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社会采风

网络虚拟现实在通信和扩大知识上有很大潜力，但互联网隐藏层面会令你吃惊：网络欺凌、发色情短信和网上诱拐。这些新名词是随着青少年游览及互联网的应用率增长，也越发频繁的在儿童和家长语言和生活里出现的新词语。近5年来，儿童首次游览因特网的年龄从10岁下降到8岁。家长和教育者如何适应这新现实，他们如何保护儿童免受网上会出现的危险等问题，是《援救儿童》基金会在题为“有关在家庭里使用因特网的国家研究”中以及最近发行的“安全使用因特网指南”中分析的问题。

据研究结果显示，90%的儿童使用社交网络，主要是Facebook，但很多用户在许多网络上设有账户。儿童在这些社际网上做什么呢？有关使用互联网研究的协调员齐普利安·格勒蒂纳鲁说：“至于互联网个人资料页面保密，我发现隐私页面比2013年下降大约10%。女孩子比男孩子相比倾向于更多使用隐私个人资料页面，乡村儿童倾向于使用公开页面或部分隐私页面。这些个人资料页面都发表了些什么信息呢？有照片、姓名、年龄和学校名字等等。16%的孩子说，他们公布了自己家的地址，10%说他们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大多数说，他们使用互联网来交新朋友。”

55%的孩子说，他们在自己朋友的名单上加上陌生人，10%说，他们给陌生人发过私人资料。结果跟这些陌生人可能产生不愉快的情况，甚至会产生危险。47%的孩子说他们通过互联网与陌生人联系，其中的一半以上与这些人会面。在很多情况下，这给他们带来了麻烦，而大多数孩子不愿意说出令他们不愉快的事。愿意谈到这件事儿的孩子提到语言暴力。其实语言和视觉侵犯在互联网上日益频繁。

齐普利安·格勒第纳鲁说：“33%的孩子说，最近一年看了色情图片，大部分是在互联网上看的。22%说，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看到或收到表现色情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发色情短信。这些22%的孩子的一半说，他们自己收到了露骨的色情信息或照片，8%说，有人要求他们就性行为交谈。只有少数孩子说，有人要求他们显露自己的隐私处的录像或照片。问到他们自己是否答应要求发出这种信息时，只有5%以下的孩子承认有这种行为。”

家长如何看管这些孩子呢？其中一半以上说，他们允许孩子使用电子邮件，以及下载音乐和影片。65%的家长说，他们允许孩子在社交网设置自己的账户，8%允许青少年公布个人资料。家长在什么程度上意识到孩子在互联网上面临的风险？奇普利安·格勒第纳鲁回答说：“对是否在了解孩子在互联网上面临的风险上的问题，41%的家长说，孩子看过暴力图像，15%说他们的儿女亲身遇到过在互联网上认识的人，13%说他们的儿女看过色情图片，10%说他们的孩子收到色情短信。比较家长对这些信息与儿童分别提供的信息后，我们发现，家长只了解他们的孩子在互联网上的一部分活动。如果问他们是否知道如何监督他们的孩子在互联网上的活动，大多数会说靠‘杀毒软件’。他们不了解有家长可以控制的软件，不知道如何可以封住某些网页。只有1/3的家长知道有这种可能的软件。”

为了弥补家长教育和孩子有关网上行为的这些不足，“援救儿童”基金会同教育部合作发表了《安全使用互联网指南》。未来信息学课程教学大纲包括这本指南的一部分内容。这样孩子将会了解如何在避免落入陷阱的条件下，享受互联网的利益。

为了弥补家长教育和孩子有关网上行为的这些不足，“援救儿童”基金会同教育部合作发表了《安全使用互联网指南》。未来信息学课程教学大纲包括这本指南的一部分内容。这样孩子将会了解如何在避免落入陷阱的条件下，享受互联网的利益。

在罗马尼亚10%的孩子是出生于15岁至19岁的青少年母亲，使我国在这个年岁的生育数字名列欧盟首位。此外，青少年肥胖症、辍学、酗酒、吸烟的现象也日益加剧。这就是最近在罗马尼亚建立了第二个脆弱青少年资源中心的原因。在这里青少年可以获得辅导、支助和复健，还与专家在人际关系和身体健康等重要主题上进行对话。该中心成了青少年，特别是脆弱青少年，与社团和家庭之间的桥梁。为了帮助这些年轻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连同青年与体育部、布加勒斯特4区及打击酗酒与吸毒联盟为伙伴，来启动“青少年的新机会”计划。并将于三年间在布加勒斯特、克鲁日、雅西、康斯坦察和巴克乌5个城市展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罗代表桑迪·布兰谢，在出席青少年资源中心的落成仪式时强调: 罗马尼亚约有170万青少年将与世界各地面临同样的挑战。她说：“神经科学近期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是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性阶段。青少年倾向于冒险，正因为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青少年做出的选择会深深影响他们未来生活方式，因此在这生命阶段作出健康选择是至关紧要的。去年近1万7千名19岁以下的青少年怀孕。同时，青少年肥胖症、酗酒、吸烟和吸毒的现象不断增长。在城市地区使用所谓的‘民间草药’严重威胁了数百名青少年和年青人的生活与健康，包括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研究的数字显示，去年19%的15岁至18岁间的青少年不上学，这就对他们未来获得高工资工作构成严重威胁。”

青年与体育部秘书克兹民·克里斯蒂安指出，这个对居住首都4区贫困地带，发展前景不良青少年的支援系统，是在罗马尼亚发展青少年政策的关键性时刻建立的。他说：“我们因罗政府最近通过了2015至2020年国家青年政策而感到高兴。这项政策针对了青少年这个非常脆弱，受到许多引诱的社会阶层。在罗马尼亚有6百多万15至34岁的年轻人，其中170万是青少年。这项战略目的是为了支持年轻人积极参加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并对他们提供平等机会。尤其重要的是在执行国家青年支援战略时将其落实在地区青年战略中。但我们不愿意就此停住。我们正在国家青年支援政策下，来落实青年政策的4个战略支柱，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可行的策略，事实上国内某些城市像蒂米索瓦拉已经拥有这样的青年策略，而我渴望在布加勒斯特也能有。”

在实施“青少年机会”计划的第一年，预计有1500多名年轻人获得咨询，并将有另200名在第4区建立的资源中心中获得发展机会。在这项模拟计划的活动中，将在未来对1万名青少年提供帮助，因为正如ALIAT协会执行经理伯格丹·格蒂亚努所强调的，年轻人必须获得他们所冒风险的信息。迄今为止，ALIAT协会在学校和普通社会环境中已经对3千名左右的青少年提供了信息和支持，其它青少年资源中心也将会利用该协会的经验。他说：“青少年首次接触酒类、烟草和毒品的平均年龄为13岁。到17岁时，76%的女孩子和75%的男孩子至少尝过这些物品中的两个。如果60%的青少年出于好奇开始吸毒、酗酒、抽烟，那么一两年后就会成瘾而造出许多问题。其中一些会离校，进入各种恶劣环境，家庭经常不再能帮助他们。国际上的研究显示，15岁至29岁间的年轻人有9%每年因酗酒而死亡。罗马尼亚在188个国家喝酒量的人均排行榜中名列第8.40%的青少年至少喝过一次酒，在一个月内喝大约3升酒。”

自2000年初，流入欧盟劳动市场的罗人大幅加增，随之在国内引发一种现象：就是这许多劳工的子女必须留守罗马尼亚，由其他家长或家属来就近照顾。其影响不久就会被家人、教育者和心理学家清楚看见。家长缺席造出了家中服从权威的空白，加深了孩子对双亲饥渴的想念，这些都会开始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显现。

下面请听社会学家佛罗里安·尼族向大家描述这些儿童的行为方式：“统计分析明显指出: 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对学习的兴趣下降。另一方面，对越轨行为如酗酒、吸烟、吸毒等却有不易抗拒的弱点。此外，他们接近犯罪集团或成为受害者的危险比其他孩子要高。但最大的危机还是在心理上的伤害，即对人格发展的影响。所谓的‘缺乏父母综合征’不仅在罗马尼亚，也在各处出现，因为这是一个自古以来遍及各地的问题。专家强调说，父母双方或单方的缺席会令儿童产生自我怀疑、罪恶感及高度焦虑。”

虽因家长打工国外而留家的儿童并不都面临这些问题，但上述各类弱点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知这些儿童的人数变为必要。“开放社会”基金会多年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启动了一项计划。该会成员维多利亚·科若卡里乌对我们说：“我们2007年启动了第一次研究，发现必须明确知道有多少孩子留守家中，因为官方统计数字很不可靠。大约从2004年以来，国家儿童保护局的统计人数字维持在8万上下。但我们明知离开家园的罗人数字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所以打算核实这个数字是否正确。于是，我们展开了一次独立研究，在2009年发表了研究结果。同时，另一个组织《援救儿童》也分别对留守儿童进行统计。2008年我们和他们分别发现，这些儿童的数字实际上高达35万。而当时国家儿童保护局显示留守在家的孩子仅有8万2千。我们当时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差距，并归因于有关机构缺乏适当设备来有效地收集数据。此外还归因于某些工作者只专注一些特定城市并且缺乏建立数据库的能力。如今进入2015年，有些2014年的官方统计数字依然留在8万人左右。”

社会学家佛罗里安·尼族借着欧盟资助的“罗马尼亚提升妇女地位”协会所举办的“Orizont_FemRural“ 项目与一些孩子长谈。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受到影响的家长和儿童都认为这种亲子分离是种关系的破裂，但各人处理破裂的方式不同。佛罗里安·尼族说：“家长和儿童面对破裂痛苦的反应不同。我会遇到一些因此感到十分痛苦的孩子，但也认识些对此作出良好适应的孩子。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种亲子分离关系是会发展变迁的，有戏剧时刻也有平淡时刻。一个孩子的生活里有与父母难舍难分的阶段，但也会有随遇而安的阶段。在某些时段孩子对分离非常软弱敏感，要看年龄和当时情况，但也有正常的时段。家长离家打工的负面影响不可绝对化。”

“Orizont_FemRural”计划的目标之一正是要通过查明家长与孩子分居异地时，在关系处理上所犯的错误，来抵消分离上的负面影响，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建议来改善情况。佛罗里安·尼族说：“目前看来家长所犯的一个基本错误，是使孩子们感到父母到国外打工的决定他们要负起责任。当孩子们面临分离的困难，甚至哭泣抱怨时，家长会说是为孩子才离开的。这句‘我是为你而离开的’话，会让孩子感到：‘我离开的原因出于你，没有你我就会继续呆在家里’，这就变成孩子的一个心理重担。这个解释外还经常会加上‘我在这里过得很困苦。’因此使得孩子更自觉有罪，因为爸爸、妈妈是为我而离开的，并且在那里过得更糟糕。当离家打工只有母亲一人时，还会在夫妻间产生紧张状态，甚至导致他们离婚。在只有母亲到国外打工的两个家庭中经常会有一家以离婚终结。这样一来，那孩子还要承担父母离婚的责任。”

在欧盟国家社会及经济上长存的劳动市场性别不公，在很多情况下起源于我们所属社区里常见的一成不变的印象。而这种对男女在社会里该扮演何种角色的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教育和文化模式是否使这些观念长期持续存在呢？“推动社会开放”基金会用欧盟资金展开的题为“支持妇女就业并融入劳动市场”的计划中所做的研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此次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电影、文学和媒体，并试图核实以下的假设：有关性别或女性的刻板观念是否有着文化基础。

下面请听“推动社会开放”基金会主席米尔恰·瓦西雷斯库向大家介绍这次研究得出的结果。他说：“总体上讲，我们原来的假设是对的：我们对妇女和女性特征的观念是以‘文化遗产’为基础。新闻媒体当然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它们促进了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利用有关妇女的某些印象来争取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或观众。我这里主要指的是通俗小报。”

除了新闻媒体之外，教育也可以产生这种观念，有时候甚至通过教师向学生解释文学作品及描述女性文学人物的方式而产生。米尔恰·瓦西雷斯库以文学批评家兼文学历史家的身份研究了某些女性文学人物如何在学校被描述。他说：“我核实了教科书、文学评论文选以及文章网站上对这些文学人物的评论。这些文章实际上证明学校教导文学时有很多刻板观念。因此我开始想，一个普通的人毕业后是否会在他实际生活里利用从某些女性文学人物所吸收的刻板观念。”

我们可以回答说：是的。尽管教材对某些女性文学人物作出的解释不太准确，也不利于那些人物或那些人物代表的妇女。近年来新闻媒体也开始宣传某些女性原型，更确切地说，在某些娱乐电视节目里。目前，通俗电视台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妇女：娱乐节目中的女性助理主持人，一般以其胡言乱语来哗众取宠，或为适应节目制作者赋予她的角色而装傻充愣。一般在严肃的节目中没有太多的妇女出现。

米尔恰·瓦西雷斯库说：“在社会和政治电视秀里很少有妇女参加。应邀参加节目的各个领域的女专家并不多。一般邀请的是同型妇女，大部分是政界人士。” 这种对女性一成不变的印象不仅通过学校和电视节目传播，而且家长对孩子从小也传递类似信息。题为“支持妇女就业并融入劳动市场”计划的合作伙伴 “推动平等伙伴”中心协调员雷维亚·安尼诺莎努认为：孩子通过社会交际很早就学习到男孩和女孩在社会里应当采取的行为方式。她对我们说：“我们对待男孩时鼓励某些感情，而批评其它感情，对女孩子也同样。我们经常对男孩子转达的信息是：‘别哭了，你不是女孩子啊！’。对男孩子来说，他们的情感语言从小就受到限制。他们被允许通过愤怒来表达负面感情，但很少允许他们坦率表露情绪和害怕。至于女孩子，家长不鼓励他们表达愤怒，说‘不’或者设置明显的障碍。但我们允许他们表达脆弱。我们从小就教导孩子承担他们长大时在社会里应承担的责任，教他们男孩子是强而有力的，而女孩子是脆弱依靠的。”

罗马尼亚引起患者和医务人员的不满。最近展开的一次研究中，对罗卫生系统同其它34个欧洲国家的卫生系统进行比较。欧盟委员会去年年底发表的题为“健康概览”的报告介绍了有关欧盟国家、欧盟候选国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公民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的危险因素，以及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机会（唯一例外是阿尔巴尼亚，因为在获得信息方面存在障碍）。该报告显示，各国的情况有好坏因素，罗马尼亚也同样。譬如，欧盟成员国出生预期寿命自1990年至2012年间增长5岁多，达79.2岁。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平均寿命率最高，立陶宛、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寿命率最低。自1990年以来，这两个极端情况之间的差距没有减少。

在罗马尼亚，这种情形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根据同一文件，在我国为医疗保健消费的资金低，甚至比塞尔维亚和黑山更低。这方面可以举出的一个好例子，罗马尼亚是进行核磁共振和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最少的国家。通过国家预算，以及通过公民可以支付的款项中收集的资金不足，这也许是罗马尼亚公民健康监测不够的一个解释。这件事儿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罗马尼亚妇女宫颈癌的死亡率在欧盟名列第一。这是一种如果早期诊断可以治疗的癌症形式。从此可以看出卫生系统与经济形势之间的互相依赖：富有国家拥有的卫生系统比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贫穷国家有效。在经济达不到其它欧盟国家的效率的情况下，就不能有太多的资金来源。主要资源是对雇主和雇员征收的公共医疗保险税。私人医疗保险在罗马尼亚不是很普及的，很多人直接从他们的口袋里拿钱付费。1/5的罗马尼亚人自己承担医疗和身体检查的费用。这些非正式付费方式除了正式发票之外也许还包括对医务人员提供所谓的“礼品”，这种行为方式虽然受到很大的批评，其实是很广泛流行的。

国家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克里斯蒂安·夫勒度雷斯库说：“在我们这里，多年前已经发现了确保某一领域职员的平均收入相当于国际平均收入的司法系统对社会的重要性。不过，在卫生领域，没有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对医生在社会方面予以的重要性没有得到确认。不过，看起来百姓对医务人员予以应得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解释行贿现象的一个原因。不过，在短期和中期内应该找到增长对卫生系统资助的解决途径，包括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

在罗马尼亚医生除了工资低之外，平均医生数也很低，仅为2.5，在欧洲范围排在最后几位。如果考虑到医务人员纷纷移居国外的现象，这就更令人担忧：“我们进入了恶劣循环。医生一方面被要求在救死扶伤方面像国外的同行有一样高的效率，但另一方面得不到应得的社会公认，而且也不受到应得的工资。我们加入欧盟以来，我们的医生开始移居国外，而且他们的数字将会日益增加，因为西方市场上的需求很高。”

医疗系统的资助和组织方式不仅依赖于经济因素，而且也依赖于各国的优先考虑的问题。尽管欧盟机构对欧盟公民的身体健康予以很大的关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并不能将其政策强加于各个成员国，而只能提出某些建议。欧洲议会议员雷纳德·维博尔解释说：“可惜的是，公共卫生领域，由于我个人不明白的原因，不属于在全欧盟范围执行的法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如果希望有一个在各方面健康的联盟，我就认为，公民的卫生和教育必须在所有国家有同等水平。不过，在布鲁塞尔方面的公共政策的基础上只能做出某些建议，而这些建议决不能强加于成员国。”

保证机会平等和促进中小型企业是欧盟的基本政策之一，同时这又可以对走出危机做出贡献。危机可以指全球经济危机又可以指个人危机。解决方案取决于妇女的勇敢和对她们创业提供的机会。据欧盟统计数字显示，2013年妇女在开展独立活动的欧洲企业家中只占34.4%，只拥有30%的新创企业。尽管如此，这个数字日益增加。

去年年底，“经商妇女”协会在布加勒斯特举办了一次献给罗马尼亚女实业家的博览会-“B-Fair”。该协会2009年由一名年轻女实业家建立，目的是建立一个支持网络，帮助愿意创业的妇女找到所需的一切信息和支持。 “经商妇女”组织的新闻发言人阿迪纳·大卫说：“‘B-Fair’博览会今年首次举行，我们举办的业务网络会议上的演讲者都是妇女。但除了业务网络之外，本届博览会上也有一些由妇女经营的企业举行正式会晤推介自己的商品。” 本届“B-Fair”上共有20个参展者，周末有两、三百人来光临。参加博览会的公司，大多数由妇女创业并经营，而且不只是中小型企业。也有大型企业与合资企业由妇女经营，商品针对妇女。从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否是，妇女经营的企业势必针对妇女市场？还是妇女创业时主要倾向于某些特定行业？阿迪纳·大卫：“我发现妇女仍然倾向于一些被认为通常由妇女从事的行业如美容业和咨询。但同时有很多妇女已经在信息技术和汽车领域创业。”

“经商妇女”组织成员阿迪纳·费库雷斯库也参加了本届博览会，她是一家在妇女占优势的领域开展活动的公司的老伴：插花和举办活动。她大学毕业后立刻就创业，而且据她说，她在男竞争者面前从未遇到障碍，也没有因自己是妇女而遇到障碍。她勤奋劳动，但她很喜欢她从事的行业。她对我们说：“有很多工作，有时候一天工作17个小时，而并不感到疲劳，因为一直想我希望获得的结果，周围人的快乐和我自己的满意。我如果为别人工作，可能不会这么勤奋、愉快劳动。有时候连夜工作，周末也不能和朋友去山区游玩。至于官僚主义，众所周知：必须排长队，有时候出现新税务。无论如何，你总是必须适应情况。

“作为‘经商妇女’协会的成员，阿迪纳·费库雷斯库研究了最近几年的发展趋势。下面请听她向大家介绍她从中得出的结论：“很多妇女转向创业，放弃了她们在公共机构或大型企业的职务。她们在所喜欢的领域创业。我发现，她们的选择以她们的兴趣为基础。除了为创业所需的资本，她们还必须勇于改变她们的生活，从雇员变为企业家。” 她们鼓起勇气一方面是因为希望获得独立，另一方面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个人的优先问题如：生孩子。阿迪纳·大卫说：“我在一家合资公司工作时，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特别是在生孩子以后，给他的时间更短。因此，我宁愿创业，这样能有灵活的时间表。此外，尽管她们的收入在多国公司要高，但她们自己的企业也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并将会给她们保证很高的收入水平。尽管初步阶段也许很困难，但这对其中的很多事情不构成一个过大的障碍。” 希望某一时刻创业的许多公共和私有企业的女雇员，在一段时间保持工作，在业余时间开始创业。这并不容易，但获得独立的希望占优先地位。同时，她们受到欧盟机构的鼓励，已经建立了一个对女实业家提供咨询的欧盟网络。

据城市与区域社会学中心为罗马尼亚符立艾伯基金会所作调查显示，罗马尼亚年轻人认为，国家的主要病症是政治腐败、经济贫困和工作缺乏。该报告显露15岁至29岁的青年就切身关注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政治重大问题上，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罗马尼亚的处境发展方向错误。尽管他们大多数人感到有能力改变政治形势，但他们对主要政治机构和年轻政治家普遍失望。

近一半的罗年轻人和父母同住。至于婚姻，他们公认的理想婚龄比前几代要高。有工作的年轻人在收入上有很大差异，他们的收入随着年龄增加，男人比妇女高，市民比村民高，布加勒斯特比摩尔多瓦高。

社会学家拉杜·温布雷什说：“四分之三以上接受调查的人认为，要是长得好看、独立自主、常作体育运动、并有良好职业的话就可以赶时髦。这些特征与行为忠诚、结婚参加公民活动等因素相比，更显露出个人主义倾向 。而这个倾向在布加勒斯特年轻人的行为上更加明显。年轻妇女比男人更希望能够读大学以及搞忠诚关系。至于年轻人家庭里的文化和物质消费，城乡间有明显的区别。城市家庭比乡村家庭平均消费约高70欧元。这区别不仅限于物质也涉及到文化的消费。27%的城市年轻人家里有100多本书，但只有19%的乡村年轻人拥有这么多书。家里无书的年轻人在乡村比城市高一倍（8.6%比4.4%）。”

与成年人相比，年轻人游览互联网的时间比看电视的时间长。在具有高等教育年轻人间这个区别更明显，他们使用互联网来娱乐、社交及观看视频剪辑。互联网最重要的用法当中，搜索信息仅排在第三位。

该报告还显示，在1989年教育系统多样化的背景下，年轻人的教育水平比他们的父母高。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受过某类教育。其中，三分之二上学校、高中或职业学校，30%上大学，7%选修过硕士或博士课程。只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对罗马尼亚的教育系统表示满意，最年轻和来自乡村地区的被调查者感到最满意。

拉杜·温布雷什说：“尽管年轻人与上代父母在享受高等教育的利益上有差异，但都有延续教育水平的倾向。换句话说，有高等教育的父母可以将这个优势传给他们的孩子。70%有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父母也从大学毕业。82%只有职业学校水平的年轻人来自父亲教育水平同样低的家庭。尽管教育金字塔顶创造了比从前更多位置，而且这个空间也扩充了社会金字塔顶，但这些位置主要由已经拥有这种教育的家庭所占据。这些数字显示出一个不流动的社会过程，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形势，其中教育优势世代相传。”

至于劳动市场的就业状况，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全职工作，十分之一只有临时工作，一半以上不从事有偿工作。罗年轻人认为，个人关系在寻觅工作上有关键性作用，其后才是专业经验和教育水平。在选择工作岗位时，月薪是最重要的目标。大多数年轻人愿意在私营单位工作，20%的年轻人，特别是25岁以上的布加勒斯特人愿意自己创业。大约40%的年轻人说，他们愿意到国外打工或上学。主要目的地是欧盟西部国家，如英国和德国。有高等教育年轻人中有很多愿意移居美国。

2014年在欧盟是举行议会选举，而在罗马尼亚是举行总统选举的一年，这一年同时又庆祝共产党政权垮台25周年。在1989年12月革命25年之后，社区精神果然会表现得比从前更多一些。于是，2014年有几项好久以前提出的人民倡议变得更显眼，这些倡议的核心思想一般是改善布加勒斯特某些住宅区的社区生活。初步阶段，这些倡议显得有些怯懦，但逐渐鼓起了勇气，他们的声音日益响亮而能被大家听到。

比如，德鲁木尔·塔博雷住宅区的“法沃里特倡议”，同布加勒斯特第6市区市政府合作实行一项复苏一个前电影院的计划。布加勒斯特另一个住宅区的“IOR公园之友”已经获得地方理事会一部分人员的支持，以便反对市政府的一项规定在住宅区的公园里修建一个多功能楼的计划。在其它城市也有类似倡议，而且这些活动组是在公共参与资源中心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下举办的。该组织的目标是教导人们知道他们的公民权利及可以保护这些权利的方式。

该组织项目协调员尼克雷塔·吉利泽说：“我们2009年启动了社区组织项目，当时在首都没有太多的公民行动组。我开始在共同参与资源中心工作时，我的任务是使公民醒来积极参与公民生活，并使他们意识到，他们为自己的权利开展斗争多么重要，无论这是否是指他们公寓楼前的公园，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当时，在2009年和2010年，在布加勒斯特简直没有公民社团，我们挨门挨户寻求人们的帮助，才得以建立这些活动组。我在德伊湖（Lacul Tei）住宅区开始，当时在那里有些人希望有倡议，但尚未组织起来，也没有合作。我们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并指导他们如何继续下去。”

尼克雷塔·吉利泽坦白说，动员人们参与一项公共计划几年前和现在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她说：“我们经常碰到人们的怀疑和不信任。人们不相信自己、参与式民主以及他们的声音在选举之间的期间也会有影响。投票时，人们相信他们可以产生某种改变，但在选举之间的期间不同。因此，我很难说服他们地方当局是公民选举出来的，因此他们必须考虑选民的意见。但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他们团结起来时能获得的势力。”

正是因为今年公民倡议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显著，公民参与资源中心举办了公民倡议博览会，有14个非正式组织的200名代表参加，互相了解，交换经验。同时组织了公民学习如何可以为打击非法修建楼房开展司法斗争。公民倡议博览会的参加者包括布加勒斯特最古老的公民参与计划之一“Street Delivery”。该项目2006年被启动，目标是关闭首都一条街道，禁止车辆通行，将其变成人行道。这指的是阿瑟·韦罗纳画家路。这项倡议的倡导者是这条路上的两个邻居：“Carturesti”书店和罗马尼亚建筑师协会。

下面请听建筑师谢尔班·斯杜尔扎向大家解释他们为何提出这项倡议。他说：“9年前，当出了这个主意时，这曾是一项不寻常的计划，并且是在当地居民的倡议下诞生的。他们发现过去，马盖鲁（Magheru）大街行人的关系消失了，当汽车少时，那时行人很容易通过。目前，行人不能从东往西穿过城市，因此我们想在Icoanei公园和Cisimigiu公园之间是否能有一条连接布加勒斯特人喜欢的地点，如罗马尼亚雅典宫、国家艺术博物馆等地方的人行道。”

于是夏天阿瑟·韦罗纳路有两天没有汽车交通，在街道上举办博览会，让布加勒斯特人聚集在一起、买东西、聊聊天、互相了解。除此之外，“Street Delivery”同时又是一个文化项目。

在布加勒斯特诞生的“Street Delivery”计划，目前已经“出口”到雅西和蒂米时瓦拉两个城市。出了这个主意的人们，像尼科雷达·吉利泽所说得那样，将“他们的家庭和私人生活的时间”献给一些为了强化公民对社区的参与的计划。

最近几年来罗马尼亚的癌症发病率急剧增长。据最近的统计显示，2012年有大约7万8千个新病例，比2008年增加约4千个。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仅仅发展医疗护理，还需发展心理护理。 一个知道患有绝症的病患，尤其是年轻人，会有什么感受？他的家人又如何？何种疗法可以被提供来使这些病患在心理上能够面对绝症?“希望之家疗养院”协会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途径，该协会是1992年由英国人格拉韩•贝罗尔斯在布拉索夫建立的，是姑息治疗的先驱。格拉韩·贝罗尔斯在90年代初抵达我国时发现什么呢？他说：“大多数绝症病患在出院后被接送回家，而家人由于病人得不到合适的治疗，以及心理和宗教的支持，因此在对付病人病情上会遭受无从扶助的痛苦经历。我们对他们提供整体疗法，包括对癌症病患提供药物治疗和疼痛控制。这是医学上常用的领域，并包括对诸如食欲不振、呼吸困难等各种与癌症有关的病症进行治疗。我们实际上将注意力集中在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上。这也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面向生活而并决不是面向死亡。我们帮助他们在他们仍在生期间度上尽可能美好的日子。我们同时帮助他们家人，因为他们经常也过得很痛苦。”

自从1992年起，“希望之家疗养院”开始对布拉索夫病患在自己的家里提供姑息疗法之后，于2002年在该市开设了第一家提供这种治疗的中心。在布加勒斯特，该协会于2006年开设了第一个分协会，并于2014年开设了第一个姑息疗法中心。如果说在90年初“希望之家疗养院”是第一个提供这种治疗的协会，那么目前还有其它在这个领域开展活动的非营利协会，但为数不多，只能覆盖少数需要治疗的病患。格拉韩·贝罗尔斯说：“目前在罗马尼亚只有6%的病患得着所需要的姑息疗法治疗。所以我们还应该下很大的工夫，但我们的两个姑息疗法中心同时又是训练中心。我们为医生、护士、药师、物理治疗师等医疗工作人员举办培训课程。”

2008年开始为布加勒斯特修建治疗中心筹集资金，直到今年才得以顺利成立。下面请听布加勒斯特“希望之家疗养院”服务局局长鲁克桑德拉·乔克尔兰博士向大家介绍为建立这个中心所投入的努力及向所有患者免费提供的服务。她说：“如果全力运行，这个整体疗法中心每年将可以对两千左右患者提供治疗。除此之外，我们还对成年人和孩子在家里提供服务，并在医院和门诊所提供专科咨询。我们同时还为癌症患者提供专业治疗和住院服务。我们拥有23个床位，其中15个供给成年人、8个供给孩子。”

鲁克桑德拉·乔克尔兰强调说，同患者及他们家人的对话会对姑息疗法发挥关键性作用。她谈到患者最迫切的需求时说：“其中之一是获得咨询和指导，因为公共卫生系统的服务经常不是相互协调的，患者经常不知道应该去哪儿，或下一步又该如何。另一个迫切需求是被看作‘病人’而不仅仅被看成是一个‘病例’。”

科里斯蒂娜·斯特尼克认为她自己和她8岁时因脑癌而死亡的儿子应得到尊重。可惜的是，在公共卫生系统却没能受到这种尊重。科里斯蒂娜·斯特尼克说：“可惜的是，我个人认为，在公共卫生系统内，谁也没有时间提供这种服务。医生都很忙，因卫生系统的缺点是无法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且，我不知道是否都愿意做到这一点。我遇到医生当中有一些已经竭心尽力，另一些也毫无缺欠的尽了责任，但却没有涉及感情方面，此外还有一少部分医生即使有时间也不重视这一方面。”

但就另方面来说，有足够的教室是个正面因素。很多学校上课无需轮班，只有少数学校有两轮。至于家长对教育进程的参与，该调查显示出矛盾：因为据调查协调员，罗马尼亚确保大学前教育质量机构的主任谢尔班·约西菲斯库声称：尽管在农村地区，学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并且人们一般对学生的生活感到满意，但家长对学生在校内的活动不熟悉。谢尔班·约西菲斯库还继续提到该调查的其它细节：“我们的另一个结论是，每个学生每天有至少三门课作业。80%的学生说，他们用一半以上的课堂时间来听教师讲课。在促进学习进程的因素上，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知识和整理知识的能力所占的比例最低。每天在学校有至少一位教师将两门学科相互联系，而本来都应该做到这一点。一个正面因素是，教师对学生提供支持和反馈。另一个正面因素是，进行评估的方式有所改善。评估的结果用于纠正措施，但不一定用来查实学生学习结果差的原因，或为增强动机。”

所有这些信息足够使得世界宣明会的调查得出结论。谢尔班·约西菲斯库说：“教师的活动集中在讲课上，而不那么重视学生获取知识。学生的自主能力相当低，教育仍然被定义为信息传递，评估主要集中在知识上，而不那么看重行为表现。”

除了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信息少之外，三分之一的家长说，学校在决定选修课程方面不征求他们的意见。近一半的学生处在这种情况。除了作业、评估和吸取知识之外，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过早离开学校。很多学生因为必须谋生或者面临学校不能解决的私人问题情况下离校或辍学。谢尔班·约西菲斯库说：“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是咨询和指导服务的缺乏，很多学生说他们从没享受过这种服务。有很多学生经常无故缺席，家长和学生都知道这个情况。主要原因与家庭问题有关，而不是对学校感到不满。大多数家长和学生认为，他们必须继续上学，但声明不继续上学的学生比例高达35%，是全国平均的两倍。极高的过早离校率跟家庭的经济和教育水平紧密相关。”

同时，这还与某些儿童需要在家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按照世界宣明会的题为“罗马尼亚对教育投资不足的代价”研究报告显示，10%的儿童处在这种情况。其实离校现象不仅影响私人生活，而且又影响经济水平。该会专家卢米尼察·克斯塔凯说：“为过早离校必须付出的代价可达每人10万至110万欧元。这是在国内进行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不仅在罗马尼亚是这样。在罗马尼亚学生过早离校的代价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9%。对个人生活来说每多上一年学将减少失业率8.2%。”

罗马尼亚为教育系统从国内生产总值拨出的款项很低对经济会产生长期的不良效果。卢米尼察·克斯塔凯说：“我们试图想象如果罗马尼亚对教育的投资维持在目前的水平未来将会如何，如果将投资水平增长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又会如何。至今为止从国家预算拨出的款项为4%，这包括私人对教育的消费，不仅是从国家预算得到的资金。如果维持这个水平，就无法达到2020年的欧洲战略目标。如果教育预算到2025年增长到6%，那么2020年欧盟战略中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罗学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PISA测试获得的分数也将会提高，而且多上一年学在10年内将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7%至2.95%。”

因此，这份报告的两位作者提出的建议是对教育资助，以及学校、家长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改变。

有关人口老化的专门研究发现，在发达以及发展中的国家里这个现象日益加剧，并对社会救济、退休养老和卫生系统上形成很大的挑战。因为未来年轻一代的人口日益减少，他们必须承担越来越多上一代老年人的生活消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字，在未来数十年间，欧洲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年龄超过60岁。据罗马尼亚弗利迪希·埃波德基金会最近发表的报告“罗马尼亚的老化—挑战和出路”中指出，随着罗马尼亚出生率的下降、寿命延长率的增加，人口老化的速度也将更形加快。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罗马尼亚约占16.1%。据估计，到2050年前老年人的数字将会继续增长。弗利迪希·埃伯德基金会通过“罗马尼亚的老化”项目致力于发现统计数字后面之真相，他们想了解老年人生活的故事。

伊万娜·波乌内斯库今年已经101岁，她是罗马尼亚第一位女机电工程师。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满了73岁时，为了摆脱孤独选择了第二次结婚。她对我们说：“我曾是寡妇，他是鳏夫，为了避免孤独生活我们决定结婚。这婚姻已有28年了。我们同龄，今年都满了101岁。这些年来生活还算正常，但现在就比较艰难了；因为我丈夫患有老年痴呆症，我必须照顾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所以我不能再跟他聊家常。虽然情况很困难，但有人帮助我，因为我已经不能自己做饭了，我手脚软弱无力，连走路都不稳定了。”

另一种情况是，其他家庭成员承担老年人的赡养。劳拉·托多尔今年52岁，在她89岁的妈妈摔交以致股骨颈骨折断而卧床不起后，她的生活次序就完全改变了。她没有钱雇人照顾她妈妈，就不得不同时承担她妈妈和她自己家庭的家务。她说：“我过得很不容易，要工作又要顾到家务，要做这么多事情实在很困难。我们有两套公寓，很幸运的是在同一楼层，可以同时照顾两家的家务。我们曾试着寻求别人的帮助，但计算费用后，发现我们的钱不够。所以我尽可能的自己动手。我在身体方面帮助她。但她还需要一个有时间跟她聊天的人，可是我没耐心也没时间。我在精神上比体力上受到的影响更大，因为面临着一个缓慢发展而不可逆转的衰变过程。”

在罗马尼亚只有131所养老院，共有7152个床位。彼得·罗达尔丘克63岁，住在博托莎尼县雷奥尔达镇的一个养老院里。院中工作人员由三名护士组成，一共有70名需要照顾的老年人。他对养老院提供的基本条件感到满意。他说：“我先是失业，然后到处寻找工作时，他们都说我年龄太高。结果在没钱付房屋租金和水电费后，被迫离家无处可归。我流浪街头一年多，结果是县委会给我办了手续，把我带到这个养老院里。这里比在街头好多了，至少有个屋顶，我退休时，将继续住在这里，而且终生都要住在这里。我曾经结过婚，但我妻子已经去世了。我有三个孩子，但他们都离开了而且不知所终。我找他们好久但一直找不到。我非常想念他们，我什么都不需要，只想看到他们，跟他们聊聊。”

但“罗马尼亚的人口老化”报告也有乐观的信息：65岁老年人2013年的贫困率从2007年的65%，减少到35%，但比欧盟18%的平均比例仍高一倍。另一件令人乐观的事情是，2009年引进了356列伊的最低退休金，有大约50万名受益者，其中12万3千名是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

家里没有人照顾他们、养老院床位过少、专业工作人员过少、私营养老院昂贵的价格只是罗马尼亚老年人面临的一部分困难。

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及其它乡村小镇，人们在街上会经常遇到流浪者，这时或者有意识的避开不看他或者看到他的落魄而不屑一顾。但他们的境遇源出于某种不幸的遭遇，是任何人都可能遇到，而且在他人的帮助下可以克服。那么我们能提供什么来真正帮助这些人呢？“无边境工作坊”组织的执行经理、巴德里克·乌利阿里认为只要一个简单的憐憫行动，就能延长他们接受援助的身份，或者获得能力来重新生活。他说：“我们2009年同Samusocial基金会合作建立了一个通过经济活动融入职场的工作坊。于是，我们5年以来雇用Samusocial、禁毒机构、孤儿院和缓刑局给我们送的人员。这些机构接触一些由于多种原因被排除到社会边缘甚至在社会之外的人员，原因是：曾是无家可归、吸毒成瘾者、孤儿、囚犯等。这些人在常规劳动市场上不能被雇用。我们以签署劳动合同雇用他们，在我们的工作坊里工作两年。在这段期间内，我们预备他们适应常规劳动市场。”

科德林就是其中之一，他1998年是军队干部，后在私人保安市场就业，最后因家庭和职业方面遇到困难失去住所。他说：“一年前我同另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同事住在德鲁木尔·塔博雷的一个收容所。但目前已经不住在那里了，这也是我来‘无边境工作坊’的原因：找到了一个较得体的住所，并能够确保谋生和转岗。”

一名前电工也在“无边境工作坊”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和学习新职业的机会。他对我们说：“我来自‘伊万娜之家’社会援助协会，之前我住在一个在共产党政权时期非法被没收的住房，后来房产归还给原房主。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以便能够照顾我的家庭和我的四个儿女。我妻子是个女佣。我们已有四个月不再住‘伊万娜之家’了。”

在“无边境工作坊”里以劳动合同雇用的处在困境中的人最初会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资，免费交通乘车证和每天一顿热饭。在这里他们修复旧电脑，同时参加另一项计划：回收广告横幅。这样他们获得一些未来可以在别处就业的能力，并习惯于为重新融入社会所需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但巴德里克·乌利亚里认为，最难得是重新获得自尊：“相信自己有能力摆脱受益者的地位，不再是别人的负担，或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贫困人，并重新融入社会。其中的很多过去有家庭和相当高的工资，但因酗酒或其它原因失去了一切。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尊是最难做到的事情。我们用经济活动帮助他们获得自信。譬如，我们拥有修复电脑车间。在这里他们拆卸并修理电脑，然后捐赠给全国各地的学校、孤儿院或其它公共机构。这样他们感觉自己有用于社会，并可以重新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和新的未来，不再是没有用的人而且有人感谢他们。”

在国家北部的比斯特里察·讷瑟乌德县贝克雷安镇当局找到了援助该社区的10名无家可归者的办法：让他们参与该镇各教派教会的活动。镇长尼克莱·莫尔多万介绍说：“我们修建了一个社会援助社区中心，有6个大房间，将有两、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镇政府将全部承担水电气费。为了向他们保证每天的食物和心理咨询我们同我镇12个教堂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每个教堂负责一周照顾这些人，向他们捐赠衣服或提供心理咨询。我劝教堂向他们确保每天一顿热饭，甚至三顿饭。我们此外还同当地医院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向他们确保医疗服务。”

吸烟在欧盟每年造成70万人死亡，并持续在所有成员国中成为极其严重的问题。罗马尼亚也不例外，是构成生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口高达四万两千，其中2/3的年龄为35岁至69岁，以2011年为例全国吸烟人口将近27%。吸烟导致的疾病非常严重，可以分别归入5大类：心血管疾病、脑血栓、肺结核、癌症和呼吸道疾病。但吸烟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而且也影响经济，这在最近题为“吸烟对罗马尼亚公共卫生体制的经济影响”研究上清晰地显示出来。为了解罗政府2012年为治疗吸烟引起的疾病而产生的开销，该研究针对上述5大类病患的住院医疗费用以及国家卫生项目里为其中某些病患建立新疗法的费用作了评估。

下面请听卫生部控制吸烟专家马格达雷娜·乔巴努教授向大家介绍该研究得出的结论。她说：“政府提供药物津贴，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检查以及为了确诊病况而必须作临床辅助检查的价格也无法计算。因此，本研究显示的数字，比实际费用要低。不但如此，治疗这些疾病的花费还超过对烟草制品征收的烟酒税。因此在2012年，治疗有关疾病的花费超过了40亿列伊。这批资金中，纯粹为了治疗吸烟产生的疾病共消费了12亿列伊，而从烟酒税征收的款项仅有11亿列伊。这就等于2012年产生了1亿列伊的赤字。其实这个赤字要大得多，但因为缺乏上述数字就无法准确计算。”

于是，在治疗上述5种疾病的40亿列伊总费用中，约有28%左右的“账单”要归因于吸烟。马格达雷娜·乔巴努教授说：“当我们说吸烟会引起譬如像肺癌、心肌梗塞等疾病时，它在引发这些疾病的因素上，会因不同的疾病而有差异。吸烟可以引起这些疾病中的任何一个，但心肌梗塞或肺癌不都由吸烟而引起。心肌梗塞病例有25%出于吸烟，而肺癌病例的86%是由吸烟造成的。因此，在这个研究中有两个数字。一个是为治疗所有疾病的花费，另一是仅因吸烟病例的治疗而产生的花费。”

因此从2006年开始，为预防过分消费烟草制品以及除啤酒和葡萄酒外的其它酒类而设置的“烟酒税”，看起来没能得出明确的效果。除此之外，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6个建议：监测吸烟消费、保护公民免受吸烟造成的后果、支持愿意戒烟的公民、警告有关吸烟产生的危险、禁止烟草制品进行宣传、增加烟草制品税。这些建议都落实了吗？马格达雷娜•乔巴努全面回复我们说：“所有6项措施都落实了，但不彻底。2007年至2008年，罗马尼亚入盟时迈出了重要的几步。但2008年后的进展只限于两个领域：增加烟草制品税和支持愿意戒烟的公民。其余的措施则陷入停滞状态，而且是只些纯属法律的措施而已：不需要政府作出具体投资，只需要投资于议会善意的赞同就行了。最好的例子是有关在密闭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该法律草案2011年就已经递交给议会，但直到今天尚未在众议院进行投票。”

今年4月欧盟机构通过修改有关烟草的法令，提供了在罗打击吸烟的支持。接下来请听欧盟环保、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委员、欧洲议会议员克里斯蒂安·布索尤向大家介绍新欧盟法令：“去年12月烟草法令的修改是欧洲议会上一项敏感且极端的争议标题。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去年12月才能就此达成协议。于是，今年4月才能在官方公报里发表新修改的法令。欧盟成员国必须在两年内执行这项法律，使有害健康的警告在香烟包装或烟斗烟叶包装前后的插图里大致占有65% 的篇幅，禁止烟草制品内的某些添加剂如：咖啡因、维生素、颜色添加剂以及促进尼古丁的吸入或吸收的成分。同时还有包装的形状和内容，要禁止误导消费者。”

欧盟机构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减少吸烟的诱惑力，特别是对年轻人。

在12月1989年革命后渴求文化和文学的罗马尼亚多年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及其它重要城市举办各种图书博览会。最著名并吸引最多游客的图书博览会是每年6月的“Bookfest”书展和每年11月的“Gaudeamus”书展。后者是罗马尼亚广播公司资助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也包括巡展博览会，在国家各地举行书展。借这些机会，读者可以购买最新出版的书，出席新书发布会、新闻招待会，此外还可以与作者会面，并购买廉价图书。

罗马尼亚的出版市场十分丰富，但销售量配不上发行量和书籍的数字及不同著作的数字。很多罗马比亚人认为，书籍的价格十分昂贵，大约在相当于5至16欧元（20至60列伊）间浮动，而罗马尼亚的平均净收入仅为380欧元左右（1700列伊）。为了帮助读者买到价格低的好书，10年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廉价：折扣书展”。

本台记者问“廉价：折扣书展”负责人瓦纳•博卡-斯特内斯库为什么需要折扣书展。她回答说：“我们此外举办的其它博览会，如：Bookfest和Gaudeamus展览也会打折，但这些博览会上展销的著作大部分是新发行的，而在‘廉价：折扣书展’上销售的书籍是前几年发行的，读者有机会以高于其它博览会的折扣购买这些书。在罗马尼亚每年出版两万四千部书，但一名读者其中感兴趣的书大概不会超过一百个，而且连这些书也不能都买得到，因此他又会对前几年没能买到的书感兴趣。我们依旧会希望能买到这些书。这些书继续围绕在我们的心头，这也就是举行‘廉价：折扣书展’的原因所在，读者来光临时可能会找到一个一两年前想买的书。当时可能没钱购买，现在则可以买得很便宜。”

除了答应读者购买他所希望的书之外，该博览会同时也有助于出版社，可以解决他们的一个燃眉之急的问题：图书分销：“一般来讲需要图书博览会的主要原因是令人惋惜的。国内的图书分销链稀少，应付不了本国出版社的巨大出品。出版量遥遥超出读者的数字。因此，很多书店网不得不关闭，另有一些简直就消亡了。我们如果到一个中小型城市看看，就可以发现那里不再有书店，或者如果仍然存在的话，主要销售文具产品。”

“廉价：打折书展”今年尽管举行在与历年来不同的地方，其传统的参观者依旧来光临：“我多年来光临‘廉价：打折书展’。这样我家里拥有的书会不断增多，而且同时能有机会看到市场上出现什么新书。这些书籍尽管开始比从前便宜，但对某些人来说仍然过分昂贵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同时如果有几家出版社聚集在一起，那么所推销的书也就会更丰富。”

本台记者采访的另一名读者也觉得展品物美价廉、丰富多彩是图书博览会的吸引力所在。她对我们说：“我多年来光临‘廉价：折扣书展’、Gaudeamus和夏季图书博览会。我认为，尤其是在我们的现代时期是一件好事。折扣无论多大都很受欢迎。目前也有网上图书馆，所以在来这里之前，我先游览互联网看看我还缺什么书。然后再看那些聚集所有出版社分类发行的书籍的博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