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思维方式

1944年协约国开始轰炸普洛耶什蒂和布加勒斯特。苏联军队前进到普鲁特河，8月23日安东内斯库将军在王宫里被捕。罗军对德国部队发动攻击，迫使他们撤军，然后解放特兰西瓦尼亚，并连同苏联军队参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地区的战斗。罗士兵在此役的牺牲精神和军事技能受到高度评价。

1945年3月6日建立了由18位部长组成的彼德·格罗扎政府。其中共产党、社会党、耕作者阵线和国家自由党分别有3、4名部长，其他5名部长来自其它党派。

1946年罗马尼亚在进行大选后，成为一个有政府和议会的国家，并有代表出席巴黎大会。所获得的最大成果就是，使罗马尼亚的国境得到承认，并且延续至今没有改变。但巴萨拉比亚的问题没有讨论，这其中有很多的障碍。罗马尼亚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国家的身份没有得到承认，并且没有像它的邻国如（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这情况持续到1965年，在经过很大的外交努力之后才得以加入联合国。

历史学家多次试图将罗马尼亚在冷战期间经历的阶段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我们如果以使用争取生存的战略而引起的改变为标准，就能发现引起这些改变的一些重要事件。

1952年 格奥尔基·格奥尔基乌·德日（1901-1965）的民族主义派在同安娜·鲍克领导的国际主义派进行沉闷的争斗后获得胜利，把她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1957年国际主义派的一部分在继续政治斗争后也失去了他们的政坛地位。1958年国外强权从罗马尼亚境内撤出了顾问结束了军事占领和控制。1962年古巴危机之后，苏联在其为首的东欧国家阵营中，采取了宽松纪律的政策，承认各国的主权和不受国外干扰的权利。196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证实了高度的独立。1971年齐奥塞斯库在国内重新颁布严格的管制教义，但继续倾向与西方和第三世界保持紧密联系。1972开始撤销从前负担重要政坛职责者的任务，提名具有革命性的一代政治家来代替。藉此齐奥塞斯库树立了个人独裁来代替共党执政。1975年衰退加速，在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犯了许多错误。1981年爆发了一场经济危机。1984年终止了同美国的互惠关系。当年齐奥塞斯库成为国际“人权攻势”的恶棍。1986年拒绝接受戈尔巴乔夫的建设和透明政策。1989年终，全国人民积累的不满终于爆发，（起义）推翻了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

在格奥尔吉·格奥尔基乌·德日和齐奥塞斯库执政期间没有明确划分，因为他们采取的战略没有实质性区别。主要区别在于执政党的名称、门面的变化、党派组织的改变，但其齐奥塞斯库的主要目标沿袭格奥尔基-格奥尔基乌·德日提出的主题。

产生 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幕后提供政治策划的主要人物，在两位总统执政期间都是伊昂·格奥尔基·毛勒尔，尽管他一直不公开出面开展活动，没有负责任何重要的公共职务。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二十年短短的过渡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同一侵略国与从前一样抱有成为全球霸主的梦想。建立了相同的联盟， 但在更多的战线上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亡：欧洲之外还加上了非洲和亚洲，大西洋之外还加上了太平洋。这犹如全世界的瘟疫，一场具备更完善的剿灭技术的灾难。

战争对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产生的消极影响同往常一样。人们失去了他们的现实感，心理上倾向极端主义学说，采取轻浮的行为方式，对明日漠不关心，文化陷入衰落。这摧毁了威尔逊对国际联盟这个旨在保持和平的机构注入的智慧。这个浓厚的阴影伸延到国际联盟耗尽了它的力量。

欧洲大陆的灾难性局势果然也临到罗马尼亚，使得它经历一些与它毫不相关的精神痛苦，并吸取了一些充满仇恨的口号和词汇。从经济角度上讲，罗马尼亚也经历了当时的危机，在政治范围陷入独裁政权时期，50年后才得以摆脱独裁政权。它灾难性发展的情势很平凡：某一欧洲王朝的一个一事不成的后裔登上王位，废除党派和议会，并树立独裁政权。

在他之前由著名科学家、革命家兼政治家斯比卢·哈雷德（1851-1912）的学派、科学蓬勃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和丰盛的收获开辟的其它现代化道路被政治泥土所遮盖。这里发展出来了希望推翻国王并树立自己的独裁政权的极端主义小毒龙。他们暂时获得成功，1940年独裁政权由一名对历史的发展耳聋眼花的将军，安东内斯库（1882-1964）接管。他将国家的命运坚决与失败者联系在一起，与它结成联盟投入战争。罗马尼亚人的智慧及其长期战略与此正好相反，从未迎接事先就已经能看出将要遭到失败的事业。结果是：在敖德萨和在俄罗斯的顿河及伏尔加河展开的斗争中有63万罗马尼亚人丧生。

1940年罗马尼亚对它面临的困难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而且面临了三个巨大的挑战：它势必转让北部、东部和南部的三部分领土，改变了它所建立的不利联盟，将武器转向德国。共有17万人死亡。它的这个举动和所作出的牺牲也没能取消它作为战败国的现实。协约国不承认它参与者的身份，把它留给俄罗斯作为战利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希特勒军队1939年占领波兰开始。一周之前德国和苏联签署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互不侵犯条约。波兰难民在布加勒斯特受到了很热情的迎接。不久之后，总理被在德国受训的铁卫军部队暗杀。1940年法国投降。在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之后，普鲁特河及德涅斯特河与摩尔多瓦北部之间的领土被纳入苏联。两个月之后，第二个维也纳仲裁褒奖将特兰西瓦尼亚的4万2千平方公里交给匈牙利。铁卫军和军队的政变废黜卡罗尔二世。多布罗加南部交给保加利亚。抓住政权的铁卫军开始发动一系列谋杀行动。67名前高级官员在日拉瓦监狱里被谋杀。当天罗马尼亚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尼克莱·约尔加和经济学教授威尔吉尔·马加鲁也被暗杀。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是他们工作日程表上的另一个要点。

德国坦克经过布加勒斯特通往希腊和南斯拉夫。

1941年铁卫军和安东内斯库将军之间的协议被推翻，在布加勒斯特进行街头战斗之后，人民起义被镇压。当年德国撕毁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互不侵犯条约，对俄罗斯宣布战争。德国坦克经过布加勒斯特通往俄罗斯。安东内斯库将军决定也穿过普鲁特河。报纸上发表的讣告产生了一种反希特勒气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阵亡。两年之后，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德国在战争中的运气倒转：遭到最大的失败。正如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人，他们在自己祖国，才能终止他们的撤军。

各政党开始就抵抗方式进行辩论，然后同其它政治势力进行讨论。习惯于非法条件的共产党积极活动，开始同其它政党联系，结成反法西斯爱国阵线。

协约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得胜后，罗马尼亚重新在巴黎大会上在外交范围开展斗争，试图说服获胜者承认其权利。在这个新舞台上有两个重要人物引起大家的注意，这就是：自由派的布勒迪亚努和保守派的达凯·约内斯库（1858-1922）。布勒迪亚努的外交活动尊重权力派的务实原则。达凯·约内斯库则属于和平派。就如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而被称为“胜利之父”的著名法国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一般, 布勒迪亚努是一个极端主义者。而达凯·约内斯库同国际联盟奠基人美国总统威尔逊（1856-1924）一样支持和平机构。布勒迪亚努喜欢利用各国政府秘密合谋的论据，约内斯库则喜欢利用社会和政治范围的权利，包括自决权。

两个学派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两位罗马尼亚外交官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公众舆论信任威尔逊。英国公主，玛丽亚王后（1875-1938）与卡罗尔一世不同，是罗马尼亚很好的保护者。卡罗尔一世未能见到他的出生国对他的收养国发动袭击就逝世，他原是同协约国建立联盟的倡导者。玛丽亚女王对美国的访问和定居美国罗马尼亚人对她热烈的欢迎产生了良好影响。

经过一些紧张时刻，1918年布加勒斯特和平协议之后引起许多怀疑的共谋得到所希望的结果，而当时设想的解决方案反应在巴黎会议上做出决定。我们并不应该认为为开战和停战作准备的某些运动是机会主义。一个国王的秘密选择并不代表百姓对选择同谁建立联盟的愿望。进入战争并不违反中立的立场，因为罗马尼亚希望实现统一。 同占领者保持和平使它失去所有应该帮助它的势力：原支持我们的俄罗斯战线解体了，而西方忙于其它事物，只派遣几个将军为罗马尼亚人做一些建议。

罗马尼亚进入战争的决定就是由勇敢的米哈伊1600年确定争取生存的原则引起的，这个原则就是实现三个罗马尼亚公国的统一。过了三百年之后，时机终于到来，而罗马尼亚人具有发现这一机会的能力。

特兰西瓦尼亚的论据1848年开始就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倡导统一的外交官劝特兰西瓦尼亚人不要让日耳曼族人超越他们，而要向法兰克福和维也纳派遣代表。格雷斯库补充说，这些代表也应该在巴黎和柏林工作。当格雷斯库提议建立一个宣传委员会，同所有报社通信保持联系时，授权一名委员同特兰西瓦尼亚人通讯联络。

由此产生了一个保护所有罗马尼亚包人括特兰西瓦尼亚人文化统一的持衡的行动。当科学会成为罗马尼亚科学院时，目标之一就是接纳特兰西瓦尼亚人，而他们不久就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

1914年在布加勒斯特开展活动的文化联盟，将名称改成“全体罗马尼亚人统一联盟”，瓦西里·卢卡齐当选主席。为了保持文化统一，首先必须实现政治统一。在保持中立期间，在罗马尼亚大城市举行的所有的游行的关键理念是统一。

在特兰西瓦尼亚，1918年10月12日 在奥匈帝国解体之后，罗马尼亚国家党的领导人宣布罗马尼亚人充分享受民族自由的权利。在布达佩斯议会上也作出同样的声明。此外，在布达佩斯建立罗马尼亚国家委员会，接管“对罗马尼亚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克里莎纳和巴纳特由罗马尼亚人居住的地区的政治权力”及军警和国民会议。12月1日召开“罗马尼亚民族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宣布自由作出的选择：同罗马尼亚实现统一。不久后布克维纳人表示赞同，同年巴萨拉比亚人也作出同样的决定。

1919年批准了和平条约。生存的一个关键性条件得以实现，三个罗马尼亚公国顺利实现了统一。而巴黎会议却指出保持这个胜利成果的任务是艰巨复杂的。

在罗马尼亚具备国家手段时并不倾向于战争。这在统一公国时期表现出来，其实这种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保护国的监查。1877年的战争是一个不得已的行动。此后，罗马尼亚在巴尔干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同这些国家在长期处在奥斯曼帝国占领期间发展了亲和关系。因为与这些国家相比罗马尼亚受奴役的程度要小，所以对它们提供帮助。最友好的关系是同塞尔维亚建立的。塞尔维亚王子米哈伊洛·奥布雷诺维奇三世（1823-1868）1867年对布加勒斯特的访问和1878年签署的条约也为此作证。塞尔维亚王子米兰·奥布雷诺维奇（1854-1901）的母亲是罗马尼亚人。1866年至1872年间，两国的贸易往来加倍。同黑山也保持友好关系。保加利亚人认为，罗马尼亚“对保加利亚民族而言是一个自由且不可侵犯的避难所”，并且是“保加利亚的思想和意识找到自由空间之处”。1852年至1877年间在罗马尼亚有37家保加利亚刊物。也是那时还建立了保加利亚第一所科学院。反奥斯曼帝国的保加利亚军队是在罗马尼亚培训的并得到物资援助。

当巴尔干国家1912年攻克奥斯曼帝国时，这些国家的代表在伦敦大使会议上会面，罗马尼亚则保持中立。不过，获胜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未能就所取得的领土达成协议，因此于1913年爆发了希腊和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之间的战争。这次，罗马尼亚不再保持中立，而选择参与希腊-塞尔维亚联盟。在布加勒斯特达成的和平协议改变了巴尔干地区的领土分布。

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的态度模棱两可。1883年同奥匈帝国秘密签署条约，参与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为打击由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三国组成的协约同盟。尽管如此，战争爆发时，罗马尼亚决定不应当象卡罗尔一世和保守党人彼得·卡尔普（1837-1919）所希望的那样站在协约国的这面，而是采取武装中立状态，并在两年间保持这个状态。这可以如此解释：1883年签署的条约以其它两个签字国受到国外袭击为提供军事援助的条件。但事出并非如此，因奥匈帝国开始敌对塞尔维亚。从中立状态迈向协约同盟是以同俄罗斯签署的秘密协议开始的。通过这项协议俄罗斯承认罗马尼亚的现状，以及罗马尼亚在被奥匈帝国所吞并的领土上保有主权。之后，立即同意大利签署了协议，该国同罗马尼亚一样参与协约国，但保持中立。两国达成协议在放弃中立之前互相通报。1915年恢复了秘密协约。当年，罗马尼亚开始与协约国谈判，签署罗马尼亚决定站在协约国这面参战的条约。同协约国确保罗马尼亚现有的领土，并支持罗马尼亚合并布克维纳、特兰西瓦尼亚、马拉穆列什、克里莎纳和巴纳特，这也就成为战后的罗马尼亚边境。

意大利1915年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罗马尼亚成为协约国中唯一的中立国。在与协约国完成谈判后也立即加入。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当时站在同盟国一面。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年中立之后，美国1917年站到了协约国阵营一边，使军事平衡向它倾斜。

德国军队占领了布加勒斯特，迫使罗政府退出到摩尔多瓦,这是悲剧性的时刻。在布夫迪亚签署投降之后，达成布加勒斯特和平协议，将罗马尼亚放在同盟国的直接控制下。但1918年同盟国接连遭到失败，同年协约国获胜。

罗马尼亚公国在国际日程表繁忙的阶段推动了它们统一的事业，此阶段某些强国将其注意力转向别的方向，这样对罗马尼亚公国提供了有利时机，而它们立刻利用了这些机会。1860年意大利完成了新独立国的统一，使得奥地利感到失望。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1815-1898）宣布开始一个形成德国国家的密集过程，在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之后出现在欧洲地图上。1863年在处在俄罗斯帝国占领下的波兰，爱国主义者成为镇压的目标。1861年爆发了美国南北战争，对新兴美国的统一构成考验。拿破仑三世（1808-1873）在墨西哥的冒险行动中试图实现他的梦想，而普鲁士在他的眼前，在击败法国后准备成为欧洲的新帝国。

在国内，库扎实行对罗马尼亚公国良好运行的关键性改革。第一项是农业改革，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并减少地主的权力。第二项针对修道院旧有的创伤，这些修道院其中大部分附属多瑙河以南的教堂或修道院，改革措施是将它们还俗，这样挽回了国家四分之一的领土。第三项针对各种等级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对其提供现代建筑。此外还有为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措施。

库扎在他执政的7年内树立了很多敌人。他们一致谴责他开展的专横和滥用权力的行动。1866年他们顺利地推翻了库扎，定意选出来自一个欧洲王朝的王储。很久以来比利时国王的儿子在他们的名单上，他的国家的中立在罗马尼亚人的眼里是一个优点。然后提名德国亲王卡罗尔·霍亨佐伦-锡格马林根（1839-1914），最后得到通过。此时是通过各种手段提高罗马尼亚公国威信的时刻，因此1866年并没有改变这项战略，并是统一过程自然而然的发展。在实现隐藏的渴望的每一步上都遇到保留态度，因此卡罗尔当选国王引起一个反对和保留的浪潮，特别是从奥地利方面，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此后，罗马尼亚外交官加倍努力。经过九年的谈判后，1866年12月在维也纳开设外交代办处，卡罗尔一世1869到那里访问。1873年和1874年分别在罗马和圣彼得堡也开设了外交代办处。

1875年在波斯尼亚和海塞戈维纳及1876年在保加利亚爆发的人民起义重启所谓的“东方问题”。罗马尼亚在巴尔干冲突中保持中立，但于1876年对伊斯坦布尔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同时探讨强国的立场。总理伊昂·布勒迪亚努（1864-1927）在锡比乌会见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在利瓦迪亚会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康斯坦丁·罗塞迪（1816-1885）前往巴黎，伊昂·基卡（1816-1897）前往伦敦。1876年年底，当强国大使们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晤，就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占领地区实行改革进行讨论时，罗马尼亚讨论自己问题的意图就枉费了。在土耳其宪法将罗马尼亚列入“优惠省份”中时，罗马尼亚对这种不可接受的说法表示愤慨，将这项条款宣布无效。

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当年春天同俄罗斯签署协议，接受俄军自由通过罗马尼亚领土，而俄罗斯许诺尊重罗马尼亚的现状。5月6日，在土耳其轰炸罗马尼亚多瑙河彼岸阵地之后，布加勒斯特立法机构正式宣布“同奥斯曼帝国中断关系，并完全独立”。8月罗军对多瑙河以南地区进行军事干预。强国对罗马尼亚独立及参与和谈持保留态度。只有布勒迪亚努和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1817-1891）被接受在1878年柏林大会上宣读一项备忘录，此次会议讨论当年圣斯特法诺的和平问题。无论如何，罗马尼亚人达到了他们的主要目标：7月1日在柏林大会上承认了罗马尼亚的独立。

国外的外交代办处不久就成为公使馆：伊斯坦布尔、维也纳和圣彼得堡（1878），罗马、比利时（1879），布鲁塞尔、海亚、伦敦和雅典（1880）。1873年到1874年重组外交部。对许多双边协议和条约敞开了大门。

获得独立引起了一些新问题，而外交政策对这些问题还没有准备战略模式。1878年至1914年对欧洲强国在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危机中的政治-军事联盟问题摸索找出了最合适的答案。

罗马尼亚人要求强国对其实现统一表示赞同遭到失败之后，他们再次利用接受一个不理想的情况，但同时通过一个未预测的途径避免遭受其后果的心理特征。两个被拒绝实现统一的罗马尼亚公国有权利分别选出自己的大公，这样来加强他们分离的模式。但令所有保护国吃惊地的是他们选出了同一大公亚历山得鲁·伊昂·库扎。他们以从未有的热情和决心做出这个举动，使其在任何可能的反对之前已经落到实处，并用同样的速度立即开始巩固统一。

争取生存战略是沿着前10年走过的熟悉的线路进行。统一的倡导者继续开展以前的活动。著名诗人瓦西里·亚利克桑德里前往巴黎、伦敦和土耳其，卢多维克·斯德加前往维也纳和柏林。库扎的支持者奥布莲斯基王子前往圣彼得堡。在法国这个责任由伊昂·亚历山德里、斯特凡·格雷斯库和杜米特鲁·布勒迪亚努来承担。在意大利由伊昂·波罗恰努来承担。有两个代表团抵达伊斯坦布尔，一个来自蒙特尼亚，一个来自摩尔多瓦。

罗马尼亚人并不是到处都受到欢迎。奥斯曼帝国的宰相没有同时接见两个代表团，而是分别接见，但他们对其他担保国的代表一同拜访。土耳其方面采取拖延战术。不过，在其它国家的首都却得到有利的立场。在巴黎瓦西里·亚利克山德里受到拿破仑三世的接见，并同外交大臣瓦雷夫斯基伯爵和俄罗斯大使吉塞雷夫进行讨论。在英国，同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勋爵、克拉雷登勋爵、约翰·拉塞尔勋爵（1792-1878）和法国大使贝希尼会晤后，顺利得到英国的支持。这也就是他在其旅行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意大利人像亲身兄弟一样对待他，而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1820-1878）对罗马尼亚公国的事业表示同情。罗马尼亚驻柏林的代表受到欢迎，但维也纳外交大臣拒绝接受库扎的致信，只接受同罗马尼亚特使个人谈话。

在法国的倡议下，在巴黎召开新欧洲会议。七个保护国中的五个投票赞成库扎在春季会议中当选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的大公，但在新的讨论和推延后，两个先前反对者表示同意他在秋季会议中当选。

1860年进入第二个阶段。唯一王子被接受，但两个公国的所有其它机构仍然分离。正如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所说：“首先需要的是集中管理和立法权。”为了克服惯性和阻力必须做出很大的努力。库扎对苏丹当年进行的访问改善了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与俄罗斯和普鲁士也进行了激烈的谈判。外交对话的同时，罗马尼亚人探索可以证实统一公国实存的各个活动范围。同邻国的关系“倾向于政治权利的合法化”。在电报通讯方面同俄罗斯（1860）、奥地利（1862）和塞尔维亚签署了协议。1859年 同美国签署了贸易和航行协定。统一公国加入国际电报协议，并以独立国的身份承担责任。在巴黎和贝尔格莱德设立代办处。所有一切都在正常气氛中进行，不起眼也无挑战性。伊斯坦布尔是最困难的地点，但靠着内格里的耐心和创造力土耳其人的反对不断减弱。一位法国大使在一封信里写道：“你们总不会了解内格里在其外交上费尽心机的牺牲，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操，这条充满陷阱、欺骗、狡诈、冒失和错误的道路丝毫不符合他的忠诚之心和注重经验的精神。”

罗马尼亚人的坚忍不拔精神占主导位置的最后几场战役是在1861年展开的。当年奥斯曼帝国对罗马尼亚公国的统一表示赞同。这样在1862年罗马尼亚公国庆祝建立三周年。而库扎在考虑国内改革可以证实罗马尼亚民族斗争的成功结果：“奥斯曼帝国和所有担保国都赞同罗马尼亚公国统一”，并“统一将如同罗马尼亚人所感受的那样”。

今天我们介绍题为“在世界的舞台上-1848年”专题节目的第一部分。

图多尔•佛拉蒂米雷斯库（1780-1821）提出并实现了起义的思想，以集体思维方式的新社会成分为基础。他是这个社会成分的代表，这就是部分城市人口和农村的新行业。站在他们肩上的富有阶层变得更少，并且更加孤立。这不再是农民对贵族的起义。如果说从过去的农民起义中诞生了吸收充满雅各宾移民的欧洲流传的启示思想和法国革命的思想的年轻一代，那么这场起义是一个反对腐败和忠诚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人民起义。对大家来说，希腊人1821年通过战争获得独立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在摩尔多瓦 1848年革命的结果也表现在知识的范围。有素养、拥护民族和革命思想的年轻人在雅西集会，制定了一份有35项条款的备忘录，并将这个备忘录递交米哈伊尔•斯图尔扎大公（1795-1884）。他接受了他们并许诺说，他将以善意分析这份备忘录，但之后还是逮捕并放逐了他们。这些人最后顺利地逃脱掉，经过特兰西瓦尼亚抵达处在奥地利占领下的布克维纳。政治家胡尔姆扎吉（1823-1871）在切尔讷乌吉接受了摩尔多瓦知识分子亚历山德鲁•库扎、克斯达凯•内格利、阿雷库•鲁索、瓦西里•亚利克桑德里、克斯达凯•耶布里亚努、罗塞迪兄弟、西瓮兄弟和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他们创利《布克维纳消息报》并编写《国家党愿望》-这比他们在雅西编写的更为激进。不再接受1831年和1832年由俄罗斯帝国官员在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公国通过的准宪法“有机法”。这份文件实质上尽管是保守的，但启动了一个改革时代，奠定了当地社会的西方化基础，并向两个公国提供他们的第一个共同政体。他们在《国家党愿望》中要求摩尔多瓦自治、建立平等、将所有社会阶层聚集在一起、保证自由、取消贵族特权和帮工并实现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的统一。

在蒙特尼亚，在摩尔多瓦人小组在伊兹拉兹平原举行首届会议后，宣读了一份宣言，作者是尼克莱•波尔切斯库和扬•黑里亚德•勒杜雷斯库，其中要求：作出内部决策，免受外部干涉，在政治上享受平等权利，取消社会等级，给农民地产权，解放修道院，并废除奴隶制度。

事件的进展很快。格奥尔吉•比贝斯库大公接见代表团；6月11日群众在大主教区聚集；晚上比贝斯库签署宣言并接受所提名的政府，然后到特兰西瓦尼亚避难。革命者组建的政府上台。他们立即开始颁布各种法令：取消贵族头衔、取消审查、拷打、死刑和奴隶制，释放被拘禁者；唯有给农民地产权这一点受到异议。

这个几乎获得成功的革命令沙皇感到担忧。土耳其人采取宽容态度，承认一个由三个起义者-黑里亚德、格雷斯库和戴尔组成的“摄政机构”，但在沙皇的压力下改变了他们的立场，9月份派遣部队镇压起义，以便恢复秩序。

俄罗斯10月也派遣了部队。90多名革命者被放逐到巴黎、特兰西瓦尼亚和君士坦丁堡。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欢迎在下次节目中收听“在世界的舞台上-1848年”专题节目的第二部分。

我们如果研究倾向于西方或东方间长期发展的趋势便可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20世纪初，国际局面呈现以下主要特点：亚洲解放出来了。中国同其它强国一起占据了主导地位，一系列发展中国家也解放出来了，并变成新兴国家，此外危机产生了在危机后时代恢复合作的名誉而减少冲突，恢复外交手段的名誉而减少武装冲突。

罗马尼亚著名19世纪初文人尼克莱•约尔加突出了我国处在许多道路的交汇点的重要性，这再次起到重要作用。罗马尼亚因处在黑海海滨，所以是欧亚之间的一个理想的桥梁。任何在欧亚作媒介的国际演员，如果知道如何利用这个优点便会从中获得经济和政治的报酬。有一些通过运河经过高加索地区连接两个相邻大海-里海和黑海的可信的计划。黑海海边港口市康斯坦察如此可以与周围有着丰富石油和天然气矿藏的里海连接起来。这个机会并不局限于经济因素。60年代就已经发现这个因素，因此康斯坦察港口扩展了，并建立了一个由100多艘商业船只组成的舰队。不过，更重要的是罗马尼亚同在国际范围通过自己的途径得以鼓励并支持东西方强国间参与近东慢性冲突的国家，如美国和越南、美国和中国、埃及和以色列达成和谐。这是一些孤立并受到将国家保持在现代历史的希望引起的现实限制的动作。

另一个与是否融入历史的相关主题是循环问题。一个著名的历史编撰学流派和古代哲学认为，全人类和各国经过一个定期重复的衰退和繁荣的正弦路线。公元前六世纪在中国、印度和希腊同时出现著名的哲学实在引人注目。而罗马尼亚人忽视1600年，勇敢的米哈伊（1558-1601）统一罗马尼亚三个公国这一年是他们历史的关键时刻，这将历史分成“此前”和“此后”的时代。当时在欧洲西班牙的光辉时期结束了，在英国是战胜他们的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在位时期，在法国是亨利四世（1553-1610）的统治期间，这位君主于1598年颁布了南特敕令，承认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并在法律上享有和公民同等的权利。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份显示宗教宽容的敕令。伽利略•伽利莱发现了落体定律，莎士比亚写了《哈姆雷特》话剧。这难道不是一个循环的高峰吗？

很难证明罗马尼亚人的历史，循环的思想。不过，显然可见的是一些相当容易争取生存的紧凑阶段或这个目标很难达到，而且所得结果不尽人意的阶段无规律地相继而来。让我们很难将达到争取生存目标的阶段称为“黑暗时代”，并试图分析其特点。

“黑暗时代”始于统一开始失去的时代，文化陷入病状，失去文化认同，个人的思想集体动荡。在其历史上一个民族在争取生存的过程中时而陷入武装冲突，时而用外交和谈判解决冲突，另有时沉入一片浑浊的沼泽中，那时历史的大门就会关闭，并且很难推开。

沼泽不仅致使前进的速度减慢，而且有时会使它完全停止。这可以是一场自然灾害，一场战争或一连串不好的外来影响。最重要的后果是集体思维方式深刻扰乱。在陷入黑暗时代时，全社会都可以被感染。不过，这些黑暗时代总会过去，总没有致使我们失去让我们争取生存的思维核心。

如果用我们上次介绍的，斯特凡•鲁帕什库在不可分离对立面基础上设想的势能逻辑解释所有民族的历史，难道还会给勾画罗马尼亚人独特轮廓留下余地吗？其实这个模式普遍存在，但其进展的频率、变动的速度和两个对立面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向构成每个社会独有的特色。在总结历史时，我们会发现由两个不同动力驱动的实体，如果其中之一长时间占主导地位，最后两个动力之间要恢复平衡，使得这个稳定的平衡状态长久渗入罗马尼亚人的心底。

有些时候，文化因暂受恶劣影响而陷入病态。村舍这些保存语言和最有价值的传统民间文化中心一旦变弱并最终消失，防御有机核心的能力也就削弱了，农民在逆来顺受和不能获胜的起义之间犹豫不定，贵族吸收奥斯曼帝国派驻的法纳儿区富有的希腊人-法纳利奥特人的道德规范，教育很难从斯拉夫和希腊语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长期以来书面语使用的是西里尔字母。十九世纪，在接受西方文化模式并克服传统抵抗时，这个过渡的实现并不容易，并令人感到好笑。

在我们分析罗马尼亚人的历史时，会发现一个长期时代所占的地位。某些状态可以持续数百，甚至数千年。一个帝国统治持续的时间与此相比一般要短，唯一例外是埃及、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罗马尼亚人不断为争取生存而斗争，体验自己的历史并参与其它民族的历史。

罗马尼亚人感到最接近于哪一个民族呢？从他们的战略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最接近于多瑙河以南的东正教民族，这除了拉丁来源使他们更加有尊严。信东正教意味着处在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内，并可以梦想恢复并沿袭它的辉煌事业。东正教使罗马尼亚人与匈牙利人、波兰人、奥地利人等其它基督教邻国保持距离，尽管一直同他们有临时的关系，梦想发动十字军东征。俄罗斯的正式宗教也是拜占庭式的东正教，但它很难从蒙古人的占领下恢复原状，并在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40-1505）在位期间从鞑靼人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了，此后伊凡三世在斯特凡大公（1433-1504）在位期间成为全俄罗斯的沙皇。

于是，拜占庭影响和东正教信仰证实我们的历史对东方的向往。文化、思维方式和我们解决争取生存的方式也都受到同样的影响。同时对西方的向往也保持警惕状态，希望在抵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获得支持。

斯特凡大公对威尼斯致的信和勇敢的米哈伊（1558-1601）对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的儿子鲁道夫王储（1858-1889）转达的信息都表明罗马尼亚人完成了防御欧洲使命的思想。他们的斗争可以被看成一个阻止奥斯曼进攻，并预防它占领维也纳的企图。但实际上，参与普遍性使命并不符合罗马尼亚人的性格，他们的特性是为拯救自己的国家而斗争。至于对西方的兴趣，与法国革命基本思想是同时出现的。这是基于重获自由，并摧毁独裁者的政治原因。在统一的外交关系中重新获得法国人及其皇帝拿破仑三世（1808-1873）的好感。西方强国将我们纳入西方问题中：一个濒临消亡帝国的遗产，一个处在消亡和继续生存之间的实体。一旦统一和独立的事业完成，西方的新吸引力就变成其实力及处在现代化过程中文明的资源。总而言之，启示和现代化是在东－西方的天平上倾斜于西方的两个原因。

“退出历史”这句话用象形的说法让我们注意到一个值得介绍的现象。我们对布拉加的这个说法可以予以批评：一个争取生存的民族不能完全退出历史，因为他们尽量融入人类的这个普遍潮流。他们不太引人注目，有时隐蔽的方法十分巧妙，构成历史的经纬和纽结。其实，我们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部分地退出历史，但登上历史舞台的期间相当短，并总是同布拉加描述的罗马尼亚牧羊境界相谐和。罗马尼亚人民波浪似起伏的发展从未趋于极端，我们充分地体验经历了自己的历史，并间断地参与了世界的历史。

人类的活动可以比作有规则的游戏。和平、战争和国际生活经常被视为这种游戏。大家都玩儿这些游戏，但谁制定其规则呢？众所周知，强有力的国家在不对称的关系系统中将自己的规则强加于弱者。那么，某一实体拒绝玩一个故意为其最终失败而构想的游戏不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行为吗？一个得体的解决办法是采取中立态度。另一个是试图改变游戏的规则，或启动新的游戏。但无论全面、部分、在很小程度上还是暂时参与历史游戏的决定是在危机的条件下作出的，就是在试图统治一个民族、作出违法行为、取消某些民族的权利或建立镇压性制度等条件下。这都属于威胁生存的风险。

罗马尼亚人民没有能力抵抗威胁他们的帝国，但赶走鞑靼人实在必然。鞑靼人，这个“非历史的”民族的威胁一直萦绕在罗马尼亚大公的脑际。他们经常侵犯罗马尼亚公国的领土，到处掠夺，然后就失踪。聚集军队并追赶侵犯者当然也是一个历史事件，对此也感到担忧的邻国也有所感知。

对布拉加有关发展和衰退是两个相继并相斥阶段的思想也可以做某些修改。不过，我们并不能说，衰退开始的时候，发展就停止了，发展开始的时候，衰退就停止了。进化的法则在与环境的接触引起选择时就开始运行了。不过，一个社会总不走出自己的环境，而如果某一民族改善其行为方式、习惯、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具有选择。仅仅以文化解释人类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风险。但实际上，除了信仰和传统之外，一个民族还有许多与衣食住行有关的知识和行为方式。蒙特尼亚人向萨斯人卖盐，在多瑙河上钓鱼，在多瑙河彼岸寻找友邻，造船到邻近地区航行，不断同走遍国家的商人和旅游者保持关系。

另外，18世纪到19世纪罗马尼亚诸公国由奥斯曼帝国派遣的法纳尔区富有的希腊人统治，如果说有些大公力图与奥地利建立关系，那么另一些则宁愿与历史没有什么关系，不向外人显示自己，因为贫困和违法行为最好不要引起外人的注意。我们并不能排除阴谋论，有些强国有垄断思想，希望与一个“非历史”的实体保持联系。

当布拉加有关描述牧羊空间对罗马尼亚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色产生的影响时，另一位罗马尼亚思想家斯特凡•鲁帕什库在不可分离的对立面基础上设想了一个势能逻辑。最常见的一对对立面是现实和潜在势能，人生到处都有这对对立面的存在，比如在人心里。这两个对立面陆续前进、退出。显示出来的程度增加时，潜在性就停止，等待重新轮到它的时刻。这有时候产生一种变动。为了解释进入和退出历史的现象也可以应用鲁帕什库的这个理论。这两个势能不是敌对，但也不是互爱的；不是互助，但也不是互阻的。你也许不能行动，你迈出的步伐也许太小，不过其思维变得更丰富，并积累更多的经验。在积极活动的范围，聚集资力和潜在能力的速度会减慢。

罗马尼亚“退出历史”是罗马尼亚20世纪初著名哲学家卢奇安•布拉加（1895-1961）提出的说法，随后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接受了这个说法。这是形容罗马帝国军队271年从达契亚领土撤军后罗马尼亚处境的最合适的表达方式。这个时代持续到罗马尼亚民族建立公国，这样从此前神秘无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历史有数百年的达契亚-罗马人和后来的罗马尼亚人在达契亚的道路和时空中闪电般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历史’，藏身于几乎不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有机精神生活中。”

在此之后，罗马尼亚人民迈进了自治时代，在这段期间“为了创造更有力的局势力图挽回内在的机会”，但“在这个持续数百年的长期睡眠状态形成了其风格的模式”。当时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这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和强有力的生活中心的民族。不过，当时的罗马尼亚人发展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争取生存的战略，布拉加是这样概括这个战略的：居民选择的解决办法是-“放弃历史，放弃一种做大事的生活，并藏身于一个繁琐的有机生活中。日耳曼族、匈奴、斯拉夫族、保加利亚族、阿瓦尔族、库曼族、匈牙利族等不同民族暂时或固定定居在他们居住的领土。罗马尼亚民族“预感到了历史的变化无常、曲折发展与他们毫不相关”。布拉加认为这是一项战略。他写道：“当然在近一千年间，达契亚-罗马人和罗马尼亚人表现出一种自卫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抵制历史的态度。他们并不为了发动大规模行动而聚集成有组织的群体。”他还写道：“这种抵制犹如在沉默的灰尘下燃烧的火焰一般，这是我们祖先争取生存的一种智慧。”

至于文献记载中没有提到罗马尼亚人一千年的历史，可以从现代著名数学家索罗蒙•马库斯题为《时间》一书中就生物学的“退出为更好地跳出”这个原则的角度来解释。

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即将迈进历史的门槛时，被匈牙利人的侵犯而阻止。与此不同，在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有些潜在的实力爆发出来，使这两个公国真地迈进历史的门槛。但它们敞开历史大门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15世纪摩尔多瓦公国大公斯特凡大公（1433-1504）在位期间达到了顶峰，但在他去世后就结束了。布拉加认为，在此之后，一旦摩尔多瓦公国陷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就“错过了关键性机会，如此永远失去了罗马尼亚人得到自然、有机的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当时爆发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危机’”。布拉加用激进地表达方式来形容罗马尼亚公国承认奥斯曼帝国宗主权而造成的抑制，他写道：“罗马尼亚精神再次退出历史，或者说只是间接或表面上参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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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考虑到斯特凡大公后代的一些规模很大、积极勇敢的历史性行为，我们就会预料布拉加会采取稍温和一点的表达方式。从15世纪到18世纪并不能说有几位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大公处在历史之外。这其中包括：彼德•拉雷什（1487-1546）、马德伊•巴萨拉布（1580-1654）、瓦西里•鲁普（1595-1661）、康德米尔（1673-1723）和布伦科维亚努（1654-1714）。他们为了争取生存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复杂。因此，布拉加承认“这次，退出历史的事实不再像中年推出那样严重”。但却是一个括号。他写道：“其它民族的历史打开的括号里，当然也展开了‘罗马尼亚’的政治事件，但这与其说是历史事件，不如说是一些‘冒险行动’。”这个评判过分严格。不过，布拉加认为只有在1918年罗马尼亚三个公国实现统一后，罗马尼亚人民重新融入欧洲历史和文化之中，但他还是对他们的融入方式提出某些批评。

“退出历史”这句话用象形的说法让我们注意到一个值得介绍的现象。我们对布拉加的这个说法可以予以批评：一个争取生存的民族不能完全退出历史，因为他们尽量融入人类的这个普遍潮流。他们不太引人注目，有时隐蔽的方法十分巧妙，构成历史的经纬和纽结。其实，我们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部分地退出历史，但登上历史舞台的期间相当短，并总是同布拉加描述的罗马尼亚牧羊境界相谐和。罗马尼亚人民波浪似起伏的发展从未趋于极端，我们充分地体验经历了自己的历史，并间断地参与了世界的历史。

人类的活动可以比作有规则的游戏。和平、战争和国际生活经常被视为这种游戏。大家都玩儿这些游戏，但谁制定其规则呢？众所周知，强有力的国家在不对称的关系系统中将自己的规则强加于弱者。那么，某一实体拒绝玩一个故意为其最终失败而构想的游戏不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行为吗？一个得体的解决办法是采取中立态度。另一个是试图改变游戏的规则，或启动新的游戏。但无论全面、部分、在很小程度上还是暂时参与历史游戏的决定是在危机的条件下作出的，就是在试图统治一个民族、作出违法行为、取消某些民族的权利或建立镇压性制度等条件下。这都属于威胁生存的风险。

罗马尼亚人民没有能力抵抗威胁他们的帝国，但赶走鞑靼人实在必然。鞑靼人，这个“非历史的”民族的威胁一直萦绕在罗马尼亚大公的脑际。他们经常侵犯罗马尼亚公国的领土，到处掠夺，然后就失踪。聚集军队并追赶侵犯者当然也是一个历史事件，对此也感到担忧的邻国也有所感知。

对布拉加有关发展和衰退是两个相继并相斥阶段的思想也可以做某些修改。不过，我们并不能说，衰退开始的时候，发展就停止了，发展开始的时候，衰退就停止了。进化的法则在与环境的接触引起选择时就开始运行了。不过，一个社会总不走出自己的环境，而如果某一民族改善其行为方式、习惯、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具有选择。仅仅以文化解释人类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风险。但实际上，除了信仰和传统之外，一个民族还有许多与衣食住行有关的知识和行为方式。蒙特尼亚人向萨斯人卖盐，在多瑙河上钓鱼，在多瑙河彼岸寻找友邻，造船到邻近地区航行，不断同走遍国家的商人和旅游者保持关系。

另外，18世纪到19世纪罗马尼亚诸公国由奥斯曼帝国派遣的法纳尔区富有的希腊人统治，如果说有些大公力图与奥地利建立关系，那么另一些则宁愿与历史没有什么关系，不向外人显示自己，因为贫困和违法行为最好不要引起外人的注意。我们并不能排除阴谋论，有些强国有垄断思想，希望与一个“非历史”的实体保持联系。

当布拉加有关描述牧羊空间对罗马尼亚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色产生的影响时，另一位罗马尼亚思想家斯特凡•鲁帕什库在不可分离的对立面基础上设想了一个势能逻辑。最常见的一对对立面是现实和潜在势能，人生到处都有这对对立面的存在，比如在人心里。这两个对立面陆续前进、退出。显示出来的程度增加时，潜在性就停止，等待重新轮到它的时刻。这有时候产生一种变动。为了解释进入和退出历史的现象也可以应用鲁帕什库的这个理论。这两个势能不是敌对，但也不是互爱的；不是互助，但也不是互阻的。你也许不能行动，你迈出的步伐也许太小，不过其思维变得更丰富，并积累更多的经验。在积极活动的范围，聚集资力和潜在能力的速度会减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