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罗马尼亚 现代化的思想1770年后从贵胄写给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回忆录中出现，而在1822年开始落到实处。当年奥斯曼帝国在图多耳·弗拉蒂米雷斯库（Tudor Vladimirescu）1821年领导起义后，以当地贵胄推举的大公替代了出身于君士坦丁堡法纳尔（Fanar）地区希腊富豪大公。这是在现代化上取得的第一个成就。

自十九世纪到1895年，摩尔多瓦公国（Moldova）和蒙特尼亚公国（Muntenia）实现统一构成罗马尼亚国家后，两代罗马尼亚人开始致力于现代化国家。1820年代的人为革命敞开了大门，1840年代的人则发动了1848年的革命。1820年代的人成长时学习的是东方文化，就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典范，但通过信息情报人和旅游者从西方又吸取了革命的思想。1840年代出生的地主贵胄的儿女曾在国外，主要是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留学，直接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返回家园时，这些在国外留学的年轻人构想了一项根本改革罗马尼亚公国的计划。

研究罗马尼亚十九世纪历史的历史学家从上述两代的区别上对当时的深刻变化进行了思考，发现老一代人和青年一代人之间的裂痕。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历史学家阿林·丘巴勒（Alin Ciupala）是研究当时历史事件的研究员之一。他认为，在图多耳·弗拉蒂米雷斯库1821年领导的革命和法纳利奥特大公被赶下政治舞台后，在罗马尼亚领土上开始萌发政治社会的观念 。他说：“1822年本地大公重新登上舞台后，罗马尼亚的地主富贵分成几个派别。一个亲俄罗斯及对罗马尼亚公国和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另有一个忠诚于奥斯曼帝国宗主国权力及在本地区的利益。除此之外，特别是在1840年后出现了一个由从西方留学回归的年轻贵胄组成的派别。他们发展了与1848年革命、罗马尼亚公国统一和社会的现代化相关思想和计划。”

罗马尼亚政治社会的出现是两代人为言论自由和取消查封而战的成果。同时也在参与政治生活的人员之间造成了分歧，因为是按照属于哪一代人的标准分别开来的。性别也是一个产生区别的表征，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受改革变化。“我们在1848年 可以谈到 这两种裂痕。一方面是夫妇之间的裂痕，男人会保持东方文化的模式，妇女则表现得更加勇敢，更早、更坚定地迈上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裂痕。从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留学回归的新一代人带来了新思想，和希望改变现实的愿望。”

一个看起来不重要的，但对划分代沟之间的价值观重要的 方面是: 时尚、服装、鞋类、装饰品、沙龙作戏以及音乐和文学的品味，这些对罗人思维方式的变化极为关键。图像来源明显表明年轻一代与老一代之间的分裂。从当时地主与他们妻子的画儿中可以发现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丈夫身上穿的东方式服装，妻子则穿着赶巴黎时髦的服装。阿林·丘巴勒就此用布加勒斯特一个公共大楼举例。他说：“在布加勒斯特有一座很漂亮建筑文物，这就是北站附近格雷斯库（Golescu）家族的纪念馆。迪尼库·格雷斯库（Dinicu Golescu）是身穿法纳利奥特大公十八世纪带来的东方式服装的富豪贵胄，他被他四个儿子的半身像环绕，儿子们都穿着当时西方德国时髦的服装。这座文物充分显示出当时社会的裂痕，这就是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社会十九世纪上半叶变化的图像。”

现代罗马尼亚是从160多年之前开始建设的。两代人尽管在很多方面有差异和不同，但他们努力设法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实现罗马尼亚社会的现代化。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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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部队是以盟友身份进入罗马尼亚国境的，这联盟在1916年8月16日罗马尼亚与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共同参战时就已签定。不过，俄罗斯起初并没有立即支援战斗，等后来开始支援时既软弱不足又令人难以置信。结果，罗马尼亚军队的败退导致1916年秋季我国政要撤往摩尔多瓦北部地区避难。直到1917年初，俄罗斯才为我国提供了可观的军事支援，但也让100万俄军进入我国境内。在法国直接参战的保障下，罗马尼亚与俄罗斯有了满意的联盟合作，使得同盟国军队无法在1917年穿越防线。

不过，1917年底的战场情况没能像年初那么充满希望。俄国两次革命彻底粉碎了俄军的士气，而这士气的摧毁不仅危害到喀尔巴阡山前线的战场，而且也威胁到原有社会秩序。自从1917年11月列宁及其同党获胜，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后， 罗马尼亚局势就陷入混乱。俄罗斯部队从盟友变成了敌人，而且罗马尼亚还发现这个从过去盟友变成的当今敌人，其危险性至少跟敌对的德国一样时，禁不住大吃一惊。罗马尼亚军队竭尽全力解除了俄罗斯部队的叛乱来使局势恢复稳定。

塞尔班·帕维尔斯库（Serban Pavelescu）是来自“政治研究、国防和军事历史学院的一位历史学家，在他所编辑的《敌人盟友》这本书里记载了两位俄罗斯将军，尼古拉·蒙克维兹（Nikolai A. Monkevitz）和亚历山大·维诺格拉德斯基（Aleksandr N. Vinogradski），所撰写的回忆录。 他们在1917-1918间身处罗马尼亚前线，从他们的回忆录中我们才知道罗马尼亚必须面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后果。塞尔班·帕维尔斯库说： “这些俄罗斯军队大部分都部署于战场后方，大量俄军集中在雅西市的尼科里纳（Nicolina）丘陵地带。

1917年10月之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引起的布尔什维克煽动，直接威胁到罗马尼亚政情和行政结构。 于是从此局势迈向1917 -1918年冬季的军事冲突就只有一步之隔，罗马尼亚军队不得不进行干预，将从前的盟军从罗马尼亚领土上驱出。这就导致1918年罗俄两军间真正的战斗，而且罗军还试图阻止俄军在撤离时顺手搬运装备、武器和弹药。由于俄军散驻战区后端，纪律与组织都松弛缺乏，布尔什维克煽动使得那些俄罗斯部队转变成一伙劫匪，将所经之地洗劫一空。”

俄罗斯军队显露出极端凶恶的暴力，尤其是在巴萨拉比雅（Basarabia）或当今的摩尔多瓦共和国的领土上。塞尔班·帕维尔斯库说： “这些被罗马尼亚军队击败并驱除的部队在越过普鲁特河（Prut）时也在该地放手进行恐怖活动。在普鲁特和德涅斯特之间，罗马尼亚人的生命和财产失丧，更不用提当地罗马尼亚民选机构的决策都被布尔什维克的霸权野心置于不顾。而1918年3月罗马尼亚军队对巴萨拉比雅的干预无非是要恢复当地秩序与和平的行动。”

这两位俄罗斯将军的回忆录中详细描述出人们对战争现实的看法以及目睹局势的迅速变化。 然而，尽管此战重创了俄罗斯人，塞尔班·帕维尔斯库指出，罗马尼亚军队的干预也对他们许多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他们中间大部分人能够改变看法，放弃革命式的激进主义。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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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21至23日的暴力事件，在罗马尼亚历史上通称为“军团叛变”。这指的是战间期，罗马尼亚的法西斯党——“铁卫军团”与国家军队和希特勒（Hitler）支持的杨·安托内斯库将军（Generalul Ion Antonescu）之间，为彻底获取政权而引发的战斗。叛变一词是指铁卫军团对主要政府机构、军队和宪兵发动的攻击，其中有不少犹太人。于是在这几天里，布加勒斯特和我国数个城镇深陷混乱与暴力之中。

罗马尼亚广播公司的口述历史中心，在1999年采访历史学家埃利萨·堪布斯时，她回顾了怎么度过那些日子。对她来说，幸运的是她遇见了些没有盲从军团的人。她说：“在军团叛变期间我住在今日叫作贝拉·布莱讷（Bela Breiner）这条街上，房东是个名叫尼库列斯库（Niculescu）的军团份子。可是他对我有好感。那里前面有一套房子，后面有个小房子。我问他：‘先生，我听说这里会有搜查，您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我会告诉他们，这个房子里只有基督教徒居住’。如此而已。那个人的确很好，是个正派人。可是军团份子犯下极其恶劣的罪行，他们毫无顾忌地闯入别人家中绑架或杀人。”

康斯坦丁·马德伊（Constantin Matei）曾是罗马尼亚广播公司的技师，他于1940年9月加入铁卫军团之后变成广播公司军团小组的领导人。1994年接受采访时，他回顾了军团叛变时说：“当天我在播音室工作，就在播音室里见到先有军队代言人、然后是部长理事会代表，其后还有军团的代表在播报。”马德伊被安托内斯库将军召见，要他禁止任何军团广播报告并提醒他，国家知识分子与军队都会支持他。

宪兵队将军米哈伊尔·巴隆（Mihail Baron）1995年回顾了1941年军团叛变和他如何执行命令说：“21日早晨他们对全国中央与地区机构发动了攻击，趁着骤然慌乱的局势占领了司法部、《正式监控》报的编辑部以及中央银行、邮局等机构。只是广播公司没有得手。他们占领了伯德镇（Bod）的广播电台，可是无法向布加勒斯特电台下手，因有宪兵防卫。不过，他们也需要向人民播报情况，所以切断了地下电缆，并用移动电台巡回首都，传播政府被推翻而军团获胜这种谣言。他们还散布海报。在黄色或红色的海报上，批评了共济会会员，攻击了共产党人，来使战斗情况更加紧张。21日，所有街道上都充满着军团份子。他们呼喊：“军团获胜！”并用卡车、电车、巴士和油罐车建立街垒，准备如果需要的话点燃它们。22日下午2点左右，安托内斯库元帅看到情势那么严峻残暴，数百人受伤，他就下令军队进行干预，取消抗议行动，逮扑叛变分子。”

叛变平息之后，大约有8千军团份子被逮捕、受审并宣判各种处罚，大约7百名叛变分子在获利亚·希马（Horia Sima）的领导下逃到德国。此后，杨·安托内斯库就变成罗马尼亚政治舞台唯一的主人。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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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1916年8月加入法英俄联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近四个月的激烈战斗，德国军队1916年12月6日占领布加勒斯特。罗官员纷纷逃到摩尔多瓦藏身。在1916年最后一夜的撤退的混乱中，在雅西（Iasi）附近发生了罗马尼亚历史上最惨烈的铁路事故。当时，一列超大、超载的火车在丘利亚镇（Ciurea）出轨。

铁路历史学家多林·斯特内斯库（Dorin Stanescu）就这次事故进行了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结果，罗马尼亚在摩尔多瓦长达1330公里的铁路网上拥有的一千辆机车和25万个车厢全部被撤出。铁路被封锁，交通受阻。下面请听多林·斯特内斯库向大家介绍 1916年12月30日的事故。他说：“罗军向摩尔多瓦方向撤军，1916年12月30日有一列火车从加拉茨（Galati）出发，当时加拉茨正受到德国空军的轰炸，并面临被占领的风险。超载的火车通往雅西。火车晚点几小时出发。火车超载因为很多平民希望逃到雅西。此外，还有休完假必须回到军事基地的罗士兵和俄罗斯士兵。乘客中著名人士有，前财政部长爱米尔·康斯坦丁内斯库（Emil Constantinescu）、法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的女儿爱沃恩·布伦戴尔（Yvonne Blondel）和地理学家乔治·沃尔桑（George Varsan）。”

据说，任何事件如果开端不好，结尾也会很糟。多林·斯特内斯库说：“火车超载的原因还有在途中加了几个车厢，当地乘客立即冲上去，人满为患。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地挤上车，甚至有人爬到了车顶上。于是，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火车变得越来越长。我以当时通行的火车及其面积为标准计算有多少乘客可以站在车厢、走廊、缓冲器和车顶上，结论是，火车上有至少5千名乘客，一般情况下，只能装载一千人。可是百姓想从加拉茨逃出，官兵则想要回到军事基地。”

1916年12月31日从加拉茨通往雅西的火车快要到目的地了，但就在此之前发生了事故。多林·斯特内斯库说：“12月30日火车抵达布尔拉德（Barlad），夜晚在那儿停车，这里离雅西还有120公里。第二天晚上12点钟抵达丘利亚。火车站离丘利亚镇有几公里远，该镇的特点是位于一个山谷里。当年冬天寒冷，雪下得很大。在火车开始下坡时，机械工们试图刹车。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火车过分拥挤，他们无法操作每个车厢的单独手刹闸，来减缓下坡时火车的速度。这样火车全速下坡，最终出轨。”

丘利亚火车站的所有铁路线上排着各种充满乘客和载有石油的货车。火车出轨时，与其它车厢相撞，发生巨大的爆炸。丘利亚火车站附近有一个弹药库也受到连锁爆炸的冲击。目击者说，爆炸的阵势就如一个小地震。很多人被抛到附近的雪地上，其中的很多人被压死在车厢的铁架中间或被炸死。据估计，有大约一千人死亡。

此次可怕的事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幸免者和他们的后代都要求伸张正义。多林·斯特内斯库说：“很多幸免者和他们的后代纷纷对铁路局和军队提起诉讼，希望获得赔偿。诉讼案件被耽搁，最终的结论是，从司法上讲，该领域处于军队的管辖，因此损失应该被视为战争损失。纵观历史，人类社会常常是把罪行归咎给死者。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乘客拥挤阻碍了火车工作人员刹车。这与另一起曾在法国发生的事故很相似。1917年12月在萨伏伊（Savoie）地区，休假返归的法国士兵乘坐的火车也在一个山丘地区出轨，调查结论相同，无人为这场悲剧付出代价，列车也是过度拥挤，事故造成400人死亡，他们被认为是战争的受害者。”

1917年元旦之夜在丘利亚发生的事故对当时来说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事故，但战争本身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惨剧。

1940年9月6日，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宣布罗马尼亚为铁卫军团统治的民族国家。这意味着罗马尼亚的国家和社会模式是铁卫军想象出来的，是从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汲取灵感的模式。罗马尼亚的这种以种族优越理论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与欧洲法西斯主义相吻合。大多数历史研究认为，安东内斯库的铁卫军制度极为残酷，违反基本民主准则。

罗马尼亚建立这种制度的原因是卡罗尔二世国王统治期间经历了严重危机。自1938年起，卡罗尔二世宣布个人权威统治，禁止民众的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1940年9月初，国王被视为罗马尼亚失去大部分领土的主要罪魁祸首。当年六月，巴萨拉比亚（Basarabia）和北布克维纳（Bucovina de Nord）两个地区被苏联吞并，接着在八月份，北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 de Nord）通过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被匈牙利吞并。

9月5日，在示威者的压力下，卡罗尔二世退位，任命扬·安东内斯库将军为国家元首。安东内斯库的铁卫军团执政持续仅4个半月，于1941年1月23日下台，其主要特征是采取许多镇压性措施，特别是对破坏民主的卡罗尔二世的奸党。铁卫军团对卡罗尔二世政府的65名官员进行报仇的解释是，他们参与了对铁卫军团的镇压行动，并在1938年11月将其领导人科尔内里乌·则累亚·科杜利亚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致死。

军团运动的受害者之一是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耶·约尔加（Nicolae Iorga）。约尔加诞生于1871年，被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誉为罗马尼亚最重要的历史学家，这是一个公众流行的观点。我们甚至可以谈到人们对约尔加的崇拜，这有两个原因：他令人佩服的作品和悲剧性的离世。约尔加发表的作品众多广泛：1250部书籍和25万篇文章。在成为法西斯恐怖镇压的受害者前，约尔加是一位倾向于极端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推动民族主义，而最终成为所竭力捍卫的理想的受害者。下面请听历史学家伊昂·斯库尔图（Ioan Scurtu）对尼古莱耶·约尔加思想和政治活动的简介。

他说：“约尔加是民族主义者，他于1910年与亚历山大·库扎（Alexandru C. Cuza）一起建立了民族民主党。他主张，罗马尼亚人在经济等各领域必须发掘自己的潜力，其考虑是，早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罗马尼亚的主要工业企业、银行和贸易都处于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控制之下。他认为，必须用罗马尼亚的成分代替外国的成分，实现民族化。不过，这个过程要以和平方式完成，罗人应该做好准备，学习各种行业，以便在与外国人的竞争中获胜。铁卫军团果然传播了所有这些思想，但他们维持极端主义的立场，达到了剿灭一切反对其政策的人的地步。”

约尔加原希望成为铁卫军团的精神领袖，但在30年代中期决定与他们分手。约尔加骄傲和执拗的性格破坏了他与铁卫军团的关系。伊昂·斯库尔图说：“1938年是约尔加与铁卫团关系的关键时刻。在各政党解散后，铁卫军团运动因科杜利亚努（Codreanu）2月24日发出的一份通函终止活动。不过，铁卫团的贸易持续下去，其成员的商店推销低价产品。尼古拉耶·约尔加评论说，这些商店成为铁卫团成员聚集在一起，阴谋破坏政府的中心。他要求取消铁卫团的贸易活动。”

在这种背景下，科杜利亚努向约尔加致函谴责他口是心非。在推动罗人必须学习如何从商来赶走外国人，特别是犹太人之后，又要求政府关闭这些商店。约尔加让埃尔曼德·科里内斯库（Armand Calinescu）看了这封信，而科里内斯库又把这封信转给卡罗尔二世阅读。这样约尔加被建议对科杜利亚努提起诉讼，他听从了这些建议。但诉讼案件开展期间，约尔加发现他迈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因此撤回申诉。但诉讼程序仍在继续，科杜利亚努被判处6个月的徒刑。期间法院对铁卫军运动总部和数名铁卫团成员的居所搜查。在这个基础上对科杜利亚努提起新的诉讼，结果1938年5月科杜利亚努因反对国家行动和拥有机密文件被判处10年强迫劳动。他于1938年11月29日夜间，从勒姆尼库·瑟拉德（Ramnicu Sarat）监狱被运送到日拉瓦（Jilava）监狱时，在登科贝什蒂（Tancabesti）森林附近被暗杀。”

1940年11月27日，铁卫团的一个小队从约尔加的家中，把他带到斯特雷日尼库（Strejnicu）森林，然后把他击毙。这是著名历史学家在公正被政治暴力、仇恨和滥用职权所代替的时代传播自己的思想所付出的代价。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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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年89岁的美国历史学家凯斯·黑秦斯（Keith Hitchins）2020年11月1日溘然长逝。他是在罗马尼亚最困难时期，就是共产党政权对出版监查和镇压时期，坚持写作的。黑秦斯的写作方式一直尊重历史学家的职业道德及普遍道德和科学的标准。在此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与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教授马里乌斯·图尔达（Marius Turda）向历史学家凯斯·黑秦斯致以敬意。

马里乌斯·图尔达说：“凯斯·黑秦斯的去世不仅对罗马尼亚历史学界，而且对美国和欧洲学术界来说是都是悲痛的消息。他在罗马尼亚，在美国和英国都享受很高的声誉。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有关罗马尼亚的几部著作。他对待学生和同事们热情诚恳，除了对历史学做出的贡献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周围世界的善良和慷慨。我还记得，1993年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人们还是通过写信来沟通，告诉他我研究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对我很热情，立即就给我回信，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通信。之后我们见了几次面。”

民族这个概念在现代史上对罗马尼亚及其它东南欧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历史学家在有关特兰西瓦尼亚历史问题上有着极强的对峙。马里乌斯·图尔达对凯斯·黑秦斯在极权文化气候中，如何在两个持相对抗历史观点间保持平衡做出了解释。

他说：“在上世纪60年代的思维方式环境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共产主义制度国家开始就民族主义进行辩论。他们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解释过去的倾向，而黑秦斯在这个环境中，坦然保持中立，说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历史学家找到一个中间途径。当然他被认为，与匈牙利历史学提出的观点相比，更偏向促进罗马尼亚历史学的观点。但他并非出于民族主义，而是出于对罗马尼亚文化诚恳的同情采取了这个观点。此外他还学会了罗马尼亚语。黑秦斯通过对安德列·沙古纳（Andrei Saguna）的研究来证明他的观点。黑秦斯认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有积极的一面，而在罗马尼亚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其最后结果是实现了1918年的大统一。黑秦斯以客观、实证主义的写作方式在罗-匈历史学家相互口诛笔伐的浑水里自由航行。”

黑秦斯的最大贡献是他有关宗教开启的新视野。马里乌斯·图尔达说：“黑秦斯推出的另一个思想是我们应该对民族主义的宗教领袖予以极大关注。这也是他在有关安德列·沙古纳的著作中采取的手法，他把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诞生与罗马尼亚人文化和宗教的诞生结合了起来。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这并非是容易说出的事情，因为当时宗教被视为民族的敌人。黑秦斯说，我们如果不把中东欧的民族主义与宗教及神父们对民众的教育联系起来就无法理解中东欧的民族主义。至今这个观点还是他阐述得最清晰明了，是他创立了东欧民族主义的思维传统。”

2012年10月，凯斯·黑秦斯接受了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谈到罗马尼亚1941年向美国的宣战。他对扬·安东内斯库将军（Ion Antonescu）当时扮演的角色做出分析指出：“我认为，从很多角度上来讲，安东内斯库将军是一个亲英国和法国的人士。且不先谈他历史观念和对议会民主的鄙视，我认为，他比德国更想与法国和英国合作。我认为，他对美国宣战主要是以德国盟友的身份，更确切地说，这大概是他因德国施加的压力而采取的行动。也许是他感觉到，为了保持与德国的友谊关系，这是最自然的举措。但我认为，他对此举并非感到满意。”

美国历史学家凯斯·黑秦斯在他的著作中介绍了一个被迫接受极权统治国家的历史。他的去世使罗美两国历史学界失去了一个热忱投身与事业、具有百科全书精神的人士。但重要并令人庆幸的是这位伟大历史学家给人类留下的极为宝贵的遗产。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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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天，随着四围领土遭受割让，罗马尼亚政局开始急速倾向极右。卡罗尔二世国王的腐败和无德的统治业已促使国家陷入混乱，并且滑向灭亡。1940年8月30日，德国和意大利借着《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迫使罗马尼亚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的领土割让给匈牙利，使得卡罗尔二世政权遭受致命一击。

当时，与卡罗尔二世为敌的扬·安托涅斯库（Ion Antonescu）将军和铁卫军团（原来的“军团运动”分子）利用了罗马尼亚人的挫败感，以及在历史上执政党拒绝跟极右派政党联手成立政府的背景夺取了政权。 铁卫团与安托涅斯库将军的支持者接管了所有的行政职务，并宣称罗马尼亚为民族-军团运动国家。随后铁卫团立即动手惩处那些在1938年铲除其领导人物的人。1940年11月27日夜间，65位在10月5日被监禁在布加勒斯特南部日拉瓦（Jilava）监狱中的政治人物，军人和卡罗尔二世国王随行的高级警官被私下枪杀。如今80年过去了，我们借此时机和历史学家伊昂·斯库尔图（Ioan Scurtu）一同回忆当年发生的事件：

“任何暗杀都是对民主以及人权的侵犯。只不过在日拉瓦监狱遭受暗杀的人群与卡罗尔二世在1938年2月10日建立的专制反民主政权密切相联。也就是说 1940年11月拉瓦监狱里的囚犯并非民主政体的代表而是专制独裁的政要。”

传统的史学研究已经把破坏政治气候的责任完全推在军团运动分子的肩上。伊昂·斯库尔图 说：“这种惊人的局势始于铁卫团领导人科德雷亚努（Codreanu）和其他13名军团运动分子遭受暗杀。 随后在1939年9月21日，军团运动分子杀害了当时的总理阿曼德·坎里内斯库（Armand Calinescu），从此一场真正的大规模暗杀开始启动。于是在1939年9月, 罗马尼亚首次施行国家恐怖主义，对200多名军团运动分子进行杀害，其中大多数人还正在营地和监狱里，丝毫不能自卫。政府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指控，而他们被立即枪杀。其余在外不少人在晚间从床边的妻子和孩子面前被带走，然后在公共广场被吊死。 当然，在我们强调并谴责军团分子的暗杀时，也不能不回忆军团分子在卡罗尔二世统治时期所遭受到的暗杀与迫害。”

伊昂·斯库尔图在解释军团运动和安托涅斯库政权所构想的新司法概念里究竟包括什么内容时说： “军团运动和安托涅斯库政权是对卡罗尔二世政权的敌视。正如历史常规，新兴政权总会对原有政权的要员施加报复。安托涅斯库下令将当时卡罗尔二世政权的主要官员监禁，然后再根据现行法规受审定罪。但是军团运动分子不接受这种处置方式。他们认为在1940年9月14日，一场革命发生了，一个新政权建立了，决不能再按旧法规来施行审判。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就是负责暗杀科德雷亚努的人必须受到严惩。这本来应该是场革命审判。 在这基础上，一组军团运动分子就前往日拉瓦监狱枪杀了那里的囚犯。至于还有些被逮捕并带到首都警察局的一些人员，他们是在安托涅斯库将军的干预下才安全获救。”

这65位卡罗尔二世身边高级官员之死出于以复仇为基本原则的新型司法系统。当滥用权柄成为主要行动原则时，正义就不复存在。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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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罗马尼亚与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结成联盟。罗军1916年被击败时，向东部，往摩尔多瓦撤军，俄罗斯在那儿部署着一百万官兵，以抵抗德奥匈的攻击。不过，在一年多后，在罗马尼亚部署的俄军秩序陷入混乱。

政治学、国防与军事史研究所历史学家谢尔班·帕维雷斯库（Serban Pavelescu）编辑了题为《敌人的盟友》一部书，收集了1917年至1918年在罗战场作战的两位俄罗斯将军：尼科莱A.蒙克维兹（Nikolai A.Monkevitz）和亚历克桑德尔N.维诺格拉德斯基（Vinogradski）的回忆录。两位将军描述了战争事态、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片段。谢尔班·帕维雷斯库在谈到罗马尼亚一战期间，在德国和俄罗斯中间做选择，尽管是三国同盟的成员，为何占到三国协约一边投入战争时说：“罗马尼亚不愿意与俄罗斯结盟，因为历来不信任俄罗斯。另一方面，罗马尼亚愿意与法国结盟，就如1883年与德国结盟一样，必须吞下与奥匈结盟的苦药。而罗马尼亚与法国和英国结盟，也必须吞下与俄罗斯结盟的苦药。”

这是由法国支撑的极敏感的罗俄联盟的起源。谢尔班·帕维雷斯库说：“指挥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守信的，但有时也充满冲撞排斥。两国间的联盟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运行良好，这应该归功于以亨利·马蒂亚斯·贝特洛（Henri Mathias Berthelot）将军为首的法国军事特派团的不懈努力。他们除了对罗军提供训练和装备并在1916年至1917年间重建罗军队外，还在与俄罗斯这重要盟友的关系上斡旋迂回，其中包括，监控从摩尔曼斯克（Murmansk）绕路穿过整个俄罗斯领土通往罗马尼亚的军事装备和弹药运输。每个铁路枢纽都有法国军事特派团代表监控，在当时俄罗斯战场急需的情况下，来保障这些运货顺利到达目的地。”

不过罗俄联盟结成时，罗方持怀疑，俄方则持克制态度。谢尔班·帕维雷斯库说：“俄罗斯投入战争时向法国表示，对他们来说，罗马尼亚战线毫无意义，而且无法保卫。他们认为，罗人提出的要求和盟友做出的维持南部战线的承诺无法实现。俄罗斯最理想的战线定位在塞列特河岸（Siret）。此外俄军很晚才参战，尽管罗军为保护喀尔巴阡山的狭隘浴血奋战，接着转战到日乌（Jiu）和奥尔特（Olt）河岸。俄军部队在布加勒斯特战役时很晚才赶到。在南部的多布罗加（Dobrogea）战线上派遣了几个冲锋陷阵的部队，其中最勇敢的是塞尔维亚部队，在这次未能改变战争命运的战役上损失了一半的士兵。”

罗俄联盟间歇性运行，但两位俄罗斯将军表示，他们在罗马尼亚领土部署的部队是精兵良将，拥有足够的食物、武器和弹药，也未感染上复流行的斑疹伤寒。但1917年二月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致使俄军部队解体，并使得俄罗斯临时政府废除军事纪律和等级制度。罗军队拼命抵抗1917年夏的德奥匈进攻，而乌克兰在北部地区的大量俄军在同盟国面前逃之夭夭。谢尔班·帕维雷斯库说，极敏感的罗俄联盟很快变成激烈的敌对关系。他说：“俄罗斯逐渐变成一个不可靠的盟友，而在1917年秋甚至成为罗军的敌手。大部分俄军在战线后面，其中很多集中在雅西以北尼科利纳（Nicolina）地区。该地区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和1917年10月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直接威胁罗马尼亚的政治和行政机构。罗俄双方冲突的爆发近在咫尺。1917年至1918年冬罗军不得不进行干预，迫使俄军从罗领土撤军。这样致使1918年两国军队激烈交战，罗军部队竭力阻止俄军从罗撤军时，带走武器和弹药。不过，战线后方，由于缺乏组织和纪律，革命的躁动和煽动使得俄军变为匪徒强盗，一路上摧毁掠夺了所有经过的村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精力全部耗尽，两国决定各自走上相反的道路，互为敌视：俄罗斯选择了共产党制度，而罗马尼亚暂时选择了自由民主制度。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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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宣传的作用之一是在国家和国民处于困难时期动员民众，并且宣传与国家机构紧密相关。针对战争的宣传发表过许多书籍和文章，而滥用宣传的手段之一就是制造形象，这又是宣传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任何类型的利用形象的宣传都是为渲染自己的成就，嘲弄对手并削弱其力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形象进行宣传是频繁使用的手法。罗马尼亚在两年保持中立后，1916年8月由于法英俄联盟对其领土的承诺加入这个阵营投入战争。不过，于1916年，罗马尼亚南部地区的蒙特尼亚（Muntenia）和奥尔特尼亚（Oltenia），东部多布罗加（Dobrogea）的三个地区及首都布加勒斯特经过造成30万罗官兵死亡，持续四个月的惨烈战役被德国、奥匈、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占领。罗官员逃到国家东部摩尔多瓦（Moldova）地区，并在法国军事特派团和俄罗斯军队的支持下准备反击：1917年在摩勒什蒂（Marasti）、摩勒谢什蒂（Marasesti）和奥伊杜兹（Oituz）三场战斗中赢得胜利。

在国家南部地区被占领后，罗马尼亚不得不实施严格的经济限制和征用，有关获胜的宣传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情景来反映罗马尼亚的局面。不过，在这个局面后隐藏着在罗马尼亚一部分领土被占领后的日常生活。照相机拍摄的图像就显示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景。米哈伊尔·马克里（Mihail Macri）是一位照片收藏家，他收集了数万张明信片，其中的一些展现1916年至1918年间的罗马尼亚。他说：“当时出现了突显占领军的明信片，比如罗马尼亚著名的保加利亚邮局，当保加利亚人到达布加勒斯特时，找到了一些明信片，就在上面贴上自己的邮票。接着，德国军队来到，每个兵团只有一个摄影家，为官兵给家人写信时拍照。德国士兵没有明信片，因此就拍照片，比如，如果士兵是未婚的话，就跟当时一个乡村姑娘拍张照片寄回家。”

罗马尼亚1916年走出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已经一百多年了。在卡罗尔一世统治期间，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如：修建了覆盖几乎整个国家领土的铁路网并创建了高质量的石油业，把首都设立在布加勒斯特，此后发展了雅西（Iasi）、克拉约瓦（Craiova）、普洛耶什蒂（Ploiesti）等大城市及多瑙河三角洲河岸和黑海海岸的港口城市，如康斯坦察（Constanta）。多数人口生活在乡村地区，依赖农业仍然很贫穷，宣传者毫不犹豫地表露这个现实。米哈伊尔·马克里说：“德国人在罗马尼亚拍摄了许多宣传明信片，是有史以来污蔑罗马尼亚人的最丑恶的明信片。德国人在布加勒斯特，除了科莲蒂纳（Colentina）市区的一个酒吧之外，未能找到任何其它引起他们注意的建筑物，而当时的科莲蒂纳还没有被纳入布加勒斯特。这个酒吧歪斜的屋顶不是用木梁而是用一根木棍支撑着，门廊里排着几张桌子，一头猪在街上的泥水坑里滚来滚去。德国人本应拍摄他们占领我国时的真实情景，而在他们拍摄的明信片中连一个漂亮优雅的妇女或一辆马车都看不到，也没有在明信片上显示出我们的国家剧院、王宫等壮观的建筑物。”

尽管如此，德国的宣传有意无意地也显露出罗马尼亚人日常生活中一些有意义情景。米哈伊尔·马克里说：“他们拍摄的照片中唯一漂亮之处是农贸集市。在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卖货的商人和做各种杂活的雇工，他们手拿劳动工具，这样让需要他们劳力的人可以认出他们。我们发行明信片的目的是做宣传，而反保加利亚的宣传成果是一些最漂亮的明信片。当然反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宣传也很滑稽：卡罗尔国王的面貌犹如一只小老鼠，但耳朵比老鼠的要大些，所以可以说他有点像个驴子。保加利亚斐迪南沙皇在罗马尼亚的明信片中的形象更可笑，大大的鼻子，有人从后边踢他的屁股。图片完全不需带文字，而要传达的信息显而易见。明信片显露出战争的后果，在这方面罗马尼亚展现战争后果的明信片比法国要少。”

在德国的宣传中，1916年至1918年间的罗马尼亚是个不发达野蛮的国家。这显然是粗劣的简化，但无论何时何地的宣传总是这个样子，抬高自己贬低对手。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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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是人类灵感的一个伟大创作，在现代世界中产生的影响很大。甚至在别种交通工具出现后，铁路仍然被广泛使用。随着科技的不断更新，具有多重优势的铁路仍然保有发展的前途。在罗马尼亚，铁路交通是在1859年摩尔多瓦与蒙特尼亚统一之后开启的，促成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真正的转变。罗马尼亚人开始了越来越远的旅程并写下他们的所见所闻。

拉杜·马尔扎（Radu Mârza）这位历史学家是克鲁日市的巴贝什·博雅伊（Babeș-Bolyai）大学的教授，也是题为《从火车车窗外望的罗马尼亚乘客：一种文化经验的尝试（1830-1930年）》这本书籍的作者。当记者问他：“罗马尼亚乘客从火车窗外究竟发现了什么？”，他回答说： “乘客从火车窗口可以望见许多不同的东西。 初看，他们似乎对风景很感兴趣。但在我阅读资料后就得出了结论：他们对风景的兴趣远不如对人的兴趣。他们对火车上或车站上的人都感兴趣。不但如此，他们也注意到同行或车厢里的人。当然，乘客们也对他们要访问的地方感兴趣，但是作为我研究起点的自然景观这个概念，却要等到1900年左右才会引起罗马尼亚旅行者的兴趣。”

铁路带来的新气象是货物、商务以及人们间的通畅流动。 拉杜·马尔扎说：“与以前的时代和交通方式相比，流动性增长很多。 例如，1920年代乘火车从布加勒斯特到捷克当今的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的旅行约需72小时。而在有铁路交通前，这旅程需要一两周才能到达卡罗维发利。很显然的，这种高增的流动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更舒适又更快地完成长途旅行。此外，火车的车厢也是个人们互动的空间，彼此可以在车厢内闲聊。 但是也有一些旅行者，包括我采访过的那些人，他们不想参与闲聊互动，相反，只想一个人或者静坐、或者睡觉、或者盯着窗外而已。罗马尼亚著名作家 米哈伊尔·萨多维亚努 (Mihail Sadoveanu) 曾在作品的一段话中写出自己很想一个人安静独坐，而利维乌·雷布雷阿努 (Liviu Rebreanu) 曾受车上乘客强邀着来讲故事。”

铁路不仅团结了人民，也将各省，各国和各洲联接起来。 拉杜·马尔扎（RaduMârza）认为通过铁路将各省，国家和洲际间联接起来不仅是出于政治考虑，他说： “就蒙特尼亚而言，这个论点是清清楚楚的，而许多旅行者也是这样说的。如今，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即使是19世纪的旅行者也了解到，铁路是让国家各地团结联合起来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并不一定涉及到政治或情感上的原因，而是交通和流动性的原因。

即使在西方铁路史的前几十年中，人们对火车交通也提出了批评和保留，但在罗马尼亚，火车却很快的受到欢迎，这从乘客人数就可以予以证明。 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数字，车票的出售量，这很重要，因为罗马尼亚民众自从铁路交通开启第一年以来，就非常积极地接受了火车旅行。”

罗马尼亚旅客在火车窗外发现并享受世界。 而这世界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熟悉并且具备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在1930年夏天，大罗马尼亚始创者费迪南德一世国王和玛丽亚皇后的长子卡罗尔二世（Carol II）承袭了王位。这位最引发争议的卡罗尔二世却拥有极佳的统治才能，在罗马尼亚执政的时期落实了许多重要的革新。但总的来说，他难以相处的性格和行为使他的统治不如前辈。

卡罗尔二世国王在1893年10月15日出生于罗马尼亚皇室官邸锡纳亚市（Sinaia）。他参加了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大胆冒险并且极度自负，在1918年和1925年两次从罗马尼亚王位隐退。1920年，他和与艾奥阿娜·兰布利诺（Ioana Lambrino）结婚后的第一儿子出生，然而这桩婚姻未经罗马尼亚议会的同意而导致解除。1921年初，卡罗尔与希腊公主埃琳娜（Elena）正式成婚，而未来的国王米哈伊一世（Mihai I）也在同年诞生。1927年当卡罗尔的父亲斐迪南国王去世时，他还正在流放中，国家是经由摄政方式替代他未成年的儿子来统治。

1930年，卡罗尔凭借国内政党有力的操作重新再度登基，并在之后统治罗马尼亚的十多年期间，彻底改变了国家：使得首府布加勒斯特的系统化得以实现，建造了市中心的皇宫，著名的“皇家基金会”文化机构也开始运行。律师拉杜·波罗什（Radu Boroș），这位在1930年代毕业于德国克尼斯堡（Königsberg）航空法研究所的博士，在罗马尼亚航空界担任过不少要职的学者，在1995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强调了卡罗尔二世国王在促进罗马尼亚航空业的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他解释说：“对我来说，卡罗尔是位伟大的国王。 如果当时罗马尼亚人能够理解他，我们的国家可能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我国的工业、行政等方面的进步都归功于他的意愿、赞助和推动。 从航空事业来看，当他在罗马尼亚登基时，我们一无所有。 然而透过他的决定促进了航空业的发展，并在军用航空工业上取得极大进步。但他也意识到我们还必须拥有民用航空工业。在这方面他看得很远，认识到航空将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于是他就立刻决定创建一家运行国内纯属罗马尼亚的航空运输公司。”

不过，卡罗尔国王的性格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影响了国家的运行和后来的治理。他周围总围绕一些居心不正、贪求暴利的人和一个有争议的情妇。 拉杜·洛贝（Radu Lobei）是皇室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他在1994年 接受访问时回忆1938年卡罗尔国王对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访问，他说：“ 1938年11月，我与国王打算一起到达伦敦，接受了阿曼德·克利内斯库（Armand Călinescu）总理精心制定的每日活动计划。 我们先参观了巴黎，然后前往伦敦，在那里住了将近10天，并决定按原来的计划再通过巴黎返回罗马尼亚。 可是有一天早晨，他突然告诉我决定去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拜访希特勒总理，即使事先并未安排！”

1940年，灾难来了。罗马尼亚痛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用巨大的牺牲得到的领土：巴萨拉比亚（Basarabia）、布科维纳北部(Bucovina)、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北部和我国东南部多布罗加(Dobrogea)以南的部分领土。 1940年9月份，卡罗尔二世黯然无色地从罗马尼亚皇室退位，与情妇埃琳娜·卢佩斯库（Elena Lupescu）和一些同伙友人再次流亡国外。 他于1953年4月4日在葡萄牙的埃斯托里尔市（Estoril）去世，出席葬礼的只有少数包括他兄弟尼古拉（Nicolae）在内的亲戚。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1940年8月30日，德国和意大利迫使罗马尼亚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Transilvania de Nord）退让给匈牙利。这是罗马尼亚在苏联1940年9月占领巴萨拉比亚（Basarabia）和北布克维纳（Bucovina de Nord）之后第二次被迫割让其部分领土。1940年9月罗马尼亚又被迫向保加利亚让出多布罗加南部地区（Dobrogea de Sud）。马里乌斯·图尔达（Marius Turda）教授在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讲授优生学、种族学和生物政治学历史课程。当被本台记者问道，上世纪30年代罗马尼亚失去北特兰西瓦尼亚是否是预料之中，他回答说：“如果考虑到纳粹政权自30年代起进行的宣传活动，可以说是在预料之中。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巴黎和约的修正。我们如果看纳粹主义理论家的著作，特别是希特勒的著作，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明确指出，新纳粹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德国重新回到1914年前的国际局面。所有注意到德国30年代政治发展和意识形态论辩的人都知道，希特勒在某一时刻将要为德国解决其在中欧地区的问题着手行动。”

罗马尼亚签署了有关割让北特兰西瓦尼亚的意向文件。许多历史学家就此提出的疑问是，罗马尼亚当时是否能拒绝接受这个要求，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马里乌斯·图尔达回答说：“是可以做出抵抗，着手行动的，因为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有自决权。不过，武装抵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应该分别讨论的一件事。从民族自尊上讲，罗马尼亚可以对1940年维也纳决定做出武装抵抗。但我们也应该考虑这种武装冲突对人民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马拉穆列什地区（Maramures）在经历700年的历史后于1945年消失了。匈牙利在1940年予以吞并，1945年被归还给罗马尼亚时，只剩原领土的一半。这就是罗马尼亚1940年为保护北特兰西瓦尼亚展开斗争的直接后果。马拉穆列什地区犹太人口受到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这里是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口最多的地区，占马拉穆列什地区全人口的30%。”

在1940年8月30日之前，罗马尼亚试图向匈牙利提出替代解决方案，但匈牙利没有接受这些方案。马里乌斯·图尔达说：“值得一提的是，罗匈两国政府希望利用生物政治学理论为北特兰西瓦尼亚纷争找到解决途径，就是移出一部分人口。萨宾·马努伊勒（Sabin Manuila）在布加勒斯特积极参与为罗马尼亚西部民族飞地找到解决途径计划。不过，他们知道匈牙利永远不会放弃其领土要求。于是，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将当地的罗人迁移到罗马尼亚，这样来保证北特兰西瓦尼亚的种族的同质化。问题在于，马拉穆列什地区的罗人被认为对罗民族意识具有象征性意义并也有犹太族人口。”

匈牙利占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之后，对其实行了种族统一政策。马里乌斯·图尔达说：“匈牙利政府于1940年开始执行种族法律，这指的是反犹太人法律，更确切地说，禁止犹太人与匈牙利人结婚的优生法律。匈牙利自30年代末起实行旨在鼓励子女众多的匈牙利大家庭，帮助匈牙利族人繁衍增加的计划，并有给匈族人赠送地产，允许他们建房的计划。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在布克维纳有匈牙利人被迁移到匈牙利。匈牙利政府竭尽增加从种族上讲，被认为十分危险的地区的匈族人口。在特兰西瓦尼亚引进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和社会计划，1940年在克鲁日（Cluj）建立了匈牙利的第一个种族卫生健康研究所。此外还建立了一个人类学部和一个人类遗传医学部。目的是对所谓的‘罗马尼亚20年的占领’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民族的影响进行研究。该机构对匈牙利族的种族结构、语言和习俗进行研究，以证明在大罗马尼亚（统一的大罗马尼亚）期间，匈牙利族群是否受到种族上的影响。”

匈牙利占领北特兰斯瓦尼亚直到1945年3月。在罗共产党政权上台时，苏联允许罗政府恢复对北特兰西瓦尼亚的国家机构的控制。四年半的匈牙利执政造成了一场人道主义的悲剧。一千多名罗人被杀害，数万人遭受折磨、被捕或被关进劳改营。大约50万罗人被迫到罗马尼亚避难。北特兰西瓦尼亚是人类最令人震惊的悲剧、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来源地。匈牙利当局从北特兰西瓦尼亚和马拉穆列什向纳粹集中营派遣了约16万6千名犹太人，其中13万死亡。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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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6日，扬·安东内斯库( Ion Antonescu)将军率领的法西斯”军团”政权在罗马尼亚成立，这使我国成为一个“民族军团国家”，所有的民主自由行动都受到压制。 这一时刻成为可能主要归咎于卡罗尔二世（Carol II）国王。他对巴萨拉比亚(Basarabia)和北布科维纳(Bucovina)这两个罗马尼亚地区在同年6月被苏联吞并，而通过维也纳仲裁在8月将北特兰西瓦尼亚并入于匈牙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结果是9月5日在上街示威游行群众的压力下，卡罗尔二世任命扬·安东内斯库将军为国家元首而自己离开罗马尼亚国王职位。

此前，安东内斯库将军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尖锐的备忘录，反对无抵抗而向苏联割让国家领土，这导致他被国王放逐，而在军队中赢得极大的声望。

右派极端政党“军团运动”（后来被称为“铁卫军运动”）是由科诺留·泽列亚·科德里亚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于1927年成立的法西斯组织。从1938年2月到1940年9月期间，卡罗尔二世的专制政权对他们予以迫害，其领导人 科德里亚努被暗杀。

由于国家自由党领袖迪努·布勒蒂亚努（Dinu Brătianu）和国家农民党主席尤流·马纽（Iuliu Maniu）这两个民主政党领导人拒绝与军团组成联合政府，以致形成由亲近安东内斯库的军团成员,军人和公民构成的政府。这就是我们曾与历史学家伊昂·斯库尔杜（Ioan Scurtu）讨论过的“民族军团国家”的出现背景：“在罗马尼亚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尝试用一种意识形态来领导国家。 因此，罗马尼亚为宣布为“民族军团国家”。 换句话说，罗马尼亚不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军团国家。之后，军团开始从经济方面着手来实现变革。他们任命了所谓“罗马尼亚化的专员”，把许多犹太人经营管理的企业转给罗马尼亚人管理。必须用军团的意识形态来组织实施一个计划和发展进程，首先考虑农业，然后考虑其他分支，这是因为当时罗马尼亚的农民占总人口的80％。

经济转型后，文化和教育紧随其后。 伊昂·斯库尔杜说：“从意识形态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军团接管了国家教育部和宣传部,试图强调个人只是国家庞大机械装置中的一颗螺丝钉这种观念。 个人必须遵循军团运动的指示。 换句话说，个人权利和自由已不复存在，只有军团运动确立的国家集体权利和自由。至于外交政策，显然趋向德国和意大利,因为自1937年12月以来，在议会选举的竞选活动中，科诺留·泽列亚·科德里亚努曾宣布，军团运动胜利后48小时之内，罗马尼亚将与罗马和柏林结盟 。1940年11月23日，处于军团的坚持和己意，扬·安东内斯库将军签署了罗马尼亚加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同盟条约。”

正如伊昂·斯库尔杜所说，罗马尼亚实际上正从一个弱小国家转变为一个混乱的国家：“当时引起巨大的骚动，因为这样的重组无法产生切实而直接的结果。企业领导者被新军团运动分子所替代，其中许多人缺乏管理经济事务的能力和技能，这些领导者并没有使这些企业成功运行。在教育方面，有不少著名大学教授被开除，用军团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来替代。在罗马尼亚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法国和英国联盟后，无人会忘记维也纳仲裁是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强加的。 ”

民族军团国家一直运行到1941年1月，之后由扬·安东内斯库的军事和个人专制取代。 安东内斯库与军团运动之间的敌对在1941年1月爆发，在德国的支持下,以符合他的利益而解决了争端。

洛河(翻译) 苏燕(译审)

1913年 多布罗加南部地区（Cadrilater）因在布加勒斯特签署的和平协议成为罗马尼亚的组成部分。1912年由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巴尔干联盟对奥斯曼帝国发起进攻，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占领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不过，盟国之间有关分配所占领土产生纠纷，引发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四国之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罗马尼亚参与了对保加利亚发起的进攻，1913年8月10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和平协议，重新划定巴尔干国家之间的边境。

十九世纪初 巴尔干国家开始为从奥斯曼帝国版图上的领土展开激烈竞争，最终引发民众和军事暴力。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充满着极端民族主义和对领土的要求。各方提出的领土要求基于历史性的权利和各地区的种族结构。每个巴尔干国家都认为有权利占领尽可能多的领土。巴尔干地区的各民族彼此憎恨，同时又憎恨土耳其人。西方国家对它们之间的竞争进行了干预，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现实情况支持不同的国家。法国和英国支持希腊和塞尔维亚、德国支持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而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支持阿尔巴尼亚。

在这些混杂不清的利益中，通过布加勒斯特和平协议，罗马尼亚得到了保加利亚人占47%、土耳其人占37%、吉普赛人占4%、鞑靼人占4%和罗人占2%的多布罗加南部地区。多布罗加南部地区的问题是圣斯特法诺（San Stefano）和柏林和平协议以及1877年至1878年罗俄土战争后遗留下来的问题。当时，俄罗斯承诺将多布罗加南部地区让给罗马尼亚以换取巴萨拉比亚（Basarabia）南部地区，但最后仅把多布罗加北部地区让给了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感到不公，继续坚持在多布罗加南部问题上得到公正解决。最后多布罗加南部被纳入罗马尼亚，但仅保持了为期3年的属于罗马尼亚领土的身份。

不过，罗马尼亚1916年站在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一边投入战争。被德国占领后，罗马尼亚失去了整个多布罗加地区的领土，因处于同盟国的占领中。在战争结束，通过讷伊条约，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边境回复到1913年的状态。在1918年至1940年间，罗马尼亚采取了亲法国和亲英国的对外政策。1940年，在纳粹德国占上风的新欧洲秩序下，致使罗边境崩溃。1940年6月，苏联与德国达成协议，向布加勒斯特政府发出两次最后通牒后，共同占领了北布克维纳（Bucovina de Nord）。1940年8月底，匈牙利借着维也纳条约占领了北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 de Nord）。当年9月7日在克拉约瓦（Craiova）签订了罗马尼亚向保加利亚割让多布罗加南部地区的条约。这两项条约都是德国和意大利强加给罗马尼亚的。

历史学家伊万·斯库尔杜（Ioan Scurtu）接受了本台采访，当被问到1940年9月6日在布加勒斯特上台的新法西斯政权是否有能力采取措施避免失去多布罗加地区？他回答说：“希特勒在1940年7月15日向卡罗尔二世致信中，已经就多布罗加南部地区的问题做了决定，要求国王把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领土让给匈牙利，并把多布罗加南部地区让给保加利亚。其实在卡罗尔二世统治期间这个决定已经做好。8月在图尔努·塞维林（Turnu Severin）进行了新一轮谈判，基于卡罗尔二世主持的皇家理事会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罗马尼亚必须把多布罗加南部地区让给保加利亚。所以当安东内斯库将军上台时，只不过是签署一下这个早已拟定的割让文件。

在1918年至1940年间，罗马尼亚竭尽全力促进多布罗加南部地区的发展。罗马尼亚按照一战后签署的条约，尊重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少数民族的财产权、投票权、受法律保护权、用自己母语受教育并发表新闻的权利以及罗马尼亚族人所享受的所有其它权利。上世纪20年代，罗军队首领因保加利亚准军事部队对多布罗加南部地区发动入侵，势必强化南部边境。罗马尼亚通过其人口政策试图消除邻国游击队构成的威胁，来自国家各地的罗人和来自马其顿的阿罗马尼亚人在此地的殖民是个见效的措施。

由于这项措施并一部分保加利亚人口迁移回到保加利亚，多布罗加南部地区讲罗语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据193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在该地区保加利亚人占37%、土耳其人占34%、罗马尼亚人占20%、吉普赛人占2%、鞑靼人占1%。除了人口措施外，罗马尼亚为发展多布罗加南部地区的公路网，修建了新路并将已有的道路修复翻新。在罗马尼亚的管理下，多布罗加南部地区发展出锡利斯特拉（Silistra）、巴萨尔基克（Bazargic）和巴尔奇克（Balcic）三个城市。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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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党执政下，不少妇女在监狱里遭受折磨的惨烈与男人是一样的。著名政治家科尔内里乌·科博苏（Corneliu Coposu）的夫人埃尔雷特·科博苏（Arlette Coposu）就是其中之一。她们夫妇因着政治信仰问题而被下狱监禁14年。作为著名政治家科尔内里乌·科博苏的终身伴侣，埃尔雷特·科博苏夫人毫不逊色的像她丈夫一样的真诚、聪慧、热情、忠诚并且富有献身精神。

1989年后有关科尔内里乌·科博苏的书面报导很多。他是罗马尼亚民主复兴的典范，同时又是在共党执政时期持守尊严、坚强不屈、忍受极大苦难的模范。科尔内里乌·科博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担任伟大政治家尤里奥·马尼乌（Iuliu Maniu）的私人秘书。1947年至1964年曾被监禁17年半，其中8年经历了完全隔离的生活。1989年12月他与狱中少数幸存的伙伴一起重建了基督教民主农民党。很遗憾的，这些报导中很少提到他夫人埃尔雷特的名字和事迹，至少比她配得的要少。埃尔雷特是共党恐怖统治下的受害者，而且她的命运比他丈夫更不幸。1947年7月14日，在科尔内里乌·科博苏被逮捕之后，埃尔雷特从他们夫妇居住的家被赶出，只能搬到她丈夫亲戚的家去住。1950年，她与她妹妹弗兰斯（France）因被指控为法国开展间谍活动被捕，并被判处14年监禁。她妹妹弗兰斯在监狱里死亡，埃尔雷特幸存了下来 。1966年，她终于获释出狱与她丈夫重聚，却不幸在两年之后因癌症离世。科尔内里乌·科博苏在她夫人死后，没有再婚，他们也没有孩子。

埃尔雷特·马尔科维奇（Arlette Marcovici），婚后取名埃尔雷特·科博苏，1915年出生在康斯坦察市（Constanta）。父亲是伊昂·马尔科维奇（Ion Marcovici）将军，母亲冉讷·胡瑟（Jeanne Huser）是法国-瑞士后裔。埃尔雷特有三个姐妹：奥德特（Odette）、弗兰斯（France）和安杜阿内特（Antoinette）。马尔科维奇家族在康斯坦的海边有一家宾馆。埃尔雷特·马尔科维奇和科尔内里乌·科博苏1914年在这家宾馆首次会面。他们于1942年10月24日结婚，在一起仅仅度过了5年的时光。

很多人谈到科尔内里乌·科博苏在罗马尼亚的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毫无疑问是对的。有的历史家认为，如果他遭受共产党政权的折磨而未能幸存下来，那么罗马尼亚的民主进程就会更难重建。不过，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这样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了解，我们应该超越他是政治人物的层面，进入他内心的情感世界，了解与他亲近的人和亲戚，这是十分重要的。“科尔内里乌·科博苏基金会会长约努茨·盖拉希姆（Ionut Gherasim）为我们朗读了科尔内里乌·科博苏的妹妹夫拉维亚·伯雷斯库·科博苏（Flavia Balescu-Coposu）对她嫂子肖像的描绘：“埃尔雷特的名字出人意外地传到了我们家里。1941年我们在逃难，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找到躲避处。一天，父亲在布加勒斯特参加了与天主教大主教安德雷亚·卡苏罗（Andrea Cassulo）会面的一次会议。回来后，见到儿子科尔内尔，他由一位金发蓝眼睛的年轻女性陪同，她面容明亮放出神采，目光直对着对话者，说话声音甜美清脆，罗语讲得非常流利，毫无地方口音。爸爸对我们说，他感觉到个姑娘将会成为科尔内尔的新娘。他们的婚姻从结婚证书上看持续了24年，但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时间不到 6年。我们在埃尔雷特那短短的一生中陪伴着她，热爱并佩服她。她不愧于她名字（埃尔雷特-‘尊严、信誉），而她就是一个职业素值高、积极参与活动、热情好客、慷慨大方、认真严肃、富有创造力并气质独特的人。

历史学家安德雷亚·摩尼恰努（Andreea Maniceanu）是埃雷特·科博苏传记的作者。她与科尔内里乌·科博苏的姐妹夫拉维亚·伯雷斯库·科博苏和洛蒂卡·科博苏（Rodica Coposu）一起度过了数十个小时，从她们那儿听到了有关这对夫妻的许多故事，并看到了科博苏家庭档案里的许多照片和文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使她引以自豪的微观历史书。安德雷亚·摩尼恰努在罗马尼亚近代史上，在那些在邪恶面前维护尊严找到面向未来的力量的妇女中为埃尔雷特·科博苏找到一席地位，为此她而感到满意。她说：“埃尔雷特·科博苏的故事得以流传下来，因为她是尊严与淳朴的典范，是有坚定不移的勇气和信念的出类拔萃的女性。从她在共产党政权的监狱里遭受14年的折磨后出狱那天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她有着充满希望面向未来的力量，这真了不起。单为这件事，她的故事也值得记载在历史上，永被人们纪念。

埃尔雷特·科博苏的悲剧经历在罗马尼亚还不太被人所知。但在布加勒斯特矗立着的他丈夫的两个铜雕胸像，一条以他丈夫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国家其它地区纪念他丈夫的文物也会使我们回忆起这位伟大的女性。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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