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美国犹太人共同配给委员会是1914年在纽约建立的组织，首先其任务就是帮助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他们的状况在明显恶化。后来，援助扩大到中东欧国家的犹太人。援助者是美国的富有犹太人，有工业界人士、律师、医生及其他自由职业者，还有不同的美国犹太人组织。

从1916年起，美国犹太人共同配给委员会的代表在罗马尼亚，为贫穷人提供援助。罗马尼亚的分支委员会的第一位主席是慈善实业家Adolf Salomon，1920年他逝世后，Wilhelm Filderman医生持续其工作，直到1947年。历史学家Lya Beniamin在描写美国犹太人共同配给委员会在罗马尼亚开始活动时，对当年消息传递的速度感到很惊奇。“罗马尼亚的美国犹太人共同配给委员会于1916年建立。应该说， 布加勒斯特的《以色列信使报》早在1914年12月份就预报要设立这个委员会。委员会1916年开始活动，原初的意图是援助参战国家的犹太人，因为这类国家的犹太人的情况在不断恶化。罗马尼亚是1916年参战的，这也是委员会那年开始活动的原因。

由于战争爆发，唯一有效的援助形式就是送钱。寄送物品或向教育投资是无效的，晚些时候才开始此类活动。娜塔莉亚·拉塞尔这位历史学家在罗马尼亚犹太人历史研究中心工作，她描述了委员会在战争期间和结束后立即开展的首批慈善活动，她说：“开始时，援助就意味着送钱 。1917年，美国犹太人共同配给委员会向罗马尼亚寄出4万美元，相当于今日的一百万美元。1919年设立了地方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共同配给委员会将代表派遣到包括罗马尼亚在内每个中东欧国家，这样每个国家都有一位地区干事。起初，援助是通过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Charles Vopicka送到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手中的。从1914年建立到1921年，委员会对战争的受害者提供了紧急与临时的援助。

战争结束后，从1921年起，委员会启动了复建计划，特别为援助小型企业家设立了贷款合作社。该计划的重点是重建战争期间轰炸时摧毁的房子，例如，切尔诺夫策市的房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委员会寄钱给布加勒斯特“锤子这家重要的职业学校、贷款合作社与儿童寄居营地。历史学家Lya Beniamin谈到两次世界大战间委员会的新趋向时说：“应该说， 关于援助有特定的理念。这不仅是一种慈善活动，给贫穷人送钱而已，而是鼓励需要帮助的犹太人投入到各种生产性活动。援助不是像给乞丐100-200美元，帮助他直到明天的生活。小型企业或工匠们需要帮助来恢复其生活的来源。战争结束后， 这类理念被叫做“重建阶层，就是鼓励犹太人从事职业性生产活动。

我问Lya Beniamin，在罗马尼亚实行种族法与对犹太人大屠杀期间，委员会是如何开展活动的。她回答说：“种族法并不是最大的问题，而且战争的造成的局势。美国施加的禁运，比安东内斯库政权施加的要多。这是因为美国国库不想把钱送到一个反对美国的德国盟友国。当时，只有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来做援助工作。罗马尼亚红十字会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对犹太人大屠杀期间，当开始将犹太人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时，主要的问题是帮助生活在特别困难条件的犹太人。开始时，安托内斯库政权禁止或阻碍向德涅斯特河沿岸送去援助。最终得到一些批准，尽管这些援助很少，但能达到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不仅如此，国际红十字会可以到德涅斯特河沿岸并参观那里的集中营与贫民区，来向那里的人提供药品、钱和食品。

据一些资料显示，两次世界大战间约有10万人享受到美国犹太人共同配给委员会的援助，但1949年后就中断了，这是因为新上台的共产党政府予以禁止。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委员会还继续关注犹太人大屠杀的受害者的恢复工作，帮助他们从罗马尼亚移居到以色列或其他国家。

1980年代罗马尼亚的经济与共党制度的危机爆发。这是由于当政的齐奥赛斯库固执己见要立即付清外债，所以大众的负担就更重。经济危机表现在基本食品、热水、暖气与家用电的短缺。罗马尼亚人感受到这些措施的后果，而共产党的高官却过着丰盛的生活。

尽管镇压制度很严厉，这些紧缩措施还是引发了抗议活动。所积累的压力终于在1987年11月15日早晨在布拉索夫“红旗卡车厂发泄出来。那里约200名工人同领导发生纠纷后，穿着工装裤，手里拿着国旗步行到布拉索夫市的街道，前往共产党县委所在地。他们高喊着 “给我们工资！、“打倒独裁者，打倒无赖！、“打倒齐奥赛斯库！、“打倒罗马尼亚共产党！等口号。行人们与“拖拉机厂的工人们也加入队伍走上城市街头，大约有1万5千人在市中心的共产党县委所在地聚集，他们打破了齐奥赛斯库的画像及他写的书籍。

秘密警察立即对示威者实行镇压，逮捕了约300多人。不过，罗马尼亚人从联邦德国播报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得知布拉索夫发生的事情， 布加勒斯特共产党政府控制的新闻界却封锁了这个消息。米尔恰·卡尔普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记者采访回忆这次布拉索夫抗议示威时说：

“我们早已期待罗马尼亚根本的改变，不一定通过暴力，而是如其他国家那样取得进步。对我们来说，布拉索夫1987年11月的起义是短时间的成功。我正在上班，得到布拉索夫有动乱，有工人上街的消息。据我们的到的指示，只有自由欧洲和美国之音广播电台两种来源确认的新闻才能播报。但关于布拉索夫的新闻只有一个来源，即使是很重要又可靠的来源。当时，自由欧洲电台罗马尼亚编辑部的主任是弗拉德·乔杰斯库。我们一道决定播报那条新闻，如果等到第二天就为时过晚了。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另一位编辑埃米尔·胡勒下努在1999年也回忆了布拉索夫工人抗议共党压迫的信息是如何到达编辑部的，他说：“我记得那是11月的一个晚上，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正在慕尼黑庆祝一个宗教节日，我和弗拉德·乔杰斯库一道正在编制一个政治节目。那时他跟我说，让我去英国公园对面的美国领事馆一趟，从那里拿一封文件。我很快到了美国领事馆，带回一个密封的信件给弗拉德·乔杰斯库，他读后立即对我说：“布拉索夫发生大规模的示威。那是11月15日， 星期日的夜晚。美国领事馆从外交邮件得到驻布拉索夫记者的密码报道。当然，我们完全接受了那条新闻，立即播报。此后几小时和第二天我们得到很多的信息。当然，我们和外国记者也有联系。

1987年12月3日，共党政权开始了对抗议示威者中61名领导人的秘密审判，没有就此透露任何信息。除了遭受身体与精神上的折磨外，这些人又被称为流氓，被看作是社会道德堕落的人。

1918年，新的罗马尼亚并入了28％的少数民族人口，大多数是按当地的法律和自己的习俗来彼此相处。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很不幸的是罗马尼亚的大众和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在20世纪的历史动荡下，经历了从宽容接纳到种族灭绝的一切可能。我们与历史学家扬·斯库耳图一起回顾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罗马尼亚大众与少数民族间的关系。 除了少数例外，一般都相处良好。 他评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署和平条约的背景：“在1919-1920年巴黎和会上，尊重各民族的概念是其起点，所有在哈布斯堡与俄罗斯帝国覆灭下新建的国家都是民族自主的国家。不过，同时在事实上也证明世上没有纯民族的国家。于是罗马尼亚在自己的民族架构上也有少数民族，但少于捷克、波兰、南斯拉夫等保有可观少数民族比例的邻国。我们谈论承接，那么就必须考虑到历史的现实和发展。 多年来，在1918年和现今的罗马尼亚领土上，居住着各类少数民族。 从1417年到1878年奥斯曼帝国统治多布罗加地区的时代，有土耳其人，鞑靼人和保加利亚人移民该地。而在巴萨拉比亚，俄罗斯帝国注入了俄罗斯人，犹太人，乌克兰人，保加利亚人和加告兹的殖民。 然后特兰西瓦尼亚有了撒克逊人和塞库伊人的移民；在布科维纳地区有德国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移居，所以一个复杂的民族结构就此建立。 罗马尼亚人接受并接待了在原居国受到迫害的少数民族，像犹太人，他们在波兰和俄罗斯遭到大屠杀。我们有个少数民族的马赛克，但没有任何一个超过全民的10％。”

其中匈牙利人成了少数民族里的争议主题。扬·斯库尔图提到了特兰西瓦尼亚“有选择权的居民”问题。这些居民根据特里亚农条约保有选择成为匈牙利公民并能移居到匈牙利的权利。

由于在罗马尼亚立法的土地改革是通过征收大量土地财产来分配给农民，匈牙利业主也不例外受到征收，一如大部分被征收的罗马尼亚业主。 除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农民之外，乌克兰人，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等等也都受到征收。然而这些“有选择权的居民”认为受到冤屈而对罗马尼亚国家提出起诉，并在布达佩斯政府的支持下，向国际联盟法庭抱怨上诉。但这一切都是匈牙利政府在欧洲公众舆论上挑起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手段。据1932年“海牙公约”规定，这些“有选择权的居民”应从匈牙利政府必须向罗马尼亚政府支付战争赔偿的那部份中得到补偿 。

另一个属于例外的少数民族是保加利亚族。扬·斯库尔图说: “在1913年签订“布加勒斯特条约”结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罗马尼亚兼并了有相当数量的保加利亚人居住的卡德里埃特的两个县。不过当地并没有主导的民族，而是由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群体。但保加利亚人不仅要认领卡德里埃特，还要整个多布罗加地区，并且还利用保加利亚的农民来挑起索求的情绪。保加利亚共产党也作了同样的宣传。1940年，匈牙利修正主义者和保加利亚人聚合，来谋图罗马尼亚国家的分裂。然而罗马尼亚政府对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视同仁，保障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并给予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政治气候，犹太少数民族遭受了极大的伤痛，经历了灭族的大屠杀。 然而，扬·斯库尔图认为直到1930年代中期，犹太人和罗马尼亚人间仍然有正常的关系，“首先我要声明这些“有过冲突，大屠杀等等”的说法都是夸张之词。我不接受，并且从文献里也得不出犹太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有过冲突的结论。直到1934 – 1935年后，极端右倾风潮的发展，特别是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加强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强调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巩固及对少数民族的排挤铲除，倡导罗马尼亚必须是罗马尼亚人为主。 而1940年后所发生的一切不再是罗马尼亚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在安东内斯库军事统治期间，大规模的采取了反犹太人的措施，就如在1941年对犹太人采取的一系列大屠杀。这是安东内斯库政府最卑劣的行径,他们毫无理由的将布克维纳和巴萨拉比雅的犹太人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

一般来说，罗马尼亚民众和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都很正常，但是也不免有例外的情况。

建筑工地是共党政权最强而有力的象征之一，这象征即使在后共产党时代依然完好的保持其声誉，就如其他象征一样尽管已经被政治化了。 国家大型项目的巨型工地，必带有建筑工地及工厂，城市里的住宅区，公路及铁路等。 而这些巨型工地包括水电站，铁路，现代化的道路，多瑙河与黑海间的运河，穿越佛格拉什山的公路，从前叫做“人民之家的议会大厦和周围的布加勒斯特市民住宅。

这些共产党的建筑工地是为了向人们表明：其政权是积极的，其意识形态是为每个人提供工作和住宿的，其领导人最称职的，为人民带来繁荣和幸福。 不幸的是，这些工地有其阴暗的一面，往往意味着是政治犯和被拘军人强迫劳动的地方。 高频率的劳动事故和低劣的工作条件以及镇压机构的严密监控使得工地在许多方面像一所集中营。这还伴随着低经济效益，材料的浪费和盗窃的损失。

历史学家迪努·珠勒斯库曾在苏维埃-罗马尼亚公司工作，专门负责公路建筑。他在工程专家指导下曾受过公路建筑技术的培训，也上过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课程。2002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他回顾怎么会没按自己所选而改学技术的经过：“我当时是个工人队伍里的技术人员，专门计算工人的工作效益与工资，特别为完成的工作结算支出。当时这个工作叫做精算师。而作为1948-1949年代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我根本没想到会干这个差事，我原来想当老师，虽然不一定在大学里。

珠勒斯库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被迫与他社会阶层不同的单纯民众共处。他回忆说：“他们一般来讲都很接纳我。 我并不是指那些原办公室的同事。 在那里像个原始森林，覆盖了所有从社会-政治上坠落的人物。 他们是昔日的律师，大法官和会计师等等，希望得着庇护而来到工地，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我特别记得杜米特雷斯库，他是皇家卫队的军官，一个非常好的男孩子。 再有就是从周围村庄挑来的工人。“

迪努·珠勒斯库还在巴克乌机场工地工作过，这是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在谈到那个工地上的特殊监视和工作人员时说：“因为是个基地，所以监视得更紧密，那些不配穿军服来捍卫国家的人都被插入劳动服务总局的营中，这是些纯粹是劳动营。

20世纪50年代罗马尼亚人绝不会忘记的事件之一，就是斯大林的死亡。迪努·珠勒斯库记得当他听到死亡的消息时，他正在工地：“我们应召即刻来到食堂，这也是经常举行会议的会议室，他们以非常庄严的语气读了斯大林同志的正式死亡公报。他们还读了《火花报》的评论，然后有两三个人讲话。 因为已经听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所以我们都心里有数。 我的同事，格雷戈里·约翰，私下对我说：“脍子手终于死了，现在让我们看看随后还有什么。斯大林去世后三四天后，我去布加勒斯特留了3天，与安东在火车北站见面， 他说：“你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克莱门特·哥德瓦德也死了吗？我们微笑着说：“但愿有更多的领导死亡！我们是这样希望，但没有发生，我们的这些领导还没有死。

罗马尼亚共产建筑工地1989年结束了。当今舆论以其为好事，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它有镇压的方面，比基本上的意义还重要。

新石器时代的库库泰尼文明是欧洲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名称来自雅西县的库库泰尼村（Cucuteni）。1884年在那里发掘了首批文物。留下这些遗迹的人们被命名为“库库泰尼人。库库泰尼文明的传播范围约35万平方公里，主要在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北部和乌克兰地区，其特征是当时的人们可以制造高质量的瓷器。

罗马尼亚东北部皮亚特拉-尼亚姆茨（Piatra Neamt）库库泰尼文明博物馆的研究员康斯坦丁·普雷奥迪亚萨（Constantin Preoteasa）说，至今有关库库泰尼人村落的发现是基于多个文明层面的观察：“吸引库库泰尼人在这里定居的因素不仅是这里有丰富的盐的储藏，而且还有很多其它资源。这种多样性、多种文明重叠在库库泰尼村落。东部地区的情况则不同。那里是特里波耶大型定居点。这是位于乌克兰领土的一些村落的大型遗址。位于乌曼（Uman）地区的塔连基（Talianki）的村落面积约500公顷，当时这算是大面积。这里大约有两千个建筑物并非是通过考古挖掘，而是通过地磁勘探发现的。建筑物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排列成12个同心圆。估计人口约两万人。库库泰尼定居点有住房、附属房屋、制作不同工具的车间等建筑物。居民中有不同行业的工匠，如陶器工匠，博物馆里的珍贵展示品都是由他们制作的。此外，还有圣殿、圣坛，这大概是库库泰尼最重要的建筑物。

库库泰尼艺术有两个基本因素，陶器上画装饰图案，以及造型艺术，主要是体现人形和动物的图画。康斯坦丁·普雷奥迪亚萨说：“库库泰尼文明可以分成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在公元前5千年至4千年，第二个在公元前4千年至3千5百年。在第一个艺术发展阶段发现有单脚、形状细小、用刻划纹、沟槽凹线和彩绘曲线装饰的陶器，使用两个或三个颜色。‘库库泰尼著名的三色是白、红、黑，双色图案的组合是白色和黑色或白色和红色，但从来没有红和黑色的组合。最初，图案是在炉灶中烧烤陶器之后画上的。遗憾的是，大部分这类图案都已退色。后来，由于技术的发展，绘画是在烧烤陶器之前画上的，烤熟后就固定了。这种陶器的质量非常好。

下面请听康斯坦丁·普雷奥迪亚萨向大家解释制作库库泰尼陶器的方法：“参加集市的工匠试着用现代手段制作库库泰尼陶器的复制品，但远远达不到原有的质量。库库泰尼工匠精彩的技巧在人类历史上达到了一个高峰。最著名的陶器是用一种细密、浓重的粘土制作的，尽管不太大，由于浓度高，烤得均匀，所以器皿很沉。陶器是在所谓的‘混响反射炉灶里烧烤的，陶器不直接接触火，是通过地下的火室向上引导的热流烤熟。炉灶垫底盖上一块坚固的粘土板，上边安放陶器。热流将温度升至到900摄氏度。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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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卡特莉娜·特沃多罗尤以她个人英勇献身的榜样成为罗马尼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女英雄。她拒绝留在后方，主动投身到最激烈的战斗中。在1917年8月份的马勒塞斯替（Mărăşeşti）战役中牺牲，那年她年仅23 岁。今年在纪念这次战役100周年之际，她与其他前赴后继在战争中牺牲的罗马尼亚女英雄一同再度显现于人们的眼前。

埃卡特莉娜1894年出生于戈尔日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有5个兄弟和两个姐妹。她在特尔古·日乌市的德语学校学习，非常努力；后来去布加勒斯特上高中，打算当教师。她还上过护校，参加过罗马尼亚童子军团体。1916年8月份罗马尼亚参加大战时民情激昂，不少年轻人志愿参军，为了当时的理想而准备献身。埃卡特莉娜也是其中之一，决定参与这个严酷的战争。据说1916年秋季，是她一个哥哥的死亡促使她立立即决定参军的。即使如此，对当时的女子来说，也是独特的例子。

扬·斯库尔图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埃卡特莉娜所受的教育和罗马尼亚当时的局势激励她做出这样的决定。他说：“她的参军，是罗马尼亚参战史上一个象征时刻的涌现。当时正值特尔古·日乌市民奋起行动来阻止德国军队入侵他们的城市。她是当时保卫行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希望能迫使德军放弃攻击的打算。当时成功的保卫，激励了她去前线寻找正在保卫日乌河谷的德拉格李纳将军，请求能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参军。将军接受了她的申请，于是从1916年10月起，她开始参加战役。”

她曾两次受伤，并在第二次受了重创。她先后在克拉约瓦、布加勒斯特和雅西市住院。玛利亚王后去雅西市医院探望了她，使她的名声远传。玛利亚王后将费迪南国王授予的勋章带到她病床前，表彰她在1916年-1917年秋冬时的英勇行为。一位妇女参军，尤其是直接参与战斗，是不寻常的事。扬·斯库尔图谈到士兵是如何迎接埃卡特莉娜时说：“我读过，也编写了介绍包括埃卡特莉娜在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事迹，她受到格外的尊重和赞赏，因她独特的英勇事迹。她参加了所有的军事战役，没有回避任何一项工作或 训练任务，所以士兵特别尊重这位英勇卫国的年轻女子。”

埃卡特莉娜·特沃多罗尤因参战被授予勋章和少尉军衔。8月22日晚9点15分她所属部队面对德军攻击，而被迫撤离。在这次防卫战中，埃卡特莉娜·特沃多罗尤，在赛库卢意·梦切尔丘陵上，头部因敌方机枪扫射而中弹身亡。我问扬·斯库尔图先生：所授的身后军衔是象征性的为要提高士气，还是实际表彰她战场上的英勇行动。他回答说这位年轻教师身后的殊荣配得上她的英勇牺牲。他还说她已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坚强女性的象征：“1917-1918年间埃卡特莉娜·特沃多罗尤已成为传说中的人物，那些与她一同参战的士兵们都能口述她的的英勇牺牲与实际行动。一个姑娘，一名女子参战的事实带出了象征的意义。出院后，她多次受邀和其他女子参与玛利亚王后领导的红十字组织的工作，但是她拒绝了。她认为她真正的工作是拿起枪杆在战场上战斗。

1921年纪念图多尔·负拉蒂米勒斯库革命100周年时，将她的尸骨从马勒塞斯替 英雄陵墓转移到特尔古·日乌。 著名的女雕刻家米利杂·佩特拉什库还为她特制了一个石棺。费迪南国王、玛利亚王后、尼克拉·约尔加历史学家和所有的国家重要人物都竭力赞扬埃卡特莉娜·特沃多罗尤的人格。对这一代的人来说，“日乌女英雄”的榜样也许不再具有那么大的说服力。但最重要的是，正如之后任何一代的民众那样，她为自己做出了最佳的抉择。

1944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及其盟友攻击苏维埃联邦，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广大最血腥的战场。据纳粹的宣传证实，这个以“巴巴罗萨”为代号的行动是为了铲除苏维埃联邦及其代表的共产党制度。罗马尼亚连同芬兰、意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和西班牙一并加入了德国阵营，试图借此恢复一年前被苏维埃吞并的巴萨拉比亚和布克维纳北部地区。

克卢日·纳波卡市“乔治·巴黎泽”历史学院教授奥特玛尔·特拉什克指出，罗马尼亚作为德国的盟友，成为发动攻击的基地及后勤资源的来源。他说：“在以‘巴巴罗萨’为代号的攻击行动中， 罗马尼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和芬兰一同在参与德国攻击行动中保证南翼和北翼的战场。”大家都知道1940年秋季已有德国部队驻扎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是德国战争机器中的石油供应地。从1941年6月份起，罗马尼亚的第三和第四野战部队开始与德国第十一军团合组成“安托内斯库将军”军团。开始了解放巴萨拉比亚区和布克维纳北部地区的任务。”

罗马尼亚军队备战的程度如何？奥特玛尔·特拉什克说：“罗马尼亚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它既没与德国正式建立联盟，也没签署正式文件。罗军的状况可用这句有名的话来概括：“对付那样伟大的战争，罗军也未免太小了点”。1941年2月至4月间德国军事使命团对我国军队进行了几次评估，重点在于考虑人力资源及其后勤装备。三次评估得出同样结论：罗马尼亚军队没有作战的准备，不但装备不足，军队训练也不够。很遗憾的是，此后罗马尼亚军队在战争中的行动彻底证实了这个结论。但与德国其他盟友相比，罗马尼亚还算不错的。当然，芬兰部队战斗的最好，他们准备最充分。

其实，在1939-1940年芬兰与苏维埃间的冬季战争中，已经证明有很高的抵抗力。罗军队在战斗的投入上还好，超过了一些德国指挥官的预料。在巴巴罗萨行动中罗军动用了26个师来参加。”

罗马尼亚能否避免加入这次战争？这种决策的后果又会如何？奥特玛尔·特拉什克说：“我们历史学家不能使用违反事实的史料， 只能借着设想来预测一些事。我们知道，因着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备忘录，罗马尼亚失去了巴萨拉比亚区和布克维纳北部地区。当然，罗马尼亚是为了恢复被苏维埃吞并的这些地区而参战的。而德国早于1940年就看定罗马尼亚会参战。”

加入巴巴罗萨行动后，罗马尼亚军队遭遇到的最大灾难就是1942-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当时，随着罗马尼亚军团在保卫的战区失利，使得德军陷于被围。但奥特玛尔·特拉什克说责任应该分担：“如果德国军队在1941年的评估认为罗军准备不够，而在1942年的战役中罗军行动已超过不少德国指挥官的预料。1942年秋季，在斯大林格勒作战的德国第六号军团需要侧翼的罗部队来代替。当然，苏维埃司令部拥有的信息很正确，当然知道罗军没有德军训练得好，所以就利用了这个优势。那么就不能把责任完全放在罗军上。德国司令部已经知道罗军的弱点以及苏维埃就要发动的反击。所以德军应该承担斯大林格勒这个灾难战役的大部分责任。”

巴巴罗萨行动最后失败，结果苏维埃占领了中欧和东欧的国家。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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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拉丘是1990年以来罗马尼亚的重要政界人士之一，他反对法西斯和共产党独裁。1990年回国后，他参加了基督民主农民党重建工作并致力于恢复国家的民主环境。

拉丘1917年6月6日出生于图尔塔市，其家人一直主张哈布斯堡和奥匈帝国境内的罗马尼亚人的权利。他毕业于克卢日市司法大学和剑桥经济大学，同时在农民党开展积极活动。1940年，他在罗外交部接任外交官职位并在2月份法国被占领前被派到伦敦。罗马尼亚主要盟友法国被占领后，拉丘继续在罗驻英国大使馆工作。9月份，安托内斯库将军和铁卫军掌握政权时，拉丘拒绝罗马尼亚加入纳粹德国领导的联盟。

1985年他接受“自由欧洲”电台《罗马尼亚现实》节目编辑的采访，采访保存在罗马尼亚广播公司的口述历史中心。拉丘讲述留在英国的情况时说：“卡罗尔二世国王离开罗马尼亚，铁卫军团掌握了政权。1940年9月份我辞去职务。我去英国外交部要求政治避难，立即得到批准。恰巧我在剑桥得到留学奖学金，3年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我在剑桥大学研习期间，特别是1940年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被吞并后，我开始制作一系列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广播节目，在驻英的罗马尼亚大学生协会积极工作。”

扬·拉丘参加了有关罗马尼亚脱离轴心国并加入同盟国的宣传。他希望战争结束后，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中东欧国家留在西方民主的影响范围内。他说：“我在国际大学生理事会工作，战争时被选为副主席，还加入全球青年执行委员会。这期间，我编写文章、发表讲话、播报节目，当然是在英国广播电台。 ”

成为一个富商的扬·拉丘不能从西方被动地观看罗马尼亚的共产化。所以他建立了自由罗马尼亚人全球联盟这个反共产党组织。同时，他编辑民主派的报刊，其中《自由罗马尼亚人报》是在罗马尼亚境外流放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日报之一。扬·拉丘说：“1955年，我们每周登出英文的新闻公报。我们称之为《自由罗马尼亚刊物》（Free Romanian Press），目的是向在西方和英国有影响力政界人士介绍罗马尼亚的情况。20年后，这个刊物成为用英法文登载文章的月刊。此外，1965年我们建立了居住英国的罗马尼亚人文化协会，虽然我们说协会是基于特兰西瓦尼亚过去的传统，文化也是政治，因为要表达出我们的愿望。”

1985年扬·拉丘意识到所有罗马尼亚人统一起来才能恢复民主制度。因此，这个组织聚集了希望投入重建民主的所有人。他说：“1980年我和来自美国的布鲁图斯·科斯特教授发出呼吁，要求所有人都要为国家做些什么，让国家在西方有尊严。到1975年为止有了罗马尼亚国家委员会。但当年委员会终止活动。我们认为应该继续战斗，所以发表呼吁后，在1984年建立了这个组织。”

扬·拉丘1990年回到罗马尼亚，他保持了民主主义的信念，这是真正的道德参照。2000年1月17日他在伦敦过世，根据他生前的意愿，其尸体被运回罗马尼亚，埋葬在出生地图尔塔市。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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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主义”首次在俄罗斯的帝国文献中被提出，目的是破坏19世纪下半叶罗马尼亚国家的创建与稳固。这主义鼓励那些分离主义者去反对摩尔多瓦和蒙德尼亚公国的统一及罗马尼亚现代国家的建立。不过，摩尔多瓦主义在苏维埃执政时代达到高峰，并且一直遗存到今日。

我们请基希讷乌国家大学的历史教授库斯郭来对“摩尔多瓦主义”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首先我要提到巴萨拉比亚教会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1908年到1914年沙俄年间，在该教会担任最后一任圣职的大主教塞拉菲姆·奇佳戈夫。他是沙俄时代第一也是唯一的高级试图推行所谓《准- 摩尔多瓦》计划的官员。当时，在俄国人的概念中，摩尔多瓦这因素根本不存在。直到到20世纪初，俄罗斯绝大多数的观察员才将罗马尼亚在巴萨拉比亚的人民看为是有某些地区特点的罗马尼亚人。但并不倾向认定巴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人与罗马尼亚人民之间有什么不同。更不要说建立一个特别的摩尔多瓦国了。”

不过，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获胜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苏联特别希望恢复1917-1918年失去的巴萨拉比亚地区， 所以在德涅斯特河东岸设立了一个幻影国家，叫做摩尔多瓦社会主义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并先在巴尔塔（Balta），然后在地拉斯波尔（ Tiraspol）建立首都，来传播所谓的摩尔多瓦国的思想。安德列·库斯郭教授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维埃文化活动分子一直想形成摩尔多瓦国，但对该国是何模样却不确定。

1932-1938年间， 在摩尔多瓦社会主义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开始使用拉丁字母，在语言标准上与罗马尼亚相同。地拉斯波尔和基希讷乌出版的书籍间没什么区别。此前，在1924年到1932年间，但特别是1938年后，就出现一些想在有疑问的基础上建立摩尔多瓦的语言和文化意图。其中一个就是使用德涅斯特河沿岸几座村镇当地所用的方言。这很明显是为

打击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和国家建立计划所投下的赌注。”

随着1940年巴萨拉比亚重新被吞并，特别在1944年以后，摩尔多瓦主义思想又经历了些改变。安德列·库斯郭教授说：“1940年，特别是1944年当苏维埃回到巴萨拉比亚执政后,情况就更复杂多变了。他们有几种设想,其中一种是延续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模型，就是建立新的语言和文化来对付罗马尼亚主义。但这模式行不通，因为摩尔多瓦苏维埃的知识分子， 特别是的作家，他们都是二次大战中间受到教育的，甚至共产党员都无法接受苏维埃当局试图强加的标准。

於是在1950年代中叶，恢复了罗马尼亚文化、语言和文学的模式。1957年最后一次语言改革后，再度恢复了罗马尼亚的标准。这就是说，苏维埃计划逐渐被罗马尼亚化了。所以一方面有俄罗斯化， 另一方面，此前宣称为国家政策的摩尔多瓦主义在1950年代后期可以说已被放弃。我指的只限于语言和文化范围，因为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摩尔多瓦主义并未被放弃。学校和媒体不断对社会民众，特别对农民，灌注摩尔多瓦人的意识，想说服他们和罗马尼亚人不同，虽然无法解释其区别是什么。”

1991年共产党下台并苏联解体后， 摩尔多瓦主义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安德列·库斯郭教授认为这阶段更原始些。 他说：“1990年-1991年宣布独立后的摩尔多瓦主义与苏维埃的不同， 因为是苏维埃概念和扭曲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混合体。民族主义者试图证明当今的巴萨拉比亚和中世纪摩尔多瓦公国之间的连续性，但这偏差是很明显的。还有的说摩尔多瓦的身份先于罗马尼亚的身份。从这种观点来看，当今的摩尔多瓦主义支持者的说服力远比当年苏维埃活动分子要弱， 后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强调区别，利用的是阶级和意识形态的标准。”





当今的摩尔多瓦主义缺乏意识形态的基础。尽管很荒唐，但力量可观，不过其影响日益降低。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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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1916年8月份同协约国签署的条约，俄罗斯军队保障帮助我国军队防御喀尔巴千山南部和东部的战场。不过，俄罗斯军队的指挥官没有履诺，而当年的战役遇到失败。1916年11月底， 俄军的一营来支持正为布加勒斯特防御战斗的罗军队。可是俄军的那营斗志微弱，未能阻止同盟国的进攻与布加勒斯特就被占领。另一俄罗斯军事部队到多布罗加区来得太晚， 未能对抗从南方来的德国与保加利亚部队的攻击。

1917年罗军队得到法国军队的支持， 这样才能阻止德军推进。俄罗斯联军在我国东部的部队又增多了。1916年罗马尼亚领土上仅有5万俄军士兵，但1917年有1百万俄军士兵来支持大约40万罗马尼亚士兵战斗。俄罗斯支持部队覆盖战线的80%，这样成功地阻止了同盟国军队的推进。

尽管俄罗斯军队驻扎在我国终于带来效果，不过难以管理那么多士兵。1917年秋季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不久后，东部战场便崩溃了而俄军士兵变得罗马尼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无论如何，对罗马尼亚人来说，早在1877年的独立战争以俄军士兵为不可靠。

1917年仅仅5岁的康斯坦丁·莫伊恰努2000年接受罗马尼亚口述历史中心记者的采访，他回忆抵达其家乡的俄罗斯士兵行为，说：

“俄军士兵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们很喜欢喝酒，他们常常喝醉斗殴。”

1917年秋季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 俄军中发生混乱。杨先生的父亲曾是奥匈军队的士兵，可是因其民族主义思想决定逃走。在2001年接受的采访中杨先生讲出父亲的记忆时说：“父亲从奥匈军队逃走后，对我讲，一天早上在战场上有一个人登上一张桌子用俄罗斯语演讲。此前，俄罗斯士兵都带有祈祷书，第一页就是沙皇的相片。那么那个人到底就说服他们把相片从祈祷书撕下。”

维滋勒斯库教授1996年又回忆：“街道上充满逃兵的俄罗斯人，他们都沉醉便斗殴。我有一个朋友，是位来自巴萨拉比亚区的诗人。他会说俄罗斯语并告诉我在雅西的饭馆吃饭时听到一些俄罗斯士兵密谋杀死费迪南一世国王。那位朋友立即去告诉约加部长，他就提醒了国王并为了避免谋杀采取措施。另外，听说俄罗斯士兵杀害了一位俄将军，不断试图说服罗士兵接受布尔什维克思想，可是这并不可能成功，因为罗马尼亚人是爱国人。”

总之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军队一方面帮助我国，向胜利做出贡献，但同时又危害了用巨大牺牲获得的胜利。

在1945年至1989年间，罗马尼亚共产党高级领导的个人私生活对平民是种奥秘。谁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爱好、关注那些事儿、他们相互私下讨论问题并做出决定。在那么隐晦的制度内，平民听说的新闻是谣传多过可以核实的信息。1989年齐奥赛斯库被推翻后，社会公众才有机会在电视或公共场所的形象外，构成对齐奥赛斯库个人的看法。除了陪伴每位领导人的生活所引发的夸大言论和流言蜚语以外， 从这位长时间不允许人民真正认识他的领导人身上，可以发现一个野心勃勃、知识不足、缺乏教育，但是乎很能做决定的人。

斯特凡·布尔利亚这位工程师在1980年代担任齐奥赛斯库的私人秘书，他对这位在1965年到1989年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里最强而有力的人怀有美好的回忆。2002年，布尔利亚先生在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讲出1956年在学术界召开的共产党干部会议上，和当时还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的齐奥赛斯库第一次见面。“我们走进了一间美丽狭长的大会堂。看见了一个矮小、有点着急的人朝我们走来。他和每个人握手后就说：“同志们，我们今天聚集来讨论，是因为我们认为大学的工作必须改善。我们同意大学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工作也很有成绩，可是赶不上党的要求。”他看我们一会儿接着说：“我们打算建立大学生协会联盟，你们要先表达意见，说出是否我们应该启动类似的活动。”接下来他还解释说国家的发展唯有在知识阶级与工人阶级间建立了强而有力的关系才能实现。”

年轻的齐奥赛斯库对斯特凡·布尔利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后他毫不犹豫地同意成为这位最高领导的合作者。他说：“他大大的吸引了我，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这么年轻，又很坦率、友好，和我握手时友善的看着我，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离开时都怀着很好的印象， 我们都被吸引住了。后来，我们都感觉到要让知识分子接近共产党，而不久后这感觉就实现了。”

齐奥赛斯库依靠记忆力，但也有个使他很出名的小笔记本，让他不会忘记重要的事。斯特凡·布尔利亚谈到这笔记本在齐奥赛斯库的人缘上所发挥的作用：“笔记本不一定是黑色的。有时是黑色的，有时是蓝色的或红色的，可以放在口袋里带着，里面记录关于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数据。是简单的国内外统计综合，及注释。也记录些名字、某个事情发生或见面某人的日期和地方。”

总的来说，尼克拉·齐奥赛斯库的肖像富有负面的特点，他风度比较强烈，1989年他就被处决了。不过，其肖像必须在中东欧国家1945年至1989年内上台制度的展览中看出。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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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上台的共产党政府实施了教育改革和支持了听党话的党人。新的教育系统取消了旧系统并重视“健康的社会来源”， 这就是家庭出身。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标准，排除了竞争并培养新干部来支持新制度。

斯特凡·波尔利亚工程师在共产党与政府内的职位很高。他享受制度提供的教育便利。但与没有任何素质的其他人员不同的是，斯特凡是得奖的学生，也是布加勒斯特“乔治·拉瑟尔”优秀高中的毕业生。2002年他接受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谈到人们如何接受1948年教育改革后的变化的： “高等院校开始了新的改革，大学接纳直接来自工厂或农村的年轻工人。还有工人高中，读两年就能毕业，而且从属某些大学。还有来自工人高中的学生注册的大学。当时，青年或大中小学生的组织也增多了。”

1948年的教育改革推翻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观。大学接受没有中学毕业的人，可以在大学期间同时读中学课程。斯特凡·波尔利亚： “我注册入学时发现每家大学都从6月到9月期间为想考大学的人安排培训课程。由大学教师授课，在我头次遇见了来自工人学校的人。”

所以上述改革制造了一种新型学生和新的大学生活的气氛，其中习惯于物质缺乏、形成阶级意识是优先目标。斯特凡·波尔利亚说： “来自工人学校的男孩子们享受很多便利。考试时，他们被列入特殊名单，来自该校的所有学生都能考上。只有那些毫无知识的人不及格。教师们试图帮助他们，但这谈何容易。”

对制度忠诚也会得到补赏。而作为未来政党基础的共产党学生接受不少妥协。斯特凡·波尔利亚说： “大学生有奖学金系统，这包括住宿、两餐饭和30列伊的奖学金。我本人不用住宿，但在食堂用餐对我来说很合适。也有优秀生奖学金，第一学期我赢得了这样的奖学金，是500列伊，与一个工人的工资差不多。对我来说是重要的鼓励。”

1948年的教育改革改变了我国的教育结构。尽管此后恢复了一些质量标准，但总的来说，意识形态体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罗马尼亚首都的全盛时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20年到1940年内。当时，布加勒斯特又被称作“小巴黎”， 这是因为不少的建筑物是用巴黎主要建筑物的风格建成，其中就有北部的凯旋门和国家军人之家。

凯旋门早在罗马帝国期间就开始修建，代表某个地区的声望。拥有凯旋门的城市是具有很大的实力，强大的军队并用来检阅凯旋的军队。凯旋门尤其是一个国家军事性的象征。同样布加勒斯特的凯旋门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罗马尼亚军队凯旋的地方。此后每年国庆日，罗马尼亚军队都从其下经过展示其实力。

如今作为布加勒斯特最受旅游者青睐的景点之一的凯旋门并不是首都的第一座类似的建筑物，之前还有其他建筑标志1877年独立战争的胜利，1906年卡罗尔一世国王登基40周年及1918年罗马尼亚王室结束流亡从雅西市回到首都的临时建筑的凯旋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关当局决定修建一个永久性的建筑物。1922年在布加勒斯特组织了庆祝1918年大统一的阅兵。由于1918年建筑的凯旋门使用了难以防雨的质料，所以市长建议当收集到足够的资金前，用木质材料建筑临时的凯旋门。市长的建议遇到了批评，著名的音乐家埃内斯库向市长写信问道：“真正的凯旋门什么时候才建成？”所以1922年借罗马尼亚菲迪南国王和玛丽亚王后加冕之际，负责举办加冕仪式的委员会邀请佩特鲁·安托内斯库建筑师承担在首都北部地区建筑壮丽的凯旋门的任务。不过，由于时间仓促，只有修建了骨架并为此使用钢筋混凝土了，但是为外面的浅浮雕使用石膏材料。

1922年10月16日趁加冕之际，又组织了表现罗马尼亚人民为了统一的表演。 参加这系列活动的有来自欧洲20个国家以及美国与日本的代表，这就标志着国际社会对罗马尼亚国家新状况的认可。

在今天的节目中介绍布加勒斯特的另一个参照物就是胜利大街上的“国家军人之家”，这座建筑是布加勒斯特最漂亮的宫殿之一。



军人之家宫是罗马尼亚军官在营地之外聚集的地方。在这里他们谈论战争理论、军事学说或战略等方面的题目。当然也不能忽略军界在社交界发挥的作用，这个机构是军队和平民社会间交通的一个渠道。罗马尼亚军队卫戍是在19世纪70年代建立军人之家的构想，1877年独立战争不久前提出的。布加勒斯特卫戍于1876年12月15日建立。新建的结构直属当时的统治者卡罗尔一世王子。同其他的军界一样，布加勒斯特卫戍部为军官聚集创造一个隐私的环境。为开展各种活动，会员每要缴一定的会费，或出售一些文化产品。从前军界现有的宫殿附近开展各项活动，最后定在前萨琳达尔修道院的原址建筑新的军人之家宫殿。



由于财政原因，军人之家的开工多次被推迟。1911年尼克拉•菲利佩斯库接任保守政府战争部长职务后决定战争部为军人之家的建筑捐资20万列伊。同时，这位部长积极实现这个计划，在他任期内提供了不少便利。因此，在多年的等待后，由于得到这位政界人士的支持才开始宫体建造工程。



1915年年底军人之家宫殿建筑大体完工，只需内外最后装修并安置家具。1916年，这个宫殿成为布加勒斯特建筑的参照物。1916年8月25日罗马尼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军人之家开始经历新的历史阶段。首都遭受几个星期空前的空袭，造成人员和财务的巨大损失。1916年秋季，布加勒斯特被敌对军占领。德军占领时，军人之家宫成为被德军俘虏的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士兵的监狱， 同时是布加勒斯特城市主要的警卫哨所，就是德军占领的象征。

1918年11月份，罗马尼亚皇家和政府回到布加勒斯特。对布加勒斯特军人之家和全国来说，占领期留下令人伤心的记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人之家的完工和落成势在必行。

1922年是军人之家工程中精工细作最富有成绩的一年。由于战争部捐资，开始修建2楼和3楼的宾馆。同年完成了电气安装、地板镶嵌、门窗把手、大厅地板镶嵌等。

1922年12月份，从德国购买的家具用轮船和火车运到罗马尼亚，开始安置在宫殿各个厅室。供热和通风工程是1922年12月份完成的。此外，从军人之家的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修建了宫殿前的花园，花园是1922年4月份完工。

尽管宫殿还没有全部完工，在 1919年到1923年间，这里组织了军界一些重要活动，此间击剑厅、餐厅和图书馆等专用厅室成为活动的重要场所。

军人之家董事会决定落成仪式在1923年2月4日举行。罗马尼亚国王费迪南和王后玛丽亚、王子尼古拉、战争部长摩尔德雷斯库、参谋长克里斯德斯库和罗马尼亚东正教主教克里斯蒂亚都参加了落成仪式。晚上，国王和王后出席了军人之家沙龙举行的舞会。



目前，在军人之家这个殿堂里举行不少会文化、教育或私人团体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