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历经200 多年来的研究 ，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业已证明: 罗马尼亚人和罗马尼亚语言起源于拉丁人种和文化。 当然其他的民族和少数族群对罗马尼亚民族的形成也打下烙印，因为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粹形式的民族。 除了确定罗马尼亚人的种族来源之外，专家们还探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种族来源的概念还能在多少罗马尼亚人的脑海中留存。 某个特定时代的思潮和社会结构既有继承也有新出，都会影响我们对己身的理解。 目前的趋势是批判性地看待国家民族的兴衰，否认许多在特定时代产生的自我认知。但批判性的审视转变为过度性批判的情况并不罕见，因此必须保持平衡。

历史学家伊昂·奥雷尔-波普（ Ioan-Aurel Pop） 是罗马尼亚国家科学院的院长，专门研究中世纪历史和中世纪的种族意识。 波普认为，目前对民族观念所作的批判性审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今日的罗马尼亚人。他说： “我们必须审视自己，来理解为什么我们是罗马尼亚人，我们从祖先继承了什么，以及我们在行事上的正确与失误。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行事正确远大于失误，不然一直失误，我们就已经灰飞烟灭了，换句话说，被迫融入匈人、格皮德人、阿瓦尔人、佩切涅格人、库曼人等种族。就算还剩一些，也已经融入了其他部落，消散了。尽管我们的融入散落，但在我们领土上仍然存在我们精致的原型，虽小不引人注目，但最终还是能兴盛起来。”

什么是罗马尼亚人？波普根据至今业已证实的研究给出了答复。他说： “如果有人问我谁是罗马尼亚人，我会根据语言、名字、传教的方式来回答：我们是西方人。但根据教会的组织结构、礼拜和大臣所用的语言-斯拉夫语以及西里尔字母而言，我们也受到拜占庭-斯拉夫文化的影响。但拉丁元素仍然是我们的基本定义，因为对我来说，在欧洲这一地区，最显著的民族身份的证据是语言。”

根据最普遍的评估，现代罗马尼亚民族的核心价值是语言。语言不仅对罗人，而且对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而言，都被视为确定其种族民族意识的核心因素。伊昂-奥雷尔·波普说，过去来到这里的外国人，明确提到本土居民的拉丁意识：“来源的内容无论如何，我们并不应该因此而感到尴尬，问题却在于：不应该挑选来源。如果想勾画出十六世纪的形象，就应该看所有的来源，来组装一个拼图。无法填补所有的漏洞，就不得不用一些假设来弥补，这也就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但要根据尽可能多的确实信息。如果弗朗切斯科·德拉·瓦雷（Francesco della Valle）说，他在1536年的一天晚上，被蒂雅鲁（Dealu）修道院的修士收留，那些修士们给他讲述罗马帝王图拉真（Traian）建立了第一个罗马尼亚公国，我就不会相信他。假设我不相信他，那就会去看其他作者是怎么写的，陈述同一事件的方式也许不同。但许多拉丁文本都是这样说：‘罗马尼亚人说’ 或 ’我听一些罗马尼亚人说他们是罗马尼亚人。’”

拉丁来源是现代罗马尼亚国家形成的核心思想，但波普先生特别想强调的是，这是罗马尼亚民族意识的一个古老成分。他说：“摩尔多瓦学识渊博的贵族去波兰耶稣会学校后发现我们来源于罗马，他们回国之后就建立了拉丁来源的意识。知识分子致力于把拉丁来源的意识传播到国家各地，因为山区的农民对罗人的来源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谁建立了第一个或第二个罗马尼亚国家。就是内格卢大公（Negru Voda）建立第一个罗马尼亚公国，图拉真建立第二个罗马尼亚公国。我提到的是一部分罗马尼亚的精英，但我不太相信蒂雅鲁修道院改革时代的东正教修士曾有过机会在高等院校就读。修士们给意大利士兵和弗朗切斯科·德拉·瓦雷端上美味佳肴招待，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十七世纪的一个瑞典代表团来到这里，试图用拉丁语与奥拉迪亚和克鲁日的匈牙利贵族进行会谈，但他们讲得都是匈牙利语。当越过鲁克尔山（Rucar）后，发现普通百姓，乃至农民都会讲拉丁语时感到莫名其妙。他们讲的拉丁语其实是不太标准，很多词语的发音不同，但还是能互相理解。在请他们端上水时，他们确实端上了水。”

悠久的历史能重新证实或否定一个历史事实。有关罗马尼亚人的拉丁来源的学说尽管在某些时代受到批评，但一直坚持下去了，并且不时地被重新证实肯定。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后，领土和人口多增一倍。但为这次胜利付出的代价非常昂贵。其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战争造成的伤残、孤儿和战争寡妇。这群人占统一后的大罗马尼亚人口的12%。国家机构拟定了向他们提供赔偿的一系列法规。尽管在实地施行上遇到某些困难，但罗马尼亚还是顺利地为那些遭受无可弥补损失的人群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赔偿。

玛丽亚·布库尔（Maria Bucur）在美国印第安纳伯明顿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教授性别历史。她写了有关优生学、战争、性别、现代化、国籍等主题的文章。她说，伤残、孤儿和战争寡妇这个群体形成了新的社会态度，改变了大罗马尼亚对国籍的概念。玛丽亚·布库尔说：“在新国家机构或有新职权机构的层面和地方层面，在对待退伍军人、寡妇和孤儿方式的决策上彻底改变了罗马尼亚的政治制度。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罗马尼亚大部分人口在1919年之后获得的公民权利。这些力量共同产生的几个结果，就是有关国籍的新公共辩论、罗公民的新期待和政府承担的新责任。新政策的成功和失败在政治和公民领域推动了新的发展。”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还不掌握有关当时对伤残、孤儿和寡妇的准确人数。玛丽亚·布库尔解释说：“因为在战争后我国的面积增加一倍，罗马尼亚通过和平协议赢得的新领土上的退伍军人，就变成罗马尼亚的退伍军人。因为从前控制那些领土的国家不总像罗政府一样统计退伍军人数量，也没有统计伤残、孤儿和寡妇的人数。我们如今掌握的数字是1920年初的评估。1930年中叶，在终于建立了一个中央核查委员会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统计数据不完整。我估计，罗马尼亚的退伍军人达约150万人，其中按照当时有关伤残的定义，有20余万伤残者，以及70余万寡妇和孤儿。”

那么这些伤残、孤儿和寡妇群体在大罗马尼亚受到的待遇如何呢？玛丽亚·布库尔认为，对政府有关向他们提供赔偿制定的法规能进行的评论是正面的：“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罗马尼亚比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其它国家更慷慨大方。除补助金之外，法律规定，属于这个人群的人员有权利在国立院校免费就读，有权利免费受到医疗服务，免费乘坐火车，免费收到木材取暖，在农业改革后是获得土地的首批人员。另外，确保退伍军人在国家垄断领域和某些国家机构的就业优先权。譬如，伤残、孤儿和寡妇办公室的大部分员工是退伍军人和孤儿。所有这些优惠条件比罗马尼亚的重要模范法国要慷慨得多。”

针对伤残、孤儿和寡妇的法律称之为“感恩法规”。罗政府在其新老公民之间没有进行歧视。玛丽亚·布库尔说：“首先，从一开始，国家的感恩不仅针对在国家的战场上在罗马尼亚的阵营打战的士兵。那些曾与罗马尼亚作战的军人也享受同样的权利，唯一条件是，明确接受罗马尼亚国籍，就是说，说明他们忠诚于罗国家。我想强调的是，南斯拉夫实施的政策不同，克罗地亚人享受的权利与塞尔维亚人不同。”

玛丽亚·布库尔认为，罗政府对前敌人的善意还有另一种解释：“罗政府的善意可以从务实和向往的意义上去理解。一方面，许多罗族人被迫与奥匈帝国并肩而战。罗政府将这群人纳入为伤残者、孤儿和寡妇群制定的政策中。否则，在新老的领土之间会造成彻底的分离。所有政界人士明白这件事儿，都不愿意面临这种问题。另一件务实的问题与罗马尼亚少数民族条约相关。我认为，有关伤残者、孤儿和寡妇的法律是罗议会为创造一种积极参与社会的公民而建立的法律框架，希望伤残、孤儿和寡妇由于他们享受的多种优惠条件与国家机构能有更加紧密的关系。”

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退伍军人建立的赔款模式，旨在赔偿损失，并营造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可以说，他们顺利完成了他们的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也不应该忘记在这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失败。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布加勒斯特目前的市中心区，议会宫和许多有国家机构办公楼所在的广阔的宪法广场是1980年代初形成的。大约4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丘陵地区，有一个罗军队的军火库、“共和国”体育场、教堂、修道院、住房、公园、公共纪念碑等设施，被布加勒斯特人名为“乌拉努斯住宅区”，曾是首都优美如画的一个区。但是乌拉努斯约90%的建筑因齐奥塞斯库1977年推行的系统化政策而被拆除。

历史学家斯佩兰察·蒂亚克内斯库（Speranta Diaconescu）自1975年在布加勒斯特市的国家文化遗产办公室工作，亲身目睹了系统化政策的实施和乌拉努斯住宅区许多文物建筑的消失。1997年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斯佩兰察·蒂亚克内斯库说，有些国家机构还保有被拆除建筑的目录：“乌拉努斯住宅区里，遭受大量建筑拆毁的区域是古老的历史区域。布加勒斯特历史博物馆认为有义务绘制当地历史文物的地图，或以其它方式来保存这些文物的踪迹，让后代人得知他们丢失的文物。接着，绘制地图的区域扩大了，不仅限于乌拉努斯住宅区，而且伸延到所有被拆迁的区域。布加勒斯特历史博物馆保存了被拆除的建筑档案，其中有简陋的小屋也有雄伟的宫殿。这个档案不仅收录了住房，而且还有当地居住人员的社会职业档案。这些数据即使不太详细，但也能显示当时的现实情况。”

意识到系统化政策危害的专家们曾竭尽全力挽救还能存留的一切文物。斯佩兰察·蒂亚克内斯库说：“在那些区域拆除房屋时，我们按照1981年的第120号指令编制提案清单。建议每座楼应该保存什么。比如，有些房屋的门、门把手、彩绘玻璃窗等非常宝贵。我有过一些令人感到荒谬的体验。比如有人说：在某某街上不应该启动拆房 工作，你们首先盘点应该保存下来的物品！我们其实想去做盘点，但拆房工程第二或第三天就已经开始，所以，我们连前往到拆房地方的申请书都来不及办好，而且给我们为保存文物作出安排所需的时间不到一周。”

其实，粗鲁莽撞的拆迁势头破坏了专家所建议的挽救工作。斯佩兰察·蒂亚克内斯库说：“我去过一些房子，有非常漂亮的建筑装饰：水晶玻璃、磨砂玻璃或镜子门。那一天我停在15号，第二天因要继续工作，所以又回到该地，我吃惊地看到在我建议挽救的第一、第三和第五号的华丽的大门，被工人拆掉扔到路上。拆房工程启动后，拆除工人毫无顾惜地动手工作，我建议保存下来的所有门窗和水晶玻璃眼看着碎落一地。这些场景使得我想到，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敷衍的表面工作而已。”

1989年后，齐奥塞斯库被指控是摧毁乌拉努斯住宅区的罪魁祸首，但斯佩兰察·蒂亚克内斯库认为，不仅仅是他对此有责任：“令人遗憾的是，最大的过错不仅是国家元首，因为他是在房屋被拆除之后，才签署了拆迁令。拆迁令针对很广阔的地区，然后，又通过总统签署的特殊政令规定保存历史文物。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通过一些要么怕什么，要么希望得到赞赏的中介人做成的。“

如今还能看到布加勒斯特最美丽的住宅区之一，乌拉努斯住宅区的一小部分。这个住宅区在相片集、展览厅、报刊文章、纪录片的一些片段、1982年的《安杰拉往前走》的影片和社交网上得以保存下来了。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据古希腊和罗马的资料，当时散居在多瑙河北部以及其中下游和众支流处的庞大色雷斯（Thracian）众部落间，杰特（Getae）和达契亚（Dacians）部落曾被提及。我们所知有关杰特人和达契亚人的音讯，如果因不同的作者而有相互矛盾不同之处，那么这种矛盾的多寡要归因于作者写作的时代变迁以及资料的准确度。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杰特人和达契亚人是否同属一个民族，有的作者说相同，也有的说不同。最多且最准的音讯来自公元106年占领达契亚的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所著的“De bello Dacico”。不过，他的著作失传了，只有一句话在四世纪的罗马作者普里西安（Priscian）的语法论文里得以保存下来。这句话谈到罗马军队经过巴纳特（Banat）的路程，图拉真写道：“我们从这里通往贝尔索贝斯（Brezobis）和阿克西斯（Axis）。”

杰特人和达契亚人的政治历史随着图拉真于公元106年征服德切巴尔国王（Decebal）统治的国家时结束。当时，达契亚人居住的部分领地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就是今日座落在喀尔巴阡山弯弧处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和巴纳特（Banat）两地，以及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的奥尔特尼亚（Oltenia）地区。至于其他居住在蒙特尼亚（Muntenia）、马拉穆列什（Maramures）和摩尔多瓦（Moldova）的杰特人和达契亚人就留居于罗马行政区之外，但广受罗马文化和文明的影响。于是，达契亚直到奥勒里安努斯（Aurelianus）皇帝在公元275年决定从该地撤除军队和行政管理之前，一直是罗马帝国在欧洲东北部最前卫的疆界。

罗马尼亚历史博物馆最近举办了以“达契亚·罗马帝国的最后疆界”为题的展览。这是最近25年来在罗马尼亚举办的有关杰特达契亚人和该地区首批移民的最大型展览。这次展览是与马德里国家考古博物馆和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罗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埃内斯特·奥博连德-特尔诺维亚努（Ernest Obrelander-Tarnoveanu）排除了有关杰特达奇亚人历史的政治筹码。他解释说：“达奇亚人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不属于任何思潮或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古代民族，罗马尼亚民族是经过复杂的过程在这个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民族的名称来自古代罗马人这个词，其语言在很大的程度上以拉丁语为基础。”

本届展览展出了杰特和达契亚人一些十分珍贵的文物，如：克佐菲内什蒂（Cotofenesti）的黄金头盔，斯登切什蒂（Stancesti）、阿吉盖奥尔（Agighiol）和佩德雷乌（Petreu）的王室珍宝，库库德尼-波伊切尼（Cucuteni-Baiceni）王室珍宝，森科勒耶尼（Sancraieni）、黑勒斯特勒乌（Herastrau）、塞内勒乌什（Senereus）和维迪亚（Vedea）的白银器等。同时，还展出图拉真、安东纽斯·毕尤（Antonuius Pius）、马尔库斯·奥列利乌斯（Marcus Aurelius）、德西乌斯（Traianus Decius）等罗马帝王的肖像，以及别德鲁瓦塞勒（PIetroasele）、阿帕哈伊达（Apahaida）和希斯特里亚（Histria）的珍宝:“对于达契亚人我们现有的信息比应该掌握的信息要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踪迹所及的领土面积广大，直到一些遥远闭塞之地如高山和林地，而且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资助也不高。我们这里收集了45所博物馆的遗迹，包括来自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和摩尔多瓦历史博物馆的文物。我们试图展示杰特达契亚不断演变进化的历史，从首批允许我们看到在多瑙以北地区居住的色雷斯部落所发生的重要历史演变，导致其后，就物质文化而言，古代达契亚文明的产生。”

一个民族的历史绝不能撇开与其有关联的其它民族。埃尔讷斯特·奥布连德-特尔诺维亚努说：“我们研究达契亚人在一部分领土和人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成为罗马帝国一个省份后的发展历史。这是我们首次在展览中纳入自由达契亚人，就是说，那些留在罗马帝国控制的地区之外的达契亚人。同时，我们的展览还包含罗马帝国达契亚省份及其它在这里定居的自由达契亚部落形成的圣达娜·德穆列什-切尔讷赫夫（Santana de Mures-Cernehov）政治和文化统一体的时代。从政治上讲，圣达娜·德穆列什·切尔讷赫夫是哥特部落的联盟，但同时也包含自由达契亚人、萨尔马提亚人及其它种族的文化因素。本届展览会介绍了大约1400年的历史：从多瑙河北部和南部地区开始有不同的发展，直到东罗马帝国于681开始演变成拜占庭帝国，在多瑙河北6部发动的最后一次军事和政治行动。”

题为“达契亚·罗马帝国的最后疆界”展览的主题展示出罗马尼亚人民形成的古代空间，但同时也介绍了其它民族的历史演变。

逸雪（翻译）， 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各家广播电台罗文节目的历史也包括德国公共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的节目。该电台的第一期节目于1953年5月3日在波恩播出，被看作是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向世界道歉的表达。《德国之声》创立10年后，罗文编辑部也建立了。 历史学家塔蒂亚娜·郭恩在那里工作了30年，即从1963年到1993年。1962年，塔蒂亚娜·郭恩与一名日耳曼族人结婚后离开了罗马尼亚，来到西德，成为记者。1998年，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口述历史中心与塔蒂亚娜·郭恩一起作了《德国之声》罗文节目的短史。她说：“《德国之声》广播电台是为了向全世界展示德国各个方面而建立了。当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设立所有国家语言的编辑部。首先是向非洲国家播送的节目，然后是旨在亚洲、美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后来随着冷战愈演愈烈，又成立了东欧国家语言的编辑部。至于东欧国家，首先是向苏联播报的节目，后来成立了南斯拉夫分编辑部，匈牙利编辑部，最后， 即在1963年初，成立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语言编辑部。”

就像任何开始一样，罗文节目的编辑开始也是艰难的。正如塔蒂亚娜·郭恩所说，符合要求的人力资源很难找到。“他们当时正在拼命寻找有技能干这方面工作的人才，一开始编辑半个小时的节目。当时有两个难点。首先，考虑到这个距离jùlí，短波传输被认为是最合适的可能性，但做一个中继站非常难。其次，要为这个编辑部找到合适的人才。因为他们必须精通德语，同时精通罗马尼亚语。各位员工必须说完美的罗马尼亚语，不能有口音。 因为众所周知，广播电台不接受带有巴伐利亚口音的德国人。必须用绝对纯正的德语发音，没有地方口音。对于其他的语言，也有同样的要求：说没有德国或匈牙利口音的罗马尼亚语。那很难找到。此外，员工还必须有适于广播的声音。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广播电台讲话，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翻译文章。”

寻找有能力的记者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最初，罗文节目依靠一些以技术、医学、文化、政治为专业的自愿翻译的支持。罗马尼亚编辑部还订阅罗文报刊，因为他们对报上使用的语言感兴趣。起初，节目时间较短，后来变得越来越长、节目类别越来越多。《德国之声》每天播出三期节目，每期一小时。节目由10分钟新闻报道、还有时事评论或以科技、医学、文化为题目的各种纪事。塔蒂亚娜·郭恩提到了这一切，还提到了目标听众, 说: “一开始，播出节目于德国中午12点，罗马尼亚时间1点。我们知道，从听众的角度来看，这不是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找不到最重要的一代人的。相反，那个时间退休人正在家收听节目，他们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传播者。他们说: “你听到《德国之声》说的话了吗？ 你听到那个人说的话了吗？“……他们正在家听广播节目，然后就传播信息。”

许多人将《德国之声》与《自由欧洲电台》之间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自由欧洲电台》是一家美国广播电台，反映了来自欧洲罗马尼亚移民的政治看法，而《德国之声》是一家德国广播电台。 一个具有自己的身份和个性的广播电台，以最高标准履行其道德职业使命。

在历史上，人们如何对待自己同胞一向是现代史学上非常敏感的讨论话题，很多人呼吁要为过去的罪行和虐待伸张公义，尽管这对受害者来说为时已晚，而且对肇事者的追讨也无能为力。强者对付弱者，政府对付民众，健康人对付病人，多数人对付少数人的铁面无情所产生的结果引发了热议：其中最恶劣的是种族灭绝，犹太人大屠杀，及其它按照不同标准来屠杀或迫害大量人。

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把人对人的对待和思维发展到邪恶的高峰。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高度压制性和屠杀性的政治制度，尽管目的群体不同，但经常互相借鉴思想和作恶的手段。两者汲取灵感的源泉都是在民主社会里出现的，像通过绝育消除残疾人生育的能力这样有系统的政策，、或像在集中营灭绝人的这种行为和思维方式。

许多欧洲国家和北美国家过去提出并执行过残疾人绝育这种政策，罗马尼亚也不例外。不过，绝育政策不仅限于残疾人，而且也波及到犹太人、吉普赛人、双性恋等不同人群。这些政策和思想应该归咎于一些医生、物理学家、人类学家等科学家以及政治活动家。优生学曾被认为是使人类恢复健康而推动灭绝那些认为“有毛病”的人的一门科学。

德国纳粹时期最重要的优生学家之一的象征性诉讼案件最近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议会宫举行。“卓越社会论坛” 2023年1月31日，为来自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数个国家的15至22岁的年轻人，在联合国驻布加勒斯特总部表演节目。被审判人是生活在1874年至1952年间，讲德语的瑞士精神科医生、遗传兼优生学家恩斯特·鲁丁（Ernst Rudin），他被视为纳粹的种族灭绝之父。这是对一起造成众多人被屠杀，并具有象征和教育意义的诉讼审判，有罗马尼亚几所高中的学生参加。

优生学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医学史教授马里乌斯·图尔达（Mariusj Turda）被问道纳粹德国是否是对被认为“有毛病”的人实施绝育政策的唯一国家，他说：“当时许多国家有关于绝育的法律。早在希特勒统治期间之前，美国是进行最多强制性绝育的国家。区别所在当然是，在美国没有一个联邦法律。每个州自己决定如何实行。到了1933年，有另30个国家引进强制性绝育。在1910年至1980年之间，在美国有约8万人被实施绝育手术。”

马里乌斯·图尔达还被问到罗马尼亚人在全世界优生学运动扮演过何种角色？对绝育政策做出何种贡献？他回答道：“他们扮演了某种角色。1935年，著名科学家格奥尔基·马里内斯库（Gheorghe Marinescu）奠基并领导的罗马尼亚优生学和遗传学研究协会曾是拉丁社会国际优生学联合会的组成部分。他们也推动了绝育政策。早在1912年，妇产科医生康斯坦丁·安德洛内斯库（Constantin Andronescu）建议引进婚前证书，并对精神病患者实施绝育手术。1921年，另一位深受德国和美国优生绝育模式影响的医生伊昂·曼利乌（Ioan Manliu）建议，为了改善种族，必须对五六百万罗马尼亚人实施绝育。1931年，以医生康斯坦丁·巴尔亨（Constantin Parhon）为首的神经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内分泌学大会向卫生部长建议引进一项志愿绝育法律。1940年初，吉普赛少数民族遭到攻击，有人建议对他们实施绝育。”

罗马尼亚议会大会法院象征性地将犯下四项罪名中的三项的恩斯特·鲁丁判处终身监禁。与此同时，还象征性地谴责造成数十万残疾人极端痛苦的意识形态主张。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布加勒斯特快车”俱乐部是罗马尼亚甲级jiǎjí足球联赛中历史最长的足球俱乐部。该球队于1923年成立，最受欢迎的原因有几个：是工人球队；聚集了在1945年后被共产政权解散的其他球队的支持者；在1965年至1989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领导共产政权期间遭到了迫害。在其100年的历史，布加勒斯特“快车”队获得了3次全国冠军、13次罗马尼亚杯冠军和4次罗马尼亚超级杯冠军，在国际赛场上，在2005-2006年的欧洲联盟杯中打进了四分之一决赛并两次赢得巴尔干杯。

1923年6月份，布加勒斯特“格里维察工场”的几组工人经过多次尝试，成功地说服了罗马尼亚铁路公司的管理人资助一支足球队。正如“快车与快车主义”这篇专著的作者、历史学家绷贝利乌·康斯坦丁所说，“快车”球队有两个诞生日，即1923年6月11日和25日。这就是“布加勒斯特铁路公司”球队诞生的方式，这就是1930年代住在布加勒斯特邱雷什体区的铁路公司工人的球队，成立不久后它就成为强有力的布加勒斯特“金星”队和蒂米什瓦拉“利绷西亚”队的主要竞争者。1930年代中期，布加勒斯特“铁路公司”队更名为“快车”队，其颜色从紫色变为樱桃白。自1936年以来，“快车”队一直在自己的“邱雷什体”体育场锻炼比赛。1944年，应共产党的政治压力，它又更名了“铁路公司”队，然后又改名为“火车头”队。1958 年，该球队才恢复“快车”队旧名称。

该球队多年来一直很受欢迎，在几代支持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绷贝利乌·康斯坦丁解释了这种流行状态的原因，说：“本质上，这发生在30年代后期，但主要发生在包括“金星”队在内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足球俱乐部解散之后。这些球队的许多球迷，在1940-50年代都改向为“快车”队，因为它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唯一没有解散的俱乐部。我甚至找到了有关“快车”俱乐部支持者估计数量的文章，在1950年代它显然是最受欢迎的俱乐部。那时候，媒体估计“快车”队大约有100万支持者。”

1945年共产政权建立后，“快车”成了领导最爱的球队。绷贝利乌·康斯坦丁说：“毫无疑问，是最受欢迎的球队。首先，这是因为政权必须提升工人俱乐部或不仅是好工人而且还是好运动员的工人的形象。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格奥尔基·阿波斯托尔在1950年代“快车”队首次降级时做出了认真的努力来帮助该俱乐部。”

在1940年代末其他球队的出现，如代表军队的“星”队和代表警察的“发电机”队都享受了共产政府的大力支持，而这就改变了竞争局势。“快车”队的新对手创造了新支持者的身份，也就是一个反体制的身份。“快车主义”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在体育场表示出的，特别涉及到口号，但绷贝利乌·康斯坦丁说这些反体制口号是偶发的，也是由比赛的情绪引起的，由球队输赢的事实才决定。然而，“快车主义”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更紧密的关系或更大的团结。绷贝利乌·康斯坦丁说：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快车主义”诞生了，尤其是这种反对政权的态度。球队已经开始降级，多年来一直留在乙级联赛。支持者认为这是政权施加的制裁。有很多比赛是内定的，关于这种情况的信息也可以在档案中找到。这些事情传到了支持者的耳朵里，他们很多人在齐什米基乌公园聚集了。”

罗马尼亚自1970年至1989年，在社会主义共和国时代一直与北朝鲜保持友谊关系，这两个地理位置这样遥远的国家之间保持友好关系有两种解释。第一是两国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耶·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和金日成（Kim Ir-sen）的观点和人格个性相同，第二是两国的经济利益。罗马尼亚需要在欧洲之外扩大经济关系，北朝鲜则希望接近一个欧洲国家。

埃米尔·布尔杰里亚（Emil Burghelea）上校1970年被任命为罗驻平壤使馆的武官。在2000年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他谈到罗朝两国在他卸任前贸易往来的水平。罗马尼亚当时向朝鲜主要出口在布拉索夫（Brasov）的 “红旗” 工厂制造的布切吉（Bucegi）拖拉机、配件和有关服务的信息。朝鲜渴慕争取得到新技术，建立国家工业。布尔杰里亚回顾了朝鲜在原始条件下获得的进步，但同时也有不公平竞争的商业行为：“第一是他们在令人惊讶的条件下制造出火口特种钢，而我国则一直向西方请教，需要大批投资，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做成的？真是莫名其妙。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动员朝鲜人民，他们那时处于俄罗斯、中国、日本和美国这四块大磨盘，四个大国之间。他们从罗马尼亚进口在阿拉德（Arad）或布拉索夫制造的自动车床。我们发现，他们取下车床上用罗语标明制造地点的标签，贴上朝鲜语标签，出口到韩国说是在朝鲜制造的。我们什么也不说。他们试图动员力量，创造新事物，他们有许多由我们制造的水泥生产线。”

朝鲜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军队和军事设备有关，经济从属于军事。埃米尔·布尔杰里亚说：“他们对一切都感兴趣，他们访问了我国曼加利亚（Mangalia）的工地。对航空业、拖拉机、火炮装备等很感兴趣，后来他们制造了令人恐慌的海岸炮。在海岸什么都见不到，简直无法想象火炮藏在哪里，而且可以用来发射核弹，对他们毫无害处，他们拥有的设备就如此，一物多用。罗马尼亚在某一时刻领先于他们，我国雷希察（Resita）工厂有着悠久的军事技术传统，制造一种75毫米的反坦克炮和苯杰斯库（Bungescu）准将发明的高射炮。布拉索夫飞机制造厂开始制造直升机和BM-13多管火箭炮，我们与苏联签有合作合同。因此，朝鲜人经常来罗访问，每逢会见齐奥塞斯库时都会告诉他要某种武器，齐奥塞斯库就给他们。我们把他们带到制造武器的机构，代表团的所有军官都从口袋里掏出尺子和笔记本。他们仔细研究布拉索夫的军事大厦，决定在朝鲜建造一个相似的建筑物，我们就给他们派遣专家。”

军事装备当然要用军事训练配合，朝鲜人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对男人进行军事训练。埃米尔·布尔杰里亚说：“他们以拥有的军事设备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有一个口号说：‘以一胜百’，他们知道邻国的人口比他们多得多，希望能教朝鲜人尽可能好地作战，同时武功武术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从少年先锋队的水平做起点开始进行严格训练。平壤及其它城镇的少年先锋队宫都拥有拆卸组装机关枪、机枪、投射器等步兵武器的特别大厅。”

罗朝两国之间的高度互信有利于双方，罗马尼亚享有获得朝鲜原材料的特权。埃米尔·布尔杰里亚说：“我们向朝鲜出口技术，但并非是免费的。我们需要无烟煤，朝鲜是无烟煤储藏最丰富的国家。我们从朝鲜进口烟草、无烟炭、鱼类等多种物品，齐奥塞斯库对他们这样慷慨大方并非毫无目的，除政治目的之外还有其它目的。我们从朝鲜进口铁矿，因为我们需要铁矿。我们的综合企业多样化了，需要从国外进口铁矿，所以两国不仅仅在军事领域开展合作。”

在齐奥塞斯库被赶下政治舞台后，罗朝的双边关系大大削弱了，达到符合新现实的合理水平。罗马尼亚和北朝鲜在历史的某一时代同舟共济，但1989年共产党倒台之后，罗马尼亚迈上了民主主义的道路，从此以后罗朝两国分道扬镳。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1945年3月6日，以彼得鲁·格罗扎为首的政府在布加勒斯特上台，借此罗马尼亚被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在此背景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精神教育青年 成为一项国家工程，后来有条理地实施。1945年至1965年间，罗马尼亚正处于战后恢复与按照和平条约赔款的时间，所以旅游和休闲受到限制。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复苏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复苏。但是，在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指导下，意识形态和知识获取相结合的旅游业是从苏联借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勇敢青年”远征以1967年开始出版的同名杂志命名 而出类拔萃。从1969年开始，为中学生组织的“勇敢青年”远征一直持续到1989年。

迪雅娜·乔杰斯库在伦敦大学学院教授东南欧研究，她描述了“勇敢青年”远征的组织框架。“1960年代，当远征开始时，通常是改革和变化的年代，这在少先队组织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到。该组织后来经历了一系列改革，或多或少在制度上脱离共青团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设有主席、副主席和各种委员会，如体育和旅游委员会、艺术或科学委员会等等。”

远征在喀尔巴阡山脉、河流沿岸、多瑙河三角洲等地安排。这些营地旨在形成生活经验，促进对国家和文化的了解，教育孩子们与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为了“勇敢青年”远征组织了由师生组成的团队，在其中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但也收集了人类学、历史、民族志、民俗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环境、生态学等科门的知识。他们又写了远征日记。参赛队伍将这些日记和所收藏的物品给评委寄送，最终, 有的队伍被授奖项。

迪雅娜·乔杰斯库说：“勇敢青年”远征并不是强制性的活动，但是少先队的普遍活动受鼓励与支持。远征持续三四周，在严格的规定下进行，例如他们只能使用交通工具到达路线的起点，此外他们必须步行，在帐篷里睡觉。成员们必须自己做饭，自己拿食物什么的。”

据估计，在20多年的时间内，大约有3万团队和约50万名少先队员参加了“勇敢青年”远征。迪雅娜·乔杰斯库与一些参与者进行了交谈，了解了他们今天对当时活动的看法。她说： “我采访了一位先生，他曾写了关于1978年在恰赫勒乌山脉经历远征的博客，我问他远征对他有什么影响。他说这次远征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学们出征归来后，整个假期他们继续每天见面。他们会在下午和晚上聚会，反复回忆远征的事件。他们基本上在剩下的暑假里重温了整个远征过程，之后仍然保持密切关系。此外, 我很喜欢来自萨图·马雷市的一位罗马尼亚语老师的回答，她领导了一个罗马尼亚-匈牙利混合队伍。 她说，那时候有热情的老师，有敬业的老师。这不是因为类似活动是强加给他们的，只有政治信息课是强制性的，类似的课大家都是无所谓上的。但在远征、在旅行中，政治事物不会介入。这就是生活，必须做饭，必须爬山，这是真实的生活。 “

边界是人类或大自然在其扩展进程中划设成形的自然或人为意识疆界。设在我国西部，长达一千多公里的边界，是罗马尼亚空间最古老的边界线，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达奇亚疆界”。这是罗马帝国在占领达奇亚后绘制并到目前得以保存下来的边界线。

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奥维蒂乌·登迪亚（Ovidiu Tentea）说：“达奇亚被图拉真（Traianus）帝王占领之后，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在保持这个地位的160年时间内，这个边境被称为“达奇亚边界墙”，指的就是一个属于罗马帝国的省份的自然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指的是地面上留有痕迹的边界，或多或少可以看得到。这种边界多样而复杂，据文献记载，是罗马帝国在一个国家领土上存在的最复杂最长的边界。行政边界的形成是因罗马人认为他们的领土没有界限，这些边界在某些地区展现出罗马人的军事战术，是一种与邻国协议而定的人为意识边界。”

在罗马尼亚的地图上，顺时针向西看，就能看到达奇亚边界墙最重要的边界点：“有两条在不同时代形成的防线。一条围绕阿普赛尼山脉（Muntii Apuseni）和黄金矿产地带，罗马军团在该地区的阿尔巴·尤利娅（Alba Iulia）和图尔达（Turda）城镇设置的营地相当有名，可是这些营地出现得较晚，边界线稍微往西一点形成，但我们掌握的证据不足。接着，有关在喀尔巴阡山弯弧内，往北经过克鲁日（Cluj）和瑟拉日（Salaj）两县的梅色莎纳门（Poarta Meseseana）地带的这一段边界线，我们拥有丰富的史料。再往东走，就是经过鲁克尔-布兰（Rucar-Bran）山谷，沿着多瑙河流域，在目前的阿尔杰什（Arges）和特列奥尔曼（Teleorman）两县或多或少在地面上留存的边界线，就是跨奥尔特河地区的边界墙，与奥尔特河边界线在不同时期或同时存在或相互替代。”

一条这样长的陆地边界是如何绘制成形的呢？奥维蒂乌·登迪亚说：“古代的边境主要是军队行走的路线。按照敌人以及地理和政治条件，决定是否在地面上绘制。比如，在巴纳特（Banat）有两条没有防御地带的路，但也有两条拥有防御地带的路，这表明一些不同的占领时期：图拉真时代，哈德良（Hadrianus）时代和安敦宁·毕尤（Antonius Pius）时代。接着是公元二世纪末和三世纪的危机，当时边界线因之迁移了，但有关具体位置的细节不明。最有气势的是特兰西瓦尼亚北部设有多个防御塔楼的堡垒网络，用来保卫内部驻扎的军队，其内标有明确的联络信号规则，地标位置和坚固的防御战壕。有关这个复杂的防御系统拥有丰富的文献记载。”

从达奇亚边界墙能看出当时的组织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边限。奥维蒂乌·登迪亚说：“往东北部走，文献记载越来越少，边界线的痕迹将喀尔巴阡山弯弧都包括在内，通过南喀尔巴阡山与奥尔特河边界线和跨奥尔特河边界线连接起来，也就此关闭了东部边境。当然，部队人数至少在公元二世纪上半叶是足够的，直到马克曼战争产生的危机，当时部队人数减少了，但有规模很大的军事行动，换句话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战争。在此之后，历史文献不再予以提及，但据我们所知，在罗马帝国的全领土上部署的部队人数逐渐开始减少。在二世纪初，图拉真统治期间有第一个这类不太重要的行政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性的，可以将其视为军事区域。在117年至118年的第一次冲突后，哈德良首次将这个地区按行政需要组织起来，分成三个地区，分别命名为：Dacia Superior，Dacia Inferior和Dacia Porolisensis。在马尔库斯·奥列利乌斯统治后又进行了重组。”

达奇亚边疆是罗马尼亚空间内第一个人类文明边界。目前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中。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在1929至1933年间，全世界经历了严峻的经济危机。“经济大萧条”的这场暴烈危机造成生活水平的剧跌，并引发广泛的罢工和抗议。罗马尼亚面对这场危机的影响和社会动荡也未能置身事外。罢工和抗议席卷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工业地区，就像鲁贝尼（Lupeni）的矿工1929年的罢工。他们抗议所谓的“牺牲曲线”，就是物价上涨，而工资降低。在这四年危机期间发生的另一次强烈罢工是罗马尼亚铁路工会于1933年2月布加勒斯特格里维察（Grivita）车间工人举行的罢工。但这次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罢工，在1945至1989年间共产党执政时期又再度重演。

从当时的文献可以看出这次罢工情势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铁路工会发动了合法罢工来磋商某些要求，而业主最终同意所求。在1933年1月31日至2月2日间的磋商后，格里维察工会为其成员争得了工资加增及其它福利。第二个阶段始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控制了各行业工会之后，利用动荡的局势及带出的社会不安来促使工会进而提出政治性要求。磋商步入僵局几天之后，政府于1933年2月16日清晨进行武力干预，将车间大门内形成路障的四千名抗议工人驱逐出来。宪兵队的干预造成7名工人死亡、15人受伤及160人 被捕。

1945年上台的共产党政权曾利用此次罢工广加宣传，其原因之一是，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格奥尔基乌-德日（Gheorghe Gheorghiu-Dej）曾在格里维察车间工作过，是煽动者和被监禁者之一。1989年之后，档案研究及对少有的见证者的采访暴露出不同的现实。1998年，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采访了1927年罗铁路公司车间的年轻雇员康斯坦丁·内格里亚（Constantin Negrea）。内格里亚回顾1931年与另800名员工参加的，造成两人死亡的示威游行时说： “1931年开始出现一些问题。 ‘牺牲曲线’ 开始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在1931年1月29日开始进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不实施 ‘牺牲曲线’ 措施。当天下午四点钟走上街头，经过格兰特桥（Podul Grant）走向车间。有几位警长跟随我们。我们高喊着不要牺牲曲线。抵达格兰特桥时，有人向我们开枪！一位名叫科勒春（Craciun）的木匠和一位名叫什瓦尔兹（Schwartz）来自奥拉迪亚（Oradea）当场死亡，什瓦尔兹是个犹太人，来这里结婚成家的。”

过了两年，1933年的罢工者如同他们的前人一样进行示威，为了让他们的声音更好地被听到，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我们隔半个小时拉响一次警报，而不是走上街头高喊口号。我们组织分工会团体，通知15号大家都走出来，虽然天气寒冷，我们从车间院子出去，那里有一个小公园。为了美化公园运来几车沙子。我们在一堆沙子上放了五六口锅炉，然火取暖。接着，在机车局后门设了木板路障。”

尽管示威者多持极端意见，但有人头脑稍微清晰一点，就担忧会发生后来确实发生的问题：“天色晚了，但人还在那里，一位名叫摩戈什（Mogos）的工人和另一个人站到了一边，不太愿意继续抗议下去，他们告诉我：‘这样会被解雇，搞得没饭吃了！‘他们年迈一些，头脑不像我们这些年轻人这样简单。我们最后一次出去是下午五点钟，五点左右我去拉响警报，过了十分钟重新返回到大门。五点四十五分，他们开始向我们开枪，打死了六个人。 ”

1933年2月的罢工是带着被打死的示威者和被监禁的共产党组织者的大不幸而结束。这场90年前在格里维察发生的罢工是由一些对生活水平下降表示抗议的人们启动的，后来被一些拥护非法犯罪政权的共产党激进分子部分利用。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精神病历来对病患和他的亲戚朋友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来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悲剧发生，比如精神病患者所犯的杀人罪。随着时日各国社会和立法者采取了预防并惩罚这种犯罪行为的措施，每一个时代都在思维层面对此进行编码。在罗马尼亚通常按发疯病例来处置，而不幸的这些患者因他们所犯的罪而被惩罚。刑法典明确规定了司法机构为预防并消除这些疾病的原因和影响必须采取的措施。

判例法的拟定历来倾向精神病罪犯按非罪刑化处理。罗马尼亚首批这类法律是摩尔多瓦公国（Moldova）1646年发布的《罗马尼亚教科书》和《瓦西里·鲁普的法规》，以及蒙特尼亚公国（Muntenia）1652年发布的《按上帝的旨意修正法律》和《马德伊·巴萨拉布的法规》。

布加勒斯特医学和药学大学的医学史教授精神科医生奥克达维安·布达（Octavian Buda）概括地介绍这些书有关人性化对待精神病罪犯的内容：“我不能说，这些法律是属于宪法或刑法，但却可以说非常相似于中世纪一些调整某些活动的古典法律汇编。值得一提的是，患有精神病杀人犯只有在接受评估后，才能绳之以法。有关这些案例有片段记载：‘如果发疯的人杀死父亲或儿子，不需再对他进行调查，因为他被诊断为疯子已经足够了。’这种对一个医学因素的概念化可视为医疗安全措施。“

18世纪对西方来说是现代改革的世纪。在罗马尼亚这是由奥斯曼帝国派遣的，出身于法纳尔区富有希腊人统治的期间，革命浪潮也波及到这些地区：“有的法纳尔大臣或大公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Alexandru Ipsilanti）1780年制定一个法律汇编。19世纪初，更确切的说在1817年，公布了哈利玛希（Calinachi）和卡拉加（Calagia）两个法律汇编。法纳尔大公习惯从外国带来医生。这是罗马尼亚现代时代的黎明，在1800年至1850年这个阶段，罗马尼亚在知识上还面临许多挑战。“

现代化大踏步前进，1830年的有机法律在前几年持续有其效益：“有机法律解决了至少两个问题。首先是，建立了目前医生协会的先驱-医生委员会，其次组织了一系列与医疗实践标准化相关的标准，这样为授权医生自由从事工作创造了条件，就是说，并非是任何医生都能随便行医。在法纳尔统治期间，罗马尼亚诸公国也有原籍意大利和希腊的医生行医治病。这些法规的主要目标是，允许这些来自国外的精良医生可以与罗马尼亚乡村地区的人对话了解现代医学。”

罗马尼亚人制定这些法规后，便开始建立医疗机构。首批机构之一是摩尔库察精神病院（Ospiciul Marcuta）。奥克塔维安·布达说：“1838年，在亚历山大·吉卡（Alexandru Ghica）的统治期间，在机构层面发生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在摩尔库察修道院的一部分摆脱了教会的控制转到内政部属下时，在那儿建立了摩尔库察精神病院，那时就开始有精神病患者来接受治疗。初步阶段，摩尔库察精神病院有一位原籍希腊的医生米尼斯（Minis），他曾在莱比锡（Leibzig）攻读医学。接着1850年一位在哈尔科夫（Harkov）受过教育的医生前来，这位名叫尼古拉耶·戈内斯库（Nicolae Ganescu）的医生，推动了精神科医疗的现代化。当时的精神病医生主要使用约束性治疗，但他对职业治疗法和人性化治疗法感兴趣。他带来一台电磁装置，但我们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这表明他推动医疗技术化的愿望。接着，又有一位出身于法纳尔家族，在雅典和巴黎受过教育的医生前来，接任摩尔库察精神病院的领导职务。他于1877年发表了第一篇社会和司法精神病学论文《精神病人在医学和社会的眼里》。”

罗马尼亚1878年成为独立国家后，也制定了适当的医疗卫生和法律政策。精神科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医学专科。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