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社会采风

2024年发生的两起工作场所死亡事件引起了专家的关注。此外，2025年2月，一家罗马尼亚公司首次因一名员工的职业倦怠在法庭上被判有罪，该公司被要求支付精神和物质损失赔偿。数据也证实，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水平不仅仅影响个别案例。最近一项针对3500名罗员工的调查显示，48%的人经常或非常频繁地在工作中感到焦虑，43%的人每周最多只花三小时放松。

科琳娜·尼亚古（Corina Neagu）在人力资源领域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她是一家咨询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帮助企业挖掘员工的潜力，并让员工发现自己的才能。她认为，过去35年罗马尼亚的低教育水平和情感教育的缺失是导致与工作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因素。科琳娜·尼亚古认为，罗学校在培养学生未来所需技能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她说：“罗教育系统导致我们根本无法培养足够的能力，也不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父母要么在国外工作，要么情感上缺席，要么家庭关系不和谐，要么面临贫困——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还有各种形式的虐待。许多父母自己都不知道如何与自己相处，更不用说管理与孩子的关系了。因此，所有这些因素导致我们民族，在情感和心理状态上并不理想。在一个文明、健康、正常的国家，应该有预防政策，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有组织层面的预防和福祉计划——旨在鼓励工作场所的心理健康和安全感。”

科琳娜·尼亚古认为，我们民族在过去形成了一些行为模式，现在是时候打破这些模式了。在这方面，恐惧是共产党政权时期的主要控制手段，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等级关系。缺乏团队合作文化、被误解的个人主义以及羞耻感是我们人际关系中的一部分，这一切都是我们继承下来的其它文化特征。科琳娜·尼亚古说：“另一个文化模式是，我们过去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反馈。如果我们开口说话，就会被告知‘回房间去，现在是大人说话的时间’。更不用说在家里和学校中存在的惩罚手段了。这种模式至今仍在延续。”

在人力资源领域，越来越多的专家指出，企业在员工的福祉以及整个社会的福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科琳娜·尼亚古证实了这一点，她说：“企业不是第三方，而是由一些需要做出决策的人领导的。关心员工的决定应该是任何企业和任何领导者的优先事项。为什么要关心你的员工？因为员工会关心你的客户。这非常简单。这是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说的，不是我说的，但他说得非常好。也就是说，这一点极其重要——关心不仅仅是月底发工资，还要为他们创造空间、氛围、文化和环境，让他们感到真实，并能够以真实的方式展现自己。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来公开洗脏衣服的，而是没有任何威胁或后果地表达自己——如果我给出反馈，不会因此遭受任何创伤；如果在讨论中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们有不同意见，我会感到舒适地表达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可以表达我的想法，而不会因此受到惩罚、骚扰、虐待、边缘化或被解雇。”

去年由BestJobs平台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罗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降至过去三年来的最低水平，仅有30%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在同一项研究中，60%的员工表示工作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和专业人士正在帮助公司和员工打造更健康的工作环境，让健康的沟通和同理心主导人际关系。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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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被罗马尼亚东正教圣议会宣布为罗马尼亚宗主教区百年纪念年。罗议会也通过了相关法律。实际上，今年的庆祝是双重的！自罗马尼亚东正教会1925年2月4日提升为宗主教区已过去100年，而其自主权在140年前，即在1885年4月25日，得到承认。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欢庆的时刻，也是一个进行百年总结的良好机会。

除了日常的礼拜活动或对医院、孤儿院、监狱或养老院提供的宗教援助外，罗东正教会还开展了大量的社会慈善活动，支持弱势群体或面临各种问题的人们。罗宗主教丹尼埃尔（Patriarhul Daniel）的社会问题顾问、神父奇普里安·约内泽（Ciprian Ioniță）简要回顾了这些活动的历史。他说：“这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要爱邻舍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作为教会，我们一直在修道院旁设立社会医疗中心，最近其中一些中心已获得认证和授权，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服务。1990年后，我们成立了多个基金会，如罗宗主教区的Diaconia协会、圣马克林纳基金会、以及位于雅西的“团结于教会”基金会，后者拥有东正教会最大的医院。这样的机构非常多！我们在social-filantropic.patriarhia.ro网站上发布了所有社会服务的最新地区。那里列出了教会目前提供的所有服务。每个教区至少有一个社会慈善部门，设有顾问和教区检查员，还有非政府组织。神父若想在教区开展活动，可以向教区寻求指导，或直接向我们宗主教区求助。罗宗主教区还有一个联合会，汇集了教会最重要的27个非政府组织。”

慈善联合会的行动通过其下属的协会和基金会，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开展活动。只是由于乡村地区需要帮助的人更多，因此对那里的支持也更大，约占60%。奇普里安·约尼泽神父说：“我可以给您举一个今天的例子！慈善联合会有一个名为‘让老人微笑’的活动——我们帮助弱势老年人。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个来自巴克乌（Bacău）和哈尔基塔（Harghita）两县交界处教区的请求。我们有一个活动，提供免费眼科检查和眼镜。我们带着志愿者去为老年人做检查，然后回到布加勒斯特，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定制眼镜，再送回去，或者由神父代领。今天我们就收到了70人的请求。神父来了。我们在脸书页面上公布相关活动的信息。他看到了，给我打电话，我让他先联系罗曼（Roman）和巴克乌大主教区的社会顾问，我们一起提交了请求，并呈交给宗主教，当然他不会拒绝我们。”

教会帮助老年人——他们是数量最多的受益者。此外，教会还帮助了大约13万名命运多舛的儿童、单身母亲、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无法糊口的人，以及需要咨询的人——例如失业者或成瘾者。罗宗主教的顾问说：“慈善联合会提供培训，我们开设了成瘾咨询专业课程。最初，我们认为这对神父们很有用，但后来我们收到了许多来自教师或在成瘾中心工作的人的请求。在这门课程中，我们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成瘾——酒精、数字成瘾、毒品成瘾。这门课程近来深受欢迎。课程面向那些想帮助成瘾者的人，但两年前在特尔古·穆列什（Târgu Mureș），我们也开设了一门课程，参与者是那些已经摆脱成瘾并希望帮助他人的人。”

这门对抗成瘾的课程自2022年开设以来，已经培训了约500人。此外，专业课程和职业培训也备受关注。例如，未来东正教会希望发展自己的家庭护理网络。奇普里安·约尼泽说：“我们认为老年人非常脆弱，需要帮助，因此我们希望在整个宗主教区范围内建立一个家庭护理网络，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统计数据显示罗马尼亚正在成为一个老龄化国家，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支持这些人。这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计划的项目之一。此外，我们还为儿童开展了多个项目！我们也有生态领域的项目！罗东正教会还与摩尔多瓦共和国一起发起了多项倡议！我昨天刚从一个关于家庭暴力的培训班回来，我作为培训师为摩尔多瓦的神父授课。我们有很多项目！”

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为海外罗人开展的众多项目！

罗宗主教区一个世纪的存在和丰富活动——正如宗主教丹尼埃尔所说的那样——充满了许多祝福，但也经历了一些艰难的考验。“从社会慈善活动的角度来看，最困难的是什么？宗主教顾问奇普里安·约尼泽神父表示：“最困难的时候是当我们因资金不足而不得不关闭一个中心时，我们会思考如何将依赖该中心服务的人转移到其它中心。但感谢上帝，如果一个中心关闭了，可能会有两个新的中心开设。例如，2022年我们有767项服务，而今年我们有867项，增加了100项。”

罗宗主教的社会问题顾问、奇普里安·约尼泽神父是一本关于东正教会百年社会慈善工作的传记的合著者。这本书将于10月出版，届时罗宗主教区百年纪念年将达到高潮，布加勒斯特国家大教堂将举行盛大的祝圣仪式。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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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女性仅占科学研究人员的1/3，而且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年中一直保持稳定。然而，在更高层次，即担任领导职务和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女性仅占12%。

据2023年的数据，在罗马尼亚，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毕业生中占41%，高于欧盟32.8%的平均水平。排在其后的是波兰和希腊。然而，罗马尼亚科技领域的女性博士毕业生仅占罗总人口的0.24%，在欧盟国家中排名最后。此外，罗马尼亚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就业的人员中，只有1/5是女性。科学专家认为，我们不应仅仅关注那些显示罗马尼亚从拥有科学学士学位或从事科学工作的女性的占比来讲，名列前茅的数字，而应更多地关注女性在高级研究职位中所占比例较低的问题。

罗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明显参与度，即我们在该领域的女性毕业生所占比例最高这一事实，可以归因于共产党政权时期的政策。以社会现代化为目标的妇女扫盲和职业化工作并非基于性别平等政策或女权运动。

一些解决方案来自学校，来自直接受到这种不平等影响的女孩。2024年5月至6月，由联合国资助的“Girl Up Neuroscience”组织发起了“女孩参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项目，该项目由十名年轻的高中女学生领导。

国家东部加拉茨（Galați）瓦西里·亚历山德里（Vasile Alecsandri）国立高中十二年级的学生、“Girl Up Neuroscience”组织主席玛丽娜·苏瓦克（Marina Suvac）说：“我注意到女性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不足，而我对神经科学充满热情。神经科学也就是我的个人爱好，现在有很多女孩参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以高中生为中心，但我想我应该在神经科学领域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因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是一个更大的领域，包括很多的内容，这就是‘Girl Up Neuroscience’组织的基本由来。我还发现了‘Girl Up Neuroscience’这项国际倡议—他们有一个非常详细的网站，提供很多信息。我通过这个网站了解到他们，希望以某种方式参与到改变世界的活动中。”

虽然有一些项目旨在鼓励女孩进入这些领域，但玛丽娜说，这些项目主要针对高中生。在她看来，这个阶段已经太迟了：高中生的情况已经选定，科学更多是男性领域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当被问及她们在不上课的空闲时间都做些什么时，玛丽娜·苏瓦克回答道：“我们已经在网上举办了九次网络研讨会，这是全国性的活动，我们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演讲者。有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女性演讲者，有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领域的女性，也有女权主义领域的女性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女性。今年我们还邀请了心理健康方面的女性。‘参与科技工数领域活动的青少女’是我们今年暑期举办的活动，自6月至8月开展，包括一次会议和三个研讨会–都是动手研讨会，即邀请10至14岁的女孩动手做实验的活动。”

说到女性在科学领域缺乏代表性所带来的实际影响，玛丽娜·苏瓦克（Marina Suvac）说她有切身感受：“我九年级时攻读的高中专门培训学生在奥林匹克竞赛上，主要是科学竞赛上获得杰出成绩。我们班的专业是计算机和化学。”

“Girl Up Neuroscience”组织的活动的参与者是在罗马尼亚理科院校毕业或在罗马尼亚国内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工作的妇女。除了会议、网络研讨会和包含数十个实验的讲习班之外，由两百多名高中生志愿者组成的“Girl Up Neuroscience”团队还在网站上发表了大量解释性文章。所涉及的主题包括情商、创伤的影响、多巴胺回路、神经多样性和性别平等。

2021年在7个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父母的性别成见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的长期存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答复，参与调查的父母在被要求想象科学家时，想象男性科学家的可能性要高出六倍（85%），在想象工程师时，想到男性的可能性要高出八倍多（89%）。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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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死于各种癌症的消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这种疾病的受害者！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体现–一项分析全球统计数据并关注14至49岁人群中29种癌症类型的研究显示，1990年至2019年期间，癌症发病率增长了约79%。

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例外。罗马尼亚的现实情况十分严峻–癌症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死因：17%的人死于癌症。在欧盟国家中，罗马尼亚的癌症死亡率排名第一，比欧洲平均水平高出48%，每年有2万多人死于癌症。

为什么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患病率会增加？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生活方式，包括营养，这也是布加勒斯特弗洛里亚斯卡急诊医院（Spitalul de Urgență Floreasca）肿瘤外科医学博士米尔恰·贝乌朗教授（Mircea Beuran）的研究课题。他说：“生活方式的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但从肿瘤学研究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方式的改变，随着有毒物质、饮食、习惯等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慢慢地出现了。所有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的基因变化的背景下，为它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根据国际分析–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区年轻人的癌症发病率不断上升。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数字，但并非是依赖于纯粹的国家统计数据，而是根据弗洛里亚斯卡医院的记录，在我们医生与这些年轻病人的会面中，我们看到消化道、食道、结肠、直肠、小肠、附属腺体–肝脏、胰腺等癌症的数量呈上升趋势。每天，弗洛里亚斯卡急诊医院的手术室都有两个、三个、四个错综复杂的结肠癌、直肠癌等等。这与很多因素有关–饮用碳酸饮料、能量饮料、酒精、吸烟、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工作压力大等等。还有很多人沉迷于蓝色辐射下的活动，比如电脑显示器、平板电脑、手机。他们中有些人睡眠不足，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也出现在他们的孩子身上。

米尔恰·贝乌朗教授认为，最常见的癌症类型是结肠直肠癌，他将其归咎于饮食不当。米尔恰·贝乌朗说：“我指的是我们吃的很多食物都是经过超级加工的。这种超级加工除了在食物中添加大量有害物质，如色素、防腐剂、特殊气味等，所有这些都是对食物化学性质的一种补充，无法满足消化和中和毒素的需要，它们通过日复一日的直接接触，只能在细胞层面产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细胞变化会形成肿瘤。各种肿瘤。蔬菜、水果，越多越好！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饮食选择与不吃非家常菜有关。

医生还建议，一天中的最后一餐应在晚上七点中左右进食。当我们进食时，不要吃得太饱，让身体有足够的安静来处理碗里的食物。至于夜餐，那更是一种折磨。

国际医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酒精饮料应该像烟草一样，贴上癌症风险的警告标签。米尔恰·贝乌朗博士教授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说：“ʺ饮酒，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与七种癌症有关。长期饮酒，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会改变人体的肥胖行为。如果酒精与吸烟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相结合，只会导致非常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口腔。因此，这些长期饮酒者会患上口腔癌、食道癌、咽癌、喉癌、肝癌、结肠直肠癌和女性乳腺癌。酒精会增加激素水平，尤其是雌激素和胰岛素。雌激素和胰岛素作为激素，除了导致细胞分裂、更频繁地繁殖外，没有其它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一定程度，身体无法再控制这种分裂，它们就会变成癌症肿瘤。

换句话说，要注意数量和质量！长期奉行危险的生活方式会毁掉我们的健康，甚至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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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否会引发失业危机，使人类劳动变得无关紧要，这是当今时代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尽管一些较为乐观的预测认为，人工智能只会取代那些重复性的工作，即不需要员工创造力和创新的工作，但媒体和创意行业的员工清楚地意识到，情况可能比这更加严峻。超过1/3的翻译工作者的工作量因人工智能而减少了，而一些公司甚至裁掉了撰稿人职位，只保留最低限度的员工，以使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听起来更人性化”。此外，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46%的受访者担心人工智能将会取代新闻记者和书籍作者。

卢伊扎·巴恩亚伊（Luiza Banyai）是一位拥有20多年人力资源经验的专家兼组织转型顾问。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然而，雇主和员工对此都应当担责任，她说：“首先，人工智能的出现应该激发学习的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学习——也就是说，我的老板不能为我的个人发展负责，但他有责任确保我拥有必要的工具和知识，能够胜任我被雇佣的工作。或者，我能够在公司内成长，因为这对我和公司都是有利的。最困的难并非是提升一个人的技能，而是让他在文化上适应。一旦我在文化上适应了一家公司，了解公司的运作方式，理解业务，那么实际上，投资于我的成长是最容易的，这样我就可以迈向其他职位。这是经理的工作。而我的责任是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卢伊扎·巴恩亚伊认为，对于那些直接受到人工智能影响的人而言，由于对他们所精通的职业不再有需求，恐惧会产生负面影响。专家建议采取另一种态度：“每次都是一个过程，我需要回到起点，理解我想要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我做的哪些事情是可以获得报酬的？我做的哪些事情不再有市场？好吧，我可以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来保持自己的相关性？然后你就需要开始学习其他技能，仅此而已。一切都在变化。几年前有主播这个职业吗？有Uber吗？有做全球翻译能力吗？未来会出现人工智能伦理专家，会出现假新闻检测员，这些职位在公司中将会变得非常重要。”

专家认为，近年来在罗马尼亚，人力资源部门的能力发展没有得到足够且有效的投资，因此人力资源无法在组织发展和员工成长方面发挥最大作用。此外，专家还认为中层管理者的能力没有与公司基础设施有机且协调地增长，导致这些管理者不知道如何以可持续和健康的方式发掘团队中的人力潜力。担任这些职位的人不再拥有必要或合适的工具来帮助他人成长、保持积极性和参与感。

卢伊扎·巴恩亚伊说：“这就像2008年至2009年的上次大危机一样。当然，之后我们还经历了其它危机，比如新冠疫情等等……现在我们又面临新的挑战。但当时的情况是：公司需要迅速走出困境，生存下来。因此，他们需要那些专注于交付结果的人。这些人成长了，交付了结果。但他们交付的只是业务/流程的结果。在人员管理方面，要想提升管理能力，你需要以有机和战略性的方式进行投资，促进发展。你必须教会经理如何使用工具。你必须履行你的职责，教会他们，然后为他们创造一个适合应用的环境，但当时已经没有时间了。因此，许多人只是被赋予了头衔和职位；在某种程度上，职位提升被用作一种保留员工的手段，这是错误的，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只会形成安全感，而不会带来发展，不会形成参与感，只是一种合同的安全感。这在公司行为中是显而易见的，体现在压力中，体现在缺乏领导者的事实中，因为经理的角色最终也是指挥者。就像一个乐队的指挥，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他可以如此微妙和美好……。”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50%的罗马尼亚员工认为，公司目前的再培训/提升计划未能培养出适应现实生活场景的沟通和人际关系能力（软技能）。在大公司中，这一比例上升到56%。

卢伊扎·巴恩亚伊认为，公司在员工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有机会为人们提供有用的技能，不仅在工作中，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学会有效沟通、参与决策、提供和接受反馈，这些品质有助于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因此，那些拥抱持续学习的组织将拥有能够应对时代变化的员工。对他们来说，技术将成为盟友，而不是恐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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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成本是欧盟最大的家庭支出，房价和租金上涨、建筑成本高昂和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只是其中的部分影响因素。罗马尼亚的情况又如何呢？“住房必须被视为一项基本权利，所有欧盟公民，包括年轻人和弱势群体，都应享有体面和可持续的住房。这是去年年底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届住房论坛上发出的一致声音。”

202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欧盟近一半支付房租的居民认为，他们在未来三个月内将面临因无力支付房租而不得不离开住所的风险。与此同时，无家可归正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问题之一，将近一百万人无家可归。

欧洲住房组织（Housing Europe）秘书长索查·爱德华（Sorcha Edward）认为，当前的住房危机有很多方面。除了与居住不足的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过度拥挤的地区和住房之外，我们还面临着能源贫困，这意味着住房没有进行现代化改造和隔热，将人们推向了危险的境地–夏天太热，冬天太冷。另一个问题是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住房，这些住房不适合他们的需求。

索查·爱德华兹说：“还有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们无处可去。当然，住房危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无家可归者。但，在某些地区，问题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在某些情况下，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地方当局和政府没有资源；他们往往没有管理这一复杂部门的专业知识。人们希望由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当我们将像住房这样的部门单独交给市场时，机会主义、攫取利润就会盛行。”

尽管据欧盟统计局2023年的统计数据，罗马尼亚是拥有住房比例最高的国家，更确切的说93%的罗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只有7%的人租房居住，但他们的住房却是最拥挤的（40%），仅次于拉脱维亚的40.9%。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人均住房面积最少，为1.1个房间，欧盟的平均水平则为1.6个房间。马耳他和卢森堡的人均房间数最高分别为2.3和2.2个。2023年，整个欧盟人口中只有1.5%的人生活在没有室内厕所、淋浴或浴缸的家庭中，罗马尼亚的这一比例最高，超过20%，其次是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分别为7%。

当被问及受欧盟其它国家成功项目的启发，罗马尼亚可以采取哪些解决方案时，索查·爱德华回答道：“显然，在住房方面，简单地复制粘贴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首先必须考虑当地的需求、具体情况、趋势、平均人口收入。在人口趋势、就业机会方面有哪些预测；是否有一些地区预计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但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增加公共、社会或有限利润住房，具体取决于最适合当地文化和需求的模式。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住房排斥的风险，并降低住房拥挤率。”

尽管欧盟各成员国，甚至各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欧盟层面缓解住房危机的主要困难与罗马尼亚所面临的困难密切相关。索查·爱德华说：“我们现在看到建筑材料的价格大幅上涨，这减缓了交付进程，而且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必要土地面积。此外，对现有建筑进行可持续改造的一个重要的重大问题是要获得房产所有者的许可。如果我们有清晰的愿景、强烈的政治意愿和明确的目标，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

虽然与其它成员国相比，罗马尼亚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虽然罗马尼亚的房租和房价也在上涨，但涨幅没有其它大多数国家那么大。从2010年到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的房价上涨了230%，立陶宛上涨了181%，葡萄牙上涨了113%，保加利亚上涨了110%。

此外，索查·爱德华（Sorcha Edward）还说，“住房行业是投资者的游戏”，除非他们的利益超越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利润最大化，否则所有欧盟公民的住房问题将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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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是指一个家庭至少面临三种相关风险中的一种：收入低于贫困线（2023年为每人每月1619 列伊，约合325欧元）、物质和社会匮乏以及劳动力参与率低（成年人的年工作潜能不足20%）。据欧盟统计局2023年的统计数据，罗马尼亚居民在这一风险方面排名第一（32%），其次是保加利亚（30%）、西班牙（26.5%）和希腊（26.1%）。

此外，根据“拯救儿童”民间组织的一项研究，几乎41.5%的罗儿童受到贫困的影响，并面临被社会排斥的风险，这几乎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欧盟统计局的其它数据也显示，在罗马尼亚，贫困是遗传性的，在这一点超过了其它任何欧盟国家。在低教育水平家庭长大的罗人中，只有4% 能上大学。这一比例只有在保加利亚比罗马尼亚更低，为3.9%，而西班牙人、葡萄牙和希腊来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儿童最有可能获得大学学位，比例分别为49.8%、37.6%和34.5%。

2023年，罗马尼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2.4%，我们是欧洲每周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达到39.7小时，而欧洲的平均工作时间仅为36.4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有1/3的罗人生活在贫困线上？

布加勒斯特国立政治与行政研究学院（SNSPA）讲师、政治学家安德烈·泽拉努（Andrei Țăranu）解释这一差距说：“在我们国家，尽管有各种社会政策，还是获得了经济增长。此外，1990年代后的人反对社会援助，反对老年人，希望新一代人能够彻底取消与乡村地区和小城镇的人的关系，尤其是与养老金领取者，清除罗共产党政权时期留下的遗产。在我的家乡，国家北部地区的雅西（Iasi），有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年轻人向一位老人扔一列伊纸币，让他去收钱。我认为那是最糟糕的时刻。”

安德烈·泽拉努解释这里谈到的是指1990年以后出生的罗人，即“千禧一代”。专家认为，这一代人生活在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泡沫中，忘记了罗马尼亚还有其它地区，希望与过去断绝关系，却对过去一无所知。政治学家将这一代人定义为新资本主义的一代人，他们对另一代人的存在感到“困惑”，这一代人是在共产党政权时期后的过渡时期出生的，并有着不同的消费行为和生存方式。安德列·泽拉努说：“2004年之后，罗马尼亚制定的所有公共政策都完全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钱都给了微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现在，巨额资金被投入到高速公路上，但社会援助和大部分弱势社会群体却被遗忘了。而那些浮出水面的问题，例如不同村庄的老人问题，则是出于选举的原因而浮出水面，是为了反对统治者，因为他们忘记了我们的祖先，忘记了传统的最后守护者。”

当被问及如何能解决这些社会和经济失衡问题时，安德列·泽拉努并不太乐观。他回答道：“显然，解决办法只能是政治上的。为此，需要一个临界质量，了解社会和代际群体。我认为这是无法实现的。这些被遗忘的人，大多数从事不稳定的工作，没有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一般，他们在建筑业或其它不稳定的领域工作，包括在国家国有单位–例如，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清扫工……这个群体如今都走上街头，支持着一些被视为激进主义的运动。显然，其他社会世代不会向他们伸出援手，这正是因为他们把他们视为敌人，‘那些想让我们脱离欧盟、脱离北约的人，那些想炸毁罗马尼亚的人……’。这些人并不想炸毁罗马尼亚，但他们根本无法在罗马尼亚生活。”

安德列·泽拉努认为，2004年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进一步分化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而媒体对此负有很大责任。他认为，媒体急于追求轰动效应，却没有介绍悲剧、异常行为和犯罪情况发生的更广泛背景，而这些情况往往与贫困和社会排斥的高风险地区有关。这些被媒体利用的所谓“贫困地区”，是国家中被遗忘的地区和人口中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缩小与大城市特权人口差距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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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只有13%的欧盟公民在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对其中36%的人来说，保持生产力的愿望和喜欢自己的工作是主要动机，而超过28%的人则是出于经济需要。受访者提到的其它原因还有希望继续融入社会（11%）和工作的经济吸引力（9%）。

同一调查还显示，波罗的海国家老年人退休后继续工作的比例最高：爱沙尼亚–近55%、拉脱维亚–44%、立陶宛—近44%。与之相反的是希腊和西班牙，分别为4.2%和4.9%，以及罗马尼亚，只有1.7%的退休人员仍活跃在劳动力市场。

然而，BestJobs的一项调查却与这一统计相矛盾。2021年，80%的罗雇员表示，他们计划退休后继续工作。为了更好地了解罗马尼亚的实际情况，本台记者采访了在该领域工作超过17年的人力资源专家索林娜·法耶尔（Sorina Faier）。她说：“我认为真相位于中间。我认为欧盟统计局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并不掌握所有数据，而另一项研究只说他们打算工作，却不说他们正在工作。因为事实上，许多领取养老金的人无论如何也拿不到足够的钱所以他们工作。但很多雇主都是非法雇佣他们的，所以他们不会出现在工资单上，欧盟统计局也就无法将他们计算在内。”

在被问及罗养老金领取者为何选择留在劳动力市场时，索林娜·法耶尔认为，经济需求占了上风，但不愿意自己孤立无援也很重要。她说：“作为善于交际、仍然充满活力、身心健康的人，他们非常渴望继续工作，以保持精力充沛。”

不过，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以及技术员工和非技术员工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前者来说，大多数人都希望留在同一领域。索林娜·法耶尔说，由于雇主的心态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变化，他们更愿意留住或聘用已过退休年龄的人员，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管理岗位上的高级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所带来的好处。索林娜·法耶尔说：“从我们的所有访谈以及我与高层管理人员的所有会晤中，我发现他们对聘用年长者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他们的王牌就是他们的资历以及他们能够带来的知识。但，谈到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其中大多数肯定会转向其它领域，主要是保安服务。我们在各地看到的保安人员都相当年长，而且显然已经退休。通常他们退休后，会进入服务行业，也许是清洁服务或保安服务，也许是餐饮或出租车服务。”

也有一些老年人在退休后选择走创业之路，他们往往在自己已经积累了经验的领域，有足够的信心可以白手起家。索林娜·法耶尔说：“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做的都是相当小的生意，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舒适度，并补充他们的退休生活。他们专注于他们熟悉的领域，以及他们已经建立了足够强大的网络的领域。”

索林娜·法耶尔说，与十年前相比，人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时人们很少考虑工作到退休年龄。如今，罗人意识到了，保持活跃不仅对健康和心理平衡有好处，在经济上也有很多好处。另一种选择是从事教学、翻译、家教甚至信息技术方面的自由职业。后者虽然所占比例不大，但往往是那些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掌握最新技术的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罗马尼亚有490万退休人员，其中100万人尚未达到标准退休年龄。罗马尼亚是养老金领取年龄最低的欧盟国家，退休年龄为59.5岁，只有奥地利的退休年龄几乎一样低，为59.6。另一方面，冰岛、丹麦、荷兰和瑞典首次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最高，在64岁至66.2 岁之间。

罗专家认为，因为这是一个平均值，提前从劳动力市场退休的人与继续工作到老年的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罗马尼亚提供提前退休的职业包括警察、宪兵、特工、兵役、法官和空军。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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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众议院最近通过的一项法案将5月31日宣布为全国禁毒宣传日。拯救罗马尼亚联盟议员布莱恩·克里斯蒂安（Brian Cristian）认为，一个象征性的禁毒宣传日并不能解决我们社会中的一个尖锐问题。他说，在罗马尼亚，10%的年轻人吸毒，1/4的高中生至少吸过一次毒，这是政府和媒体在公共场合公布的数字。布莱恩·克里斯蒂安说，这就是几十年来禁毒领域不良公共政策产生的后果，换句话说，是罗政府在打击大毒贩方面无能为力的后果。他说：“年轻人被当作罪犯对待，而大毒贩却逍遥法外”。“我们需要的是具体的禁毒措施，而不是象征性的一天”。布莱恩·克利斯蒂安说，“如果没有有效的预防计划，没有用于青年计划和咨询的资源，没有足够的体育资源，罗马尼亚将会继续在禁毒斗争中遭到失败”。

实际情况令人目瞪口呆。年仅12岁的儿童就已经尝试过毒品，他们从14岁的毒贩那里获得毒品，却不知道这些物质会在他们的大脑中留下毁灭性的痕迹。初级保健和毒理学医生拉杜·京库（Radu Țincu）在一次专家会议上解释说，鉴于大多数年轻人并不知道使用这类药物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因此需要更多的预防和宣传计划。他说：“在中枢神经系统尚未发育完成的年龄，吸食精神活性物质会导致神经认知领域的后遗症，如行为障碍、思维障碍、注意力障碍等，其中有些可能是无法恢复的。另外，青少年时期吸毒会增加成年后患精神病的风险，这又从社会角度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些年轻人患有精神障碍或行为障碍，那么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这些人吸毒过量，并需要重症监护，那么每个病例的花费可达两、三万欧元，在精神病治疗中心戒毒期间的花费可达1万欧元。”

2024年在罗马尼亚实施的禁毒计划之一是 “选择–预防毒品艺术大篷车” ，由民间组织“有好事”实施，内务部通过国家禁毒局提供资助。该项目在罗马尼亚东北部波托沙泥（Botoșani）、尼亚穆茨（Neamț）和瓦斯鲁伊（Vaslui）三县的9个城市开展，旨在提高12至25岁青少年及其父母对吸毒风险的认识，并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该项目的目的是通过艺术及其它非正规教育的教育方式替代吸毒的休闲活动，培养有吸毒风险的儿童和青少年及其父母的信心和复原力。8千名青少年受益于该计划。

对于开始面临毒品问题的年轻人或孩子，最好的行动方案是什么？“有好事”协会主席尤利安·沃克里安（Iulian Văcărean）回答道：“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陪伴在他们身边的人知道，因为父母、老师和那些真正关心他们的人会一直帮助他们，为他们选择最好的道路”。

禁毒专家克德林·佐内（Cătălin Țone）说，他们前往罗马尼亚北部的苏恰瓦县（Suceava），与来自弗尔蒂切尼市（Falticeni）学校的学生、家长和教师进行了交谈。他说：“罗马尼亚新闻台与其他合作伙伴一起，继续开展两年前启动的禁毒运动。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学生、家长和教师开展预防活动。这些活动都是互动式的，我们给他们发奖，鼓励他们与我们进行对话。我们认为，这是他们能够学习的唯一途径。我们正在致力于打破传统预防活动领域的障碍，因为这些活动往往达不到所预期的效果。我们看到了观念上的变化。负责预防、控制和治疗的人员开始交谈和讨论。我们带着有关一揽子法律的好消息来到这里，特别是在打击、加重处罚、毒贩登记、无缓刑方面。另一个好消息是，四个月前颁布了有关建立八个戒毒中心的法案。有关国家禁毒局重组的讨论也很多，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这样才能适应新的要求，因为国家禁毒局是这一领域的国家战略制定者。”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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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动荡的选举年之后，候选人被批评没有足够的提案引起年轻人的兴趣，年轻人被批评参加投票的人数过低，公民教育被批评不够充分，最近的一项研究勾画出了罗马尼亚中学生的轮廓，包括思想轮廓。

目前，学校课程只包括中学每周一小时的社会教育，但有一半的学校没有受过该科目培训的教师职位。一般情况下，由专门从事其它学科教学的教师教授该这个科目。最近的研究表明，罗马尼亚1/3以上的社会教育教师倾向于“忽视民主机制的强势领导”。大部分支持不民主领导形式的教师是年轻教师。此外，只有不到一半的社会教育教师在过去三年中参加过相关培训项目。

世界宣明会罗马尼亚分会执行主任米哈埃拉·纳波尔（Mihaela Nabar）说：“我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之所以变得十分脆弱，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真正和及时的教育改革，没有在儿童、青年和整个社会中开展公民教育。这导致人们对我们所做的一些决定（包括投票）会产生的风险缺乏了解。有一点很清楚：许多罗人没有被倾听。最近几天，我们目睹了一些概念和术语的严重混淆，如民主价值观与基督教相对立，主权等同于福利，我们还发现，我们很容易被操纵，不加质疑地相信假新闻”。

罗马尼亚世界宣明会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4%的罗高中学生（8的意识形态偏左，政治极端主义比例较低：左派仅为7%，右派仅为1%。82%的年轻人希望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医疗服务、优质教育和平等权利，82%的人认为他们的投票很重要。此外，77%的受访者认为应不惜一切代价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其余23%的受访者认为应将环境资源用于发展和进步。

“价值-意识形态取向”指标的层次结构表明，高中生关注政治思想和主题，在他们之间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中进行辩论，并致力于为他们成年后进入社会价值环境做好准备。罗马尼亚世界宣明会的代表说：“大量的主题表明，辩论、交换论据、让这些孩子为参与公共生活做好准备，从而减少受操纵和民粹主义信息的影响，对年轻人来说至关重要。”

至于女孩和男孩在观点上的差异，该调查表明，女孩的观点更加左翼。65%的女孩认为，妇女应享有不受限制的堕胎权，而只有56%的男孩同意这一观点。此外，18%的男孩认为，尽管妇女可以追求事业，但她的主要职责是做家庭主妇和母亲，只有6%的女孩持相同观点。城乡之间的差异不大（14%对12%）。

对同性恋的看法是最具有争议的价值观问题，从此而言，高中生分为几乎相等的两组，47%的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女生更容易接受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态度，67%的女生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只有42%的男生同意这一观点。

“在政治指南针所使用的20个指标中，有16个指标在女孩和男孩之间表明显著的差异。同一代人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差异有可能在关系（包括婚姻）市场中造成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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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第九届欧洲移民论坛在布鲁塞尔举行，讨论公民社会在实施《移民与庇护新契约》中的角色。该文件于2024年4月发布，取代了之前的《都柏林第三规则》，旨在通过加强欧洲大陆边境的安全、便利庇护和遣返程序以及加强与位于欧盟外部边界的成员国的团结，支持欧盟应对当前的移民困境。新公约非但没有获得一致好评，反而遭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民间组织、报社和专家的广泛批评。反移民和极右翼党派批评新法规没有提出足够的措施来阻止移民，左翼党派和活动家批评该文件是对人权的威胁。在2023年底，50个非营利组织签署了一封致欧盟委员会的公开信，表达了他们对未来可能出现漏洞的制度的担忧。这一系统将有利于将任意拘留移民、种族貌相正常化，并利用“危机”程序在边境拒绝入境，将人们转送到所谓的安全第三国，使他们面临暴力、酷刑和任意被拘留的风险。

国立政治与行政研究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SNSPA）、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一体化和移民小组主席克利斯蒂安·普尔弗雷斯库教授（Cristian Pîrvulescu）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解释了对新规则的一些疑虑：“我们对新《公约》有些疑虑，首先是对第三国的定义，因为未在欧盟获得庇护的人可以被驱逐到的第三国名单并不确定。我们认为，欧盟委员会制定这份名单的方式有很多缺陷，有些国家表面上是安全的，但地缘政治局势可能会将其变成绝对不安全的国家。我们感动担忧的另一个问题是所有抵达欧盟边界的人都必须享有的权利，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申根边界还是非申根边界，他们都有权申请进入欧盟领土，并必须通过庇护程序。此外，新条约中规定的庇护程序将大大缩短。”

2023年，超过1亿17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难民署估计，到2024年底，这一数字将上升到1亿3千万。然而，大多数人仍留在原籍地区，只有一小部分人在欧洲寻求保护。

在欧洲移民论坛召开之际，本台记者与LOGS协会的执行经理弗拉维尤斯·伊利奥尼·罗加（Flavius Ilioni Loga）进行了会谈，LOGS协会是于2019年在蒂米什瓦拉（Timisora）成立的一个基层组织，通过教育和打击人口贩运促进弱势移民群体的融入。伊利奥尼被命名为蒂米什瓦拉2021“城市英雄”，他的团队由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和文化调解员组成。本台记者问他认为新的《移民与庇护公约》有哪些不足之处。他回答道：“在组织层面上，我们对在外部边界，包括罗马尼亚与塞尔维亚边界的情况、欧盟边境和海岸警卫局提出了一些批评，不知道欧盟边境和海岸警卫局有多少工作人员被证实他们确实在保护难民和有权寻求庇护者的权利。还有人批评《公约》的执行完全依靠当局的支持，而不是民间社会的支持。决定谁将参与安置或融合来自其他国家公民的决定全部都是由各国当局负责的。显然，庇护申请的处理是由国家当局负责的，但如果涉及到法律援助和咨询，又该如何行事呢？例如，布加勒斯特距离我们和蒂米什瓦拉有600公里之遥，这可能会成为我们这样的组织直接接触布加勒斯特当局的障碍，也可能会成为在地方和社区层面帮助和支持团结活动的问题。”

当被问及官员在起草《移民和庇护公约》时是否征求过民间组织的意见时，专家回答道：“没有，据我所知，在制定该公约时没有咨询民间社会组织，尤其是小型组织。另外，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该协定的政治性质以及法律层面的机制和国家领导层层面的机制。我们再次表示同意《公约》的基本内容，因为是围绕着我们也相信的欧洲团结而建立的，而且除了少数例外，所有国家都首次在宣言层面上表示了对该《公约》的支持。”

据移民总局提供的供欧洲难民和流亡者问题理事会公布和解释的数据，2023年罗马尼亚共收到10万346份国际保护申请，截至2023年底仅处理了其中的5561份。其中，只有491人获得难民身份，438人获得辅助保护。数据显示，保护申请的拒绝率高达83.3%。大多数申请人来自孟加拉国（未接受任何申请）、叙利亚、巴基斯坦和尼泊尔。

弗拉维乌斯·伊利奥尼认为，罗马尼亚只有学会拥抱多样性，更加包容少数民族，不仅仅是当地或传统的少数民族，还要包容这些从其他大洲来到罗马尼亚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新人们，才能实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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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欺凌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收到来自他人的带有偏见的信息。在欧盟，约有一半的年轻人受到过网络辱骂。根据欧盟统计局2023年的一份报告，在16至29岁的欧盟年轻人中，49%的人曾在网上收到过对某些群体或个人怀有敌意的信息。

这是人生中非常脆弱的时期，其特点是身份的形成、自尊的建立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这使得负面经历对心理的影响更大。

上述报告显示，爱沙尼亚位居榜首，69%的该年龄段年轻人曾在网上接触过此类信息。其次是丹麦（69%）、芬兰（68%）、法国（65%）和斯洛伐克（65%）。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在有数据可查的23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比例超过了50%。克罗地亚接触过此类信息年轻人的比例是24%，罗马尼亚–27%，保加利亚–31%。

提交欧盟统计局报告的欧洲新闻社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仇恨言论与政治或社会观点有关，欧盟的平均比例为35%。这方面的比例最高的欧盟国家是：爱沙尼亚（60%）、芬兰（56%）和丹麦（49%）。

欧盟平均有32%的年轻人受到针对LGBTQ+ 群体的敌意信息的影响，其中爱沙尼亚（46%）、斯洛伐克和葡萄牙（44%）的比例最高。此外，欧盟有30%的年轻人受到种族仇恨信息的影响，其中荷兰和葡萄牙的比例最高，分别为45%。

心理学家诺拉·埃纳凯（Nora Enache）多年来一直与不同年龄段的人一起研究情感虐待问题，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总的来说，网络欺凌会造成各种情感问题。本台记者问努拉·埃纳凯网络欺凌如何影响青少年的自尊和心理健康。她回答道：“自尊是一个人对自我价值的总体评价。自尊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如果我们通过网络放大镜来审视自己，那么我们的网友就会成为一面社交镜子，我们可以通过这面镜子来了解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由此产生的风险是，并不是每个与我们互动的人都了解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评价我们。网络互动中的变数太多，很难估计是什么原因导致网络环境不利于发展。”

这就是一面由许多碎片组成的网络镜子，每一块碎片都代表着有着独特的性格和个性的另一个人，而我们就是这面镜子的镜像。我们谈论的是一个顽固地想要进入一个困惑、寻找的年轻人的现实世界中的虚构世界。诺拉·埃纳凯认为，网络世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游戏，一场未知的战争，通过各种迹象转化而来。她说：“表明网络环境受害者的迹象有：退缩、孤立、不专注于自己要做的事情。在态度和行为发生这些变化之后，寻求帮助的往往是家庭而不是受害者。”

当我们成年后越来越难限制孩子的屏幕时间时，网络虐待所造成的伤害也许不再可以避免，但却是可以治疗的。通常只需要一个负面评论，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就会崩溃。不过，诺拉·埃纳凯确保说，在心理上有解决办法：“负面网络经历造成的创伤可能会引发社交恐惧症等。咨询课程包括认知重组、心理放松训练、自我监控、社交技能培养或发展分析等干预措施。“

心理治疗确实很好，但现实世界中的健康互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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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她被称为“养狗的女孩”。2010年代，劳拉·芬库（Laura Fincu）是布加勒斯特国立政治与行政研究学院的学生，她在悲惨的情况下与萨凯（Sache）相识。萨凯在劳拉居住的学生宿舍从楼上被扔了下来，当时还是一只小狗的它受了重伤，打了几个月的石膏，期间一直由劳拉和她的同事照顾。现在，那一刻已经过去将近15年了，劳拉回顾道：“我把它带回宿舍去了，萨凯成了学生宿舍的吉祥物。之后，大家都开始照顾他，这样一来，他有了很多朋友。我们试图改变宿舍的面貌。我们就成功了！起初，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并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知识，我当时学习的是传播和公共关系专业，我的人生道路与现在不同，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对待这些流浪动物，我就从照顾它们开始，让它们活着，给它们喂食，然后给它们做绝育手术……。最后，当我离开宿舍时，我为15只小狗找到了领养人，宿舍里的流浪小狗也彻底消失了。”

不仅如此！萨凯彻底改变了劳拉·芬库的生活。完成学业后，二十几岁的劳拉和她的一位同事决定开办一家小型兽医诊所，并坚信他们将能解决罗马尼亚的流浪狗问题。随后发生的事情超出了他们的预期–2016年，如今仍以萨凯命名的萨凯兽医诊所诞生并发展壮大。劳拉·芬库说：“它一直都不仅仅是一只小狗。我们是非常理性的人，我们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医疗团队，但萨凯在他周围创造了很多神奇的东西，我认为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当我意识到他凝聚了把自己的生命和技能都投入到了公益事业中的一个庞大的团队。他拯救了数以万计的动物。他是我们的记忆或象征，让我们在清晨醒来时充满动力。我们从一名兽医发展到现在的六名医生，16人的医疗团队，8年内为10万只动物做了绝育手术，每年治疗数千只动物，现在正在建设一所社会医院。”

在罗马尼亚，80%养宠物的家庭无力为宠物提供足够的兽医护理，即使对于普通收入的人来说，费用也很高。至于流落街头的动物，能遇到救助者的幸运实在太少了。但，萨凯兽医协会免费治疗任何无家可归或来自弱势家庭的动物。该协会还通过建立罗马尼亚第一家社会兽医院致力于增加其帮助有需要的宠物的能力。

位于登波维察县（Dâmbovița）的特特勒什蒂镇（Tărtășești）的萨凯兽医医院将为流浪动物和贫困家庭的动物提供免费治疗。对于其他客户，该医院将以社会价格提供服务，以支持免费项目：90%以上的利润将投入到这一事业中，其余则用于改善。劳拉·芬库说：“有一类人能够对动物施暴，而我们就是为这些动物服务，为那些最脆弱的动物，为那些需要我们才能多活一天的动物而服务。经过3年的奋斗，医院的修建工程已经在90%的程度上完成，我们正处于内部装修阶段，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看到我们的梦想逐渐变成现实，我们感动意外高兴。医院快要投入运营，给我们创造扩大工作的条件。我们的工作90%以手术为主，免费绝育手术已经做了8年，我们非常重视预防工作，认为减少流浪动物的数量极其重要。除了外科手术、实验室、放射科等，医院还将有一个培训中心，一个兽医和学生培训中心，因为分享我们的知识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劳拉·芬库说：“我们是一家社会企业，又是一个民间组织，将这一概念引入兽医学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需求很大。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兽医尝试这样的经营方式，因为这样的经营方式回报丰厚，我们向他们保证，将会加入到他们事业中的人要比他们想象的更多。”

因为，这些故事不仅是关于动物的，而且，也许首先是关于人的–关于仁慈、怜悯、同情、责任、人性，你们试想一下，独自一人，无法说话，不知道如何或向谁倾诉自己的痛苦会有何种感觉！萨凯诊所呼吁大家，想象一下，当你们看到痛苦时，爱而不能帮助是什么滋味。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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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赛女童和妇女是罗马尼亚最弱势、最受忽视的群体之一。由于官员的偏见和家人的虐待，她们往往得不到保护。尽管罗马尼亚的未成年母亲人数仍然是欧盟国家中最多的，但国家机构并没有收集有关强迫婚姻的集中数据。在罗马尼亚唯一一个针对吉普赛女孩和妇女的非政府组织E-Romnja开展的提高认识运动中，国家政治与行政研究学院（SNSPA）的讲师默莉乌卡-万娜·康斯坦丁（Măriuca-Oana Constantin）说：“没有数据，这个问题就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没有数据，我们就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优先事项是什么。”

10岁的女孩卡尔米娜（Carmina）刚读完四年级，就被包办婚姻嫁给了一个14岁的男孩。两年后，卡尔米娜生下了一个孩子，尽管当局自行处理了此案，但却以 “受害者是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的” 或“吉普赛的传统鼓励这种关系”等理由结案，而没有对其父母进行任何调查。卡尔米娜的故事是E-Romnja发起的“以传统的名义？”活动中的五个故事之一，该活动旨在揭穿童婚只是吉普赛人社区问题的神话，而这种有害的偏见为针对弱势群体的暴力行为开脱。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问题超出了吉普赛社区的范围？全国反歧视委员会国务秘书切拉塞拉·伯尼克（Cerasela Bănică）说，因为早产的人口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当被问及为什么国家机构并不关注强迫婚姻的问题时，E-Romnja的机会均等专家洛克桑那·奥普利亚（Roxana Oprea）回答道：“这很简单，也很明显，因为国家机构内充满种族主义。人们将这种现象视为吉普赛人社区特有的文化习俗，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仅是E-Romnja协会，其它国际机构和组织也这样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现象从未成为各机构和决策者优先考虑的问题。于是，如果不影响普通民众，这就会被视为一种文化习俗，由于偏见，人们就不会干预。”

卡尔米娜的故事是我们永远无法了解的数百个此类故事之一。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仍然常常把儿童视为父母的财产，而没有认识到他们是拥有自己的权利和需求的个体。就强迫婚姻而言，那些希望提供帮助的人（社会工作者、教师、心理学家、民间组织的工作人员、法律专业人士等）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他们去找父母谈话，认为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在家庭或社区内解决。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才是施虐者。洛克桑那·奥普利亚（Roxana Oprea）说：“我们不断地走向正常化；如果国家机构、学校、社会援助总局，目睹这个现象而却不去干预，他们向家长发出了什么信号呢？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基本上是认可成年人对自己孩子的虐待行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我们不加强这种做法，不再把矛头指向吉普赛人社区，不再指责吉普赛人社区，我们就不会符合国际标准。我们仍将被列入允许童婚的可耻国家名单。”

刑法典在强迫婚姻方面存在法律真空，法律不将强迫婚姻本身视为犯罪行为。在极少数情况下，当此类案件提交法院审理时，会被作为性犯罪起诉。E-Romnja提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官员使用“自愿结合”一词来指两个人之间的婚姻（而其中至少有一人未满16岁）。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童婚/强迫婚姻干预指南》指出，不能征得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同意结婚。切拉塞拉·伯尼克解释说，刑事起诉文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未经同意的情况，而提出“父母同意”、“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已经发生过性关系”或“这是吉普赛社区的习俗”等理由。这使得受害者毫无自卫能力。

当被问及当局如何看待这场提高认识运动时，洛克桑那·奥普利亚说：“人们对这项运动很感兴趣，但从什么角度来看的呢？从罗马尼亚在某种程度上有法律义务消除这种做法的角度来看，因为罗马尼亚签署了多项有关预防和打击性别暴力的国际公约。2024年5月15日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的第1385号指令规定，自其生效之日起，欧盟成员国有3年的时间将其规定转化为国内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欧盟对罗马尼亚施加压力，要求它遵守这些国际标准。另外，欧委会消除侵害妇女和家庭暴力行动专家组公布的报告（GREVIO）也敦促欧盟成员国采取行动，将这种做法定为刑事犯罪。”

洛克桑娜·奥普利亚（Roxana Oprea）还认为，这个问题不被认为与性别暴力有关，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被认为有关系，当暴力的受害者的是吉普赛妇女时，该妇女不被视为属于社会的一员。罗克桑娜·奥普利亚说：“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如果我们把暴力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来谈，它在所有社区都是正常的。有报道称，罗人对言语和性侵犯持宽容态度，如果妇女看起来有挑逗性，强奸就是合理的。罗法官有时候会说一名11岁或12岁的女孩引诱一名男子或她同意强奸。”

在欧盟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必须在2027年之前采取行动消除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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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比较移民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截至2023年10月底，居住在罗马尼亚的外国公民人数略高于20万，其中87%持有临时居留证。人道主义保护申请的拒绝率超过83%，是我国外国公民中最小的群体。

由于就业、教育和休闲机会很多，首都和伊尔福夫县（Ilfov）的外国公民分别占定居罗马尼亚外国公民总数的26%和10%。排在其后的是国家西部的蒂米什（Timis，7%）、西北部的克卢日（Cluj, 6%）和东南部的康斯坦察（Constanta，6%）。同一研究显示，尼泊尔公民最多，占9%，其次是土耳其人–8%、意大利人–7%、斯里兰卡人和摩尔多瓦共和国人–各占7%。意大利、土耳其和摩尔多瓦的劳动力迁移到罗马尼亚归因于历史联系以及文化和经济的相似性，而南亚公民的迁移则是基于劳动力协议，并且迄今为止，对这方面的探讨和了解还很肤浅或不足。

“连接社区：罗马尼亚劳工移民探索性研究”详细分析了亚洲工人的权利、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这些权利和受到尊重的程度。根据《罗马尼亚劳动法》，移民工人应享有与罗马尼亚公民同等的权利、工作条件、休息时间、社会福利、工资和免受歧视的保护。

然而，研究员发现，劳动剥削是最常提到的问题，也是对决定移居其它国家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最容易受到潜在剥削和权利侵犯的职业是送餐或厨房工作。对于那些没有有效工作许可证的人，例如那些正在等待必要文件的人，遭受剥削的风险甚至更高。这项研究的协调人阿纳托利耶·科什久格（Anatolie Cosciug）认为，国家机构应控制和执行法律，包括有关资格和技能的规定。

他说：“按照移民署提出的条件，他们必须证明几件事。要么是学位，要么是实践测试。可是在某些方面移民显然不满足移民署提出的条件。其中之一是语言；他们必须懂罗马尼亚语或一种国际语言，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需声明会说该语言。至于使用测试，我们经常看到，有的人在该工作领域没有专业素质。这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德国，这是一个由国家监控的领域。你不能让一个不懂焊接的人进来从事焊接工作。还有其它一些问题，比如健康问题。这是由引进他们的公司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必须对他们进行监督，就是说国家机构必须以各种形式对他们进行明确的控制。比如说，让我们随便找几个人，如果发现他们证件不全，他们就应该失去引进劳工的权利。你不能只是把这个条件写入法律，然后说：如果遵守了，就遵守了，如果没有遵守，就没有遵守。”

说到外籍工人，有一个方面我们了解得更少，那就是他们如何打发空闲时间、他们听什么音乐、他们在哪里聚会以及哪些社区小企业为他们的聚会提供了便利。例如，今年10月，布加勒斯特的“罗马竞技场”（Arenele Romane）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现场挤满了前来欣赏斯里兰卡最受欢迎乐队音乐的人们。观众来自全国各地，最远的来自罗马尼亚西部的阿拉德市（Arad）。

与此同时，布加勒斯特潘特利蒙市区（Pantelimon）一家新近开业的餐馆成为首都斯里兰卡人的聚会和休闲中心。这是一对年轻夫妇的生意，他们持工作签证来到罗马尼亚，预计当地社区需要一个代表其文化的场所。除了传统美食外，餐厅还举办电子音乐活动，邀请当地斯里兰卡社区的DJ和欧洲的艺术家参加。

参与者说：“在斯里兰卡，很多这样的派对都在海滩边举行”。

我们常常忘记，新移民带来的不仅仅是劳动力。他们带来了音乐、烹饪、当地企业、不同的生活方式，慢慢地、试探性地加强了社区，最终丰富了东道国的文化。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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