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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严格的思想控制下的共产党政权时期的媒体经历了曲折的演变，同时也同共产主义制度在这一时期的转变相吻合。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叶，共产党政权的教条主义和刻板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使得媒体采取一种好战和侵略性的语调。60年代中期在思想上的放松使媒体改变面貌。尽管思想压力和审查没有终止，但报刊采取了比从前温和的语调，而且用职业作风编写的文章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学生媒体只不过是中央媒体之子，因而模仿其风格。60年代中叶实行的开放政策的目标主要针对大学生报刊，为的是观察新一代的倾向。当时出现了一些比从前质量高的杂志。康斯坦丁·杜米特鲁曾担任这些杂志之一-1974年在雅西建立的《大学生观点报》副主编。他回顾大学生报刊改革如何实行说：“大学生报刊建立于1968年。当然此前于1964年已经出版过大学生报刊，但这只不过是共产党的一种宣传报。真正的大学生报刊只有于1968年开始发展。其实，这是在齐奥塞斯库亲身通过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赞同下才得以做到的事情，他在当时的局面想了解人们自由表达的思想。这是一次实验，齐奥塞斯库当时的顾问是专家。我亲身经历了当时采取的措施，如媒体自由，甚至是共产党媒体的自由。但他们并不能用共产党中央通讯社《火花》（Scânteia）做这个实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共产党政权时期的新风格意味着媒体中央办公室开展的审查采取更精致的方法。记者开展的斗争比以往更微妙。康斯坦丁·杜米特鲁说：“媒体中央办公室是审查机构的名称。这个机构由解密文本专家组成，他们负责观察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利益是否受到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令人遗憾的是，媒体中央办公室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是一些笨手笨脚的人。我们经常欺骗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愚蠢的、无教养的笨蛋。”

共产党政权时期的一项背信弃义的措施是将审查编辑责任推到主编的身上。尽管如此，有时发生严重的不当行为。康斯坦丁·杜米特鲁说：“共产党采取了一项非常明智的措施。我18岁当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时就已经有审查机构，但后来被取消了。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政权很明智，他们召集主编和副主编，告诉我们：‘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不再有审查机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心里高兴极了。接着他们说：‘你们自己应该承担进行审查的责任！’听到这句话，我们脸上的喜色瞬间彻底消失了。主编的话一般的是决定性的，谁也不检查他的行为。只有非常明显的错误才会引起注意。不允许在照片里登出齐奥塞斯库光头、独眼等怪像。比如，有一次法国总统来罗访问，齐奥塞斯库到机场迎接他。法国总统个子很高，两人的照片很可笑，齐奥塞斯库手里还拿着一顶帽子。那么，《火花报》的同志决定给他戴帽子，但却忘了勾掉他手里拿着的那顶帽子！所以，他在报纸里有两顶帽子，一个在头上 ，一个在手里。有几名同志被解雇。愚蠢代替自由。人们的意图一般不是搞革命，而是因为各种原因犯错误。”

在国内，卡罗尔一世是一个平衡因素，他致力于创造一个严谨、有序的氛围，这是他通过他的普鲁士式教育在一个拥有王朝传统的家庭里获得的才能。同时，他大力支持在19世纪中叶尚未摆脱中世纪组织方式的经济结构。新大公来到首都布加勒斯特时，好像只是外省的一个小城市。但卡罗尔一世的组织精神和他在位的大约50年期间内获得的成果使罗马尼亚迅速现代化。国王以他的政治技巧使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府轮流担任领导职务，以免其中任何派别暗中破坏自己的权利。

卡罗尔一世来到罗马尼亚后立即通过通行列伊启动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改革-货币改革。尽管尚未获得独立，罗马尼亚1867年顺利发行自己的货币。在初步阶段仅仅发行硬币。后来于1880年，建立了罗马尼亚国家银行时也发行钞票。在国家银行和私有资本的帮助下在20世纪之前建立了24家银行，在1914年前建立了另210家银行。

在卡罗尔一世的统治期间，罗马尼亚经济以农业为主。一半以上的农民拥有小于5公顷的农田，而一个家庭为了谋生需要5至10公顷可耕土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为了支持农业建立了所谓的几家“人民银行”。这些银行所取得的发展主要是应该归功于其了解当地经济条件并认识要求借款的人的当地领导人。大部分农业产量来自大地主，并用于出口。在卡罗尔一世统治期间的头40年，国家的农业产量增长5倍。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工业也开始获得发展。石油开采和提炼也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纺织业和食品业的产量加倍了。但尽管如此，外资对工业的影响使其集中在某些地区，造成罗马尼亚的其它地区在工业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这些地区。德国控制罗马尼亚35%的工业、英国控制25%、荷兰-13%、法国-10%、美国-5,5%。罗马尼亚资本只占5,5%。在1903年至1914年间建立了很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罗马尼亚石油业占着优势的大型企业。

布加勒斯特大学历史系的讲师博士阿林·丘巴勒说：“在卡罗尔一世的统治下，罗马尼亚经济像1866年前一样继续作为农业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没有改变。但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某些改变。在19世纪末，在罗马尼亚开始开发一些重要的资源，主要是石油矿藏。石油对罗马尼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世界最大的石油企业，包括德国、荷兰、美国和英国企业在内，在很短的时间内投入罗马尼亚市场。石油改变了罗马尼亚的面貌，因为通过罗政府与上述国际公司合作组织的合资公司开采这些资源获得了大量资金。罗政府这批资金主要用来建立所缺少的基础设施。同时，于1887年颁布了第一项促进工业的法律，目的是发展罗马尼亚经济的这个领域。尽管如此，正如以上所说的，虽然出现很多新的因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罗经济依旧是农业经济，主要收入仍然来自耕种土地。此外有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罗马尼亚在农村世界大型农场占据领先地位。”

与工业化欧洲国家不同，罗马尼亚乡村地区多余的人口在没有强有力的工业的条件下无法被城市吸收过来。 社会压力越来越大，而这于1907年引发一个史无前例的社会运动。1906年，在为向欧洲展示罗马尼亚在卡罗尔一世为期40年的统治期间获得经济进步而举办的纪念展一年之后，当时爆发了农民起义使整个世界看到卡罗尔一世统治的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大战”是因为人们从未见过这样令人恐怖的战争。罗马尼亚就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怀着雄心进入了战争，但不久就开始败落。在两年保持中立状态后，1916年8月罗军站在英国、法国、俄罗斯组成的三国协约的一边作战，并侵入当时属于奥匈帝国领土的特兰西瓦尼亚。在开展了4月的征战后，1916年12月，布加勒斯特被占领了，国家机构迁到到摩尔多瓦避难。最终，1918年罗马尼亚成为获胜者之一，从垂危中恢复过来，进入极度兴奋的状态。 从罗马尼亚广播公司档案中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在当时处在战争状态的罗马尼亚，人们竭尽全力改善其周围世界。

2001年在接受广播电台采访时，蒂杜斯·格尔比亚将军回顾了罗社会在战争不久前兴盛的气氛。他说：“我们家庭中，爸爸是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的后裔，他的故乡是格尔日。妈妈来自佛格拉什，她父亲是神甫，在维也纳上学，然后移居到意大利。回国以后，一直想念意大利，让孩子学习意大利语。我妈妈当然也学会了意大利语，然后也教我们。我们家里充满爱国主义的气氛。我还能记得，妈妈让我们在圣像前祈祷，圣像表现的人物是我们的民族烈士：霍利亚、克罗什卡、克利山、勇敢的米哈伊。我们用祷告纪念他们，对面挂着的是国王的肖像。我们主张王权和君主主义。挂在墙上的肖像是卡罗尔一世（1893-1953）的。当时人们习惯唱《国王万岁！》。知识分子为保持这种气氛做出了贡献。”

康斯坦丁·杜利康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担架对的护士。他说：“1914年我被招入在彼德·拉雷什高中大楼里设立的医院。我在担架队工作，当时我们的担架队分成两部分，分别由普雷桑将军和阿维雷斯库将军指挥。担架队将受伤者从战场的初级急救站运送到内地医院。是一辆由有军衔的司机开的带马达的车，我作担架员。我们担架车开到皮亚特拉-尼亚姆茨医院就占满了床位。有好几个医院，所有的学校都变成了医院。”

政治家康斯坦丁·莫伊恰努曾是康斯坦丁·迪德尔-贝特雷斯库领导的民主社会党的成员。他回顾了2000年他故乡附近战线上的局势和平民与其盟友俄罗斯人的关系。他说：“战线很近，没人想寻求节日的欢快。我的兄弟和所有当地人在夜间战场安静时来到我们镇，告诉我们谁死了，当天的战斗如何。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熟悉地形。我们能看到罗军部队，在某一时刻俄军到来。我们听说过俄罗斯人是酒鬼，喜欢喝得酩酊烂醉，大吵大闹。我父母相当富有，在地窖里有储存葡萄酒、白酒的酒桶。他们有一所房屋，一块面积约1公顷的土地，一个院子和一个菜园。我记得有一天宣布俄罗斯人要来。我父母同其他人一起把葡萄酒桶抬到院子里，把里面的酒倒到地上，因为没有地方隐藏，而他们听说过俄罗斯人喝醉后的行为极为丑陋。”

加夫利尔·瓦达马纽克是布克维纳反共抵抗组织唯一的幸存者。1993年他回忆起有一个在盖尔拉加监狱里被监禁的法国狱友作为志愿者同罗马尼亚人并肩而战，在战争结束后定居在罗马尼亚。瓦达马纽克说：“我不能忘记这个70多岁的人。他讲述了他1916年作为志愿者在抵抗德国的战争中同英勇的罗马尼亚军队并肩而战。他在摩尔多瓦战场作战，受伤，被送到雅西的一个医院里，受到一个名叫马丽奇卡（Maricia）的漂亮姑娘的精心地照顾。我们挑逗他，因为他用摩尔多瓦人的口音叫她的名字Marişica（玛丽什卡）。他爱上了马丽奇卡，伤愈后决定跟她结婚。他把他在法国的财产都卖了，来到罗马尼亚定居。他成为农场主，以他的才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可共产党上台时决定毁坏他的农场。”

目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年后，欧洲仍然对这个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战争有着鲜活的印象。

罗马尼亚人的适应力和现实感是罗马尼亚二十世纪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外交官兼政治家米哈伊·拉利亚指出的两个特点。拉利亚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罗人的精神面貌。在法国求学时开始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是一位言谈讲究、知识渊博的文化人，注重革命的重要性。在描述罗人性格特征时他写道：“有人说我们是个尚未搞革命的国家，这个说法是对的。”拉利亚这么说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找到了解释这一定论的关键。他接着更深入地分析说：“罗人可以适应所有不守定规和不遵公正的情况，而开展长期顽固的争斗并不符合我们的性格特征。那我们使用的手段是什么呢？在所有展开的争斗中，罗人倾向于交易精神。”

这样逐渐形成了所寻求的精神面貌：一个不好战、善于适应新条件、愿意交易的人民。在司法范围内这对他们意味着“公正的和解总是比不公正的审判要好。”而其他地方在提出诉讼案件时，人们常采取固执、坚持和好胜的态度。

交易精神不仅表现在司法领域，在政治领域这意味着妥协。在罗人的政治生活中这表现为各政党间达成协议来调解被表面掩盖的实质性关系。不过，罗人的交易精神也包含着道德因素。拉利亚描述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性格特征时写道：“罗人还是善良的，因保持怀疑态度而表现出适当的宽容。邪恶、残忍、凶险和虚伪并不是我们的本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无能适应环境的表现。”

罗人的适应能力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在国外“罗人很快就会像在自家一样”，迅速学习其它民族的习惯并善于学习外语。他们对所离开的地方和原从事的活动没有怀旧之心。拉利亚写道：“对这样活跃、灵活、大方的民族来说传统主义是毫无意义的。”

在选择职业方面罗人也同样是善于适应条件。为什么有很多年轻人选择法学或医学呢？他回答说，他们在这些领域获得成功是因对此需要有适应现实的能力。

拉利亚写道：“适应能力也是我们现代进步的理由。有很少的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飞跃性的发展。我们从1848年起很快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成就。”拉利亚同意19世纪下半叶以雅西《青年》社为中心的文化、文学、政治流派的意见，认为，我们常常只吸收形式而没有吸收实质。否则怎么能确保这样快的发展呢？不过，他认为，形式上的进步会引起实质性的改变，并无论如何这是高度灵活性的征兆。

拉利亚以此推演罗人的另一个特征时写道：“准确、快速的适应能力的前提是发达的智慧”。他谈到罗人的思维方式时指出：“适应条件的人必须有能力对环境予以清晰的思考，需要有特殊的思维组织的能力。因此并不依靠想象力、歪曲现实的伟大的神话或抽象、干枯、过分理性、过分逻辑，只通过概念和三段论形成的理解力。”

他还认为，罗人的智力既不充满过分的想象力，也不过分的抽象。拉利亚对罗人智力的评论以他不合常理的定义为基础。按照这个定义，智力不是灵感，而是对行为和事件的缓慢反应。拉利亚公开赞同那些强调节制感的思想家的意见。他认为这种罗人平衡的智力从他们的性格中完全消除了幼稚。他写道：“没人比罗人更幼稚。他一点也不单纯。”这是“他的头脑清晰、批判精神、知道好歹和现实感”的结果。他的“现实功能”最强。

著名罗马尼亚哲学家卢奇安•布拉加从文化哲学家的角度来描述罗马尼亚人的精神面貌。他在介绍他对文化理论发展的独创性思想后直接开始分析这个主题。他认为，文化的主要因素是风格。因此，他放弃了文化以内容为出发点的一百多个定义。风格是独创性的象征并是文化的表达方式。但在意识的范围，用语言与科学的表达就无法解释，因此必须在其它范围寻求。下意识就是这个占优势的范围。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心理医学研究的对象，产生精神病的下意识。也许实在有些下意识的产物在达到意识时被升华或审查。不过，下意识保存下来并转达的主要内容是一个文化或创造者的风格。

德国学派强调文化同地貌紧密相关，并认为它是意识里的一种形象。布拉加吸收并修改了这个思想。他接受地貌扮演某种角色，但并不相信这能产生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形象。他认为，地貌同文化的基本结构保持特殊的关系，确定其处在意识范围之外的风格。我们如果接受意识有某些结构作为认识的基础这个观念，为什么还要拒绝下意识有平行结构或一些作为文化基础的概念的存在？处在下意识，有结构的空间被称为空间地平线，与意识范围的空间感分别开来，是产生风格的渊源。布拉加用这些工具着手分析罗马尼亚的文化现实。

他认为，罗马尼亚文化独特的空间是罗语里所谓的“plai”，这个词指着一个盖满青草的山坡，一群一群的羊在山坡上游牧。他写道：“让我们将这个高高的、起伏的冈陵，带有某种命运之感特点的本源空间称作‘羔羊空间’。”另外他认为罗马尼亚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多伊娜歌曲，这是一种表达愿望、悲哀、反抗、恋爱等感情的民间配乐抒情诗或乐曲。‘羔羊空间’内心化的空间产生了欧洲最丰富的民间创作。

布拉加在1928年至1932年生活在瑞士，当时他将西方文化同罗马尼亚文化从风格上来比较。他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岩石山找到了一个用颤音形成歌曲的空间地平线。这就是德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特有的三维空间。布拉加写道：“浮士德式的西方文化，是个心灵躁动、渴望扩张、有多种景象的文化”。他认为这个景色对歌德和浮士德打下深刻的烙印，而这完全不同于俄罗斯无尽的草原以及印度无限空间产生的影响。布拉加在同西方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来解释罗马尼亚独特丰富的民间创作以及罗马尼亚人特殊的‘怀念之感’这个概念和多伊娜歌曲的独特性。由自己的渊源不断产生并补充的文化遗产明显的优势地位使得布拉加认为，他有义务对这个文化遗产做一个巧妙的理论解释。他写道：“一个风格的产生是深不可测，规模隐约可见的。查实一种风格是次要的，这只属于简单识别清晰主题的兴趣。”

在瑞士布拉加有机会读到著名瑞士精神分析家荣格的首批作品。在这些著作中荣格提到下意识补偿意识活动的想法，并认为下意识深刻的集体层次保存着祖先的经历。

这些思想对罗马尼亚现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布拉加写道：“盖满青草的山坡或者说由高原和山谷组成的有节奏的空间给罗马尼亚人特殊的走步方式，就是有节奏地上下行走。”

photo: http://www.napocanews.ro/2013/05/lucian-blaga-118-ani-de-la-nastere.html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思维方式》专题节目里介绍“卢奇安•布拉加-罗马尼亚文化的特点”的第二部分。

当布拉加谈到“命运”时，最接近于生存的问题，因为涉及到一个易变存在的可能性未来。他写道：“罗马尼亚民间精神特有的命运感同羔羊视野穿插，相互加强表现力、加深透视感。在同命运感的联合中，羔羊空间如同一股清香渗透在百姓生活的智慧里。”

他还写道：“这个在甜苦属相下流浪的灵魂，从未被强烈的宿命论所笼罩，也没有对自然和命运的力量表示强烈的信任，不把它们看成绝对的敌人。它一方面持有淡漠的宿命感，一方面也从未过度地信任什么。”“它感觉是受到永恒的、宇宙性的多伊娜歌曲节奏的鼓励，在一条路径上不断上上下下的起落。”

总而言之，布拉加从罗马尼亚人可能的性格特征中勾掉了宿命论和过度的信任，发现其居住空间确实是一个充满障碍和危险的命运，就以其生命的智慧经历这个命运。

接着，布拉加将注意力集中在宗教生活上，因为这是罗人的风俗、信仰和传统之间的粘合剂，所以与罗人的文化紧密相关。布拉加提到了宗教思想，并分析了宗教对实现一个民族统一所起的作用。

布拉加发现，在基督教中，主要的教派对一个基本考验所持的观点不同，就是针对先验世界和短暂、现实、感性的世界之间张力的关系。天主教在一个不可及的先验世界外，添加了一个相似于先验世界的焦点，教会赋予它中央集权式的权威。而新教对个人在信仰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上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东正教则自己创造了一个极点-就是有机境界。有机境界保证神圣和生命奇迹及天地之间的联系。

“天主教注重的是中央集权式的权威：国家、阶层、秩序、服从、为信仰而战等。新教注重的是自由的概念：独立、信服、决心、义务、忠诚等。东正教注重的则是与有机境界有关的概念：生命、大地、人性。”

从此在有关教会、国民、方言、文化、传教、宣教热忱、魔法和救赎等方面持不同的观点。对集体争取生存起重要作用的是对国民问题的概念。对东正教徒来说，国民 是一个独立于国家概念的有机共同体。天主教经常将国民和国家混为一谈。新教则认为，属于某一个国民是独立选择的行为，但选择之后应该顺服行使义务的模式。

这些思想的高潮是区别寻找先验的不同路径的风格基础：天主教徒寻求的方向自下而上；新教徒在原地不动，从内心里寻求先验世界；东正教徒则寻求自上而下带来的希望。对东正教徒来说最重要且明确的是拜占庭帝国的“先验世界从上降下”的学说。这现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大教堂。

圣索非亚大教堂体现了拜占庭教堂的风格，几乎所有建筑物受到拜占庭大规模风格的影响。从建筑的角度来讲，与哥特式大教堂构成明显的对比，如此强调与天主教的区别。布拉加写道：“哥特风格，以它抽象的形状、升华的物质、冲向天空的线条、尖耸的空间结构、垂直的狂热表明自下而上的属灵激情，使生命向先验而变化， 通过人的努力积极活跃的改变实现。”

布拉加认为，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风格也渗透于罗马尼亚文化。这个风格被认为充分体现出罗马尼亚人中庸、平静的性格。他们拒绝极端，以平静态度面对困难的习惯已在“羔羊空间”里的上下起伏中成形。

photo: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gia_Soph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ucian_Blaga

德勒盖杰斯库承认罗马尼亚人的色雷斯背景，于是他写道：“基本民族心理是色雷斯-斯基泰的”。罗马尼亚的祖先达契亚人是色雷斯人的一支。他们更是一个争战勇士而不是农耕者。在德勒盖杰斯库的笔下，他们的重要性格特征和生活方式是：意志坚强、勇敢残忍、相信灵魂不朽，但又心藏奸诈、口是心非。至于罗马人，这个具备庄稼汉勇士特性的民族，德勒盖杰斯库认为：“当然他们巩固了本地人好战的特性”。有了这种根源，他们的后裔罗马尼亚人到10世纪所存下来的精神状态并不令人意外。德勒盖杰斯库写道：“罗马尼亚人是凶猛残暴的牧羊人和庄稼汉混合的民族。他们意志坚强、容易冲动、变化无常，时而自我控制、时而任意放荡；他们不得不采取大胆、冒然、冷谈、自由和独立的态度。”我们从德勒盖杰斯库举出的这些性格特征中很难决定那些有益于生存。不过，聪明和坚忍还是最突出的特性。

达契亚-罗马人这个民族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形成并生存是件好事。他们在164年间作为罗马帝国的公民，有了稳定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这充分反应在他们建设的城市、职业学校、出产和贸易活动中。在罗马军队撤出后，达契亚-罗马人居住的地区陆续遭受了5个野蛮游牧民族的侵犯。在这种极为残酷的条件下，“达契亚居民的唯一出路就是逃跑、分散到卡尔巴阡山和巴尔干地区。”

被迫离开居住的城镇并放弃经济生活后，他们不得不利用留下的唯一并靠着得救的遗产：就是在拉丁语词汇和语法模式上正形成的罗马尼亚语。5世纪和6世纪的保加利亚和斯拉夫新的侵犯来了他们的影响，改变了罗马尼亚人的精神面貌，特别是斯拉夫人。在多瑙河南部地区，他们顺利完成保加利亚人的斯拉夫化。罗马尼亚人在建设自己的国家后，对该地区也产生影响，占据重要的政治职位，但他们的文化是外来的。德勒盖杰斯库写道：当时 “罗马尼亚人心灵是虚空、干枯的，就如一块被挤干的海绵”，在保加利亚人组织的斯拉夫民族中间，“这块海绵就如被浸入水碗“。他将吸收文化影响的现象及接受改变但同时保持自己文化认同的考验是同样的，这离布拉加 阐述的罗马尼亚人和睦共处及适应新条件的过程甚远。他还分析了匈牙利人的影响，并认为在心理方面罗马尼亚人像他们一样“感情易爆、充满精力”。

在建立公国时，开始了一个唯一符合德勒盖杰斯库对历史和社会期待的时期，因为当时创建了有稳定的机构，可作为历史主体的国家。他对 这个有限的独立时代的内部组织和有成果的经济生活予以赞誉。同时也承认教会和宗教习俗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个时代罗马尼亚人的作为反应了他们的优点。至于起消极的性格特征，他认为是在敌对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他们在同敌人的关系中勇敢、独立、凶暴、欺骗、虚伪的性格在这段时期保持不变，在与众多的敌人不断作战时甚至变得更突出。”

不过，德勒盖杰斯库对罗马尼亚人失去独立后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他认为，此后罗马尼亚人勇敢、坚强的性格在同土耳其人残酷的战争中，在苏丹的脚下被粉碎无遗。恐惧渗入罗马尼亚人心底而逐渐代替了勇敢。得出的结论是“罗马尼亚公国失去独立的直接结果是失去独立精神。”这造成贵族陷入腐败和堕落，政权不稳定。

德勒盖杰斯库没能从罗马尼亚人经历的历史困难对他们性格的影响中找到他们争取生存的有效战略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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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罗马尼亚人精神面貌的著作和传说中可以发现两个倾向。一个突出罗马尼亚人性格的优点，另一个突出他们的缺点。两个倾向都将他们的观点推向极端。前者在智力和史学上占优势，赞扬罗马尼亚人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不断争战得胜、热情好客、积极性和创造力等优点。这个立场不仅显露在政治言谈上，也被纳入教学材料中。不过，这种观点完全缺乏批评因素，会落入陈腔滥调，并鼓励人们采取自傲自大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描述罗马尼亚人的性格时可以说，他们勇敢大胆、勤奋劳动、热情好客。他们被认为正在履行历史使命：作为欧洲的盾牌，防止奥斯曼帝国的侵犯和扩展的野心及基督教的威胁。他们是光荣祖先罗马人和杰特-达契亚人的后裔。他们遭到了不幸的命运和敌对势力的进攻，但最终取得了胜利。

按照所谓“争取生存奇迹”的理论，所有争取生存的手段都限于武装冲突，而和平外交的战略却处在阴影中。

由于极端主义并不是罗马尼亚人的主要性格特征，他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保持平衡状态，而历史编纂学家充分描写了这个特色。同时，罗马尼亚人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通过最合适的武装与和平战略克服一切障碍多次获胜。因此感到骄傲是理所当然的。强国推动的，并由小国吸收过来的传教精神未能引起罗马尼亚人的兴趣，因此他们并不采取这种做法。

极端否定主义也未得到罗马尼亚公众舆论的赞同，尽管表现在某些流行的 表达方式，如“罗马尼亚人无能为力”、“罗马尼亚人不遵守法律”、“罗马尼亚人好吃懒做”等。人们在试图解释遭受失败的原因，或经历艰难、贫困及不安全期间时习惯引用这些表达方式。其实，各个民族中拥有的优缺点毫不例外地不超过该人口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以简化民族特色的一切企图就不得不遭到失败。

可惜的是，20世纪是以这种极端的否定主义开幕的。这就是杜米特鲁・德勒盖杰斯库的著作《罗马尼亚人民的心理》采取的态度。德勒盖杰斯库这部书的开头非常鼓舞人心。他对读者承诺说，将用客观的态度分析“个人意识的社会源头”。他力图与所有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寻求与人种、气候和地理配置相关为主要特色的潮流保持距离。

他承认，这些因素尽管对民族的心理起某种作用，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性格是一个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

他为了阐明这个思想举例说：我们对罗马尼亚人的评论不应该以优点和缺点为基础，因为他们的缺点会使我们感到失望：他们贪得无厌、自私自利、背信弃义、心藏奸诈。不过，如果分析他们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他们遵守纪律、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简明扼要、严谨精确。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才能结晶出因长期历史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明确的思维方式。接着他评论对罗马尼亚人精神面貌发展的前景做出消极评论：“没有历史或历史含糊不清、不持恒参与历史重要事件的民族无法建设一个明确、有规律、组织良好的社会，只能拼凑出一个混乱的、组织不好的社会。”罗马尼亚人在德勒盖杰斯库发表这部书时，还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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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思维方式》专题节目里介绍“米哈伊•爱明内斯库与罗马尼亚人民的思想”的第二部分。

爱明内斯库在西欧留学期间不断研究、翻译、读书、抄书，他不断做读书笔记和注释，给后代留下了亲手写的两万张手稿，给罗马尼亚人树立了优秀的榜样。他认为：“刻苦工作总会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它未来的发展。”

爱明内斯库对罗马尼亚人的精神做了很多评论。首先以记者的身份，他在文章中批评政治家的缺点和愚蠢行为后对他们作出劝告。这些批评和劝告的价值远远超出他当时生活的社会范围。他写道：“我们每逢打开历史的书卷时，便可以看出各国是因为煽动群众的政客或专政制度陷入衰退并消亡的。”

“煽动群众的政客摧毁文明，并造成世界陷入混乱。”

他的某些建议涉及到预防和解决危机的问题。我们目前，在面临新危机的背景下，可以以他表达的意见对现实局势加以思考。他写道：“我们大家应该发现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发现阻止我们恢复所失去的平衡的因素，并鼓起勇气，坚忍不拔地排除这些障碍。”

“赤字和欠款日益增长，直到罗马尼亚的金融成为一个大漏洞。”

危机的原因不应该在政治原则中寻找。

“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痛苦、管理机构的放荡、浪费公共资金、选举活动中的腐败行为，所有这一切实际上不能说与某一执政原则有关联。”

为了处理危机必须采取谨慎、明智的行动：“治理国家意味着将民众的繁荣昌盛看成委托给你的智慧与看守的事务。为了那些不能加以思考的人加以思考，打开人们的眼睛。”

“执政者的技巧就是他在某种情况下选择最容易忍受，保证未来五十年或一百年继续获得进步的才能。”

爱明内斯库特别在他的文章里，有时候也在他的诗歌中表达他对外国人产生的影响的愤怒。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这个人民的肩上添加了一个压力，就是由来自西方国家的骗子和妓女组成的社会压力，他们不能采取真心实意、爱国的行为方式。”众所周知，罗马尼亚人历来对外国人热情好客，同他们和睦共处。蒂米特列耶• 康德米尔写道：“我并不认为有另一个像摩尔多瓦这样大的，可以遇到这么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摩尔多瓦人之外，在摩尔多瓦还有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兰人、哈萨克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

爱明内斯库对那些在当地居民的肩上发财的外国人感到厌烦。此外，他还对那些有害于罗马尼亚文化的潮流持保留态度，并批评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在当时罗马尼亚人的意识形态中，奥斯曼帝国派遣驻罗马尼亚公国的出身于君士坦丁堡法纳尔区希腊富有阶层的大臣，被认为是抢掠公共财富的象征。投向权利是强加于我国的又一个不公正条件，这就是土耳其人对其它国家实行的政策，这指的是领事裁判权，一个有害于罗马尼亚公国的主权。根据这个权利，受到其它强国保护的人可以逃避他们居住国的法律，在外国领事的保护下避难。

在诗歌中，爱明内斯库并没有忘记描写罗马尼亚人的面貌，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提出各种劝告。他的一首流行风格的著名诗歌“Glossa”并不突出那些使罗马尼亚人引以为傲优点，如：勇敢大胆和骄傲，而是劝告他们从数百年历史的经历中得到教训，变得更明智，将世界看成是一个剧院舞台。这是爱明内斯库从古代作家继承下来的观念，用来形容自己民族的历史。他劝罗马尼亚人不要被表面现象引诱，也不要因变化无常的事态和幻想而感到迷惑，而应学习控制自 己；不要因愤怒而感到失望，也不要为一些不可实现的理想激情高昂：

数千年来

世界时悲时喜，

不同的面具，同一话剧，

不同的声音，同一音阶，

　 　多次失望的你，

不要抱有希望，也不要惧怕。

他还劝人不要被引诱登上舞台，最好只作观众，让别人表演，从偏远的角落静静地方观察一切，破解隐藏的含义，明白演员面具后真是的面目，从中得到教训。生活从过去流向未来，你如果知道学习什么就会理解其深刻的含义。我们的目光应该往后观察过去，往前审视未来，明白我们生活的遭遇。他认为，这样做我们最终会得出的结论是“凡事都是虚空”。爱明内斯库主张总应保持谨慎的态度，证明有判断的能力。 不应参与会遭到失败的竞争，也不要被稍纵即逝的优势所迷惑。他还劝大家总是应保持尊严和纯真，避免冲突，并不要回应侮辱。爱明内斯库的这首颇有教义的诗歌可以帮助人在社会里遇到新情况和困难时采取最适当的态度。同时，也找出保证争取生存的军事和外交战略有效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