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八十年代在罗马尼亚西部边境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悲剧，其历史是很少有人知道的。罗马尼亚公民在试图偷渡将他们与自由世界隔离的边境时，遭到了屠杀、虐待或监禁。其中幸免于死亡的逃到自由欧洲其他国家，才有机会讲述他们自己及其他人试图逃离共产党地狱统治的故事。那些试图游泳横渡多瑙河的人们的经历是令人难忘的。据多伊娜·马杰基（Doina Magheti）和约翰·什泰讷（Johann Steiner）所著《沉默的坟墓》一书记载，有大约1万6千人试图偷渡罗马尼亚西部边境，其中1万2千人被捕。被逮捕的惩罚是监禁6个月。但死去的人数不明。目前在多瑙河两岸座落着不少无名者的坟墓，他们被杀仅因为想过个好点的生活。所有逃越罗马尼亚西部边境得着自由的人被称为“越境者（frontieristi）。

丹·德尼勒（Dan Danila）出生于锡比乌（Sibiu），他在1986年试图和一个朋友乘橡皮艇过多瑙河。在与本台记者会谈时，他回顾了这次重大考验前的心理准备。他说：“过河的准备，我是说精神心理上的，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这是场错综复杂的挣扎在恐惧、沮丧和勇敢间展开。但勇敢是被我们两人当时的绝望逼出来的，并不是主动自发的行动。我们大学刚毕业，还很年轻，但并不浮躁好动。我们买了地图好好地研究了罗马尼亚，学会使用罗盘定向，我还买了钓鱼装备以及模仿自然界中各种颜色而设计出的伪装服。我们从海尔库拉内温泉疗养站 （Baile Herculane）出发，但不像要过河的人那样直接走向多瑙河，反而走向内陆以免引起怀疑。我们走进森林，深入原始林地，用罗盘和地图定向，摸索前进。我们连续四天在空穴和沟渠里，身上盖着树叶睡觉，之后终于看到了多瑙河。那一夜，我们步向水边，把皮艇推向水里拼命地划，由于极度惧怕被捕，紧张到划桨失调而不能离开河岸，只在乱划，使得皮艇在距河岸一米处来回转了好几分钟。

夏天是“越境者向多瑙河与边防警察争取运气的季节。为了拦阻越境者，罗马尼亚边警使用了各种手段。那些有体力横渡多瑙河不会因着疲累或寒冷而溺死的人，常被枪击头部，或被汽艇撞死。而被逮捕的会被殴打到昏死过去，其中一些甚至被屠杀埋在边界的草丛里。为搜索他们边警使用了嗅探犬。在其它情况下，还有越境者被枪毙后，尸首丢在田野好几天，来为其他也想照样干的人设下例子。南斯拉夫当局反复对罗当局提出申诉说，铁门水电站的水泵站被枪毙或在多瑙河溺死的尸体所堵塞。丹·德尼勒和他朋友选择了一个不利于偷渡的季节。他说：“我们在春天三月底到四月初过河。我们选择这段时间是因为希望超出边警意料之外。夏天很热，边警容易守卫。天气冷时，边警进门取暖时间会长些。寒冷季节时少有可能有人试图游过多瑙河。我们将边境分成陆地边界与多瑙河边界，这是我们的秘密语言。

但越境困难并不止于此，就算躲过罗马尼亚边警的逮捕，也不能保证匈牙利的边防警察不把他们遣送回国。这也就是我们主人公的遭遇。丹·德尼勒说： “我们顺利越境了，在贝尔格莱德难民营里呆了几个月，我的朋友不太喜欢美国，他希望留在欧洲。他说服我离开难民营。当时我是个很害羞，易受影响的人，不敢反对他。我听从了他，但在试图从南斯拉夫进入奥地利时，在斯洛文尼亚的阿尔卑斯山里被南斯拉夫边警逮捕，随后遣返了罗马尼亚。当时我们知道齐奥塞斯库大赦所有刑事犯罪，这是我们决定进一步冒险的原因。我们的想法是，即使被抓我们会免于监禁。我们会被鞭打然后释放。

从字面上严格的说，任何偷渡的企图都是种刑事罪行。但是当法律成为专制及压迫制度的工具，并且反过来践踏法律，那么试图逃脱的人可算是无辜的。罗马尼亚“越境者是单独与犯罪政体展开斗争的，丹·德尼勒和他朋友的故事表明了共产党政权如何对待他自己的公民。

1945年3月由于苏联的讹诈，以彼得鲁·格罗查（Petru Groza）为首的政府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成立。直到1989年为止，这个时刻一向被共党政权视为真正奠基的时刻。但实际上，半个世纪以来格罗查政府已经清除了罗马尼亚的民主。共党制度向人们的思维灌输一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观点来看世界方式。从国家经济到公民休闲的时间，国家要全然监控，介入干涉一切。因此共党要对自由思想的萎缩、仇恨的增长和不宽容以及自由意志的扼杀负完全的责任。

1989年12月16日从蒂米什瓦拉发起的反共示威迎合了几乎所有罗马尼亚民众的期待。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说，1989年意味着回到民主，归回被平常人认为是定义人类的基本必要因素。於是公民在公共场合可以自由表达己身感受的精神再次成为政治常态。而1989年12月22日，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 从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屋顶乘直升机逃离就发出了这释放的信号，一个复兴的信号。齐奥塞斯库一伙人垮台后，百姓经历了一段狂欢的时日，接着就要来习惯于新的情况。但人们很快对这鲜血换来的胜利产生了否定态度，同时对现有的状况感到无力作快速的改变。於是胜利的兴奋被愤世嫉俗及怀念旧日的情绪所替代。

政治学家伊昂·斯塔诺米尔（Ioan Stanomir）认为，1989年12月22日全然具有奠基时刻的一切特征。他说：“无疑的12月22日是共产党政权的末日。我们应该强调这件事，因为1989年12月后上台的一些政客试图减低人民起义所造成齐奥塞斯库垮台的规模。这不仅意味着把一位羞辱国家的独裁者赶下台，而且还意味着肯定一些源于铲除共产党制度及其产生的所有物质匮乏和自由限制的价值观。

罗马尼亚民主的复兴历经艰辛，但罗马尼亚人突破了许多难关。第一个考验是共产党政权时期所留下的遗产及其对新社会的用处。因为这个遗产罗人势必执行经济改革，这便导致了大批裁员和许多工厂被关闭，同时人们不知明日会如何。第二个考验是回到1945年前的罗马尼亚民主及对50年前的民主遗产的批评观点。第三但不是最后一个，那些在革命中年轻人的牺牲变为徒劳无用。与跟过去分手的愿望相反，人们反而开始感到民主是种沉重的负担。这证明摆脱共产党政权的禁锢是个长期过程，当时很少有人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十分痛苦的过程，就是将公共的善和恶分别开来，而将目光同时注视过去并朝向未来。

伊昂·斯塔诺米尔说：“12月22日事件是个有双重意义的事件。一方面是庆祝获得自由，另一方面是恐怖分子冒险的开始。假如没有恐怖分子的话，假如没有人在至今仍很难澄清的状况下死亡的话，12月22日之后的进展将会不同。我们不应该忘记有一个革命英雄墓地，在那儿埋葬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1989年12月22日所谓的恐怖分子行动的遇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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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的民主复苏了，意见多元化是社会康复的信号。被共产党政权铲除了历史性政党都纷纷复兴，人们重新享受言论和行动自由。他们的声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听到，政治家的行动符合选民的要求。伊昂·斯塔诺米尔说：“1989年12月22日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时刻，随后政治体制很快就经历了深刻的分歧。罗人民遭到了分裂，造成他们分裂的原因是伊昂·伊利埃斯库领导的救国阵线。他们掌握了12月22日革命的遗产，将这个遗产用于一个政党的利益。这就是兄弟团结一致的梦想破灭的开始时刻。

在罗马尼亚加入德国领导的联盟之前，罗美关系一向良好。然而罗马尼亚1941年12月11日在安东内斯库将军的领导下对美国宣战，此举违反了罗美双边关系上生气蓬勃的精神。此外，1944年美国空军对罗的空袭出于一个战争逻辑，是个扭曲正常和平与良好智能的逻辑。罗马尼亚尽管身处敌对阵营，仍然合理对待美国飞行员战俘。据历史文献记载，有些罗军官收聚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遗体，为他们举行宗教葬礼。罗马尼亚于1944年8月23日转进联合国，是想对这个变态的历史作出弥补的表示。

不过，战争的结果使得罗马尼亚的期盼落空。苏联军队在罗马尼亚的出现以及共产党对政权的夺取使罗人将最终希望投在美军在康斯坦察港口或巴尔干地区的进驻。“美国人来了变成了罗人的一个日常口号，40年代末大多数罗人相信在短短几个月内，美军肯定会到来。

尼克莱·达斯克鲁（Nicolae Dascalu）是前基督教民族党的成员，在1947年至1949年他在一个反共产主义学生组织中活动。2000年在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头历史中心的采访时他曾说出，美国人来到罗马尼亚的希望是数十名青年为保护民主和自由而坚决的表态。他说：“大家都希望美国人会来，我们都在等着美国人的帮助！当然，首先是青春给我们注入的希望和我们投身于战争的勇敢，以及我们有民主价值终必获胜的坚信。谁都意想不到会经历一个持续这么长，这样悲惨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实在很长而且残酷！其表现非常严峻，完全禁止人们向往能够实现他们自然的理想。

多马·阿尔讷乌佐尤（Toma Arnautoiu）是罗马尼亚组织得最好的反共产主义组织之一的成员。他姐姐埃林娜·弗洛里亚·伊昂（Elena Florea Ioan）2000年说，他弟弟心里怀着美国人要来的希望，到山里去打游击。她对我们说：“我当时发现，我弟弟真的走了，我简直没法阻止他。我再三请求妈妈不要让他去！但是看到妈妈同意他走，就没有办法了。妈妈感到非常紧张，知道我弟弟在能躲藏的地方睡觉。她认为，弟弟如果跑到山里去会安静下来，她是这么想的。美国人对他们许诺说，在一个月内要来帮助我们摆脱俄罗斯人的控制。于是，他们心想，这个困难的时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就离开家了。他们简直没想到，在山里会呆这么久。‘小核桃（Nucsoara）组织是欧洲唯一的坚持9年的组织。其余的没能坚持下去，其中一些被捕，另有一些投降或被杀。

美国人到底还是没来，这使他们士气低落，以致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毫不犹豫地抛开了作战伙伴。其中之一是戈奥尔基·阿尔色奈斯库（Gheorghe Arsenescu） 上校。埃林娜·弗洛里亚·伊昂说：“阿尔色奈斯库上校跑到山里去后，像其他伙伴一样发现没有吃的了，便开始争吵。他说要离开这里，但有人说他们要吃树根和树叶，因为这是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他们还说要继续团结一致，一旦需要的话继续留在山里。阿尔色奈斯库不喜欢这个情形，他未能适应这些困难的生存条件。 因此，他将我弟弟多马提名为该组织的领导人而自己退出，因为他不再忍饥挨饿，见美国人不来了，发现未来趋向模糊不清便走了。

虽然美国人没能直接来到罗马尼亚，但他们试图组织帮助我们保持希望的行动。但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关系恶化破坏了所有援救苏联占领地区的计划。美国人只有在1989年才真正来到罗马尼亚。

历史学家认为，流行病就像任何其它重大事件一样，是影响人类文明的强大因素。其中影响至巨的有鼠疫、天花和霍乱。“黑色死亡”或“黑色鼠疫”在罗马尼亚公国里被叫做“黑色疔疮”，是历史上造成最多死亡的疾病。有的历史学家说，14世纪中叶的鼠疫造成大约7500万人死亡。直到19世纪末1894年，法国人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才发现了鼠疫杆菌并找出方法来医治这个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疾病。在耶尔森重大的发现之前，鼠疫唯一的疗法是“能逃生的就逃”，用医学术语来说是指对某种细菌生出免疫力和轻度得病的人。

在罗马尼亚也发生了几场流行病给人们的世界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洛尔·达维拉大学医学史教授奥克达维安·布达（Octavian Buda）提到罗马尼亚15世纪鼠疫疫情的历史文献，这场鼠疫是在14世纪鼠疫大暴炸后发生的。他说：“当时斯特凡大公（Stefan cel Mare）、马德伊·巴萨拉布（Matei Basarab）、瓦希里·鲁普（Vasile Lupu）等不同公国宫廷的医生描写了这场时疫。问题出在鉴别临床病症，因为通用的‘疔疮’一词含义很广。在百姓的语言里‘疔疮’等于‘疾病’。因此无法对这疾病下定义。当时并不掌握有关扬库·德·胡内多阿拉（Iancu de Hunedoara）病症的具体信息。这也许与南部战争有关。西欧最后一场鼠疫是通过达尔马提亚的拉古萨（Ragusa）港口，即今日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开始蔓延传播的。罗马尼亚的一位医学史学家，尼克莱·沃德马努（Nicolae Vatamanu）有个很中肯的看法：就是在著名的勒兹波耶尼（Razboieni）大战中，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取得皮洛士胜过斯特凡大公的真正原因在于从克里米亚乌和拉尔山传来的鼠疫造成数以万计的罗马尼亚士兵死亡。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此后几个世纪，鼠疫传染继续定期爆发。1666年在伦敦爆发的鼠疫传染十分可怕，虽然比上几次传染的规模要小。18世纪在罗马尼亚公国开始了法纳里奥特统治时期，首位法纳里奥特大公是尼克莱·马弗洛克尔达德（Nicolae Mavrocordat），他在1730年因感染鼠疫而死亡。但最严重的影响是由1813年和1814年发生的“卡拉加”（Caragea） 鼠疫造成的。于是，法纳里奥特统治时期在象征性意义上被认为是一个对罗马尼亚历史不利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是以鼠疫传染开始和结束的。下面请听奥克达维安·布达向大家讲解抗击鼠疫的手段，他说：“沿着多瑙河岸，朝着布加勒斯特的方向设立了一条检疫带，任命了传染病医院管理员和郊区管理员，并增补了运尸者的人员，当时他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还承担管理埋葬死亡者的地方。运尸者这个行业非常忙碌，工资很高，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收集并埋葬死者。为了打击鼠疫的泛滥，运尸者是从幸免于死的瘟疫患者当中选出来的。人们发现他们已经获得了一种免疫力。历史学家伊昂·基卡（Ion Ghica）对运尸者的描述的笔调非常低沉。他说，他们走过一个富人家的房子时，撕下鼠疫患者的褴褛来使得鼠疫蔓延。他们冒着被处以死刑危险，在路上杀死鼠疫患者或者在他们还活着时就埋葬他们，这样就能免除把他们带到医院的劳苦。一名运尸者在他的报告里写道：‘我今天收集了16具尸体，把他们装在杜德什蒂（Dudestui）平原的马车上，但只有14具被运到目的地，因为其中之一逃之夭夭。’”

1813年至1814年冬天的寒冷缓解了疫情，但未能根除疾病。按照奥地利驻布加勒斯特领事的报道，在卡拉加鼠疫期间，有大约4500人死亡。

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外语节目最初是为派驻罗马尼亚首都的各国外交使团提供信息而设置。1932年开播了法语和英语节目，所播送的节目包括新闻和时事。在二战时期，罗马尼亚广播公司的外语编辑部向国外播送前线局势和民众反应的信息。战后外语编辑部重要性日增，于是改名为“对外广播编辑部并广为招聘外国语及本土语言的播音员来为罗马尼亚共产党作宣传。随着所有报社，国家机构及罗马尼亚广播公司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传媒的起初使命也从而转变。

1950年塞尔基乌·雷维斯库（Sergiu Levescu）毕业于布加勒斯特法语高中，因为父母亲不是工人阶级所以经过很大的困难才被招聘到电台的法语编辑部。1998年在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头历史中心采访时，雷维斯库曾被问到他在法语编辑部的职位及编辑活动是如何开展的。他回答说：“当时我们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并不多，我们的编制里有一个编辑部主任和几位工作人员，其中有两位翻译和两位校对。这些人员负责校对来保证翻译成法文的文章与罗文的原文一致。当时，外语编辑部不作任何类型的编辑工作，所有的材料来自电台的两个中央部门：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部。这两个部门的编辑向外语编辑部传送应该翻译播送的各种节目，如：新闻综述，时事述评等。译者负责翻译文章，校对员负责检查翻译语言的准确度，最后交给播音员播出。所有的节目是先录制出来，没有直播，至少对外播送的节目是如此。这些文章都是用打字机复写三份：一份交给播音员，另一份交给播音效对员，经过他的审核，甚至临时修改后，在播音室里拿着这份译文对照播音员播音时有否失误或遗漏。第三份交给编辑部以外的人，在播送节目时，坐在另一层楼的办公室里聆听播音员的播报是否与原文一致。所以审核来自多环节的监控。

1955年英国人玛卓丽·内格利亚（Marjorie Negrea）与罗马尼亚人斯塔夫拉凯·内格利亚（Stavrache Negrea）结婚，並在罗马尼亚定居，夫妻俩被聘任为英语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玛卓里·内格利亚负责播音和校对。她在1997年被访谈时说：“我抵达罗马尼亚时，前往党中央委员会。他们告诉我，我如果愿意在罗马尼亚定居和工作，他们可以把我推荐给广播电视台，当需要英语人员的时候。结果我被雇用之后就负责修改译者翻译的文章，并随后成为播音员。我曾作播音员和政治检查员。我负责读文本，核查其政治内容的正确性。我和大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因不懂罗语所以过得比较困难，但尽管如此，我的工作一般来讲是顺利展开的。

尽管工作有压力，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压力也会有松懈的时侯。下面请听塞尔基乌·雷维斯库回顾这样的时刻，这是在1969年7月20日：“我们对外广播编辑部召开了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会议是在第一个人踏上月球的时刻。当尼尔·奥尔登·阿姆斯特朗（Neil Alden Armstrong）在作跨出登月太空舱的准备之际，我们正聚集在主编霍尔登西亚·罗曼（Hortensia Roman）的办公室里收听广播。当听到“还有100米。。50米。。的播报时，那真令人激动不已。等到太空舱在月球表面真实着陆的那一刻，我和霍尔登西亚·罗曼心中的喜悦终于爆发了出来：“他们再也不能被称作帝国主义者了。

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1989年根据新信息广播频道的民主原则进行了重组。它的历史是一个经历层层忧患的历史，就像1945年以后的罗马尼亚及其它中欧和东欧国家所经历的许多困难一样。

武器在战争期间是武器生产商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各民族建立国家时，鉴于国家安全和获得资金的理由，都会保护并促进武器的生产。众所周知，战争意味着贸易的机会和技术的进步。尽管这是个令人厌恶的现实，战争对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危机的解除却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证实了这一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罗马尼亚被视为战败国。因此，获胜者对它被允许拥有的士兵和所生产的武器的数量施加了限制。但布加勒斯特共产党政权没能彻底放弃生产武器和军火，因为山区的游击队是当时一直面临的一个挑战，政府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和50年代的罗马尼亚武器工业生产轻型武器，如：手枪、步枪、手榴弹等。从军事角度来讲，罗马尼亚加入了1955年在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Nikita Hrusciov）的倡议下建立的华沙条约组织。该组织成员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民主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和苏联。苏联领导的联盟的成员国都尊重共同的军事设备标准。

60年代初，罗马尼亚疏远苏联的政策是通过制定国防工业战略落实的。罗马尼亚尽管作为华沙条约军事联盟的成员，但却主张必须发展国防工业。在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当时国家计委会（CSP）主席马克西穆·贝尔基亚努（Maxim Berghianu） 解释产生建立国家武器工业这项倡议的原因时说：“国防工业由于两个原因得到大力发展：首先是为了使我们不需依赖于任何国家或组织，就是说，为了避免经济互助委员会随意操纵我们的武器工业并避免依赖于俄罗斯。第二是，除了装备军队之外还有出口。因为出口是价值最高的，能赚很多钱。我们没有出口坦克，但出口了两栖载体车、装甲车、单兵武器、AKG冲锋枪、榴弹发射器等。我们当时生产大量的大炮弹药。我们生产150米的大炮，射程为40至50公里，此外还生产炸药。

罗军队大部分设备和军事技术是进口的，主要是从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被侵犯后，罗马尼亚在研究与设计范围和生产方面加快了建立国家武器工业的过程。武器、弹药和光学器件研究与设计院负责陆地军事设备，其姊妹机构负责空军 设备。罗马尼亚开始生产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运兵车、榴弹炮、大炮、战斗机、火箭发射机、散弹枪和先进的轻武器，如：冲锋枪和猎击步枪。

马克西穆·贝尔基亚努强调说，这项武器工业计划是在齐奥塞斯库的倡议下落实的：“一切计划都是由齐奥塞斯库制定的，他首先同军事专家就这些计划从战略上进行分析，然后交给我们。我们当时拥有机械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副主席切安德鲁（Ceandru）航空官同专家一道分析所有的倡议，但最后的决定是由最高司令做出，因为它指挥一切。国家计委会负责就这些计划是否可行、有效、需要多大的生产力并在何处修建进行报道。但他们知道需要哪些产品，因为我们没有专为负责战术和战略方面问题的专家。

空军被认为是国家武器工业的优先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因为罗马尼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段时间被苏联迫使放弃这个工业。马克西穆·贝尔基亚努说：“我们复兴了空军。在巴克乌建立了一个大型基地，在布加勒斯特制造发动机，在克拉约瓦有另一家工厂。有空军的国家就有现代工业，因为本身就带动材料，特别是测量和监控的精准仪器的生产。我们修建了电力Electroputere工厂，一家高压开关设备工厂，在布加勒斯特的电子仪器Electroaparataj和磁电子Electromagnetica工厂发展低压设备。我们还发展了电子和光学工业。

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上台的那些年，1965年和1970年间，特别是在1966年颁布了第770项有关堕胎的禁令以后，在罗马尼亚出生的人被称为“挂钥匙的儿童。目前这一代人快50岁，他们还被称为“法令儿童。根据对共产党制度的向往，脖子上挂串钥匙的一代人是本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精神培养成的人，其使命是使罗马尼亚迈往共产主义。“脖子上挂串钥匙这个形象的说法是从一个污秽的现实汲取灵感的。当时家长把住房的钥匙用绳子串起来，挂在孩子的脖子上，放在衬衫或T恤衫下面，让他们承担一个经常超出他们实际能力的极为沉重的负担：保护房子和家庭。于是，在他们脖子上挂串钥匙使孩子感觉自己有能力，与成人有着同等地位，使他们感觉自由，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挂钥匙儿童的父母在工厂工作三班倒，祖父母经常没有时间看护他们，因此他们度过的半日的时间就像一个11、12岁的孩子所想象的那样。这是从1970年起在大城市发展的工人住宅区的公寓楼与父母住在一起的一代人。

作为这一代人的代表，历史学家西蒙娜·普雷达（Simona Preda）研究了脖子上挂串钥匙的一代人，把他们描写为非常服从的人。她说：“他们是培养成闭嘴听话，对共产党的辉煌致敬的一代人，这一代人指的就是1965年至1989年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的教育与当时城市结构紧密相关。这就是市容开始经历重要演变的时刻，当时出现了共产党公寓楼，修建了左右对称的直线街道。在拆除了许多房子之后很快修建了新公寓楼住宅区。罗马尼亚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改变了面貌。我们这些在托儿所和共产主义公寓楼长大的孩子就是所谓的挂钥匙儿童。我们为什么是一些双手在背后交叉乖乖巧巧的孩子呢？因为必须听从共产党那些到处能听到的叮咛。共产党教我们服从、温顺，怀抱符合共产党制度愿望的梦想。党唯一没有教我们的事情是作为自由的人，它教我们一切都能做到，唯一条件是一定要与共产主义乌托邦有关系。

共产党政权为了实现在公民之间建立密切关系的理想利用的手段非常暴力，一点儿也不开放，为此实行的教育是一种镇压性的教育。在1945年上台的共产党政权，在1960年至1970年没有发出任何将有可能被代替的信号，人们竭尽全力避免滥用职权的政权侵入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为此学会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题为《1984年》的长篇小说中所说的“双重思想。西蒙娜·普雷达解释说，脖子上挂串钥匙的一代人是口是心非教育方法的豚鼠。她说：“我们从小就势必学习口是心非。上学时，老师给我们讲课和父母在家里对我们讲话的方式不同，我们听广播电视台的演说和看报纸里的报道又不同。当时的新公民就是从小就学习口是心非的行为方式。 你在家里听到的一切，出去时不能谈。老爷可能听自由欧洲电视台，也许有些秘密出去时不能和别人谈。‘外边的概念值得我们的注意，因为共产党政权一直把它介绍为一个应该责备的，根本上不公平的事务。包括‘外边这个概念的一切拥有界限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值得责备的，并且从内部反对共产主义制度。

人格解体是所有专政制度都喜欢为歼灭敌人利用的方法。但对共产党政权来说，这是培养他们公民的唯一方式。鉴于挂钥匙的新一代人应代替在其态度和教育仍然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一代人，人格解体不仅是共产党教育法的一个要求而且也是减轻未来成年人生涯的方法。

1989年令共产党政权吃惊地，挂钥匙儿童长成推翻它的一代人。那个人格解体的，完全没有前途的一代人终于醒来了，获得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意识。他们所做到的与共产党政权教他们做到的正好相反：他们返回到共产党政权践踏的民主价值。于是，在今年 年底之前，我希望您如果没有借书证的话，给我们写信，从任何电脑可以下在您阅读的书。这是罗马尼亚首次这类服务，我们希望您愿意读什么故事。罗马尼亚国家银行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让你们更容易找到帮助你们获得自信并给你们以继续先进的力量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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