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社会采风

两年前，在2011年启动了题为“ALTFEM-旨在改变妇女在社会里的形象的宣传活动”的计划。通过欧盟人力资源开发部门业务方案（PODSRU）获得资助，并由一系列非政府组织实行的这项计划也包括一次研究。这次研究的目标是媒体对男女反应出的形象。为期几个月对电视节目、报刊文章和广告进行了研究。2011年进行的首次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利于妇女。2013年进行了新一次研究。

这两年间在妇女在电视出现的情况有什么改变呢？下面请听ActiveWatch媒体监督机构项目协调员约努茨·郭杜里亚努对这个问题作出的答复：“2011年我们发现，参加电视辩论的妇女很少，大约为12%。与此不同，2013年，有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参加电视辩论妇女的数字有所增长。这个现象有多种解释。在政治范围，妇女的数字不足，所以很难邀请几位女政治家。2011年，男政治家和女政治家的比例为15比1，而在2013年妇女的数字稍微增长了一点。2011年媒体的代表中男女相对均衡，2013年则稍微失衡。尽管新闻学系妇女占压倒多数，但在电视节目中所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

被邀请参加电视辩论的人士目前和两年前发表的讲话和所介绍的日程表如何？约努茨·郭杜里亚努说：“2011年所介绍的主题是个人生活。平常只介绍妇女的个人生活。尽管2013年这个倾向有所改变，但仍然继续下去。在介绍个人生活方面妇女名列第一。”

此外，还对电视节目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性暗示、外貌暗示进行研究。约努茨·郭杜里亚努说：“包括潜在的性别刻板印象的讲话大大减少了。目前不再像从前一样那么频繁提到有关男女关系的传统观点。另一个积极的发展是，性暗示有所减少。比如，2011年连在新闻电视台的辩论中也出现性暗示。尽管如此，对外貌的暗示有所增长。今年在电视节目中特别强调名媛的外貌，尤其是在娱乐节目中。在侵犯隐私上下很大的赌注，但同时还存在着这些节目的嘉宾自愿显露自己的倾向。”

ALTFEM对报界进行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进行分析的报刊中，男女占的比例分别为72%和28%。在主流出版物中，所提到的大约33%妇女以专家的身份被介绍。而记者在小报中提到的65%专家是妇女。因此，总体结果显示出，男女在报刊中以专家的身份被介绍的比例相等。

与此不同，在广告和宣传活动中，妇女的出现率比男人高。家庭角色和家庭环境的形象占多数，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角色一般地由妇女来扮演。

媒体对妇女的形象看起来与不远于现实。这至少是欧盟首次性别发展指数得出的结论。这次研究由欧盟委员会欧洲性别研究所进行的。借此机会对欧盟成员国在诸如劳动市场、教育、业余时间、获得权力和卫生服务的机会等领域男女平等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下面请听促进平等伙伴中心的伊丽娜·索雷斯库向大家介绍这次研究的结果：“罗马尼亚在所有欧盟国家所有分析的方面名列最后，获得了35%的比率，1%意味着完全缺乏平等，100%男女完全平等。我们最不好的情况是妇女的业余时间和获得政权的机会。最高的比分在卫生服务和就业方面。”

我们在首都拥挤的街上、火车站周围和超市入口处都可以看到他们。他们按照生理年龄划分还是孩子，但如果考虑他们的生活经验就远远超越成年人。无论外边的寒冷或酷热，他们都衣衫褴褛，他们在本应是被照顾的年龄，而他们却在街上乞讨，这些孩子如何达到这种地步呢？“儿童电话”协会、国家打击人口贩运和预防犯罪研究所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答复。他们发起的，并由法国大使馆资助的，题为“在乞讨开始时，童年结束”的计划的目的是探讨少年乞丐的原因和预防这个现象泛滥的方法。有关乞丐原因的研究包括地方当局对这个现象的意见，并且不是一个统计研究。

尽管如此，警察分局局长康斯坦丁·斯特洛耶斯库认为，有关人们对这个现象的意见提供很多信息。他说：“至于孩子乞丐的原因，按照地方当局的看法，主要原因是贫困。85,4%的情况被认为是引发乞讨的因素。其它原因是家庭的消极影响、缺乏监督、家长迫使孩子乞讨或学校和地方当局缺乏参与。如果谈到未成年人从乞丐获得的盈利的受益者，地方当局认为，主要受益者是家庭。其次是其他迫使孩子乞讨的人员。孩子本身被认为是排在最后的受益者。在儿童乞丐来自什么环境的问题，最多被调查者说，其中的75%来自有经济困难的家庭。排在其后的是酗酒的家庭，有家庭暴力或不照顾孩子的家庭。”

至于乞讨儿童的数字，这很难计算。但，正如法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菲利普·古斯丹谈到在巴黎乞讨的两百名罗马尼亚未成年人时所说的：“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数字，而是这个现象本身。唯一个乞讨的孩子就已经过多。于是，两百这个数字可真庞大。”

为了对儿童提供一个跟别人有关他们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方法，“儿童电话”协会通过116111电话号码收听他们的问题。“儿童电话”协会的执行经理克德丽娜·佛罗利亚说：“通过儿童电话报道的这种情况很多。因此，我们决定采取这种行动，因为对我们这些接电话的人来说，听到有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沮丧，而且我们了解到法律不允许我们比已经做到的提供更大的帮助，因为移动警察局从街上收集这些孩子。”

儿童保护局找到儿童乞丐时，将他们送到紧急接待中心 。 不过，他们在那里并不能留太长时间。克德丽娜·佛罗利亚说：“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第二天又到街头上。社会救济局说，他们没有权利剥夺一个未成年人的自由。 他随时可以自由离开紧急接待中心。如果他们多次在街上找到他，他显然有问题。而问题并不是孩子的，并不是因为自己决定在街头上乞讨。因此，我们应该惩罚的是家长。从这个角度来讲，法律有些缺陷。”

在这种条件下，为了预防该现象泛滥能够采取什么行动？一个良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学校里有关这个现象的原因对孩子进行教育。同时，还应该教他们保护自己的权利，并在别人迫使他们乞讨说“不”。“儿童电话”协会的执行经理克德丽娜·佛罗利亚说：“我们谈到在今年9月将要加大对儿童教育活动。教师也应该参加这些教育活动。至少在指导课时间可以开展这类活动。重要的是对迫使他们的孩子乞讨的家长规定很清楚的惩罚。我这里指的不仅是罚款，而是更严格的惩罚。迫使一个孩子乞讨是一个应该以监禁被惩罚的行动。一旦一个家庭如此谋生，而家庭的收入是通过如此利用孩子获得的，家长应当被监禁。”

据来自内务部的消息，2014年开始生效的新刑法典对一个儿童乞丐的家长或负责照顾孩子的监护人规定非常严厉的惩罚。当局希望如此能够减少少年乞丐。

众所周知，游戏在儿童的社交、情感、身体和认知的发育上很重要。游戏会使孩童在其中动用一切感官，因此成为培育他们初步学习及创造力的一个活动阶段。在游玩中，孩子获得新的经验，他们的观察力、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思想和艺术的情怀都得到发展。随着他们的成长，游戏会越 形复杂，越有想象力，他们的才能也就在其中表达出来。

题 为：“学校的重新探索”这一计划已经实施三年了，对象是残疾儿童，目标是防止辍学的危险。所使用的方法是游戏，但这项计划显露了崭新的一面。下面请听经理丹尼埃拉·维索亚努对这项计划的介绍：“这项计划的创新在于要求父母与孩子一起开展活动。它分成几个阶段：首先与看顾这些儿童的成年人和他们的父母合作，将他们培养成孩子和学校之间的协调员，以便能够成为他们在学校或其他工作单位的资源，他们其中一些人是社会服务工作者。这些协调员在完成课程的第一部分之后，必须参加为期一周的实习，同一群孩子直接接触。”

在这项计划的框架内还要举办儿童工作坊，同时还为家长举办活动，这个为儿童和家长共同举办的工作坊在罗马尼亚是毫无先例的首创。下面请听达尼埃拉·维索亚努 向大家介绍这个方法的益处所在。她说：“家长让孩子来主导游戏。孩子会告诉家长用彩色铅笔在哪儿涂色，来帮助他做点什么。这意味着实质上颠倒权力。孩子会 切身感觉到，他能作他想做和喜欢做的一切，特别是对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和受到很大压力的家长。游戏对家长来说也是一种治疗。这项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对家长进行心里咨询，并将这些有不同缺陷的孩子的家长聚集在一起。这些孩子互相认识了解他们有不同的缺陷及有些事情可以弥补他们的不足，并发现他们有一些才 能，可以比其他有缺陷的孩子更好地处理某些情况。每个孩子都会看到自己好的一面和才能。”

6月底，参与这项计划的人在心理健康上，从游戏和沙盘游戏治疗专家尤尼斯·斯特拉格26年的经验中得着益处。在第一阶段，尤尼斯与8个残疾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一同工作。在第二阶段，这位英国专家向“学校的重新探索”计划的合作者，就是心理学家、协调员等解释了游戏治疗的利益。

这个治疗方法的目的是解决情绪或行为上的问题，来改善儿童和父母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此外还针对言语表达、自我观察和控制冲动能力的改善，以及焦虑的管理，沮 丧的发展，以及信任他人并建立关系能力的改善。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治疗师要以儿童各个不同情感发展阶段的认知和各个年龄阶段的特殊冲突为基础。

这个计划的另一个新鲜层面在于发展残疾儿童对父母的独立性。达尼埃拉·维索亚努说：“我们打算给孩子留一个空间，让家长了解到他们在照顾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时候，不能完整地建立自己的生活。家长在面临这个挑战时，他应该将自己的生活围绕着孩子重新安排，把10至20年的岁月完全献给孩子的需要。这期间最大的引诱是家长会加添孩子的心理残疾，这出于再三埋怨为孩子牺牲了自己而外加于他的心理压力。”

迄今为止，已有来自罗马尼亚南部地区的800个家庭，约1600人参加了这项计划，预计未来这计划将会扩展到全国，并吸引更多的家庭来参与。

辍学这个欧盟机构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最近也成为罗马尼亚的一个公共讨论议题。所以了解这个现象的真像及找到解决方案都十分重要。但只有通过主管部门在教育、社会保护和地区发展等领域进行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题为“2015年所有孩子上学-针对教育系统外儿童总体倡议的全国研究”涉及到这些问题。这次研究是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主持下开展的，并以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26个参加国共同方案为基础。教育部、劳动部、国家统计局和教育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参加制定我国的报告。这次研究的目标是分析辍学的背景，提高公民对这个现象意识的程度，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在此之前，必须了解这个现象的规模，并知道它的原因不仅是因教育系统的不完善而产生的。

下面请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罗马尼亚代表桑迪·布兰谢对儿童辍学原因的见解：“面临辍学的儿童是很贫穷的儿童，他们来自乡村地区，此外还加上吉普赛族儿童和残疾儿童。教育系统应当注重的问题与其说是干预更不入说是预防。我们应该保证这些孩子可以报名入学，并继续上学。这在经济上也更方便，因为更便宜。”

辍学的长期后果影响一个国家的总体社会和经济。据国际统计局提供的信息，过早离开学校的年轻人中52%更容易进入失业。辍学是社会问题的另一个论据是，国家不同地区存在着差距，一些地域根据经济和少数民族分布情况要低一些。在吉普赛人超过当地人口5%的城镇，辍学率要高一些。

下面请听桑迪·布兰谢介绍的数字：“辍学率在增长，已经达到17,5%”。按照欧洲2020年计划表，罗马尼亚2014年和2020年的目标分别是15%和11%。因为辍学受到诸如贫困、卫生、营养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所以需要一些跨部门的解决方案。在地方范围，学校、社会工作者和市政府必须为预防辍学而合作。教育行为的质量也同样有很多问题。40%的15岁年轻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个比例分别为15%和18%。这方面的解决方案是专业素质高的教师和一个比死记硬背更注重发展才能的教学大纲。罗马尼亚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5%投在教育系统。波兰和匈牙利的投资则为5%。

尽管如此，如果不了解辍学的总体情况和计算这个比例的方法，统计数字会产生误导。接下来请听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齐布利安·法尔杜什尼克向大家介绍计算这个比例的方法：“我们看一所学校9月报名入学孩子的数字，然后检查6月 份其中有多少学生完成学年。这种调查带来的新的东西是提出有多少学生应该学年毕业。这样我们了解到这个数字实际上比报名入学的学生数字要高。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了解到有多少孩子满了入学年龄。我们将这个数字与报名入学的孩子相比，所得到的结论是报名上一年级的孩子比人口统计显示的数字少。之后这个现象更为严重。小学教育7至10岁年龄段的孩子中有5万5千名在教育系统中不显示。中学教育的情况也同样，尽管孩子本应报名，因为显示在人口统计数字中。”

如果使用欧盟机构的计算方法，这个现象的规模就不同，并且应该以不同的方法去了解。齐布利安·法尔杜什尼克说：“在欧盟范围，成员国的辍学率不能比较，因为在计算方法上有很大差距。比如，有的方法是进行组群计算，分析几个学年的总体情况。用的标准是过早离开学校的比例。这主要针对某一个年龄段，即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组群你期待所有年轻人有某种基本教育水平，这样算下来，看到连5分之一的年轻人都没有完成10年义务教育。”

无论使用哪种计算方法，辍学的解决方案需要不同机构间的合作，但也不能忽视“2015年所有孩子上学-针对教育系统外儿童总体倡议全国研究”提供的数字。

罗马尼亚在欧盟范围在婴儿死亡率方面仍然名列第一，为千分之9,4个，主要原因是早产。医生说，这些死亡的三分之一本可以通过发展支持产妇和婴儿的项目和用现代化医疗设备装备产院及婴儿室来预防。“援救儿童组织”建议改正这些极消极的统计数字，为此参与了国际援救儿童组织题为“大家”的国际项目。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在2010年至2015年间将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孩子的死亡率减少15%。罗马尼亚的“援救儿童组织”两年前启动了一项题为“每个孩子都很重要”的大规模计划，在这项计划的框架内开展题为“欢迎你们出生！”的筹款活动。迄今为止，用所筹集的款项，向国内的15个产院提供了帮助医生挽救早产儿生命的医疗设备。“援救儿童组织”去年通过将2%的收入转向医院和各公司捐赠的总额超过一百万列伊。同时，42名雇员和不同城镇的800多名志愿者参与这次减少罗马尼亚婴儿死亡率的活动。

在这项计划结束时，“援救儿童组织”最近向首都的两个医院，“坎达库基诺”临床医院和“波利祖”产院，分别提供一台运输孵化器和一台总额为两万四千欧元的呼吸机。“援助儿童”组织的副主席加布里埃拉·亚历山德累斯库说：“据我的计算，这些设备将会帮助327名婴儿，并将保证380个分娩在正常的条件下进行。当然我们愿意继续做下去。”

布加勒斯特坎达库基诺产院新生儿科首席医师阿德利安·克勒春认为，在国家范围，产院没有足够的设备，而且现有的所有设备因为陈旧常常不能使用。除此之外，还要加上缺乏工作人员的问题。他说：“我们是一个小型产院。每年只有约2200个分娩，但所看护的20%的儿童是早产儿。我们的产院属于三等级，其它产院有问题的婴儿被转移到这里。上周有三个不同医院的新生儿被转到这里，其中有两个需要呼吸机。可惜的是，有时我们不能接受所有这样情况的婴儿，因为没有足够的床位，看护中心只有9个床位，对这些床位的需求过高，而我担心不久就不再能接受婴儿了，因为不再具备所需的医疗条件。可惜这是一个现实情况，我们不知道如何跨越这个困境。”

资金不够仍然是罗马尼亚卫生系统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新生儿科主治医师还补充说，与去年相比，今年他的医院为开展4项早产儿计划收到的资金要少。“去年我们得到40亿列伊，今年只有6亿列伊。这个差距很大。我们目前依靠我们去年的储蓄开展工作。一个早产儿不能只用空气来治疗。”

卫生部秘书长阿德利安·巴讷教授宣称，卫生部2013年在全国范围通过世界银行的一项计划将装修和装备20个 产院。他说：“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装修产院是一项长期计划。其中的一部分近几年来完成，一部分正在开展中，并同世行有关签署新的贷款协议进行谈判，目的是继续装备，包括产院的装备。但我想强调的是，婴儿死亡率不仅是产院的问题，而是一个表明某国发展水平的一个综合指标。拥有齐全设备，婴儿和产妇得到安全医疗服务的产院至关重要。不过，同时对婴儿来说，在产院外继续享受安全生活条件也很重要，为此卫生系统及其它系统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样就会减少婴儿死亡率。”

“援救儿童组织”执行经理加布里埃拉·亚历山德雷斯库问道：“每个孩子有生活的权利。谁能剥夺他的这个权利？”她指出，“援救儿童组织”今年将继续筹资使越来越多的医疗单位可以得到护理早产儿所需的设备。

尽管罗马尼亚在打击感染艾滋病毒中取得进步，但该领域获得信息和教育的需求仍然很大。因此，最近与专为艾滋病毒阳性的妇女制定了一项SHE计划。SHE的意思是（刚强有力的感染艾滋病的妇女），是艾滋病病理领域医生和传染这个病毒的妇女2010年在欧盟范围内发起的计划，目的是支持罗马尼亚5200多名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她们需要得到教育、咨询、支持、在劳动市场享受平等机会和树立尊严和自信。

据布加勒斯特“马德伊•巴尔什”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所长阿德里安•斯德雷伊努•切尔切尔博士教授称，每年会作约25万次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其中25%以上是应患者的邀请作的。通过1997年启动的国家抗艾滋病计划，所有患者都有权利享受免费治疗。艾滋病是一个慢性疾病，如果患者严格遵守治疗规则，并不放弃，是可以长期控制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罗马尼亚从发现这种疾病以来，在欧洲范围有最高的生存率。罗马尼亚医生建议所有孕妇都要进行艾滋病毒检测，如果结果是阳性，未来的母亲可以采取保护孩子的措施。

阿德里安•斯德雷伊努•切尔切尔博士教授说：“几年前，大概是1998年，罗马尼亚对这项计划采取了十分明确的态度，当时就已经建议孕妇要作艾滋病毒检测。这些年来，收集的很多数据证明，任何做过艾滋病病毒检测的妇女都有100%的机会生一个健康的孩子。这是我们的义务，因此艾滋病病毒检测是免费的，而且必须进行。一个不作检测的孕妇的孩子有40%的可能感染艾滋病毒。”

在罗马尼亚生活着1万1千5百名传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其中5千2百多名是妇女。感染艾滋病病毒妇女的年龄在20岁和24岁之间。这是她们中许多考虑成为母亲的年龄阶段，因此也需参加这个计划。“有很多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生的妇女希望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不仅是希望，而且也可以成为现实，因为她们的平均寿命很接近于没有传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从1995年开始使用的药物就已经见效，而在2001年， 当世界各国举行会议就人人都可以接受治疗的可能进行讨论后，在纽约有关这一方面做出声明时，罗马尼亚是2002年以来，世界上做到这件事儿的首批国家之一。罗马尼亚从1998年就已经开始做到的事情，美国打算在2012年至2013年做到。”

去年在罗马尼亚发现了754个新艾滋病病例，有213名妇女和541名男人，其中有19名14岁以下的孩子。最后这些病例中的18个的传染途径大概是母亲传给孩子。医生说，母亲妊娠期感染胎儿的比率大大下降，为5%以下，属于欧洲传染率最低的国家。布加勒斯特“马德伊•巴尔什”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马里安娜•马尔达勒斯库教授说：“对罗马尼亚来说很重要并值得关注的事情是，成年人新病例有缓慢增长。20年来罗马尼亚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比较低。目前，罗马尼亚有很多患者长期存活（1988年至1990年出生的）人，从登记的9千8百名患者当中，8千多名在2012年接受了专门的抗逆转录酶治疗。我们把注意力不仅集中在治疗，而且也特别关注预防，就是说检测产妇，与夫妻谈论妇女、孕妇和孩子出生后的预防方法这些问题。从传染途径来讲，发现男女异性的性接触的传播病例。不过，值得关注的是静脉注射毒品者的数字增长，男人比妇女多。”

在SHE计划的框架内今年春天将举行三次活动，有布加勒斯特、康斯坦察和雅西的艾滋病病毒阳性妇女参加，目的是帮助她们获得更多的信息，并对组成一个支持感染艾滋病病毒患者的小组提供便利。未来将在该市的5个重要医院建立SHE单位，并将对参与诊断、治疗和监督艾滋病病毒阳性妇女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在全世界范围有3千4百万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其中3千万是成年人，其中有1千6百万名妇女。

孩子在完成义务教育很早以前辍学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般来讲，家长很难承受课本、书籍和课外活动的费用，另有些时候家长丝毫也不鼓励孩子通过上学超越他们目前的条件。据欧洲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所有欧盟成员国辍学青少年的数字目前为12,8%，比2011年的13,5%有所下降。在罗马尼亚，据统一消息来源，2010年的辍学率为18%，去年下降到17%。可惜的是，这些数字并不充分反映这个现象在罗马尼亚的规模，因为这里使用辍学的不同定义和不同测量方式。比如，欧盟的定义是：“辍学率是由18岁至24岁最多受到中等教育而没有在教育或职业培训系统注册的人数来确定。”

罗马尼亚“World Vision”组织的教育专家解释说：“这个定义在我们教育实践中被看成早期退学率。在罗马尼亚辍学被认为是放弃义务教育的现象。罗马尼亚早期退学的数字比其它欧盟成员国高得多。至于放弃义务教育学生的数字，按照统计的机构或国家不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教育科学研究所使用队列统计方式，统计某年入学的孩子和顺利完成8年义务教育孩子的数字。另一方面，教育部统计每年的辍学率。统计学年开学时入学孩子的数字，学年结束时统计毕业学生的数字。这两个数字的差异被公布为辍学率。一个孩子如果连续3年不上学就可以宣布他辍学。我们有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处在辍学状况的孩子临界状态。这方面的情况模糊不清，因为我们对‘辍学危险’这个概念还没有下定义”。

不过，无论下什么定义或者使用什么统计方法，罗马尼亚官方统计数字如下。“World Vision”组织的伯格丹•杰奥尔加努说：“据有关教育情况的报告，外交部指出，罗马尼亚的总辍学率为每年1,5%。在乡村地区这个数字按照孩子和教育的等级（处级或中级教育）增长到1,7%到2%。十年级和九年级的情况则更糟糕。我们可以谈到一个上学顶风地区，我这里指的是拥有好一点的经济条件，并且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及合格的教师和保证学校交通能力的城镇。不过，贫困和孤立社区的情况十分可悲。”

这些贫困且孤立的社区中的很多在乡村地区，但有的处在大城市郊区，这里辍学孩子的比例比其它地区要高。很多学校关闭了，孩子很难达到别的学校，有时候为了达到其它村庄的最近的学校，孩子们不得不走几公里的路。同时，家长让孩子留在家里帮助他们做家务，另有些家长到国外工作，他们的孩子因缺乏鼓励放弃学校。为了帮助他们，“World Vision”组织几年来实行题为“我想上九年级”计划。至今为止通过一些愿意向学生提供奖学金的资助者已经帮助乡村地区的277名孩子上了初中。亚罗米察县一个初中12年级的女学生埃玛是他们中的一个。埃玛和他的两个兄弟及失业的父母一起住在一个城市郊区的一个贫困地区。

下面请听埃玛向大家陈述她如何加入“World Vision”项目：“我通过社会工作者与‘World Vision’联系，他们告诉包括我在内的几名有年均分数高的学生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因为我需要这个奖学金，因为需要这笔钱，我从十年级开始几乎三年获得这个奖学金。奖学金总额为每月100列伊，我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学校用品、衣服和食品。这批款项并不大，但我很高兴可以获得，因为是为我在校的成绩而得到的。”

尽管经济条件不好，埃玛说，她从未面临辍学的危险，因为她很喜欢读书。她没有奖学金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她说：“我无论如何都会获得同样好的成绩，因为我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学习。有了奖学金，我学习的条件比从前好，可以买书。但我相信，没有这笔钱我也肯定会继续获得高分数。”

布加勒斯特作为罗马尼亚首都，有史以来象磁石一样吸引那些希望找一份高薪工作和舒适生活水平的人。多年来没有一个与迁移首都这个现象抗衡的现象。不过，从2009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移居现象看起来变为反向了，人们开始从布加勒斯特迁移到首都郊区，开车或乘公共车辆到首都上下班。

下面请听《财经报》的记者伊万娜•米哈伊向大家介绍选择永远离开布加勒斯特的人和他们的原因：“一方面是退休者选择离开布加勒斯特，因为他们父母的家和他们的亲戚住在村庄或在外省。同时，有的学生明白布加勒斯特不是他们可以融入社会的地方。在布加勒斯特可以找到高薪工作，但也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包括时间和安静。在布加勒斯特在上班的道路上交通经常很拥堵，令人烦躁。到那儿的时候，人们已经感到很紧张。其实，在国家其它城市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有的专职人员达到了他们生涯的某一水平，具备挑选在罗马尼亚任何地方，到那里养育孩子的条件。我认识一些高层经理放弃在首都公司高水平的管理职务，选择在外省的公司工作或者在那里从零创立自己的事业。”

很多布加勒斯特人选择迁移到邻县-伊尔福夫县农业区。另有些人选择迁移到投资率最近几年增长的县，如蒂米什县。2011年有近1万1千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迁移到蒂米什县。至于布加勒斯特，尽管这里有最多的就业机会，和最高的月薪，但日常消费也很高。伊万娜•米哈伊说：“如果考虑一平方米租金的水平，不仅对企业家而且对长期租房子的家庭来说，在外省生活比布加勒斯特要便宜。此外还应该考虑汽油的价格。有的城市，五分钟就能经过主要大街。与此不同，在布加勒斯特，五分钟是等交通信号灯变绿的时间。有很多不同的消费。有的人宁愿与家庭渡过更长时间，也不想在布加勒斯特的交通里每天失去一个半小时。在外省他们可以把这段时间献给家庭。”

萨比娜•杜米特雷斯库同她丈夫和另一对夫妻朋友，巴尔布夫妻，一起在距布加勒斯特60公里处的亚罗米察县创立蔬菜企业时，也是考虑家庭，特别是孩子。同时，他们愿意给孩子保证健康的食品，新鲜的空气和游玩空间。因此，萨比娜和丈夫一起从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公寓楼住宅区迁移到伊尔福夫县乡村地区。所以他们每周大约两次去亚罗米察县的蔬菜农田。萨比娜说：“我们不喜欢污染。我可以说，我们从那里渡过的第一天第一夜就已经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孩子很幸福。我们以前没有住在有院子的房子。其实，我们以前住的套房在一个很大的公园附近，但与有院子不一样。对孩子来说，附近看到森林和原野，而且有院子这很好。我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他们适应新条件的过程并不难，正好相反。他们目前居住的地区犹如首都郊区一般，有城市的便利，同时可以享受农村的安静。萨比娜•杜米特雷斯库说：“我们路上要花费更长时间，要好好计划开车和进城的时间 。不过，我觉得完全值得作出这点努力。回家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空间很大，有院子。我原本并不过分沉溺于自然和花卉。我喜欢城市，喜欢和朋友出去，在城市里开展积极的生活。不过，生孩子之后，就开始考虑其它因素，并感觉我们搬家是自然而然的”

这四个朋友的平均年龄是30岁，他们创业之前对农业一点也不熟悉。各有不同的职业：心理学、信息学、建筑学和数学。但如今，在已经过了4年之后，他们正处在转向绿色农业过程中。马德伊•杜米特雷斯库说：“一般来讲，我们耕种蔬菜。水果比较少，蔬菜中，我们耕种在我国自然成长的时令蔬菜。我们有一个工人小组，特别是夏天有很多日工。这是我们企业的另一个秘密：选择人工的方法。我希望我们在两、三年内获得绿色农业证书。暂时，所有处在初步阶段的公司，在转向绿色农业之前必须等待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以持续几年。”

所以，在危机时间，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的解决途径看起来多样化了。不论寻找得体的生活条件，还是愿意过上自然的生活，罗马尼亚人开始在全国范围寻找解决途径。人口迁移现象的方向有所改变，所以恢复了平衡。

因家长到国外打工，在一个家长或者在一个亲戚的照顾下在家里留下的孩子的现象在罗马尼亚达到了难以估计的规模。据儿童保护局介绍的数字，2012年年底负责社会救济当局一共登记了七万九千九百零一名家长到国外打工的孩子。其中41%完全缺乏父母照顾：两万两千九百九十三名父母双方都在国外，九千九百九十一名来自单亲家庭，而家长在国外。这些数字尽管很高，但据一系列调查的数字显示，它们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这个现象的实际规模。

在罗马尼亚援救儿童组织在“我们一起长大”计划的支持下在帮助孩子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下面请听援救儿童组织的执行经理贾布里埃拉•亚历山德雷斯库介绍该计划的目标：“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共同找到保护家长在国外的孩子的最好方式，如此为这些孩子发展综合服务和支持。帮助他们应付作业，因为在没有适当的家长看管的情况下，孩子很难为学校做好准备。我们向他们提供诸如电脑和因特网等设备帮助他们同移居国外的父母不断保持联系。同时，我们帮助被委托教养孩子，但没有能力照顾他们的人员，包括很多祖父母或其他亲戚。对我们来说，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吸引当局的参与，以便能够使这些良好实践的数字增加，因为在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孩子。”

在“我们一起长大”计划的框架内在罗马尼亚的14个县开设了课后辅导中心。在皮特什蒂、布拉索夫、布加勒斯特、雷希察、曼加利亚、特尔戈维什蒂、克拉约瓦、鲁佩尼、佩德利拉、雅西、西吉什瓦拉、皮亚特拉-尼亚姆茨、苏恰瓦和内格雷什蒂都有这种中心。

在2010年至2012年间，两千零八十名孩子被纳入该计划，其中785名母亲在国外、876名父亲在国外、419名父母双方都在国外。所有这些孩子都享受了附加的教育支持，他们被带到博览会及其它旅游景点观览。同时，孩子的代表每月参加信息会议及社会和心理咨询会议。

当局明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教育部监察员科德林•陈迪亚说：“我们把重点放在为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人员而举办的咨询会议，帮助那些承担这些孩子的人应付情况。我们试图同孩子的这些新家长建立关系，试图鼓励孩子同他们的父母保持尽可能紧密的关系，为了明白他们的父母不是永远离开了，并没有抛弃他们，而将要回来。为此我们举办各种旨在加强孩子对自己和家庭的信任的课外活动。”

因为父母给他们从国外送礼物，这些孩子有时候被认为享受优惠条件，其实其中的很多缺乏家庭的保护。达尼埃拉•加努是一个父亲在国外工作而留在母亲和奶奶照顾下的女孩子的奶奶。她说：“去接孩子时，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孩子，他们父母尽管在国外打工，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他们在学校得到面包圈和牛奶。我看你们在你们的项目中还给他们提供一顿饭。我作为奶奶和家长的意见是，有很多需要社会救济的孩子，家庭里有四、五个孩子，父母在国外，把他们留给一个贫穷的奶奶、叔叔或阿姨，有时候他们从早到晚让孩子流落街头。你们的这项计划可能会试图建立一种象从前一样的寄宿学校。需要社会救济的孩子有机会一段时间被接纳到从早到晚有节目的这种寄宿学校中。其中的一些没有亲戚，没有地方睡觉，就不得不在街头上睡觉。我在街头上看到了一些孩子，没有饭吃，没有衣服和鞋子穿。”

这种计划越来越必要是不可置疑的。这方面的另一个证据是一名贫穷奶奶的经历。维拉•林佩照顾四个孩子，她对我们坦白地说：“我有四个孙子女需要照顾。他们的父母在国外打工，想要攒钱买房子。我们租赁一个单间公寓房。孩子在5岁至7岁之间，两个是双胞胎，他们6岁，上预备班，长子上一年级，最小的上幼儿园。假如没有这个基金会，我们就应付不了情况。”

被纳入这种项目的孩子，从头三个月就已经可以发现他们沟通能力有所改善，自信增长和一两门课学习情况改善，而在下三个月这些课程的数字就会达到四个。

在“我们一起长大”计划的框架内有565名志愿者开展活动。2013年之前多名孩子将被纳入在16个城镇举办的活动之内。

在罗马尼亚公共教育系统中有些学校同时也处在一些教会的管辖之下。这些学校称为教会学校，其教学大纲与国立学校一样，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与其余教育系统区别开来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对学生有吸引力？本台记者首先采访了学生。勒兹万在布加勒斯特圣约瑟夫罗马天主教学校上学，他是数学-信息学班九年级的学生。他从一年级开始在这个学校读书。当时，是她的父母为他选择了学校，但过了一段时间，当参加中学入学考试时，他选择继续在这个学校读书。他说：“我喜欢这里良好的教学方法。我们不需要辅导课，因为教师上课时把一切必须学习的内容都讲得很透彻。学生与其它学校的学生不同: 不吸毒，不喝酒也不打架。因为是一个小型中学，所以老师有时间照顾我们大家。”

因为勒兹万是数学-信息学班的学生，所以每周只有一堂神学课。不过，女学生弗兰切斯卡是神学班十二年级的学生，她多出几门与神学有关的课。她信奉东正教，喜欢在天主教中学上学，这里教师鼓励她在获得知识和心灵平静间得到平衡。她对我们说：“对我和我父母来说，生活的秩序很重要。与数学-信息学系的学生不同，我每周有4、5门与神学有关系的课：神学史、神学及其它专业课程，与历史课和罗文课相等同，因为有很多共同点。”

布加勒斯特圣约瑟夫罗马天主教学校校长罗迪卡•米隆修女认为，这所学校的主要目标，除了教授学生知识以外，是按照《福音》培养学生的道德和精神。在学校的教学大纲与其它学校相同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请听罗迪卡•米隆的答复：“本学校的特点是讲课的方法。学校里的气氛帮助我们从精神和文化角度培养学生，把他们培养成人。我们还有一个负责学生属灵问题的校长，有些修士和修女在这里做义务辅导，孩子有问题的话，可以对他们提供帮助。”

不过，有的家长不喜欢这种精神氛围。罗迪卡•米隆修女说：“有些学生碰巧来我们这里，之后又离开了我们学校。我们并不是劝人入教。我们知道哪些学生信天主教、东正教或新教。我们的学生都是基督教学生，因为我们的教学方法是基督教式的，并且我们对本学校的所有学生使用均匀的教学方法。本学校去年庆祝重建20周年，我想学生中只有一个成为神甫，几个成为修女，但大多数学生选择了世俗的职业生涯。”

属于各个基督教教派的孩子都被接受在奥拉迪亚尤里奥•马尼乌合并教会中学上学。该中学60%的学生信东正教，大约30%信合并教和罗马天主教，其余的属于其它基督教派。据校长奥雷利安•克里斯蒂亚称，学校的目标是按照基督教普遍的道德价值教育学生，而不一定按某一教派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格。他对我们说：“常识系每周有一个神学课。神学系每周加上另三、四个神学课。每周一次，星期五从上午八点到九点为学生举行礼拜仪式，学校的所有学生都出席。此外，我们还有很多在志愿者-神甫和神学教师-的倡议下开展的非义务的课外活动，这些丰富多样的活动引起孩子们的兴趣，我们是按照道德、利他主义、恋爱和同情的道德原则培养他们的人格。”

瓦西里•加夫里勒神甫建立了布加勒斯特“三圣主教”学校，目的是向东正教孩子和家长提供一个接近于他们信仰的教育机构。他试图同时遵守教育部制定的教学大纲，特别是在教师的行为方式方面。与我们介绍的其它教会学校不同，三大主教学校是一个由教育部批准确认并得到达尼埃尔大主教祝福的私立学校。这件事儿对它提供某种程度上的独立。瓦西里•加夫利勒说：“所有课程是从上帝启示的真理的角度讲的。科学和文化并不相对立，而我们试图将文化和上帝启示的真理结合起来。不过，因为这是一所私立学校，我们有权利接受我们愿意接受的学生。我们通过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合同来挑选。我们的优先是，除了教育之外，按照东正教的精神培养孩子的人格。”

因特网成了现代青少年和儿童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从小就能在不被父母监督的情况下应用游览因特网的各种不同电子配置。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们在各个领域需要的信息和教育项目，可以进行快速交流. 但专家说，用因特网也有些危险。特别是对于儿童，因为他们没有辨别现实和网上的虚拟世界的能力。据援救儿童组织的一个研究显示，用各种不同的电子配置使用因特网孩子的数字不断增长，这也引起网络危险行为的增长。

罗马尼亚援救儿童组织的执行经理加布里埃拉•阿雷克桑德累斯库说：“在罗马尼亚，86%的孩子每天或几乎每天游览因特网，其中的65%用手机进入因特网。这个高比例在父母控制孩子及保护孩子的网站和程序方面构成新的挑战。大约90%的孩子说，他们至少用一个社交网络，但只有21%被调查者愿意公开身份。这证明学校的信息和教育项目见效，同时还证明很多孩子学习到他们可以公开发表什么信息。尽管如此，被调查的43%的罗马尼亚孩子说，他们最近一年看到与性有关的图像，其中70%是在网上看到的。”

儿童开始使用因特网的平均年龄是9岁，比2010年有所下降。同时，无线电机器，如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比例从2010年的17%增长到2012年的65%，因为价格越来越低。按照援救儿童组织的调查研究，对正在经过成长中困难时期的青少年来说，因特网与其说是有益不如说是有害。成年人忽视孩子们的教育和户外运动，让他们在因特网上渡过更长时间。被调查的一半的孩子说，他们在网上受到羞辱或被人骚扰，同样有一半说他们与网上认识的人见过面。同陌生人会面后，10%的孩子说他们感到受辱或不满意。于是，正如教育部终生学习局局长丽利安娜•普雷奥德亚萨说，应用无线电机器和社交网络快速的发展产生新的问题。她说：“在学校里当然可以监控学生在课堂上游览什么网站。学校有这样的设备。在家里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家长也有各种控制手段。不过，在手机上做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的搜查方式可以把他们带到一些构成现实威胁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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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在罗马尼亚安全游览因特网的教育几乎不存在。79%的家长允许孩子无限使用因特网。其中很多不了解孩子们在虚拟空间的负面经验，另有些家长没有掌握足够的技术性知识，因此无法控制孩子在网上的活动。援救儿童组织和教育部建议在罗马尼亚的教育机构引进一个包括理论信息和实际应用的学生指南。同时，援救儿童组织的专家对愿意了解如何能够安全使用因特网的孩子和成年人提供咨询。

罗马尼亚总警察局打击网上犯罪署署长维尔吉尔•斯比利登在介绍上述研究报告时称，在罗马尼亚网上犯罪的水平不太高，不过在全世界范围这方面有上升趋势。银行诈骗、未经授权访问某些公司或政府的机密资源或文献以及敲诈和骚扰都搬到了因特网上，并快速蔓延到各地。

斯比利登说，罗马尼亚这方面特点是多样化，就是说不断改善旧手段, 发明新手段。他说：“据统计数字，去年有一千个被查实的网络犯罪案件，其中200个得到解决并被起诉到法庭，这其中有1200个犯罪行为和542名罪犯。所以这方面有上升趋势。至于孩子网上的安全，学校和家庭是两个扮演重要角色的环境。”

电子服务供应者专业协会的格奥尔基•谢尔班对我们解释目前因特网目前意味着什么时说：“如果如今世上有70亿通过因特网互相连接的装置，那么在2015年前这个数字将会增加两倍，而用手机互联网量将会增加10倍。2015年将会有150亿个与因特网联接的机器。”

所以，对年轻一代来说，童年的游戏从公寓里楼前迁移到电脑前了。前几代孩子梦想的玩具被网上游戏代替了。专家认为，因特网是好是坏不取决于因特网本身，而取决于用户。

在欧盟，有大脑健康问题患者治疗的费用已经达到了一分150万欧元。因此5月被宣布为“欧洲大脑月”，为此举办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活动。

在“欧洲大脑月”倡议的初步阶段，欧盟委员会为20项新大脑领域国际研究计划拨出了大约1亿5千万欧元的款项。这将欧盟从2007年至今对大脑领域的研究总投资额提高到19亿欧元以上。被纳入欧盟投资名单上的20项计划针对脑损伤、精神疾病、疼痛、癫痫和儿童行为障碍领域提供新知识和革新。 尽管该计划不能在签署非偿还资助协议之前透露，它们应该今夏开始。这些计划的目标是促进革新，并为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为什么得出应该提高对这一领域的投资额这个结论呢？神经科医生尤斯丁•约内斯库谈到有大脑健康问题患者数字的增长：“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最常见的疾病是血管病，这些疾病在多数国家日益增长。血管疾病之一是脑溢血，另一个发病率增长的疾病是退行性疾病，主要被称为阿尔茨海默型痴呆症。这些疾病发病率的增长是由多种风险因素造成的。这些风险因素中有四个疾病种类，也称谓‘天启四骑士’：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和吸烟。另一个引起发病率增长的因素是平均寿命率越来越高，因此大脑的问题又是因为神经细胞和血管床的老化造成的。”

据这一领域研究的数字显示，大约1亿6千5百万名欧洲人在他们一生中面临患某种脑部疾病的危险。因此找到预防和治疗脑部疾病的方法成了一个当务之急。

尽管罗马尼亚研究领域的步伐并不落后于国际速度，但脑部疾病极高的发病率造成的状况远远没有得到解决。神经病医生尤斯丁•约内斯库说：“我们应该做什么呢？首先应该通过医学教育、了解风险因素和进行常规检查预防这些疾病，这不仅在管理上而且在资金方面都需要政府的参与。医疗价格十分昂贵：医疗器械非常贵，在先进的国家使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0%到12%，而在我国只占4%的比例。在这方面，人民和国家应该共同做出努力，民众应该了解这些风险因素，而政府应该对大家保证接受脑部疾病检查的可能。因为一旦发生事故，特别是脑血管事故，国家将为这些患者的治疗花费更多的资金。”

卫生是欧盟委员会劝罗马尼亚在2013年要改善的8个领域之一。欧盟委员会发现“罗马尼亚卫生系统严重失衡，特别是因为利用资源效率低下并且管理不好。”

罗马尼亚被建议要通过减少过度住院和改善门诊医疗服务来改善卫生系统的成本-成效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罗马尼亚的教师状况非常不好。因此人们避免从事教育工作，有的教师教一段书后感到工资过低，工作紧张实在难以忍受，因而选择放弃这份工作。全球危机在罗马尼亚致使预算紧缩时，教师的收入削减了25%。结果呢？最近三年有4万名教师离开工作岗位。并根据教育自由工会联合会题为“年轻老师的生活”的调查，教师将会继续大批离去。

下面请听教育自由工会联合会主席西蒙•亨切斯库对这次调查的介绍：“41%的被调查者打算在未来5年离开教育系统。大约30%的被调查者有关他们的未来职业生涯没有做出决定。这些比例令人担忧。教学人员首先对他们的工资感到不满。一名年轻教师的纯月薪大约相当于180欧元。这样低的收入只能保证最基本消费。在很多情况下，年轻教师继续需要家庭补贴来维持生活。其中一些住在城里，却在在外地的乡下工作。尽管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报销他们的交通费，但地方议会很少做到这一点。于是教师要掏出工资的一半做交通费。”

不过，中小学教师离开工作岗位更是不足为奇。他们的理由不一定是经济方面的，而是对教育系统的其它方面不满。安娜当了5年的小学老师，在师范毕业后立即开始工作。她放弃这个工作的理由并不是钱，而是因为她当时很年轻，喜欢幻想。她不同意在2000年初发生的的一些变化。她说：“当时已经开始按政治标准任命校长和副校长，这样在教学和管理人员之间发生纠纷，所谓的变化只是形式上的，而学生读书的场所没有什么改变，就如同将破旧不堪,快要倒塌的栏栅粉饰一番。而且我觉得学生书包里太多的书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书包太沉重，每天要做很多作业，业余时间很少，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另外，她同家长和其他教师也有冲突。她说：“比如，我穿裤子，他们感觉我不穿裙子不好。另一个问题是，在我的班上，我坚持上体育课，不容阅读或算术取而代之，或者音乐课，就是音乐课，不可以将这个时间分给地理或历史课。”

安娜在一段时间同时兼任两份工作，之后她决定离开教育岗位，到电视台工作。她不再有经济问题，在职业方面也不感到后悔。她说：“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当课堂上26双眼睛盯着你的时候，你会感到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在危机前，奥拉在布加勒斯特的两所高中当法语老师。对她来说工资低是她离开教育系统的主要原因。但她却没有放弃教书的职业。她从2009年开始在一家培训公司工作，教生意人学法语。她对我们说：“我继续从事我的专业。我喜欢教学。我离开教育系统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讲课，而是因为没有一个体面的工资。其次，我现在给成年人讲课，比给青少年儿童讲课容易得多。我并不后悔我离开了教学岗位，因为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当然我有时回忆起给孩子讲课给我带来的满足。他们喜欢老师的陪伴。你如果待他们好，关心他们，他们对你会表示浓厚的感情。”

令人遗憾的是，教师大批离去现象对孩子的教育造成很多问题。奥拉说：“一名教师如果没有一个体面的工资，就不能有效的教学。我不相信你必须先证明你的教学能力高，然后才要求相应的工资。工资和教学水平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我有一个亲戚是高中学生，我知道他们受教育的状况，教学水平很差。我曾在我们公司招聘外语教师，接触了一些刚刚从大学毕业的毕业生。许多应聘者在外语大学毕业后，英语、法语或德语水平却很低。”

同时，目前做教师的一部分人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愿和志向。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些更有吸引力的机会，暂时选择这个最容易就业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