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1877年5月10日罗马尼亚宣布独立，是欧洲20个独立国家之一。独立是国际情势所致，但也是罗马尼亚整个社会50多年努力的结果。同时罗马尼亚也投入俄罗斯-土耳其1877-1878年的战争。布加勒斯特“斯皮鲁·哈雷特”大学的历史教授索林·克利斯德斯库介绍了战前的国际形势：“国际框架早就做好了， 这是因1875年在波黑，随即在保加利亚爆发起义，都是对奥斯曼帝国的苛捐杂税表示抗议。对起义残酷镇压使得奥斯曼帝国从不少欧洲国家得到担保费，这使得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开战。对相信必胜的俄罗斯来说，战争的目标之一是收复巴萨拉比亚地区南部的三个县。希望俄罗斯达到这个目标的罗马尼亚政府就要承担“卖国卖民”指责。”

罗马尼亚没有签署正式的独立宣言书，克利斯德斯库教授向记者解释何因时说：“这是当时的计划。5月9日，罗外交大臣米哈伊尔·高科尔尼卡努要回答议会的质询，他是负责签署罗-俄协议，但也要承担让出三个县的责任。第二天，5月10日，在庆祝卡罗尔国王在布加勒斯特登基11周年那天正式宣布了独立。”

罗马尼亚为参战做好准备了吗？索林·克利斯德斯库教授说：“从远景来看，当然是难以想象的准备，因为国家的潜力和预算有限，收入和开销持平（收入一亿列伊，开销也是一亿列伊）。但卡罗尔一世国王早在布加勒斯特登基时就希望获得独立。为此已经做了一些准备，购买了德国克虏伯大炮，第一组大炮是用卡罗尔国王的私有资金购买的，这不能说是坚实的准备，奥匈的报告能证明此事。应奥匈外交官员的要求，罗马尼亚必须支持土耳其反对俄罗斯。卡罗尔的回答是这不可行。自从他来到罗马尼亚以来，土耳其人待罗马尼亚人很不好。所以无人支持罗马尼亚同站在土耳其一边反对俄罗斯的决定，但如果决定反对土耳其却会得到全国一致的拥护，所以当时的情绪很特殊。”

1877-1878年的战争使得罗马尼亚赢得了多布罗加地区。索林·克利斯德斯库认为总的来说罗马尼亚是赢了，他说：“多布罗基亚是用三个县换来的。这个地区比较干旱，土地并不肥沃，但在黑海海边，而这会完全改变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历史。从这个观点来看，1877-1878年的战争是成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阶段。”

罗马尼亚独立140年以来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时期：经历了民主和极权主义制度，经历了各种经济的发展模式。19世纪末，用巨大牺牲换来的独立仍是罗马尼亚国家的司法与象征的价值参照。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模式确定，计划或指令经济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危机。政府指令经济系统是共产党制度的顶梁柱。1945年3月6日，罗马尼亚第一届共产党政府上台后， 共产党就开始落实上述的系统。从自由市场经济到中央计划经济的转变为期几年，但有明确的定义和可达到的目标。



实际上，且不说计划经济没有达到目标，反而意味着对经济的限制，使其失去灵活性，最终遭到失败。国有化或对生产工具的没收就是这个进程的初步做法，接下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苏维埃顾问继续这种做法。主要机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其主席的职位相当于部长级。

1950年代，安东·莫伊塞斯库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95年他接受采访时回忆起为完善指令性经济的一些措施。

“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旨在使国家经济领域的发展恢复平衡， 特别是那条消耗太多的多瑙河-黑海运河。从经济角度来看，挖掘那条运河是不合理的，大家都知道，在斯大林时代仅有战略作用。那么我们被要求展开有根基的研究并为恢复国家经济平衡提出建议。

研究的结果是要暂时停止一些企业，一些当时并不一定需要的投资，所以决定停止多瑙河-黑海运河的建筑工程，尽管斯大林已经逝世，但苏联人仍然坚持要完成。”

多瑙河-黑海运河这个从经济角度讲不可行，但从政治角度讲很重要的项目严重影响了计划经济的运行。这就是因为只追求目标并不顾效益。

安东·莫伊塞斯库:“基于我们完成的那项计划开始了讨论，苏联人就予以干涉。当时在罗马尼亚仍然有苏联顾问，苏联红军仍驻扎我国。苏联人的决定力还很大。他们派遣一个中央委员会来罗做分析。他们没有做分析，而是展开了调查。

不过罗政府没有接受调查的结论，还是停止了运河的修建。因为按我们的计算，运河完成三十年后都不会对当时罗马尼亚带来什么利益。如今在多瑙河修建了其他运河后，多瑙河-黑海运河就显得比较重要，随着时间可能会带来效益，但现在还是没有效益。”

康斯坦丁·基利泽斯库是经济学家兼教授，1994年他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说，在共产党集权制度下，计划经济和指令经济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这类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指导经济需要机构。这样的中央集权只有靠计划才能运行，而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是来制定这个计划的。

不过，经济现实是如此复杂，有那么多不熟知的因素，就连最好的计划作者也不能周密考虑全盘经济。所以计划，国家计划是一回事，而现实经济又是另一回事。这里产生一些冲突，有的是政治冲突， 因为他们认为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而没有完成一些部门的计划。换句话说，国家计划委员会是那个时代经济系统固有的产物。”

罗马尼亚计划经济的实验终于在1989年结束了。尽管1945年到1989年不少经济部门得到了发展，但这种发展也许可以用较小的成本来实现，而不需计划经济的介入。

洛河（翻译） 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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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思维和反神职人员虽然不是同义词，也从未完美地交织在一起，但这两个词常常被搞到一起。历史上对牧师权威的质疑是与宗教改革运动甚至质疑神的存在或宗教情绪是相提并论的。

反神职人员自由思维的极端主义常常带有浓厚的革命意义，其志向是改变世界，建立幸福和平等。现代的自由思维和反神职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启蒙时代，就是将理智放在人生的中心，试图让人脱离无理性神圣的概念。这个思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弱教会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力。

在罗马尼亚，现代的自由思维和反神职人员运动是19世纪下半叶产生的，极端自由和社会主义派特别能接受类似的思想。阿尔巴·尤利娅大学的研究员马留斯·洛塔尔认为，自由思维分子构成罗马尼亚的反神职人员运动的核心：“不仅在罗马尼亚，而且在欧美，反神职人员运动的主要代表也是自由思维的主张者。这是一个文化、政治和哲学无神论运动，试图让人们不再对宗教乃至科学带有偏见，其主要目的是将宗教和国家权利区分开来，法国是在1905年，而葡萄牙是在1911年实现了这个目标。反神职人员运动如何表现呢？就个人而言，就是承担非宗教的身份。当我们谈到自由思维分子、社会主义分子、极端自由分子和共济会成员，可以发现有三个倾向：第一是举行世俗宣誓，罗马尼亚是1936年才开始有。第二是举行世俗婚礼，第三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举行没有牧师或神父出席的葬礼。”

罗马尼亚的自由思维和反神职人员运动来得比西方晚一些。马留斯·洛塔尔说：“反神职人员运动有几位重要的代表，19世纪末有乔治·巴努，在他的《战斗报》里对罗马尼亚东正教教会做出猛烈的抨击。著名的《罗马尼亚无神论选集》里他被认为是罗马尼亚第一位无神论的推行者。尽管如此，1910年他逝世后，为他举办了由牧师主持的葬礼。”罗马尼亚自由思维分子所写的文章使用的辱骂的语言，他们必须强行武断地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公民与宗教分离，道德与宗教分离是他们发起的运动的主要目标。要求不再举办宗教葬礼的社会主义分子的做法是为给人作榜样。在我国，自由思维和反神职主义的极端分子之一是康斯坦丁·迪伦医生，他是雅西大学的教授。1913年，他参加了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马留斯·洛塔尔说：“迪伦的手表上有这样的字样：“让所有的神死去吧，自由思考！”。迪伦一生都都主张反神职人员。1913年，迪伦在雅西修建了世俗的坟墓。这是罗马尼亚第一个世俗坟墓，充满着象征意义。”

自由思维和反神职主义运动在罗马尼亚社会并没有立刻引起反响。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罗马尼亚连接于时代流行的思潮。

苏联化是国家和社会机构按照苏联的模式变更的过程。尽管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增长速度很快。到1948年前国家已经苏联化了，而开始了社会苏联化进程，这个进程更长但更容易管理。



罗马尼亚的苏联化是在彼得鲁·格罗查领导的政府上台时开始的。由苏联控制的盟国管制理事会，在清除法西斯主义痕迹的借口下迫使当局将数十名被认为亲德国的军事人员排除出军队。他们使用的词语是“清除”，目的是引发被排除人员的罪疚感，同时让民众认为这是政府实施的处罚。



米尔恰·卡尔普是从罗马尼亚皇家军队被清除的人员之一。他曾在苏联战线上打战受伤，之后因他的勇敢而被授勋。1997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采访时，卡尔普回顾了颁布了清除被认为是亲德国的军事人员时的情况，他说：“我在1946年8月9日前曾是罗军官，我当时是少尉。我在战争中受伤，战争结束后被授勋，在锡比乌的骑兵训练中心的军事单位工作。当时，军队士气低落，我这里主要指的是军官和军士，因为一年前颁布了有关清除军事人员的法律。该法律规定解雇大批现役军人，但没有人确切知道何时及在什么条件下会执行这项法规。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主要条件肯定是政治上的，就是说所有表示不支持格罗查领导的新任亲共政府的军官乃至下士都会被解雇。”



按照斯大林1930年大清洗的模式，罗马尼亚优秀军官被迫使离开军队。清除法西斯痕迹标志着转向共产党制度的起点。米尔恰·卡尔普说：“1946年8月9 日发表了将被退役9千名现役军官的名单。我还记得，该法律是在锡比乌骑兵训练中心和一个炮兵团的一些军事单位正在山上扑灭森林火灾时发布的。我们从这次行动中回到锡比乌，第二天早上传令官给我带来了一份报纸，我想名字应该是《军队之声》。该报上公布了这些人的姓名，其中包括我本人。其实第一次相当大的清洗是1945年8月发生的，当时清洗的人主要是将军和上校。在盟国管制理事会的命令下，苏塞科夫将军对国防部下令清除约200名罗将军和上校。原因是这些将军和上校有亲德国的倾向。但实际上这当然不符合事实，他们只不过在西方战线上积极履行了他们的责任。不过，他们在战争结束为止没有被解雇是因为在西部战线上也需要他们的军事能力和服务。”



罗马尼亚的历史开始了新阶段。同时米尔恰·卡尔普及其他数万被排除社会边缘的军官和下士也进入新的生活阶段：“该法律规定有9千名现役军官退役。此后还进行了几轮清洗，大约5500名军士也因同样政治理由被清洗。如果1945年的大清洗解雇军官时所提出的理由是他们持反苏联的态度，那么1946年的清洗主要针对那些没有表示愿意接受新政府的军事人员。换句话说，不支持政府的人被认为是反对政府的，这是清洗中的大部分。我们首先被解雇，作了一年的预备军人，政府可以在认可情况下，随时随地用我们，一年之后退役。那一年我们就像现役军人一样领到军饷并继续享受享现役军人的优惠条件。可是我们被禁止进入军事单位。与军队分手很难，因为没有被解雇的军官会感到不好意思。当然这只是最开始阶段，因为后来他们也被迫退役。”



通过排除出最优秀的军官和下士完成罗军的苏联化是苏联建立一个更好社会的风格。新建军队的主要目的是镇压对他们表示反对的人。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罗马尼亚厨房里充满香料的魔力和烹饪的秘密。历史上有不少有关的故事，但文学作品更使其更加充满吸引力。

罗马尼亚著名女作家多伊娜·鲁什蒂专门写历史小说。她题为《Mâţa Vinerii》(玛杂·维内莉)的最新小说提到18和19世纪交界时期的历史故事、巫术、集体的意识和烹饪艺术。小说是在作家研究档案时受到启发而创作的。“我发现了一个谈到一位著名厨师记载。这位厨师手艺很棒，有不少贵族都想雇佣他。他是个子不高的吉普赛人，其主人是州长夫人埃凯特莉娜·格列恰努。厨师不仅无可非议的是格列恰努的所属，而且任何人也不可能从她手中夺走。不过，当时登基仅2个月的汗杰尔利大公把厨师留在了自己的王室，并不让他离开。大公把厨师从其主人的手中夺走，这还是前所未有的，而为其合法化，就开始了法律程序。汗杰尔利大公召集了见证人，有的其实是伪证，他们对大主教说，厨师在格列恰努家过的很不开心，所以好心的汗杰尔利大公为了救助他，而把他夺走，但大公非常慷慨，用两个吉普赛仆人来交换这个厨师。

大公不让厨师离开王室，而他的前主人为此开始上诉试图挽回局面，这个吉普赛厨师能做出什么奇特的菜饭呢？有不少文献提到他，大主教也介入这场争执，最终定他的价值是以一当二。多伊娜·鲁什蒂说：“我开始想他可能做的饭菜，这些美味的佳肴，也想到失去厨师、准备用钱挽回他的埃凯特莉娜·格列恰努。突然我想到那些食谱中在我外婆的厨房里也有不少。所以我开始在小说主要部分里写食谱。

罗马尼亚最古老的食谱保存在罗马尼亚国家档案院，是18世纪初康斯坦丁·布伦格维亚努大公时代出版的。多伊娜·鲁什蒂读这些食谱时得到当时烹饪的灵感。她说：“罗马尼亚烹饪艺术史上有不少有意思的菜肴，大多数以肉末为基础，或制作核桃点心，任何厨师都十分看重核桃与蜂蜜。法纳尔人和布伦格维亚努大公时代，很流行吃各种各样的肉末丸子。

例如，小龙虾肉丸是用李子醋或玫瑰醋浇汁做成。大家都爱做茄合似的菜（moussaka），我们至今还在做一种传统菜：包肉馅的烤鸭或烤鸡，而肉馅中含有各种香料。此外，在烤肉上常常会刷一些蜂蜜和撒一些桂皮粉。大概没有烤肉不用些蜂蜜或糖的。罗马尼亚和法纳尔人的烹饪都有甜酸辣三个味道。

多伊娜·鲁什蒂小说的人物受到她本人读过的书，留下的回忆的启发。这样，作家同时也是讲故事的人、书中的人物、历史学家、女巫和美食家。“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位女人，她回忆起年轻时的一个场景，回忆也带有她的文化水准。我想创造一个有文化的人物，18世纪的她，精通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这也是我自己年轻时学会的语言。用这些知识她学会萨多尔的巫术，用继承了祖传秘方，编写了一部食谱，简直让布加勒斯特人发疯。科斯塔斯这个人物所绑架的那位厨师找到了这本书，他在王室做的菜饭，所有的布加勒斯特人都会做，因为他们不想次于王室。厨师并不知道，他做了玫瑰馅饼，让人们捧腹大笑，这逐渐成了一种病，所有的布加勒斯特人都为此疯狂，周围四处都充满着无法控制的幸福快感。

《Mâţa Vinerii》（玛杂·维内莉）这篇小说把科学、虚构和巫术巧妙地结合起来。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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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1917年的军事攻势以1918年5月份在布加勒斯特签署的和平条约结束。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苏维埃制度建立后，圣彼得堡的新任政府谴责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并决定签署和平协议。在东部战场，罗马尼亚不再依靠任何支持，所以被迫要求签署和平条约，但这意味着胜者对败者施加不利条件。 俄罗斯脱离战争对罗马尼亚是严重的打击，当时被看作是叛变行为。罗马尼亚军队并不能单一克服德国进攻， 特别是因斑疹伤寒制造了许多人死亡。不仅如此，还要加上俄罗斯军队1百万士兵受到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魔力的感染而造成的混乱状态。因此，签署和平条约被看作可以救助的唯一办法。

布加勒斯特“斯皮鲁·哈雷特”大学的历史教授索林·克利斯的斯库谈到俄罗斯脱离战争的欧洲背景：“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政变得胜后，俄罗斯脱离了战争并开始和平谈判。列宁就是为这个目标得到德国支持从瑞士经过瑞典和芬兰被带会俄罗斯：就是为了政变、掌握政权并单独签署和平条约，以便使得德国军队可以从俄罗斯前往法国来获胜。1918年3月3日在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签署了和平条约，5月7日又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与我国的和平条约。该条约中有奴役我国的条件，如：把山区国境交给奥匈帝国，石油给外国租用90年，所以说和平的条件就是奴役。”

根据在布加勒斯特签署的和平条约，我国被迫让给保加利亚多布罗加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一部分， 尽管这个地区从未属于保加利亚。此外，对喀尔巴千山山口的控制也让给奥匈帝国。只给我国提供微小的补偿，中央权力同意我国和巴萨拉比亚统一， 但该补偿并没有列入和平条约。而这是因为中央权力不想让罗马尼亚人民因遭受领土损失和资源被强制租赁而持敌对态度。1918年夏季该条约在罗马尼亚议会得到批准，但费迪南国王一直没有公布出来。值得庆幸的是，条约中的规定6个月后无效，因为1918年10月底，马尔基罗曼领导的政府对此宣布无效，罗马尼亚又恢复敌对立场。尽管如此， 克利斯岱斯库教授认为布加勒斯特和平条约实在对我国有利。他解释说：

“不论布加勒斯特和平条约有多么大的奴役性，对属于协约国的罗马尼亚来说是巨大的外交胜利，而德国议会也承认此事。中央权力和某方进行谈判的可能性被取消。所以不管和平条约对罗马尼亚多不利，但德国外交的失败和其可信度的损失更大。”

最终，罗马尼亚成为获胜国阵营一员，而布加勒斯特和平条约却留下一个未能抹去的痛苦回忆。

20世纪初，罗马尼亚迈上了现代化和欧洲化的道路。在19世纪社会和其精英们选择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解放。在这个背景下，1907年2月在罗马尼亚农村发生一个巨大的社会爆炸，这就是“1907年的农民起义”。起义也在国外各地传播声响。



布加勒斯特大学历史学院的罗马尼亚人现代历史教授阿林·丘帕拉强调了起义引起的冲击与罗马尼亚成为现代国家愿望形成的反差。“在当时，农民起义因史无前例的规模引起大的冲击。1906，在起义爆发不久前，罗马尼亚组织了纪念为君主立宪政体打下基础的宪法通过50周年的展览， 这引起了外国注意。

该展览对罗马尼亚社会从1866年以来的发展做了评估。1866年，卡罗尔一世国王抵达罗马尼亚， 也是为君主立宪制度打下基础的宪法被通过的一年。在较短的时期内，罗马尼亚有在近40年取得的进步，但也有不成功之处，并受到这个制度限制的民主。”



农业劳动被低估，经济效力很低。不仅如此，还有劳动道德的缺乏、文盲和酗酒现象，而二地主（租用地主或贵族地产者）利用了农民的这些缺点和恶习来剥削农民。起义是2月8日在摩尔多瓦北部的“Flamanzi” （饥饿）镇爆发的，这是个农业区。3月9日起义在国家的蒙德尼亚和奥尔特尼亚地区随后爆发，而在3月底被当局借助军队镇压。愤怒的农民攻击了二地主的家产，有的地方也攻击了贵族的住所，杀了人、纵火烧了房屋和财产。有些人说，起义的农民提出要求的抗议走得太远了。。



农业耕地问题是个慢性长期的问题， 但这并不是事发的主要原因。阿林·丘帕拉教授就此解释说：“据罗马尼亚的历史文献，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土地。我认为，起义原因必须与一个更加复杂的现象联系起来。当地的腐败行政管理结构本应保护农民不遭虐待。而农民还是要自己面对这个官僚系统，他们对这个系统不能理解也不能应付。所以农民就呼喊出其不满，实际上起义就是一个绝望的呼喊。他们想使用暴力方式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精英们虽然对此状况十分清楚，但却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阿林·丘帕拉对起义的一些说法，如有反犹太性或有外来因素介入等作了评论，他说：“当我们试图找到起义原因时，更多谈到犹太人发挥的作用。正如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1907年的起义让罗马尼亚反犹太运动呈现出来。此前，没有用暴力方式表现出来。犹太人被认为是起义的祸根，是因着摩尔多瓦地区的犹太人二地主对农民的欺压而至。这时就没有人再去考虑其实大多数的二地主是罗马尼亚人，并不是犹太人。还有一些奇怪的看法，如：奥匈帝国或俄国的情报局组织了这场造成罗马尼亚动荡的起义。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起义实在是因罗马尼亚社会有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也未能得到解决。”



1万1千人死亡。阿林·丘帕拉却说这个数字来源并讲到其细节，他说：“社会主义者康斯坦丁·米勒领导的左派《真理报》和《早晨报》里报道了1万1千人死亡这个数字。但这个数字没有可靠根据。共产党制度没有核查就接受了这个数字。1977年，齐奥塞斯库组织召开了一次大会， 邀请1万1千名代表参加，目的是要表明1907年起义死亡人数。很难说当时确实死亡人数，未来可能也不会知道。



含有调查结论的所有文件，其中一份十分详细，都被当时的内务部部长约内尔·布勒迪亚努取走，自由党下台时把这些文件转给了国王。布勒迪亚努意识到保守党的敌人会利用这些文件来攻击他。很遗憾，这些文件后来丢失。我根据1907年国民死亡登记簿估计有2000受害者。实际上是2000或11000名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一个坚定迈上现代化道路的社会里有人死亡，而这是因为官僚机构无能解决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1907年的起义表明，国家尽管已取得进步却还有不少需要补救的缺点。但是也真的期待罗马尼亚农村世界的道德观的改变。

历史上的危机时刻并不能预料未来将会达到何种规模。20世纪上半叶，民主制度的倒塌是希望恢复正常的人类常蔑视的预兆而被预料。第二次大战爆发前，民主制度的敌对者开始上台。罗马尼亚民主是1938年2月陷入危机的。当时，卡罗尔二世国王取消了各政党，制定了新的宪法并设立了自己的独裁制度。



但1938年这个时刻并不是突然出现的。罗民主制度的危机早在1927年就有表现征兆，对罗马尼亚政治史来说1927年是关键的时刻。1927年，罗马尼亚两位伟大人士相继逝世，他们是费迪南一世国王和自由党有远见的政治家扬·布勒迪亚努， 他们为罗马尼亚统一做出重要的贡献。两次大战间的罗马尼亚未能吸收这损失造成的冲击，这是对君主制机构来说是其形象快速损坏，而对布勒迪亚努领导的自由党来说是动荡与分裂时期的开始。不仅如此，1927年使罗政界和社会还面临一个问题，即：国王费迪南一世王位的继承者是其他仅5岁的孙子， 米哈伊。



布加勒斯特大学罗马尼亚人当代史教授弗洛林·穆雷尔介绍了罗君主制度因费迪南国王的逝世所遭受的影响。他说：“国王费迪南一世的逝世对罗马尼亚历史影响很大。他的去世引起所谓“关闭问题”的打开。关闭问题是指1926年1月4日颁布的一项文件，当时费迪南的儿子卡罗尔放弃了王储的继承权。因此，王位继承者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摄政制度只是暂时的办法，并不能解决罗马尼亚君主制度内涵的问题。此外，费迪南国王的执政方式不如布勒迪亚努甚至其儿子卡罗尔二世那样严格。但他让人感到到罗君主制稳定、坚固。费迪南时代的君主制没有偏离到向卡罗尔二世时期那样绝对权力。当然，可以提到马利亚王后专权的趋向，但这并不是费迪南统治的真正内涵。费迪南代表的君主制的稳定形象，实际上这是代表性机构，并没有实权。”



自由党未能克服布勒迪亚努逝世这个损失，未能找到适合的替代人物。而弗洛林·穆雷尔教授认为这与布勒迪亚努在党内行使权力的方式有关。穆雷尔教授说：“扬·布勒迪亚努是自由民主制的发动和协调人物。他在自由党框架内展开有限度的民主，这意味着改革在高层进行，而执行权力决定司法权力。”



1926成立的作为自由党反对派的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利用率自由党的危机。就着支持者的浪潮，农民党于1928年上台。但未能持平未来国王卡罗尔二世过度集权的趋向。穆雷尔教授说：



国家农民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赌注是以多种论据引起人们对自由党寡头权力的注意。农民党的思想属于左派，有革命的因素，但达不到罗马尼亚社会长期的期望。假设这种伪革命的因素因着尤利乌·马尼乌的干预而被取消，农民党还追求一个目标，这就是让卡罗尔二世回国并以登基王位。



这样形成了与农民党平行的政权极。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党，特别是马尼乌，他么对卡罗尔恢复王位的立场模棱两可。而与自由党和杜卡不同的是，马尼乌支持1926年1月4日文件的修订，让未来国王尊重民主原则。但卡罗尔一直没有就此作出承诺， 没有实施马尼乌的理想，就是说没有遵守宪法的原则。”

1927年开始利用政治舞台的另一个演员是米哈伊尔天使军团领导的法西斯运动。其目标是帮助罗社会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从1927年起，政治方式从镇静、和平转为躁动，而激进主义成为当时政治修辞的定义。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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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者-冒险家，淘金者，地上天堂的探寻者，游记的规范榜样在罗马尼亚历史上是鲜见的。17和18世纪罗马尼亚少有的旅行者留下了几篇游记。例如：罗马尼亚人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塔鲁在俄国任职期间被俄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派遣在1675年至1678年间访问了中国，因此他编写了《中国漫游记》。19世纪出版的少有人踏至之地的探险百科全书上开始出现罗马尼亚人的名字，这其中也有尤里乌斯·波佩尔。

尤里乌斯·波佩尔1857年在布加勒斯特诞生。他的职业是工程师、探索家和地图绘制师，其父是布加勒斯特犹太社团第一所学校的教师。尤里乌斯·波佩尔1879年毕业于巴黎工程学院。最初的工作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雇员，直到1883年，在此期间他游览了远东和阿拉斯加地区。

布加勒斯特《犹太人现实》日报的记者艾薇林·夫内亚带我们来到尤里乌斯·波佩尔探险的线路上。她说：“1967年纪念阿根廷宣布独立150周年， 借此机会，在那些贡献与阿根廷国家建立的人物中也提到了尤里乌斯·波佩尔。他青少年时代游览了康斯坦丁堡、印度、中国和日本。后来他去过苏伊士、西伯利亚、北美洲，经过一些短暂的中途停留后，他抵达墨西哥，在这里绘制了最佳的国家地图。从这里他又前往巴西，1885年抵达阿根廷，这里成为他的第二祖国。后他有去巴塔哥尼亚南部探索寻找有黄金地方，并说服阿根廷政府给他提供支持。

对波普尔率领的旅行小组来说，第一次旅行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但第二次旅行因着较好的安排而取得积极的结果。波普尔在“火之国居住，在这里开始了殖民使命。在“火之国，波普尔建立了不少黄金开采基地， 建立了村镇并一条连接El Paramo镇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航海线。他还修建了一条窄轨道铁路，1891年在本地发行了有其肖像的邮票，是当今罕见的邮票。在El Paramo他开始寻找黄金时， 波普尔发明了用海水滗清黄金的装备，这个发明在许多南美洲和非洲南部国家取得专利并被使用。他探险研究的结果在不少的文章、研究报告、地图册、小手册和书籍里被介绍。19世纪末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把他列为当代最重要的探险家之一。

艾薇林·夫内亚提到波普尔远征的其他细节时说：“1886年9月份，波普尔带着两只小船开始了曾梦想的远征，他克服了不少困难。1888年又开始了第二次远征，这次获得成功。他将El Paramo这个殖民地变为一个小城镇，他做镇长。在那里修建了桥梁、道路、设立了法庭和警察、打制了一枚金币并印刷了一张带有其肖像的邮票

有趣的是，在这些殖民中也有几个罗马尼亚人，他们的后嗣自称是“罗马尼亚人的儿子。

尽管远离祖国，波普尔却不断和祖国保持联系。他与瓦希蕾·乌雷基亚这位历史学家、作家与科学院院士保持紧密关系。艾薇林·夫内亚告诉我们：“1887年波普尔被选为罗马尼亚地理学协会通讯院士。在这里，教育部长乌雷基亚收集了波普尔在远方长足跋涉途中写的学术报告。

1893年6月7日，年仅36岁的波普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逝世，并葬在这里。虚构小说作家从他的个性与远征中汲取灵感，比如：拉杜·图多兰写的小说“扬帆，在1970年拍成电影后非常流行。2001年借庆祝罗马尼亚地理学协会成立125周年之际，波普尔和其他探险家的文章被纳入题为“非凡远征这本书中。

菲利克斯·查尔斯·奥古斯特德·博普瓦尔(Auguste Félix Charles de Beaupoil)，圣奥莱尔伯爵(de Saint-Aulaire)1866年诞生，1954年逝世，他以大使的身份在1916年动荡的夏季来到罗马尼亚，那时罗马尼亚准备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位法国伯爵记载了亲眼见到的深刻变化，书名是《一位昔日的外交官的记录，1916-1920年的罗马尼亚》。谈到了第一次大战结束时的悲剧和政治游戏，是有关方面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圣·奥莱尔亲罗马尼亚并反对共产主义，主张我国参战，对周围世界的分析力很强，并对历史的发展也有远见。

阿丽娜·巴威勒斯库这位历史学家建议读者将圣奥莱尔的回忆记录读两遍。她说：“我读的第一部分就是圣·奥莱尔描述在他去罗马尼亚前参观Aristide Briand书房的时刻。他写道：那个人桌子上什么文件也没有，正如他脑袋空空，没有思想一样。我建议这本书最好读两遍。对我们罗马尼亚人来说，头一遍读起来很顺畅，因为他是支持我们的。圣·奥莱尔被马利亚王后喜爱，因此有不少的记录都不如他撰写的支持罗马尼亚人的回忆更有利。他对罗马尼亚人的牺牲精神和在其中的慷慨之心描写得很漂亮。他甚至些那个时代的政界人士，我们都不太习惯提到他们。”

圣·奥莱尔伯爵的智能很出色，他完全理解刚刚进入的环境。阿丽娜·巴威勒斯库认为，第二遍读此书时我们便更好的理解作者的观察。她说：“我建议再读一遍，因为圣·奥莱尔实际上是难以归类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代表一个共和国的贵族，是为左派政府服务的一位保守派外交官，是在某一时刻，如同很多人一样在被战争、军队、军人和他们的逻辑包围中觉醒的一位平民。

我们都知道故事应怎样结束， 但是读圣·奥莱尔的回忆录时我们似乎不知道。他1953年写了这本书， 大概知道大罗马尼亚的命运如何结束，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条约的批评来做证实。但是他并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维埃所建立的世界将怎样结束。读者每次都要从不同的观点来看， 这样才能发现，那些不知道故事怎样结束的人在不同的阶段中有什么看法。

当时的法国社会对俄罗斯的支持大于对罗马尼亚社会。法国人很喜欢俄罗斯人，他们也许继续喜欢俄罗斯人，而我们罗马尼亚人从来就并不太喜欢俄罗斯人。不过， 圣·奥莱尔并不是亲俄罗斯派， 我认为他在布加勒斯特与俄罗斯代表磋商罗马尼亚参战时对沙俄并没有任何幻想。“

文学历史学家丹·米赫伊雷斯库谈到其他人对圣·奥莱尔的看法。他说：“杜卡部长很善于统管整个外交官界，对辨认外交官的态度与言辞有敏锐的能力。关于圣·奥莱尔他写道：上帝呀，这个人很真诚！跟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不能适应现状，可怜的圣·奥莱尔不知道如何操纵里面有亲德国和亲法国的保守派人士。但杜卡说，他逐渐学会适应这些人的期待，而这位法国人终于成为理解罗马尼亚人商业性心理的专家。“

圣·奥莱尔的回忆录证明他很有远见， 也能预料共产主义的失败。米赫伊雷斯库强调说：“我很欣赏这个人，他是右派的保守党人，在欧洲充满左派的新闻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不惜支持佛朗哥的民族主义者。这个人很亲近实现大罗马尼亚统一的罗政界高峰人物。“

圣·奥莱尔伯爵的书证明他是一个理解他周围的世界，并看到了其黑色的未来。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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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21到23号的暴力事件，在罗马尼亚历史上通称为“军团叛变”。这事件涉及到战间期，罗马尼亚的法西斯党——“铁卫军团”与国家军队和希特勒支持的杨·安托内斯库将军之间，为彻底获取政权而引发的战斗。叛变一词是指铁卫军团对主要政府机构、军队和宪兵展开了攻击，其中也包括不少犹太人。于是在这几天里，布加勒斯特和我国几座城市深陷混乱与暴力之中。罗马尼亚广播公司的口述历史中心，在1999年采访历史学家埃利萨·江布斯时，他回顾了怎么度过的那些日子。他还说很幸运的遇见了些没有盲从军团的人：“在军团叛变期间我住在今日叫作贝拉·布莱内这条街上，房东就是个名叫尼库列斯库的军团份子。可是他对我有好感。那里前面有一套房子，后面有所小房子。我问他：先生，听说这里会有搜查·，您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我会告诉他们这所房子里只有基督教徒居住。如此而已。那人的确很好是个正派人。可是军团份子犯下极其恶劣的罪行，他们毫无顾忌的闯入别人家中绑架或杀害人。”

康·斯坦丁·马太是·罗马尼亚广播公司的技师，也是公司里军团小组的领导人，在1940年加入铁卫军团的。1994年接受采访时他回忆军团叛变的时刻说：“当天我在播音室工作，就在播音室里见到先有军队代言人在播报、然后是部长理事会代表，其后还有军团的代表。”马太先生还被安托内斯库将军召见，要他禁止任何军团广播报告并提醒他说国家知识分子与军队都会支持他。

宪兵队将军米哈伊·巴龙1994年回忆1941年军团叛变和他如何执行命令说：“21日早晨·他们对全国中央与地区机构发动了攻击，并且趁着骤然慌乱的局势占领了司法部、《正式监控》报的编辑部以及中央银行、邮局等机构。只是广播公司没有得手·。他们占领了伯德村镇的电台，可是无法向布加勒斯特的电台下手因有宪兵防卫。不过，他们也需要向人民播报情况，所以将地下的电缆切断并用移动电台巡回首都，报告政府被推翻而军团获胜的这类谣言。他们还散布海报。在黄色或红色的海报上，批评了共济会会员，攻击了共产党人，来使战斗情况更加紧张。21日，所有的街道上都充满着军团份子·。他们呼喊：“军团获胜！”并用卡车、电车、巴士和油罐车建立街垒，准备有需要时点燃它们。22日下午2 点钟，安托内斯库元帅看到有情势那么严峻残暴，数百人受伤，他就下令军队干涉·，取消抗议行动并逮扑叛变份子。”

叛变平息以后，大约有8千军团份子被逮捕、受审并宣判各种处罚，大约7百名分子在获利亚·希马领导下逃到德国。此后，杨·安托内斯库就变为罗马尼亚政治舞台唯一的主人。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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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份，布加勒斯特被同盟国占领， 罗马尼亚政府被迫避难于雅西市。占领政权严峻苛刻，待罗马尼亚为战败国。战败协议本应於1918年三月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但费迪南一世国王却一直搁置未批。 所幸布加勒斯特的占领，随着第一世界大战终止而在1918年11月结束，当时已有1千万人死亡。

布加勒斯特“斯比鲁·哈雷特”大学的历史学家索林·克里斯德斯库，分析了德军在入侵布加勒斯特后所建立的占领政权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说：“德军分为几个纵队进入布加勒斯特。马肯森元帅乘坐敞篷汽车并比奥匈帝国军队先抵达布加勒斯特王宫，并且该宫被奉献作为府邸。不过，他并没入住宫中而另选住所，以便军事管理市区。该管理长达707天。后来，还有出版的书籍，名为:《在德国铁拳下的707天》。”

这军事占领特别严厉。正如克里斯德斯库教授说，胜利者完全利用了战败国的弱点:“这就意味着对平民施加的有组织的掠夺，他们被迫提供大量的食糖和褥单。布加勒斯特各个住家的金属栅栏，甚至一些钟都被没收，以便铸造德国军队所需的大炮。占领也意味着交通管制。他们甚至试图把流浪狗枪杀。

不过，也有像保守党的亚历山大·马尔基罗曼或皮特·卡尔普这样的保守政界人士欣赏德国军人。卡尔普说“布加勒斯特街道从来没扫得那么干净。这些德国人最好多留在这里10年，让我们对事情更认真些”。可是，德军对民间的掠夺幅度太大了，包括了农业和石油产品，石油钻探机都被打破。马肯森元帅捕获了10万个俘虏，索问曾在石油工业界工作过的人。这些人被允许留在国内，其余的被派到德国。这样，在六个月里就让我国石油工业重上正轨。”

那么其他国家的占领部队行为又如何呢？索林·克里斯德斯库说：“保加利亚的士兵特别有名， 而且是臭名远扬的， 因为他们抢劫了著名的《加布萨》糕饼店，这里有最香醇的酒类， 他们还抢劫了罗马尼亚科学院的图书馆，试图偷盗一些文稿。1917年1月份，保加利亚士兵还偷盗了圣徒迪米特利的圣骨。但在寒冬中运装在车上，准备越过多瑙河前车子出了故障。艺术历史学家吉加拉·萨姆尔加什，就直接觐见马肯森元帅解释了状况， 后者同意立即逮扑保加利亚士兵，并将圣骨归还。谈到土耳其士兵呢， 他们特别想得到位于勇敢米哈伊大公雕像侧面的两尊大炮， 就是罗军队1877年在普列份夺得的。另外，奥匈军队没有造出特殊情况。 ”

对罗马尼亚南部地区包括布加勒斯特在内的占领，其实是同盟国对所有写回忆录的人所留下的最受攻击的口实。索林·克里斯德斯库说说：“参加占领罗马尼亚战役的德国士兵所留下的回忆录说这里能找到大量食品。占领开始后，范莫格安将军决定让每个德国士兵每月往国内寄出12公斤食品，因为大战时德国发生饥荒。如果没有占领包括伯乐甘这块巨大小麦田在内的罗马尼亚南部地区，德国饥荒状况会变得更加严峻。他们就这样向德国报告，说罗马尼亚已被征服，实际上，罗马尼亚只有三分之二的领土被占领。” 两年后，也就是1918年11月份，布加勒斯特占领终止了。我国终于享受到胜利的欢乐、国家的恢复正常和国家的扩展壮大。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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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他们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就是1881年12月30 到31日间在佛克山尼市举行的会议，也被称为“佛克山尼市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或“佛克山尼市大会”。这群犹太社团领导人的聚会，标志着犹太少数民族面对日益增大的反犹太人政策所作出的决定，就是选择前往巴勒斯坦去建立定居点或殖民区。

布加勒斯特国家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研究院的历史与政治分析家利维乌·罗特曼对使用135年前大会里的“犹太复国主义”这术语持有保留态度。他说：“我建议使用而且也为当年大会关注的是《前- 犹太复国主义》。我想藉着当时的历史背景简单地解释这事件的前后和不想使用《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汇的原因：是因为1881年年底，在欧洲，特别是东欧，开始了强大的反犹太运动。当时反犹太人大屠杀在俄罗斯帝国即将发生，罗马尼亚也采取了一系列反犹太人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名为“艾蕾兹以色列”的归回巴勒斯坦运动开始在犹太人中增大。我们不要忘记，19世纪下半叶，这运动已经日益坚固，而犹太人与当地社会融入的趋势也已遍及欧洲。犹太人的融入运动是在18世纪摩西·门德尔松的倡议下出炉，但该运动的失败加增了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意愿。特别在东欧，回归对处境艰辛的犹太人而言已逐渐成为救命方案，而对那些居住东欧和俄罗斯可能遭遇人身危险的犹太人尤其如此。”

罗马尼亚犹太人开始的移民潮流，导致建立不少制定具体计划及落实移民的组织和协会。利维乌·罗特曼表示：“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推行了不少活动并产生了各种组织， 来倡议回到巴勒斯坦并建立农庄殖民地。这个倡议相当新颖， 因为农耕并不是犹太社团的特点。罗马尼亚南部地区也有犹太社团， 特别是在布加勒斯特和摩尔多瓦的港口加拉次和布勒伊拉，还有西南部的图尔怒赛维林。当然，最多又最强的社团在摩尔多瓦， 也就是波尔拉得市和莫伊内什替镇。这些社团都在寻找解决的方法，因为融入失败。此外，1866年的宪法禁止犹太人申请罗马尼亚人民身份。不过，只有在19世纪最后十年在巴塞尔市举行的大会和西奥多·赫茨尔发表的包括《新故土》等文章后才能谈到犹太复国主义。但是赫茨尔与旧有的组织似乎抱持同一理想，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赫茨尔是第一位建议使用政治方法的人，就是成立“犹太国”。而那些组织所举办的“佛克山尼大会”仅仅追求犹太人迁移到巴勒斯坦去耕田安居，并没提出什么政治结构。

历史研究家认为有很多犹太人参加了大会。他们代表了大约7万个积极的运动分子， 这就相当于罗马尼亚犹太人的三分之一。利维乌·罗特曼说他们立即实现计划：“谈到“佛克山尼大会”我可以说有来自29座村镇的56名代表50个组织的人员，他们主张往巴勒斯坦移居。具体来说，1882年就安排了移居，大会结束几个月后，大多数来自莫伊内什替镇的228名移民乘坐大船离开了罗马尼亚。他们抵达巴勒斯坦并建立了两个村镇，RoşPina和Zihron Iacov，这两座村镇至今仍在以色列。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是空谈，而是立刻付诸实施。我们应该意识到这并不简单。因为这一路上很辛苦。 他们前往的国土，并不是当今既能迎接移民又享受丰盛经济的以色列，而是一个沙漠。还加上资金缺乏， 因为那些移民大多数都很贫穷。”

我问利维乌·罗特曼，那些参与大会的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他说：“多数是左派的， 有的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者。有的是自由派的，但大多数有左派趋向。可是当时他们不太重视政治身份。而且希望离开此地，去巴勒斯坦建立村镇，并开始农耕活动。他们也就实际的这样做了。” 罗马尼亚犹太人1881年12月30到31日举办的“佛克山尼大会”是犹太人恢复旧日丢失国土的首次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上， 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应该被看作当今建立以色列的前驱。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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