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社会采风

在有关罗马尼亚人精神面貌的著作和传说中可以发现两个倾向。一个突出罗马尼亚人性格的优点，另一个突出他们的缺点。两个倾向都将他们的观点推向极端。前者在智力和史学上占优势，赞扬罗马尼亚人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不断争战得胜、热情好客、积极性和创造力等优点。这个立场不仅显露在政治言谈上，也被纳入教学材料中。不过，这种观点完全缺乏批评因素，会落入陈腔滥调，并鼓励人们采取自傲自大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描述罗马尼亚人的性格时可以说，他们勇敢大胆、勤奋劳动、热情好客。他们被认为正在履行历史使命：作为欧洲的盾牌，防止奥斯曼帝国的侵犯和扩展的野心及基督教的威胁。他们是光荣祖先罗马人和杰特-达契亚人的后裔。他们遭到了不幸的命运和敌对势力的进攻，但最终取得了胜利。

按照所谓“争取生存奇迹”的理论，所有争取生存的手段都限于武装冲突，而和平外交的战略却处在阴影中。

由于极端主义并不是罗马尼亚人的主要性格特征，他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保持平衡状态，而历史编纂学家充分描写了这个特色。同时，罗马尼亚人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通过最合适的武装与和平战略克服一切障碍多次获胜。因此感到骄傲是理所当然的。强国推动的，并由小国吸收过来的传教精神未能引起罗马尼亚人的兴趣，因此他们并不采取这种做法。

极端否定主义也未得到罗马尼亚公众舆论的赞同，尽管表现在某些流行的 表达方式，如“罗马尼亚人无能为力”、“罗马尼亚人不遵守法律”、“罗马尼亚人好吃懒做”等。人们在试图解释遭受失败的原因，或经历艰难、贫困及不安全期间时习惯引用这些表达方式。其实，各个民族中拥有的优缺点毫不例外地不超过该人口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以简化民族特色的一切企图就不得不遭到失败。

可惜的是，20世纪是以这种极端的否定主义开幕的。这就是杜米特鲁・德勒盖杰斯库的著作《罗马尼亚人民的心理》采取的态度。德勒盖杰斯库这部书的开头非常鼓舞人心。他对读者承诺说，将用客观的态度分析“个人意识的社会源头”。他力图与所有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寻求与人种、气候和地理配置相关为主要特色的潮流保持距离。

他承认，这些因素尽管对民族的心理起某种作用，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性格是一个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

他为了阐明这个思想他举例说：我们对罗马尼亚人的评论不应该以优点和缺点为基础，因为他们的缺点会使我们感到失望：他们贪得无厌、自私自利、背信弃义、心藏奸诈。不过，如果分析他们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他们遵守纪律、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简明扼要、严谨精确。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才能结晶出因长期历史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明确的思维方式。接着他评论在罗马尼亚人精神面貌的研究上的阴影：“没有历史或历史含糊不清、不持恒参与历史重要事件的民族无法建设一个明确、有规律、组织良好的社会，只能拼凑出一个混乱的、组织不好的社会。”罗马尼亚人在德勒盖杰斯库发表这部书时，还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中。

精神残疾人的问题在罗马尼亚从来没有从人权的角度来分析。尽管某些国际机构对这些人在罗马尼亚的精神健康机构得到的待遇表示担忧（这些机构是指卫生部、全国保护残疾人机构或全国保护儿童权利机构下属的机构），法律目前尚不能作出担保来保护他们，因此实际上他们被剥夺了权利和自由。 在这种背景下，法律资源中心发起一项题为“维护尊严”的计划，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督剥夺自由的机构的机制（包括社会心理中心）。同时，该计划还追求改善保护精神残疾人的法律和机构框架，并提高精神残疾人融入社会的能力和被接受的程度。

下面请听法律资源中心执行经理乔基安娜・玛丽内斯库向大家解释为什么讲住在社会救济保护中心的人员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剥夺权利这个概念的含义不仅指 一个人被捕或被监禁。此外还可以指住进精神病医院，之后你不能随己意出院。当一个人住进残疾人中心、精神病院或精神心理康复中心时就会这样。不能从那里出去，因为得不到许可。一个人住进这类单位时不知道何适能出去，所以这可以被看成是剥夺权利的一种情况。如果被看成是剥夺权利，那他们就应该同被逮捕或被监禁者享受同样的权利保障，更何况他们还是一个极为脆弱，必须受到保护的群体。”

题为“维护尊严”的计划被发动以来，就已经处理了好几个在救济保护中心被剥夺人权的案例，甚至将其中的一些上诉到欧洲人权法庭。除了解决这些案例的愿望之外，法律资源中心，通过其代表为解决卫生系统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开展活动。这些案例中有一个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这是一名出生后被抛弃，患有艾滋病病毒、弱智和肺结核的吉普赛年轻人的案例。这个名叫瓦伦丁・肯比亚努的年轻吉普赛人19岁从一个未成年人救济保护中心被迁移到精神病中心后死亡。Interights非政府组织的律师康斯坦丁・科若卡利乌解释说：“我们早就对《欧洲人权公约》中的几个受到侵犯的权利表示不满，其中包括：生命权利、自由权利、隐私权、不受歧视的权利、得到有效补救的权利等被侵犯。实际上，当肯比亚努单独一个人任凭当局支配时，当局就践踏了他的所有权利，而且没有对他提供任何保护。我们要求欧洲人权法庭对残疾人提供有效的保护，并确认他们的特殊情况。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看不到的，可现在多亏这个案例，他们有机会被人们看到。这都是些结构上的问题，而我们必须为此找到解决方案。”

当时，就是2004年对肯比亚努的案例进行调查的人是“维护尊严”计划的管理员乔基安娜・帕斯库，她说，这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案例，并希望借此可以走出一种恶性的循环。她对我们说：“这个案例涉及一名2004年刚满19岁的年轻人。这个案例收集到所有因素和精神健康问题，他年轻又没有父母。这表明卫生系统的问题，就是该系统的若干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不应该轻视递交请求的社会救济人员、县议会主席、可能陪伴瓦伦丁的教育人员等人所扮演的角色。但他就像一个物品被四处迁移。有关迁移瓦伦丁的文件写到：孩子和设备要被迁移。事情是悲剧性的。”

法律资源中心的报告员在对几个救济保护中心访问后发现一些严重的滥用职权的情况，并试图找到问题的来源。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救济保护中心调查的结果显示，发生越来越多的滥用职权的情况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这些中心的结构问题，这里并不遵守这些年轻人康复的需求，他们是一些有各种不同敏感问题的未成年人，需要不同的对待。除此之外，这些中心的工作人员数量不够，从专业素质上讲也不合适。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工作人员的财务问题和对他们提供持续培训的需要。最后的原因是这些年轻人缺乏针对滥用职权提交审理文件的途径，而且缺乏一个可以让他们受到司法部门帮助的机制。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律资源中心为在国家机构面前代表这些年轻人而开展斗争，就是试图弥补这些不足。”

冬季节日期间是人们休息、给亲人送礼物和饮宴作乐的期间。罗马尼亚人过圣诞节和新年时习惯吃一些传统的饭菜，如：肉馅酸菜卷、香肠、肉冻、甜面包等，再配上享有国际盛名的罗马尼亚葡萄酒。不过，在这些产品可以迅速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的世界里，我们桌上的饭菜在什么程度上还能说是地地道道的罗马尼亚风味呢？慢食运动的发起者也提出了这些问题。慢食是慢慢做、慢慢吃的，绝不是买来的半成品或匆匆烹饪的食品。1986年在意大利产生慢食运动的目标是通过支持传统的、具当地美、促进替代工业化食品的烹饪法。

下面请听罗马尼亚慢食运动的代表蒂贝里乌•卡萨乔克向大家介绍罗马尼亚人圣诞节餐桌上的酸菜肉卷和甜面包。他说：“慢食运动的哲理在于追回到食物链的源头，在某一时刻你会发现，从一个吃粮，自由放养的母鸡那里收集鸡蛋多重要。归根结底，当地风味是由当地经济生产的原料确定的。我们谈道传统食品，但做肉馅酸菜卷时，我们常常不用罗马尼亚产的猪肉，而使用进口猪肉，这就是我们的风味菜肴“sarmale”（肉馅酸菜卷），但这并不符合慢食的哲理。慢食必需用当地产品来烹饪。如果所有的原料都是进口的，来自其它国家的农产，那就不再有当地风味了。”

像在布加勒斯特这样的大城市，或最近陆续建立了国际网络的大小超市的小城市里很难买到当地配料。不过，看起来很多罗马尼亚人与其吃超市销售的超加工食品，更愿意吃新鲜食品。下面请听蒂贝里乌•卡萨乔克向大家介绍对一个大型超市场的市场调查的结果：“据调查证实，罗马尼亚人更喜欢从农贸市场买水果，而不是从超市买。 因为在农贸市场可以找到更多的当地产品。所以罗马尼亚消费者喜欢买当地产的水果和蔬菜。他们宁愿购买新鲜、好吃的罗马尼亚苹果，而不买没有味道的进口苹果。同时，进行此次调查的专家说，在选择香肠肉类制品时，对罗马尼亚购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质量、新鲜和不含食品添加剂。所以，很多罗马尼亚人愿意购买罗马尼亚产的本地的新鲜产品和季节性产品。可惜的是，工业的发展针对的是愿意购买廉价并大量产品的罗马尼亚人。”

为了再次以科学的方法证实罗马尼亚人更喜欢本地产品，罗马尼亚食品消费者协议将本地苹果同从外国进口的苹果进行比较。这次研究是同国家生物食品资源研究与开发机构合作进行的。下面请听罗马尼亚食品消费者协会主席米哈伊•帕纳伊德向大家介绍这次研究的结果：“罗马尼亚食品消费者协会对苹果的研究规模很大，集中在两个主题上：色香味的品尝和生物化学分析。在对来自意大利、波兰和土耳其等国的进口苹果进行监督，并同罗马尼亚沃伊内什蒂的“金黄”和“约拿单”苹果比较后得出明显的结论是：罗马尼亚苹果比外国苹果要好。罗马尼亚苹果更甜、含有更多的矿物质，营养价值更高。”

在进行生物化学分析后发现，罗马尼亚的“约拿单”苹果比波兰的“约拿单”苹果要甜20%。同时，罗马尼亚“金黄”苹果比意大利的甜22%，比土耳其的甜14%。 不过，米哈伊•帕纳伊德指出，尽管有这些数字，并罗马尼亚消费者更喜欢本地苹果，罗马尼亚的收成并不大，虽然有农业潜力。他说：“幸运的是，我们有很好的苹果，不幸的是冬季的贮藏保鲜成了问题。秋天的苹果美观新鲜，但接近春天时苹果就开始干瘪起皱，逐渐失去美形外观，尽管这是用自然方法栽培的。罗马尼亚在这一领域有着巨大的潜力，用苹果的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实际上占什么位置，有什么潜力。我们目前苹果树种植面积在世界上排在第15位，产量排在第21位。如果在面积上排在第15位，那么在产量上为什么只占第在21位呢？这说明生产力不高。”

还应研究的是栽培苹果的条件在什么程度上是生态的，虽然罗马尼亚消费者看起来很相信这些产品。

今年夏天法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古斯丹声称，罗马尼亚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天堂”，为法国投资者提供很多投资机会。据专家估计，农业是最受外国投资者青睐的领域。

另一方面，正如布拉索夫、普雷日梅尔镇农业和食品工业学院院长玛丽亚·德尔诺万说，罗马尼亚年轻人对在农业领域获得培训的兴趣越来越低。她说：“可惜的是， 目前农业学校的情况相当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着愿意在农业领域获得培训的学生日益减少的问题。重要的是以某种方式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蔑视农业劳动， 认为只有不学习的人才会从事这类工作。我还认为，罗马尼亚通过农业会获得大大的发展，但为此需要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应该上农业中学或农学大学，因为如果没有教育和有专业素质的人员，就无法有一个有效的农业。”

普雷日梅尔镇农业学院院长的这项声明是借庆祝题为“Agrovision模范农场和农业培训与咨询中心”计划启动9周年的活动之际作出的。这项由罗马尼亚World Vision 2004年发动的计划可以看成是培训农业专职人员的一个解决方案。该农场是一个奶牛场，是在布拉索夫县布内什蒂镇的一个贫穷村庄-克利泽村，在罗马尼亚刚刚完成了同欧盟在农业领域进行的谈判的同一年修建的。“我们首先购买了一个前农业合作社，之后将其进行了现代化。除了从美国获得的资助之外，我们还寻求农业与农村发展特别入盟援助计划（SAPARD） 的资助，尤其是为了向大家证明这些资金也是为了罗马尼亚农场主，是他们可以获得的。我们将这笔资金用于农场和牲口棚的现代化、购买牛、建立一个挤奶场等。 同时，我们修建了一个农场主培训中心，并发展了奶牛场管理系统，因为到那时候，该领域的参考资料一般的针对专家。没有用容易理解的语言撰写的针对小农场主的资料。之后，罗马尼亚加入欧盟，并制定了国家农村发展计划。当时我们的计划主要集中在向农场主提供有关获得欧盟资金的知识。”

拉杜·托蒂亚是一名毕业于理工大学的年轻人，但他在Agrovision农场获得培训之后，决定在动物饲养领域工作。他自己计划并修建自己的农场。他说：“我从我父母继承了这个行业。原来有11头奶牛。在上了World Wision基金会举办的课程之后，我学会在最佳的条件下饲养牲畜，学会饲养小牛，并在挤奶场方面汲取灵感。目前我也将挤奶程序实行机械化操作，并将牛的数字增加了一倍。我的业务蓬勃发展，因此我对我作出的选择一点也不感到后悔。”

克利泽村的模范农场在运行已近9年的期间证明不仅是一个支持小农场主从自给农场转到贸易农场的计划，而且又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并支持当地村舍的发展。克连古察·波尔波苏说：“我意识到了克利泽村的旅游潜力，因为这个小村子坐落在一个有很多萨斯人修建的有防卫墙城堡的地区，越来越吸引国内外游客的兴趣。于是，我们启动了针对妇女乡村旅游课程。多年来，已经有300名学生毕业，目前他们中的一大部分有自己的乡村旅游客栈或者在别人的客栈里工作。同时，为了发展村舍，我们为贫穷妇女创立了一个织布作坊，教她们织布。目前其中的一部分将他们的纺织品顺利卖给来到那里越来越多的游客。”

普雷日梅尔镇农业学院院长玛丽亚·德尔诺万指出，罗马尼亚农业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学生没有在哪儿进行实习，因为拥有高水平设备的农场过少。她说：“我希望年轻人留在农村，在那里创建事业，尽管不都是农业领域的。但在乡村也可以工作。我来自一个富有的镇，我工作的学校也在那里。我们对村社的影响很大。比如：2000年我们有了一项列奥纳多计划，将10名普雷日梅尔和邻村的人员派到丹麦进行4个月的生态农业实习。结果：20名年轻人中的5名目前在普雷日梅尔和邻村拥有模范农场。其中的一名在农业领域大学毕业，目前是一家在罗马尼亚拥有6千公顷土地的丹麦大型公司的经理。”

从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农业可以获得得体的收入，这是向这种计划的发起者试图传达的积极信息。在罗马尼亚也有从克利泽模范农场汲取灵感，选择在乡村地区创建事业的年轻人。

“逃避这种居所是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当我告诉我的朋友时，他们对我说‘哎哟，你怎么会住进养老院呢？’我回答说：‘看你说的！这不是个养老院，是个能够安全过日子的地方。目前有很多老年人因为怕去养老院，或者对此感到羞愧，宁可在街头流浪。’”

德奥多拉·德勒古兹住进布加勒斯特尼克莱·卡加尔养老院已经一年多了。她说她幸运地遇到一些心地善良的人。他们发现这位老人85岁 高龄，几乎落魄到街头当乞丐的地步，跟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住在一起，唯一财产是书和一个金发娃娃，这情况令他们感到同情。她只有一个外甥，但在他母亲过世后，就把这年老的姨妈赶走了。因为她的退休金不够支付养老院费用，又没有能提供经济支持的亲戚，德勒古兹太太就被纳入由市政府全部承担的社会救济案例中。 但我们心里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有多少老年人处于同样的绝境，却不能住进养老院呢？罗马尼亚的老年人中，一旦孤零无助时，又有多少人肯离弃故居，搬进一个陌 生的房间里，与其他同样孤苦的人分享寂寞呢？

据劳动部社会救济局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在罗马尼亚有两百多所国营和私营养老院和一个超过两千六百个申请的等候名单。其中大多数都是患有严重疾病，或财物状 况岌岌可危的人。不过，任何养老院都不是免费的。为了得到一个床位，如果退休者的退休金能够负担，必须全额支付费用，或至少支付60%，家人支付其余的40%。国家仅仅承担社会案例，不过在罗马尼亚，这方面的事情相当复杂，因为退休者的数字日益加增，而社会保险预算却日益下降。

劳 动、家庭和社会保障部社会服务局局长卡门·马努说：“一般来讲，曾历经共产政权的欧盟成员国，社会服务是由国家支持的，需要为此设立基金或签署合同，因为这些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都很昂贵。我们如果考虑人口快速老龄化，就会发现我们的基金将会耗尽，并且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提供资金，而是我们简直无处可求这笔 资金。并且目前的家庭是夹心面包式的家庭：成年人必须抚养孩子和父母。”

但成年人不再有能力来应付这类情况，养老院可以成为他们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过，因为进入国营养老院的等候名单很长，家庭无法长时间等待，于是越来越多的罗马尼亚人选择私营养老院。他们很希望在这里，因为不象国营养老院，常有缺乏工作人员的问题。

亚历山德拉在她90岁 的姥姥发生脑缺血的危机时，感到不再能一个人照顾她了，特别是家里还有她六岁的女儿同住。由于怀疑国营系统对老年人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所以她选择了一所私 营养老院。她解释作此选择的理由时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喜欢这里像一所旅馆，不像一座养老院，否则就会吓坏了我姥姥。我首次来这里，走进房间时，禁不住 心情舒畅地喘了一口气说：‘不像医院可真好啊！’。因为在她的想象中，这里是一所有白色铁床，上边铺着有医院气味的床垫的养老院。”

至于费用，亚历山德拉认为让她姥姥能享受老年人所需的一切舒适，支付每月约450欧元的费用是公平的。其实，据这个养老院的奠基人，在布加勒斯特出生，并在以色列生活的马利亚娜·梅林格所说，“祖父母庄园”的开创是希望帮助老年人能在首都附近一座四星级的居所里，过着像家中一样的生活。不过，使罗马尼亚人逃避这种地方的主要原因并不全因价格。

马利亚娜·梅林格说： “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落后的。我们认为，把父母或祖父母送入养老院意味着排斥他们。而我们所希望的是向他们提供可能比在家里更好的条件。”

在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反复就一些细菌耐药性极高发出警告后，欧盟委员会最近做了一次有关欧洲人过度吃药的欧洲晴雨调查表。这个主题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是，过度使用抗生素增加某些细菌的耐药性。至于罗马尼亚人，这次调查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罗马尼亚人比其他欧洲人服药更多，而他们对服用方法的知识很少。对“最近12个月是否吃了抗生素？”的问题，47%的罗马尼亚人回答“是”，其他欧洲人只有35%回答“是”。有关购买抗生素的信息比服用抗生素更令人担忧。对“你们如何购买了抗生素？”的问题，75%的罗马尼亚人说，是用医生开的药方购买的，5%说是医生给他们服用的，18%说他们是直接从药店购买的。与此相比，87%的欧洲人用药方购买抗生素，8%是医生给他们服用，3%是直接从药店购买。

医生的药方对服用抗生素为什么那么重要？记者弗拉德・米克希奇说：“在欧洲人中罗马尼亚人最经常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自己决定吃抗生素。同时，他们又是欧盟公民中在服用抗生素方面最无知的。如果明确知道抗生素的用处是什么，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吃抗生素可能不再成问题。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抗生素的用处是什么。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集体的问题。最近世界公共卫生的主要优先考虑是对抗生素越来越高的耐药性。”

在冬季，特别是在温度上下浮动期间，人们最容易感冒。频繁使用抗生素，认为可以有效地治疗感冒和流感，而并不知道病毒感染不能用抗生素治疗。这种人的比例在罗马尼亚和全欧洲分别为55%和41%。 只有在细菌感染的情况下，医生才会处方抗生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需要医生的诊断，确定感染的类型。国家家庭医学机构的医生桑德拉・阿雷克希乌对我们说：“每个感染都应该通过检查验证。有些感染很明显，所以可以在第一次诊断时，在医生弄清病症的基础上开药治疗。不过，多数感染需要附加检验，以便确保是否是细菌感染而需要抗生素治疗。而在病毒感染的情况下不需要抗生素。”

尽管在罗马尼亚有关药物的贸易体制有着严格的法律，患者也可以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从药店买药。桑德拉・阿雷克希乌说：“在罗马尼亚有一个所有在罗马尼亚登记的药物的清单，每个药物有一个代码，并明确说明是否需要开处方，而这个代码应受到尊重。可惜的是，常常不能予以尊重。比如说，父母在孩子生病时，因为各种原因与其去看医生，不如直接去药店。另一方面，药剂师在病患受到感染的情况下也可以下药治疗，周末可以卖一两天用的抗生素，然后治疗应该在看医生后继续进行。”

尽管如此，在诊断之后，某些医生在不需要的情况下也开抗生素处方吗？桑德拉・阿雷克希乌回答说：“医生过度用处方开抗生素，这不仅是罗马尼亚的问题，而且在世界范围都面临这个问题。不过，自我药疗，比医生过度开处方更加严重，因为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之后采取这个决定。他的决定也许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他对此承担责任，而病患有提出异议的可能。患者在没有医学知识的情况下决定自我治疗是个风险。”

弗拉德・米克希奇认为，在缺乏明确且客观信息的情况下，不能说罗马尼亚医生是否过度用处方开抗生素。这是个人的责任，并取决于人们的教育水平，而教育是当局 的责任。弗拉德・米克希奇对我们说：“在全国范围需要有卫生部支持的信息计划，因为这个机构负责教育和预防。这里可以谈到预防，在我们的情况下，就是预防耐药细菌感染的蔓延。”

已对典型治疗成为耐药的微生物之一会引起肺结核。世界卫生组织提醒说，在世界几个地区出现了这种病症中的一类不能用至今为止使用的药物治疗。

从前认为对婴儿生活起关键作用的母乳喂养许久不再是婴儿出生后头几个月的唯一喂食方法。据统计数字，全球每年有约1亿3670万人出生，其中只有32,6%得到纯母乳喂养。除某些健康问题阻止母乳喂养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市销售的多种多样的配方奶粉。这些奶粉对那些过累的母亲，或相信人们劝说孩子吃牛奶或奶粉并有利孩子健康的母亲显得是个很好的选择。本台记者就母乳喂养的身体和精神 困难与一个哺乳男孩儿一年半的母亲交谈。她对我们说：“在母婴之间有一个很强的依赖关系，这阻止孩子快些独立起来。然而，在我们的情况下，因为时间过长， 所以他在蛋白消化方面发生问题，同时还缺铁。不过，我并不认为奶粉对此有用。无论如何，我劝母亲们一岁时断奶。我认为，如果孩子没有特别的健康问题，一年的母乳喂养是足够的，孩子满四、五个月时应该开始多样化营养喂养，并特别注意蛋白的摄入 。”

因为希望尽快摆脱贫血，被采访的母亲试图给孩子吃超市销售的婴儿食品。她说：“他一段时间吃罐头食品，然后不再愿意吃了。我不知道这些食品在什么程度上可信，尽管表面是安全的，并含有生态农业的配料。但显然我们对此无法控制，并不知实际上包含什么。”



一个母亲仍然对一个一岁的男孩乳养，虽然在产院并没受到这方面的鼓励。她对我们说：“我知道，在产院他们给他吃奶粉，孩子吃饱后不再愿意被母乳。幸运的是， 家庭对我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因为母乳孩子对母亲的心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坚持下去了，尽管在某一时刻想要断奶，但因为孩子的健康发生问题，所以决定继续给他母乳。”

孩子满六个月时母亲开始给他多样化的喂养，但没有给他吃超市的加工食品，而是吃自己在家做的饭。她对我们说：“这就安全得多。只有在我们开长途车时给他吃罐头食品，因为怕我自己做的饭不能保鲜。”

本台记者采访的母亲们属于罗马尼亚越来越稀有的一类，这里指的是纯母乳喂养，绝不使用奶粉的母亲。据保护母亲和儿童研究院同卫生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 2011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在罗马尼亚只有12,6%的母亲用母乳喂养孩子，这个比例属于欧洲最低的。令人惊讶的是，在乡村地区，这个比例比城市更低。罗马尼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的保护儿童专家沃伊卡•波巴解释说：“可惜的是，在乡村地区，产前和产后期间，就是说在母亲们住产院和以后获得的信息量很低。有 很多妇女在产前从未去看妇科医生。有关护理婴儿的劝告，比如如何母乳、母乳期间的营养和多长时间母乳等方面，在妇女怀孕期间就已经应该开始做好准备。”

无论如何，在农村有关母乳婴儿的传统为什么开始消失，特别是为什么放弃有关婴儿健康营养习惯的原因很难做出解释。沃伊卡•波巴对我们说：“我们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母乳和母乳代替品，而是指另一些产品。市场上对这些产品进行猛烈的广告轰炸，以便说服母亲们在婴儿仍必须被纯母乳时期就应开始给他们吃这种食品，我这里指的就是六个月以下的年龄。在满六个月后，开始逐渐给他们多样化的营养。据我们调查的数字显示，有些7、8个月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吃炸土豆。 在这个年龄他们本应吃水果。在乡村地区大家都吃的苹果开始被香蕉代替。同时，人们更喜欢给婴儿吃罐头蔬菜，而不给他们吃自己院子里种的新鲜蔬菜。这是个与缺乏信息和教育紧密相关的自相矛盾。”

为了改善在欧洲范围的这种情况，欧盟最近通过了一项调整食品标签规则和奶粉配料的指令。罗马尼亚的欧洲议会议员达契亚娜•斯尔布是这项澄清在统一市场销售 儿童食品配料指令的支持者之一。她对我们说：“消费者将明确知道每个盒子包含什么，有什么配料。但另一方面，所有与这些产品有关系的广告将有所改变，因为这项指令的目标是鼓励母乳喂养。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公众必须意识到自然营养的重要性。我希望对此予以更好的解释，因为我们是同广告和公民的主要信息来源电视展开斗争。这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而人们生活很忙碌，便从最容易得到信息的地方获取信息。”

80年代中期，共产党政权决定拆迁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十八世纪中叶修建的沃克雷什蒂修道院。距该地不远本应修建一个人工湖。修建工程动工了，但1989年12月革命后该计划被废除了，这块190公顷土地随后成为一个从科学角度来讲价值很高的湿地，是一个具有三角洲动植物特色的生态系统。有90多种鸟类（鹰、山鸡、野鸭等许多受国际公约保护的鸟类）、哺乳类、鱼类、两栖类等动物在这里栖身。同时，有证据表明在所谓的沃克雷什蒂三角洲还发现水獭。 “援救多瑙河及三角洲”非政府协会已经启动了将沃克雷什蒂水塘布置成一个市区自然公园的计划。不过，除了在实施这类计划中遇到种种官僚主义的阻碍之外， 该地区还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下面请听“援救多瑙河及三角洲”协会的执行经理丹・波尔布雷斯库举的一些例子：“在该地区有很多鱼，因此有偷捕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当局应该着手解决该地区的问题。我们目前同环保部保持良好合作关系。该部门有一个定期开会就这项计划经讨论的小组。按法律规定，该计划显得很容易实施，但在实际操作上很复杂。即使在环保部的支持下，我们在同各市区和市政府的公务员讨论时，经常在思维方式上有分歧。除此之外，房地产商还对将该地区变成拥有商场公寓住宅区感兴趣。” 沃克雷什蒂水塘被认为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财产，这对许多无家可归者不仅是庇护所也是谋生之地。其中一些人以钓鱼谋生，另有一些人以收集该地区堆积的废物谋生。其中大多数盼望得到慈善机构的捐赠。奥雷利亚就是其中之一，她住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木板房。但她并不孤单，她说：“我们是一个家庭 – 我和我的丈夫、孩子和婆母。我们旁边住着大伯，和他同一个院子里的有5、6个家庭。从这儿往前走一段路还有另外三个家庭，共有七个孩子。在另一间木板房里，还有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家庭。靠近湖泊，有四个家庭生活，共有12个孩子。我们的情况很糟糕。孩子上学很困难，因为晚间没有电灯无法做作业。我们也没有供暖系统。” 客观条件很差使父母很难送孩子们上学。然而，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几乎每天都去上课。不过，他们长期无固定住处，使得中间的一个妹妹阿丽娜不能按时上学。她今年12岁了，才上小学三年级。当有人问她为什么12岁才上三年级时，她回答说：“我妈妈很晚才送我上学。我原来希望能有机会早一点上学，学习更多的知识。将来我希望能够更好地学习。” 他们家庭多年来过着艰难的日子。阿丽娜的妈妈说：“我们15年来在这些小木板房过日子 。我们曾在梅塔鲁尔吉业伊地区有过木板房，在那里住了13年，目前这里的土地已经被出售。我哥哥把我带到这里。他也在这里住。我不知道这个地产原来是谁的。我们在公寓楼中间走来走去，收集可再使用的废料，我们不擅长钓鱼，所以用多年来习惯的方式应付生活，直到找到工作为止。” Samusocial协会几年来设法改善这些人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情况。该协会对他们提供的援助是帮助他们获得身份证、向他们捐赠学习用品、衣服和鞋类，但同时也帮助他们找住房。这件事儿因为多种原因构成问题。Samusocial的默尼卡・德乌杜尔说：“我们为他们找工作，但一般只有做季节工或打黑工。他们显然不久将会重陷困境，再来寻求我们的援助。除此之外，我们希望在为他们找到工作之后，还给他们找到住房。否则，一个在街头睡觉的人，尽管有工作岗位也不能好好工作，因为无法好好休息。营养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卫生条件。他们因为住在街头，不能换衣服、洗澡，所以雇主开始怀疑被雇佣者不能遵守基本要求，因而解雇他们。” 找到住房当然不容易。因此，对沃克雷什蒂水塘地区的居民来说，在该地区被宣布为国家公园后最理想的是能够继续生活在这里。“援助多瑙河及三角洲”协会的执行 经理丹・波尔布雷斯库说：“我们知道在该地区有许多家庭居住，我们从来没有考虑疏散他们。他们住在那儿，应该继续在那儿，但条件要好一些。他们属于特殊社 会案例，因此当局对他们应予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他们提出一些建议。比如，可以当护林员、向导或公园看守人。”

据欧盟委员会最近有关开展农业活动的人员数字的调查显示，尽管对欧洲经济来说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这一领域工作的欧洲人的数字很低。在欧盟农场有大约一千万人在农业领域全职工作，占欧盟总劳动人口的5%。其中的92%是农场主的家庭成员。除了农场工作者之外，还有一些定期在农场外开展农业活动的人员。这样欧盟在乡村定期开展农业活动人员的数字2010年达到两千五百万。如果考虑到农产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地位的话，这个数字显得很低。再加上2000年至2012年从欧盟农业领域取消的480万个工作岗位。这些人其中70%在新欧盟成员国，包括罗马尼亚这个农业占大比例的国家在内。这些工作岗位消失原因多种多样，最严重的是年轻人对农业劳动不感兴趣及温饱型农业的倾向，这种类型的农业产生的经济效果低，而且不签署劳动合同，也没有实际工资。当局和非政府组织对此感到担忧，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委员兼“子午线工会联合会”对外关系主任杜米特鲁·佛尔尼亚指出，欧盟对农业部门提供的一部分财政拨款供给该领域的劳动力。他说：“欧盟预算的三分之一拨给共同农业政策，这个款项每年为3百亿欧元。于是，这在欧盟范围引起很大的关注，在国家范围也同样应该得到很大的关注，因为罗马尼亚是在农业领域开展活动人口的数字最高的国家之一。 有大约3百万人在农业领域工作。在农业政策方面，罗马尼亚是最近消费大批资金的国家之一。在2007年至2013年间，对农业领域拨出的总款约为150亿欧元。这本应有明显的效果。不过，乡村地区的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势必移居国外，在其它欧洲市场上寻求工作岗位。”

不得不凭温饱型农业谋生，但却无法从中获得收入的年轻人及其他人员不得已就移居国外。这样，这些从事温饱型农业的农户成为农场或其它类型的经济单位的机会大大减少。农业活动效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民不愿意合作，把他们的农田统一起来，共同建设农场。杜米特鲁·佛尔尼亚认为，这种保留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共产党政权时期的合作社的回忆：“缺乏信任对年轻人和乡村地区的居民造成很大问题。他们很难增加效果，并在同社团主义农业展开斗争方面遇到困难。农业部门占经济30%的比例是并非不好的事情。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占28%和42%。所有这一切可以以有力的方式实现平衡。但可惜的是，这些农业工作者并不是在个人或集体劳动合同的基础上工作。其中只有8%结成工会，3%按照新法律规定是一个合作社的成员。”

尽管如此，有些私营部门倡议改善这方面的情况，并对年轻人提供开展农村职业工作的机会。“全球贸易发展公司”题为“农村职业生涯”计划为国内愿意发展各方面承办商资格的人员组织免费课程。这项受到欧盟社会基金资助的计划在克卢日县的一些村庄及其他地方实行。 全球贸易发展公司的迪娜·科兹曼丘克对我们说：“我们同西班牙和意大利伙伴合作启动了几个地方项目，总额分别约为50万欧元。这个地方倡议不仅在克卢日，而且在康斯坦察、阿尔巴-尤利亚、佛尔恰和伊尔福夫等县开展。我们的项目针对不活动人口、失业者和从事温饱型农业的人员。据我们的调查显示，乡村地区约 62%人口的收入全部来自农业劳动。可惜的是，职工在这个比例中只占25%，这并不是件令人感到愉快的事情。其余的有农业劳动收入的人都不是职工。”

年轻人对这些鼓励他们成为企业家的课程最感兴趣，而且老师教他们如何做。迪娜·科兹曼丘克说：“他们不仅转向农业领域，并且除了家中帮助父母作农活外，还愿意学习另一个行业。他们的兴趣适应他们居住地区的特点。比如，在我们开展活动的一个地区有一家汽车零配件制造厂。其中的很多希望在那儿工作，但为此需要受到培训。可惜的是，在毕业8年级的义务教育之后，他们虽然上了高中，但没有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也没有学习一个允许他们可以在该工厂工作的行业。他们此外还对旅游业感兴趣，但为此也需要有专业资格。”

总而言之，培训课程是对他们有利的，但组织这种课程需要有经费。这是可以通过2014年至2020年欧洲预算对罗马尼亚农业拨出的款项作良好的管理就可以获得。

如同在世界各地，在罗马尼亚器官移植成为可能应该归功于那些领悟了疾病不选择人，也不饶恕人的明白人。器官捐赠是个甘心情愿，匿名隐姓的行为，除了能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重新得力继续活着之想法外，是毫不图自我利益的。一个捐赠孩子器官的母亲对我们说：“我告诉护士所要捐赠的器官是皮肤、肾脏、肝脏、胰脏和心脏，但眼睛是我唯一存留不愿意捐赠的。在接受器官的人中我有机会遇到两个。一个是21岁的小伙子，他需要肝脏；另一个是位35岁的妇女，她需要肾脏。他们都还年轻，我不愿意他们父母经历我所经历的痛苦。”

拉卢卡今年27岁，她18岁时被诊断患有肝硬化而需移植手术。她说：“18岁初诊有病时，我有严重的贫血，两周之后我的肝功能减低到一半。于是我就开始接受了6年之久医生认为是最合适的医治。在这个期间我大学毕业了。 最后医生说，我的病已进入代偿机能减退阶段，需要采取更断然的措施，于是被纳入移植器官等候名单上。我很幸运只等了6个月，因为当时器官供应极度缺乏。我体力的恢复比较困难，还经历了移植后的并发症，但医生给了我很好的照顾。我愿意说，我们在罗马尼亚有着一个卓越的医护团队。我现在健康无恙，不再自认是个病人。”

在罗马尼亚有3千6百多个病人被列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上。如果说在欧洲每年大约有12人在等候移植时死亡，那么在罗马尼亚移植名单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在等待相容器官捐赠者的期间死亡。比如：去年有400多名肝脏病患，但只有65名捐赠者。从2006年建立罗马尼亚器官移植机构到现在，移植手术的次数每年增长30%，因而救活了3000多人的性命。据国家器官移植计划协调主任维克托尔·佐塔医生宣称，今年罗马尼亚因大脑死亡而捐赠器官者的数字达到了顶峰。他说：“我们迈进了器官捐赠者高达3位数字的国家之列。我们目前有100多名捐赠者的人数，希望能在今年年底前达到更高的数字，就是至少有150名捐赠者，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指标。 这意味着有200多次肾脏移植、100多次肝脏移植，但可惜的是只有一次心脏移植，此外还有200个骨髓移植和数百个组织移植手术。我们今年有超过35名医院内协调员和35多名麻醉师在加护病房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并观察可能因大脑死亡而捐赠器官的人。”

布加勒斯特冯德尼医院的伊利内尔·波佩斯库教授强调了国家器官移植机构和卫生部在负担移植手术费用上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他还说，罗马尼亚实际移植手术的需求更大。他对我们说：“在肝脏方面，我反复说过，今年在罗马尼亚需要300到400个移植手术。因此，我们继续等待捐赠者的数字增长。其实，所报告的一百名捐赠者与罗马尼亚大约两千万的人口相比并不令人感到满意，因为这仅仅相当于一百万人中只有5名捐赠者而已。”

伊利内尔·波佩斯库博士教授继续指出，罗马尼亚的捐赠率相当稳定，只有小幅度的上下浮动：在器官移植上有好消息报道时会稍微增长，在有负面消息报导时会稍微下降，然后重新回到约60%至65%的水平。

在罗马尼亚只有一个肝脏移植中心，设在布加勒斯特冯德尼医院。有三个肾脏移植中心，分别设在布加勒斯特、克鲁日·纳波卡和雅西。另有两个心脏移植中心，分别设在布加勒斯特和特尔古·穆列什。布加勒斯特的“圣玛丽亚医院”将会成为罗马尼亚第二个进行肝脏移植手术的医疗单位，目前已按照国际标准为这类手术布置了两层楼的病房和监护室。同时，目前正在为那些愿意死后捐赠器官者采取其它的便利措施。他们将有可能在生前在卫生部的国家注册名单上经过公证进行注册登记。 按照司法部的法令草案规定，他们将可以免费做这些公证声明。

罗马尼亚的母亲享受为期一年的产假，并有权利将这个产假延长一年。不过，当她们回到工作时，并不象从前那样享受优惠待遇。除了幼儿园和托儿所相当少之外，还加上工作岗位的问题。据2012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47%的家长在产假结束时回到工作，而17%继续呆在家里。选择回到工作岗位的母亲平均有两个孩子。如果孩子多于两个，她们就选择呆在家里。将第三个孩子送到幼儿园或课后学校的学费有时候比她们的工资还高。至于雇主，他们声称80,3%的母亲回到她们原来的职位。不过，据职业培训项目的专家称，某些职工回到工作岗位一段时间后会面临失业的危机，因为在休假期间职务的重新分配或者雇主认为她们不能适应公司中新的需求。同时，尽管大多数雇主和没有孩子的同事承认，有孩子的职工会象他们一样严守时间并且有效率地工作，但另一方面她们更频繁地请事假或休病假。

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罗马尼亚母亲在产假结束时选择做什么？有关家长重返专业调查组的成员社会学家弗罗利安·尼族说，很多1岁到 3岁的孩子被留给祖父母照顾。他说：“当然家长更相信祖父母。一般来说祖父母监督孩子比托儿所保育员要好，不过托儿所的教育方法比祖父母要好得多。而目前家长很关注孩子们的教育。”

正因如此，从3岁开始，祖父母的看顾被幼儿园代替。弗罗利安·尼族说：“此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家长，尤其是母亲，认为幼儿园有助于孩子的发展。有时候，孩子在那里学习一门外语或握笔写字。学唱歌、朗诵诗歌、跳舞，此外还学习社交。家长看重这一切。人们对教养孩子服务机构的信任度也不同。国立幼儿园享受很高的信任度。近80%的家长相信国立幼儿园，与此不同，私立幼儿园享受的信任度仅50%。国营系统受到高度评价。此外，在幼儿园和托儿所间有着很大的差距。托儿所并不受到家长的信任，因此上托儿所的儿童的数字很少。”

为了使国营教育系统中的托儿所和幼儿园适应家长的教育要求，劳动、家庭和社会保险部利用部门业务计划人力资源开发和全球贸易伙伴提供的资助实施题为 “平衡，家庭和职业生涯”的计划。 目的是在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之间实现平衡。该计划有几个部分组成：进行以上提到的社会学调查，建立教育者网络，他们将在不同城市参加保姆培训及在该计划框架内在布加勒斯特和布拉索夫建立的两个卓越教育中心的幼儿教师的培训。这些教育中心弥补已存在，但数字不够的幼儿园和托儿所。此外，因为是一项模拟计划，所以当局很容易予以监督。劳动部负责协调该计划的爱马努埃拉·马尼亚说：“我们通过这项计划来建立这些中心时，能看出地方当局在试图开展运行良好的服务上，会给财政和司法领域带来什么问题。我们还得到结构资金用来更新和布置这些教育中心的总部。”

在Prislea教育中心里，孩子们有一个大家庭，幼儿教师马里雷纳·巴克丘对我们说：“尽管我来这里仅一个月半，但我在心理上经历了意想不到的事。大家知道，开始时一切都很困难，这不仅对教师，而且对孩子和家长来说也是一样。但尽管如此，我很快跟孩子及家长们建立了亲密关系。”

同时，孩子受到适合他们年龄的教育。像安杜瓦内达，一个上大班，男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在家提供这种教育，许多家长也都是如此。她说：“这对孩子有利，因为会比在家里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跟我一起会不愿意学习。这样好得多。他有了很大的改变，从前他总是调皮捣蛋。可现在他表现良好，常常和他姐姐比赛说自己比姐姐更棒。”

克里纳这位母亲的孩子直到5岁被留在家里给祖父母照顾，不过从今年起孩子开始上大班。为什么呢？“我们早就想让他上幼儿园，但姥姥不愿意。我们最终说服她让孩子上幼儿园，这样她也能休息一下，而且对孩子来说也有好处。比如，从前在家里不睡午觉，现在幼儿园和在家里都睡午觉。他比在家里学习更多的东西。他与从前不同可以聚精会神地做一件事，比如画画。”

“平衡，家庭和职业生涯”计划的发起者认为，当局因面临着鼓励人口增长和母亲重返职业的需要，必须推进帮助家长协调生活需要和职业责任的政策。为此他们必须考虑家长和雇主双方的要求。

据统计数字显示，在罗马尼亚有大约两百万青少年。他们的心理面貌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期待？这都是一些人们不太了解的问题。他们要么被看成孩子，要么被看成年轻人，而并不被认为是一个特别的群体。这就是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主持下由城市和乡村社会学中心（CURS）民意调查机构和教育学研究院联合进行的题为“罗马尼亚青少年的情况”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次研究集中在10至18岁的年龄段上，并针对青少年的文化倾向，特别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敏感的范围。

下面请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罗马尼亚的代表桑迪·布兰谢概括地介绍此次研究的结果：“有三种敏感的青少年：残疾青少年、来自吉普赛人社团的青少年和吸毒成瘾的青少年。最常见的问题是辍学（16%的吉普赛儿童不上中学），女孩子过早，并且在不愿意的情况下怀孕（去年有1万7千名18岁以下的女孩子怀孕），酗酒（42%的青少年至少一次喝过酒），吸烟（23%的青少年至少一次吸过烟）和吸毒（5,4%的14岁以上的青少年至少一次吸过毒）。”

至少一次喝过酒的青少年的比例确实很高，但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及男女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城市和乡村社会学中心的社会学家约内拉·舒法鲁说：“男孩子的比例比女孩子高一倍。在乡村地区，所报告的饮酒量比城市的男孩子高几乎一倍。至于吸烟，有23%的青少年说，他们至少一次吸过烟，男孩子的比例比女孩子高一倍，城市比乡村地区高10%。吸毒呢，近4%说，在某一时刻吸过某种毒品。不过，在14至18岁年龄段的青少年这个比例达到5,4%，在城市里这个年龄段的比例则更高，达7,4%。至于开始学习这种行为的年龄，对青少年来说一般的是14岁半左右。对所有吸毒成瘾者来说，开始吸毒的年龄在11至15岁之间。”

这种危险行为的原因包括：在14岁之后远离家庭，受到酒精和香烟公司广告的强烈冲击的影响和他们容易购买这些产品。危险的性行为是此次研究调查的另一个问题。约内拉·舒法鲁说：“15%被调查的青少年说他们已经开始有性关系，男孩子的比例比女孩子高一倍，城市比乡村地区的最多。女孩子比男孩子谨慎且稳定，更多的女孩子有一个稳定的伴侣，并且使用避孕套。可惜的是，被调查的16%的青少年说，他们从来不用避孕套。据调查显示，他们的第一次性关系大概在15岁半左右。”

除了查明青少年的主要敏感之处之外，这次调查的目标是转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建议，以便使青少年的权利得到尽可能好的保护，并使社区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的帮助。桑迪·布兰谢说：“教育系统应该对青少年提供所需的知识，并通过卫生课程培养他们的能力。这些课程应该被纳入教学大纲中。敏感的孩子应该受到学校和社 区的支持，以便能够继续上学。卫生系统应该培养专家帮助年轻人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适应环境。同时，体育运动减少青少年对危险行为的倾向。所有这些服务都应该提供在地方范围。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家长应该保证孩子获得更多的信息，并在家里对青少年提供一个热情，充满爱的环境。”

青年和体育部长尼克莱·波尼桥尤强调了对青少年保证获得信息的机会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在青少年领域开展的大部分活动是预防并打击酗酒和吸毒。同时，除了该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之外，我们当然愿意继续同国家反毒品机构的伙伴关系。青年和体育部今年举办的所有活动，包括学生和大学生夏令营、职业活动等活动有国家反毒品机构的专家参加，开展提供信息和预防性活动。同时，众所周知，我们对学生推动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这就是学习这件事儿的最佳年龄。”

除了对青少年提供信息，还应该同他们建立更好的沟通。尽管他们年龄固有的困难，青少年愿意同愿意同他们沟通的人进行沟通，并且无偏见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罗马尼亚传统的教育系统最近几年来面临着一些系统故障：最近两年高中毕业生毕业会考的合格率大约为50%。这是选择另类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区沟通协会2011年启动了题为“重新发现学校”的计划。这项计划向前迈出的一步是今秋罗马尼亚教育部批准的另类教育法的代表举行会晤，试图发现提高正常儿童和残疾儿童教育的效率。

“重新发现学校”计划为了提高儿童教育的效率提出什么建议？请听计划协调员达尼阿拉·维索亚努的答复：“题为“重新发现学校”这项计划把重点放在同儿童-家长双方一起开展活动上。一个有一个残疾孩子的家长每天必须忍受很大的压力，将这个压力归咎于孩子。因此身体残疾的儿童，由于依赖于家长的照顾，有时候可以发展情绪障碍，因为父母每天埋怨他应该对这个困难的情况承担责任。我们试图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罗马尼亚教育部接受的另类教育法是耶拿、佛贺內、蒙台梭利、Step by step和华德福等教育法。

耶拿计划是一种自由学校，在这种学校里成年人不作为孩子的模范，孩子表现创意，可以自己做出选择。耶拿计划协会主席莫尼卡·丘库良努对我们说：“耶拿另类教育计划在罗马尼亚少为人知。目前，只有在外省运行，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在学校跟不上社会的发展的背景下，这个教育法是在一个很有意思的试验之后出现的。最重要的是，学校被看成一个以自然学习为基础的，提供常识的，自由的，开展积极活动的错综复杂的教育法。这个另类教育法的特点是孩子与传统教育法不同，分成由不同年龄学生组成的班级，认为一个孩子可以从孩子学习就像从成年人学习一样。不过，年龄差异不应超过三岁。主要活动是：对话、游戏、学习和庆祝活动。传统的时间表被一个轮流的活动计划所代替，轮流开展这四种活动之一。所使用的大纲就是传统的教学大纲，但把重点放在大自然上。”

罗马尼亚最著名的另类教育系统之一是Step by step，历史已经20年了。这个另类教育法对孩子提供什么？请听Step by step教育项目总监埃丽娜·米哈伊的回答：“Step by step为什么获得这么好的成果呢？因为使用全国教育大纲，适应地方文化，并在幼儿教育领域采用最佳行为方式。Step by step 所带来的模式以让家长与从前不同参与孩子的教育为基础。我们愿意培养一代进一步发展社会的公民，一代主动的、充满自信的年轻人。我们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职员网络，具备培训中心，定期同网络中教育人员举行会晤。我们在40个县共有280所幼儿园、231所学校和1万5千名孩子。”

罗马尼亚促使现代社会的塞勒斯坦·佛贺内协会主席马利亚娜·本迪亚代表佛贺内教育法考虑学校是一个工地还是一个寺庙的问题，介绍一些新型的课外活动。她说：“目前佛贺内学校并不多，但这是一个很多教师应用的系统。佛贺内班较晚才出现在学校网络。可是，我们举办很多课外活动，设立暑期学校，如雷今暑期学校，同时也有教育部通过的课外活动日程表。我们如此引进了题为“佛贺内世界”计划，这项计划学校开学时候开始，并与暑期学校结束。”

蒙台梭利学校对残疾儿童提供与正常儿童一样发展的教育法。蒂米什瓦拉蒙台梭利学校的教师达娜·克莱尼克对我们说：“教师就像对孩子在他需要时候服务的服务员。蒙台梭利班的教育法分成五个领域：语言、感官发展、数学、自然和文化。材料有顺序地放置，教师鼓励孩子选择他所喜欢的材料，然后用几句话介绍该材料。 我们的特点是各班级是由不同年龄的孩子组成的，从3岁到6岁。年龄小的孩子向年龄大的孩子学习 ，年龄大的孩子则学习帮助年龄小的孩子。我们的口号是“帮助我自己做！”。”

华德福学校在罗马尼亚历史已经23年了，是各等级教育的一个另类教育法。布加勒斯特华德福高中的教师说：“华德福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在罗马尼亚以十二年级结束。在公共幼儿园里有好几个华德福班。也有华德福中学：布加勒斯特、克卢日、蒂米什瓦拉和雅西各有一所。八年级的毕业生一般的选择继续在华德福高中上学，但也有一些选择其它的语文高中。”

尽管是少数，但另类教育法变得越来越流行。它们对孩子的发展提供的新的观念，向那些希望有改变的人员证明大家都能选择这些教育法。

目前在罗马尼亚的旧孤儿院一概被称作“孤儿救助中心”，强调孩子在这里只是临时居留。理论上来讲，这里的孩子要么被外来家庭收养，要么被院内保育员照顾。不过多数孩子命不顺遂，往往从小到18岁，孤儿院是他们唯一的家庭。并且一旦离开，他们就会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在毫无任何经济资助下自求生存。他们被迫没有任何职业培训而必须就业，没有资金来源而必须找到住处。国家不再照顾他们，认为他们是成年人，应该自谋生路，尽管孤儿院没有给他们任何事先的预备。

为了预防孤儿遭遇各种困难，包括被拒于劳动市场，罗马尼亚人权保护协会制定了一项计划。伊尔福夫县贝利什第5所孤儿院的12名年轻人将受到免费的厨师培训,并在结业后，将由计划发起人帮助他们联系可能的雇主。下面请听该协会创办人爱丽娜·科尔丘律师对“自己的命运自己担”这个计划的解释：“我们愿意为必须生活在孤儿院里直到法定年龄的青少年，带出生活的真正意义。他们走出孤儿院时会碰到现实生活中的残酷与不平，因此无能为力和必定失败的悲剧变成了他们生命中的常态。“自己的命运自己担”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对即将离开伊尔福夫县贝利什第5所孤儿院的12名年轻人提供动机协谈和职业指导。同时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援助，以便与聘用者建立直接联系的网络来帮助他们就业。”

“自己的命运自己担”是一位著名厨师凯萨尔·蒙蒂亚努发起的，这并不是他生涯中的第一项人道主义计划。凯萨尔厨师还曾为非洲儿童烹饪，并在美国参加过慈善活动。在罗马尼亚他对吸毒成瘾者和吉普赛孩童提供了帮助。他说：“目前这12名孩子已达到即将接受我们全盘技巧的阶段。在心理协谈和烹饪法方面他们将享受我们非常细心的监督与筹划。你们绝不要以为计划结束时，我们会抛弃他们。因为这项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罗马尼亚第一所针对贫困儿童的社会救济食堂。”

“自己的命运自己担”这项计划同时还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伊尔福妇县社会援助和儿童保护总局执行经理博格丹·潘迪亚希望这项计划能为未来的伙伴协议设立一个范例。他说：“这种动机协谈可用就业咨询来作补充。有的孩子在融入社会方面会面临问题，因为他们居留到18岁的孤儿院是一个非常封闭隔绝的环境。伊尔福夫县社会援助和儿童保护总局希望未来，与罗马尼亚保护人权协会及其它协会，一同为18岁的年轻人制定提供确切的融入社会的计划。”

尼库今年16岁， 在贝利什孤儿院里上九年级。他在院中的生活始于妈妈过世之后。在孤儿院他学会了吹长笛，但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在好些领域里受训，以便日后能自谋生路。他对烹饪有什么看法呢？他回答说：“我喜欢，但是不应该以它为唯一的生路，因为无法知道什么职业会帮助你。应该多试试好几种可能。我同那里的妇女一起做炸薯条。 我还学习在酸汤里放蔬菜。”

今年18岁的尼克雷塔与尼库不同，她不认识任何家人，而且不久将会离开孤儿院。她说：“我从8岁起就生活在这孤儿院里。以前曾呆在布夫迪亚，那里过得很痛苦。我妈妈抛弃了我，我曾试图找到她，但没有成功。头两年我想妈妈，想得很痛苦。但我决定超越这些困难，来过自己的生活。我已经受过服务员培训，现在上烹饪课。”

尼克雷塔已经学会做俄罗斯沙拉、茄子沙拉、肉丸、肉卷和肉丸汤。她学习做饭不仅是为了就业。她说：“我有一天会结婚，如果丈夫要我做肉丸汤我应该会做。为孩子和丈夫都应该去做饭。我总不会把我的孩子抛弃在孤儿院里，因为我在其中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我绝不希望我的孩子也有同样的遭遇。我想很好地对待他、照顾他、教他很多有关生活的事情。”

“自己的命运自己担”这项计划是以12名年轻人的心理协谈出发，烹饪课将持续到9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