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社会采风

如果雇主愿意，82%以上的员工不会反对完全在办公室工作，即使他们承认这样不太方便。这是罗马尼亚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最近公布的调查结果。2024年，回归办公室的趋势仍在继续，这一趋势自去年以来已变得十分明显。这项在全国范围内对1168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员工表示他们会很快适应这种工作方式。53%的受访者认为，与同事的交流是重返工作岗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外，如果雇主要求他们在办公室工作，只有不到18%的员工会开始寻找另一份远程工作或混合工作，或选择辞去现有工作。

人力资源学校的创始人安德拉·宾迪坎（Andra Pintican）是工作场所员工心理卫生的积极倡导者，她不相信独家秘方，她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通用秘方。适合一个组织的方法可能对另一个组织不利。有关回到办公室的问题，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此外，我在市场上听到了不同的观点，这取决于与什么人进行交谈。我也曾与一些组织中的人交谈过，在这些组织中，员工自己提出了回到办公室的建议，但也有一些组织在推行回到办公室之后，出现了员工辞职、团队士气极度低落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话题从‘员工更喜欢远程办公还是现场办公’转移到‘我们团队的真正需求是什么’上来。当我们着手具体调查员工的需求是什么时，有时候员工也许由于生活充满活力而与他们的需求脱节，因此甚至不想告诉我们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因此，也许我们需要对最初没有意识到的需求进行分析。”

一些专家说，重返工作岗位的趋势也在上升，因为办公室看起来更好了，工作条件也变好了。但这些变化并非千篇一律。四年前的封锁禁闭可能加快了我们的适应速度。安德拉·宾迪坎说：“如果明天有新的封锁，你认为你会多快重返远程工作岗位？可能会很快，因为我们已经从新冠疫情期间的情况中获得了经验，甚至在许多欧洲国家中，根据许多公司的说法，我们是动员最快的国家之一。事实上，我们拥有非常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这让我们在家也能变得非常高效，很可能在相似的情况下，我们会从头开始，也许会比上次做得更好。”

消息来源说，新冠疫情后工作环境的变化并不一致，近60%的受访者说他们的办公室在过去4年里没有变化，超过11%的受访者说现在的空间变小了，近8%的受访者抱怨他们的设施比新冠疫情前减少了。此外，超过7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公司在过去4年中没有搬迁过，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现在工作的新办公室面积更大、设备更好。近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目前的办公室不够大，无法满足团队的需要，超过33%的受访者表示，办公室的设施过少。

近年来，许多人都目睹了自己工作的公司总部的搬迁。近来，雇主倾向于寻找维护成本低、消费适应性强的可持续建筑。城市中的历史名区一度受到公司的青睐，尽管它们魅力四射，但现在已被地理位置不那么优越、但条件更有吸引力的地区所取代。这些新的办公中心拥有创新的建筑和设计风格，但这是否是员工的主要需要呢？安德拉·宾迪坎回答道：“安全、舒适和资源是开展业务的三个基本要素。然而，在当今世界里，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员工表现出色，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他们不断创新，这样我们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为员工创造创新环境的方式，是否为创新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空间。除了办公空间的质量以及安全和舒适所需的各种设施之外，我还想谈谈创造力。就像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受到个人空间的影响而产生某种情绪一样，我们在工作时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设计不应该是奢华，展示雇主品牌的，而应该是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工作场所体验，让员工轻松进入流动状态。但，当我们坐在这里通过办公空间的室内设计来讨论工作中的流动性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罗马尼亚，冬天员工的办公室没有暖气，更不用说咖啡了。因此，我们可以从安全和舒适入手，在确保安全和舒适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设计来提高工作空间的质量。

按照推广“流动”概念的心理学家米哈利·奇克森德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观点，“流动”意味着全身心投入、全神贯注于一项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动力的活动。

也许重返工作岗位的兴奋感还取决于员工的年龄，很明显，年龄越小，走出家门的愿望就越强烈。就老年人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更喜欢混合解决方案，但与此同时，对其他人来说，重返工作岗位也显得不错，能让他们保持活力！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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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她被称为“养狗的女孩”。2010年代，劳拉·芬库（Laura Fincu）是布加勒斯特国立政治与行政研究学院的学生，她在悲惨的情况下与萨凯（Sache）相识。萨凯在劳拉居住的学生宿舍从楼上被扔了下来，当时还是一只小狗的它受了重伤，打了几个月的石膏，期间一直由劳拉和她的同事照顾。现在，那一刻已经过去将近15年了，劳拉回顾道：“我把它带回宿舍去了，萨凯成了学生宿舍的吉祥物。之后，大家都开始照顾他，这样一来，他有了很多朋友。我们试图改变宿舍的面貌。我们就成功了！起初，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并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知识，我当时学习的是传播和公共关系专业，我的人生道路与现在不同，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对待这些流浪动物，我就从照顾它们开始，让它们活着，给它们喂食，然后给它们做绝育手术……。最后，当我离开宿舍时，我为15只小狗找到了领养人，宿舍里的流浪小狗也彻底消失了。”

不仅如此！萨凯彻底改变了劳拉·芬库的生活。完成学业后，二十几岁的劳拉和她的一位同事决定开办一家小型兽医诊所，并坚信他们将能解决罗马尼亚的流浪狗问题。随后发生的事情超出了他们的预期–2016年，如今仍以萨凯命名的萨凯兽医诊所诞生并发展壮大。劳拉·芬库说：“它一直都不仅仅是一只小狗。我们是非常理性的人，我们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医疗团队，但萨凯在他周围创造了很多神奇的东西，我认为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当我意识到他凝聚了把自己的生命和技能都投入到了公益事业中的一个庞大的团队。他拯救了数以万计的动物。他是我们的记忆或象征，让我们在清晨醒来时充满动力。我们从一名兽医发展到现在的六名医生，16人的医疗团队，8年内为10万只动物做了绝育手术，每年治疗数千只动物，现在正在建设一所社会医院。”

在罗马尼亚，80%养宠物的家庭无力为宠物提供足够的兽医护理，即使对于普通收入的人来说，费用也很高。至于流落街头的动物，能遇到救助者的幸运实在太少了。但，萨凯兽医协会免费治疗任何无家可归或来自弱势家庭的动物。该协会还通过建立罗马尼亚第一家社会兽医院致力于增加其帮助有需要的宠物的能力。

位于登波维察县（Dâmbovița）的特特勒什蒂镇（Tărtășești）的萨凯兽医医院将为流浪动物和贫困家庭的动物提供免费治疗。对于其他客户，该医院将以社会价格提供服务，以支持免费项目：90%以上的利润将投入到这一事业中，其余则用于改善。劳拉·芬库说：“有一类人能够对动物施暴，而我们就是为这些动物服务，为那些最脆弱的动物，为那些需要我们才能多活一天的动物而服务。经过3年的奋斗，医院的修建工程已经在90%的程度上完成，我们正处于内部装修阶段，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看到我们的梦想逐渐变成现实，我们感动意外高兴。医院快要投入运营，给我们创造扩大工作的条件。我们的工作90%以手术为主，免费绝育手术已经做了8年，我们非常重视预防工作，认为减少流浪动物的数量极其重要。除了外科手术、实验室、放射科等，医院还将有一个培训中心，一个兽医和学生培训中心，因为分享我们的知识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劳拉·芬库说：“我们是一家社会企业，又是一个民间组织，将这一概念引入兽医学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需求很大。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兽医尝试这样的经营方式，因为这样的经营方式回报丰厚，我们向他们保证，将会加入到他们事业中的人要比他们想象的更多。”

因为，这些故事不仅是关于动物的，而且，也许首先是关于人的–关于仁慈、怜悯、同情、责任、人性，你们试想一下，独自一人，无法说话，不知道如何或向谁倾诉自己的痛苦会有何种感觉！萨凯诊所呼吁大家，想象一下，当你们看到痛苦时，爱而不能帮助是什么滋味。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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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社会在生殖健康方面经历了一段动荡的历史，这段历史始于1966年颁布的旨在加速人口增长的法令。对于共产党政权时期的前几代人来说，获得避孕药不太合法，终止妊娠被视为犯罪。如今，罗马尼亚人与避孕的关系如何呢？友谊协会（Filia）的女权活动家、性权利和生殖权利专家安德拉大·齐利比乌（Andrada Cilibiu）认为：“由于没有免费的避孕措施，尤其是对我们中最脆弱的群体，没有信息，学校也没有全面的性教育，避孕药具的使用率显然很低。这一点令人担忧，尤其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性感染率不断上升，我们对此谈论不多，因为不幸的是，在罗马尼亚，与生殖健康和性权利有关的主题仍然被视为禁忌；其次是少女怀孕和意外怀孕，不幸的是，社会将避孕等同于堕胎，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们首先希望所有妇女都能获得避孕药具、信息、性教育和安全堕胎。但不幸的是，在过去十年中，与十年前的罗社会相比我们有所倒退。”

安德拉大·齐利比乌介绍说，2000年代，罗马尼亚建立了一个计划生育网络，提供与专业医生进行一对一讨论的机会，讨论内容包括避孕方法、对性、怀孕或生殖健康其它方面的恐惧和情绪僵局。此外，安德拉大·齐利比乌还补充说，该网络还提供免费的避孕药具，并以更加积极的方式讨论性教育问题。专家指出，专科医生退休后，没有培训其他专家，网络也没有获得其它资源。此外，2000年代，罗马尼亚在准备加入欧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为此必须达到某些标准。另一方面，摩尔多瓦共和国是一个积极的榜样，为10至24岁的年轻人设立了专门的诊所，为他们提供免费的生殖健康服务。

当被问及我们可以从哪里借鉴最佳做法时，安德拉德·齐利比乌回答道：“我们可以借鉴北欧国家、英国或荷兰的全面性教育模式，在有些国家，性教育从生命的最初几年就开始进行，提供儿童能够理解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同意和身体自主的信息，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提供关于健康情感和性关系的其它信息。在堕胎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荷兰和法国的模式，法国刚刚将堕胎权写入宪法。西班牙也有很好的避孕药具发放计划。事实上，大多数欧盟国家都有国家避孕药具计划，并提供免费避孕药具，主要面向青少年和年轻人，但也面向弱势群体。罗马尼亚属于完全没有免费避孕药具的少数国家之列。”

今年春天，友谊协会启动了题为“关注民主-2024年妇女的政治利益”的一项研究，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当今罗妇女使用避孕的情况。据报道，37%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10年中使用过避孕方法，62%的人表示没有，1%的人拒绝回答。在参与研究的使用避孕方法的女性群体中，63%使用安全套，55%使用避孕药，42%使用体外射精法，38%使用日历法，24%使用事后避孕药。使用诸如宫内节育器、输卵管结扎或植入式避孕药等侵入性方法的妇女所占的比例则要小得多。

在欧洲层面，世界卫生组织对青少年安全套使用率下降的情况发出了令人担忧的警报。世卫组织的这项研究于2014年至2022年间进行，纳入了来自42个欧洲国家的24万名青少年，结果显示，在2014年至2022年间，15岁男孩的安全套使用率下降了9%（从70%下降至61%）。对于女孩来说，这一比例在同一时期从63%下降到57%。同一项研究表明，罗马尼亚30%的女孩和22%性活跃的男孩在上次性交期间没有使用安全套或任何其它形式的避孕方法。

安德拉达·齐利比乌说：“不幸的是，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将色情作品作为如何进行安全性行为的参考系统。他们中间有很多困惑，最终相信了很多神话和刻板印象，对自己的身体形象、恋爱或情感关系、性关系等有很多焦虑。由于在家庭中，尤其是在学校中，没有权威机构为他们提供科学的、经过验证的、属于性教育综合信息领域的信息，我们很遗憾地让我们的年轻人陷入了困境，他们最终发生了性关系，或者进入了他们无法识别暴力的关系中，他们无法识别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是不对的。”

在地区层面，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于2022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东欧，避孕套作为避孕方法的平均选择率为37.8%，而在罗马尼亚，这一比例不到31%。另外，在选择避孕方法的罗人中，有19.9%的人使用日历避孕法，而在东欧，这一比例仅为5.9%。12.8%的罗人和10%的东欧受访者选择体外射精法。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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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儿童”联盟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罗马尼亚50%的学童是威胁、羞辱或身体暴力的受害者，其中82%的学童曾目睹过此类情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罗马尼亚的霸凌行为在欧洲排名第三。罗马尼亚法律将霸凌定义为在难以避免的社会背景下，蓄意实施的一种行为或一系列肢体、语言、关系或网络行为，涉及权力不平衡，导致尊严受到侵犯或营造出威胁、敌意、有辱人格、羞辱或冒犯性的氛围，并涉及歧视和社会排斥的各个方面。尽管议会通过了一项长期禁止的法律，但吉普赛学生在学校仍然面临隔离。

然而，也有人选择运用自己的技能和经验，以非常规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9月份，Acting Works公司在四个弱势社区，国家南部的米济尔（Mizil）、久尔久（Giurgiu）、乔罗格尔拉（Ciorogarla）和坎皮纳（Cmpina）的五所学校巡回演出了戏剧节目“Vi me som rom/我也是吉普赛人”，用三个真实的故事展现了吉普赛人在罗马尼亚的生活。

Acting Works公司的创始人、演员安德列·谢尔班（Andrei Șerban）从事社会剧场工作已有17年之久，促使他创作这部剧并与团队一起开始巡演的动机是他作为吉普赛人，但以其外貌并不吸引人们的关注而享受的生活。他说：“我满了20岁后，才公开承认自己是吉普赛人。我害怕受到歧视，当我接受了自己是吉普赛人后，我就意识到了我想要表演。我听到很多种族主义言论，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我是吉普赛人。因此，制作这个节目也是出于一点挫折感，同时也是为了给那些面临种族主义的人，以及目睹种族主义事件的人提供一些工具，让他们知道该做出何种行动或反应。”

Acting Works团队的另一位成员、默德琳娜·布兰杜莎（Mădălina Brândușa）说，他们选择在贫困社区演出的原因之一是，与布加勒斯特受过良好教育的观众相比，他们缺乏接触戏剧和文化产品的机会。她还说，在观看演出的青少年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接触戏剧。

当被问及师生对该剧的反应如何时，安德列回答道：“我们在剧中加入了很多幽默因素，因为我们不想重复正在发生的压力，而且该剧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青少年使用的语言。很多吉普赛学生第一次接受了自己的身份，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也是该剧的目标之一。”

两人还补充说，每次演出前，他们都感到非常激动，因为演出带有批评教师的意味。这不是演员们第一年也不是唯一一次在学校开展反校园霸凌活动。前几年，他们与学生一起制作了多部关于校园欺凌的影片，其中一部影片的播放次数已超过一百万次。默德琳娜·布兰杜莎解释说，为此，他们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与来自城乡学校的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研讨会，询问他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当被问及他们认为学校和官员在打击校园霸凌方面能采取何种措施时，默德琳娜回答道：“我们在学校一级意识到，非常需要每周一小时的反校园霸凌教育课程、在这一领域开展的戏剧工作坊、健康的人际关系、针对特定年龄段的性教育。在一至五年级开展是一回事，在初中和高中开展又是另一回事。必须持续进行，如果一年或两年进行一次，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安德列讲述了他们最近应邀与教师、官员、警方代表、社会工作者、律师和学校辅导员一起参加会议时，令他感到不快的原因。他说：“在我看来，方法需要改变一下。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惩罚性的。我很不愉快地看到人们在讨论受害者与施暴者的问题，但为了纠正他们的行为，他们不应该被视为施暴者。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背后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是系统性的，是因资源获取的不平等所致的。有些人得不到治疗，包括父母。应该对家庭进行干预，提供免费的治疗机会–接受治疗、看心理医生、了解情况。家庭暴力更经常发生，但并不完全发生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需要干预的地方。”

欺凌行为的受害者以及那些使欺凌行为持续下去的人，都有可能出现情绪和社交问题、抑郁、自卑、学习成绩差、焦虑及其它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会给人终生打上烙印。一项研究表明，童年时期遭受过霸凌的受害者成年后出现焦虑症的几率是那些没有遭受过霸凌的人的4.3倍。此外，那些既是受害者又是欺凌者的人成年后患恐慌症的几率要高出14.5倍。

安德列还认为，学生们没有足够的机会进行团队合作，也没有足够的机会同时成为朋友和伙伴。他认为，我们没有受过“教导”同理心和训练学生能够体会他人感受的教师。他说：“在我看来，学校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学生们没有可以一起合作、一起做事情、互相了解、交朋友的科目或活动。比如，我们把来自不同年级的受害者和施暴者放在同一个班级。通过三个月的合作，他们开始相互结识，并认识到，事实上，表演就是依靠、信任你的同事，那时，他们成了朋友。我认为学校里缺少这样的活动。”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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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宣布十月为网络安全月。今年的网络安全月关注的是一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常见的威胁–社交工程，罗马尼亚也不例外。专家们呼吁：不断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保持警惕，并采取简单的预防措施，我们就能避免陷入这种做法的潜在陷阱。

借口、引诱、勒索软件、网络钓鱼、身份盗窃等技术被称为社会工程学。个人或团伙罪犯利用潜在受害者的心理弱点来获取敏感信息、窃取数据或盗取钱财。换句话说，攻击者依靠的不是技术知识，而是心理和人类行为，即操纵的艺术。

欺诈者通常会伪装成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或消息来源，利用劝说或各种伎俩获取密码、财务信息或系统和网络访问权限。如果操纵成功，攻击者会鼓励受害者提供个人信息或敏感信息、访问虚假网站或安装恶意软件，从而影响或控制他们的设备。

个人电子邮件是窃取敏感数据的途径之一。但攻击者越来越青睐社交网络，国家网络安全局通信经理米哈伊·罗塔里乌（Mihai Rotariu）说：“不幸的是，攻击者最近一直在大量使用社交网络攻击，尤其是去年。攻击已转移到社交网络、社交媒体上，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大大节省了成本。他们不再需要维护一个由他们托管的网络钓鱼网站，不再需要为此支付费用，不再需要支付专家的在线支持费用，他们只需侵入某些社交媒体账户，例如，某些用户的账户，使用这些账户的信任代码，这些账户管理的页面，进一步发布帖子，通常是赞助帖子，以设置陷阱，并进行欺诈。”

在网络钓鱼中，攻击者发送误导性电子邮件、信息或链接到看似合法的网站，以说服收件人点击并泄露密码、信用卡号或个人数据。网络钓鱼是一种通过语音通信（通常是电话）进行的网络钓鱼。对于勒索软件，犯罪分子威胁要披露敏感信息或破坏系统，除非受害者支付赎金。

但攻击者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钱，但不仅限于此。米哈伊·罗塔利乌（Mihai Rotariu）说：“：如果他们可以访问我们的设备或账户，他们通常会尝试直接从账户中取钱。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试图提取尽可能多的数据–个人数据、财务数据、敏感数据、身份验证数据。所有这些数据在黑市上都有价值，可以出售。攻击者甚至可能在他们之间交易这些数据，正是为了用这些在线陷阱攻击尽可能多的用户。当攻击者成功攻击一个用户时，要知道该用户将在攻击者的名单上，因为他要么是好付款者，要么是注意力不集中的用户，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数据提供出去，如此成为其他攻击者的目标。”

当我们想穿马路时，我们会确保：向左看，向右看，看红绿灯。换句话说，我们生来有一种行为习惯。国家网络安全局通信经理米哈伊-罗塔里乌（Mihai Rotariu）认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在网络环境中也应该掌握一种常规行为，即网络安全卫生习惯。他说：“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在网络环境中工作时要有耐心，要有逻辑思维，要习惯于以适当的速度处理和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在网络环境中，我们处理信息的速度比现实生活中要快得多。因此，在采取一些可能导致我们的数据或设备受损的行动之前，让我们进行必要的检查。”

具体来讲，如果有些东西看起来很奇怪或好得不像真的，我们就要考虑这可能是个骗局。其次，我们应避免点击链接或打开来历不明的电子邮件。无论谁向您索要密码、信用卡号或个人信息等敏感数据，您都不应该在信息或电子邮件中分享这些数据。应核实索取信息的个人或实体的身份，并设置强大的密码。最后，如果我们不幸成为网络攻击的受害者，请通知当地有关机构，更改密码，启用多因素身份验证，扫描设备上的恶意软件，并提醒朋友和同事。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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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勒斯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蜂巢。在混凝土墙壁或每季修剪的树木之间，都有蜜蜂与蜂巢。数以万计的蜜蜂在公寓楼的通风口、房屋的阁楼（包括文物建筑）、医院、大使馆、部委、公园和墓地里栖息。

每周，112急救电话的接线员都会收到希望获得帮助消灭这些昆虫的人们的求助申请。这就是城市蜜蜂巡逻队成立的原因，这是一个由养蜂志愿者组成的团体，他们既保护人们免受蜜蜂侵害，也保护蜜蜂免受人类侵害。“养蜂巡逻队”是市民和养蜂人之间的一种桥梁，他们随时准备干预和驱赶不受欢迎的蜂群或在城市中不合适的地方定居的蜜蜂，其中有些地方很不寻常。

“养蜂巡逻队”的创始人马利安·波德拉什库Marian Pătrașcu）说：“每种情况，即使看起来相同，也有其特殊性。通常，他们坐在低矮的峭壁上，但也有坐得很高的。我们被叫到民族统一大教堂（Catedrala Întregirii Neamului），那里有三个环形装饰物，高50米，工人们发现了三个蜂巢入口。我们无法破墙而入，只能让它们住在那里，因为我们是养蜂人，我们与蜜蜂打交道，我们不会杀死它们。我们在50米高处看到的情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们当然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议会大厦里也有许多蜜蜂家庭，它们在那里不知疲倦地工作，成群的蜜蜂离开后，由我们的同事带走。在胜利街（Calea Victoriei）的一栋公寓楼里，中央蜂巢有1.8米高，至少有5年了。它们没有打扰任何人。在普伦布伊塔（Plumbuita）一座废弃的房子里，有20个蜂窝。在布加勒斯特附近的某个地方，一扇废弃的窗户里，蜂窝中约有100公斤蜂蜜。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事物正在消失，它们没有得到重视！”

这看似矛盾，但蜜蜂在车水马龙的布加勒斯特生活得更快乐，因为它们获得的食物比它们的乡下兄弟姐妹更干净。这是因为城市绿地数量虽多没有杀虫剂或除草剂的毒害。“城市环境对蜜蜂家庭格外友好。在这里，蜜蜂可以不断地找到食物和花蜜，在公园、广场和所有的花卉布置中都能找到花朵，这些花朵从春天到深秋都会不断地更换和浇水。马利安·波德拉什库解释说：“在大城市里，蜜蜂生活得特别好，因为，当局确保了一个永久的开花环境，即使没有降雨，花朵也会更换和浇水，这在农村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甚至在每次被要求干预时都会说，与农村相比，城市环境已成为蜜蜂的天堂，因为鲜花极其有限、过度除草、干旱、气候变化–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农村的恶劣条件，而城市则是一个替代选择。”、

城市养蜂巡逻队的创始人呼吁布加勒斯特人不要独自追赶蜜蜂，而应寻求帮助。他说：“他们应该通知当局。我们在布加勒斯特、邻近的伊尔福夫县（Ilfov）及其它地方开展活动已经6年了，我们开设了一个网页，试图让人们知道这是正常现象。蜜蜂是我们的朋友。没有蜜蜂，就没有生命。这很简单–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养蜂人或直接拨打112急救电话，我们会接到电话，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在露水期，平均每天接到30至40次电话，在高峰期，仅在布加勒斯特和伊尔福夫县，甚至可能有100次电话。几乎所有情况都得到了解决。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危及市民或进行干预养蜂人的生命安全。蜂蜜当然可以安置在其它地方。他们是否会危害人？按照我们接到的信息，只有在蜂蜜被惹起的情况下，才会危害人。”

为什么不让它们与人共存，让首都蜜蜂的蜂蜜成为城市品牌呢？马利安·波德拉什库说：“在多瑙河以外的这一地区，即使希罗多德也说过，你无法穿透蜂群。我们不要忘记，数百年来，人们用蜂蜜、蜡及其它产品来进贡。每五户人家中就有三户的后花园里有蜂箱。目前，至少在过去的30年里，对蜂蜜恐惧加剧了，我们说是毫无道理的恐惧。我们必须表现得正常，它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学会与它们共存。

城市养蜂巡逻队的一位顾客品尝了布加勒斯特野蜂蜜后说，它的颜色比我们都知道的浅，但非常非常好！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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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人口日益老龄化以及大量人口移居国外，罗马尼亚劳动力市场正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因此，对于罗马尼亚政府来说，解决某些活动领域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一直是近年来的优先事项。这也就解释为什么罗马尼亚的街道，从地区首府到省级小城，如今看起来都与几年前不同。在面包店的橱窗里、在送餐的自行车上、在餐馆的厨房里、在各类工厂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现在都在工作。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三年，即2022年、2023年和2024年，每年都为来自非欧洲国家的工人批准了10万个劳动签证。据罗移民署提供的数据，2023年向非欧盟公民签发了10万1253份工作许可证，其中大多数来自尼泊尔（超过23000人）、斯里兰卡（22000人）、孟加拉国（18000人）和巴基斯坦（超过8250人）。数据还显示出明显的性别差距–2023年新移民中近90%为男性。这些工人就业的一些主要行业是旅游业和酒店业、工厂和机械、建筑、清洁。

数据还显示，2022年罗马尼亚向斯里兰卡人发放的工作许可证数量占整个欧盟向斯里兰卡人发放的工作许可证总数的50%以上。

不过，在讨论外籍劳工问题时，很难不谈到他们享有公平和安全的工作条件的权利，这些条件可以保护他们免受雇主可能的虐待。最近发表的许多报刊文章和调查报告揭示了这些人在一个他们不懂语言和法律的国家里所处的脆弱境况，他们是如何遭受剥削、欺骗和非法侵害的，而且往往是出于他们自己并不负责的原因。外国公民往往要向中介职业介绍所支付高昂的费用，从而获得4000欧元至10000欧元的贷款，他们计划用在罗马尼亚赚取的工资分期偿还这些贷款。在被问及如何获得贷款时，这些外国人说，他们典当了家里的首饰、卖掉了土地、去了银行或留下了家人居住的房屋和土地的文件作为抵押。

这些情况使他们与罗马尼亚雇主建立了依附关系，而这些雇主可能会侵犯他们的基本权利。比较移民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阿纳托利耶·科什久格（Anatolie Coșciug）谈到虐待案例时说：“我们试图了解我们听说过的虐待案例–包括在其它研究及其它报告中的案例–是否是特例、个案，还是系统性的；如果是系统性的，为什么会发生？这里有移民政策因素，也有一般的社会政策因素，所以不仅仅是移民，还有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这就使移民和来工作的人过于脆弱。对此，我们提出了以人权为中心的方法。这太不真实了，不知何故，没有人把他们当作有权利的人，脆弱的人，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的人。在与他们的访谈中，在与民间组织的访谈中，在与其它利益相关者的访谈中，没有人有这样的人权视角。”

当被问及他发现的主要虐地案例是什么时，阿纳托利耶·科什久格回答道：“我们试图从人权的主要形式入手，稍微了解一下每项人权的情况，并突出每项人权的具体案例。例如，我们研究了获得体面工作的权利、住房权、家庭权以及与教育权有关的一切权利。我们试图深入研究所有这些权利，而且，无论是否令人惊讶，我们都为每项权利找到了几个案例，表明这些权利受到了某种形式的侵犯。有些情况比较严重，比如住房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大多数人说，他们生活在过度拥挤的条件下，在极端情况下，人们没有水喝，食物与付出的努力不相符，但也有一些情况频率或严重程度并不高，但仍然以不那么明显的形式受到侵犯。例如，家庭团聚或携带家人的权利。他们不一定被禁止，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雇主不鼓励，移民来源国的政府不鼓励，罗马尼亚政府也不鼓励。”

然而，许多人认为，变革早该开始；从机构到私营部门，包括集体心态在内的所有相关方面–要学会如何以健康的方式与新来者相处，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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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是女性就业率最低的欧盟国家。45.4%的罗女性有工作，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62.7%。根据欧盟统计局2022年的数据，荷兰的女性就业率为68.1%，爱沙尼亚为67%，瑞典为65.9%，丹麦为65%。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认为，原因在于传统的家庭分工，就是说，妇女负责操持家务。下面请听巴贝什·博尔亚伊大学政治、行政和传播学院公共行政和管理系讲师、人力资源和性别歧视问题专家奥克塔维安·莫尔多万（Octavian Moldovan）解释罗马尼亚这一巨大社会差异的原因。他说：

“我认为，罗马尼亚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率远低于男性（相差约20%）有几个原因。首先，我要提到的是所谓的家务劳动。事实上，妇女比男子更多参与家务劳动。无论是家务劳动（做饭、洗衣服、洗碗、打扫卫生），还是照顾家里的老人或照看孩子，通常情况下，妇女参与这些活动的程度要高得多。与所谓的家务劳动相关联，我们还可以联系到缺乏对儿童、老人的替代性照顾，事实上，除了亲自照顾这些弱势人群，往往没有其它手段。在此，我们可以提及将照顾老人的责任从国家转移到私人家庭成员身上，而且往往是转移到妇女身上。我还认为劳动力市场也存在问题。我这里想提到的是工作的地点或地理位置。工作机会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农村地区较少。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找一份高薪工作，或者想找一份普通工作，你往往必须在大城市、中等城市或小城市，或者能够通勤到这样的城市。同样，由于妇女忙于家务和家务劳动，她们通勤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同样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是，我们可以提及在产假、育儿假或其它家庭内失去工作的情况下，重新融入劳动力市场的公共政策的失败或缺乏。在这方面，女性受到的影响往往比男性更大。可能导致这种性别差距的另一个因素是缺乏灵活的劳动力。罗马尼亚接受和欢迎非全时工作或在家工作的情况太少，而这些类型的工作对女性比对男性更有利。”

我们从小就学会歧视。我们被动地接受某些行为模式，而成年后继续维持这些思维方式。奥克塔维安·莫尔多万解释说：“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受到各种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影响，这些规范共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多种形式的歧视。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谈所谓的横向歧视，即某些领域、某些类型的活动由某种性别主导。例如，在教育、卫生、社会护理等组织中，大多数雇员都是女性。另一方面，在警察、军队、私营部门的某些领域，大多数雇员是男性。我们还可以谈及所谓的纵向歧视，即在大多数领域，包括在妇女占基层雇员大多数的领域，妇女担任管理或决策职位的机会受到限制或制约。”

奥克塔维安·莫尔多万认为，这一切都源于童年，源于游戏和角色的类型。他说：“纵向和横向歧视都与游戏类型有关，也与我们从小就赋予男孩和女孩的角色类型有关。男孩玩玩具车，他们是警察，他们必须有主见，他们必须坚持自我，而女孩则必须更温柔、更细腻、更有教养，她们玩洋娃娃，照顾婴儿，做饭，或者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包括游戏）参与到照顾他人的活动。这也就是我刚才谈到的男女在家务劳动和职业生涯中的不同参与现象的原因所在。我们希望男人照顾自己的事业，而女人则更多地在家照顾他人。”

我们有减少性别不平等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奥克塔维安·莫尔多万认为这些法律和政策并不太有效。他说：“乍一看，罗马尼亚在减少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和立法措施方面情况很好。首先，我们有致力于制止这种现象的组织，我们有家庭、青年和机会平等部，以及国家男女机会均等机构。我们还有关于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或机会平等的欧盟和国家法律，以及在《劳动法》、《宪法》或其它法律中间接提及工作领域的男女平等。然而，法律和专职机构的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值得怀疑。就男女薪酬差距而言，罗马尼亚的情况良好。我们不存明显的男女薪酬差距。但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男女就业情况不同，妇女担任管理职位的机会有限。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呢？为什么我们在平等进入劳动力市场方面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其它类型的法律一样，专门法律的执行情况很差。我们有必要的法律，但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机构来正确执行这些法律。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因为往往是一种非正式现象，一种无法直接捕捉到的现象。是在组织规则背后发生的一种现象。”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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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青少年很容易被贴上“不爱读书”、“沉迷于屏幕”、”“消费主义窒息”或“被辅导课折磨得精疲力尽”的标签，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个的未知数。连父母和教师经常都觉得他们是个谜，似乎找不到时间或有效的方式与他们沟通。因此，作家尤利娅·约尔丹（Iulia Iordan）在一个民间组织和塞内卡出版社发起的教育项目的帮助下，决定探究当今青少年的想法。项目协调员克里斯蒂娜·普尔乌（Cristina Pârvu）解释说，该项目以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名著《致卢西利乌斯的信》为起点，以写作为方法。克里斯蒂娜·普尔乌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希望将塞内加的教诲转化为对当代年轻人的实用建议，可以放在手边，放在口袋里。我们正在与作家尤利亚·约尔丹 和插图画家万娜·因斯皮尔（Oana Ispir）合作。这是作家尤利亚·约尔丹 和 18 名 15 至 17 岁青少年之间的一次合作，他们给尤利亚·约尔丹写信，倾诉他们的焦虑、生存问题、忧虑和喜悦。在孩子们来信的基础上，尤利娅受塞内加的教诲和他写给朋友卢西利乌斯的信的启发，给他们写了回信。”

于是，“承担哲学”是一个由青少年参与编辑的项目，但最后在题为“与你在一起”的一部书中即将发表的文字由尤利亚·约尔丹以诗歌的形式承担撰写。尤利亚·约尔丹说，参与其中的这 18 位青少年都是她在其它教育项目中合作过的年轻人，他们认为如果有人倾听他们的心声，就有必要倾诉自己的感受。尤利亚·约尔丹说：“这毫无疑问的是一种验证，正如其中一位参与者在信中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需要不断得到验证。在我独立开展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与年轻人甚至越来越小的孩子们进行了交流，我发现他们需要讲述故事，而且他们经常告诉我‘我没有人可以倾诉，甚至在我的朋友中也没有人可以倾诉。我不敢说某些事情’。尽管我们有这么多的交流方式，但我们仍然觉得自己被误解了，听不到别人的声音，这似乎是非常可悲和不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看到塞内加为这个项目敞开大门，最初的提议是通过诗歌将塞内加写给卢西利乌斯的一些信件改编成更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形式。但最终，出版商同意采取比这更开放的方式，将年轻人自己的声音融入到项目最终产生的这些诗歌中。”

这一代年轻人的共同点是什么？尤利亚·约尔丹回答道：“他们问自己问题时的认真态度”：“他们头脑非常清醒，非常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的头脑非常缜密，而且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因此，我想反驳在其它场合对我这本书可能提出的批评，有人对我说：‘你与他们工作过的这些孩子就是这样的，但他们肯定不都是这样的’。是的，他们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培养这种批判性和清醒的头脑，如果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书籍，如果我们不只是为了让他们接受极其正规的教育形式（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罗马尼亚的学校里经常发生）。我相信，任何年轻人都可以像他们一样写作，只要他们拥有一些身边的成年人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小工具。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表达自己的自由，他们表达自己的大胆，他们提出问题和难题并自己回答的勇气。总之，读完一封或几封这样的信，你会情不自禁地钦佩他们年轻而开放的心灵。”

在这个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就像塞内加给卢西利乌斯写信时一样，青少年会有哪些担忧呢？尤利亚·约尔丹回答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写到了死亡以及他们与死亡的关系。还有一些人写的是战争，我发现这种方式在天真中透着成熟，尤其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我周围的大多数成年人已经不再谈论战争问题，尽管它仍然在我们国家的边境上。但，孩子们仍然在思考这些问题。还有一些孩子写了关于爱情、哲学、写作、文学、勇气和恐惧的文章。主题多种多样。”

《与你在一起》一书的文字已定稿，万娜·因斯皮尔已开始绘制插图。项目协调人克里斯蒂娜·普尔乌表示，塞内卡出版社计划今秋发布这部书。她说：“2024 年 9 月，通过与罗马基金会合作，我们将向贫困学校赠送 1000 册。此外，在向合作学校捐赠图书的同时，我们还将对教师进行培训。我们将举办一次网络研讨会，向他们介绍该项目、写作过程以及我们在指南中建议的活动。然后，这本书就会出现在书店里，向公众出售。”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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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基金会于6月8日组织了罗马尼亚最大的慈善赛跑—Race for the Cure，以抗击乳腺癌和促进健康。组织者选择的路线经过布加勒斯特，可以跑步或步行，全程4公里或700米。这次活动的成功要归功于来自国内外的五千多名罗马尼亚人，他们将通过第10届Race for the Cure比赛募集的资金用来为弱势妇女提供免费医疗检查，以及为确诊为癌症的患者和儿童提供天然假发。

重生基金会主席米哈伊拉·杰瓦讷（Mihaela Geoană）说，Race for the Cure也得到了许多名人、驻布加勒斯特外交使团代表、学校、中学和公司的支持，他们都明白参与这样一项事业的重要性。米哈伊拉·杰瓦讷说：“一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健康生活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及早发现和预防妇女的一些疾病。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庆祝抗击乳腺癌的获胜者，她们人数众多，非常引人注目。这也是一次筹款活动，因为注册费（成人50列伊，儿童30列伊）将用于提供免费检查，通过我们的流动小组为全国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提供免费乳房X光检查，并为正在接受化疗和肿瘤治疗的妇女提供假发。“

除了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比赛之外，今年国内外罗人还能通过www.raceforthecure.eu/ro平台为预防和检测乳腺癌和宫颈癌捐款，该平台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底。比赛为所有年龄段的人带来了惊喜。活动还包括由身着粉色T恤的癌症幸存者组成的舞蹈游行，他们在活动结束时向天空放飞粉色气球，以纪念那些在与疾病斗争中丧生的人，他们的舞蹈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除了这种通过体育、娱乐和情感促进健康的活动之外，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罗马尼亚在肿瘤死亡率方面排名第一，比欧洲平均水平高出48%，每年有超过两万人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为纪念6月第一个星期日，癌症患者协会联合会专门为所有癌症幸存者举行了一次会议，尤其是那些正在与疾病和医疗系统展开斗争的人。与会者–从公务员、医学专家、制药业和医学实验室的代表到患者和护理者–都认为，每个人都应有权获得医学调查、创新治疗和适当的医疗护理。此外，还需要进行预防，即采取具有重大影响的中长期行动。

重生基金会主席也持同样的观点。米哈伊拉·杰瓦讷（Mihaela Geoană）说：“我们有一个合作关系，我们组织的每次活动都有卫生部、公共卫生研究所、各家医院等机构的代表参加。我认为，国家机构应更好地组织和资助预防工作，民间组织也应参与其中，提供帮助，更直接地接触目标受众。需要更好地组织和设计宣传活动。”

癌症患者协会联合会主席凯萨尔·伊利米亚（Cezar Irimia）说，实施有关《国家预防和抗击癌症计划》法律的延误每天都在造成新的受害者，由于无法获得最先进的检查和治疗，罗马尼亚的癌症死亡率在欧盟国家中排名第一。在本届会议上，与会协会决定在获得遗传和分子调查以及新疗法方面采取坚定的立场，以减少罗马尼亚的死亡人数，缩小与欧洲之间存在的5-6 年的差距。

肿瘤学领域几项法律草案的发起人、参议员尼克雷塔·保柳克（Nicoleta Pauliuc）表示：“我做得还不够，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你们在罗马尼亚议会的发言人，但不幸的是，财政资源有限”。她说：“我们这里所谈的是，我认为这应该是国家的一个项目。目前在罗马尼亚为不同类型的癌症有三、四种选择，而政府却不能为患者提供所需的医疗程序或药物。如果我们可以做基因检测，为什么罗马尼亚妇女要去奥地利做检测，然后来起诉罗马尼亚政府？我们为什么要花385或285天才能接受治疗？为什么没有病人的路线？让病人知道，从得到诊断的那一刻起，要做什么，要去哪里？浏览肿瘤患者联合会的社交媒体页面，去关注肿瘤专家，他会告诉患者该做什么，该做哪些检查，去看家庭医生。我们没有个性化医疗的规则！”

在罗马尼亚，尽管经济呈上升趋势，但卫生系统的资金仍然不足。目前，欧洲的平均医疗拨款比例约为10%，而罗马尼亚的这一比例仅为 6.5%，这还是20多年前的欧盟平均水平。其实，罗马尼亚对肿瘤患者的医疗拨款还不到欧盟的一半。癌症是罗马尼亚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死因：每6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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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卢日-纳波卡（Cluj Napoca）巴比什·波雅依大学政治、行政和传播学院（FSPAC）战略、领导力和智能发展中心开展的一项题为“我们为什么工作？”研究的结果令人瞩目。研究发现，特别是在Z 世代的新一代员工中，在职业责任方面的行为，以及在员工和雇主在职业动态中对彼此的期望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选择工作时，关键标准不再是金钱而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雇主对权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各种组织也在重新诠释领导力。我们不能再谈论专制、命令式的领导，因为年轻一代既不信服这种行为方式，也不为这种行为方式所打动。

我们就这一主题采访了政治、行政与传播学院公共行政与管理系副教授图多尔·基科勒乌（Tudor Țiclău）。他说：“从求职选择标准的角度来看，我们测试了 9 类因素，按其对员工的重要性排序。第一是工作保障，87%的人认为工作保障是重要或非常重要的标准；第二是工作类型；第三是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第四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的标准也很相似（我们也对学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唯一区别所在是，对于学生来说，工作保障排在第四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则是最重要的标准）。 工作机会和工作类型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另外，薪酬和福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分别排在第 5 位和第 6 位。只有在这些因素过低的时候，才变为一个吸引担忧的因素。排在最后的是在家工作或远程工作、组织的价值观，以及最不重要的（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标准）使用尖端技术工作。学生持有同样的观点。”

这项研究还表明了各组织以比以往更加开放的方式与人们建立联系的能力和意愿。图多尔·基科勒乌教授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或者说组织的福利，组织中的生活质量，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我不会说高层管理者和行政人员不喜欢这件事儿，恰恰相反，据我们观察，企业与员工在这方面的转变保持紧密的联系。幸福感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Z 世代来说是更重要的标准，而且，我们认为这些标准应被纳入更广泛的范式中，以理解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即职业身份的转变，目前，与其他几代人相比，职业身份在个人身份中占据的空间较小。此外，工作场所必须满足员工的需求。在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活之间开始又明显的界限，年轻一代非常强调不要跨越界限，或更确切地说尊重界限。举个简单的例子，一旦工作日结束了，人们就期望在下一个工作日处理所有剩下来的事务，而工作生活不应进入个人生活” 。

于是，图多尔·基科勒乌认为，在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并表示，我们要为此感谢年轻一代的雇员。他说：“领导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很明显，传统的领导方式，即基于领导者的正式权威、指令性领导、下达命令、解释如何做事的领导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奏效。如今的领导风格要复杂得多。首先，无论在哪家公司，无论担任什么职位，领导者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具备一些优秀的人文素质，主要是同理心、沟通能力、理解员工个人需求的能力，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发展其它领导技能，如：技术技能、制定愿景、传达愿景的能力，以及与具体工作相关的技能。最重要的一点是，新员工希望领导者能够理解他们的个性，了解他们的需求，平等地对待他们。从根本上说，我们对任何形式的正式权威的使用都会产生抵触情绪，这是 Z 世代的一个特征，不仅仅是在工作场所。这就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否定”。

许多人可能都想知道，为什么企业更喜欢年轻人而不是老年人。图多尔·基科勒乌教授解释说：“这并不一定是一种对年轻员工的偏爱，而是对年轻人工作方式的偏爱。具体来讲，一方面，管理者希望员工愿意不断学习，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动态和变化的结果。第二，他们希望员工有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地说，管理者希望员工尝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只有当他们的资源和职位不允许他们解决问题时，才会诉诸领导者。第三，管理者希望员工有在公司发展和成长的动力，显然，公司应该知道，他们有许多工具和许多计划来鼓励员工的这种态度和行为。归根结底，如果双方能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且不出现会降低工作效果的干扰因素，那么就能实现双赢的目标。“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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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爆发两年多后，第一批乌克兰难民在罗马尼亚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涌入我国，但罗马尼亚非常愿意帮助他们。民间组织“拯救儿童”协会从一开始就为此做出贡献，并了解到了难民的主要问题。据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至今，约有524万5千名乌克兰公民进入罗马尼亚，“救助儿童会”协会已为约 35 万4700人提供了帮助，其中包括近 18 万名儿童。其实，近一半的难民是儿童，他们主要是与母亲和祖母一起来到这里，他们的主要顾虑是没有稳定的收入和语言障碍。拯救儿童协会的项目经理伦纳德·安德雷耶斯库（Leonard Andreescu）说，与战争初期相比，确保这些家庭更长期的融合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他说：“二月份，我们给接受我们照顾的乌克兰人发起了一份调查问卷填写，调查结果表明了他们的某些需求。至少有 23% 的受访者表示需要经济帮助，然后是获得医疗服务和语言课程方面的支持。民间组织建立了许多设施。遗憾的是，政府提供的罗马尼亚语课程和儿童课后服务仍然不足。这通常是单身母亲提出的要求，因为她们为了工作无法将孩子托付给他人。统计数据和我们开展的这项社会学调查的结果表明，不同需求所占的比例之间存在某种关联：13%的受访者需要为子女获得课后服务，12%的受访者需要为找工作获得支持。于是，求职者与需要为子女获得课后服务人员的比例大约相等，因为他们无法将子女留在安全的地方。他们没有人能托付孩子，因此找不到工作。”

为了帮助他们，“拯救助儿童”协会与布加勒斯特第 6 区市政厅合作，最近为乌克兰难民儿童开设了一个日托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安全地度过放学后的时光，直到他们的母亲可以接他们回家。伦纳德·安德雷耶斯库说：“我们不仅通过这个日托中心提供支持，而且还为学龄前儿童提供支持，向他们支付托儿所和幼儿园费用。我们甚至还为孩子们提供交通服务，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课程安排，早上送他们去学校或我们的日托中心，晚上再接他们回家。”

位于首都第六区的日托中心并不是“拯救儿童”协会开办的唯一一家日托中心。在布加勒斯特和全国各地，“拯救儿童”协会还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办了其它日托中心，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伦纳德·安德雷耶斯库说：“在日托中心，孩子们可以吃上热饭，在学习上得到帮助，还可以参加为外国人开设的罗语课程、社会融合活动以及为帮助他们客服某些情绪问题而举办的心理支持活动。我们发现，其中的很多都有问题，有些人的情绪问题非常严重，这当然是由于他们脱离了普通生活，脱离了他们熟悉的地方，脱离了家庭，脱离了家庭的其他成员，脱离了他们的父亲。这类活动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陌生感，克服因感到被冷落而产生的自我封闭倾向。本中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仅向乌克兰儿童开放。我们还有来自弱势家庭或单亲家庭的罗马尼亚儿童，他们在找工作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人委托孩子。他们和罗儿童一起来到这个中心，一起参加活动。当然，我们也帮助他们进行交流。我们有讲罗语、俄语和乌克兰语的文化调解员，也有懂罗语、俄语和乌克兰语的教师。

伦纳德·安德雷耶斯库解释说，目前，日托中心只能接待 40 多人，但不幸的是，这些乌克兰儿童很难融入罗马尼亚学校。他称：“这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 90% 的人只能参加课程。具体来讲，为期一年，他们可以参加课，但不必每天上课，不必获得成绩，也不必列入目录。这就像一个缓冲期，帮助他们适应课程、语言和同学。最多一年后，他们必须和其他学生一样注册，并参加教育活动。这些孩子中只有极少数在线上乌克兰学校的课程，就说不在罗马尼亚上课，但这只是例外情况。”

目前，在经历了最初的难民潮之后（其中许多人已前往其它国家），约有 7万9千名来自乌克兰的公民仍在罗马尼亚登记。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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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从垃圾回收而言在欧盟排名末位。欧盟要求所有成员国在 2025 年前将回收率提高到 55%，罗马尼亚希望至少部分改善这一状况，因此在去年年底启动了担保回收系统，这是目前最大的国家循环经济项目。

这个新系统的“齿轮”是 1900 万罗马尼亚人：每个公民在购买 3 升以下玻璃、塑料或金属容器中的饮料时，都要支付 50 巴尼（约合 10 欧元）的担保金。在清空标有担保回收（SGR）的包装后，可将其带到零售商提供的任何回收点。作为空包装的交换，消费者可以用现金或代金券的形式取回最初支付的担保金额。执政者的目标是每年从市场上清除约 70 亿个此类包装，经过清点、分类和压缩后，将出售给回收商。

由 RetuRO 管理的担保回收系统被认为是实现欧盟设定的收集和回收目标的一个重要机制。 新回收系统的实施还将对罗民众的回收行为带来显著的好处，因为罗人在这方面不太喜欢遵守纪律。总理府国务顾问米哈埃拉·弗拉西尼亚努（Mihaela Frasineanu）谈到了担保回收系统的其它益处。她说：“霍拉舞是摩尔多瓦地区的一种传统舞蹈，但同时也是圆形的象征，RetuRo 的标志上也有这一象征！这就是罗马尼亚最大的循环经济项目的标志！是一个有 1900 多万人参与的项目的标志，又是对环境负责的标志。我们帮助罗马尼亚变得更加清洁，从而可以说这是向前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能立即就看出来的因素，如：对资源效率、减少碳足迹、人力资源效率、财政资源、财政责任、社会责任、经济责任等多种方面带来的好处。”

5 月 13 日，RetuRO 在布加勒斯特附近的奥托佩尼（Otopeni）开设了继克卢日（Cluj）、布拉索夫（Brasov）和蒂米什（Timis）三县后的第四个地区性保价包装计数和分拣中心。新中心占地 1万平方米，配备了先进的设备，每年可清点约 9 亿个包装，按材料类型（PET、金属、玻璃）分拣和处理能力是原来的两倍–18 亿个包装。

RetuRO 董事会主席杰马·维布（Gemma Webb）说：“我们计划在多尔日（Dolj）、巴克乌（Bacau）和普拉霍瓦（Prahova）三县开设更多的计数和分拣中心。”

可持续发展软饮料生产商协会的艾利斯·尼基塔（Alice Nichita）补充说：“现有的担保回收计划中，只有极少数设立了第 4 个中心，而我们在这项计划启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就设立了第 4 个中心。我认为没有任何其它计划能像 RetuRO 计划的目标那样，在运作的第一年就设立 10 个收集和分拣中心。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我们已经迈出了许多步伐，因为这并非是一种测试或短跑计划，而是从第一天起就必须有效地建设，并遵守原则，我们希望能够实施所有这些原则。在其它国家的同事，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同事对我们提出请求，希望向我们学习，来这里进行工作访问，看看我们在这个项目中采取了哪些步骤，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时，这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摩尔多瓦共和国是希望从罗马尼亚接收这个良好做法的国家之一。基希讷乌环境部长谢尔久·拉扎连科（Sergiu Lazarenco）说：“我们的目标是到 2027 年在摩尔多瓦建立担保回收系统。我们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责任，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建立这个系统，摩尔多瓦公民将会变得更加负责任，环境将会变得更加清洁，我们将会发展循环经济，我们将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机遇，最重要的是，我们将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普鲁特河两岸的公民越来越意识到并关注环境问题，令我们感到高兴。这促使我们继续下定决心，采取复杂但必要的环保政策和行动。我们不能再拖延环保改革的实施。对环保计划进行投资，意味着对未来进行投资！”

目前，罗马尼亚并非所有的贸易商都登入担保回收系统，或者有些已经登入的贸易商想退出“回收霍拉舞曲”，声称过渡繁琐。有时，店内的回收机无法工作、已满或无法读取待退还包装的条形码。邻近的小商店在等待机器回收时，没有足够的空间存放清空包装。至于顾客，有些人感到不满的是，他们不能在任何商店使用收到的代金券，只能在他们回收的商店使用。尽管任何初创公司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自 2023 年 11 月启动以来，担保回收系统一直在稳步发展。仅在四月份，就回收了 1 亿6千万件包装，罗政府的目标是在一个月内突破 2 亿件大关。这意味着，在 1900 万罗马尼亚人的帮助下，垃圾填埋场、河床和森林中的饮料纸箱数量也将减少。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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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勒斯特的“给予生命”医院于四月中旬投入运营。目前已有 50 名儿童从“玛丽·居里”医院（Spitalul Marie Curie）的肿瘤科、神经外科和外科病房转院过来，整个过程精心管理，重点关注小病人的身心舒适。4 月 15 日，第一个孩子已经接受了手术。“给予生命”协会是利用 35 万自然人和 8000 家公司的捐款从零开始建造医院的民间组织，该协会创始人卡门·乌斯卡图（Carmen Uscatu）和万娜·格奥尔基乌（Oana Gheorghiu）宣布，他们并不打算就此止步，而是希望开始建造一座新楼，以迁移玛丽·居里医院的其它科室。

罗马尼亚这一独特项目经过漫长的官僚主义过程才得以实现，而这对其小受益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卡门·乌斯卡图（Carmen Uscatu）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与国家机构并不展开斗争，相反，我们认为，为了能够挖掘这一项目的潜力，就必须开展合作。如果我们继续与玛丽·居里医院管理层、卫生部和罗政府合作，孩子们、将在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建造的现代医院里能得到最高标准的治疗。孩子们已经转院，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脸上露出的喜色。事实上，就在那一刻，我们意识到，这些年来，虽然有时对我们来说非常艰难，与一些人的思维方式展开斗争很困难，但孩子们的笑容和他们父母的希望使我们能够继续前进”。

万娜·格奥尔基乌尽管面临了重重困难，但始终如一地相信自己的项目和梦想。她说：“也许有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相信我们的项目，也许不相信我们能筹集到所需的资金，也许不相信我们能按照我们设定的标准建造一所医院。但幸运的是，这一切都已经实现了，我们希望那些一开始秉持克制态度的人员能够看到，只要有决心、有毅力，这样一项计划可以落到实处。我曾参加过一个广播节目，听众们纷纷打来电话，提提问题，发表意见，其中一位当时打来电话的听众甚至提到了他不信任、不捐款的事实，他对自己没有这样做感到遗憾，但他承诺，从现在起，他将支持 ‘给予生命’ 协会的所有项目，因为，我们做到了自己的承诺，我们信守了自己的诺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这个项目已经成功完成，病患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他们正在受益于此，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做出非凡的事情，并能可以看到团队合作的影响有多大，能看到如果我们团结一致，怀着为他人做好事的愿望时，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罗病患的权利。万娜·格奥尔基乌说：“不幸的是，在罗马尼亚，病患经常不得不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这主要指的是癌症病人和处境困难的其他病患，他们的处境很困苦，因为他们展开的战斗很艰难。这就是为什么患者家属经常求助于协会的原因。有时，我们恰好就是支持家属和患者抗争的协会。幸运的是，法院有足够的理解力和智慧，通过总统令，在诉讼解决之前，在健康保险公司以某种方式找到长期解决方案之前，迅速给予患者治疗。众所周知，罗马尼亚的医疗系统并不是最方便病人的，我们在寻找治疗方案时都会遇到各种障碍，尤其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的政治家、部长、医生、大学教授在身患重病时选择到国外治疗。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罗马尼亚的医疗质量，或许这应该引起政治家们的深思。”

有时，不稳定的基础设施因药品短缺而雪上加霜。 下面请听卡门·乌斯卡图向大家解释我们如何能减少这一障碍。她说：“我认为，只有政府、民间组织和患者同坐一桌，才能找到解决药品危机的办法。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对话尚未开始。‘给予生命’组织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份有关细胞抑制剂短缺的报告和一些解决方案，但当时并未付诸实施。只有通过对话，我们才能取得解决方案，然后再付诸实施”。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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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外，医疗服务也不尽如人意，例如，53% 的罗马尼亚城镇没有足够的家庭医生。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家庭医生诊所数量方面，城乡之间也存在不平等。家庭医生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有 6 300 家诊所，而农村地区只有 4 100 家。此外。“拯救儿童”民间组织致力于帮助母亲们及其儿童时发现，农村地区10%的孕妇在怀孕期间没接受过全科医生的检查。34%的孕妇在怀孕期间没有去看妇科医生，50%的孕妇提到检查、超声波检查和咨询不是免费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拯救儿童协会项目协调员西蒙娜·布尔恰（Silvia Burcea）回答道：“有多种原因。这些人主要来自面临贫困的弱势群体，一方面，他们无法就医，因为他们所在的城镇距离县级医院有几十公里远，也没有能力支付私人交通工具的费用。这就是一些没有受过医学教育或从未看过医生的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些孕妇在第六次怀孕时，从未做过孕期检查和复查。”

除上述因素外，还应该加上罗医生的执业方式。米哈伊·拉内特博士（dr. Mihai Ranete）解释说：“农村地区以家庭医疗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农村地区也有需要专科诊治的人。乡村地区还面临严重的医生短缺，因为在罗马尼亚的大多数乡镇和村庄，家庭医生只是纸上谈兵。除了家庭医生，专科医生短缺也相当大，我这里指的不一定是农村地区，而且也包括城市地区。有些县根本就没有儿科专家，有些县只有一两个妇科专家。医生开始留在大中心，因为那里有资源。这不利于病人，因为他们必须前往大医院才能获得这样的服务。这就成问题，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买不起去最近的医院看妇科或儿科的车票。”

因此，米哈伊·拉内特医生与其他同事一起，成立了“医生大篷车”协会，该协会由五位住院医生于十年前创建。他们提供的帮助包括建立流动诊所，这些诊所配备了设备和专业医生团队，在罗马尼亚的各个村庄巡回服务。

米哈伊·拉内特说：“大篷车目前有三个主要方向。第一种是专门针对成年患者的心血管病学大篷车，我们的目标是其中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医生在现场，当然还有设备的帮助，能够在病人所在的村庄提供一天的住

院治疗。第二种大篷车是专门针对妇女健康的。这也是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乳房健康。我们提供乳房超声波检查。患者可获得优惠券，到所在地区最近的医疗中心进行乳房 X 射线检查。我们进行妇科咨询，最后给出一些具体的答案。目前，在拯救儿童协会的帮助下，我们能够深化妇科咨询。三辆流动医疗车经过改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合法的框架，使我们能够在学校附近或山顶村庄提供这些服务。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儿科专用大篷车，我们的病人都是儿童。这些大篷车还有一个重要的教育内容，重点是牙科方面。孩子们会学到什么是蛀牙，什么是正确的牙齿卫生。另一方面，儿科会诊还包括全面评估。”

最近，通过与拯救儿童协会合作，“医生大篷车”协会获得了重要帮助，该组织又为他们提供了三辆流动医疗车。塞尔维亚·布尔恰说：“这三辆流动医疗车，配备医疗家具、带有三个探头的超声波设备，能提供一个安全、合法的空间。为了这些诊疗活动，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大篷车到达没有医疗单位的偏远地区。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正在围绕这些医疗设备建立医疗服务网络。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与地方政府、社会工作者团队、护士等人和机构的合作，他们首先对社区进行扫描和标记，以便找出真正需要紧急帮助的脆弱病例，此外，还有由医疗专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

当然，这只是一次性的援助，并应该以某种方式将其纳入地方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中，使其在未来尽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因此，这两个民间组织的下一个项目旨在扩大这种流动医疗服务，并尽可能弥补常规基础设施的不足。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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