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汉学在罗马尼亚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与帮助西方公众对道家和道教经典正确理解密切相关的主题：翻译道家经典的方法。

鉴于现代翻译学的理论注重原文和译文的文化环境及翻译目的，所以现代译者选择的翻译方法势必考虑翻译的目的。谈到道家经典时，著名法国汉学家米凯尔·拉法格（Michel LaFargue）认为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是提取对现代读者有意义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所用方法是释经翻译或灵感翻译；第二是理解原文对原始读者的意义，相应的翻译方法是历史翻译。其实，这两个翻译方法只不过是文字和意义对峙的新释译而已。谈到《老子》，拉法格表示，西方翻译师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释经翻译。这显然是因《老子》就是一部经典，而且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译者由于原文极为奥秘的表达方式及可采取的诸多解读方式，几乎无法确定其原始的意义，也无法直译。《列子》与《老子》相比就相当边缘化了，译文的数量也比《老子》少，风格相距很远。《列子》词书的风格是叙述性，而且也不那么奥秘，因此译者更多倾向于直译。从此而言《庄子》应排在两者中间。

拉法格所提出的重要一点是，经典翻译有时符合译者自己的世界观。无论是指受海德格尔影响的译者，像分析哲学家陈汉生（Chad Hansen）、禅宗信徒斯蒂芬·米歇尔（Stephen Mitchell）或是神秘主义者，均倾向于照己意和信仰解读文本，结果著作很容易被融入自己代表的潮流中。其实，如果细心探讨西方人如何接受道家思想的话，就会发现西方人思维方式对译文有巨大影响。道家经典的翻译方法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西方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对道家和道教的态度，以及他们从此出发形成的不断演变的观念所铸成的。这也就是现代译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旨在将译文重新与文本的本义连接起来的历史翻译和直译的原因。

拉法格认为，一旦承认自己的限制并意识到所针对的目标，两种译法都有本身的价值。一方面，一个释经翻译不能显耀自己能揭示原文的原始意义，另一方面，历史翻译不一定能吸引现代读者的兴趣。但这两个方法可以结合起来，既考虑历史、社会、文化和语言环境，又不忽视对现代人类的意义。这符合德国二十世纪初著名文人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理念。他认为，不同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可以对重建文本意义的同一性做出贡献。不过，我们即使确认不同表达方式有共同根基，并不意味着翻译过程中可以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正相反，必须在翻译和非翻译之间划出更加明确的界限。任何翻译形式都必须考虑其真实意义及其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而这就与历史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在翻译《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经典时，罗汉学家使用的方法是直译，但却没有达到像鲁迅先生那样把直译推到极端的地步，是一种较温和的直译，不是“硬译”或“死译”。其目的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达到真正的对话和平衡。

罗文《老子》译本共有九部。其中只有五部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的。首次翻译是于1932年，大概在一部法文译本的基础上做成的，也许是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版本，译者没有透露姓名。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从汉语直接翻译版本，是由罗人与中国人合作实现的，将经典视为通过神秘知识摆脱肉体痛苦，获得精神修养的具体工具。这部将道家、禅宗和瑜伽混为一谈的译本可以被纳入新纪元运动之中。译者们尽管自己认为对文本理解很深，尽量直译，最后结果未能作出隐喻跳跃。首批将语言文学技能、哲理探索与历史解读结合起来的译本是迪努·卢卡（Dinu Luca）和本台记者谢芦宾（Serban Toader）分别于1993年和1999年做成的。卢卡的译本添加了《庄子》一些相关的片断，谢芦宾则添加了河上公的一些解释。最新一部译文作者也是本台编辑部的同事苏燕。

至于《庄子》和《列子》两书，就像英文、法文、德文等西文一样，译本的数量远远赶不上《老子》，各有一本，分别于2009年和2000年出版。《列子》是由魏山与我本人翻译，《庄子》是由白罗米与塔迪亚娜·塞加尔翻译。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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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8日：罗马尼亚首批汉学教师贝尔纳德·维克瑟勒（Bernard Wechsler）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此前的《汉学在罗马尼亚》专题节目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了魏山教授在借布加勒斯特大学东方学系中文部成立60周年之际，接受罗马尼亚文学家协会采访时对首位罗马尼亚中文教师和汉学家托尼·拉蒂安（Toni Radian）的介绍。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中文教学初步阶段的另一位教师贝尔纳德·维克斯勒。

托尼·拉蒂安和贝尔纳德·维克斯勒都是上世纪的汉学家。年轻一代汉学家未曾有机会认识这两位极为杰出的汉学家。但他们的形象在老一代汉学家的脑海里仍然记忆犹新。塔迪亚娜·塞加尔（Tatiana Segal）和迪努·卢卡（Dinu Luca）都曾是他们的学生，在接受罗马尼亚作协的采访时，他们充满怀旧之情，简明而生动地叙述了对贝纳德·维克斯勒的回忆。

塞加尔女士认为，维克斯勒如拉蒂安一样是她大学毕业后，继续深刻影响她的生活的教师之一。她读大学时，维克瑟勒教师向他们班的学生讲授的唯一课程是古代汉语。塞加尔女士回顾道：“我认识他时，他头发已开始变白。他蓝蓝的眼睛、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长长的手指，简直就像一个从圣像里走出来的天使。在讲中国经典诗人的诗歌时，他脸上闪闪发光。他像托尼·拉蒂安一样对自己要求很高，对我们却不那么严格。他的课生动有趣，每次下课时我们都感到时间过得太快而遗憾。我们的老师中，他显得比较疏远，使得我认为他并不太关注学生的发展。后来竟发现这个印象完全是错误的。他曾是我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我当时对现代语言理论感兴趣，想从这个角度着手分析汉语。维克斯勒老师教给我什么是严谨的科学态度。读完我的论文之后，他对我说，他的感觉象是在读一部侦探小说。文字顺畅，但科学性不强。我很高兴老师喜欢我写的文章，我按照他的要求重写了一遍，将其变成一份学术论文。”

学生喜欢给老师起绰号，中文部的学生也不例外。迪努·卢卡说，学生都把贝纳尔德·维克斯勒教师叫做“班”（Ben）。由于个人问题，迪努·卢卡比其他学生晚了一个月入学。1987年秋天，在上学的第一天，“班”老师在汉语课中向学生解释生词。迪努·卢卡那可算是第一次接触汉语，当然会对声调、汉字、拼音感到莫名其妙，觉得汉语一定很难学。下课后，班老师却不让迪努回家。好心的老师为了让新学生赶上其他同学的进度，就主动给他补课，帮助他学习拼音，纠正他的声调，然后概括地介绍了到那时讲的语法问题。接着让中国老师辅导他，帮助他赶上同学们。班老师当年向学生讲授多门课程，包括汉语语法、中国文明史和古代汉语。学生都很想学习古代汉语，这是因为班老师使他们爱上孔子。迪努·卢卡回顾道：“班老师给我们讲的《论语》与我们周围的世界完全两样，孔子所讲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实在迷住了我们，其巨大的吸引力所在是使道德问题甚至对我们这些还很年轻的人来说都显得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因此，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些汉字，给我们解释后，我们一直不断地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班老师连续几周的时间给我们讲述孔子及其弟子的话语。”

下课以后，迪努·卢卡和他的一位同学有时候会送老师回家。路上向他提出许多与讲课内容或当代中国有关的问题，他从不会显露出不高兴的样子。他大概像学生一样喜欢这些“逍遥”谈论学问的机会。有时还谈共产党制度问题，班老师不免公开表达他的思想。学生因此非常敬爱他。

但除了教学生有关中国的知识之外，班老师很清楚的知道，除非到中国留学，否则就无法真正学好汉语。迪努·卢卡还记得老师鼓励他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地争取去中国留学。迪努·卢卡说：“当时去中国留学费用很高，而且不一定能办好护照，必须承担部分路费，唯一有把握获得住宿的地方是北京。问题显得数不胜数，而且完全难以解决。我感到犹豫了，父母亲则完全不同意我去中国。班老师三竿五次地试图说服他们，结果他们终于被他的主张迷住了。我当年有过不同寻常的经历，当然是充分得到他和他朋友的支持。”

迪努·卢卡从中国回国时，班老师已经不在大学讲课了，他准备离开家园迁移国外寻求更好的生活。这样布大中文系就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教师。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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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以往的《汉学在罗马尼亚》专题节目中我们向大家阐述了最初耶稣教的传教士翻译中国哲学基本概念“道时遇到的问题及后来的西方汉学家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初期阶段他们用“类比的方法选择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基本概念，为翻译“道这个概念，他们曾使用希腊-罗马文明使用的“逻各斯（logos）和“理性（ratio）这两个基本概念。后来发现都不适合中国的哲学精神，逐渐放弃了类比方法。这样就实现了现代翻译研究“消除类比的理想。不过，除了首批传教士用西方哲学或宗教的一些关键概念翻译中国哲学概念的这种较强的类比，还有另一种较温和的比拟配合，用译者母语中一些不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概念来翻译中国哲学的概念，从而通过扩大自己母语的表达能力创造一种新的哲学语言。这并不等于直接翻译具体的表层意义，把“道译成“方法或“道路，而同时试图把抽象的深层意义“原理、“世理、“道理等意思翻译出来。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罗汉学家为翻译“道所使用的这种温和的类比。罗文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没有一个像英文、德文、法文这样强的哲学与文化传统，因此拥有许多非常形象而意义深刻的词语，可以用来形成一个新的哲学语言。翻译“道时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概念，就是“rost。这是罗马尼亚语一个具有多种具体和抽象含义的词，因而可以用非常形象的说法来表达深刻的哲学思想。罗马尼亚著名哲学家康斯坦丁·诺伊卡（Constantin Noica）在他有关罗文独特的哲学表达能力的一书中，充分阐明了这个概念的词源和哲学表达能力。他从“rost这个名词及其具体含义出发，分析其用法，逐渐争取抽象含义并形成一个新动词的极为复杂的演变过程。诺伊卡说明，这个词的意义大概在十六、十七世纪就莫名其妙地从具体转向抽象，开始表达最高的哲学思辨，发展成一个与希腊的“逻各斯接近的概念。鉴于传教士曾把“道与“逻各斯相比，这里出现的问题就是“rost和“逻各斯这两个概念的相同之处在什么程度上与“逻各斯和“道共同之处相同，“rost与“逻各斯的不同之处在什么程度上与“道相同，“rost是否与“道更接近？

“Rost这个词，来自拉丁语，其原始意义是“动物的口鼻部、“鸟嘴、“嘴。从“嘴的原义发展成“语言、“演说这些抽象的意义。这两个意义与“道作为动词使用的含义相同。“rost这个词另一个稍具体的含义是“脸、“面孔、“面容，这使我们想起组成“道这个字中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一是“首，这指的是“头部，不过与“rost不同的是“首字的象征性成分是“目、“眼，而“rost的象征性意思却是“口。因此“道突出图像的共时性、形象的表达能力而并非是声音的线性次序的表达。从“rost这个词的原始意思中逐渐发展出的另一个意思是“间隙、“空隙，指织布机上的经线空隙及织布和织布活动。“空隙这个意义层面的一个独特含义是诺伊卡所说的“一种有牙齿的嘴，指一个用来切开东西的工具上的刃部，如锯条上的锯齿。这种“空隙与道家的“空相近，使我们想起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第三个含义更加抽象，就是“秩序。

诺伊卡认为，从具体到抽象，从物质到思辨的这一跳跃大概是从“空隙，而不是从“嘴这个意义发展出来的。他认为，尽管希腊的“逻各斯证明我们可以从语言直接过渡到理性和理性秩序，但罗语的词义并不是如此发展出来的。世界的秩序，在诺伊卡看来，在罗语里被解释为织物的结构。这也非常接近于中国哲学的逻辑，使我们想起织布梭反复通过经线时的反转的动作和经线之间的空隙，与道家的“反者道之动，“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相近。诺伊卡谈到“秩序或“道理时阐明，这有不同程度的抽象意义。这些多重含义与“道作为万物的道理，即“物理、人的道理，即“人道和社会伦理关系，即“世道相近。一旦获得“道理、“宗旨、“目的、“理性、“理由等意义时，“rost这个词达到了最高的抽象级别。与“rost不同的是，“道不包含“理性和“目标的强的一面，因为“道字结构里“首部虽然表示或象征人走向一个“目的，但它指导人的方法则是自然无为。除名词形式之外，“rost这个词也可以是动词，意思是“发言、“说话，同时指向“整理、“安排、“找到自己在社会里的位置的意思，这更接近于儒家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我们以上叙述的关于“rost的故事与“道和道家思想有很多相同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将世界的结构与“织布机相比，其中“空隙和“运转是关键的含义。这个词与希腊的“逻各斯不是同一个哲学术语，因此可以用来形成一个新且形象地哲学术语。因此罗汉学家在将“道德经翻译成罗文时，将第一章的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中的三个“道都翻译成“rost和其动词形式“a rosti。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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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人类翻译历史初步阶段一个长期且广泛使用的方法是类比，即从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找到与外文概念最接近的概念。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长期的翻译过程是早在汉代开始的对佛经的翻译。当时，首批从安息国和月支国来到中国传佛教的译师安世高和支婁迦讖（Lokaksema）也未免去使用人类在遇到一个陌生文化及宗教而试图理解它时使用的最基本方法：与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相比较。佛经译师在初步阶段试图用道家概念解释佛教概念，在当时这叫做“格义”。公元七世纪景教传教士，就是首批抵达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也同样试图使用佛家和道家概念开辟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道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耶稣教传教士试图与佛教和道教保持距离，取消了所有这些概念，但这并非是因为失去了对比拟配合的信任，而是因为他们将佛教和道教视为偶像崇拜和迷信，所以对其采取蔑视态度。与此相反，他们对儒家道德的尊重使他们相信，为了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势必用儒家概念解释基督教的教义。

耶稣教传教士是将中国经典翻译成欧洲语言的首批翻译师。向中国人传教基督教使用了儒家概念，将中国经典介绍给西方人则使用基督教和西方哲学的概念。

在耶稣教传教士的首批拉丁文翻译中“道”中国哲学这个富有特色的概念与基督教相比拟，理解为上帝的智慧或理性（divine reason）。首批本国语言翻译，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法国汉学家雷暮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的法文翻译和英国传教士湛約翰（John Chalmers）的英文翻译沿袭了耶稣教传教士的诠释方法。雷暮沙说明他为何选择“理性”（reason）这个词的理由时解释说，希腊语“逻各斯”（logos）这个概念包括最高存在者、理性和语言的三重含义。在钻研经典的传统注释之后，雷暮沙的弟子犹太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得出的结论是：与上帝理性的比喻是错误的并且不符合“道”这个概念在中国人思想里的真实含义，进而解释说“道是无为的，没有思想，没有理性判断”。于是，儒莲成为第一位希望将道家经典按照中国人的理解方式介绍给西方的人，从而为翻译“道”这个概念使用音译的方法（Dao）。十九世纪末的翻译家继续使用音译，不过许多十九世纪初和二十世纪初的翻译忽略儒莲的警告继续使用比拟配合。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翻译家逐渐放弃了类比方法，这就符合了现代翻译研究“消除类比”的理想。尽管如此，他们依然继续将道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相比拟，在语言上这不再是直接能看出来，但底下影响到他们诠释文本的方式。在放弃类比的方法之后，许多翻译家，除了音译之外，选择将“道”直接翻译成“方法”和“道路”（Way）。他们将“道”解释为一种以道德和修养为核心的生活方式。二十世纪中叶，将道家视为解决西方当前问题的一种解毒剂对《道德经》的解读逐渐代替了吸收式翻译。这一时期，除了直接翻译还出现了一系列灵感翻译。八十年代初才呈现了按照原初语境理解道家的经典，而不予以随意操作用来满足个人目标的明显发展趋势。

用类比的方法翻译“道”这个概念最频繁使用的概念是“逻各斯”和“理性”（ratio）。“道”与希腊语“逻各斯”和拉丁语“理性”的相同之处是两者都含有“宇宙造化原则”和“治理原则”的意义，而同时含有“语言”的意思。不过，“道”与“逻各斯”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所在是“道”指“无为”，“无名”，“无形”玄妙虚无的原理，这就与希腊的“逻各斯”和基督教创世的言语截然不同。另外，有理性，除了其主要意义外还含有“节制”，“缓和”或“衡量”的意义，但这种“缓和”与“节制”并不是道家“冲气以为和”的对立统一，而是通过设置明确的限制而实现的正义。这种理性成了以因果关系、无矛盾律等原则为基础的西方逻辑的基本概念。这都是“理性”这个概念不太适于翻译“道”的理由。因此西方汉学家也就放弃了这个肤浅的比喻。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在未来节目中，我们将向您解释罗马尼亚语，是否有一个比“逻各斯”和“理性”更接近于“道”的概念。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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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介绍 NEXT（“未来）出版社。按照该出版社的自我介绍，它“继承了来自遥远的国家的语言和传说，或是古代的，或是现代的。它们使得本地文化更丰富，和当地文化混合成一，有时候也继续漫游到别的文化境界。

NEXT 出版社是唯一的给讲汉语、阿拉伯语或土耳其语的人提供服务的罗马尼亚出版社，或是对这些语言感兴趣的人提供所需资料。对来自国外的读者十分方便，归功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其目标是双重的：一个是复苏几百年来罗马尼亚和东方之间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认识的交流。同时，要帮助目前侨居罗马尼亚的中国人了解罗马尼亚语言、历史、文化。另外，该出版社还提供一系列教学和语言工具，包括印刷品、录音以及互联网版本。对学习语言的人来说，这些工具是不可缺少的。

NEXT出版社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支持，并希望能够反映出他们个

人的文化经验。出版社得到了各种专业的伙伴的支持，他们的经验涉及到语言和文化领域。

NEXT出版社的双语故事实际上是有关日常生活的小小说，如：儿童的日常世界、动植物的美妙境界、可以说话的玩具、带着背包的小公主等等。

其中一本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或叫做“蝴蝶情人的传说，是中国文化里的经典传说之一。 这是与命运和社会约束战斗的一对恋人的悲剧，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这篇故事的主角激励了后人创造歌剧作品或钢琴乐曲，甚至给梁山伯与祝英台修建了纪念庙宇。本出版社是专门给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儿童出版了这部插图的双语版本。

还有“神笔马良：这是大家最喜爱的中国童话故事之一，其主角是个贫穷的、失去了父母亲的男童，但这个孤儿赋有一个英雄必有的素质：正义、勇气、智慧、美德以及对人的爱。此外，马良也具有绘画的天赋。马良拿着他的神笔把现实转换，为的是帮助他周围的穷人。罗马尼亚年轻的读者透过这篇经典童话故事能够发现可以打败贪心、无情的良心、慷慨这种气质。

NEXT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系列之一是PRAXIS系列，它给对汉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感兴趣的罗马尼亚人提供会话手册、词典、课本以及实用课程。出版社还提供作为应用程序的词典，这在罗马尼亚市场上真是个新鲜的事情。

NEXT出版社还正在准备出版一本叫做“中国文字的书，是由罗马尼亚汉学家白罗米（Luminiţa Bălan）撰写的。中国文字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文字之一：它与 3500年前一样活跃，而这是带着插图的一本中国文字历史书。本书的内容十分多样化：从最为壮观的书法作品的历史和传说，到当代有关对中国文字的保存、改革、简体化的辩论。不仅对中国文化爱好者，而且对非专业的读者而言，本书充满着吸引力。

信息、图片来源：www.nextpublishing.ro

2016年11月，适逢布加勒斯特大学东方学系中文部庆祝成立60周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两场对罗汉学界有深刻意义的活动：由布加勒斯特大学东方学系中文部和布大孔子学院联合举办了第三届汉学国际学术会议及庆祝中文部建立60周年和孔子学院成立3 周年的活动。这次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了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应邀参展的还有五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曹文轩、余华、徐则臣、西川和蓝蓝。他们11月18日在题为“重塑传统”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布大师生举行座谈会。这样面对面同5位中国作家直接交流，这不仅对罗汉学界，而且对参加学术会议的中方伙伴大学的代表而言也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向大家介绍此次座谈会上讨论的一部分内容。

本届座谈会由孔子学院罗方院长兼布加勒斯特大学东方学系中文部罗米教授主持。罗米教授首先向大家概括地介绍了五名中国作家的作品。由于学生们过分害羞不敢说话，也不敢向中国作家提出自己的一些问题，木古列教师希望能够让学生们鼓起勇气，就替他们向中国作家提出了上课时他们经常提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到文学对人生的作用和意义。木古列教师问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学？文学对我们有什么用？您认为可以没有文学吗？文学是否是人生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没有文学可以活得下去吗？”。他接着补充说，他不知道如何向学生解释文学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请中国作家来谈谈文学对人生的重要性。罗米教授请曹文轩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作品针对儿童，这样他还可以谈谈文学是否已从童年时代就对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

曹文轩先生认为，人类肯定需要文学，他说：“如果没有文学，有今天的中国吗？有今天的罗马尼亚吗？大概是没有，如果没有文学绝对没有人类精神。有一些学科，有一些知识可能会不一定有它才是完善的人，完美的人，完整的人，但人肯定需要文学。文学有三个重要因素为人类提供修养人性的基础，这就是：道义、审美和情感。”

余华先生从不同的观点着手解释文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没有文学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文学对人生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虚构的作用。余华先生用非常幽默的方式向学生解释虚构的作用，用师生关系打了个比喻，他说：“比如说你们对木古列老师很有意见，但不敢骂他，那怎么办呢？你们就写一篇小说，虚构一个和他相像的老师来骂他。”他接着还补充说：“任何一个人有很多情感，很多欲望是不能表达出来的，因为现实是有限的，那怎么办呢？可以在虚构的世界里表达自己在现实世界里不能表达的感情和思想。”余华先生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文学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作用，就是可以让它代替你表达你的意见。

座谈会上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一个成年人如何能写出儿童文学，如何能理解儿童的心理。木古列教师就这一点向曹文轩提出了许多问题。他说：“您是成年人，您写儿童文学，您怎么知道儿童喜欢什么？您怎么选择您写的内容？”曹文轩先生回答说：“我认为，文学与对象无关，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我的对象具体是谁，心里大致有一个想法，但是我写的过程中只想一件事，我写的是一部文学作品，它必须拥有文学性，艺术性。”为了证明文学与对象无关，曹文轩以自己的具体写作状况举例子，比如：他的一部小说发行量一千万册，但其中至少有三百万册是成年人买的。他还说：“所有的人都无法走出童年，所以我认为，一个成年人为儿童写小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写的是我小时候的事情，与现在青少年小时候的事情差别很大，我曾去一个学校，有一个小孩儿问我：‘你为什么不写我们今天的生活？’我立即反问说，我为什么要写你们今天的生活呢？我的生活不是生活吗？我的生活就不值钱吗？我的生活是非常值钱的。我们在生活、价值、纪念上是平等的。你要把你的作品写好，绝对不要去了解今天孩子的想法，不能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基本的人心从根本上没有变化。所以我认为一个作家不应该关心变化的东西，而应该关心不变化的东西。”

保拉·帕斯卡鲁教师的专业是现代汉语诗歌。她对蓝蓝和西川分别提出了两个问题。她说：“中国诗人的友谊关系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八十年代您周围肯定有很多的诗人，有的可能是朋友，有的可能是竞争对手。诗人之间的关系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对诗歌的发展作出什么样的贡献。第二个问题是女性诗歌有什么特点，跟其它的诗歌比较有什么区别？”

蓝蓝女士认为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区别有两个，首先是女性比男性更敏感，特别喜欢谈与家庭和孩子相关的问题，其次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她说：“女性诗歌的问题经常被人问道。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有一些象大自然的主题或者情感，它属于人类共同的一些经验，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一定要有性别上这个限制，就是男人写，女人写都是一样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女性与男性还是有些不同，我觉得女性比男人更敏感，然后是她对家庭，对爱，对孩子可能跟男人的这种方式还是有点不一样。我们这个代表团在这一路上，我与给我们的带队的姑娘，她现在也是妈妈，经常要聊孩子。还有女性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也是一个因素，肯定受各方面的影响，传统的社会性别的影响，女性会对一些伤害他们自尊的东西格外敏感，我想这是和男性有一点点不同。”

西川先生谈到八十年代的诗人之间的关系时说：“诗人的友谊，从文革以后开始，新一代的诗人有自己的期待，因为一开始他们都不是一些很有名的诗人，所以一个没有名的诗人需要另外一个人的温暖和支持。所以八十年代的诗人聚集在一起要干点事，办本小杂志，八十年出现了很多非官方的杂志。其中最有名的是《今天》，后来《今天》又影响着其它的杂志，所以变成了各个地方都有好多的杂志。这个小团体使得诗人们互相间有一个支撑，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小杂志和另一个小杂志也会产生矛盾，会有一些争论。然后这个争论、争吵从小杂志再蔓延到网络上。”

以上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只不过是罗汉学界的代表借中国作家代表团来罗访问之际，向他们提出的问题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还讨论了许多有意思的题目。讨论是在非常轻松的气氛中展开的，师生纷纷对中国作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帮助罗中两国文化界的代表进一步加深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关系。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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