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1939年秋天，在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久之后，两个专横八国开始按照他们签订的协议将世界分成占领地区和势力范围。波兰是两国黑名单上的第一个国家，在9月中旬从世界的地图上删除。在德国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动进攻之后，17日苏联也对它发动了进攻。波兰开展的抵抗运动被夹在两个大国的背景下在两周之后完全被击败了。

这样一来，幸免于死的波兰官兵和平民面临了逃难的剧情，同时波兰人势必为保护国家财产采取行动。他们的财产包括波兰国家银行库存的黄金，大部分来自克拉科夫瓦维尔维尔城堡。由于从1939年3月开始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占领并遭到解体，而且匈牙利是德国的盟友，波兰财富避免敌人没收的唯一出路是经过罗马尼亚领土转移到别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摩尔多瓦于中世纪同波兰直接接壤，到十八世纪初与它保持友谊关系的背景下，它重新成为波兰的邻国。

这就是数百贵重物品收藏的起源。其中最重要的是300张雅盖隆绣金银的丝绸挂毯，其中大约110张是于十六世纪上半叶制造的，此外还有1320年至1764年波兰国王的斯泽比亚克（Szczerbiec）加冕剑和约翰内斯·古腾堡1455年印刷的圣经等。

穿过罗马尼亚的道路仍然开放，而罗官员同代管波兰国库转移事务的法国和英国官员密切合作。罗情报机构官员图拉真·波尔切斯库目睹了波兰国库在十分严格的监督下经过罗马尼亚领土的行动。他于2003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说：“我当时是参谋部官员兼迪亚克内斯库上校的代表。迪耶科内斯库当时负责将波兰人口到罗马尼亚调动的事务。波兰人与匈牙利人的友谊关系比罗马尼亚更紧密，波兰人尚未认同罗马尼亚吞并特兰西瓦尼亚一事，他们在这方面宁愿支持匈牙利人。尽管如此，匈牙利人没有帮助他们，唯一帮助他们的却是我们。我们应法国和德国的呼吁，接受波兰国库通过罗马尼亚转移的计划。阿尔曼德·克里内斯库以边境军队放下武器、不在边境地区部署外国官员、国库秘密运到罗马尼亚，此外俄罗斯和德国一定要避免得知完成这次使命的日期，因为存在着遭到袭击的危险。”

一个由卡车、汽车和火车组成的车队1939年9月3日开始经过1945年取消的波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边境。下面请听图拉真·波尔切斯库向大家介绍波兰财富为了运到黑海装到潜水艇上所经过的路线。他说：“有两次运货：从维什尼察（Visnita）到切尔诺夫策（Cernauti），然后从切尔诺夫策到康斯坦察。一部分被留在我国领土上，来确保波兰部队和难民的消费，但在法国和英国的召唤下我国不得不接受这个由大约70个箱子组成的遗产被装到一艘英国潜水艇上。国库在维什尼察和切尔诺夫策之间是用汽车运输的，在切尔诺夫策和加拉茨之间是用火车运输的，在加拉茨和康斯坦察之间我不知道是否是用火车还是用汽车运输的。在康斯坦察被罗军队和保安部队、波保安部队以及法国和英国官员封锁。波兰国库不能留在我国领土上，尽管我们表示愿意为他们储藏。英国担心罗马尼亚由于1939年8月的条约将会遭到像波兰一样的命运，因为按照该条约，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波罗的海地区，德国的势力范围则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地区。于是，罗马尼亚假如被占领，波兰的国库不应该落到德国人的手里。”

尽管如此，波兰国库的一小部分留在罗马尼亚领土上了。在1944年夏天，波兰3吨的财富与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的国库一道被运往西部蒂斯玛纳修道院，免受苏联的侵犯。1947年罗马尼亚国家银行重新运到布加勒斯特，波兰3吨的财宝还给其合法拥有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小罗马尼亚变成了大罗马尼亚。三国协约的胜利允许它们的盟友罗马尼亚吞并巴萨拉比亚、布克维纳、巴纳特赫特和兰西瓦尼亚。但大罗马尼亚当时的财经状况非常微妙，这还应该加上新地区的融合。通过国家银行不断发行纸币实现的人为的复苏造成预算失衡、列伊不断贬值、无能付清外债，而这一切致使管理系统陷入混乱状态。在温迪勒·布勒迪亚努的领导下，罗财政部长继续实行前任财政部长尼克莱·帝杜雷斯库启动的经济整合计划。接下来请听历史学家伊昂·斯库尔杜介绍1920年币制改革的主要阶段：“尼克莱·迪杜雷斯库是拟定一项引进累进税和总收入税法律的首位财政部长。按照该法律，从多个来源获得收入的人为这个总额必须支付累进税。实际上，温迪勒·布勒迪亚努吸收了尼克莱·迪杜雷斯库的基本思想。1923年2月在他的倡议下，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内容大体上相同，唯一区别是收入的类别比以前少。”

温迪勒·布勒迪亚努的财政政策集中在罗马尼亚财政制度的现代化和遵守预算平衡的原则上。在他严格的指导下拟定的，1923年由议会投票通过的有关直接赋税的法律草案回应了罗马尼亚财政制度现代化的需求。分配消费的新系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罗马尼亚强化财务状况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伊昂·斯库尔杜说：“同时，这项法律对来自工业活动的收入提供特殊保护。温迪勒·布勒迪亚努主张‘依靠自己’的政策，即一项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的政策。他认为，在战争结束时，实现统一之后罗马尼亚赢得了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但此外还需要经济独立。温迪勒·布勒迪亚努认为，没有经济独立就无法实现政治独立。币制改革是在自由党的统治下实现的，目的是支持罗马尼亚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这也是自由党最长的执政时期，为期4年多，从1922年到1926年3月底。其实，这段期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新宪法规定矿产资源的国有化。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了一项允许执政者本着自由党‘依靠自己’的原则，保证国家经济的迅速复苏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在实现统一10年后，罗的工业发展水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高一倍半。”

财政部长面临的挑战是，多瑙河边境的重要经济意义，以及罗马尼亚的石油开采。温迪勒·布勒迪亚努发现了国家经济因罗石油工业的外国资本很高而面临的困难。布勒迪亚努制定了全国能源政策的主要方针。按照自由党‘依靠自己’的原则，温迪勒·布勒迪亚努强调了在国内外的能源需求增长的条件下，使用石油资源是最佳方案。伊昂·斯库尔杜说：“尼克莱·迪杜雷斯库的改革非常重要，因为为制定了发展方向。温迪勒·布勒迪亚努对这次改革赋予丰富的内容，就是说他确定了除付清工资和退休金之外，不被纳入国家预算的款项的用途。他没有把赌注押在罗马尼亚国家付清债务上，而主要依靠吸引投资，尤其是通过对那些有勇气为产生在罗马尼亚尚未生产的物品开展工业活动的人提供贷款。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机械制造工业。譬如，当时成立了马拉克萨（Malaxa）工厂和罗马尼亚航空工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许多大型企业也是如此诞生的。”

温迪勒·布勒迪亚努认为，开发自然资源是建立一个不再在那么大的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的经济所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自由党政府主张的经济政策措施自1918年至1940促成了罗马尼亚货币恢复稳定。

1990年5月20日，在齐奥塞斯库专政制度被推翻5个月之后，有投票权的罗马尼亚人等待着赶赴投票所去选出新总统和参众两院的议会代表。当时的选举进程是根据民族团结临时理事会公布的法令来执行的。如今就在罗马尼亚12月1989年革命后的首次民主选举已过25年之际，1990年5月20日的民主选举结果被公认为是确认革命领导人的选举。1990年2月6日被列入当时政党名单的“救国阵线，以压倒多数选票赢得了选举。下面请听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安德雷耶斯库向大家说明救国阵线候选人伊昂·伊利埃斯库为何当选为总统：“首先是因为当时的选举只是部分自由的。救国阵线有能力控制竞选过程。除此之外，救国阵线还控制了国家资源，当时在消费和拨款上所做的许多决定都能使选民满意。然而在乡村地区并没有将所有候选人列上名单，这个情况因在外地发生，大概很少有人知情。这表明了当时选举制度的严重腐化，此外还应该加上激烈的竞选攻势。

1990年2月6日，救国阵线演变为一个政党，目的是参加5月的选举。除了一些报刊之外，这个新政党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内媒体，尤其是在1989年宣布为独立自由的广播电视台。加布里埃尔·安德雷耶斯库认为，救国阵线得胜的主要原因不仅因为操纵媒体，还因为计票的方法。他说：“这是一次被控制的选举，从利用操纵选民、伪造候选人名单到控制计票等。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很容易核实的例子。在布加勒斯特的名单上列入两种类型的独立候选人，其中有奥克达维安·巴勒尔和加布里埃尔·利伊恰努。承认他们名望的主要报刊在布加勒斯特人中广受欢迎，表明这两位在当时媒体上享有很大声誉。如果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来考虑，他们分别获得的支持率都应超过列入总统竞选所需的3万选票。

伊利埃斯库在1990年5月20日大选中的竞选对手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候选人伊昂·拉久和国家自由党候选人拉杜·肯比亚努。接下来请听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安德雷耶斯库解释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政党是如何被一个刚建立的政党击败的，他说：“我说救国阵线拥有各种资源时，指的是他们不仅可以向民众供应像桔橙、香蕉等这类在共党执政时期因买不到而感到失望的果品，而且还指一些象征性因素如传播媒体，主要是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其次是报刊。所有这些媒体机构代表在1989年12月都成了得权的人士，即围绕伊利埃斯库周围的不同集团。民众因心里怀着对共党的憎恨使得他们容易被操纵和蒙骗。掌握政权的这些集团利用了百姓的恐惧，威胁他们说大地主要来抓住他们的地产，或者说资本家要抓住他们的工厂。但最终大地主和资本家都没有来收回他们在1940年失去的产业，而实际上台的人却是前共党的情报员或政客。他们进行了非法的私有化并抓住了当时官方拥有的大部分公共财产。

1990年5月20日投票的选民，在他们刚刚得到解放的国家中，深怀着获得自由的兴奋和激动，以及从此能过上好一点日子的希望，却在后来逐渐变成揪心的遗憾和沮丧。第一次所谓的民主选举在一天后被称为“盲人周日。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安德雷耶斯库对这个称谓的解释是：“人们只享受了片刻的自由。这指的是他们心理感受上的自由而并不是政治体制上的自由，因为当时的政体只是部分自由。人们盲目地投票，并没有深刻考虑未来。当然当时的大部分投票是支持伊利埃斯库的。我坦白地说，人们对伊利埃斯库的历史及所代表的一切没有经过理智的思考，他们只是心甘情愿的被他蒙蔽。

20世纪可以被特称为种族灭绝的世纪。其中首次奥斯曼帝国的大屠杀造成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亡，几乎占全部人口的一半。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官方理由是亚美尼亚人与俄罗斯军队建立友善关系。但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在政治上是奥斯曼的民族主义和泛图兰主义，经济上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控制了他们的贸易和国家银行，在宗教方面则是穆斯林宗教领袖对不信伊斯兰教的人民宣布圣战。他们首先抓捕亚美尼亚男人，迫使他们修建公路和铁路，然后让他们死于饥饿。1915年4月24日，奥斯曼宰相达拉帕沙下令流放了许多亚美尼亚家庭。

然而一部分难民幸免于死亡。其中有人到罗马尼亚避难。历史学家埃德华·安东尼昂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来罗避难的亚美尼亚人历史始于19世纪，就是在1895年至1896年种族灭绝之后。他说：“在被称为‘血腥苏丹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令下有35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当时，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人社团中有大批人来罗避难。目前，在此定居的亚美尼亚人社团中约有10%是在第一次种族灭绝事件后逃离到此的亚美尼亚人后裔。首批难民的经济情况相当好，他们逃离奥斯曼帝国时身上带有金钱，在这里开了商店，同早期定居罗马尼亚的亚美尼亚人社团保持联系，继续生活下去，顺利地融入罗马尼亚社会。

本台记者问埃德华·安东尼昂来此避难的亚美尼亚人是如何逃脱的？他说：“成功逃脱的流亡者中一部分人得到土耳其和阿拉伯平民的帮助，另有一些只是碰运气。还有很多对奥斯曼当局行贿，也有不少人得到各国外交使团和传教士的支持。美国人的干预很有效力，因为美国当时的立场中立。他们的大使馆的行政良好，大使亨利·摩尔根达乌积极参与对亚美尼亚的援救活动，他在自传中谴责对亚美尼亚人所犯的罪行。此外还有丹麦传教士和德国新教传教士们积极帮助逃难者。

据历史学家估计，有大约两万亚美尼亚人来罗避难并得到当地同胞的支持，大约1/4的难民是孤儿。他们分批来到这里，大多数是在战后来此避难的。下面请听埃德华·安东尼昂向大家介绍100年前寻求避难者的经历。他说：“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登上一艘开往康斯坦察的法国船只，其中有大屠杀后留下的数千名孤儿，我曾祖父和他的儿女也一同乘船来此。在罗马尼亚有一个结构严密，相当富有的亚美尼亚人社团。当时，团中有很多著名人士，如：吉克尔·桑巴克契昂、格利戈雷·特朗库-亚西、曼尼萨里昂兄弟，后者是东南欧最大的批发商。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成立的亚美尼亚人联盟就是为了对避难者提供帮助而建立的，首位主席是格利戈雷·特朗库-亚西。

当难民抵达康斯坦察港口时当地民众都有惶惶不安的感觉。但《真理报》1915年在伊斯坦布尔有新闻记者对这场种族灭绝事件的专题报道，于是罗马尼亚公众对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遭遇有所了解。亚美尼亚人联盟的第二任主席亚美纳德·马萨利昂在与罗马尼亚首相布勒蒂亚努会晤时问他如何处理难民的问题。布勒蒂亚努反问马萨利昂是否能对亚美尼亚人提供各个方面的保障，马萨利昂回答：‘可以。于是，布勒蒂亚努对他们开了绿灯，避难者都定居了下来，并且先后获得罗马尼亚国籍，他们来此时只携带着专门为无国籍人发放的南森护照。当孤儿们登岸时，亚美尼亚人社团全部动员，为他们在雅西附近的斯特伦加购买了几公顷土地修建孤儿院。他们在那里学习各种行业的知识，以期找到自己的生活之路，其中一些被亚美尼亚人家庭收养。有很多人开了商店，我曾祖父也是其中之一，他在布加勒斯特开了鞋匠店铺。

在电台广播史上，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是民主精神、公民精神和保护人权的里程碑，是收听率极高的电台，广受喜爱的原因在于其专业水平和批评精神。从1970年至1980年间，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是少数与自由世界相联的可信消息来源之一，对向往自由精神的千百万罗马尼亚人而言是个逃脱共产党监禁生活环境的途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是1989年革命青年同代人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校，是自由、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学校。电台工作人员比国内媒体工作人员的知名度更大就证明了其享受的声望。让罗马尼亚听众因以罗人民的名义说出真理而对他们产生好感的人中有：诺埃尔·伯纳德、弗拉德·乔杰斯库、米尔恰·卡尔普、聂库莱·康斯坦丁·蒙蒂亚努、拉卢卡·佩德鲁里安、多伊娜·亚历山德雷斯库等。每晚六点十分播出，由米尔恰·卡普主持的《政治节目》和每晚七点十分到八点钟播送的《罗马尼亚现实时事》和《共产党世界》两个节目享受的名望比罗共的类似广播节目的影响要大得多。

记者米尔恰·卡尔普的一生融入了自由欧洲电台罗马尼亚语编辑部的历史。他在1951年从共产党统治的罗马尼亚逃到西欧，开始在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工作，后来被调到美国之音电台。1978年又回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创作编辑《政治节目》的广播专题，收听率很高。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卡尔普谈到了他对提高收听率和自由欧洲广播公司的名望做出的贡献。他说：“我到自由欧洲广播公司工作之前，他们的节目相当无聊，不太有生气。请原谅我不谦虚的态度，但我不得不说我给这些节目注入了美国式的活力，报道很短，可以听到世界各国著名人士的声音，包括罗马尼亚人。与我给这些节目带来的新鲜事情相比不那么重要的是，自由欧洲本身认为铁幕不久就要崩溃了，因此加大了宣传力度。罗语编辑部当然逐渐把重点转向披露罗马尼亚不可接受的现实情况的节目。我这里指的是表面上看不到，但很多罗马尼亚人都了解的事实。一家揭露罗马尼亚的真实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生活的外国广播电台使得我们的多数听众感到兴奋。他们不能自由表达自己所想和所听到的一切，但在自由欧洲的节目里能找到这一切。于是，我可以说，在80年代初，自由欧洲电台罗语编辑部的节目越来越强有力，但并不能说是具暴力性的。《政治节目》的宗旨有所改变，不再限于在国外所发生的事情，而尽可能多地报道罗马尼亚的现实。”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享受的名望应该归功于美国管理人员提供的自由和极为准确的参考资料。有关罗马尼亚的状况参考资料来自西方媒体，成功逃到西方的罗马尼亚人，在国外参加会议的罗马尼亚文化人士和自由欧洲电台的研究与文献中心。下面请听米尔恰·卡尔普介绍《罗马尼亚现实时事》和《共产党世界》两个节目：“《罗马尼亚现实时事》成立后逐渐演变为我们的关键节目。接着开辟了《共产党世界》节目，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也包括一些有关苏联和古巴的报道，但不包括罗马尼亚。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对本台的听众提供有关其它共产党政权国家的信息，以使他们知道在罗马尼亚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综合性镇压系统的组成部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节目在80年代末，即在1989年12月反共革命爆发时达到了顶峰。”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是真理永不会被遮盖的范例。真理总会得胜，因为受到民众的确认。

60年代在西方社会里产生了一个以嬉皮士潮流为主的反传统运动，其艺术创造远离了古典文化的范围，不墨守成规的精神表现在各个文化领域。同一年代的共产党国家罗马尼亚逐渐放弃了无产阶级文化论。尤其是1965年尼克莱·齐奥塞斯库接任罗共产党领导职务后的政治制度主张恢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化形式，将对新美学感兴趣的艺术家的作品笼罩在阴影中。1948年后在文学里吸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所谓的社会主义人文主义所代替。

下面请听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瓦西里向大家解释这个过程经历的不同阶段：“当时唯一的创造方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就是马克思-列宁思维方式在美学-政治领域的象征与苏联和罗马尼亚初步阶段的共产主义紧密相关，它持有国际主义观念并带有浓厚的亲苏联色彩。从格奥尔吉·格奥尔基乌-德日最后的执政时期，尤其是在1960年至1962年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说法用得越来越少。党机构以及由文化与艺术部领导的高级文化官僚主义不再向以往一样坚决地要求文人及其他社会类别尊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可以说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在齐奥塞斯库执政时期的头几年这个倾向变得更显著。不过，齐奥塞斯库因背着苏联的负担，决定以社会主义人文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初步阶段，即在1965年至1968年，甚至到1971年和1972年，他为作家和艺术家留下了活动余地。当然有人说，当时发生了有限的开放和真正的放松。”

无产阶级文化论者主张，国家需要大家都能看得懂的文学，他们还认为为此必须取消诗歌语言并简化叙事结构。当时“具有指导意义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审查形式，其责任是惩罚任何违反党方针的行为。宣传风格的时代及其文学风格和极端行为反应在艺术创作的各个领域上。60年代对罗文学带来了一个进一步宽阔的视野。克里斯蒂安·瓦西里说：“当时的主题比从前多样化，而且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在1953年前，几乎所有小说的主题都是强加的，参考资料也是强加于作家的。灵感的源泉可以是一个工厂，或者作家被派遣到农田或一个农场合作社。1965年后，作家在选择主题方面要自由得多。50年代初，从美国文学的翻译很少，1965年后的状况完全改变了，当时翻译经历了暴发性的发展。西方的文学和政治媒体投入罗马尼亚，可以在布加勒斯特买到。此前，被发现拥有西方报刊的人会面临被监禁的危险。”

所谓的开放并不是一个在各个文化领域均匀开展的过程。哲学是全面为马克思列宁思维方式服务的学科。社会学也很难重新被发现，因为这个学科在1948年被禁止，60年代中叶被复兴。在史学领域，齐奥塞斯库秉持的反苏联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改正了对博物馆学强加的民族主义倾向。克里斯蒂安·瓦西里说：“早在格奥尔基-德日的执政时期，于1960年至1962年就已经呈现出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稍微反苏联的倾向。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思想用来反对苏联，因为重新发现了马克的一些对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和扩张政策表示反对的文章。这些文章因为是共产主义乌托邦奠基人，马克思的著作，所以具有很大的权威，因此共产党制度可以援引其奠基人的话来证明其合法性而同时随着在外交政策方面远离克里姆林宫的过程，对其政策赋予反苏联色彩。齐奥塞斯库维持这个倾向并不仅希望它仅反应在历史著作中而且也能体现在博物馆里。不过，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很难才建立了，连其名称也不断改变，因为1948年后除国家剧院之外，任何机构的名称都不包含‘国家’这个词。连足球锦标赛也不再是‘全国’的而是‘共和国’的。将一个博物馆命名为‘国家博物馆’的措施就已经表明我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远离莫斯科。”

在1940年前罗马尼亚有合作与结盟的巴尔干政策。大战后，大概到50年代中叶，罗马尼亚的巴尔干政策被苏联控制。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罗马尼亚才开始在该地区提出自己的倡议，并开始克服战后巴尔干被分成不同军事和政治阵营所设置的障碍。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执政时期，土耳其和希腊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在1956年以及对匈牙利反共革命干预后，苏联为改善其国际形象给它控制下的国家留下某种程度上的行动自由。苏联对罗马尼亚赋予更大的自由，1958年甚至撤出在我国部署的部队。罗共产党人利用这个机遇试图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接近其它巴尔干国家。

翻译家兼散文家瓦伦丁·里帕蒂曾担任过大使。他1995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头历史中心的采访时回顾了无核化倡议。他说：“罗马尼亚战后最重要的倡议是1957年由时任总理吉夫·斯托伊卡有关巴尔干地区无核化提出的。这曾是一项重要，大胆的举措，当然引起许多人的保留态度。如果说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无核化进程，即将巴尔干变成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地区，那么属于北约的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对此表示反对，因此未能获得成功。尽管如此，一两年之后，还没有完全放弃它，但只能保持在阴影下。不过，无核化的思想在全世界流传，无核化地区扩展到其它地区。”

由于隔在共产党国家和民主国家间的深渊从表面看不可跨越，文化合作是一个良好解决方案。瓦伦丁·里帕蒂说：“政府推动的这项倡议很难落到实处，因为涉及到军事领域，而这个领域的问题总是最复杂的。与此同时开展重要的文化合作，包括科学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但所有这些活动是在非政府层面开展的。巴尔干多方合作多年间是在非政府层面进行，这相当容易实现，不引起那么多的保留态度，所遇到的障碍也相当少。譬如，在两次大战期间成立的巴尔干医学联合会、巴尔干数学家联合会、1963年成立的东南欧研究国际协会及其它职业协会在巴尔干科学界顺利维持相互信任的气氛。”

米哈伊尔·杰雷蒙家努领导的巴尔干合作委员会的目的是协调文化活动，但取得的成果相当有限。瓦伦丁·里帕蒂说：“米哈伊尔·杰雷蒙加努领导的巴尔干合作委员会是一个非政府维持和平委员会。当时有很多维和组织。这是举行国际维和及反对帝国主义会议的思想，尤其是苏联在这方面的思想的表现。这个旨在巴尔干维护和平的委员会就是在巴尔干地区产生出来的。这曾是一个多方委员会，但开展的活动不太活跃。最重要的职业协会是：医生、建筑师、地质学家、科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作家等人员结成的协会。他们产生的效果反应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在该职业的具体合作，比如说在历史、语言学或考古学等领域。这个合作是通过该领域专家在巴尔干国家研究、科学杂志、会议等开展的多方职业活动实现的。通过这种合作，各领域的专家顺利保持和睦关系，友好合作相互信任的气氛。”

尽管如此，在1976年在雅典举行的经济与技术合作的政府会议上出现了政治上的顽疾。瓦伦丁·里帕蒂解释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土耳其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些系列活动，希腊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项倡议。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机构框架，因为一次会议无论多好，如果是单独的，其价值不太高，因为人们会忘记它。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保加利亚的坚决反对。因此很长时间阻止了多方进程。”

在苏联占领下建立共产党政权之前，共产主义的倡导者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们处于社会边缘，但提出了一个极端模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思想对公众的影响有限，而在俄罗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时，这些思想进一步边缘化了。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因罗俄两国关系的历史和共产国际推动的侵略性政策成为罗马尼亚的主要敌人。共产党执政时期之前的罗共产党人被认为从苏联收费，并被涉嫌抱有与罗马尼亚的利益毫无相关的感情。

瓦西里·卢卡、格奥尔吉·格奥尔基乌-德日、彼得·康斯坦丁内斯库-雅西、安娜·鲍克、尼克莱·齐奥塞斯库、彼得·格奥尔基等人在罗马尼亚1945年至1989年执政活动扮演了重要角色。1945年共产党上台之前罗共产党人领导人传记的总编辑历史学家阿德里安·乔洛亚努说：“在苏联的邻近地区共产党人数相当少，这也许是因为这些国家对苏联的扩张主义感到担忧。在它们之间当然有些差距。罗马尼亚的局面有自己的特征，在这里共产党早在1924年被禁止，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面与此不同，该国的无产者更多，因此左翼政治和极端左翼拥有社会基础。我认为，我们必须在这一时代公共演说，即以文献记载为基础的真理和广为流传的陈词滥调间明确划分。共产党执政时期前罗共产党为数千人，他们由于不同原因认为在苏联试验的这种左翼制度也许有前景。我们决不要落入将30年代从我们现代知识的角度分析的陷阱。我们应该接受，共产主义就像极端右翼铁卫军运动吸引了许多优秀年轻人一样也吸引了大量支持者，从律师到工人。他们感觉到，苏联模式可以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敞开大门。”

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工人等，所有吸收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员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譬如，出人意外的是，知识分子对苏联的佩服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的。阿德里安·乔洛亚努说：“出人意外的是他们是一些对西方的进展予以高度关注的人。西方的共产党人当时日益增长。鲁克雷吉乌·博杜勒什卡努、比得·康斯坦丁内斯库-雅西等人通过一个法国工会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博杜勒什卡努阅读一些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的书，但是是法文版本。对一名30岁的罗马尼亚左翼人来说，看到西方共产主义运动迅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法国的发展十分微妙。当然很容易落入想象西方进步主义者赞赏莫斯科的政策的陷阱里。苏联的宣传机构运行良好。我们目前知道法国、英国等国有些优秀知识分子落入这个陷阱里，在西德勒之前的德国和意大利也有。在罗马尼亚也发生了这个现象，但规模比西欧国家要小。我们不应该夸张，没有数百万人只有数万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1924年共产党被宣布非法，我们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历史的记载里无法找到罗共产党成员的登记。因此，我们永远不会了解他们的数字。对当时政权的安全而言，宣布他们的数字尽可能少是有利的，这样可以很好控制他们，而同时削弱他们的影响。在共产党执政时期突然出现了很多被称谓前地下活动分子的共产党人，他们也许比实际存在的更多。因此产生了‘我们原来很少，最终留下了很多。’的说法。其实其中的很多远来并不是共产主义者。”

共产党执政时期之前的罗共产主义者尽管实际上是无神论者，但有人说他们曾是一个救世主教派或一个抱有神秘主义信仰的破坏性组织。无论这些假设是否是对的，他们上台以后的历史证明他们是一些善于抓住时机、务实行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