调查者认为，在文化消费和某种性别问题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我从他们的答复中发现，在与文化消费的交汇点出现与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相关的较广泛的一些问题。他们提出的需要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LGBT）等人也能感到安全的文化空间。另外在访谈和问卷表中出现的其它问题是，通过文化解决社团里出现的需要。与我们交谈的许多人说，他们通过一些机构和组织包括公司，得到有关女权主题的信息。我们希望知道他们对这些空间主观的感觉。尽管我们拥有博物馆、图书馆、文化中心等，但这些空间也许对年轻一代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些机构的内容不适合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积极参与文化活动或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活动共同创造者。填写问卷表的大多数人是女孩子也许表明她们比男孩子对文化消费更感兴趣。”

年轻人的文化消费取决于文化基础设施及其提供的文化项目，同时从年轻人的文化习惯上可以看出文化项目有多丰富：“首先，我发现，青少年最常见的文化活动是单独在家里进行的，因为在公共场所开展的文化活动单调，并不适应他们的需求。此外，尽管其中的很多人认为，去电影院有意思，有吸引力，但45%的年轻人说最近一年没有去电影院，48%的人说为了去电影院必须到别的城市。”

在这种条件下，年轻人希望在他们的城市里能有电影院。此次调查表明，在他们心理的地图上，很多当地已经被关闭的旧电影院是一个重要的地标，甚至对那些从未进入电影院的人来说也一样。尽管如此，有关年轻人文化消费的研究也带来了一些令人愉快的信息。卡门·沃伊尼亚说：“图书馆在年轻人的心里所占的地位令人惊讶。在某些城市，图书馆向年轻人不仅提供阅览室和借书的空间，而且提供一个可以提出建议的空间，譬如，韩国文化和卡拉OK晚会。一名少女说，她在科勒拉什（Calarasi）最喜欢的地方是图书馆。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些空间，来让年轻人得到发展，成为共同创造者来直接参与文化消费。其实 ，年轻人最常去的空间仍然是公共空间。他们的消费文化里有70%的空间是公共的。另一方面，在谈到女权主义问题时，主要是在私人空间里组织的非正式活动。总而言之，尽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依然是年轻人最常去的文化空间，但这些地方对与女权主义相关的问题不够开放。”

题为“中小城镇年轻人的文化消费“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官员需要复苏公共文化空间的活动，并让这些活动更具有包容性，因为有有这样的需求的群体。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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