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朋友，3月份是春寒料峭，万物复苏的季节，大地释放了孕育的生机，花草树木也欣然的抬起头来。在罗马尼亚，人们说3月份可以恰当的说是女性的月份，因为3月1日是“迎春花节”，女士们成了当日的宠儿。男士们会选购些小饰物来送给所喜欢或敬佩的女士，学校的学生们也会带着小饰物送给女老师们以表敬意。这些特殊的饰物都购自于春花节集市，是人们用手工制作的，有各种图案，用交织的红白线来作搭配。这个饰物叫做“莫尔琪妁尔”（Martisor）用来表达男女纯洁的爱情和春天蓬勃兴旺的活力。那么3月8日呢，是举世公认的“妇女节”。人们会借机挑选礼物或鲜花来送给所爱慕或尊敬的女性，社会或团体也会举办各种文艺活动来献给为家庭及社会做出贡献的优秀女性们。
在一个阳光灿烂和风轻拂的春日里，我见到了历任驻中国大使罗明的夫人萨安娜女士。2017年8月22日她在北京荣获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作为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她在介绍心爱的中国文化上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并且结实累累。
萨安娜女士出生于罗马尼亚中部的锡比乌市。1950年被官方公派前往中国留学并在1956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随后在罗马尼亚外交部、驻华使馆和新闻司任职。1968年后在罗共中央历史与社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主导安德烈·奥彩特亚院士主编的《罗马尼亚人民史》中文版的翻译，该书在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她还参与《罗马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团结友谊的传统》一书的编辑工作，是《亚洲和非洲的反法西斯、反帝抵抗运动1931-1945年》的作者之一。近年来还撰写出版了《象征的国度-从孔子到毛泽东》、《龙之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一视同仁-中国外交的历史文化根源》、《神州》、《中国历史人物传》及《中国茶文化》等书。同时她还在《历史杂志》上发表许多介绍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的文章。她的写作题材涉猎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带着对中国深沉的理解及热爱，始终不忘向世界展露中国历史及文化上光辉的一面。
萨安娜女士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容光焕发精神矍铄，而且言谈中，口齿清晰条理分明，她话语柔和，在慈祥的容貌中透露出诚恳和坚定。我望着她不禁兴起了一个问题：在她一生繁忙的外交工作和丰硕的写作之余，如何来相夫教子呢？所以我问：“萨安娜夫人，您作为一个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对中罗两国的历史及文化交流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还荣获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那么能不能在工作之外谈谈您作为女性，曾经为人之女，之妻子，之母亲，乃至于祖母的一生感受呢？她望着我停顿了片刻，才用流利的汉语稍带激动的间歇吐露了今昔的家事：“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常常会想起小时的情景，想起中国，想起结婚生了孩子，把孩子抚养大了，后来又当了老师。我个人经历了妇女生活很重要的阶段。但很遗憾的是我父母过世很早，所以心里最难过的事儿是没真正度过做女儿的日子。旧时人们对妇女一生的概念是：生孩子，下厨房，去教堂，而且女人不能上学读书。这些就是我比较不同意的人生。我喜欢上学，而且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就在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因为政府很重视培养有才能的学生，刻意挑选资质和课业良好的学生到国外学习。我当时的理想是想在本地帮助聋哑和盲人学习的，然而被选中后，却身不由己的要被差遣到国外去。本来要被派去匈牙利、捷克或苏联，后来上级决定派我去中国学习。
我的真正的新生活是从1950年11月30日踏上中国后开始的。最初在清华，以后在北京大学。开始学习的时候非常紧张，需要面对很多的功课，有时应付不过来，真想大哭一场。但是我还是感到很幸福，因为觉得我的梦会实现。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学习，但是母亲说我们的家境贫寒，我不可能去读更多的书。可是上天不辜负苦心人，我不但上学了，而且还有机会来到中国，不但有机会在校进一步学习，还有助学金让我快乐的生活下去。
另一个影响我一生的是我的丈夫罗明，他很快的成了我生命的全部，把妈妈，爸爸，姐姐，亲戚能给予的爱都给了我，是我心灵生活所需的一切。他的性格比我强，我从很小时就没有父亲了……，我很依赖也顺从他。后来有了孩子，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前很喜欢做各种运动，不怕冒险。但这时就不同了，有了顾忌。记得有一次罗明和我去一个工地参观，我爬上用竹子做的梯子，当时有些摇摆不稳，我突然非常想要赶快下来，因为我已经有了孩子，有了责任。多年来，我把学习，研究和抚养孩子结合在一起。但总是觉得对孩子有亏欠。然而为了协助罗明，我白天照顾家庭，深夜才开始工作。
1964年回国后，当时也是因着身体的缘故，病休一年。但我没有浪费时间，为了更好的协助罗明大使的工作，我在业余大学进修了与文学艺术有关的课程。由于我是第一批留学生，常常要用许多时间来为国家领导人做各种翻译工作，有时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翻译工作上。后来因着外交部工作繁忙，我不能胜任，就改去到历史研究所工作，因为研究所的工作比较灵活。可以一面照顾孩子，一面做研究。在所里，我们研究共产国际，各国工人的解放运动，中国和亚洲的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
我们的研究所长是个很明智又有仁爱的人，他曾是中罗友协的主席。他说，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应该是很灵活的，每天不应只局限于8小时，而是24小时都在工作。是的，我们妇女给孩子做饭时也可以来想研究的课题。我常常为了研究，查阅各种报刊资料。研究所每周的研讨会上，所长常会让我介绍中国的情况，所长说，我们的研究要尊重各国的历史学家对他们国家历史的评价。
我的两个孩子都很出色，我想我们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还会继续我们的工作和思想。我生命中最美的一天是外甥女生下的那天，我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的研究。我把外甥女接回家里。社区的儿科医生来看孩子，我说，怎么办，又要做研究，又要照顾孩子。医生说，没关系，你也可以把研究做好，也可以把孩子带大。第二年春天孩子的母亲要回到中国工作。我继续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我利用晚上的时间工作，常常彻夜不眠。一次白天在办公室上班，因为很安静，我就睡着了。后来又添了两个孙女，我非常高兴地带着她们。退休以后，各方面都有了变化，我更有力地继续做研究工作，很满意地看到了结果：六部书，将近一百篇文章。
现在中国崛起，中国进入了广大的世界，中国的文化也随之进入。中国人有很多特殊的文化概念是五千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文化是有连续性的，从最早认识世界开始，中国人对每一件事的概念都创造了自己的词汇。但是对同一个词汇，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概念就有所不同。比如像“天下”，“朝贡”，“大同”等等词汇，欧洲人的理解就不同于中国。以“朝贡“为例，这一词在欧洲被译成“进贡税”。一般来说，在我们这里和其它地方“进贡税”是对给予你尊崇的国家承担很大的责任，但在中国没有这个意思。在中国，“朝贡”的基本意思是“施大于得”。就是说，对于那些尊崇和发誓忠于你的一个人民或国家，你向它施予很多的好处，以示感激。因为有这种善意，所以不会用武力攻击你。
一次我做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报告，一位高级军官提问道：“郑和下西洋，那么大的舰队，经过这么多的地方,不会没有殖民主义的企图吧”。欧洲人去到国外一个原始的地方，插上一个国旗，就代表这个国家的国王占领那个地方。但中国人完全不是如此。
我认为，欧洲人要了解中国文化，要接受这个文化，要放弃欧洲中心论，放弃欧洲人自高自大的思想。所以，我想出一本书，就是在我曾在大学讲课时编写的《中国外交的历史文化根源》这本书上，增加一些对中国人特有的一些概念的解释。”
萨安娜女士就是这样谦逊、默默地耕耘她的一生。不畏辛劳，不畏困苦，为家庭，为社会，为促进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坚持不懈的工作着。在这个世事纷纭，私欲横流，妇女与家庭，事业与名利交相征战的世情里，她真是堪称我们所有人的楷模。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友谊纽带》节目是由苏燕为您采编制作的，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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