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1784年11月1日特兰西瓦尼亚的农奴对拒绝履行约瑟夫二世皇帝有关减债颁布的法令的贵族发动了人民起义。由霍利亚、克罗什卡和克里山三名农民率领的起义者烧毁了贵族的豪宅，造成财产损失，并杀害反对他们的贵族。1785年1月30日三名领导人被捕，人民起义被镇压。

本台记者同克鲁日巴贝什·波尔亚伊大学的教授伊昂·奥雷尔·波普就230年前的人民起义进行了交谈 ，下面是他对起义的基本思想的解释。他说：“这场人民起义是于18世纪爆发的，而这个时代被称为‘光明世纪’，最终酿成一股革命风潮。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场起义是在法国大革命5年前，在革命思想从欧洲到未来美国传播的时代爆发的。启蒙思想家从让-雅克·卢梭到伏尔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各地。当时特兰西瓦尼亚作为一个中欧国家帝国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吸收了这些思想。尽管霍利亚、克罗什卡、克里山等代表人民起义的人是农民，而其中的一些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也吸收了启蒙思想。这促使农民离弃他们对封建主义的卑从，拒绝履行他们沉重的义务。大家都希望获得平等权利，并希望政界人士对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维持的一个非常慷慨的思想是，通过教育和学校可以获得自由。”

历史学家认为，启蒙时代是民族思想诞生的时代。伊昂·奥雷尔·波普对1784年至1785年的农民起义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这场起义含有一个民族成分，因为大多数造反的农民是罗马尼亚人，大多数大地主和贵族则是匈牙利族人。在起义高潮的时候农民就是罗马尼亚人，而贵族就是匈牙利人。把反对贵族和匈牙利人的口号混为一谈，时而说：‘我们为反对贵族斗争吧！’，时而说‘我们为反对镇压我们的匈牙利人斗争吧！’匈牙利贵族的口号不是：‘我们消灭农民吧’而是：‘我们消灭瓦拉西亚人吧！’其实起义期间，农民对贵族的住宅发动了进攻，捕获他们，但最后没有杀害他们，只是迫使他们拿着罗马尼亚的十字发誓，并迫使他们穿上罗马尼亚的传统服装，这样把他们同被镇压者的理想等同起来。”

农民起义的三位领导人最终被严惩，来教训其他人。克罗什卡在监狱里吊死，霍利亚和克里山1785年2月28日被车裂。人民起义的目的是什么呢？伊昂·奥雷尔·波普说：“据估计，一共有450至500名农民被贵族部队及哈布斯堡的保安部队杀害。农民杀死贵族的人数不超过150人。换句话说，他们的对比最多为一比三，但农民付出的代价比贵族要高两倍，当然他们比贵族要多。财产损失很难估计。在人民起义时间，起义者对他人的财产发动进攻并摧毁其住宅。除了人员和财产损失之外，起义产生了一个新的思想潮流，而这从某些角度上讲带来了解放，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当局也采取了现代化管理机构，并取消某些封建主义行为的措施。于是，阿普塞尼山的数百名农名被迁移到其它地区，来缓和战斗。”

有人说，起义领导人霍利亚是共济会员。历史学家伊昂·奥雷尔·波普对这个假设持怀疑态度，他说：“我并不相信这个想法，因为这方面的资源很少，并且很不准确。有关这方面有些迹象，但反对的论点更多。有关霍利亚和他的家庭有很多记载，但我们对有关共济会的新闻必须持保留态度，因为我们不能确切地说霍利亚是否可以读书。他是一个开明的人，生来善于领导群众，但他进入共济会的可能很小，该组织有着严密结构，接纳新成员的规则很严格。” 霍利亚、克罗什卡和克里山是在民众抱有崇高理想的时代为尊严与和平而斗争。

1946年至1949年间苏联扶植的共产党游击队和希腊政府军展开了一场血腥内战。冲突起因于位居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边境山区的共产党叛乱分子向希腊政 府军发动了攻击。其目的是想推翻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希腊合法君主政权来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过，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冲突致使希腊共产党游击队受挫，转 而求援于莫斯科。因此，铁托决定封锁南斯拉夫与希腊间的边境，致使游击队失去他们必不可少的战略和士气上的支持。处在铁托影响下的阿尔巴尼亚也放弃支持希 腊共产党。到1949年9月，解体的共产党游击队部分成员自首，大部分越境进入阿尔巴尼亚或移居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罗马尼亚因此成为多数寻求避难的希腊共产党员愿意移居的处所。当时约有20万希腊政治难民逃往社会主义国家避难，其中1万1千5百至1万两千名到了罗马尼亚，其中包括军人及他们的家庭成员。此外还有2万8千名希腊儿童逃到7个社会主义国家避难。罗马尼亚从1948年起开始接受了其中一大批约5700名。最大的希腊儿童定居点在锡纳亚河谷，期间为1948年至1953年。普拉赫瓦河谷休养站的酒店里也容纳有1700希腊儿童，此外还加上因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而避难到罗马尼亚的数千名北朝鲜儿童。

罗马尼亚自古以来就有希腊移民定居。罗马尼亚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之后成为多数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难民避难之地。下面请听布加勒斯特“尼克莱·约尔加”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拉杜·图多兰恰介绍首批希腊游击队在罗马尼亚被接待的情形。他说：“内战结束时离开希腊的一部分希腊前共产党游击队迁移到罗马尼亚。他们受到了布加勒斯特当局的支持，受伤者得到医疗服务，其余的人为了适应环境融入了罗社会受到保护。罗马尼亚拥有很大的希腊人社团，并有利于新进移民融入社会，特别是从1948年以来在罗官方的支持下，希腊社团里的亲共产党组织占了上风，并成立了‘希腊爱国联盟’。这使得在罗马尼亚遗留下来的少数希腊保皇支持者被排除在罗社会的边缘。” 罗共产党政府对希腊前共产党游击队的成员提供了慷慨大方的援助。他们全面支持希腊共产党人，对他们提供住宿、医疗服务和资金援助。像其它东欧共产党国家一样，罗马尼亚操纵了有关希腊内战的信息。

拉杜·图多兰恰说：“当时罗马尼亚对希腊内战的进展予以高度关注，在共产党报纸里有很大的回响。罗媒体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很快开始展开尖酸评论，抨击美英阵营及其在希腊内战扮演的角色，并赞赏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的反抗武装。希腊共产党领导人尼克斯·萨哈里蒂斯早在1948年1月就将雷弗德里斯·阿波斯托鲁以希腊民主政府代表的身份派遣到罗马尼亚。他负责同罗官员保持联系，为希腊共产党争取罗共产党的支持、照顾受伤者以及准备在罗马尼亚建立的希腊孩童的定居点。”罗共产党当局为支持希腊政治难民拨出了大批款项，1951年向希腊共产党提供了30万美元，这还加上领导费。1952年向希腊共产党拨出的款项增长到75万美元，此外还为支持出版社拨出了额外款项。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部移居到布加勒斯特，而罗政府对许多希腊共产党活动分子在豪华的“春天”住宅区提供秘密住宅。”

希腊移民从未放弃为他们祖国建设共产主义而作的斗争。他们认为目前只是暂时受挫，如果将来国际情况有利，随时愿意返回战场。罗马尼亚因此变成希腊共产党人的活动基地。但斯大林的死亡和“去苏联化”进程导致希腊共产党人终止活动。罗马尼亚和希腊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双边关系的利益使希腊共产党人终于放弃了武装冲突的计划。

就欧洲的犹太人而言，奥斯维辛-比克诺集中营是为实现纳粹主义有系统的屠戮灭绝而设的计划。在纳粹集中营死亡的犹太人数字难于估计，不同的作者提出的数字约在100万至150万左右。匈牙利当局曾在1944年初将北特兰西瓦尼亚的15万名犹太人押到奥斯维辛。在庆祝194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70周年之际，我们从罗马尼亚广播公司保存的档案中选出在大屠杀中幸存者的一些纪录。

克鲁日的埃瓦·伯格同她母亲曾一起被押送到至少10个劳教所。她在奥斯维辛只呆了几天，但借此了解到在那里发生的事故，她这段经历的回顾是1996年录制的，她说：“右边意味着生存，左边意味着死亡！我和妈妈在一起，但他们没有抓起我们的手，尽管我们很像。他们大概没有发现我们是母女，让我们站在右边。可是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其他亲属都站到了左边，包括有几个有小孩子的阿姨，看来有孩子的没利用价值，所以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屠杀。我发现那里听不到鸟声，那边有一片森林，虽然已经到6月了，可是森林里却没有鸟。一片没有鸟鸣的森林里会有什么东西存在呢？我以后发现那里有毒气室，毒气大概被风吹往森林，因此动物和鸟类不能生活在那里。过了不久我见到我父亲，他们让他站在左边，就是要屠杀的一边。但他们一直告诉我们：你们慢慢走吧，以后会与他们见面。老年人和孩子是分别住的，这样要好一些。我通过上边写着‘劳动带来自由’的大门时心里想，这可太好了！我们只要劳动，以后就会获得自由。他们让我们登上一艘船，把我们的头发剪掉，这样我就连自己的妈妈都认不出来了。她站在我身边，靠着声音才能辨认，因为没有头发就像男人一样。我幸运地在奥斯维辛只呆了三天，但这并不意味着之后就得到解放，摆脱了饥饿和困苦。”

1944年来自塞格特·马尔马吉耶伊的毛利久·萨波维奇，在奥匈将军霍尔蒂·米克洛什（1868-1957）占领北特兰西瓦尼亚后，被押到威谢乌犹太人分离区。1997年他讲述在奥斯维辛的生活。他是锁匠在集中营外面的一个工厂工作。他说：“集中营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晨5点钟起床，洗澡，排队去吃早饭：100克面包，一杯茶或咖啡和人造奶油。6点钟离开集中营步行往格莱维茨，由于工厂离我们集中营较远必须走一两公里。走路时，走在两侧的人会被殴打，中间的人不会。所以，大家都争取在中间行走。在工厂里纳粹警卫不打我们，但却会遭到平民殴打。纳粹警卫广布在工厂周围，防止我们逃脱，但他们不走进工厂，只有他们的头头才能进去。他们都是一些被捕的人，是德国的共产党人，但他们更相信这些人。这些人负责劝我们勤奋劳动不要虚度时光。其中也有波兰犹太人，他们对待我们不好。就像德国人一样。他们不理会我们像他们一样也是犹太人。他们因为我们1944年才到此地，而没能于1939年当他们开始被纳粹人击败时光临而感到愤怒。他们使我们过得更痛苦，而且没有帮助我们。我们不断劳动，小心不互相打斗。”

来自巴亚·马雷的电工奥托·莎鲁迪于1997年讲述了犹太人集中营与其他幸存者类似的情景。1944年6月，巴亚·马雷的犹太人在乘坐火车开往奥斯维辛之前被聚集在一个犹太人分离区。他说：“火车从奥斯维辛又开了6公里把我们运到比尔克诺集中营。其旁是吉普赛人集中营，该营的司令官也是吉普赛人，他们从一个小门出来呼叫我们，并用木棍赶我们快点走。你们想想看吧，一千人在一个牲口棚纷纷挤往出口。我在那里呆了大约一周，以后纳粹警卫来了。他们聚集了木匠、石匠、技工、电工，把我们送到距奥斯维辛集中营6公里远的地点。一共有16名电工，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大的车间，对我们进行考验。从16人中只选出了两个，我负责检查带电铁丝网。”

不过，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埋怨说，任何银行经营者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都没有秉持开放。下一周在将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罗国家银行的代表进行讨论之后，预算-财务委员会将就有关该法律草案的最后报告进行投票。瑞郎贷款1990年在奥地利和德国出现，因利息最低广泛使用。据瑞士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提供瑞郎贷款银行还包括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瑞典、挪威、斯洛文尼亚、捷克、立陶宛、爱沙尼亚、立陶宛、英国和保加利亚。

19世纪下半叶东南欧处在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巴尔干国家力图弃绝奥斯曼帝国的影响，而采用西欧模式来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各国试图对强国显出自己优于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精神强化了反奥斯曼的运动。有的国家力图维护友谊，但因欧洲境内极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这些关系最终被破坏。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各自步向独立的邻国关系。

罗保两国之间的关系历来时好时坏。自14世纪起，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日益强化，最终导致了“奥斯曼和平”的建立，这意味着东南欧所有民族都在弦月旗帜下受控制。在19世纪上半叶，罗马尼亚的领袖们成功的规划出罗马尼亚领土使其获得国家身份，而保加利亚也正在坚决地步向这个路程。1850年后移居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人，找到了坚实的理由将民族主义的思潮散布到多瑙河以南奥斯曼帝国占领之地，要求作为保加利亚未来国家的核心。卡罗尔一世霍亨索伦-锡格马林艮在1866年登上罗马尼亚王位，为罗马尼亚带来稳定，使其坚定地走向现代化和欧洲化。在1877年至1878年的俄罗土战争中，罗马尼亚获得独立之后，卡罗尔一世开始被誉为有责任心且值得信任的国王。

罗保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密，在1877年至1878年的战争时，他们的友谊关系达到顶峰。这指的是罗军与保加利亚志愿军之间的情谊，他们与俄罗斯人和罗人协同作战。许多保加利亚士兵被授予罗马尼亚勋章。在战争期间，罗保两国的普通百姓在建立直接关系之前也拥有一个共同文化的背景。历史学家谈到彼得和伊凡·阿森兄弟在罗保两国反拜占庭战争中获胜后共同建立的中世纪罗保国家。罗保两国友谊关系同时又基于卡罗尔一世同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巴藤堡之间的亲密。亚历山大一世这位俄国沙皇的侄子在1879年22岁时被宣布为大公，年龄比卡罗尔一世小18岁。亚历山大一世在保加利亚政治家的影响下试图逾越俄罗斯的认可而执政，此举引发了危机，致使他在1885年被废黜。而罗保两国统一的倡议也在同年首次出现。

1886年一个保加利亚公使团向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一世转达了承继保加利亚王位的请求，实现两国统一。这倡议很有诱惑力，但由于该地区地缘政治的局势而终遭挫败。历史学家索林·克里斯德斯库谈到这项倡议没能落实的原因时说：“1878年和1886年当亚历山大一世被废黜时，产生了罗保两国通过联手来实现统一王国的思想。为什么呢？俄罗斯欲控制保加利亚，实际上这也是1877年至1878年间引发战争的原因。俄罗斯发现，如果在欧洲的边缘有一个接近于法国的国家，与法国成为姐妹国，那么俄罗斯不就应有自己的姐妹国吗？所以俄罗斯对此事大力干预。伊昂·布勒迪阿努发现不論政界要人或卡罗尔一世如果接受这项倡议将会引起俄罗斯的坚决反对。因此传说，保加利亚的代表被遣送回家。”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实现统一的思想是在19世纪联邦主义站上风的背景下出现的。跨国的帝国反对者自问：当这些帝国解体后将会如何呢？答案是多国联邦或同盟的形成来避免某一国家统治其它国家。1848年革命将联邦主义看成是一个地区联盟形式和对跨国帝国解体后的一项有活力的政策。归根结底，罗保两国统一遭到失败有两个原因：俄罗斯的入侵威胁及民族主义的胜利。

2014年12月罗马尼亚人庆祝了重新带来自由并产生民主革命的25周年。同时1989年又是1939年和1944年被苏联吞并的巴萨拉比亚获得自由的一年。巴萨拉比亚人在2014年像其他罗马尼亚人一样庆祝了从共产党独裁政权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并摆脱践踏他们最基本的民族权利的俄罗斯化方针25周年。

本台记者请基希讷乌国立大学的教师，历史学家塞尔盖·穆斯德加向大家介绍1989年在巴萨拉比亚发生的历史事件。他说：“在1985年和1989年间，摩尔多瓦苏维埃联邦的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基希讷乌公民的首批要求并不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而是针对语言和字母。当然他们的主要口号是‘自由’。如果注意地看当时的摄像，在很多照片里可以看到人们手里拿着写上‘自由’的牌子。这是最重要的标志。人们希望自由交谈，希望能够自由表达真理。当地人遭受的最大侮辱是，他们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不能用自己的母语写字。因此，基希讷乌公民的首批要求都围绕着语言和字母的问题。1988年作家联盟框架内的会谈，在1989年1月产生了结果，人们开始为语言而共同努力，全然漠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置的障碍，提出的批评，发出的挑战和谴责，以及禁止他们公开会议的企图。百姓举行的聚会及参加者的数字日益增加，以至于1989年夏天达到数万人。”

基希讷乌像其它加盟苏联共和国的首都一样，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改革开放政策影响下显露了动荡不安的局势。所有苏联70多年来镇压的民族当时都提出了他们这方面的要求。塞尔盖·穆斯德加认为，1989年8月27日在基希讷乌举行的人民大会真正启发了巴萨拉比亚变革的时刻。他说：“1989年8月31日通过了有关语言以及恢复拉丁字母的法律。作家不断要求取消苏联政权有关引进西里尔字母的决定。他们对那些阻止学习罗语并破坏罗语的法规提出了异议。结果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上，文化人士，主要是作家组成的新精英占了上风，他们以摩尔多瓦的名义组建了一个参加莫斯科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小组。他们在1989年鼓起勇气公开宣布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是危害全人类的。他们在当时的苏维埃议会大会上要求建立一个负责研讨该条约影响的委员会。在基希讷乌《文学与艺术》报首次发表高级官员不愿意被公众了解的，并长期被认为是一个传说的一份附加秘密协议书。这份协议书证明世界由于它分成两个阵营。”

“自由”在基希讷乌终于获得了胜利。塞尔盖·穆斯德加的解释是：“在基希讷乌发生的事件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表现。1987年人们谈到这些事情时仍然有点害怕。1988年开始公开发动的某些情势，在1989年完全获得了言论和会议的自由。接着在1989年年底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上，在谴责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背景下，提出了巴萨拉比亚同罗马尼亚实现统一的想法。带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口号转向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要求：经济自由和管理自主，在未来几年这就产生了主权宣言和1991年的独立宣言。”

塞尔盖·穆斯德加还回顾了1989年使巴萨拉比亚人通过自我直接参与的经验重新找到了自我。他说：“1989年我是历史学系一年级的学生。我还记得参加了几次示威游行。11月7日，在举办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传统阅兵时，基希讷乌公民首次鼓起勇气站到坦克前面，试图阻止他们前进。从此以来坦克在基希讷乌的国家大广场不再举办坦克游行。”

巴萨拉比亚向民主的转轨比罗马尼亚要和平，但遭受的过去创伤更多。

在1989年从欧洲共党政权转轨的国家当中，罗马尼亚发生了流血冲突。原因是齐奥塞斯库政权如果需要的话也不惜对自己的人民诉诸武力。这在1987年11月对布拉索夫工人示威游行的残酷镇压中就首次显露，而更不幸的是这些怀疑在1989年12月都被证实了。

本台记者问罗马尼亚革命研究所前所长历史学家伊昂•斯库尔杜，就齐奥塞斯库的政体性质而言，1989年12月的流血事件是否可以避免？他首先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來看，他说：“理论上讲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考虑齐奥塞斯库与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间的区别，就可以说，他实际上是唯一没有接受戈尔巴乔夫有关改革开放的思想，认为戈尔巴乔夫用这些概念破坏了社会主义，且导致社会主义的推翻。因此，齐奥塞斯库在1987年后成为中欧和东南欧地区最固执的领导人之一，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为基础，不理会随着时日的社会发展，而坚持，如他所说，要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模式来建设国家与社会。”

伊昂•斯库尔杜认为，齐奥塞斯库决心要确保罗马尼亚完全独立是他当政时期的另一特征。他说：“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他决定要完全付清所有外债，这样才能真正获得独立，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这决定促成从工业产品到食品的大量出口，导致严重的食物危机。在某些基本食品上，如面包、白糖、黄油等不得不引进配给卡，而这在罗马尼亚社会里早就被取消了。”

齐奥塞斯库是马克思的强制经济这种陈词滥调的俘虏，他所行的政策产生了灾难性后果，使百姓深感其害。伊昂·斯库尔杜说：“第三个因素是，为了大力发展消耗能源的石油化学工业，齐奥塞斯库决定在民众的身上省钱，关闭了热能和电能供应，使百姓陷入极为严重的处境。这措施引发的民众反感，在1989年4月罗马尼亚宣称完全付清了外债时达到了高潮。就在这时候齐奥塞斯库进一步希望自己成为债权国，来对其它国家提供贷款而获得利息的收益。换句话说，罗马尼亚的处境比所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更恶劣，这就成为民众极为不满，而在1989年12月走上街头要求齐奥塞斯库下台的原因。”

本台记者问伊昂·斯库尔杜罗马尼亚为何共产党里没有一位有能力的改革者要求齐奥塞斯库下台来确保和平改革？他回答说：“齐奥塞斯库的手段十分巧妙，在短短的6、7年内他不但顺利排除了所有那些有潜力夺取共产党领导职位的竞争者，相反还提升了一些忠诚于他而毫无骨气的人。譬如，我读过共产党中委会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杜米特鲁·波佩斯库的回忆录，他在这部书里讲述在领导机关的会议上只有齐奥塞斯库发表讲话，其余的人都要恭敬听他，而他离开会议时头疼，不得不走路回到他在春天大街的住宅里休息。他从未想到，他所占据的地位必须承担某种责任。如果齐奥塞斯库达到了只有他讲话，大家边听边做笔记的地步，这就该归咎于那些接受这些屈辱条件的人。最令人惊讶的是，在齐奥塞斯库因委员会不能对蒂米什瓦拉抗议者采取严厉行动而愤怒地喊说：‘我不能跟这个政治执行委员会合作，你们再选个新秘书长！’时，大家都说：请您不要离开我们，我们是忠诚的，会继续跟您在一起，请您继续作我们的领导。就是说，直到最后的时刻谁都不敢宣布：我们将要组织集体领导，并对起义者宣布齐奥塞斯库辞职了。要是这样的话，最后的发展局势可能会不同，可能会避免后来发生的血腥事件。这些人的机会主义在当时的灾难性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专制、贪婪并且目空一切的齐奥塞斯库政权终归乌有，但不幸的是1204 位罗马尼亚人民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1918年12月1日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的联合奠定了大罗马尼亚的基础。在阿尔巴·尤利亚的全国大会上，数千名罗马尼亚人对与罗马尼亚王国的统一表示赞同。在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头历史中心的档案里拥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录音，从中可以看出1914年至1918年大战后开辟的新时代雄心勃勃的气氛。这就是合并教会（希腊-天主教）主教尤里奥·霍苏向广大群众宣读全国大会决议的声音。尤里奥·霍苏于1885年出生，1970年去世，是一位曾在共产党政权的监狱里被监禁，幸免于死的烈士。这个录音的主要价值所在首先是完好保存了尤里奥·霍苏的声音。在这个录音里，霍苏概括了当时罗马尼亚人对政治、经济、社会和公民生活的向往，是1969年，在罗民族与合并教会这个伟大的人物去世一年之前被秘密录制的。对霍苏主教而言，宗教是对统一这个伟大行动最重要的贡献。他说：“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实现梦想的时刻到来了！这就是万能的上帝向他信徒传播他渴望永恒正义的时刻。今日，通过我们的决定得以建立强大、统一的罗马尼亚，这里的所有罗马尼亚人充满欣喜地说：我们永远同我们的祖国，罗马尼亚实现统一！我，克鲁日-盖尔拉主教-尤里奥·霍苏，作为上帝虔诚的仆人，以我较微弱的声音，但以对上帝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赋予的爱、憐憫及保守的爱向你们传达这个信息，就是为了高举正义和真理。”

除表达的宗教信息外，霍苏主教的演讲也包含一个现实的成分，涉及到所有相信统一的大罗马尼亚的人的愿望。他说：“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及匈牙利国的所有罗马尼亚人的代表1918年12月1日 在阿尔巴·尤里亚召开全国大会宣布所有这些罗马尼亚人及所有他们居住的领土同罗马尼亚的统一。全国大会特别宣布罗马尼亚民族对处在穆列什河、蒂萨河与多瑙河之间的整个巴纳特地区不可剥夺的权利。全国大会宣布了上述领土直至召开制宪会议之前的临时自治权。至于新建立罗马尼亚国家的主要原则，全国大会宣布：所有和睦相处的民族享受完全的民族自由，每个民族将使用自己的母语，通过自己的代表实行行政管理和教育。每个民族按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国家的立法和执 政机构里享受被代表的权利。国家各个教派都享受自由。在所有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执行民主制度，参加议会、县级和镇级选举的候选人按照21岁以上所有男女在公共、直接、平等、秘密投票中行使投票权得到的比例当选。所有公民将完全享受新闻、合伙和聚会自由及自由表达所有思想的权利，在农业改革的框架内登记所有地产，尤其是大面积地产。农民将享受建立至少允许他和他家人劳动的地产。这项农业方针一方面是为了均衡社会水平，另一方面是为开发生产潜力。工业领域的工人将享受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同样的权利。”

罗马尼亚民族和尤里奥·霍苏主教国际层面的向往明确地表达出来了：“全国大会表达了以和平会议实现自由民族的统一，使各个民族的正义和自由得到保障，而在未来以根除战争作为协调国际关系手段的愿望。这次大会聚集的罗马尼亚人对他们摆脱奥匈帝国统治并与祖国统一的布科维纳兄弟表示欢迎。全国大会充满爱和激情地对被曾受奥匈帝国奴役的民族；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德国、南斯拉夫、波兰和鲁帝安等民族获得自由表示欢迎，并决定向所有这些民族转达这个信息。全国大会谦卑真诚地向那些在这场战争里为实现民族自由、统一的理想而献身的英雄表示敬意。全国大会对盟友国在几十年抗击敌人的战争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和钦佩。

2014年11月27日：阿森家族的统治

1185年拜占庭帝国纳税者的情绪日益紧张。中央政权为了覆盖第一位东罗马帝国皇帝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1204年）与匈牙利国王女儿婚礼的消费增长了税务。保加利亚北部社区的两位领导人、罗马尼亚贵族出身的伊凡·阿森和彼得·阿森兄弟向统治者因增税而提出了正式抗议，但却遭到强烈反驳。他们返回家园、保加利亚中部的大特尔诺沃，引发了大规模起义，反抗并打败拜占庭帝国的驻军，建立了了阿森家族领导的第二个保加利亚帝国。1260年阿森兄弟建立的罗保国家开始解体，139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所有从中分裂出来的小国。

罗保帝国曾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至少三个重要民族组成：罗马尼亚族、保加利亚族和钦察族。历史学家亚历山德鲁·马加鲁解释说，在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很难画出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地图。他说：“有好几个将瓦拉希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钦察人并提而论的来源，有时候在同一句子里谈到这三个民族。当时在一次战役或围攻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士兵和他们与本土士兵之间进行明确的划分。此外，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瓦拉希亚两个领土之间也进行划分。所以，看起来当时好像存在着瓦拉希亚这个国家。但这不是罗马尼亚人自己使用的名称，因为罗马尼亚人从未把自己叫做瓦拉希亚人。该历史文献是天主教教皇的一份文件，其中如果将某一领土在同一句子里称谓瓦拉希亚，而同时与保加利亚互相连接，这意味着该国有着一些享受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权的行政区。我们有关这个问题掌握的信息并不多，但根据拜占庭帝国的文献记载，在瓦拉希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有着明确的划分。”

尽管“民族”这个概念在中世纪与现代世界里的含义不同，但阿森兄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来源。不过，民族划分对反对中央政权的斗争中结盟过程没有设置任何障碍。亚历山德鲁·马加鲁说：“当然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民族来源，但我们应该考虑到当时民族的含义与18、19世纪以来开始获得的含义不同。我们从他们直接获得的唯一信息是‘我们是罗马尼亚族人’，这是在同教皇的通信中多次出现的说法。比如，起义者当中有多民族的人。敌人并不是希腊族人，而是由收税者代表的军事坦丁堡政权。因为一切都是从财经原因产生的，起义者不一定是贫穷人，而是富有的人。他们是受到增税的主要受害者，因此他们也动员了普通百姓。”

反拜占庭帝国的起义，除了经济成分之外，还有另一个容易忽视的神秘主义成分。亚历山德鲁·马加鲁解释说，为政治目标的宗教动员在中世纪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他说：“阿森兄弟在大特尔诺沃引发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起义的方式如下，他们编了一个故事说，圣杜米特鲁前往处在游牧民族占领下的萨罗尼卡。他们说：圣杜米特鲁因他们的罪孽抛弃了希腊人来到大特尔诺沃。接着他们在城堡脚下修建了一个小教堂，聚集了一大群人，而我估他之前把他们用迷幻蘑菇麻醉了。这并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古老的做法。展开这种心理战争对起义的爆发发挥了决定性角色。”

亚历山德鲁·马加鲁说，研究阿森兄弟国家的特点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是来源稀少。他说：“我们缺乏历史来源，因此无法知道在一个城市里有多少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连墓地也没有，无从进行这方面的估计。在这些领导人变得相当脆弱时，在波利勒和康斯坦丁·阿森期间，爆发了分离主义运动。一切都取决于沙皇的权威多大。如果没有权威，在不同领土上有些贵族集团宣布自治，有时候甚至宣布独立。”

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1688-1714）的统治居处在王权更迭的时代，然而却以稳定著称。 除了多方尝试改革和促进文化发展之政绩外，布伦科维亚努还因他悲剧性的死亡而被长久追忆。1714年8月15日至16日，布伦科维亚努以60岁的英年与他的4个儿子及其谋臣耶纳凯·沃克雷斯库在奥斯曼帝国首都被监禁5个月后横遭斩首。

本台记者参访布加勒斯特大学历史系奥斯曼帝国史教授伯格丹·姆古雷斯库，问到布伦科维亚努的执政特点时，教授回答说：“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被认为是一个善于行政管理的领导人。他在位期间试图实行税制改革，并致力于厘清公款帐目。有长达10年的国库记录帐簿，成为极佳的财务资料，同时也证明大公留意于财务用度的核算。同时，也是个众所周知的囤积大公。他在国库里以及私人金库中都积累了大批资金。土耳其人称他为‘黄金大公’，因他拥有在国内大量的地产与资金以及在国外包括威尼斯的巨额财富。虽然如此，他在身后却也留下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文物，包括他兴建的许多教堂和皇家住宅，因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但任何执政者在统治期间都会在某一时刻遭到反对，特别是涉及金钱时，人们因他在收税方面的严格手段而指责他。伯格丹·姆古雷斯库说：“税务在任何社会里都不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当然高官会对民众施加某些约束。但我们从国库的帐簿了解到，贵族在某些时刻被迫为国库的利益而借款。除此之外，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统治的稳定，一般来讲大公力图避免国家受到周围战争的影响。在位初期他未能顺利达到这个目标，因为无法避免奥地利的侵犯。但后来大体上说，罗马尼亚公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侵略者的进攻与破坏，而能相对的繁荣昌盛。”

在罗马尼亚人趁当时参与奥地利发动反奥斯曼帝国进攻之机而从中获利的背景下，布伦科维亚努的批评者还谴责他采取亲土耳其的政策。伯格丹·姆古雷斯库说：“在他25年的长期统治期间，反对者在不同阶段屡次对他提出各方面的批评。当初，人们谴责他没有参与基督教国家对奥斯曼帝国发动的进攻。他恰好是在继承親近奥地利帝国的谢尔班·康达库基诺，且在奥地利军队侵入罗马尼亚之后登上王位，因此他宁愿接近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与奥地利的战争中站在土耳其的一边。另一个受到批评的事件发生于1711年。尽管大主教和一部分贵族策划了推翻大公并与俄罗斯结盟的阴谋，甚至一部分军队叛逃到俄罗斯阵营，但大公保持了克制态度，继续站在奥斯曼帝国的阵营。”

在这种情况下，布伦科维亚努悲剧性的死亡更令人惊讶。伯格丹·姆古雷斯库认为，这事件直到目前还未得到充分的解释。他说：“布伦科维亚努被判斩首是个疑问。他被废黜，然后送到伊斯坦布尔，严加审讯并施以酷刑来逼供他拥有的所有财产。被处极刑是令人迷惑不解的；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来看，更难理解的是他被判决的理性依据。他对奥斯曼帝国的罪过并不显著。除了他积累了大量财产并同邻国保持关系外没有其它的过错，而且他同邻国的关系并不危害奥斯曼帝国的政令。目前，奥斯曼帝国决定把他同他家人一道判处死刑的原因仍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

罗马尼亚教会认证了布伦科维亚努家族殉教的说法，但历史学家对这个假设采取谨慎态度。1990年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同他的儿子被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封为圣人。浪漫的反奥斯曼帝国的想象者也利用他动员罗国人民建设现代国家。

从阿格什县7C国道上的巴斯科夫镇起直到锡比乌县科尔基什瓦拉镇为止，这条长达90多公里的道路开启了罗马尼亚一个最壮观的汽车探险路径：“跨越弗格拉什山”公路。这路代表一种理念，彻底主导了齐奥塞斯库70年代的经济方针。在实践上，跨山公路像许多其他共产党的工程项目一样，有好的理念却得着坏的结果。极为昂贵的造价和低微不足的利益为共产党政权带来了当时所谓的“沉重遗产”。

齐奥塞斯库在60年代末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产生了修建一条公路来跨越弗格拉什山岭的想法，这提议到1974年才得以落实。齐奥塞斯库认为在南喀尔巴阡山已有的公路很容易被围堵。由于担忧苏联入侵罗马尼亚，他下令修建跨越弗格拉什山的公路，其最高点在布里亚湖边达到2042米的高度。这条公路的修建极为复杂，由罗马尼亚军事工程兵来承担。

在修建跨越弗格拉什山公路期间，马克西穆·贝尔基亚努曾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在2002年受到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表示，他曾经反对过这项庞大计划。他说：“我反对修建跨越弗格拉什山公路长达4年之久，因为这是一项巨额投资，而且不能给国家增加收入。我是个登山者，知道那里冬季大雪，到夏季6、7月积雪仍达5到6米，为什么要修建这条道路呢？ 并且道路会因融雪和滑坡遭受侵蚀。结果呢？每年不得不关闭7个月，所以那里的交通量不会太大。 他们宣称这将是一条战略性的公路，所以对我说：‘你难道不愿意我们的坦克未来能通过阿尔杰什到达特兰西瓦尼亚吗？’我在4年间一直暗中干扰这项计划，但后来没法继续。”因为当时一位负责军事、司法、情报和所有事务的高级官员名叫巴蒂利内茨坚持这项计划。齐奥塞斯库也想将阿尔杰什与西部的阿尔德亚连接起来，于是这计划终于落实。

修建山路的想法当时很受欢迎。马克西穆·贝尔基亚努继续说，政府打算在跨越弗格拉什山公路以东修建另一条平行的道路。他说：“他们还想修建一条从森伯达德苏斯起通往阿尔杰什的公路。但我劝告他们：‘你们咒诅了这山河，民众也会诅咒你们，因为你们拆毁了进入弗格拉什山最优美的山路，而且还要毁坏山间河边秀丽的森林。我们有必须长期关闭的跨越弗格拉什山公路难道还不够吗？’齐奥塞斯库后来放弃了这项计划。我有一天从山上走下来偶然发现他们有这样的打算。我看到有人砍掉那里森林。我自言自语的问：‘唉，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正当时，有人叫我停步，告诉我不能走过去，因为正在放炸药。这样我得知他们正在修建一条通往阿尔杰什的公路。巴蒂利内茨对林业部的官员下令砍掉森林，那时我跟他谈话，阻止了我此前一无所知的这项计划。我知道跨越弗格拉什公路，但4年以来一直阻止，或说没钱，或说忘记了，或说根本不知道。齐奥塞斯库从未逼迫我将其纳入投资计划。这是军队和森林部提出的项目。”

跨山公路计划以及其它令人惊讶的经济倡议和建基于自给自足的预付款项思维方式在80年代造成了共产党经济的崩溃。贝尔基亚努说：“不再为新设备及零配件进口来筹款造成了经济的崩溃。此外，还有齐奥塞斯库提前付清外债的空前期望，也对罗马尼亚经济造成了摧毁性后果。不再进口化学工业、冶金工业及其它领域所需的现代设备零配件，新技术的进口也被限制。因为当时正在经历科技革命，所有设备4、5年后就过时，不像18和19世纪那样会保持很久。更新设备应该在4、5，最多6年内完成，而我们当时并不更新设备，因为没钱购买。他做了一些不产生国民收入且毫无效益的巨额投资。没有国民收入就无法拨出扩大生产相应的资金。扩大生产得不到资助，就无法产生国民收入，也就无法周转资金。”

跨越山路计划是齐奥塞斯库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模式汲取灵感并遭到失败的经济计划之一。

在19世纪上半叶布加勒斯特是个汲汲于追求现代化的城市。尤其是社会精英们怀抱着建设国家和民族的澎湃激情动员了社会各种不同阶层的人，他们巨大的努力最终导致了公民的诞生。这些受过西方現代教育的精英早就发现这个社会明显缺乏城市文明、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政治的思辩。为此，罗马尼亚的城市必须从半城市状态转变成充满活力、运行良好的西方城市。

布加勒斯特曾是罗社会为了现代化而施行各类实验的地方。其中最重大的是城市规划原则的重塑、林荫大道的开辟、市内街道的调整和交通的管制。城市的现代化引出了当时罗人从未顾及的公共交通。到达19世纪中叶时，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基础设施的增长，使得公共交通的建立成为必需。英国驻瓦拉希亚领事威廉·威尔肯森曾在19世纪初这样描写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交通状况：“不能找到出租马车，因此，当地和外地人都不得不走路。至于市外交通，瓦拉希亚的交通和邮政系统非常良好。” 但这并不意味着布加勒斯特非常落后，因为西方要到1820年左右才出现首批公交马车。

下面请听布加勒斯特“伊昂·明库”建筑大学的教授，建筑师阿德立安·克勒丘内斯库向大家介绍布加勒斯特公共交通的起源：“早期的布加勒斯特公共交通是由马车和客运马车开启的。最初只有上级主管能有能力乘座私人交通工具。最初阶段的公共交通包括了马车和马拉的公交车以及后来出现的电车和汽车，都曾在1900 年巴黎的壁画上显露。首批公共马车在布加勒斯特开始运行的日期并不确定。公交马车的管理系统使用了客运马车的交通法规，後者模仿了布鲁塞尔的系统。公交马车交通法规的第31条款规定车夫必须在街上空敞着马车巡回，来清晰显示他们向公众开启服务。这种相当于今日出租车的交通方式，其要点是拥有马车的人必须遵守特定的合同，尊重由市政府规定的停车处，来等候乘客光临。他们被禁止在街上招揽乘客像今日一样。”

布加勒斯特公共交通的急剧增长促成了新交通法规在1845年、1847年、1850年和1851年陆续产生。下面请听阿德立安·克勒丘内斯库向大家介绍那些年里，为了使布加勒斯特成为现代化的城市，而严格推行的交通法规：“警察法规的第一条涉及到交通管理。该条款规定：街道和人行道属于公共领域，必须除清杂物来便利交通。在街道和人行道上禁止安放盒子、木桶、装商品的篮子、货摊、椅子、木材、砖头等任何会干扰交通的物品。任何物件都不可从房子正面形成的路线凸出来。在人行道上禁止马车通行、骑马或在房前系马。各种马车只有在紧急需要情况下才允许在街上停车。并且只允许停在街道的边缘或人行道旁，直到需要结束。任何街道上都不允许几辆马车前后紧随而不留至少相当于一辆马车的空间。”

再过一段时间后，车辆要在街道右边行驶被首次规定。另一个有关交通的问题是第11条款，该条款涉及到载运“诸如：灰、兽皮、牛肉块等恶臭、腐化、丑陋的物品。”装有这种物品的马车必须盖上布料或油布。载有牛粪的车辆必须将其包装紧封成袋，以免散洒在街边。”

从1850年代起布加勒斯特公共交通开始跟上了欧洲城市的水平。在公共马车之后引进了马拉电车和其后的电动电车。经济上的发展、劳动力的流动、因公共交通的发展和新城市的特征而重新定义的社交生活将会注明一个繁荣与振奋的新时代之来临。

政治精神病学被看成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软镇压方式。这种压制手段大概是在苏联斯大林时代后期出现的，主要特点是不像标准镇压方式那样广泛传播恐怖气氛，而是隔离所有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人，阻止他们采取行动。他们使用的手段很简单：将持异议和反对者诊断为精神分裂或有偏执型人格障碍，尽管他们心理健康无恙。他们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服一些并不需要的精神病药，并与真正的精神病患同住。其中一些被要求放弃他们坚决主张的政治观点来证明他们恢复健康。在苏联曾负责镇压活动的澳大利亚心理医生西德尼·布罗赫指出，这个想法当时出现在莫斯科是为了摆脱斯大林时期的诉讼案件在国际上所产生的负面形象。

医生伊昂·维亚努是在国外公开谴责共产党时期对公民使用这种镇压手段的首批罗马尼亚人之一。1977年，在移居瑞士后，他加入了“日内瓦反对政治精神病学倡议”的国际小组，他们开展的活动主要针对苏联精神病学。维亚努回顾在罗马尼亚开始使用这种镇压工具的情景时说：“1967年至1968年，我作为布加勒斯特精神病学大学医院的助理医生出席了某些目的不明确的讨论。我在系主任瓦希里·普雷德斯库教授的办公室里听安杰鲁泽博士的讲论，他兼任院长和情报局的高级专科实习医师，而这显得非常奇怪。我听他说，政府准备修建一个看顾危险精神病患的大型精神病院，是用铁丝网包围，有狼狗看守的。我不明白危险精神病患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多，而且必须用最严格的监狱手段来监督。”

尽管齐奥塞斯库政权声明反对苏联，但罗政府认为政治精神病学是一个好方案，因此从莫斯科吸取了这个手段。维亚努说：“然后，1969-1970大学年度开学时，开学仪式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广场举行，齐奥塞斯库亲自参加。他发表的长篇讲话中指出：‘只有一个疯子才会想象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制度会崩溃。我们有合适的治疗方法对付他们，不仅用紧身衣，而且还有其他手段。’那时我就想起我在普雷德斯库的办公室里听到的话，开始明白他们有着某种策划。实际上，他们已经着手行动。我此后看到的案件证明已经有反对者被送入医院。我后来有机会直接认识其中一些反对者。”

伊昂·维亚努回忆起他直接认识的一名反对者，布拉索夫的哈拉郎比耶·约内斯库律师。他说：“我想介绍一名当时还没满70岁的律师的案件。他曾向联合国通信说，罗马尼亚不尊重人权。当时在罗马尼亚说这样的话是无法想象的。秘密警察对国际通信非常谨慎。在截获这封信后，立即逮捕他，把他送到布加勒斯特格奥尔基·马利内斯库医院进行检查。他被诊断患有精神病，住院几天后，送回家去继续‘住院’，必须每周一次到门诊处复查。此后，我出国了，得知他后来去世。但因我定居国外，他向我转达了不再提他的案件的信息，因为当局劝告他，他的案件不应用来危害共产党政权的形象。换句话说他们恐吓他，我自己也感觉到他们试图恐吓我，因此一段时间不再提这个案件。此外还有其他我亲自了解的案件，比如作家伊昂·乌尔科内斯库。他不是一位诗人，我在中央医院的小路上碰到 他，他因政治案件住进精神病院。我应该强调的是，伊昂·乌尔科内斯库不是精神病患者，因为他后来迁移国外，在纽约成为一群公寓楼的管理员。这并不是精神病患者可以从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