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与强国为伍的国家的外交官始终肩负着先发制人的使命。他们必须致力于在趋势和意图出现之前就对其进行解读。卫星国外交官出现在各国首都和所有做出重要决定的地方，他们甚至常常获得特权地位。战时，以尼古拉·蒂杜雷斯库（Nicolae Titulescu, 1882-1941）为首的罗马尼亚外交官也是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下了充满恨恶的气氛和十分紧张、复杂的欧洲关系。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阵营中的战败国并没有接受凡尔赛和约的规定。这意味着将其领土损失合法化并支付战争赔款。1919年成立的国际联盟，即今天联合国的前身，试图将所有国家的代表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以缓和紧张气氛。罗马尼亚是凡尔赛体系和国际联盟的倡导者，希望维持现状。罗马尼亚最活跃的外交官之一是尼古拉·蒂图列斯库。

蒂图列斯库是一名律师，出生于罗马尼亚南部的克拉约瓦（Craiova）。他是保守民主党的成员，支持罗马尼亚与法国一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他曾任驻英国全权公使，在1928年至1936年间，他曾在多届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从1921年起，他担任罗常驻国际联盟代表，并在1930年和1931年两次当选为国际联盟主席。

约瑟夫·伊吉罗莎努（Iosif Igirosianu）是尼古拉·蒂杜雷斯库发掘的一名外交官。1997年，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采访了伊吉罗莎亚努，他解释了罗马尼亚在国际联盟中享有特权地位的原因，以及尼古拉·蒂杜雷斯库在获得这一地位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说：“罗马尼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国际联盟中设有公使馆的国家。瑞士政府为了讨好蒂杜雷斯库，接受了这个公使馆。因为蒂杜雷斯库为瑞士做出很大的贡献，在该国组织了许多会议，因为这符合他的利益。当然，瑞士人对这一切很感兴趣，因为这突然将日内瓦置于非同寻常的位置。”

因此，在罗马尼亚的外交结构中，驻国际联盟的日内瓦代表甚至比驻伯尔尼的公使更重要。驻日内瓦的外交官被视为与重要国家的谈判代表，而驻伯尔尼的外交官则被视为公务员，只与被派往的国家有联系。驻日内瓦的罗外交官应当与最重要的政治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官交朋友，并建立他可以用来为罗马尼亚谋利的关系。

蒂杜雷斯库本人不仅仅是罗马尼亚在日内瓦的常驻代表。他曾一度受邀为法国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和解牵线搭桥。他是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的朋友，被认为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风度翩翩，机智过人。英法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源于如何对待德国。总体而言，法英两国在一战后的欧洲安全保障问题上意见一致。两国在1925年推动签署了保障法国东部边界的《洛迦诺公约》。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提议软化法国的对德政策，法国不赞成这一提议，因为担心德国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英国的怀疑更进一步，认为法国试图主宰欧洲的能力超过了德国。正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这种紧张气氛中，出现了蒂杜雷斯库这个人物。约瑟夫·伊吉罗莎努说：“大人物不愿意低声下气地求别人来参加会议。他们不是通过部委接触，而是通过政府首脑或大政治人物接触。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需要蒂杜雷斯库。他长期在英国担任罗外交官，有很多朋友，法国人不想讨好英国人，英国人也不想讨好法国人。他们希望一切都由第三方来组织，由第三方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态度，与他们进行交谈。”

1936年，蒂杜雷斯库因反法西斯而被罗马尼亚解除公职，先后流亡瑞士和法国。1941年，他在戛纳去世，对历史进程感到失望。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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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89年，红军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实行共产党政权。他们由服从莫斯科的领导人领导，当他们的同志成为竞争对手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除掉他们。
特别是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前，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行为模式都是一样的：党内民主意味着用后脑勺一枪或者关进监狱来解决个人纠纷。自 1945 年以来的共产主义斗士和重要领导人瓦西里·卢卡也是如此。在与格奥尔基乌-德日及其组织发生争执后，瓦西里·卢卡最终于 1963 年被关进了艾乌德监狱。
瓦西里·卢卡1898 年出生于科瓦斯纳县，该县当时属于奥匈帝国，以匈牙利族人为主。关于他的种族有不少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是匈牙利族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被匈牙利化的罗马尼亚人。肯定的是，卢卡能说一口流利的匈牙利语，在1919年贝拉·库恩领导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他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和苏联的热心支持者。

当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被罗马尼亚军队消灭后，卢卡成为一名铁路工人，并参与了共产党在罗马尼亚的非法活动和组织工人罢工，如1929年的卢佩尼和 1933 年日乌河谷矿工罢工。他还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担任布拉索夫和雅西组织的秘书。由于其颠覆活动，他多次被捕，但在服刑短期后被释放。 1940年6月苏联占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后，卢卡被释放并获得苏联公民身份，甚至在战争年代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
他获得了红军少校军衔，并努力说服来自苏联的罗马尼亚战俘加入“都铎·弗拉基米雷斯库”师，在 1945 年后罗马尼亚军队的苏维埃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纳粹德国战败后，罗马尼亚将像其他东中欧国家一样被苏联占领，罗马尼亚共产党将成为罗马尼亚深刻变革的推动者。瓦西里·卢卡是所谓莫斯科集团的一部分，与安娜·保克尔和其他来自苏联的共产党人一起，将是在国家担任高级职位的热门人选。1947 年 11 月，他被任命为佩特鲁·格罗扎领导的政府的财政部长。在 1947 年至 1948 年新年前夕的演讲中，佩特鲁·格罗扎本人想指出保克尔和卢卡同志加入新政府的情况。“安娜·保克尔女士担任外交部长、瓦西里·卢卡先生担任财政部长，以及最近埃米尔·博德纳拉什先生担任国防部长，使我们的民众民主制度得以更快发展。政府的更迭有助于民主政权制定公平的经济金融政策并加强本国货币。” 但由曾在罗马尼亚监狱服刑多年的共产党人德日领导的组织对“莫斯科人”发起了敌对行动。 1952年5月，按照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诉讼，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卢卡被指控为右翼偏差主义和反党活动，并被排除在外。 1952年8月被捕受审，1954年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后来，他的刑期被减为无期徒刑。弗拉杜什·尼西皮亚努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 1999年，尼西皮亚努在接受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口述历史中心采访时，回忆起那场著名的全体会议。 “我对 1952 年的全体会议印象最深刻，当时瓦西里·卢卡和安娜·保克尔被曝光，被解除党的领导地位，并被捕。我没有参加全体会议，当时我还很年轻，我19岁。我还太年轻，但我对这事儿很感兴趣。我也很好奇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不把墙上的头像取下来。然后一等秘书给我们说明了一下。他告诉我们，正是党领导层的全体会议暴露了这个团体的右倾倾向，或者在其他情况下是左倾倾向，他们想要罢免我们敬爱的领袖格奥尔基·格奥尔基乌-德日。但事实是，如果你以某种方式寻找真理，你会发现它在中间，在中心。但谁在寻找中心呢？

没有人在寻找这个东西。他们的头像被扔掉了，他们的逮捕和惩罚也随之而来。” 1968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为了解决以前的党内纠纷，还为瓦西里·卢卡以及其他被德日清算的共产党人平反。但历史对那些为犯罪和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的人进行了应有的报复。

独裁、专制和不自由的政治体制不喜欢幽默，因为幽默是个人自由、人类精神创造力和社会自然状态的体现。讽刺、闹剧、反讽以及人类看待周围世界的其它游戏方式受到了独裁政权的严厉惩罚。尽管共产党政权将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推向了荒谬的最高峰，但却是最具创造性的娱乐形式的源泉。幽默在那个时代的多样性表明，人们希望让社会生存变得更容易忍受。在罗马尼亚，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它地方一样，共产党独裁统治时期的幽默与政治体制、对领袖人格的崇拜、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对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以及日益暗淡且毫无改善前景的未来密切相关。

诗人、记者兼幽默作家伊昂·莫拉尔（Ioan T. Morar）是1989年之前为尽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得不面对审查制度的人之一。他写幽默，研究幽默。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对“幽默”的定义是：“幽默是机械地加在我们生活中的东西”。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usescu）则将幽默视为一种可以用来推动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工具或武器，因此他鼓励民众：“使用幽默的武器，讽刺社会和人的缺陷，使艺术成为不断改进社会和人的工具，成为肯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工具”。这就是齐奥塞斯对幽默的理解，幸运的是，这种武器曾多次对他不利，让他受到各种各样的讽刺。

1989年以前的幽默在时间上可分为两个时期：1965年以前，讲政治笑话的人可能会被判入狱数年；1965年以后，幽默极富创意，形式多样。1989年之前的幽默也可分为国家幽默、官方幽默和非官方幽默。伊昂·莫拉尔也提到了官方幽默。他说：“劳动人民有鼓动队，他们相互竞争，讽刺周围不遵守法律和规则的人。此外，还有广告中的愚蠢幽默。”

使用官方幽默的书刊包括当时一个热销的杂志《荨麻》。伊昂·莫拉尔说：“《荨麻》杂志嘲笑服务员、婆婆、理发师、秃头等人。我当时正在为《学生生活》杂志工作，但因为感觉到齐奥塞斯库永远不会死，所以想为《荨麻》杂志工作。在《荨麻》杂志上，齐奥塞斯库从未上过封面，他们也从未写过关于他的文章。曾经有人想为罗马尼亚‘新’幽默40周年纪念写一篇文章。那就有人对他说：‘同志，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大学管理部门允许学生文艺队开展活动，但这些文艺队的幽默指向含糊不清。台上的暗示、手势和声音的语调给他们的笑话染上政治色彩。而直接的政治笑话则是最出色的非官方幽默。伊昂·莫拉尔说：“政治笑话属于被禁止的笑话和幽默的范畴。笑话是建立联系的方式，通常是一种暗号。我们通过讲笑话能检查周围人，因为秘密警察经常汇报人们是否笑过笑话或讲过笑话”。

1989年之前，罗马尼亚的非官方幽默有一个集体英雄：布勒。不知道是谁发明了他，但他生活的世界只能是20世纪80年代的罗马尼亚。伊昂·莫拉尔说：“拯救罗马尼亚人民的是幽默感，是制造笑话的能力，是缓解紧张气氛的阀门。布勒是我们的心理救星之一，布勒扮演的角色在革命后也消失了。今天，谁还在拿布勒开玩笑？谁是布勒，布勒从何而来？我认为布勒是一个问题解决者。布勒也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是愚蠢的人，他也是受伤的人，他也是不了解现实的人。”

1989年之前的罗马尼亚幽默只能结合那段岁月来理解。对于后代人来说，这需要历史的解释。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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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5月21日下午一点左右，著名宗教史教授、作家伊万·彼得·库利亚努（Ioan Petru Culianu）被发现死于芝加哥大学一栋大楼的厕所内。库利亚努现年41岁，被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击中后脑勺。尽管进行了艰苦的调查，但始终没有发现肇事者，这起谋杀案至今仍是一个谜。

伊万·彼得·库利亚努于1950年1月5日出生于罗马尼亚的雅西市（Iasi）。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上属于精英阶层，并曾参与了19世纪中叶现代国家的创建。库利亚努是语言学家，精通多种语言，1972年移居意大利，专攻宗教史，之后移居荷兰，1986年移居美国。他受到罗马尼亚著名宗教历史学家米尔恰·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指导，并与之结为好友。库利亚努用国际语言撰写了20多部宗教史书和小说，有17部关于他的生平和作品。

迄今为止，有关库利亚努之死进行研究的作者提出了几种假设，其中最流行的是前共产党秘密警察和罗马尼亚法西斯流亡者与此有牵连。美国学者兼宗教历史学家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的最新著作《秘密、谎言和后果：一位伟大学者的不为人知的过去和他的门徒的未解谋杀案》就是其中之一。林肯是米尔恰·埃利亚德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学生，他在这部书中也写到了库利亚努之死，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宗教历史学家摩西·伊德尔（Moshe Idel）认为，库利亚努之死也许应该归咎于前共产党秘密警察，但这个假设没有得到可信的确认。

摩西·伊德尔说：“多年前，我曾与时任罗总统埃米尔·康斯坦丁内斯库（Emil Constantinescu）进行过一次讨论。我问他为什么不澄清此事。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无能为力。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库利亚努是被秘密警察或铁卫队暗杀的，他们当然不想说。谁愿意承认谋杀呢？美国联邦调查局经过几年的调查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于是库利亚努的档案依然悬而未决。我们当然可以等待发生奇迹，等待有人在他死后写回忆录，承认罪行。但在此期间，罗情报局根本就不想讨论此事”。

历史学家索林·安托希（Sorin Antohi）曾与摩西·伊德尔（Moshe Idel）讨论过库利亚努的死亡之谜，他认为仍有许多障碍阻碍这个案件的调查。他说：“从那时起，家人就一直采取了各种行动，但始终没有结果。有不同的人进行了交涉，美国电影制片人根据获取信息的法定权利施加了压力。但，他们获得的信息不比我们多，也就是一些解密但匿名的信息。美国当局甚至在互联网上公布了数以千计的网页，但这些网页完全被涂黑了。”

在上述的一部书中，布鲁斯·林肯就库里亚努之死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即米尔恰·埃利亚德的妻子克里斯蒂内尔·埃利亚德与此有牵连。摩西·伊德尔不相信这一假设是正确的，但也不排除这一可能。他说：“于1998年，我写了一篇关于芝加哥一个无名家庭的文章。布鲁斯·林肯引用了那篇文章。但我当时不在场，我没有看到克里斯蒂内尔，我知道她反对法西斯主义。林肯带来的新因素不太清楚。我不认为他的话已得到证实。他的推测比我的推测更加复杂，而我也无法证明是谁实施了暗杀。我有一个假设，但他有一个更复杂的假设，所以我不想把克里斯蒂内尔牵扯进来，因为我不太了解她的生活和她在埃利亚德死后的所作所为。我不了解她的生活，布鲁斯·林肯却见过她，所以比我更有把握分析这个假设。但，我不相信他说的话，也不相信他自己相信自己的假设。他在说什么？从库利亚努和克里斯蒂内尔·埃利亚德的照片上看，克里斯蒂内尔好像对他有某种仇恨。我不相信，但我不是说这是不可能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伊万·佩特鲁·库利亚努（Ioan Petru Culianu）之死仍然是一个谜。这可能会成为永远得不到解决德众多同类案件之一。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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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播界，BBC是一种重要的里程碑，没有它就无法书写广播历史。在其百年的历史中，罗马尼亚语编辑部也占有自己的地位。BBC罗马尼亚语节目的诞生与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关。1997年，罗马尼亚广播口述历史中心采访了利维玉·克莉丝蒂娅，他是BBC罗马尼亚语编辑部的第一批编辑之一，在1939年至1971年间在这里工作。克莉丝蒂娅回忆该罗语节目的开始以及在这方面的经验, 说: “这个广播电台进行了几次试验，经过一种试用期，为此聘请了罗马尼亚使馆推荐的几位人员。这样，英国伙伴通过这种方式试图发现罗语节目是否能在国内听到，同时发现声音是否合适。但第一个编辑小组由四人组成，即在伦敦正交流经验的罗财政部一位职员，尼古拉·格奥尔基乌、布加勒斯特“尼科拉·约尔加”研究所派出进行研究的历史学教授，扬·波德雷亚、研究比较法的法学家——那个人就是我，和伦敦理工学院的一名年轻学生，霍瑟·江普斯。”

最初，罗马尼亚语节目涉及15分钟的新闻简报，向罗马尼亚听众介绍了国际和英国媒体的新闻。战争已经爆发，而波兰人， 不论是管理机构人员或普通公民都在撤退到罗马尼亚，试图到达西方国家。该节目从伦敦市中心播出，那里首次用罗马尼亚语播报 “这里是伦敦广播电台”这个广告。当德国炸弹摧毁了电台建筑时，罗语编辑部就转移到一家酒店，然后又转移到一个滑冰馆。 利维玉·克莉丝蒂娅表示，他和同事们很快就适应了职责，接下来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编辑工作的组织方式。他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播音员的声音就成为了明确又可识别的信息来源，在困难的日子带来了希望。不少科学家、政治家、专栏作家、教师、工会成员、作家、士兵、地下战线的战士、难民和逃脱劳改营的囚犯或战俘用同一个麦克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战争爆发后，新闻受到外交和军事机构的检查。罗马尼亚语编辑所收到的材料在中央办公室编辑。罗马尼亚编辑必须将其进行翻译和评论，以使其尽可能为普通听众清楚起来。为了节目所对象的每个地区都选择了新闻评论，主要记者所举行的论坛会旨在将实时事件或新闻置于当前形势的背景下。”

战争状况使得BBC的外语广播节目受到密切监督。利维玉·克莉丝蒂娅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拥有所谓的监听服务，即收听在国家内外广播的节目。那些监督广播的人有责任确保我们到麦克风播报的事不会偏离编辑部负责人原来批准的文本。监督我们的这些先生是乔治·坎贝尔、莫里森医生和一位曾担任罗马尼亚石油公司高级官员的先生，他罗马尼亚语说得很好。”

利维玉·克莉丝蒂娅还回忆在BBC 楼下与一位将在动荡的20世纪创造历史的人物的会面，说：“当我经过看门时，那里有一名军官，他因与看门无法相互理解而有点生气。他是一名法国军官，穿着法国制服，那么我立即去帮助他，请他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坦率地、有点生气地回答：“我是戴高乐上校，我从前线过来，我要开会。我已超过了预约时间5分钟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被耽搁在这里，怎么没有人接待我。” 后来, 我发现这位上校领导了法国抵抗运动，并为法国构成了第一个战后政治结构时，我非常感动。”

BBC的罗马尼亚语节目正满85岁。直到1989年，它一直是防御人权的堡垒之一，至今仍然如此。

自 18 世纪以来，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一直以促进平等为核心，超越了任何宗教、种族、民族和性别标准。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妇女解放这一主题吸引的追随者日益增加了，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旨在为现代社会中的妇女权利开展最激烈的运动。最坚持不懈的努力是争取妇女的工资权和政治权利，其中投票权是她们自 20 世纪以来获得的一项权利。新闻界也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是实现女权运动目标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女性杂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由女性撰写。相反，可以说妇女后来进入新闻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社会民主党人埃琳娜·古吉安（Elena Gugian）就是其中之一。2000 年，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对她进行采访时，埃琳娜·古吉安回顾道，1944 年她 19 岁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在她职业生涯中，对她所属的工人圈子予以高度关注，在她工作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从中汲取灵感。她说：“党组织中有许多在工厂工作的妇女。其中一些来自阿帕卡工厂（Apaca），一家主要雇佣女工人的制衣厂。有些来自位于维伊罗尔大街（Soseaua Viilor）的安杰雷斯库糖果厂（Fabrica de Dulciuri anghelescu）、弗洛拉罐头厂（Fabrica Flora）、药厂和卷烟厂。在大多数员工是女性的工厂，我们都有自己的组织，在工作场所与她们举行会议。除了作为记者为妇女组织题为《职业妇女》的杂志，记载她们的言行之外，我还与她们见面，进行交谈”。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的《职业女性》杂志试图积极参与女工问题。埃琳娜·古吉安谈到该杂志的创刊和战后复兴说：“从 1930 年起，我们的杂志就以这个名字为人所知，当时，以两三页长的小海报形式出现，1938 年随着历史党派的消失而消失了。1946 年，再次出现，改名为《劳动妇女》，并以杂志的形式出现。杂志共 32 页，起初只有黑白两色，后来变成了红色，再后来是红与黑或红与蓝的组合，这取决于我们当时能找到的墨水” 。

埃琳娜·古吉安在现场进行采访，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她说：“作为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我和摄影记者一起四处奔波，拍照、报道、收集数据。作为最年轻的成员，我总是四处奔跑，包括前往当时在布加勒斯特设立的一些公使馆或大使馆的新闻处，从那里获得有关社会民主妇女在其国家的照片和文章”。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切都需要重建，尤其是和平。埃琳娜·古吉安及其同事也参与其中。埃琳娜·古吉安说：“我们对妇女感兴趣有几个原因。战后，许多妇女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家之主，需要抚养孩子，原因要么是丈夫在前线牺牲，要么是从前线回来后不适合工作。于是，妇女们被迫寻找工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我们最关心的是通过组织扫盲班来帮助她们。我们想教她们识字，至少让她们在工资单上签字。但渐渐地，他们中的一些人掌握了窍门，开始读书，而且读得很好”。

1945 年至 1948 年，《劳动妇女》杂志继续履行其使命，为平等的伟大原则而奋斗。1948 年后，该杂志更名为《妇女》，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到来，翻开了其历史的新的一页，演变成专横制度下的宣传报刊。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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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状态下，军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战争的极端经历中也存在着叛逃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经常遇到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属于哪一国的军队都有不少军人叛逃，罗马尼亚军队的士兵也是如此。

布加勒斯特“尼古拉·奥尔加”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加布里埃拉·德里斯塔鲁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军队的叛逃现象。 她对这一现象的处理是比较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也提到了当今英国社会对待逃兵案件的态度。她说: “在英国领域，这一主题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当时对受更长时间保密制度限制的文件进行了解密，而上述制度是以免影响被告及其家人的私生活施加了。按照早期的文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逃兵并非像当时所认为的那样归罪于怯懦，而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结果。因此，大英帝国军队内部的321次处决是不公正的行为，对其得到道义赔偿是绝对必要的。”

罗马尼亚军队是于1916年8月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在北部和东部沿yán喀尔巴阡山脉成功发起第一阶段进攻后，最终被德国与奥匈帝国联军阻止。在南部，罗马尼亚军队在保加利亚-德国联军面前惨败，使首都布加勒斯特陷入巨大危险。为保卫首都的战斗结束后，布加勒斯特于1916年12月被占领，罗当局到东北部的摩尔多瓦区避难。1917年，在亨利·贝特洛将军率领的法国军事代表团和俄罗斯军队的支持下，罗马尼亚军队在马拉舍什蒂、马拉什蒂和奥伊图兹战役中成功地抵御了德军攻势。但1917年秋天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俄罗斯军队的瓦解使得罗马尼亚无法再抵抗，并于1918年3月与德国及其盟国缔结了和平条约。布加勒斯特陷落并当局撤退至摩尔多瓦后，罗马尼亚军队又出现了叛逃现象。正如我们从回忆录中了解到的那样，这是一次仓促的撤退，有时还很混乱。

罗马尼亚历史学家研究了军队档案并得出了统计数据。截至1918年6月1日，罗马尼亚军队各部队的军事法庭审理的审判中，三分之二涉及叛逃及相关犯罪。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尼亚军事司法是根据1857年法国军事司法法典制定的。为了更好地分析叛逃现象，加布里埃拉·德里斯塔鲁查阅了两个大型部队军事法庭的档案。尽管对叛逃罪的惩罚很严厉，包括军籍降级甚至死刑，但审判逃兵的人并不草率，而且往往表现出宽大的态度。 “尽管战时叛逃可被判处终身苦役甚至死刑，但在这一段时间中仅仅判处了三项终身苦役和另外三项死刑。 被判处最高刑罚的六人还面临其他指控, 即谋杀、抢劫、伪造公共文件、侮辱上级等等。从百分比来看，大多数因战时叛逃罪被判无罪的判决。”

士兵叛逃的原因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来自逃避责任或恐惧，而主要是情感上的, 即思乡病或渴想见家人、想要告诉亲人他们还活着、害怕让亲人处于被敌人占领的境地等等。绝大多数逃兵在缺席几周后自行返回部队。叛逃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军政领导人的态度不满。1917年，在俄罗斯军队的失败主义和奥德宣传的鼓动下，叛逃事件也不少。加布里埃拉·德里斯塔鲁说：“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马塞尔·方丹回忆说，罗马尼亚指挥官的意见是，逃兵人数已经太多，无法处决，惩罚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总的来说，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或改善事态。一般来说，指挥官们承认觉得失败，他们每天都感受到并看到周围的俄罗斯军队的瓦解， 意识到战争即将结束。 同盟国的宣传已经多样化并成熟了，这无疑导致了罗马尼亚军队逃兵人数的增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军队的叛逃现象是典型的。那个时代的叛逃者受到同时代人的判断， 但也享受后人的仁慈。

人类、社区和个人的历史也可以通过动物来了解。今天，考古学家们为我们从地下挖掘出最令人惊奇的物品，同时出土家畜的遗骸。考古动物学是一门研究历史上人类与动物世界关系的学科，即驯化、人类营养、动物经济、丧葬仪式等。考古动物学不同于古动物学，古动物学研究动物和人类的进化和已经灭绝的动物，而不关注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通过考古动物学，我们了解到骆驼这种典型的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热带和沙漠地区的哺乳动物在罗马尼亚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骆驼是一种大型反刍草食哺乳动物，在目前的罗马尼亚领土上过去有三个变种：单峰驼、双峰驼和两者的杂交种（有一大一小两个驼峰）。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它可以体内含着少量的水和食物，长途跋涉，因此被用于运输。骆驼在大约 5000 年前被驯化，可以提供肉、奶和毛，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还可以被食用。

阿德里安·博勒谢斯库（Adrian Balasescu）拥有生物学和历史学博士学位，是罗马尼亚科学院瓦西里·普尔万考古研究所（Institutul de Arheologie Vasile Pârvan）的动物考古学家。他研究在罗马尼亚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骆驼遗骸，并提交了一份发现年表。罗马尼亚最古老的骆驼发现于公元2到4 世纪，在多布罗加地区（Dobrogea），位于图尔恰（Tulcea）县的伊比达城堡（Ibida）。阿德里安·博勒谢斯库说：“60 年前，在图尔恰县格尔万（Garvăn） 的戴诺盖蒂亚（Dinogetia） 发现了第一批骆驼遗骸。当时对 9至12 世纪拜占庭时期的骆驼进行了系统的考古研究。发现了双峰驼的 一个指骨。40 多年后，于2007 年，人们提到了另一处遗迹，是在多瑙河畔图尔恰县的伊萨恰（Isaccea）发现的。该遗迹是在 11 世纪的一个水平面上发现的。”

来自多布罗加阿吉盖奥尔（Agighiol）的骆驼是 2007 年发现的重要动物群材料的一部分。这指的是六头成年骆驼，从它们的下颌来看，骨头没有显示出人类干预的痕迹，也没有肉食动物牙齿的痕迹。 这表明这些骆驼很快被埋葬了，阿德里安·博勒谢斯库解释说：“我们可能会问道：‘这些动物的骨头是如何进入地下的呢？’ 我们不掌握太多现场信息，因此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我提出了一个理论，如果没有割伤、砍伤、断肢和开膛破肚，这些动物可能是在短时间内因某些疾病而死亡的，很快就会被埋葬，以避免疾病传播。 最近的古遗传学和微生物学研究也支持这一理论，这些研究证实了这些骆驼是鼠疫传播的重要媒介。 大流行病来自亚洲，除了老鼠作为跳蚤病原体的携带者之外，骆驼似乎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我研究的骆驼的牙垢中也发现了这种引起鼠疫的细菌。”

在蒂米什瓦拉地区（Timisoara）还发现了其它骆驼足迹，蒂米什瓦拉是土耳其人 1552 年征服的城市，土耳其人一直到 1716 年统治这个罗马尼亚城市。我们在市中心的发掘中发现了两块下颌骨。不过，早在奥斯曼人到来之前，中东欧就已经有骆驼了。阿德里安·博勒谢斯库说：“在中欧和东南欧，早在罗马时代就发现了骆驼。骆驼的出现可能主要是罗马帝国扩张的结果，也是军事部队从近东或非洲省份迁移的结果，因为这些地方经常发现骆驼的踪迹。因此，在德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都发现了骨学证据。在中世纪早期，我们在戴诺盖蒂亚和伊萨恰（9-12 世纪）发现了这些动物，当时由于罗马-拜占庭的影响，这些动物出现在该地区。”

16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在中欧的存在也意味着骆驼的存在。阿德里安·博勒谢斯库说：“随着土耳其人对欧洲的渗透，我们见证了这一物种在 10至17 世纪期间的新回归。这些动物之所以出现在罗马尼亚领土上，主要是因为它们被用作军事和民用运输工具。可能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它们也被用作食物。16 世纪和 17 世纪，在土耳其占领下，在巴纳特地区（Banat），有一些旅馆提供骆驼肉作为食物。至少在 20 世纪之前，罗马尼亚一直有骆驼存在。在多布罗加有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炮兵团的照片档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大炮是由骆驼发射的。”

骆驼这个一般生活在温暖地区的动物，有着悠久的跨洲历史。罗马尼亚地区也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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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3 月 6 日，罗马尼亚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这意味着共产党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而且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占据了霸主地位。共产党政权造成了他领导的社会陷入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分裂状态。罗马尼亚共产党效仿了苏联模式，对所有其它党派采取极端严厉的行动，决定解散反对它的所有政党，并监禁其领导人。其它党派则被奴役，并且一旦对共产党不再有任何用处，就被残酷地消灭了。那些与共产党的思想最接近的政党，则被强迫与共产党合并，社会民主党就是其中之一。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 1893 年，是罗工人的第一个政党。其后继者罗社会民主党于 1910 年成立，1918 年成为社会党。这一直是一个合法的党派，并且在 1918 年积极支持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统一。1921 年发生分裂，激进派坚持共产国际原则，成为罗共产党，温和派则离开了该党，于 1927 年进行改革，恢复了社会民主党的名称。1944 年 8 月 30 日，红军进入罗马尼亚时，罗共产党成为占领军的主要代理人，并启动了一直持续到 1947 年的共产主义运动。1948 年 2 月共产党和社民党举行了强行统一大会，如此完成了共产党有关取消社民党所制定的计划。

1944 年，记者埃琳娜·古吉安（Elena Gugian）19 岁时出于信念加入了社民党。父亲是工人，1927 年成为社民党党员。埃琳娜是该党妇女组织的成员，并担任新闻秘书。她曾为 1930 年出版的《职业女性》杂志工作。埃琳娜·古吉安在 2000 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说，罗社民党和共产党的合并是俄罗斯为摧毁其势力范围内所有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而制定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她说：“1946 年 4 月，俄罗斯将德国东部一分为二，从而确保了对德国东部的控制，之后，统一进程从当时最强大的社民党、德国社民党开始。俄罗斯立即着手将东德社民党与共产党联合起来。此后过了两年，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又培养了一些干部，在1948年俄罗斯打算造成所有社民党消失。1948 年 2 月，我们的社民党消失了；1948 年 6 月，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民党消失了；8 月，保加利亚的社民党消失了；12 月，波兰的社民党消失了。这样一来，社会民主主义被置于死地。”

吸收合并是共产党人在没有谈判的情况下强加的。埃琳娜·古吉安还记得，共产党青年派谁去参加与社民党青年的会议，并宣布合并的条件。她说：“就合并过程而言，首先是青年组织，然后是妇女组织，最后是全党。我作为记者见证了两个青年组织之间关于统一的讨论。讨论是在社民党青年联盟总部举行的，共产党青年组织指定与社民党领导层举行会谈的人就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

埃琳娜·古吉安（Elena Gugian）回顾了共产党的代表给她和她的同志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她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每次来参加这些会议时，都会带着一份他背得滚瓜烂熟的文稿。之后，一般的应该让听众提提问题，给他们做出解释，但他不肯对任何问题做出答复或解释，而是从头开始念那篇文章。如果在辩论过程中，社民党青年团总书记安东·马尼亚（Ana Manea）打断了他的话，问他是否认为某件事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处理，那么，齐奥塞斯库就会坚持讲那篇文章里写的内容。他从头开始讲，一个逗号都没有省略。都搞得你要么想把他扔出窗外，要么想自己从窗户跳出来。”

合并后出现了罗工人党，与其前身是同一个党，只是改了名字。自 1945 年以来一直反对与共产党合作的康斯坦丁·蒂特尔·佩特雷斯库（Constantin Titel Petrescu）及其他社民党领袖，之后与自由党和农民党一样被投入监狱。包括埃琳娜·古吉安在内的其他成员拒绝加入新党，宁愿辞职也不愿违背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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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喀尔巴阡山外地区罗马尼亚人历史的最重要博弈者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它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之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区扩大到了三个大陆：欧洲、亚洲和非洲。从 15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最后 25 年，奥斯曼帝国和罗马尼亚人在这里相遇、打战，并紧密共存。

在与奥斯曼帝国毗邻的历史上，与巴尔干其它被征服并成为由奥斯曼帕夏统治的国家相比，罗马尼亚公国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戴维·贝尔（Marc David Baer）在他有关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畅销书中突出了这件事儿。他写道：“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希亚和摩尔多瓦这三个奥斯曼帝国的省份如今构成了罗马尼亚，关于这三个省份值得一提的是，它们是在不同时期被征服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对待它们的方式与对待其它重要省份的方式不同。因此，如果我们将今天的罗马尼亚与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相比，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罗人坚持得更好，这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没有完全征服他们，并向他们提供了相当大的自治权，这与东南部库尔德斯坦的自治地位十分相似。只要库尔德人提供军队并抵御外敌，他们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享受自治权。”

贝尔认为，作为奥斯曼帝国世界的一部分，罗人有得也有失。他说：“穆罕默德二世在1460 年左右征服了瓦拉希亚，他将这一地区与贸易和思想交流的世界连接起来。奥斯曼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且最富有的帝国之一。这个大帝国统治下的国家，因为属于奥斯曼帝国世界而享受了许多好处。可是，从被征服者的角度来看，也许坏处更多。例如，奥斯曼人习惯掳掠儿童和男孩。在奥斯曼帝国的省份或新征服的领土上，每 40 个基督徒男孩中就有一个被带到首都，被迫接受割礼，皈依伊斯兰教，并被培养成为其精锐军事军团中的禁卫军成员或行政部门的成员，有时候甚至能争取部长职位。”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经常描述奥斯曼人对他们所统治的多种多样的不同民族极为宽容的态度。马克·戴维·贝尔（Marc David Baer）认为，这种说法需要加以限定：“首先，我们需要界定宽容和容忍的含义。我们从欧洲历史中能看到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宽容始于 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但如果我们认为宽容只是通过某些规则带给欧洲的概念，那么我们可以将欧洲历史追溯到 8 世纪。我们可以参考征服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穆斯林的西班牙，拥有宗教宽容，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在穆斯林王国里共同生活。奥斯曼人在 14 世纪将宗教宽容引入欧洲。但宽容并不等于共存。这并不等于说你的宗教与我的宗教是平等的，我们是平等的，让我们互相尊重。在前现代，宽容意味着等级制度。有一个群体，在奥斯曼帝国就是穆斯林人，然后是男人和自由人，他们比其他人，如：基督徒、犹太人、妇女、奴隶享受更多的权利。”

十九世纪，巴尔干各国推翻了奥斯曼模式，获得独立，并采用了欧洲的现代国家和社会模式。马克·戴维·贝尔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延续了 600 年的帝国。奥斯曼人本身是皈依基督教的新阶层。他们在自己的帝国中是少数民族。他们创造了奥斯曼语言，而这种语言只有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阶层才能听懂，其他人是听不懂的。在帝国的前四个世纪，大多数奥斯曼帝国臣民都是基督徒。但，在 19 世纪时，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帝国，一个新世界，一个不同的世界，俄罗斯人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打败奥斯曼人。

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丧失领土。知识分子、政治家和苏丹开始考虑，在军事上被打败后，如何才能拯救帝国？他们并没有诉诸民族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在一个领土上只应该有一个民族。对奥斯曼人来说，这个目标直到很晚才出现。他们的目标始终是拯救帝国的领土，找到一种赢得臣民忠诚的方法，但最终遭到了失败。

奥斯曼帝国于 1918 年正式消失，距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其文明的痕迹大多留存在书面文件中，但在目前的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能看到。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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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罗马尼亚工人历史的人一般都会知道，这个社会阶层一直受到迫害，生活艰难。当时的媒体、政治家、书面文件、照片和视频都描述了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极端贫困的情况。观察者往往倾向于概括某一特定案例，而忽略细节。但，口述历史可以还原细节，并否认通常粗暴的概括，尤其是1945年至1989年间共产党政权进行的宣传。

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采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就是罗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工人工作条件的见证人。1945 年共产党政权上台之前，玛诺雷·菲利迪（Manole Filitti）担任“凤凰”石油厂厂长。1996 年，他回顾了工人在他管理的工厂里所享受的工作条件。除工资待遇外，雇主还提供更衣室、淋浴、防护设备、食堂等设施。玛诺雷·菲利迪说：“周日上午，我会牺牲两三个小时，去三四个工人家里。人力资源办公室给我提交有困难的工人名单，比如孩子较多的员工，然后我会把车里装满各种食品、肥皂、洗涤剂等，去这些人的家里。我们会打电话或敲门，进去把这些礼物留给他们。我们会和他们交流几句，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具体需要什么：衣服、鞋子等等，我们工厂会支付他们的费用，帮助这些人”。

律师约内尔·莫齐奥尔尼察（Ionel Mociornita）是罗皮革和制鞋业创始人之一、实业家杜密特鲁·莫齐奥尔尼察（Dumitru Mociornița）的儿子。在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他谈到了父亲对工人生活水平的关注。他说：“工会的存在只是形式而非实效，但这并不妨碍老板们，我这里说的是我自己，我不知道其它地方的情况如何，他们在工厂内部提供非常好的社会和医疗援助。顺便提一下，当时有社会保险，我父亲用自己的钱在阿桑广场（Piata Asan）修建了社会保险公司，还修建了玛丽王后中学（Liceul Regina Maria）、格奥尔基·辛卡伊中学（Licul Gheorghe Sincai）的一部分、布库尔医院（Spitalul Bucur）以及许多中学的海滨营地。没有集体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个人雇佣合同，工人想走就走，或者在犯错时被抓。卡洛姆费斯库街（Strada Calomfirescu）有两个法庭，我可以说，在那里很少有雇主能打赢工人的官司。”

对工人状况的关注是出于立法，但也是出于超越法律义务的人道主义原因。莫齐奥尔尼察谈到父亲的生活方式时说：“他的观念是：所有额外的东西都应投入到工业发展、工业改进和慈善事业中去。他过着非常清醒的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也不跳舞，和我一模一样，我们过着真正严肃而富有创造力的生活，如果不是错误的时代到来，我相信，再过三四代人，我们罗马尼亚就会拥有与国外同样发达的工厂和工业，这些工厂和工业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并构成先进国家的力量和基础。”

德奥菲尔·托德桑（Teofil Totezan）是一名鞋匠，他在 2000 年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名工匠那里学到这门手艺。他在职业学校上学之后，1929 年在克卢日（Cluj）的德马塔工厂（Dermata）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在家里跟工匠学习实际技能。他说：“你在主人家，喂猪，除草。教我手艺的工匠是个非常英俊的男汉，他学会了手艺，娶了一个有钱鞋匠的女儿。他有三个女儿，给每个女儿都买一座房子。我的工匠本人从他岳父那里得到了一套房子，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常说，‘你现在可以骂我，等你长大了就不行了！’我说：‘上帝啊，把他赶走吧！’ 但今天我想他把我培养成人。他说如果他抓到我抽烟，就要把烟塞进我喉咙里！我们所有弟子都怕他。我这辈子再也没抽过烟。工厂的工作条件非常好，因为像我这样的工人，在当时的城市里每周能挣600列伊，你去工厂时，立即就能拿到 600 列伊，这就是你进厂后的第一份工资。我的周薪是1500 列伊，相比之下，我有一个当老师的朋友，周薪是 1800 列伊。”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罗工人受益于发展中社会的工作条件。这个社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现实社会，与乌托邦社会不同，总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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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是 19 世纪上半叶西欧思想的产物，同时又是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一代罗年轻政治家，即所谓的 “四八革命家”游说的产物。有关民族国家、统一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思想对罗马尼亚的公共精神影响最大。在罗马尼亚公共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是意大利法学家和公共主义者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 年），他是意大利 19 世纪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

马志尼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革命者和意大利统一的斗士，拿破仑战争期间出生在热那亚（Genova），在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思想的精神熏陶下成长和接受教育。法国革命精神的重要思想之一是古罗马的遗产，马志尼全心全意地拥护这一思想。十九世纪 二十年代末，他加入了反对多民族帝国，尤其是奥地利，的烧炭党。1831 年，马志尼成立了青年意大利协会。马志尼积极参与了1848 年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运动。这位意大利革命家的精辟论述动员了蒙特尼亚（Muntenia）的大部分罗青年知识分子。罗民族身份、拉丁化和两个罗马尼亚公国实现统一的思想是四八革命家革命纲领的核心。

历史学家雷穆斯·特纳塞（Remus Tanase）在题为《民族的使徒-马志尼与现代罗马尼亚的诞生》一书中描述了这位意大利革命家对罗马尼亚精神的影响。罗马尼亚的四八革命家吸收了马志尼的思想，将其应用于罗马尼亚的具体情况，在西方报刊上发表文章，将其带到两个公国并传播开来。雷穆斯·特纳塞说：“罗马尼亚的部分精英，即年轻的四八革命家，在 19 世纪 30 年代，即在 1848年至1849 年人民之春之前发现了马志尼。马志尼曾在短短几个月内成为罗马第二共和国的三巨头之一。教皇被逐出罗马，永恒之城由三巨头统治。这三人中，马志尼是最重要的首领。”

马志尼的思想在蒙特尼亚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因为那里的革命热情更为高潮，1848 年的欧洲运动产生了革命政府。雷穆斯·特纳塞提到了被马志尼的言论所迷住的最重要的四八革命家，其中之一是尼古拉·波尔切斯库（Nicolae Balcescu）。雷穆斯·特纳塞说：“被他迷住的最重要的人士是杜密特鲁·布勒蒂亚努（Dumitru Bratianu）、伊昂·布勒蒂亚努（ Ion C. Brătianu）的哥哥和罗塞蒂（ C. A. Rosetti）。杜米特鲁·布勒蒂亚努甚至参与了马志尼在伦敦推出的一个倡议，即加入1850 年至 1853 年间成立的中欧民主委员会。后来，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马志尼的思想在罗马尼亚萌芽。罗塞蒂与马志尼的性情关系更为密切，尽管他们从未谋面。他直到这位意大利革命家去世，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马志尼的肖像。”

雷穆斯·特纳塞谈到罗人如何使用意大利人的著作时说：“马志尼倡导了当时具有争议的几种思想。其中，对罗马尼亚和四八革命家而言，最重要的思想是民族思想。马志尼积极倡导通过民族国家将民族视为政治主题的思想。因此，马志尼的绰号之一就是 ‘民族使徒’。在 1848 年之后的时期，罗人需要澄清自己的民族身份。即使是马志尼，在 1848 年之前也对罗人的民族身份感到困惑。1848 年后，四八革命家不仅用欧洲语言撰写了关于罗人的文章，而且还通过布加勒斯特的革命，成功地吸引了西方决策者和各革命阵营对罗人拉丁身份的关注。”

朱塞佩·马志尼是一名坚定的共和党人，他坚决反对君主制。罗马尼亚的和平主义者意识到，对于罗马尼亚人这样的欧洲外围政治社会来说，他的一些思想过于先进。雷穆斯·塔纳萨说：“我们的四八革命家一开始当然是共和主义者。但他们意识到，在君主制的欧洲，共和思想不可能获胜。因此，他们优先考虑的是罗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团结，而将共和观念置于次要地位。矛盾的是，就罗马尼亚人而言，马志尼并不想也不打算放弃共和理念，他建议杜米特鲁-布勒蒂亚努接受并与西方政治家谈判，将共和理念搁置一旁。”

政治思想历来都有其鼎盛时期，也总是会受到批判和重塑。到 1900 年，马志尼思想在罗马尼亚逐渐失去影响力，作为过去的遗产流传开来。

Așa cum se întâmplă mereu, ideile politice își trăiesc perioada de glorie și mereu sunt supuse criticilor și reformulărilor. Către 1900, ideile mazziniene își pierd din influență în România, ele circulând ca moșteniri ale trecutului.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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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在 20 世纪出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历史学家，学者大卫·普罗丹（David Prodan）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与本世纪重大事件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以目击者和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待 1918 年、1945 年和 1989 年这些重要时期带来的变化，可以说他是很幸运的。

大卫·普罗丹 1902 年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阿尔巴县（Alba），1992 年在克卢日（Cluj）去世，享年 90 岁。他是一个农民家庭的长子，曾在奥勒什蒂耶（Orastie）的匈牙利语改革学院克恰德·库恩（Kocsárd Kún ）和克卢日大学就读。他热衷于社会史，尤其是 1918 年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人口、罗农民的历史。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霍雷亚（Horea）的反叛，这是 1784-1785 年一场广泛的农民抗议运动。普罗丹精通匈牙利语和拉丁语，这两种语言都是特兰西瓦尼亚中世纪和现代历史文献的写作语言，因此他成为该领域的权威人士。

1991年，享年89 岁高龄的大卫·普罗丹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采访时表示，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永远可以重写。 他说：“霍雷亚起义的历史是一个永远开放的历史主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资料浩如烟海，没有人可以说已经囊括了一切，已经走到了尽头。19 世纪有登苏西亚努（Densiusianu） 的霍雷亚起义，20 世纪有我写的霍雷亚起义，明日还会有明日的霍雷亚起义。这是非常广泛的主题，有数十本有关这个主题的书籍和文献记载。没有人可以说已经穷尽了这方面的研究。”

普罗丹的生平和他所写的一切都与特兰西瓦尼亚有密切关系。在接受罗广播电台口述历史中心记者采访时，他对自己进行了描述：“我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我是一个农民，仅此而已。我是本地人，我还能说什么呢？特兰西瓦尼亚是罗马尼亚民族的根源。从这里开始，罗马尼亚人散布到各地，瓦拉希亚和摩尔多瓦，这就是有关达契亚-罗马人是罗人祖先学说的起源，这一点不容否认。特兰西瓦尼亚是关键。特兰西瓦尼亚为我们打开了罗马之门，图拉真（Traian）就在隔壁，多瑙河就在隔壁，几乎所有的一切都与我们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无论我们来自这里还是那里。我们是东方罗马人，而东方罗马人有着悠久的历史。”

1945年共产党政权上台后，他对社会史的关注使他的职业生涯受益匪浅。1948 年，普罗丹成为大学教授，担任克卢日考古研究所的所长，1955 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邀请他加入。他继续撰写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农奴制社会状况、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罗马尼亚民族的政治权利、特兰西瓦尼亚的罗人历史上重要人物等主题的文章。虽然普罗丹支持左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但他还想方设法与一些过于热心的共产党历史学家所从事的激进、辱骂历史的行为保持距离。

任何民族都以过去和历史为根据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普罗丹也感受到当年的历史被践踏。他说：“历史尚未被定义。历史自己定义自己，它告诉你一切，问它吧，不要问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只知道他所知道的。历史学家只不过如此而已。历史能自己创作新事件。历史学家能做的只是人所能做的事情：收集材料，在没有人能发现历史真相时发誓这是真相，这是人类可能发现的真相，仅此而已。但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并不真实。”

普罗丹热衷于历史，但他的专业并不是他唯一的爱好。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对艺术各个领域很感兴趣，音乐就是其中之一。他说：“我可以说，音乐与历史相比，后者是一种智力职业，一种精神职业。音乐的性质不同，它渗透到人类灵魂的其它领域。我非常喜欢古典音乐、艺术和绘画。我们这一代人不仅希望成为专家，还希望尽可能精通一切，拥有完整的生活。我们将巴赫视为我们的上帝。”

大卫·普罗丹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撰写的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民族在 1800 年之前的社会史是最为连贯的，虽然他不为公众所熟知，没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其作品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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