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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退出历史”是罗马尼亚20世纪初著名哲学家卢奇安•布拉加（1895-1961）提出的说法，随后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接受了这个说法。这是形容罗马帝国军队271年从达契亚领土撤军后罗马尼亚处境的最合适的表达方式。这个时代持续到罗马尼亚民族建立公国，这样从此前神秘无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历史有数百年的达契亚-罗马人和后来的罗马尼亚人在达契亚的道路和时空中闪电般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历史’，藏身于几乎不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有机精神生活中。”

在此之后，罗马尼亚人民迈进了自治时代，在这段期间“为了创造更有力的局势力图挽回内在的机会”，但“在这个持续数百年的长期睡眠状态形成了其风格的模式”。当时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这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和强有力的生活中心的民族。不过，当时的罗马尼亚人发展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争取生存的战略，布拉加是这样概括这个战略的：居民选择的解决办法是-“放弃历史，放弃一种做大事的生活，并藏身于一个繁琐的有机生活中。日耳曼族、匈奴、斯拉夫族、保加利亚族、阿瓦尔族、库曼族、匈牙利族等不同民族暂时或固定定居在他们居住的领土。罗马尼亚民族“预感到了历史的变化无常、曲折发展与他们毫不相关”。布拉加认为这是一项战略。他写道：“当然在近一千年间，达契亚-罗马人和罗马尼亚人表现出一种自卫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抵制历史的态度。他们并不为了发动大规模行动而聚集成有组织的群体。”他还写道：“这种抵制犹如在沉默的灰尘下燃烧的火焰一般，这是我们祖先争取生存的一种智慧。”

至于文献记载中没有提到罗马尼亚人一千年的历史，可以从现代著名数学家索罗蒙•马库斯题为《时间》一书中就生物学的“退出为更好地跳出”这个原则的角度来解释。

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即将迈进历史的门槛时，被匈牙利人的侵犯而阻止。与此不同，在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有些潜在的实力爆发出来，使这两个公国真地迈进历史的门槛。但它们敞开历史大门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15世纪摩尔多瓦公国大公斯特凡大公（1433-1504）在位期间达到了顶峰，但在他去世后就结束了。布拉加认为，在此之后，一旦摩尔多瓦公国陷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就“错过了关键性机会，如此永远失去了罗马尼亚人得到自然、有机的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当时爆发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危机’”。布拉加用激进地表达方式来形容罗马尼亚公国承认奥斯曼帝国宗主权而造成的抑制，他写道：“罗马尼亚精神再次退出历史，或者说只是间接或表面上参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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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考虑到斯特凡大公后代的一些规模很大、积极勇敢的历史性行为，我们就会预料布拉加会采取稍温和一点的表达方式。从15世纪到18世纪并不能说有几位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大公处在历史之外。这其中包括：彼德•拉雷什（1487-1546）、马德伊•巴萨拉布（1580-1654）、瓦西里•鲁普（1595-1661）、康德米尔（1673-1723）和布伦科维亚努（1654-1714）。他们为了争取生存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复杂。因此，布拉加承认“这次，退出历史的事实不再像中年推出那样严重”。但却是一个括号。他写道：“其它民族的历史打开的括号里，当然也展开了‘罗马尼亚’的政治事件，但这与其说是历史事件，不如说是一些‘冒险行动’。”这个评判过分严格。不过，布拉加认为只有在1918年罗马尼亚三个公国实现统一后，罗马尼亚人民重新融入欧洲历史和文化之中，但他还是对他们的融入方式提出某些批评。

2013年2月14日：罗马尼亚退出历史（一）

罗马尼亚“退出历史”是罗马尼亚20世纪初著名哲学家卢奇安•布拉加（1895-1961）提出的说法，随后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接受了这个说法。这是形容罗马帝国军队271年从达契亚领土撤军后罗马尼亚处境的最合适的表达方式。这个时代持续到罗马尼亚民族建立公国，这样从此前神秘无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历史有数百年的达契亚-罗马人和后来的罗马尼亚人在达契亚的道路和时空中闪电般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历史’，藏身于几乎不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有机精神生活中。”

在此之后，罗马尼亚人民迈进了自治时代，在这段期间“为了创造更有力的局势力图挽回内在的机会”，但“在这个持续数百年的长期睡眠状态形成了其风格的模式”。当时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这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和强有力的生活中心的民族。不过，当时的罗马尼亚人发展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争取生存的战略，布拉加是这样概括这个战略的：居民选择的解决办法是-“放弃历史，放弃一种做大事的生活，并藏身于一个繁琐的有机生活中。日耳曼族、匈奴、斯拉夫族、保加利亚族、阿瓦尔族、库曼族、匈牙利族等不同民族暂时或固定定居在他们居住的领土。罗马尼亚民族“预感到了历史的变化无常、曲折发展与他们毫不相关”。布拉加认为这是一项战略。他写道：“当然在近一千年间，达契亚-罗马人和罗马尼亚人表现出一种自卫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抵制历史的态度。他们并不为了发动大规模行动而聚集成有组织的群体。”他还写道：“这种抵制犹如在沉默的灰尘下燃烧的火焰一般，这是我们祖先争取生存的一种智慧。”

至于文献记载中没有提到罗马尼亚人一千年的历史，可以从现代著名数学家索罗蒙•马库斯题为《时间》一书中就生物学的“退出为更好地跳出”这个原则的角度来解释。

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即将迈进历史的门槛时，被匈牙利人的侵犯而阻止。与此不同，在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有些潜在的实力爆发出来，使这两个公国真地迈进历史的门槛。但它们敞开历史大门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15世纪摩尔多瓦公国大公斯特凡大公（1433-1504）在位期间达到了顶峰，但在他去世后就结束了。布拉加认为，在此之后，一旦摩尔多瓦公国陷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就“错过了关键性机会，如此永远失去了罗马尼亚人得到自然、有机的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当时爆发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危机’”。布拉加用激进地表达方式来形容罗马尼亚公国承认奥斯曼帝国宗主权而造成的抑制，他写道：“罗马尼亚精神再次退出历史，或者说只是间接或表面上参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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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考虑到斯特凡大公后代的一些规模很大、积极勇敢的历史性行为，我们就会预料布拉加会采取稍温和一点的表达方式。从15世纪到18世纪并不能说有几位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大公处在历史之外。这其中包括：彼德•拉雷什（1487-1546）、马德伊•巴萨拉布（1580-1654）、瓦西里•鲁普（1595-1661）、康德米尔（1673-1723）和布伦科维亚努（1654-1714）。他们为了争取生存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复杂。因此，布拉加承认“这次，退出历史的事实不再像中年推出那样严重”。但却是一个括号。他写道：“其它民族的历史打开的括号里，当然也展开了‘罗马尼亚’的政治事件，但这与其说是历史事件，不如说是一些‘冒险行动’。”这个评判过分严格。不过，布拉加认为只有在1918年罗马尼亚三个公国实现统一后，罗马尼亚人民重新融入欧洲历史和文化之中，但他还是对他们的融入方式提出某些批评。

在罗马尼亚古代除了桥梁和磨坊外，人们还挖掘开放式的池塘，用这些人工湖引蓄河水，来调节水的流量，并可以钓鱼。但建设池塘必须修建水坝，首先要挖沟，然后移走土壤：1777年修复摩尔多瓦的一个池塘只用了三千名人工。

13世纪的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1235-1270）给予罗马尼亚人开采骑士建设的池塘的权利，这对罗马尼亚公国经济来说是很关键。罗马尼亚公国从14世纪末到17世纪初、摩尔多瓦公国16世纪及特兰西瓦尼亚从12-13世纪到16世纪修建了一些重要的池塘。为了巩固池岸需用两根粗壮的木柱修建栅栏，大多数的栅栏是在多瑙河及其支流上设置的。

纺织业也依赖于水源。大多数人口的服装是村女们纺织的。这是一个家庭的业务，也是一个宝贵的民间手工艺。除了织机之外，纺织工具还有缩绒机，用木槌击打纺织物使其变得紧密厚实。木槌的运动是用水力带动的。原料是羊毛，毛线必须收缩紧密。通过缩绒机的羊毛变成一种厚密的织物。1169年在我国西北部奥拉迪亚市附近的两个修道院有两个厚织物作坊。1443年摩尔多瓦公国的墨尔多维察修道院里有缩绒机。当时的文献越来越频繁地提到磨坊和缩绒机。另一个相似于缩绒机的纺织工具是蒙特尼亚的水力石臼。

因为罗马尼亚领土上有很多河流，所以也发展了造船业。造船业在古代是用一根树干制造的平底小船和木排开始的，在罗马人统治期间开始造船。拉丁语文件经常提到航海家，这是一个与水运和水上贸易相关的行业。罗语里“平底小船”- “luntre”和“船只”-“vase”这两个词来自拉丁语。在罗马人占领达契亚之前，在多瑙河上已经存在着罗马尼亚军事舰队，并拥有固定的维修和靠岸点。

14世纪末的蒙特尼亚大公老米尔恰（1355-1418）派遣了40-50艘小船来支持一个意图对多瑙河岸土耳其城堡发动进攻的十字军舰队。不过，军事利益很快与商业利益融为一体。苏丹1565年要求摩尔多瓦大公将5万公斤大麦运到君士坦丁堡。当年他还要求蒙特尼亚大公向他供应木材，帮助他在尼科波利斯修建苏丹用于运输军队的运输船，翌年还要求蒙特尼亚大公向他的舰队派遣划船者。17世纪在奥地利统治下,在奥尔特河上开始造船。17世纪末、18世纪初，蒙特尼亚大公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1654-1714）在位期间在我国南部的久尔久市开始造大型船只。大公在土耳其-奥地利战争期间在多瑙河上部署了战舰队。

罗马尼亚人古时候从事的其它工业活动还有火药、氮钾肥、煤炭和石灰的生产。至于燃料油，这种原料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已经开始生产。罗语里燃料油-“pacura”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picula”（焦油），而其它拉丁语族的语言都没有吸收这个词。这证明在罗马人离开我国领土以后，罗马尼亚人没有中断生产燃料油的活动。从多瑙河以南地区不能进口燃料油，因为那里没有。这也是罗马尼亚人连续生产燃料油的另一个证据。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文献分别于1440年和1517年记载燃料油时指出，这个原料很珍贵，可以赠送给修道院。同时，燃料油还经常在官方的消费清单上及许可、安置和租赁油井的文件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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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人种学家对罗马尼亚人民的来源、连续性和特征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研究的，所以罗马尼亚科技资本长期被阴影笼罩。但这类活动和组织、法律、技术等因素对保持统一和连续性来说是与文化有同等重要性的因素，并对罗马尼亚人的精神外貌和战略来说也至关重要。

科技形成人类文明积极的核心。文化以信仰和价值观为基础，因此是丰富多彩，并具有民族特色的。与此不同，以知识为基础的科技是普遍性的、四处流传、容易吸收和可以应用的。罗马尼亚的文化确定了其民族的认同，技术则确定了他们扮演的角色。我们谈到的行业主要属于这个范围。

罗马人首先利用达契亚人的领域是建筑，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因此有很多修建桥梁的达契亚-罗马专家。在公元二世纪的著名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53-117）对达契亚发动的第二次进攻中，他越过多瑙河上的一座由石墩和上部木制结构构成的固定桥。多瑙河上的另一座桥梁是328年由叙利亚著名建筑师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尔在罗马帝国皇帝康斯坦丁一世（272-337）的命令下修建的。此后，一直到19世纪末的著名建筑工程师兼教育家安盖尔•萨利尼（1854-1952）之前的时期，没有人在多瑙河上修建新的固定桥梁。不过，在亚历山德鲁一世大公在位期间（1401-1433）在摩尔多瓦公国拥有两艘平地小船构成的移动桥梁。斯特凡大公（1433-1504）统治期的文献提到马车过桥的税费。

普拉霍瓦河、塞列特河、多瑙河和德涅斯特河上都建有著名的桥梁。两艘平地小船构成的桥梁很容易安置和拆开，商业和军事文献在古时就提到这种桥梁的存在。土耳其人要求17世纪末的罗马尼亚公国大公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1654-1714）为奥斯曼帝国军队过河安置移动桥梁。摩尔多瓦公国康德米尔（1673-1723）谈到摩尔多瓦人在苏丹领导的军队经过该地时，有义务提供4千人“开辟道路和修复桥梁”。为了修建构成桥梁的小船需要木匠和细木工人，他们的技巧很高，18世纪末开始出口这种船只。固定的石桥成为下令修建这些桥梁的大公和工匠们的骄傲。

罗马人公元前一世纪开始提到水磨，在公元二和三世纪在罗马尼亚领土上，罗马皇帝图拉真及其继任者统治期间开始出现首批水磨。罗语里水磨-“moara”这个词来自拉丁语，其组成部件的名称也是如此。17世纪出现了造纸厂和鞣革厂。谚语和俗语经常提到磨坊，例如“水流进他的磨里”- 意思是“时来运转”；“象一个破磨一样”- 意思是“唠唠叨叨”，“嘴巴讲话不停”；“为别人的磨加水”，意思是助长某人的声势，为某人创造良好条件，鼓励某人做某事。罗马尼亚工匠由于有高技巧在国内外被誉为技术革新者，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博物馆及其它外国博物馆里陈列着他们制造的磨坊。他们使用一种独特技术雕刻磨盘的木制轮片，这种技术只有在1900年发明现代水轮机时才被人们看见。

除了水磨之外还有风磨，尽管这比不上荷兰的风磨。1731年当建设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基瑟勒夫大道时，不得不拆除一个风磨。在18世纪末开始用马来推磨（这类似东方人用骆驼推磨）。

切割木材使用的工具是水锯。这个工具打下了木材工业和木材出口业的基础。奥斯曼帝国要求罗马尼亚公国向他供应用水锯锯开的木材。在修道院的文献里，水锯经常出现在向商人转让地产的合同中，其付款方式是抽出农产品的什一税或用10块木板中的两块作为实物。

为了使用水磨和水锯必须维护河流。因此，一部分人口负责水利工程。在修建城堡时必须使某些河流改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是由逸雪为您播送的，欢迎您在下次的《思维方式》节目里收听介绍罗马尼亚古时行业的第二部分。

村社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是共同使用牧场，就是看守马群、羊群和牛群自由放牧的场地。羊由所有者聚集在一起，从春天到秋天村社将羊群交给牧羊人赶到森林带以上的山区，冬天再回到牧场，这就是羊随季节变化追逐水草放牧的路线。如果这条路是通往多瑙河边水塘的那就更长。

村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村的地产属于社团。村民没有私产权，而只有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唯一的条件是必须耕种那块土地。他是他和他家人在农田上干的活儿的主人，对土地享受耕种权。

罗马尼亚公国1793年的一份文件描述了这种类型的财产权：“村社土地是共同耕种的，所以无论如何也无法了解每个人的土地有多大。共耕土地是每个自耕农用他所能耕种的面积。”这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共同财产系统，使用权按照每个人付出劳动不同而定。

1801年的另一份文件写道：“据一些老年人说，对古时森林面积不予以计算和划分，每个人可以随便砍树，在森林里开出的草地和耕田上自由耕种、栽种葡萄树和果树或将其变为养蜂场。任何人都无权从他手里夺取这块土地。”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村社持续的时间和覆盖的面积确实引人注目。1852年，罗马尼亚自耕农在5个县村庄的比例分别为52%、45%、37%、34%和32%。1912年，罗马尼亚公国自耕农人有三个县，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0%、50%和40%。

弗兰恰这个县到20世纪时是自耕农最多的县，因此对它的研究可以作为有关村社来源不同理论的依据。一部分理论主张，村社完全基于共同使用土地的原则，另一些则认为，这基于同一家族或奠基人的后裔。17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摩尔多瓦大公、著名文人迪米特里耶•康德米尔（1673-1723）指出，弗兰恰和肯普隆•摩尔多韦乃斯克和蒂杰丘是摩尔多瓦公国内的小共和国。其实，弗兰恰村社分成河谷村社，每个河谷村社由几个村庄组成，一共有14个。弗兰恰向大公送公牛作为贡品，但同时也享受比其它县更大的权利：自己用围栏封闭道路、独立管理盐矿，甚至教会也拥有内部决策权，这很独特的现象。这种网络不可能是由唯一个祖先的后裔建立，尽管按照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弗兰奇瓦亚老太婆和她的7个儿子”。

村社以一个小的家庭集团为基础，在几个要求未占地的家庭的压力下，从公共地产划分一块可耕土地供给他们使用。村社通过抽签选择这些土地使用权的受益者。

村社与部落的形成有些共同特点，除了民族血缘关系、文化和语言之外，还有一些与动物神有关的图腾。

罗马尼亚人热爱农村，对一个以农为主的人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那些愿意促进工业文明的人民对此表示保留，主张从农业到工业的文明过度正表露了从原始到现代的发展过程。罗马尼亚二十世纪初著名文学评论家乔治•克利内斯库写道：“返回到农村是古老民族的一个特色，我们并不原始，而是个古老的民族，因此我们使得这一个原始民族的理论站不住脚。”

当罗马尼亚公国建立时，在地图上除了几个城市之外还可以看到许多村庄。我们就其组织、建筑、农业劳动和畜牧饲养上的规则，了解到其理性和严密性无疑是在数百年的历史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农村的人口是固定的，是由村子为中心，以修建房子的面积，和农田组成的。村庄的边界线是明确划分的。是由长方形、平行的条带组成，中间有四边形的农田。如果为了修建农村必须砍伐森林，那么村庄的形状一般是圆形的。

村中心完全由农田围绕，农田周围是牧场，而牧场毗邻森林。所以，森林处在地产的边缘。因为令陌生人感到恐慌，对熟悉它的当地人说是一个良好的避难处。频繁侵犯我国领土的鞑靼人攻击村庄来捕捉奴隶，而农民带着他们所能援救的一切物品逃到森林避难。正如他们拥有地产规划一样，也拥有一些耕种习俗，一个农田一般耕作3、4年，因此农民常需要开垦田地，为此必须付出辛苦的劳动。

农民使用木犁耕地。到1900年，近三分之一的公国还是使用木犁。木匠修建房子和篱笆，制造家具、工具、牛车和马车。村民赴集市出售他们的产品，并从城里购买所需物品，因路途较长，所以晚间会在客栈投宿。

为了解到19世纪的罗马尼亚农民的文明我们首先应该分析农村的工业组织。正如村庄的艺术和文化对保持文化认同来说至关重要一样，农村的组织和劳动支持着为争取生存需要的统一。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讲，房子属于艺术，但为了建房需要一个文明的职业。纺织业，装饰纺织品是一个艺术，但织布、裁剪和染色是手工艺。出色的织布工人和陶器工匠将农村的名望传播到各地，吸引许多购买者。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铁匠，他们有时也在村外享有名声。

这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也因其内部组织被纳入民族文明之中。所建立的机构就是村社。这是一个没有书面章程的村民议会，村民为了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除了罗马尼亚农村之外，在瑞士也有一个州拥有类似的直接民主形式，合法成员的标记是一把剑。在村社，最重要的是长者的意见，他们深受尊重。有些默契的规则不太明确的规定，你不能在村牛走过的地方修建房子，也不允许用栅栏围起一个大过于你所需的地产。这些规定同时还巩固销售合同、贷款协议和遗属。

村社临时和不可撤地提名一些对整个农村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牧羊人、陶器工匠、看青人等。税吏负责登记村民付税的情况。他在一块木片上刻记村民是否付出应缴的税，如果某人不愿意纳税，那么为他纳税的村社将对他进行严厉的惩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思维方式》专题节目到此结束了，是由谢芦宾为您播送的，在下次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有关罗马尼亚“村社”报道的第二部分。

20世纪初著名罗马尼亚学者尼克莱·约尔加对达契亚罗马尼亚人基督教化难以寻找的痕迹进行了细心的分析。他指出，在多布罗加殉难的罗马尼亚士兵是基督教徒。当时墓地上的十字架、一些模糊不清的铭文等都证明基督教早已传到罗马尼亚领土。当初基督教徒因受到迫害而不敢公开显露他们的信仰。但罗马帝国的行政机关从我国领土撤出后，吸收了基督教，于是多瑙河两岸的罗马尼亚人都可以用拉丁语公开承认他们是基督教徒。



当初的宗教文物尽管很少，但语言保存了很多证据。根据拉丁宗教词汇可以确定达契亚-罗马人语言和宗教的来源。同语言和文化一起，宗教构成罗马尼亚统一的三个主要因素。但与具有明显民族特征的文化和语言不同，宗教将罗马尼亚人与其它国家所有基督教徒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同属于拜占庭影响范围内的东正教教徒。与君士坦丁堡的亲密关系是一个地理现实，而罗马尼亚人的宗教与多瑙河以南民族相同，这就是斯拉夫-希腊地区，该地区因更接近于东正教主教堂，所有在行政方面在罗马尼亚东正教堂占主导地位。



在罗马尼亚公国建立的时代，斯拉夫语已经深深扎根于教会。“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是斯拉夫讲道的时代”。保加利亚在该地区的文化舞台占主导地位。在他们的影响下，罗马尼亚人开始使用9世纪传教士西里尔和默多狄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发明的古斯拉夫语字母-西里尔字母。罗马尼亚14世纪和15世纪应用的文字并不是古斯拉夫文，而是用中世纪保加利亚文写的。首批罗马尼亚修道院是由萨尔维亚修士建立的，因此受到南部斯拉夫风格的深刻影响。拜占庭文化通过斯拉夫翻译传播到罗马尼亚公国。斯拉夫语从教会传播到平民生活和枢密院的文件里。15世纪和17世纪之间，罗马尼亚人的本土文学是由罗马尼亚人用斯拉夫语撰写并印刷的。流浪学者、修道院、固定的印刷所、教堂和教堂附属建筑、发达的宗教艺术等构成罗马尼亚斯拉夫文文化的仓库。16世纪初和17世纪罗马尼亚文化才穿上了罗文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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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人象从前一样继续适应而不直接吸收外来的文化。他们以自己的世界观接受历史产生的情势，竭尽全力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本土文化，因为他们这些情势是短暂多变的，所以等待合适的时机重新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



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主张循环理论。对罗马尼亚人的历史，循环理论的解释力不够强。但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不同的阶段，和争取生存的战略模式随着历史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时代。斯拉夫式、希腊式或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的罗马尼亚教会作为延续的基础保证了民族的统一。



宗教信仰在人们头脑的反应如何呢？如何影响他们的思维、行为和活动方式呢？哲学家卢奇安·布拉加在他有关文化哲学的研究中将“风格”作为关键概念，认为它产生于下意识，并由奇特的结构组成。至于宗教信仰，布拉加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所有宗教信仰试图回答“彼岸是什么？”的问题。在我们感觉之外，在知识和思考能力之外有什么？他发现，基督教各教派对形而上学持有不同的立场。天主教和新教认为它处在我们之上，由上帝体现，人从下向上试图到达他，因为这种超然的存在使得我们获得恩典，获得拯救。应有一种发射平台，一个我们可以达到的超然存在。这平台对天主教徒来说就是教会，对新教徒来说是个人。对东正教徒来说，既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一个个体而是生活本身。他们把生活看成一种中间层面，部分属于上帝，部分属于人，它将东正教独特的特点赋予宗教，这就是机构一致性。从此得出结论是，西方宗教和东正教之间的主要区别所在不在于宗教礼仪、道德和教条，而在形而上学这个关键问题， 就是人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处在什么位置？



另外，西方基督教和东正教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天主教和新教的信仰里上帝的恩典是通过人的奉献、热忱和努力，从下而上获得的。东正教信仰正好相反，是从上而下赋予的，信徒在地上充满信心地等待上帝赐予他们恩典。



哥特式教堂的塔顶尖耸、直刺苍穹，这表明信徒努力向上，而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东正教堂却像一个容器的形状，表明人们在那里等待超然存在降临在他们身上。完美的和谐表明东正教独特的机构一致性，因此布拉加为形容东正教思想和文化发明了一个新词“sofianic”，这个词来自希腊语“sophia”即：“智慧”。

东方基督教和东正教之间的区别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影响到每个文化的视野和文体模式。于是，东正教由于相信上帝的恩典是从上而下赋予的，这对罗马尼亚的文化赋予了合理、谨慎、节制的特点。使罗马尼亚人相信超然的上天会拯救他们，并相信历史对他们是有利的。这就是民间文化通过生活经验形成的轮廓。



这个特色产生另一个好处，有机事物不象其它事物那么敏感，有更大的耐久力。西方文化，在宗教的影响下面临分裂的危险（新教从天主教里分离出去，此后分成上百个独立的小教派）。与此不同的是，东正教并没有答应卡文教或路德教的强烈要求而与它们合并， 也没有与天主教容为一体，尽管在特兰西瓦尼亚对天主教做出某些让步，承认教皇为最高领袖。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举动，只是形式上的认可而已，对教条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修改。文化范围的发展也同样。罗马尼亚文化没有融于斯拉夫、希腊或西方文化，而是与它们共生共存，有时吸收它们的某些因素，但并没有被它们吞没。





因此，对外来影响的态度是有限的接受，文化可以吸收其愿意吸收的并本身其机体可以接受的因素，而其核心保持不变，无论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文化或社会势力有多大。



这个持久战略和有机制性能力保证了文化或宗教的自身免疫，使它们如同一个有机制性的视野和文体模式运行，即使我们放弃一些哲学上的概念，也是可信的。让我们返回到整体与部分双重关系上。普遍性和整体性在东方思想里至关重要，是某些哲学系统和学派的关键问题。必须从一般和普遍现象来发现个体。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则是通过个体而达到全人类，就如复兴时期、宗教改革运动和在此前中世纪道德完美骑士的理想一般。对那些在历史上为争取生存必须不断开展艰苦的斗争的人民，如果整体能够顶得住，个体就不再那么脆弱。

另两个使我们得出相同结论的相对立的概念是同质性和异质性。这两个倾向当然存在于任何社会和民族中。但他们的区别所在是把重点放在哪一个，哪一个占最大的比例。在某种情况下哪一个最有前途？人们最经常使用哪一个？



罗马尼亚宗教发展与文化是平行的。这并不出乎意料，因为从理论上讲，宗教作为一个信仰、价值观、传统和艺术系统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有民族本身的独特性，而人类活动的另一个宽阔范围，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等则具有普遍性。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所说的，宗教和帝国没能吸引他们所梦想的普遍性。



在罗马尼亚公国建立后，宗教开始组织起来。各公国的大公为建立教堂和修道院积极活动。罗马尼亚人在修建教堂和修道院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十一世纪初在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族大公、斯特凡一世撤销了阿拉德附近的一个罗马尼亚修道院。十二世纪教皇要求压制东正教的自由。在匈牙利国王的统治下，东正教教会禁止修建石头建筑物。因此东正教教会开始修建木制教堂，这是罗马尼亚建筑艺术上独特的辉煌遗产，也赋予了罗马尼亚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价值。



十七世纪末罗马尼亚文化成熟，开始创造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当时文化开始摆脱宗教的控制。尽管未来一段时期的法纳利奥特时代不太有利于这种文化的创造，但对启蒙运动敞开大门。启蒙运动，通过解放哲学、文化和法国革命20世纪末宣传的共和思想引起罗马尼亚思想家的注意。罗马尼亚人，尤其是特兰西瓦尼亚人公开拥护启蒙运动，并在吸收其思想的同时没有象其民族一样采取反对宗教的态度。



罗马尼亚人思维的特点是不喜欢夸张和极端主义，这有助于他们争取生存。在宗教方面也是同样，罗马尼亚没有象其它民族一样采取极端主义的行动，相反采取了理性、温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