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1881年在欧洲政治版图上出现了罗马尼亚王国，一个至少从集体思维上讲有着500多年共同历史的新政治结构。这个共同的政治历史并不算长。在此之前的几百年，扩大到喀尔巴阡山之外国家的思想只是零星地流传。十八世纪末，达契亚（Dacia）这个名称指的是摩尔多瓦（Moldova）和蒙特尼亚（Muntenia）两个罗马尼亚公国，在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的通信中被提及。十九世纪下半叶前，建立罗马尼亚王国的思想日益强。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两个公国的精英做出坚定不移地努力，争取农民和市民的支持，对建立罗马尼亚王国这项计划的实现做出巨大贡献。

另一项支持建立罗王国的坚力思想是在全欧洲领土的多瑙河上自由航行。其实，罗马尼亚公国在1859年实现统一前也名为多瑙河公国。卡罗尔·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登基使得罗王国更加坚实。雄心勃勃的卡罗尔王储1881年取名卡罗尔一世成为罗马尼亚第一位国王。卡罗尔1866年抵达罗马尼亚翻开了罗社会历史的新一页，这在长期的动荡不安后是个良好的开端。

卡罗尔一世1866年至1914年的统治时间漫长而富有成效，这并非是自然而然取得的结果，新社会和机构制度是经过艰苦的过程才得以建设。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历史学家阿林·丘巴勒（Alin Ciupala）将卡罗尔就位后，1866年至1871年统治的头几年描写为一个过渡时期，民众最初对卡罗尔的到来持保留态度。阿林·丘巴勒说：“除了罗政界外，其余的罗人对卡罗尔的到来持冷漠态度，因为对他不知根底。他是一位德国天主教王子，对大多数罗人来说是一个外国人。不过，政治精英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在对亚历山大·伊昂·库扎（Alexandru Ioan Cuza）的统治感到失望后，他们将希望给予卡罗尔一世。另值得一提的是，卡罗尔王子到布加勒斯特时感到震惊。晚些时候，伊丽莎白女王富有幽默地描写卡罗尔抵达布加勒斯特的情景。在经过漫长、危险、疲劳的旅程后，卡罗尔对他在这里遇到的现实感到扫兴。布加勒斯特与德国城市相比显得土里土气。他吃惊地发现他在布加勒斯特的格雷斯库宫并不像个王室之家。但在瞬间的扫兴后，卡罗尔终于适应了新条件，顺利突破了当初遇到的难关。”

1866年的宪法是当时最现代的宪法之一，模仿了比利时的宪法，因此罗马尼亚被命名为“东部的比利时”。作为新国家的关键因素，制定新宪法的过程早在卡罗尔一世统治之初就已经完成。阿林·丘巴勒说：“卡罗尔抵达罗马尼亚时，制定宪法的过程几乎完成。罗政治家做出巨大努力，解决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制宪会议投票通过了宪法。宪法得以迅速制定并获得通过有两个原因。首先，罗政治家们从一开始就希望向未来国王提供稳定的政治和机构，避免库扎在位期间出现的情况。他们希望从一开始建立君主立宪制，明确规定君主制度的职权。其次，罗政治家们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因库扎被废黜造成的外交问题而受到压力。强国只有在库扎统治期才承认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两个公国的统一。在1866年2月11日后，土耳其和奥地利要求两个公国分离，恢复到1859年前的状况。罗政治家势必要迅速解决这个内部危机及其在外交上的附带效应。”

过渡时期的高潮是1871年的王朝危机，当时卡罗尔一世险些退位。但以拉斯科尔·卡塔尔基乌（Lascar Catargiu）为首的保守派政府登台使罗马尼亚坚定地迈向实现原定目标的方向。有的历史学家认为，1871年的危机是现代罗马尼亚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罗人利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的机会，向欧洲强国介绍了一项可信的国家结构计划。这样1859年得以实现统一。在卡罗尔一世的统治下，他们没有错过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向他们提供的第二次机会，在英勇奋战后，终于获得独立。1881年5月10日迈出最后一步，罗王国终于被建立。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1821年1月在蒙特尼亚（Muntenia）公国西部出现了一个以俄罗斯军队前军官图多耳·弗拉蒂米雷斯库（Tudor Vladimirescu）为首的政治运动，此人后来成为生意人，并受到了当时启蒙运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率领由5千名士兵组成的军队，于3月抵达布加勒斯特，试图实现当时的新理想。他统领了蒙特尼亚一年，但在5月份因担忧会受到土耳其的进攻，决定离开布加勒斯特。1821年5月21日，弗拉蒂米雷斯库因被希腊民族主义者谴责为叛国者而因惨遭暗杀，但两百年前他发动的政治运动却一直被视为罗马尼亚人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

不过，本地区当时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希腊民族主义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目的是通过友谊社（Eteria）的革命社会活动获得独立。希腊民族主义者受到俄罗斯的大力支持，同时在罗马尼亚各公国还受到法纳利奥特大公的支持。法纳利奥特人是出身于君士坦丁堡法纳尔区的富有希腊人。他们从1716年起被奥斯曼帝国任命为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两个公国的大公。于是，整个18世纪被称谓“法纳利奥特百年”，被当代和后代人都视为一个黑暗的时期。原来看起来是罗希两国的共同事业，而1821年却发展成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两项不同的计划，其中各方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有着个别的方案。

历史学家阿林·丘巴勒（Alin Ciupala）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到多耳·弗拉蒂米雷斯库200年前领导的运动的历史及罗爱国主义地主在发动起义的关键角色。他说：“一个人们很少提到，而在共产党政权时期几乎完全被遮盖的事件是罗马尼亚爱国主义大地主所扮演的角色。他们通过希腊文化受到从西方传播到巴尔干地区的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这些大地主吸收的思想产生分裂，并在18世纪下半叶变得十分尖锐。这指的是希腊民族主义和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思想之间的分裂。换句话说，法纳利奥特大公和希腊地主在罗马尼亚公国推动的希腊民族主义与部分罗大地主推动的民族主义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使得罗民族主义地主试图将法纳利奥特大公赶下政治舞台。”

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的优势不同。希腊人在蒙特尼亚拥有政治、行政和军事手段，罗人则拥有经济手段。阿林·丘巴勒认为，图多耳·弗拉蒂米雷斯库是罗地主找到的一个出人意外的途径：“图多耳·弗拉蒂米雷斯库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他是一个积极行动，有军事经验的人，曾在1806年至1812年的俄奥战争中打过仗，俄政府为他做出的贡献授予他勋章。爱国主义大地主雇佣他，邀请他去布加勒斯特，给他一批钱，派他到奥尔特尼亚（Oltenia）组织军队。不过，弗拉蒂米雷斯库聚集了约5千名士兵后，发现他拥有很大的权威，就决定独立采取行动。于是，他脱离了大地主原来的计划，前往布加勒斯特，打算占据在蒙特尼亚最后的法纳利奥特大公逝世后留下的权力真空。”

本台记者问阿林·丘巴勒（Alin Ciupala）大地主和图多耳·弗拉蒂米雷斯库的共同利益是什么？他回答说：“大地主和图多耳·弗拉蒂米雷斯库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开始远离法纳利奥特人。弗拉蒂米雷斯库在开始独立行动时断绝了与大地主们的合作关系。当时，大地主们到布拉索夫（Brasov）和锡比乌（Sibiu）逃难，弗拉蒂米雷斯库一个人留下来，试图夺权。有很多历史文献表明，他不断争取获得遗留在国内的大地主们的支持，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帮助他获得权威。”

希腊民族主义运动得到俄罗斯的支持。而由于未能获得俄方的支持，弗拉蒂米雷斯库率领的军队脱离了希腊军队，情势变得混乱，在奥斯曼军队的干预下，才恢复了稳定。阿林·丘巴勒说：“在奥斯曼帝国通过外交渠道受到俄罗斯将不支持希腊革命的承诺后，这些事件与希腊革命重叠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在奥斯曼军队和弗拉蒂米雷斯库的士兵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这表明，奥斯曼军事干预的目标是镇压希腊起义。”

无论如何，图多耳弗拉蒂米雷斯库悲剧性的死亡和情势的进展对后代产生了正面影响。罗马尼亚精英在各公国重新上台，并将为未来制定相当严密的战略。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在1945年至1989年，罗马尼亚人每年5月8日庆祝建党日。罗共产党自1945年3月6日，在苏联的支持下上台起开始铁腕统治。根据自己的宣传，罗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是为了实现人类思想上最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理想，来造福罗人民。但政治活动分子夸大其词的言语和无能为力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上毫无效果。不但如此，罗共产党政权被证明是一种极端压制人民的制度，并使得罗经济遭到破产。国家经济被国有化、民众的政治权利被取消、持不同政见者被监禁，这一切都证明共产党政权的执政模式是错误的。1989年中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垮台，受到严重精神创伤的社会开始重建正常生活。

一百年前罗共产党在罗马尼亚的出现与第三国际在莫斯科的建立密切相关。社会党有关加入第三国际的决定于1921年5月11日获得通过，之后被视为罗共产党第一届代表大会。该党的名称在1922年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被确定为罗社会共产党，后改名为罗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组成部分。共产党开展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反对罗政府，并在1924年予以罢免。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学专家伊昂·斯库尔杜（Ioan Scurtu）向本台记者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共产激进主义的出现扮演何种角色时说：“在战争期间，人民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因此，在欧洲及欧洲之外，发展了一个极端社会运动，逐渐演变成共产主义运动，罗马尼亚也不例外。这个运动以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为起点，但逐渐将注意力转向用各种手段争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共产党政权的主要特征。直至那时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所有政党都希望通过赢得选举争取执政权利。但当时所发生的是一场革命，结果是共产党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将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对已存的社会进行了根本性改变。”

在1920年10月初，由格奥尔基·克里斯代斯库（Gheorghe Cristescu）领导的罗社会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加入第三国际进行会谈。12月9日社会党代表团接受无条件地签署加入第三国际的协议，但第三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布哈林（Buharin）没有接受一个即将加入第三国际政党的领导人中有1918年12月1日在阿尔巴·尤利亚（Alba Iulia）投票支持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统一的人。这样一来，罗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伊昂·斯库尔杜说：“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要求曾参加阿尔巴·尤利亚人民大会的伊昂·弗卢耶拉什（Ioan Fluieras）被排除出代表团。于是，极端主义倾向早自1920年就开始出现，而在1921年1月30日至2月3日的会议上，罗社会党代表团向莫斯科方面提交活动报告时，决定将视为民族主义的右派人士排除出党，谴责他们不支持革命，并与资产阶级合作。自那时起，激进共产主义集团接任了社会党领导职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共产党一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政治派别。伊昂·斯库尔杜说：“阻止罗共产党得到罗人民，尤其是选民的拥护最严重的问题是在第三国际的要求下，接受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布克维纳（Bucovina）和巴萨拉比亚（Basarabia）这三个在1918年与罗马尼亚实现统一的省份，直到脱离罗马尼亚为止，享受自决权。在第三国际扮演重要角色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敦促下，享受自决权的省份的名单上还加上了多布罗加（Dobrogea）。这实际上，意味着罗马尼亚统一国家开始解散。而罗马尼亚人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奋战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统一，因此，一个推动这些思想的政党当然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罗共产党这个小政党在美国和英国的赞同下夺得了罗马尼亚的政权。伊昂·斯库尔杜说：“不可置疑的是，罗共产党在苏联使者的直接干预下在罗马尼亚上台。这种制度，就像其它邻国一样，是在苏联总统和英国首相的直接支持下建立的。他们接受了斯大林有关在苏联边境不应该有敌对于苏联政权的政府的要求。对斯大林来说，不持敌对态度意味着服从苏联政府，保持友谊关系则意味着占领该国。”

罗共党的统治是让罗社会付出昂贵代价的一个讽刺，不幸的是它会在任何时候以另一种不容怀疑的形式重返罗社会。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军衔为空军将军的杜米特利乌·普鲁纳利乌（Dumitru Prunariu）这位工程师是40年前, 即于1981年5月份在太空飞行的唯一名罗马尼亚人。普鲁纳利乌与列昂尼德·波波夫 (Leonid Popov)上校组成了到达“礼炮lǐpào六号” (Salyut 6)轨道站的“联盟40” (Soyuz-40)宇宙飞船的船员。这是长期训练过程的高潮，也是当年29岁的罗马尼亚飞行员生命中的最重要时刻。普鲁纳利乌和波波夫的使命成功了，特别考虑到对他们俩都顺利完成了。 40年前的事件在罗马尼亚媒体上得到了纪念，中央电视台邀请杜米特利乌·普鲁纳利乌参加一系列节目。普鲁纳利乌说，这种使命获得成功的秘诀在于机组人员的兼容性：“列昂尼德·波波夫以我看作为他弟弟，我们开始合作时就发现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对理论非常了解，他很熟悉实践上的问题，我们相互补充并支持，然后考好最终的考试就制定了主要机组的构成。”

站在太空中飞行的人面前，无数问题提出起来。 其中之一与失重有关。他就此介绍说： “起初，看到你周围一切都在浮动时就会有兴奋般的感觉。 然而，身体结构缓慢地​​出现变化，并且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这种状态在头两天恶化，头有点儿痛、觉得头晕、血液循环有改变而对关节和肌肉的压力令人全身不舒服。”

除了太空飞行的壮观性质之外，还有不少平平常常的细节。其中之一是联盟40机组人员为在轨道站上呆了较长时间的一名宇航员带一捆葱去。 杜米特利乌·普鲁纳利乌说: “我要告诉你们，这些在太空飞行的人实在像普通人一样。 在宇宙中呆了两个月后，轨道站的指挥官弗拉基米尔·科瓦利诺克（Vladimir Kovalionok）想要吃点葱。 他告诉了妻子，她就知道我们要飞到轨道站上，她把洋葱交给了关注我们机组的医生伊万。 然后我把洋葱塞进了一个口袋，一天半后就到达了弗拉基米尔手里。除了葱外，普鲁纳利乌还给苏维埃同事带去了另一件小礼物：一瓶罗马尼亚白兰地。“按照罗马尼亚人的传统每次访问人家就要送些东西，一瓶葡萄酒、一瓶白兰地什么的。我就拿了在罗马尼亚制造白兰地的细颈瓶，很高兴将这件礼物送给宇航员。”

杜米特利乌·普鲁纳利乌是8天后就返回地球了，科学记者亚历山德鲁·米罗诺夫（Alexandru Mironov）记得他是如何被迎接的：“他回到地球与记者见面时，我看见了他。他很害羞，似乎恐惧死了，但他只是在记者面前那样。当时刚发行了明确的命令，禁止记者过多表扬他，因为当时我们只有两个“英雄”， 就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琳娜，我们只能表扬他们而已。所以他避免了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但是他也理解了自己的角色，数千次与公众见面，每次他非常热情。”

列昂尼德·波波夫和杜米特利乌·普鲁纳利乌被罗马尼亚和苏联政府授予勋章就是两者共同付出的努力获得成绩的结果。近40年来，杜米特利乌·普鲁纳利乌保持了罗马尼亚航天领域最重要的业绩，而他用为返回地球的太空舱在布加勒斯特军事博物馆里展出。

1960年至1970年间，罗马尼亚一直希望在国际政场上找着己身的位置。因为从1945年与整个东欧沦陷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后，罗马尼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已被迫转变了。而外交政策也无可避免地遭受波及：在莫斯科首发的指令下断绝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从1948年后共党政权彻底掌权到1960年初时，罗外交政策徘徊在孤立主义，敌对西方世界及资本主义的路线上。斯大林1953年去世，赫鲁晓夫（Khruschev）对他罪行的谴责，苏联1956年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都是一些社会主义阵营中，在国际关系变化上的重大事件。苏联开始对1945年后受其侵占的国家削减控制，这促使这些国家试图恢复与其他国家在战后破损的关系。

罗马尼亚也试图恢复自己在国际范围所占的地位。外交部感觉到需要一位改革型的领导人，认为罗驻匈牙利大使科尔内里乌·摩内斯库（Corneliu Manescu）是最合适的人选。1961年摩内斯库被叫回布加勒斯特，被告知被总统格奥尔基·格奥尔基乌.德日（Gheorghe Ghoerghiu-Dej）任命为外长。当年，罗马尼亚只与约30 个国家有外交关系，科尔内里乌·摩内斯库认为这实在是可笑的，于是他迈出的第一步是向联合国开放，罗马尼亚在那儿找到了许多朋友。其中之一是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缅甸人吴丹（U Thant）。罗马尼亚于1955年加入联合国。1994年，78岁的科尔内里乌·摩内斯库接受了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他说：“吴丹是罗马尼亚的一个重要朋友，他帮助我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尽管我们很晚才寻求他的帮助，他还帮助我们在布加勒斯特建立联合国代办处，全力支持我们。1968年，苏联威胁要侵犯罗马尼亚时，吴丹是第一位与纽约联系，召开联合国特别会议来支持我们的人。他配得我们的钦佩和感谢。”

科尔内里乌·摩内斯库使罗马尼亚恢复了与西方的关系。第一个复交的国家是法国。摩内斯库说：“1961年，当我接任外长职务时，罗马尼亚对外关系仅限于华沙条约签字国。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尽管我们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并肩而战，在1945年几乎陷入战争状态。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几乎被冻结。我首先开启与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复交。1961年与法国的关系几乎是零。我任期的第一年在纽约会见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时，他邀请我去法国访问。我立即表示同意，这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一位政界人士独自做出这种决定当时是不可接受的。此后，我得到了国内的同意。”

当时引起罗马尼亚注意的另一个西方国家是意大利。摩内斯库说：“罗马尼亚对国际机构的态度是不可原谅的，一直拒绝他们的帮助。我不能忘记我与意大利时任总理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会谈。我当时告诉他，罗马尼亚需要像意大利这样工业化国家的帮助。他回答说：‘你们现在怎么会寻求帮助呢？我们很久以来就等待你们，你们却没来。我们已经向那些寻求帮助的国家提供了支持，尤其是南斯拉夫。’这就是范范尼对我说的话。”

罗马尼亚在1967年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与联邦德国恢复关系：“我在这段期间接受《基督科学箴言报》记者罗西（Rossi）的采访，他在纽约工作。他与我就我对联邦德国的态度进行了交谈，问我们否认为应该建立正式、稳定的关系。他还问我是否认为德国是法西斯主义。我回答说：‘绝对不是！’。此次采访引起了华沙条约所有签约国的不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此提出激烈批评。他们宣称，我没有权利做出这种声明。无论如何，我澄清了事情，这是必须做的。”

科尔内里乌·摩内斯库在他的外长任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受到政界高层的支持。他于1967年9月19日当选为第2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这是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一位代表首次被提名担任这个职务。罗马尼亚当时对外形象非常好，在1980年代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1986年5月2日复活节前几天，罗马尼亚人得知了苏联的一座核电站曾发生了事故。实际上，事故是一周前，即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苏联于4月28日简洁地报告了这一消息，但未提供什么细节。这就是历史上最大的非军事核灾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当局保密性便减轻了罗马尼亚社会因那么厉害的信息所遭受的震惊。布加勒斯特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伊万·斯塔诺米尔（Ioan Stanomir）分析了与共产主义政权保密性有关系的各种方面：“这种保密性没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hail Gorbaciov）上台之前的几年那么激烈。苏联当时处于非常困难的局势。许多人都意识到，历史上脆弱体系的改革只能使其脆弱性加剧。对于苏联而言，承认灾难实际上意味着承认其经济、科学和政治上的失败。”

齐奥塞斯库政权保密性的行为遵循苏联典型的做法。 布加勒斯特政府关注了莫斯科的决定，直到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一周后才向人民宣传。我问伊万·斯塔诺米尔教授， 考虑到齐奥塞斯库是反苏维埃的，如何能够解释他这么晚才允许罗马尼亚人得知的决定：“齐奥塞斯库可以说是反苏联的, 但是齐奥塞斯库主要是斯大林主义支持者，持着类似的地位他就了解到信息的公开可能会使独裁政权变成脆弱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本人作为罗马尼亚共产政权的领导人特别注意保密。为了掩盖这场灾难,保密是必要的。”

罗马尼亚在南部的切尔纳沃德市（Cernavodă）设立了自己的核电站，我国的该计划始于1970年代后期并规定向法国和加拿大进口具有最高安全标准的技术。伊万·斯塔诺米尔说：“对我们而言，罗马尼亚的核计划吉祥地没有和苏维埃专家一道制定，这就归功于齐奥塞斯库为夸大狂患。有的人可能怀疑苏维埃核电系统不那么有效。罗马尼亚人很幸运，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尽管属于社会主义营地却宁愿利用西方技术，希望变得杰出人员的。我们不要忘记，在马路对面的保加利亚邻国，科兹洛杜伊(Kozlodui)核电站与苏联的完全相同。”

切尔诺贝利事故引起的政治变化如何呢？ 伊万·斯塔诺米尔说：“考虑到罗马尼亚人的思想状态，在1980年代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发生的某种事情使集体萧条的状况加剧的可能性很低。共产主义国家采取了一些最低限度的措施。这些简单的措施后边是已经受饥饿和贫困之苦人民的耐力。至于苏维埃影响的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很明显地，切尔诺贝利灾难只能增强苏维埃建立在经济落后和暴力基础上这样的感觉。而这些特质都并不能在没有胁迫下保持它的权威。”

任何历史事实都有值得学习的教训。 伊万·斯塔诺米尔来对这一教训进行总结说：“很明显，据我们现在意识到，在切尔诺贝利悲剧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勇气。那些为了阻止那场可怕的大火而奋斗的人牺牲了生命。本来可以保存所能保存的事应归功于他们的勇气，而不是苏联当局的管理。”

在1945年至1989年共产党政权执政期间，罗马尼亚的政治监视是该党依据的恐怖支柱之一。 保安、警察和情报网络这些机构形成了一个邪恶三角，将无辜的人判处入狱，这些人或仅因政治观点或捍卫自己赖以谋生的财富而遭受迫害。政治监视和压制机构无处不在，对人们犯下各种罪行，包括杀人罪。

共产制度的政治监视在城市中特别加力执行：就是在生活条件难以承受，抗议及起义潜力大的大城市内聚集更多的监视力量。 城市中居住着具有更大团结能力的工人阶级和其它居民，因此市内监视更加严厉。不过，农村地区也没有免于监视和镇压的机制。 实际上，共产制度实行的监视和镇压历史始于农村地区，一直延续到1989年。反对公社化运动的反共武装游击队是由军人和平民组成，这导致共产政权首先在村镇采取恐怖措施。他们在那里依靠线人来查出山间隐藏着的游击队员，并查出帮助村民或游击队员与农民和市民交流所依靠的网络。

格奥尔介·米乌（Gheorghe Miu）这位历史学家研究了布扎乌（Buzău）地区的监视和镇压机制。他认为这种运作方式可以扩展到整个罗马尼亚。 “这些共产政权下属的结构在农村地区、在社会主义村庄中发挥了作用，将地方的警察哨所作为根据地。这些保安所在地是信息的来源，监督线人网络。”

没有线人，监视和压制机制就无法运行。 他们从各行各业招募情报员，其行动的理由各种各样。根据档案记载，有的人是屈从于勒索威胁，有的则受益于物质利益。不过，在农村地区没有奖励，线人因惧怕遭受迫害而提供有关的信息。 格奥尔介·米乌说：“我发现有若干化名的信息来源。 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 一般而言，利用邻居、公社村民等与保安或警察关注的目标有相同社会背景的人。但是我也发现一些教师也被利用提供信息 但没有得到什么物质利益，警察和保安在农村地区使用了相同的恐怖手段，就是引起人们恐惧而被利用。”

格奥尔介·米乌这位历史学家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农民因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这个农民就是他的祖父：“一个研究特案涉及到我的祖父-瓦西类·米乌（Vasile Miu）他是反对人民公社化的农民。一直到1989年他都不加入公社，因此承受了艰难的后果。”

共产制度期间的监视和镇压机制在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同样残酷。 许多农民仍然对保安、警察和线人在农村开展的活动记忆犹新。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罗马尼亚抵抗共产党专制的英雄之一多马·阿尔讷乌左尤中尉（Toma Arnautoiu）1921年2月14日出生。他是我国中部弗格拉什山（Muntii Fagaras）南坡的穆斯切尔县（Muscel）坚持时间最长的游击队的领导人。穆斯切尔地区被视为罗马尼亚文学语言形成的摇篮，其人口由富有的自由农民组成，县府肯普龙（Campulung）有着悠久的多元文化历史。穆斯切尔人一直享受自治权，并与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保持紧密的联系。

多马·阿尔讷乌左尤中尉曾是努科什瓦拉镇（Nucsoara）文化精英。父亲是小学教师，哥哥伊昂（Ion）在罗军队担任骑兵军官，1943年在克里米亚逝世。姐姐埃琳娜·佛洛里亚·伊昂（Elena Florea Ioan）2000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说，阿尔讷乌左尤家族是努科什瓦拉镇最受尊敬的家族之一，有坚定的生命原则和价值观。埃琳娜说：“我对妈妈怀有深切的感激之情。因为她把我培养成人，不断教导我在生活的道路上碰到困难时如何搏斗。爸爸心地善良、性格温柔，他和母亲一样对我们从未发怒，当然我也一直听他们的话。为了给我兄弟提供上大学的条件，他们只好让我停学。结婚的年龄到来时，父母为我挑选了丈夫，我并不能说他们选错了。他们总是给我指出正确的道路，把我培养成勤奋老实、品行端正、彬彬有礼的人。”

多马·阿尔讷乌左尤在战线上受伤后，被接受为皇家卫队的成员。1944年8月23日翻开了罗军历史的新一页：罗马尼亚被军队占领，接着1945年3月6日，共产党正式登上政治舞台。阿尔讷乌左尤1947年从军队中被开除，翌年前往首都布加勒斯特，考上商业学院。他和其它30-40个同学，在那儿认识埃尔瑟内斯库上校（Arsenescu），决定一起在山区建立游击队；抵抗政府。1949年他们的这项计划得以落实，多马·阿尔讷乌左尤的弟弟彼得（Petre）也参与其中。埃琳娜·佛洛里亚·伊昂谈到努科什瓦拉镇民是如何帮助以他弟弟为首的游击队员，她说：“镇民给在山上藏身的游击队送饭及其它必需品。不幸情报局开始守卫努科什瓦拉镇，镇民不再能给他们送饭，游击队员因没有食物，开始失望。一天黑夜，他们从山上下来，来到我们家。一名与情报局合作的邻居通知了情报局，在与情报局的冲突中有一名情报士官丧生。”

阿尔讷乌左尤兄弟跑到山上后，情报局拘留了他们全家人。埃琳娜·佛洛里亚·伊昂谈到她被监禁皮德什蒂（Pitesti）监狱的实情，她说：“我第二次因没有告发兄弟被判处5年监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我虽然知道我的兄弟在山上藏身，却没有帮助情报局逮捕他们。情报局多次逮捕我，让我以姐妹的身份寻找兄弟。我接受调查时告诉情报员，我并没有帮助我的兄弟。我在皮德什蒂的监狱被监禁时，一天夜里，有一名来自布加勒斯特的上校对我进行审讯，问我，有一百多人帮助游击队员，我作为他们亲身姊妹怎么可能没有帮助他们呢？”

1958年，穆斯切尔的游击队被追赶9年之后，终于被追捕。情报局策划骗局引诱他们，通过多马的一个朋友许诺给他们弄来护照，帮助他们跑到国外，这样在一名牧羊人家里捕获了游击队的领导人。情报局将阿尔讷乌左尤与他两岁的女儿和妻子玛丽亚·普罗普（Maria Plop）一同逮捕。埃琳娜·佛洛里亚·伊昂回顾她兄弟被捕时说：“他们的这个朋友给他们带来了里边放进麻醉药的白酒和护照。他们开始聊天，朋友请他们喝酒。多马不想喝，但彼得喝了一杯。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做计划时，情报员突然闯进来，逮捕了多马。他就开始搏斗，情报员知道他随身携带毒药，以免活着被捕。彼得趁着多马与情报员搏斗，顺利逃脱。他过了一条河，跑到一座山丘上，那里有人见到他了。情报员带着狗追踪他，终于找到他时，他已经把腰带缠在脖子上准备自杀。”游击队员们1958年5月20日被捕，受到一年多的调查。1959年7月18日夜间，多马和彼得兄弟及其他14位9年来帮助他们的人都被枪决。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在历史上一些不寻常的妇女一向被忽视，但她们的重要性并不逊于男人。她们与男人同样经历了历史上最惨烈的时刻，在共党监狱中勇敢的面对痛苦并忍受艰难。

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故事之一来自尤利安娜·普列杜兹（Iuliana Preduț）教师，她来自弗格拉什（Făgăraș）山区反共游击队领袖托马·阿尔讷乌柞尤（Toma Arnăuțoiu）的家庭。 1958年，她在教课时被捕，并连同整个家庭因支持游击队的罪名入狱。被捕时，她已怀孕六个月。不久后，尤利安娜从皮特什蒂（Pitești）的监狱转移到布加勒斯特的瓦克雷什蒂（Văcărești）监狱，在那里她生下了女儿，取名自由·尤斯蒂纳（Libertatea Justina）。 2001年，罗马尼亚广播电台的口述历史中心有机会采访了这位女英雄。

她回忆着说：“入狱那天晚上他们把我扔进116号小房间里，而且让我独自留在这个肮脏的厕所中，使我经历了真正的磨难。 那里面强烈的臭味、 再加上之后 从皮特什蒂看管所转到可怕的瓦克雷什蒂监狱这一路上的折磨都明 显地加重了我的痛苦和难以想象的饥饿。 我越来越感到沉重的压力，我的精力即将耗尽。

尤利安娜在她的泪水里，敌对的命运和共党的监狱中挣扎着，孤零零的坐在牢房里等候分娩。她继续说：“我试着聚集起我的力量可以端坐在床上，总觉得好像有人通过牢房门上的窥探孔来监视我。 过一阵后，我环顾四周，恐惧在我心中闪过。 冷冰冰的水泥上充满了污垢。 我觉得身处恐怖环境中就像像小说描述的那样。而且从走廊里还传出来奇怪的响声， 听起来像是人们和绵羊混合着的哀痛呼声，又像野兽的呼吼声。 我突然感到害怕极了。我肚子里的婴儿拼命挣扎着，狠狠地踢打我，好像要逃离我刚刚跨进的地狱一样。 我的泪水涌流而出，不能止住。”

突然，在那个绝望的深渊里，尤利安娜带来了希望。 ：“恐惧变得如此残酷，以至于我开始向上帝祈祷，将我从这片痛苦和黑暗的土地上带上来，尽管我知道这样会对不住良心而犯罪，因为我内心有 另一种我有义务希望的生活。突然，在牢房的一个角落里，一位怀着悲伤的圣母像出现在一缕刺眼的光线下，对我说：“你为什么害怕？ 你看不到 我和你在一起吗？” 然后，她消失了，在我的灵魂中留下了和平与平静。婴儿又平静下来，我的眼泪奇迹般地止住了，这个牢房现在对我来说似乎不一样了，一个普通的牢房，在其中希望战胜 痛苦。克服了内心的悲哀后，我把满是鲜血和脓液的被子收起来，用手拿起污垢，将其带到牢房的一角，为自己整理了一块很小 的地方。”

她还 从一个有人性味的 狱警那里得到了 支持： “我想把手洗干净但没有水也不敢敲门，因为我知道拘留规则，我预料到他们会拒绝。 可是, 奇迹发生了！窥探孔打开了，狱警从其中推了一杯水进来， 然后无声地把窥孔探关闭了。

我洗了手，安静地坐在床边。 这个 狱警从窥视孔叫我， 他要一个金属杯，将牛奶倒入其中。 自从我被捕以来，我再也没有见过牛奶。 他小声问我刚见到什么就平静下来。 我想，当我哭泣时，他以看到我并从我的容颜感觉到我的恐惧。 我告诉她给我带来和平的是慈悲的圣母。 我通过窥视孔 看到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同情心的狱警。 ”

尤利安娜·普列杜兹幸存下来，为了是可以讲述编入 20世纪野蛮恐惧时代编年史中的故事。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纳迪亚·鲁索·波西（Nadia Russo-Bossie 1901-1988）是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带着精湛技能、知识和勇气在前线挽救生命的女飞行员。 像战争时期的许多人一样，她对新居的罗马尼亚没有推卸职责。 然而就像像罗马尼亚整个社会一样，她经历了接连不断，从战争到极权政治带来的苦难，而她的功绩要等到今世后代才获得追认并被人们崇敬。

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献给第二次世界大战身处前线妇女们展览。纳迪亚·鲁索·波西与罗马尼亚空军中的另外两位著名人物 Smaranda Brăescu和Mariana Drăgescu，成为“医疗中队”或“白色中队”的主要成员。 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娜·帕尤善·努伊卡（Cristina Păiușan-Nuică）介绍这次展览并讲述了纳迪亚这位女英雄的简短生平。

“纳迪亚·鲁索·波西原有俄罗斯国籍。 她在1901年出生，因1918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与姐姐一起逃往摩尔多瓦的基希讷乌，当时父母业已双亡，但在那里有亲戚，所以能到比萨拉比亚谋生。她毕业于巴黎艺术学院后就有了当飞行员的愿望。 1936年，她获得赞助后终于能选修飞行员课程并在获得女性飞行员资格证书后，又得着了普通飞行员证书，从开始起就成为空军医疗中队的一员。”

纳迪亚·鲁索·波西一生热爱飞行，而且始终坚持不变。她不但是积极参加国家和国际比赛的体育飞行员，而且是带着坚强信念要去惩罚那些摧毁她祖国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而参战的女英雄。然而1945年后，纳迪亚却不由自主的跟随着整个罗马尼亚社会的命运。她青年时极力逃避的共产制度再次抓住了她并判处她入狱。克里斯蒂娜·帕尤善·努伊卡说:“不幸的是，她一生的悲剧始于1950年，当时她被捕了。 1950年8月她被指控曾帮助一些英国飞行员与罗马尼亚飞行员的会面, 于1951年被判处8年徒刑。 5年后，根据当时政府的一项决定她获释，但又判在巴勒干（Bărăgan）平原5年强制性居所监禁。

1969年，她退休，每月退休金只是低微的325列伊的社会救济金。 1968年她给安全机构写信要求将这5年作为工龄，为补偿在巴勒干5年强制性居所监禁而付出的劳动，她又得到79列伊的补助，加起来总共400列伊的极其低微的退休金。”

1989年共产党暴政垮台后，她才重新获得后世人们尊敬。 克里斯蒂娜·帕尤善·努伊卡介绍了展出的纳迪亚留下的物品。“我们从纳迪亚那里得到了收集了几百张照片的相册，幸运的是这个相册归给了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

此外我们还有她1981年5月借80岁寿辰和获得飞行员证书45周年之际的一些笔记。 当局让她介绍45年前做女飞行员的情况。 不幸的是，她没有活到1990年，所以其功绩没有得到承认，也没有得到能确保基本生活的退休金。”

纳迪亚·鲁索·波西1988年在布加勒斯特去世，享年87岁。 目前她列入与罗马尼亚非物质遗产名人录中，排列在那些为国牺牲自己的人们之中，而今天的罗马尼亚人有了机会来认识他们并对他们表示敬意。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罗马尼亚境外罗语广播电台运行时间不等。其中寿命最长之一是前南斯拉夫伏伊伏丁那地区的诺维萨德广播电台。这是罗马尼亚境外少有的连续70年播出罗语节目的电台之一。

1949年成立的塞尔维亚巴纳特地区首府伏伊伏丁广播公司罗语编辑部带有政治色彩。伊昂·马克维强（Ion Marcovicean）27岁开始在诺维萨德广播电台罗语编辑部工作。他1999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谈到编辑部的政治色彩和在保护南斯拉夫免受苏联宣传上扮演的角色。他说：“诺维萨德广播电台成立于1949年11月29日，适逢庆祝共和国日之际。该电台早于原定日期开播是由于当时特有的国际形势。我这里指的是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发动的进攻。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广播电台理论上讲对来自苏联的攻击做出反击。但在发现这些反击未产生预期结果后，就决定加紧建立诺维萨德广播电台，目的是通过介绍南斯拉夫各民族和社会的真实情况，对来自共产党情报局的宣传予以反击。

奠定诺维萨德广播电台罗语编辑部基础的是三名记者和一名打字员，他们使用半千瓦的发射机首播节目，节目只在城市附近地区才能收听到。但安装发射功率比初步阶段强的新型发射机之后，广播员的声音传播的范围变得日益广泛。伊昂·马克维强说，新闻来自南斯拉夫通讯社（Tanjug）。记者开始录制采访和报道，从匈牙利语、斯洛伐克语等其它外语编辑部借来材料和信息。

诺维萨德广播电台罗语编辑部播送的节目包括：新闻、文化和政治宣传节目。马克维强说：“节目的结构，一般来讲有教育意义，因为官员当时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唤醒民众的社会意识，并让他们了解全国的情况，了解在全国范围丰富的文化生活及增加农业生产的方案。有一个《乡村听众》专题节目，是收听率最高的节目之一，其它专题节目包括：《我们的财宝生活》、《科技节目》、《父母和子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业余创作》”等。

罗语编辑部节目的播出时间为20至25分钟，分别从上午5点45分，8点钟，中午1点钟和晚上10点钟开始。早晨的节目主要包括新闻和天气预报，政治节目晚上播送。诺维萨德广播电台收到不少听众寄来的信，而这是令广播电台记者高兴的事情之一，在他们的信中，听众对罗语编辑部全体人员编辑播出的节目表示祝贺。此外，还对记者们在他们举办的有奖知识竞赛中提出的问题做出答复。伊昂·马克维强表示，诺维萨德广播电台罗语编辑部播送的新闻也包括一些有关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两国居民在两国之间非法过境的信息。他说：“所播报的新闻包括一些有关被捕、被枪毙和得以逃脱的人。边界线的两边部署边防警察向试图非法过境的人开枪。在南斯拉夫有人加入共产党情报局，愿意从罗马尼亚过境，然后跑到苏联去。其中有一位南斯拉夫将军在边境地区被罗边防警方击毙。有些罗人顺利过境到南斯拉夫，其中有一位叫杜密特鲁（Dumitru）的人。他来到本台，做过几年的审议员。在50年代还有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塞尔维亚族女士在本台担任播音员。

1956年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被苏联镇压的匈牙利反共革命。诺维萨德广播电台罗语编辑部向听众播报了有关这场革命的信息。伊昂·马克维强说：“这被认为与苏联帝国主义密切相关。本台有关这一事件及之后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提起的所有诉讼案件做了详细评论和报道。本台在匈牙利没有特派记者。我们从南斯拉夫通讯社和贝尔格莱德广播公司驻某些国家首都的记者那儿获取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翻译成罗文。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前大使米秋诺维奇（Miciunovici）写了一本日记，我们把这本日记翻译成罗文，其内容是揭露苏联在匈牙利的不寻常行为。”

1980年诺维萨德广播电台对塞尔维亚巴纳特地区的罗人来说是难得的一个社会窗口。幸运的是，1989年之后，夫伏伊伏丁那首都继续用罗语播送节目。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1918年后的罗马尼亚与摩尔多瓦与蒙特尼亚联盟在1859年建立的罗马尼亚大不相同。 随着和邻近的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的领土合并，新罗马尼亚王国在地缘政治与文化方面更加多元化，有更多的少数民族并新的志向和挑战。 宗教少数群体享有平等的权利，而表现形式与大多数人的行为有关。

近30年来对大罗马尼亚国编写的书籍不少，大多与政治外交历史有关。利物浦大学的罗兰·克拉克（Roland Clark）历史教授编写的《1920年代罗马尼亚的宗派与更新-东正教教派的限制和国家构建》（”Sectarism and renewal in 1920s Romania. The Limits of Orthodoxy and Nation-Building”）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罗马尼亚宗派和教派多样化所引起的变化。在法律和机构上发生的变化使得罗马尼亚更加民主化，而公民精神得到进一步发展。克拉克发现在教派上有三个主流教派：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但它们的经历应该看作为一个。

三个经历彼此依赖、混合互补而保持下来。没有天主教或新教就不能谈到东正教教会的建立。实际上都是一个历史渊源，大家彼此联接， 不可分开。

1920年代就是大战后重建期间。罗兰·克拉克教授却认为在观察当时宗教新精神时，不能忽略在罗马尼亚国的政治权力扩大和新领土融合这些事实。 他说：“大罗马尼亚国家的建立十分重要，带来了民主，男公民得到投票权，并平民参与国家政治管理，而特兰西瓦尼亚、布克维纳、巴纳特等省的统一又导致新的教会的建立。因而建立了国家大主教教会。许多平信徒参与教会管理的特兰西瓦尼亚教会和受到俄罗斯革命影响巴萨拉布亚教会这样来管理呢？

宗派多样化也意味着西方国家的福音派教会等教会运动的参与，这不包括罗马尼亚的天主教教会，这些教会不受欢迎， 因为与占大多数的东正教教会攀比竞争。不过，保证实行宗教信仰平等权力的法律框架非常重要， 而且这些宗派互相影响。罗兰·克拉克说：“1918年后，新教教会的影响在于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扩大，这让东正教教会感到担心。东正教教会的代表编写的书籍或发表的文章都谈到新教教会的包围。不过，认为主要问题出在内部，本土教会没有足够的基督徒，教会必须改变固态才能不受新教教会的影响。”

宗派多元化对占大多数的东正教教会的影响，说明东正教教会包括最保守的结构都能予以改革。罗兰·克拉克说：“1920年代，东正教教会发生很大改变。越来越多的公民享受教育权利，可以识字读书，所以宗教显得更加有趣。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宗教更新运动，这直接出于具有罗马尼亚精神的平民百姓。”

1920年代罗马尼亚的宗派多样化表明社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思想的开放，这是一种新趋向和旧理想，改革与整合的结合。不少目标得以实现，但也有一些尚未实现，因此而来的挫败感在之后的1930年代引起极端行动的连环爆炸。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今天的翻译程序所使用的信息科技，就像任何其它科技一样有着引人入胜的历史。不过，这个科技的历史却来自乍看并无相似之处的不同学科的综合。罗马尼亚人也对人工智能，这个齐聚数种学科而成的新领域做出贡献。他们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语言学与数学两类学科结合起来。

数学语言学的另一个名称是计算语言学，这个在美国出现的新学科也就是数学语言学获得的最大的成就。这就是语言和计算机的结合，更确切地说，是自然语言和人工智能计算机程式间的结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科技界新兴的模控学鼓励了许多学科的相互结合，从而导致了后来计算语言学的发展。罗马尼亚的斯特凡·奥多布雷吉亚（Stefan Odobleja）在30年代末成了研究该领域的先驱之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军队在罗马尼亚扶持建立的共党政权彻底改变了这个科研领域的前景。

罗马尼亚数学语言学的先驱之一是著名数学家索洛蒙·马尔库斯（Solomon Marcus）。他在1998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说明在共产政权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中，科学已被政治化。他说：“模控学被谴责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但当时我们严格遵循莫斯科的建议，而一位俄罗斯科学家想出一个好主意，把语言学的科研领域，就是数学语言学，与文化领域的人文学科分开来，使其与科技领域结为一体。于是在模控学被谴责一段时间后，俄罗斯改变了对这门学科的态度，转而对科技革命表示欢迎。于是，科技革命一下子就变成共产主义社会在建设科技社道路上的一个目标。”

不过，共党政权每逢政治视野有任何改变时，务实主义一定胜过意识形态。于是“俄罗斯一旦启动，卫星国就应立即跟随”。索洛蒙·马尔库斯说：“显而易见的，罗马尼亚也紧跟俄罗斯之后高喊这个口号。结果两种科技突破随之而出，不仅数学语言学研究，即当时所谓的计算语言学获得公认，而且因为与计算机科学紧密相连，就参与了科技革命。而当时的想法是机械翻译，我们也尽力为此做好准备：让两种语言间的翻译不再必需人为而是依赖机械。这被认为是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因为俄罗斯人希望能很容易地将英语翻译成俄语，美国人则希望从俄语翻译成英语也能如此。语言学原来在斯大林公布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的文章后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雷区，但突然间，数学语言学与语言学分手转入到科技领域，就立即摆脱了被追打的困境。”

但，由语言学家和数学家分别组成的两个科学团体对建立这个新学科的想法各有保留。索洛蒙·马尔库斯说：“罗塞蒂（Rosetti）是少数赞同并鼓励这个崭新想法的语言学家之一。但他的同事门对这个想法不是忽略不顾就是表示反对。他们说这个新学科并不是语言学。

埃马努埃尔·瓦西里乌（Emanuel Vasiliu）教授研究语言学的方式接近于逻辑学和数学。至于数学家们的态度，他们在传统上与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有特别紧密的合作，但除此之外，与其它领域就少有合作了。使数学与人文科目里的语言学合作是件全然反传统的事。因此，许多数学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不可能成就。我不认为他们采取积极的反对立场，但他们真有疑虑。不过，其中有一位不仅不怀疑而且感到兴奋的数学家是格里戈雷·莫伊希尔（Grigore Moisil）。我们很幸运，能从60年代起就在他的支持下开启了布加勒斯特大学里的数学语言学课程。”

而索洛蒙·马尔库斯为在这个新的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意图得到了有影响力的数学家格里戈雷·莫伊希尔和语言学家亚历山大·罗塞蒂（Alexandru Rosetti）的支持。于是他与瓦西里乌一起开始通过大学课程的教授和研究报告的发表将这新个科目落到实处。他说：“我很幸运，因为我想起当时与莫伊希尔这位数学家和罗塞蒂这位语言学家的合作，致力于为罗马尼亚的数学语言学开拓新道路。他们还为建立数学语言学大学教育做出很大的努力，使我们借此成为世界上首先实现这个梦想的国家之一。我以数学家的身份和埃马努埃尔·瓦西里乌教授以语言学家的身份在这个领域开始积极活动。我们也从与国外研究员的交流中得益，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出版社早在1963年就已经发表了我所著的数学语言学的课本。我们也被当局允许将这些作品寄送国外同行的研究人士。结果我寄出的书很快在伦敦、纽约、莫斯科、巴黎、布拉格等城市被译成当地语言出版。”

1966年在布加勒斯特举办了国际语言学大会，有许多国内外语言学家参加，罗马尼亚成为在场的亮点。这次会议将罗马尼亚安置在最时新科学领域的地图上，而这门科学将在未来短短的数十年内使计算机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物件。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两次世界大战间罗马尼亚的政界情势变化多端，但仍有些或多或少坚持原则的人士把持政局。 当中就有历经多重党派的人物，象康斯坦丁·阿尔杰托亚努 (Constantin Argetoianu) 这位身兼律师和医生的政客。他在1871年出生于克拉约瓦，奥尔滕尼亚地区一个老贵族的家中。他曾在巴黎学习法律和医学。但是政治活动吸引着他，他渴望更高的社会地位。 1913年，他在保守党派的政治活动中开始出名。

扬.斯库尔图（Ioan Scurtu）这位历史学家撰写了阿尔杰托亚努的传记，其中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统一的罗马尼亚中开始的政治生涯：“他很早就意识到保守党没有前途。所以当他在为自己寻找出路时，就跟随了亚历山德鲁·阿维雷斯库 (Alexandru Averescu)将军，后者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摩勒什蒂（Mărăști）战役获胜而享有盛誉。

阿尔杰托亚努成了推举阿维雷斯库将军个人崇拜的重要人物。 当他就任内政部长时，就因在1921年5月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逮捕了不少参与者而名声大振。但更令政府部长们惊讶的是，他在逮捕结束时亲自来对部长们保证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业已结束。 当然，他的看法不太可靠，因为众所周知，正是共产主义后来终止了他的政治生命。”

然而，阿维雷斯库将军的知名度降低后，阿尔杰托亚努又感到必须选择另一个政治伙伴。他找到谁？ 就是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1924年，他到约尔加的家中去拜访，仅仅讨论了约尔加的文学作品。当他高声背诵约尔加的戏剧作品和历史著作中的一个片段时，约尔加非常高兴他理解其作品到达如此的深度。”

之后，阿尔杰托亚努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政党：先是人民民族主义党、然后国家农民党，最后是国家自由党。 杨·斯库尔图说：“ 1930年，阿尔杰托亚努也从这政党辞职，成为新登王位的卡罗尔二世国王的支持者，后者宣布反对任何的政党。 阿尔杰托亚努支持国王的计划而启动了反对政党的全面运动，因为他已不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尼古拉·约尔加也主张相同的想法。1931年4月分，约尔加组织了新政府，阿尔杰托亚努成为他的主要合作者。 最终，国王不得不在1932年5月放弃这届政府。

不过，阿尔杰托亚努不是位易于屈服的人。 他组建了新的政党， 就是农业联盟，但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可以预见的是：在1938年卡罗尔二世国王建立了专权的政体时，阿尔杰托亚努立即成为支持者之一。 于是后来安东涅斯库元帅掌权，迫使卡罗尔二世国王退位时，就对阿尔杰托亚努怀有敌意，导致他从公共生活中退出。 1944年，他前往瑞士，一直住到1946年。但是他的政治生涯还没有结束。 扬.斯库尔图说：“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在回忆录中显得如此明智和自信的他，再度回国。 在1945年至1946年间，彼特鲁·格罗扎（Petru Groza）政府成立后，越来越多老政客们意识到另一种政权即将建立，他们将不得不面对过去政治活动的后果。但是阿尔杰托亚努却对自己抱有伟大的幻想：以为苏联、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会希望罗马尼拥有一位象他那样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领导国家。”

然而，新掌政权的共党政府对阿尔杰托亚努的建议完全不感兴趣并把他囚禁。他在1955年，以83岁的高龄在希杰特（Sighet）监狱过世。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