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1918年12月1日，赴阿尔巴·尤利亚（Alba Iulia）举行全国大会的1228名代表投票通过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与罗马尼亚王国实现统一的决议。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民族认同对罗人而言变成有深刻意义的概念时，喀尔巴阡山盆地的罗马尼亚人所表达的愿望。在共产党政权1989年12月22日垮台后，1918年12月1日的统一日被宣布为罗马尼亚的国庆节，同时历史学范围的辩论获得自由，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1918年12月1日这个历史性时刻的意义进行分析。但当时其它领域如：优生学和种族的概念也十分重要。匈牙利在对1919年至1920年的和平条约辩护时也利用了这两个概念。

历史学家马里乌斯·图尔达（Marius Turda）是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s University）的医学史教授，对优生和种族学有许多专著。下面请听他向大家详细介绍匈牙利人对这两个概念的观点。他说：“匈牙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有关优生学和种族的研究相当发达。很多匈牙利政治家和对和平大会做出某种贡献的各界人士都是优生学理论的支持者，对匈牙利从种族，为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稳定以及优生学对匈牙利族人在该地区，在人口、文化和经济上维持生存作出贡献。有关这方面的辩论以几个关键命题为核心，目的是说服强国要维护匈牙利的领土完整。”

十九世纪出现的优生学理论和有关种族的思想在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开始广泛流行。当时构造的一个新概念是“生物政治”，就是本着生物学的原则对政治进行思考。下面请听马里乌斯·图尔达对匈牙利如何试图以优生学和种族为论据说服战胜者支持匈牙利做出的解释：“匈牙利种族健康和人口研究学会主席泰勒吉·帕尔（Teleki Pal）伯爵是优生学潮流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向世界各地优生教育学会主席，包括英国优生教育学会主席伦纳德·达尔文（Leonard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致信。泰勒吉伯爵试图解释英国优生教育学会为何要为维护匈牙利的国家完整而斗争。泰勒吉说‘特兰西瓦尼亚的所有知识分子都是匈牙利族。如果把他们迁移到其它地区，这将会产生两个现象。首先，特兰西瓦尼亚将会失去其文化、政治和经济精英。其次，这将会导致布达佩斯和匈牙利过度拥挤，从而引发住房和空间危机。’”

在匈牙利族和罗族之间的冲突中，罗马尼亚推出的多数人口的论据获胜。马里乌斯·图尔达说，与其说优生学论据遭到挫败，更不如说决策者对各方推动的思想予以解释后做出最后决定。他说：“特兰西瓦尼亚多数人口的论据比匈牙利的解体从优生学理论上讲会产生的结果要重要得多。罗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占多数的事实比在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融合后的前景的政治辩论更加重要，比该地区人口在文化和生物品质上受到的影响更加重要。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挫败，而是在面对更加重要的论据时，将其视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在和谈中就特兰西瓦尼亚的种族问题的辩论主要基于罗马尼亚人占多数的论据。从此而言种族论点的挫败更显著。某些匈牙利种族主义者提出的所有这些论据，目的并非是推动种族共生和共同利益，而是推动两个种族之间更直接的分裂。”

本台记者问马里乌斯·图尔达罗马尼亚是否试图用优生学理论反驳匈牙利的论据时他说：“罗马尼亚没有提出优生学论据，但有关种族和人口提出的论据很重要。有关族群和某一群体在某一地区扮演的角色的辩论是由一些就体质人类学做过深刻研究的人提出的。他们深刻了解有关种族的理论。所有这些思想对特兰西瓦尼亚罗族人的生命力和种族的重要性出现的思想扮演重要角色。但，罗代表团和罗马尼亚在国外为推动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实现统一的宣传活动中没有利用匈牙利人提出的优生学理论。”

大罗马尼亚的出现并非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优生学和种族理论以及多数人口的理论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罗马尼亚作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盟友，以其多数人口的论据最终赢得胜利。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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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古希腊和罗马的资料，当时散居在多瑙河北部以及其中下游和众支流处的庞大色雷斯（Thracian）众部落间，杰特（Getae）和达契亚（Dacians）部落曾被提及。我们所知有关杰特人和达契亚人的音讯，如果因不同的作者而有相互矛盾不同之处，那么这种矛盾的多寡要归因于作者写作的时代变迁以及资料的准确度。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杰特人和达契亚人是否同属一个民族，有的作者说相同，也有的说不同。最多且最准的音讯来自公元106年占领达契亚的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所著的“De bello Dacico”。不过，他的著作失传了，只有一句话在四世纪的罗马作者普里西安（Priscian）的语法论文里得以保存下来。这句话谈到罗马军队经过巴纳特（Banat）的路程，图拉真写道：“我们从这里通往贝尔索贝斯（Brezobis）和阿克西斯（Axis）。”

杰特人和达契亚人的政治历史随着图拉真于公元106年征服德切巴尔国王（Decebal）统治的国家时结束。当时，达契亚人居住的部分领地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就是今日座落在喀尔巴阡山弯弧处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和巴纳特（Banat）两地，以及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的奥尔特尼亚（Oltenia）地区。至于其他居住在蒙特尼亚（Muntenia）、马拉穆列什（Maramures）和摩尔多瓦（Moldova）的杰特人和达契亚人就留居于罗马行政区之外，但广受罗马文化和文明的影响。于是，达契亚直到奥勒里安努斯（Aurelianus）皇帝在公元275年决定从该地撤除军队和行政管理之前，一直是罗马帝国在欧洲东北部最前卫的疆界。

罗马尼亚历史博物馆最近举办了以“达契亚·罗马帝国的最后疆界”为题的展览。这是最近25年来在罗马尼亚举办的有关杰特达契亚人和该地区首批移民的最大型展览。这次展览是与马德里国家考古博物馆和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罗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埃内斯特·奥博连德-特尔诺维亚努（Ernest Obrelander-Tarnoveanu）排除了有关杰特达奇亚人历史的政治筹码。他解释说：“达奇亚人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不属于任何思潮或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古代民族，罗马尼亚民族是经过复杂的过程在这个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民族的名称来自古代罗马人这个词，其语言在很大的程度上以拉丁语为基础。”

本届展览展出了杰特和达契亚人一些十分珍贵的文物，如：克佐菲内什蒂（Cotofenesti）的黄金头盔，斯登切什蒂（Stancesti）、阿吉盖奥尔（Agighiol）和佩德雷乌（Petreu）的王室珍宝，库库德尼-波伊切尼（Cucuteni-Baiceni）王室珍宝，森科勒耶尼（Sancraieni）、黑勒斯特勒乌（Herastrau）、塞内勒乌什（Senereus）和维迪亚（Vedea）的白银器等。同时，还展出图拉真、安东纽斯·毕尤（Antonuius Pius）、马尔库斯·奥列利乌斯（Marcus Aurelius）、德西乌斯（Traianus Decius）等罗马帝王的肖像，以及别德鲁瓦塞勒（PIetroasele）、阿帕哈伊达（Apahaida）和希斯特里亚（Histria）的珍宝:“对于达契亚人我们现有的信息比应该掌握的信息要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踪迹所及的领土面积广大，直到一些遥远闭塞之地如高山和林地，而且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资助也不高。我们这里收集了45所博物馆的遗迹，包括来自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和摩尔多瓦历史博物馆的文物。我们试图展示杰特达契亚不断演变进化的历史，从首批允许我们看到在多瑙以北地区居住的色雷斯部落所发生的重要历史演变，导致其后，就物质文化而言，古代达契亚文明的产生。”

一个民族的历史绝不能撇开与其有关联的其它民族。埃尔讷斯特·奥布连德-特尔诺维亚努说：“我们研究达契亚人在一部分领土和人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成为罗马帝国一个省份后的发展历史。这是我们首次在展览中纳入自由达契亚人，就是说，那些留在罗马帝国控制的地区之外的达契亚人。同时，我们的展览还包含罗马帝国达契亚省份及其它在这里定居的自由达契亚部落形成的圣达娜·德穆列什-切尔讷赫夫（Santana de Mures-Cernehov）政治和文化统一体的时代。从政治上讲，圣达娜·德穆列什·切尔讷赫夫是哥特部落的联盟，但同时也包含自由达契亚人、萨尔马提亚人及其它种族的文化因素。本届展览会介绍了大约1400年的历史：从多瑙河北部和南部地区开始有不同的发展，直到东罗马帝国于681开始演变成拜占庭帝国，在多瑙河北6部发动的最后一次军事和政治行动。”

题为“达契亚·罗马帝国的最后疆界”展览的主题展示出罗马尼亚人民形成的古代空间，但同时也介绍了其它民族的历史演变。

逸雪（翻译）， 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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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家都在寻求和平、更好的世界，但同时又想恢复昔日的社会秩序。在那段骚乱的时间中，社会政治运动日益增多。 战争已造成了严重的短缺，激进的意识形态获得了许多追随者，而俄罗斯、匈牙利和德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则带来了某种希望。在这种背景下，1918 年12月13日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胜利大街（Calea Victoriei）上发生了印刷工人的示威活动，但最终以悲剧收场：军队对想要主张自己权利的人进行的干预造成6名人死亡，15名受伤。历史学家杨·斯库尔图（Ioan Scurtu）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件：“在布加勒斯特，社会党的总部位于市中心。从那里的党与工会总部，工人开始游行前往王宫， 但他们先绕道而行，进入了胜利大街。当他们接近国家剧院时，军队设置了路障。工人们被要求散去，但他们打算在王宫前大声疾呼。 工人们拒绝了散去，却开始高喊口号：“自由！”、“我们要面包！”、“我们要便宜的房租!”。 对此军队开火了。在第二天发表的声明中，政府报告在前一天组织的抗议示威上工人向军队开枪而军队仅仅回应。这次回应的结果是，工人中有 6 人死亡，15 人受伤。 公报只不过是一堆谎言，事实上，自由党政治家杜卡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确指出，军队是唯一开火的，而且其行动是极端暴力的。”

示威规模较小，但其回声在当时代和1945年后都被放大。苏联军队建立的共产政权大大夸大了镇压的比例。杨·斯库尔图说：“关于死亡人数有一个问题。直到1990年，在部分重建的国家大剧院大楼旁边有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1918年12月13日，应资产—地主阶级政府的命令下杀害了102名工人。但当时的社会党书记、而后来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书记的格奥尔基·克里斯特斯库 (Gheorghe Cristescu)说，他已经和同志们一道去城市各个宅区，在12月13日那天登记所有的死人，所以那天记录了102名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与示威没有关系。”

我问杨·斯库尔图是否示威的组织者受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启发。 事实上，这就是对示威者的指控。他说: “当时的社会党有政治需求，当中有消灭资产与剥削阶级，建立共和制的罗马尼亚等等。但示威本身并没有在这些口号下进行的。当然，政府试图将这场示威描写为政治性的。声明说，像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和布达佩斯的共产主义者那样，罗马尼亚印刷工人打算推翻社会秩序。次日，即1918年12月14日，政府颁布规定征用面积超过100公顷的大农田分配给农民的法令。此次行为特别旨在避免各地村民发动起义。农民觉得满意，所有制和土地改革就完成了。”

政府是否因为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造成的影响而采取了过度行动？ 样·斯库尔图说：“杜卡记录 7 年后与领导镇压的穆尔基内亚努（Mărgineanu）将军讨论，后者吹嘘自己决定开火。根据最初的命令，他应该为了说服抗议者驱散想办法，但不能采取极端暴力的措施。 穆尔基内亚努说他已承担责任，并且成功地消除了罗马尼亚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演变。无论如何，当时政府并没有放弃这一行动，而且菲迪南国王给穆尔基内亚努将军授予勋章。”

1918年12月13日印刷工人的罢工对当时的罗马尼亚社会来说是一个边缘的事件。 但这就帮助我们就当时代的终结形成完整的图景。

十九世纪上半叶东南欧在现代和民族观念的亮光里不断演变。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个君主制国家组成的神圣同盟在欧洲大陆建立了新保守主义秩序。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东南欧反奥斯曼的演说变得日益强烈。

俄罗斯成为本地区最强的国家，除非了解俄罗斯的所为及其扮演的角色，就无法理解现代罗马尼亚诞生的历史。俄罗斯曾是一个试图落实欧洲改革理念的极端保守的强国。俄罗斯的改革传统源于十八世纪，彼得大帝的时代（1672-1725）。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希望按照法国的模式对俄罗斯进行改革，但法国革命在1789年至1785年之间造成的恐惧，阻止了他的改革。由战胜拿破仑的三个欧洲君主制国家形成的神圣同盟承诺镇压任何革命或推翻既定秩序的企图。

另一方面，罗马尼亚国土数十年来处于另一个极端保守的大帝国的势力范围，这就是奥斯曼帝国。于是，欧洲的改革比拥有欧洲化精英的俄罗斯，在这里更难实现。奥斯曼帝国向罗马尼亚诸公国派驻出身于法纳尔区希腊富有阶层的大公，但以他们为首的政权被证明是无能、贪污腐败的。因此，罗马尼亚亲欧洲精英推出了一种激烈的反奥斯曼言论。

1826年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签署了阿克曼公约而宣布法纳尔时代的结束。约尼泽·桑杜·斯图尔扎（Ionita Sandu Sturdza）和格里戈雷·吉卡四世（Grigore al IV-lea Ghica）这两位罗族大公分别在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两个公国就位。大公由大地主选举，任期为7年。阿克曼公约向两个罗马尼亚公国赋予进行自由国际贸易的权利。不过，奥斯曼帝国宣布阿克曼公约无效，禁止俄罗斯船只经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这就致使奥斯曼帝国1828年与俄罗斯发生武装冲突。这是十八世纪初在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爆发的一连串战争中的新战。俄罗斯1829年的军事行动获胜之后，迫使土耳其签署阿德里安堡和约，这对罗马尼亚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加拉茨（Galati）“多瑙河下游大学”（Universitatea Dunarea de Jos）的历史学家康斯坦丁·阿尔德里亚努有关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历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写了许多文章。他认为，阿德里安堡和约对罗现代国家的诞生具有象征性意义。他说：“这对罗马尼亚的发展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于两个签字国达成的协议，罗马尼亚诸公国有权进行自由贸易以及‘奥斯曼的经济垄断’，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可以进入罗马尼亚空间。阿德里安堡和约对罗马尼亚诸公国经济现代化而言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时刻，因为将其连接与全球市场。毫无疑问的是，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资本关系，但自1829年起，罗马尼亚诸公国在世界经济地图上，是粮食贸易的一个重要地标，不仅对伊斯坦堡市场，而且对全球经济而言都是如此。这是经济现代化使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这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的整个社会发生改变的时刻。”

战后，阿德里安堡和约首次打破了奥斯曼对罗马尼亚公国的垄断。1829年9月签署的和平条约向俄罗斯赋予对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有保护权的国家身份。奥斯曼帝国维持宗主国的身份，但不再能单独做出决定。多瑙河航道被确定为蒙特尼亚的南部边境，摩尔多瓦收回了对此前处在奥斯曼占领下的图尔努（Turnu）、久尔久（Giurgiu）和布勒伊拉（Braila）三个多瑙河港口的控制。蒙特尼亚船只获得了在多瑙河自由航行的权利，摩尔多瓦获得发展加拉茨港口的权利。这样一来，粮食贸易成为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的主要资金来源。

阿德里安堡和约证实俄军直到1834年在罗领土上部署部队。俄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自由改革，比在俄罗斯实行的改革自由得多，这样来对两个公国进行改革，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的第一项宪法草案是帕维尔·凯瑟雷夫将军（Pavel Kiseleff）期间制定的有机法规。现代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俄罗斯在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两个公国实行的改革的目标是就这些变化对民众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不过，在1834年之后，罗马尼亚人证明，一次简单试验可以发展成一项缜密连贯计划。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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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屈处奥斯曼帝国的统领几个世纪之后，罗马尼亚公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透过多时寻求终于醒悟而步上一条崭新的道路，就是通往现代化和欧洲化的道路。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地缘政治史实，允许罗马尼亚公国的精英携带着西方的思维方式和勇往前行的决心为未来罗马尼亚国家的出现奠定基础。当时推出的一项蓬勃有力计划是将多瑙河作为欧洲的轴心，并将西方的扩展推向东方。随着商业运输在多瑙河上获得厚利，人们也开始航行在多瑙河上，乘风破浪于维也纳及君士坦丁堡之间，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空间。

历史学家康斯坦丁·阿尔德里亚努（Constantin Ardeleanu）是题为《维也纳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游轮-1830年至1860的游行、空间、图像》一书的作者。这部书通过在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这条航线航行过的人们的眼睛，介绍当时的历史。他说：“我可以说的是，他们对新事物很开放，开始有些担心害怕，但对新技术的用处有很好的了解。在多瑙河上使用蒸汽船航行后，罗马尼亚的空间与欧洲游线连接起来。这起于1930年代初和1934年4月，当时奥地利第一艘蒸汽船轮抵达罗马尼亚港口。在那儿举行了招待会，罗精英很快就接受从他们在国外，通过维也纳走向西方其它地区，通过君士坦丁堡走向东方旅游时了解到的创新。对普通百姓来说，这个难以明白，可怕的发明，也引起他们的注意。这就是因为船只和现代技术有地域性，可闻可听可见，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并难以忘怀。”

多瑙河毫无疑问是罗马尼亚人的现代化轴心河流。这是当时的观点，自那时起，尽管已经过了两个世纪，依然被认为是至关紧要的通道。康斯坦丁·阿尔德里亚努说：“我们与多瑙河的关系很重要，是把我们与外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第一条自然高速公路。当然需要实施某些工程，其中包括在铁门地区和三角洲地区为了使多瑙河扮演泛欧洲运输动脉的角色的工程。在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往来的轮船，奥地利多瑙河轮船公司（DDSG Donau-Dampfschiffahrts-Gesellschaft）来到罗马尼亚，以完成一项旨在将欧洲西南部连接起来的投资计划。多瑙河是把罗马尼亚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通道，因此罗马尼亚公国也被称为多瑙河岸公国。人们开始运用这个名称的初步阶段，也包括塞尔维亚。接着，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后，多瑙河岸公国所指的范围只包括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两个公国。”

康斯坦丁·阿尔德里亚努介绍从维也纳向君士坦丁堡的航行时选择1830年至1860年间的时代。被问到为何选择了这个年代时，他回答说：“因为与多瑙河这条连接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航线的初步阶段和最繁荣时期有关。1830年，奥地利公司与英国合作在多瑙河上建立一条连接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航线，通过多瑙河高速公路连接了哈布斯堡的领土。当时在多瑙河上引进了蒸汽机轮，并于1834年扩大到罗马尼亚。1860年起铁路运输的竞争不断增强。从在哈布斯堡领土引进铁路时开始，多瑙河航道的重要性开始衰退。直到上世纪60年代开始，罗马尼亚的多瑙河航道也是同样的命运。这指的是从切尔纳沃德（Cernavoda）通往康斯坦察（Constanta）的航道。不再需要通过布勒伊拉（Braila）和加拉茨（Galati）绕路，这样就节省几天的时间。自从缩短了从维也纳通往君士坦丁堡及其它目的地时间以来，人们想方设法节省更多的时间。”

什么人在多瑙河上航行呢？首先是商人和军人，他们有史以来是最勇于冒险的人。然后是往返于希腊阿索斯山（Athos）以及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圣地的朝圣者和寻找世界之极的探险家。但还有新一种人，这就是游客。富有的人愿意探险世界，他们乘上轮船，通过多瑙河上在世界各地旅行。十九世纪罗马尼亚人也开始在多瑙河上乘坐从维也纳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游轮。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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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在所有历史时期都存在。 对领导的奉承是人类深层心理机制的一部分，他渴望获得过度的认可, 作为其权力的标志，以及另一个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取得进步的愿望，通常是不值得的。但这种自古以来一直有的做法的最高体现就是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领导人的个人崇拜。 罗马尼亚的共产政权也不例外，在1965年至1989年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Nicolae Ceaușescu) 是最荒淫无耻的个人崇拜的目标。对政治领袖的这种过度赞颂是该政权残暴性质的表现。在实践上，向领导人的颂扬经常取得高度赞扬的新闻文章、在体育场上举行大型表演、街上游行、电视和广播节目、官方的生日仪式等形式。

个人崇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赠送礼物。 它们来自代表各行各业的人，又来自经济和工艺单位或国内外的文化与科学人士。爱丽娜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历年所收到的礼物最终组成很有意思的收藏，而展品种类繁多。绘画与雕塑这类作品本身代表了画家和雕塑家们竞相向两位领导人致敬的独特收藏品。

2019 年，在1989年12月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的革命30周年之际，布加勒斯特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出版了一本440页的小册子，里面有献给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绘画和其他艺术品的照片。小册子是科尔内尔·埃利耶2018年编辑的题为“为齐奥塞斯库同志绘画的肖像”并包括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物品影片册子的续篇。

科里纳·波尔族是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摄影档案馆长兼致敬艺术品展览的负责人, 她说：“展览基于 2019 年纪念反共革命30周年的目录。这里精选了博物馆的致敬展品。观众与参观者有机会看见由知名艺术家和普通人、工作团队等单位所赠送的作品，这些作品已被列入与博物馆收藏。展览于2019年12月开幕，用几个阶段展出了几系列展品。虽然是小型的，但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致敬物品目录成功地强调致敬艺术品的宣传力量。 评价最高的画家之一是萨宾·巴拉萨（1932-2008 年），他与1988年创作的题为“齐奥塞斯库时代”这副画儿被列入与该目录，作品尺寸为120 厘米长150 厘米宽的这幅作品描绘了4 名矿工在半深蓝色背景下展望。”

我们问科里纳·波尔族, 博物馆展出了齐奥塞斯库夫妇曾收到的礼物收藏中的哪些展品，她回答说：“我们收藏的特别展品包括制作该礼物的人与公司的问候卡。 一件物品比较有意思，显示出制作者的独创性、性能与质量，这就是来自巴克乌飞机公司的模型飞机，象征着工厂的工作。我们这里的作品一部分来自罗马尼亚共产党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的原始收藏。这些作品显示将领导人置于中心的方式相同，一方面来说明工厂的成就，另一方面来说明齐奥塞斯库本身的成就，表示出他成功地取得整个技术进步，而人民的所有经济和劳动成果都归功了他地努力。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他成功地实现了人民的发展与福祉。 大部分展品都保存完好。”

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有齐奥塞斯库夫妇收到的致敬礼物展览会向当今的一代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独裁统治下的艺术，即使是用人才来完成，却还缺乏了自由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二十世纪初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残酷的烙印，战争结束后，人们竭尽全力防止战争重演，为此建立了一个对各种思想进行辩论，解决争议的机构，这就是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以一系列慷慨的原则为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战争不再能看成是一个用来解决争议的途径。

战胜国试图有关欧洲和国际关系提出新观念，战败国则希望恢复欧洲1914年战争爆发之前的地图。战胜国得到的领土是将两个敌对阵营分别开来的因素。两个阵营拒绝接受对方的观点，各方试图寻求自己的利益。战胜国通过区域合作政策试图抵消战败国的利益，并维持他们通过巨大的牺牲获得的一切。

罗马尼亚属于战败国的阵营，通过几次统一而形成大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结成一些区域合作联盟，第一个联盟是1921年与波兰结成的。第二个是以三国协约为典范的小协约。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三国1921年10月签署了小协约。第三个区域合作协约是巴尔干同盟。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1934年建立了反保加利亚的联盟。

历史学家伊昂·斯库尔杜（Ioan Scurtu）向本台记者谈到1921年的协约。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像所有三国协约国一样于1920年6月4日在特里亚农与匈牙利签署了和平条约。这三个国家都希望通过特里亚农条约确定的国境得到尊重和防卫。这就是1919年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建议下建立的国际联盟章程的基础上结成联盟的宗旨，目的是不再接受以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分歧的途径。为了签署小协约，各方进行谈判之后签署了双边条约。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希望能保卫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边境，捷克斯洛伐克与保加利亚没有争端，因此，认为不应该参与一个与其毫无相关的事务。”

于是，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之间的关系通过三项双边条约得到巩固。伊昂·斯库尔杜概括地说：“这三项条约的文本相同。罗马尼亚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条约规定保卫与匈牙利的边境。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双边条约包含有关匈牙利或保加利亚在没有受到挑战的条件下，对两国发动进攻的规定。这是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按照国际联盟的模式建立的第一个多方联盟。”

伊昂·斯库尔杜认为，中东欧反对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联盟是不成比例的。他认为关键性因素是宣传活动。他说：“对当时的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之后我发现，三个国家的共同面积为68万3千平方公里，共同人口为5千万人，他们结成联盟是为了反对一个面积为9万3千平方公里，人口为9百万人的国家。每个国家的面积分别比匈牙利要大。我那时想到，为何需要这种联盟来应对匈牙利的攻击呢？尤其是在匈牙利通过条约被迫取消常备军，拆除军工厂，并且不被允许建立新军队的条件下。我没有找到很清楚的解释，但我认为，三国领导人考虑到匈牙利从传统上来讲强有力的对外宣传。如果匈牙利在其它大国的支持下对三国之一发动进攻，小协约国应该共同做出反应。

在1930年代末两个阵营之前的敌对显然不再能继续下去。战胜国表现出更为调和的态度，但伊昂·斯库尔杜认为，这对维持和平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他说：“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大力支持下，并在保障1919年至1920年的巴黎和平条约获得尊重的法国和英国的赞同下，匈牙利得到了进行军备的权利。通过1938年的布莱德协定，小协约国对匈牙利的军备表示同意，认为这是对巩固和平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这在未来一段时间显得更重要，首先是1938年匈牙利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领土。接着匈牙利通过1940年的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占领了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并于1941年占领了南斯拉夫的一部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区域合作政策终于遭到失败。其中看起来最有前途的小协约因对当时来说过分的理想主义而最终瓦解。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2021年, 一百周年纪念机会比往年多，其中之一就是罗马尼亚最后国王——米哈伊一世诞辰的。在同时代人眼中，他是应付地位要求的君主。他在极其困难的年代领导罗马尼亚，这就是法西斯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的年代。米哈伊一世于1921年10月25日出生于罗马尼亚国王的住所, 也就是在锡纳亚的佩莱斯城堡。他是卡罗尔二世国王和希腊与丹麦公主埃琳娜的儿子。尽管他与欧洲最伟大的霍亨索伦或罗曼诺夫王朝有亲属关系，但米哈伊一世一直说“我是罗马尼亚人，即因诞生又因命运”。其名字是为了纪念17世纪蒙泰尼亚大公勇敢米哈伊选择的，他在短时间内统一了蒙泰尼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米哈伊于1927年满6岁时首次登上宝座，就是在他的祖父菲迪南一世国王去世后。他的父亲，未来的卡罗尔二世国王于一年前，即 1926 年，放弃了王储权利。1930年，经过三年处在摄政下后，他的父亲卡罗尔同意恢复王储地位并登基成为罗马尼亚国王。当时米哈伊获得了“阿尔巴·尤利亚大公”的荣誉称号，这是王储的称号。 十年后于1940年，在他父亲第二次放弃主权后，米哈伊一世国王恢复了统治权。

1940年9月，米哈伊第二次登上罗马尼亚王位时我国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刻：遭受领土丧失的灾难和极右翼的崛起。 扬·安托内斯库将军刚刚成为国家元首，他与米哈伊的关系是前国王在2008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的口述历史中心采访时不愉快回忆的又一章：“他实在认为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仅仅适合签署某些文件、当军队总司令、穿制服、出席游行之类的东西而已，别的没关系。 他还是尊重我的母亲，因为事实上，多亏了他，我的母亲在1940年9月之后能回国了，对此我一直很感激。但随后我们间开始出生纠纷。我1943年的新年或圣诞致辞中可能关于战争表示出意见。德国人就生气，但这没有带来任何后果。”

米哈伊一世国王因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加入盟国阵营时安托内斯库被捕后所遭受的对待而受到指责：国王似乎拒绝赦免前国家元首。 由于罗马尼亚放弃轴心国营地，我国恢复了1940年8月失去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

2008 年，罗马尼亚君主对当时的情况做出了解释，说：“有许多人以为，我可以赦免或减轻安托内斯库的刑期。他们不认识当时的宪法制度，即使是我签署的某项法案，如果没有一位部长会签，也不会有效。什么法律都有这类条件。 谈到这种情况，司法部长是佩特勒什卡努这位共产主义支持者，他拒绝签署赦免法令。谁也没有明白这一点。更不要说，在那种情况下，俄罗斯人和英美人不会接受类似的措施。”

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在刚占领我国领土俄罗斯红军的支持下夺取了罗马尼亚国家的所有执政权力。米哈伊一世国王与其随从通过一切合法手段反对了苏联的行动。但没有西方民主主义国家的支持使我国无可奈何。1947年12月30日，在共产党政府控制所有国家机构的情况下，米哈伊一世国王被迫退位并和他的母亲一起离开国家。26岁时，米哈伊要开始新的生活，根据基督教道德的严格要求组建家庭。

在共产主义专政期间内，自由广播电台都播报米哈伊国王的声音，谴责共产主义政权的暴行和罪行。1989年革命之后，被驱逐的君主返回国家，罗马尼亚人发现了曾被窃取历史的一部分。在罗马尼亚广播公司档案中的采访中，米哈伊给后代给予一些简单的忠告， 说：“与人相处要人道，尽量不要轻视任何人。 一般而言，要拥有善意，但不是无限的，不时必须, 如他们所说，“拧紧螺丝”一点。 我看到国内发生很多可怕的事情，当你看到当局不关心并几乎把人们扔在地上时，这样的事情让你感到厌恶。我被教导了其他东西：就是人道，与普通人打交道，不管是穷人，我们都是人。 有时候遇到没有这种心态的人，对这些可怜的人持强烈态度，把他们当垃圾一样扔到旁边，真是太难了！”

布科维纳或 “山毛榉森林之乡”是罗马尼亚北部的一个省，有着曲折的历史。 在中世纪，布科维纳是俄罗斯和摩尔多瓦公国的一部分。不仅如此, 布科维纳是摩尔多瓦公国（也称为高地国）的中心，而苏恰瓦市是该公国的第一个首都。这也是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初最长时间统治摩尔多瓦公国的斯特凡大公的京城。 1774年布科维纳被奥地利吞并，1918年与罗马尼亚王国统一。1940年6月，经过两次最后通牒，苏联吞并了巴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于1941年解放。1944年，苏联重新吞并了这两个领土，而布科维纳北部地区并入乌克兰。

布科维纳一直是多元文化与多民族的省份。这里居住的是罗马尼亚人、鲁辛人（外喀尔巴阡州的俄罗斯族人）、日耳曼人、波兰人、犹太人、匈牙利人、罗姆人等少数民族。根据哈布斯堡当局19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布科维纳的人口为 800198人，其中 39% 是鲁辛人，34% 是罗马尼亚人，13% 是犹太人，8% 是日耳曼人，4.5% 是波兰人，1.3% 是匈牙利人。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布科维纳是大罗马尼亚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本地民族权利作为最高的民主标准，生活水平也比较高。 经济统计的数据与人员的证词都证实了这一情况。罗马尼亚广播公司的口述历史中心于1998年录制了类似的证词，属于来自瓦特拉·摩尔多维采 (Vatra Moldoviței) 村的米哈伊·马克希穆（Mihai Macsim）教师。他说：“该乡村坐落在非常漂亮的风景，这里的村民很富裕fùy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属于各种民族。尽管如此，这些不同民族与宗教的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没有什么种族、宗教或政治冲突。”

当地人从事传统职业。 山区的居民在森林里工作。马克希穆老师描述了他工作的社区：“摩尔多维采村民主要在林业领域工作。换句话说，他们准备了木材，然后将其带到工厂。 有很多知识分子，有医生、牙医、站长、工程师、教师、教授、牧师等类别的知识分子。”

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看，经济繁荣程度、生活水平表明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期的状况。米哈伊·马克希穆讲述了一位老师的生活说：“两战之间，教师的物质条件比较好。 比如说，刚开始教书工作的代课老师月薪为1600列伊左右，而​​住宿与一个月的生活必需品不会超过800列伊。换句话说，一半的薪水都用为各种东西。 而且，大多数老师将剩下的钱都用来买书了。要知道，两次大战之间的老师有非常美好的图书馆，都是多多学习的人。”

在农村地区，教师是受村民尊重的要人。 事实上，为了弥补一些经济上的不足，社区都保护了其教师。 米哈伊·马克希穆说：“确实，当时，老师和校长都有权得到教会木材的一部分。然后，如果你住在学校里，就不要付租费，如果学校有一块土地就出租，租金中的钱分给村里的所有教师。所以他们还依靠当局的支持。”

以上的证词都能证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历史并不矛盾，它们是人类存在的两个互补部分。

康斯坦丁·诺伊卡（Constantin Noica）是罗马尼亚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罗马尼亚哲学家之一。他曾是一位具有争议的人士，但他奠基的“波尔蒂尼什学派”（Scoala de la Paltinis）的成员把他作为榜样。诺伊卡十足地体验了二十世纪对人类的影响，他也体验了极权主义的两面：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康斯坦丁·诺伊卡1909年在我国南部特列奥尔曼县（Teleorman）诞生，1987年在锡比乌（Sibiu）去世。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与哲学系就读，1931年以一篇有关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毕业论文完成学业。他对以其老师纳耶·约内斯库（Nae Ionescu）为主要代表的有罗马尼亚特色的存在主义感兴趣。罗马尼亚特色的存在主义主张，对人生神秘的态度比基于知识和分析的态度更加重要。约内斯库认为，神秘主义和权威，东正教的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生命的主要原则。约内斯库其他最出名的弟子是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lade）、艺术评论家彼得·克马尔内斯库（Petru Comarnescu）和哲学家爱米尔·乔兰（Emil Cioran）。诺伊卡在他就读的高中“斯比鲁·哈雷特”（Spriu Haret）的杂志中首次发表文章。1930年代他接近了“可利戴里恩”学派（Criterion）及这个文化协会传播的法西斯思想。1940年，在法国进修一年之后，成功地完成了他的博士答辩。当年，前往柏林罗德学院，到1944年罗马尼亚退出与纳粹德国结成的联盟为止，在那儿居留。诺伊卡在德国居留4年的期间，参加了存在主义哲学最有影响的代表-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课。

1949年在战争结束及罗马尼亚迅速共产主义化后，共产党政权强迫康斯坦丁·诺伊卡在肯普龙·穆斯切尔（Cimpulung Muscel）居住。1958年被逮捕，并与所有参加过他所举办会议的人员一起被判处10年强迫劳动。这些政治犯团体被命名为“诺伊卡-比拉德集团”。他于1964年被释放，并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科学院逻辑中心就业。在那儿与一些优秀的罗知识分子结成朋友，其中包括：哲学家们加布里阿尔·利伊恰努（Gabriel Liiceanu）、索林·维耶鲁（Sorin Vieru）、安德列·普莱舒（Andrei Plesu）和安德列·可尔尼亚（Andrei Cornea）。自1975年起，他搬到距锡比乌市15公里的山区修养景点波尔蒂尼什，在那儿接待那些对哲学界当时的问题寻找答案的人员来访。去世时，按照他的遗嘱在波尔蒂尼什被安葬。诺伊卡的32部著作包括哲学、美学、文学和艺术评论，其中20部在他在世时发表，另12部在他逝世后被发表。

下面请听诺伊卡在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对罗民族诗人米哈伊·爱明内斯库（Mihai Eminescu）的一首诗的评论。他说：“在罗科学院找到了爱明内斯库的一本手稿包括话剧、话剧译本及其它计划。在这个包含许多新诗歌的手稿里，第14页在两部话剧之间浮现了一首单独的诗：‘像愣住的恐惧，像木然的梦。’这首诗来自哪一部话剧，哪一首诗歌呢？我不知道，也没有赶快寻找。我希望那里都没有，因为在任何语境中，这首诗的美丽会褪色。我认为这样突然间读到这首诗，显得十分壮观。”

这首诗用语言向当时的听众表达出令人沮丧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不过，诺伊卡虽然持有悲观的态度，但他在爱明内斯库的这首诗里认为有一个乐观的成分。他说：“爱明内斯库的这首诗的第一句话：‘愣住的恐惧’，可以解释现代人哲学疑问-存在主义，第二句话‘木然的梦’则可以解释存在主义的超越。难道存在主义有关人类所说的一切不就是他是一个愣住的恐惧吗？所有恐惧都来冲击人类。从所有生物与原始饥饿一同感觉到的原始恐惧，生存的痛苦、担忧和焦虑，到对人类作为自由生物的责任感和焦虑以及对一个在时间中有限的生物的恐惧，就是说人类都会在某一时刻被不存在者击败，但也就是因此向不存在者开放。”

康斯坦丁·诺伊卡决定不参与他周围的政治现实，即共产党政权产生暴力的现实。他自己被监禁时，亲身眼见这个政权能做什么。他宁愿指导有天才的年轻人获得古典知识。诺伊卡在他定居的山区小镇举办的研讨会被命名为“波尔蒂尼什学派”。诺伊卡曾是柏拉图的崇拜者，并对其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做出关键性的贡献。诺伊卡将教育视为复兴的希望。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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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是在1940年遭受三次领土截肢后于1941年夏天才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0年6月，苏联吞并了位于普鲁特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摩尔多瓦地区，当时称为巴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1940年8月轮到匈牙利吞并属于罗马尼亚领土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和马拉穆列什地区。最终，于1940年9月份保加利亚占领了多布罗加南部地区。随之而来的深刻危机导致卡罗尔二世国王被赶下宝座，建立了安东尼斯库元帅与军团的独裁统治。新政权将罗马尼亚重新定位与纳粹德国领导的联盟及与反对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战争。1940年6月凡尔赛体系的主要缔造者法国被占领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和平条约体系的破坏就跟随了。法国的崩溃意味着欧洲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导致数以千万人死亡和巨大的物质损失。欧洲处于纳粹德国的控制之下，需要近5年的持续军事努力才能击败希特勒政权。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有些人没有放弃。 尽管在面对过于强大的对手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战斗毫无用处，但他们证明了小动作也很重要。前国家安全局档案研究委员会的瓦娜·德美特利亚德（Oana Demetriade）这位历史学家向我们讲述了居住在罗马尼亚的三个勇敢的法国公民的故事，他们没有被时代的变迁淹没：“就是一群法国公民，他们在正准备参与战争的罗马尼亚敢于决定从事间谍活动。他们是为自由法国及为英国从事间谍工作的。”

故事中心有一位女士，亨丽埃特·逊特（Henriette Sümpt）。她是获得罗马尼亚国籍并于1928年定居罗马尼亚的一位法国妇女。她想为已经与德国签署停战协定的法国做点什么。她与伊斯坦布尔的特别行动执行官找到了联系渠道便开始向那边的英国人传递信息。 当时她不知道该渠道正被罗马尼亚特别情报局监督。”

亨丽埃特是法国著名通讯社《哈瓦斯》（Havas）驻布加勒斯特办事处的秘书。 在战争1940年爆发前后她开始使用该通讯社的数据库向法国和英国提供信息。首先她递交了有关德国军队在罗马尼亚动作的信息。 她还前往其他城市，如加拉茨（Galați）、勒姆尼库·瑟拉特（Râmnicu Sărat）、福克沙尼（Focșani）、巴克乌（Bacău）、雅西（Iași）、波托沙泥（Botoșani）等等，也就是罗马尼亚东部边境附近的城市。瓦娜·德美特利亚德说：“她与法国记者莫里斯·讷格勒（Maurice Négre）一起设法建立了一个小型的间谍网络，发送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图画 : 有一些树叶、几只鹿、一条狗、一条蛇，实际上是驻扎在罗马尼亚的德国军队的标志，这些部队正准备前往巴尔干前线，同时准备前往苏联。”

但她和该小组的行动并没有被忽视。 她很快就被逮捕，但又享受宽恕。 瓦娜·德美特利亚德说：“整个网络都被揭露便在德国军人的压力下其成员都被逮捕。亨利埃特是第一个被捕的人。 她经过几所监狱，尤其是米斯雷亚（Mislea）镇的女子监狱。 她的刑期从10年强迫劳动减为一年，于1944年8月22日就获释。”

亨利埃特的故事在大战结束后继续下去。 她成为看护妇和运动员康复中心的按摩师。 1959年，她被允许返回到法国。

经过近50年的执政，中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建立一个灾难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1989年终于垮台。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消失，而且使苏联解体。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宣布独立时，前苏联领土按照新地缘政治观点重新划分。立陶宛于1990年成为第一个摆脱苏联控制的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紧随其后宣布独立。格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中亚的共和国、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在1991年年底之前都宣布独立，导致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可怕的超级大国的死亡。

摩尔多瓦1991年8月27日成为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迈上了恢复民族完整和传统的道路。摩尔多瓦所以能加入世界地缘政治地图是因为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hail Gorbaciov）从1985年起推动的开放（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政策。1986年建立的摩尔多瓦民主运动在1989年8月27日举办的大会上呼吁地方政府将罗语宣布为官方语言，并采用拉丁字母。1990年6月23日基希讷乌议会通过了将摩尔多瓦宣布为摩尔多瓦共和国主权国家的宣言，米尔恰·斯奈古尔（Mircea Snegur）当选为总统。两个月之后，1991年8月16日，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宣布脱离摩尔多瓦。1991年8月27日，在基希讷乌人民大会上将独立宣言读给民众听。借此机会，在通过独立宣言几个小时前，摩尔多瓦共和国议会议长亚历山大·摩沙努（Alexandru Mosanu）回顾了摩尔多瓦在获得这个巨大成功前付出的努力。他说：“亲爱的民众！渴望自由是上帝给我们赐予的最宝贵的礼物之一，目前离实现自由只差一步。在两个小时后，议会将要召开特别会议，以通过摩尔多瓦共和国的独立宣言。我们至今走过的道路既痛苦又雄壮。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和理智在这个道路上前行。”

新摩尔多瓦选出了新领导机构，制定了未来经济发展计划，并寻找新国际伙伴。摩尔多瓦自然而然挑选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就是罗马尼亚，因为曾经就是属于大罗马尼亚。1812年奥斯曼帝国将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巴萨拉比亚（Basarabia），也就是摩尔多瓦领土让给俄罗斯，此后一直到1918年属于沙皇俄国。1940年在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两次最后通牒后占领了巴萨拉比亚地区，翌年夏天被罗军解放，重新与罗马尼亚融为一体。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重新占领巴萨拉比亚地区。在共产党政权时期，尽管国家精英和为自己的民族意识而斗争的普通百姓遭受镇压，但对归属罗马尼亚领土的记忆依然犹新。于是，在摩尔多瓦宣布独立之后，罗马尼亚成为摩尔多瓦偏爱的合作伙伴。当时的总理瓦雷里乌·穆拉夫斯基（Valeriu Muravski）说：“我们认为，宣布独立并不意味着自我隔离。我们为此采取了具体的步伐：首先是发展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关系，无论它们是否将加入一个联盟。我们要从经济上相融合，因此必须保持经济合作关系。其次，我们必须在合宜的条件下发展与所有其它国家的关系，主要是与罗马尼亚的关系。”

诗人格里戈雷·维耶鲁（Grigore Vieru）与其它知识分子，如米哈伊·金博尤（Mihai Cimpoou）、尼古拉耶·达比加（Nicolae Dabija）、伊昂·哈德尔克（Ion Hadarca）等人一起是有着罗马尼亚民族意识的一代摩尔多瓦知识分子的领导人。60年代，在推行苏联文化自由化期间，维耶鲁写诗时转达的信息是：应该复兴罗马尼亚作家传统、拉丁字母、摩尔多瓦历史及其重要历史人物的形象，如斯特凡大公（Stefan cel Mare）。在1991年8月27日的人民大会上，维耶鲁对摩尔多瓦人为能够翻开历史的新一页而牺牲的一切表示敬意。他说：“亲爱的同胞们！我们黄金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等待已久的曙光已经升起，这就是从我们的农民和工人、作家和记者、学生和科学家、议员和政府经过斗争和痛苦后升起来的亮光。有句谚语说：头不要抬得太高，否则会被吊死，腰不要弯得太低，否则会被踩踏。我们一直向黑暗弯腰，认为不会被踩踏，但还是被野蛮地践踏。我们今天站起来了，但不会被吊死，因为没有人能吊死一个整体的人民及其它民族国家的人民。”

摩尔多瓦共和国自1991年宣布独立30年以来经历了许多艰难的变化和改革。这是一条寻找之路，通向欧盟价值观之路。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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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史学家米尔恰·爱里亚德（Mircea Eliade）、剧作家尤金·约内斯库（Eugen Ionescu）和哲学家及散文家爱米尔·乔兰是受到1945年后西方影响的三位罗马尼亚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在1945年罗马尼亚共产党上台后自动选择自我流亡海外。时隔两年诞生的三位知识分子在三个不同领域取得了优秀成就，爱里亚德在宗教史学、约内斯库在戏剧、乔兰在哲学上。其中最年轻的，爱米尔·乔兰1911年4月8日在锡比乌县（Sibiu）勒希纳里镇（Rasinari）诞生，1995年6月20日在巴黎逝世，享年84岁。他父亲是东正教大祭司，母亲是一位男爵级公证人的女儿。他在就读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与哲学系时，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另两位著名罗哲学家结成朋友，这就是彼得·族吉亚（Petre Tutea）和康斯坦丁·诺伊卡（Constantin Noica）。乔兰30年代被存在主义哲学派别所吸引。年轻的乔兰钻研了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格奥尔格·西梅尔（Georg Simmel）、马丁·海德格尔（Mardin Heidegger）、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列夫·舍斯托夫（Lev Sestov）等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著作，自那时起就已经开始表达出他的不可知论的思想，并患上失眠症，这是他传记中记载的给他的著作留下深刻烙印的一个细节。

乔兰认为，最恰当描写他的词语不是哲学家而是散文家，他称自己为“一个衰落世界的怀疑论者”。他在自己的著作里是一位悲观的思想家，苦难、堕落和虚无主义一直缠绕在他的念头里。1934年在他23岁时，发表第一部书《在绝望的高度上》，其中已经开始表达他的病态思想。他接着用罗文写了另四部书，继续表白他对人类状况黑暗的思想。1937年获得布加勒斯特法国文化中心授予的奖学金，赴法国留学，奖学金被延长到1944年。在此之后，他从未返回家园。在巴黎在拉丁区定居，写作了另9部书，在法文文化空间中被视为陷入衰落世界的怀疑论作家。他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受到评论家的好评。他十分注重作品的文学风格，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法语散文最著名的文体作家之一。他的法文作品中最常见的一个主题是自杀，而另一些的主题涉及原罪、历史的悲剧意义、文明的终结、恶劣的威胁、对信仰的拒绝等。乔兰认为，哲学主题只是一个片段，他的许多著作是有关传统命题的格言和短评。

1990年，哲学家加布里埃尔·利伊恰努（Gabriel Liiceanu）拍摄了介绍爱米尔·乔兰的一部影片，是首批介绍乔兰的罗文影片。利伊恰努邀请乔兰介绍他的作品时，他说：“我的作品展示缭绕在我脑海里的问题。大部分是因医疗和心理疗伤的原因。虚无徒劳与死亡这两个主题一直困扰我，其它问题一点都不重要，凡是被表达出来的想法变得容易忍受，这表达本身就是药物治疗，到神父那儿忏悔的作用何在呢？就是获得释放。一切表达出来的内疚或困惑都会淡却或消失，这就是医治。我一生中经历的抑郁曾会致使我发疯，更为严重的是，会使我错过职业生涯。我得以把这些抑郁情绪表达出来非常有效。如果不写作，我一定会遇到恶劣的结果。如果我停止写作是因为我心里有变化，就是一些信念淡化了。”

乔兰认为，极端的私人经验是引导人生的决定性因素。失眠是给他的生活留下深刻烙印的一个经历，使他写出一些非凡的文章。乔兰向利伊恰努阐释了失眠对人类生存意义时说：“在受失眠折磨以前，我曾是一个几乎正常的人。失眠给我带来一种启示。我发现睡眠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只有睡眠才能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耐受一些挫折。清晨你重新开始同样的冒险，或者在休息之后，继续冒险。失眠是一种特殊的发现，因为压制潜意识。就是说，你每天24小时头脑都很清醒，但人类过分脆弱，不能忍受这种清醒。那么，每天都是一场生存的搏斗。失眠时，我蔑视所有人，把他们都视为禽兽。失眠把人推向深渊的边缘。”

年轻时，乔兰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但1940年初承认他这个倾向是错误的。70年代，接受采访时，谈到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趣，称为是他年轻时代最鲁莽的行为。乔兰的思想不仅对高级文化，而且对流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991年，法国女歌手米莲·法莫（Mylene Farmer）从乔兰《在绝望的高度上》一书中汲取灵感写了题为《解除魔法》这首流行歌曲的歌词。2021年，乔兰成为法国艺术家巴德利斯·雷蒂耶（Patrice Reytier）漫画中的主人公。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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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西洋象棋于60至80年代得到很好的发展，罗棋手对棋赛的参与也证明这一点。罗精英大约于1700年左右开始玩这个棋盘游戏。19世纪西洋象棋成为资产阶级圈子里的一个流行游戏，19世纪末开始出现象棋俱乐部和报刊。在西洋象棋1962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比赛中，罗马尼亚团队排在第三位，1978年在布宜诺塞伊里斯（Buenos Aires）比赛中排在第六位，1984年在撒罗尼卡（Thessaloniki）比赛中排在第五位。罗西洋象棋最大的成就之一是选手佛罗林·格奥尔基乌（Florin Gheorghiu）击败了被视为象棋史上最伟大的棋手，美国象棋棋手鲍比·费舍尔（Bobby Fischer）。费舍尔和格奥尔基乌结成朋友，两者分数打平，二比二。费舍尔和格奥尔基乌于1962年在瓦尔纳（Varna）奥林匹克象棋赛上相识，当时费舍尔19岁，格奥尔基乌18岁。虽然格奥尔基乌当时没有与费舍尔下棋，但他说，他与大家一样，被费舍尔的下棋风格迷住了。

佛罗林·格奥尔基乌大师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谈到了与费舍尔下棋的情景。他们1966年在古巴首次下棋。他说：“我1966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Havana）首次与费舍尔下棋，出乎意外地赢得胜利。我可以说，在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政府全体成员出席的比赛中，我们打下了未来友谊关系的基础。鲍比的棋发适合一位冠军的行为方式。他在哈瓦那赢得出乎意料的成就。我们第一盘棋开始时，他取得极好结果，赢得了14分，最高分数为15分。还有两次平局，是与未来冠军苏联象棋棋手鲍里斯·斯帕斯基（Boris Spassky）和沃尔夫冈·乌尔曼（Wolfgang Uhlmann）的比赛结果。在与我的一盘中被击败，而最后一盘赢得胜利，共赢得15分，最高分数为17分。”

两位棋手两年之后重逢棋场。格奥尔基乌说：“可惜我们，在此之后下棋只有三次。如果能更多次与他下棋那就太好了。两年之后，1968年我在克罗地亚温科夫齐（Vinkovci）国际象棋比赛上再次与费舍尔下棋。鲍比领先两分赢得胜利，他的性格与从前比有所改变，变得比较开朗，善于交流，喜欢听音乐。在一个持续18个小时的引人入胜的比赛中，我们打了平局。鲍比未能获胜，有点不高兴，建议未来在某地，也许在布加勒斯特，会面再下10轮棋。我当然很想再与鲍比下棋，这对罗马尼亚象棋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我向罗马尼亚象棋联合会转达了这个建议，没想到体育部拒绝了，说没有所需的资金。”

再过了两年，格奥尔基乌和费舍尔进行了第三场棋赛。格奥尔基乌说：“我于1970年在南美最大的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号角报》（Clarin）举办的象棋大赛上重新得以与鲍比下棋。不幸的，鲍比迟到了，组织者差点取消了他的参赛资格。他头两轮比赛因自动结束被击败，两位大棋手选择以这种可耻的方式获胜。我如果接受以这种方式获得胜利，那鲍比就应被淘汰，那么棋赛就不会那么有趣了。我拒绝通过没收比赛的方式获胜，给他提供继续参加比赛的机会。虽然迟到，但与我及其他棋手下棋的方式非常精彩，我们终于获得平局。”

两位棋手于1970第四次和最后一次下棋时又打了平局。格奥尔基乌回顾说：“我们第四次和最后一次下棋时是1970年在锡根（Siegen）举行的奥林匹克象棋赛上。此次比赛的进展很紧张，被中断时，表面上看是平等的。我晚上作分析时，觉得鲍比获胜可能比我要大。我发现，白色-我的颜色，如果犯了最小的错误，黑色-鲍比的颜色，就会获胜。唯一获得平局的方式是为两个棋子牺牲一个马。大家都知道，最后不应该牺牲任何棋子。幸运的是，我牺牲了棋子导致平局。我们打了平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下棋。”

罗马尼亚因佛罗林·格奥尔基乌获得的成绩而感到骄傲。他可以与鲍比·费舍尔，这位1972年击败苏联大棋手鲍里斯·斯帕斯基的美国大棋手相媲美。佛罗林·格奥尔基乌一共参加了14次奥林匹克象棋比赛，其中4次获胜。70年代，鲍比·费舍尔成为世界冠军时候，佛罗林·格奥尔基乌已经排在世界前10位棋手之列。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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