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1918年12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通过在阿尔巴·尤利亚市（Alba Iulia）人民大会的投票表决，与罗马尼亚王国实现了统一。之前，特兰西瓦尼亚这个罗人口占多数，但同时也拥有大量匈牙利族人居住的地区曾经隶属于奥匈帝国。1919年罗马尼亚王国与当时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间爆发的战争，以罗军占领布达佩斯而告终。此战役不但巩固了12月1日罗马尼亚王国统一的宣告，也藉着随后在1920年6月4日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注定了匈牙利的崩溃。匈牙利失去的领土包括：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马拉穆列什（Maramurs）、巴纳特（Banat）和克里萨纳（Crisana）五个地区，占匈牙利全国领土的2/3，其中大部分併入罗马尼亚。按照向大国做出的承诺和国际联盟有关保护少数民族的政策，罗马尼亚根据国际条约的规定保证了少数民族应享的权利 。

在1918年至1940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匈两国双边关系几乎冻结。在1940年8月30日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判决之后，德国和意大利迫使罗马尼亚割让特兰西瓦尼亚几乎一半的北部领土时，匈牙利推动的修正达到了顶峰。尽管如此，罗匈这两个在二战期间与德国随机结盟的国家同时也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未来予以高度关注。1944年罗马尼亚退出与德国的联盟，转站到国际联盟的阵营，外交文件表明，主要原因是希望收复特兰西瓦尼亚北部领土。

佛罗伦萨大学的斯特凡诺·波托尼（Stefano Bottoni）教授是《斯大林在罗马尼亚的遗产》一书的作者。在布加勒斯特雅典娜音乐厅主持的一次演讲中，波托尼教授试图解释斯大林对罗匈两国在有关北特兰西瓦尼亚的分歧上进行判断的方式。他说：“斯大林早自1944年起就产生的想法是，向罗匈这两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都不应该提供便利。两者在战争中都行事恶劣，而且在与苏联的对抗争战上，两国都是错误的。但罗马尼亚获得了很大的优势，因为在决定退出轴心国联盟上也就顺利退出战争。8月23日的行动客观地改变了整个局面。这与其说是出于一个道德上的成就，更不如说是整个罗政治界和军事界看透了政治现实而取得的成果。那些决定乖乖地顺从在苏联联盟下的人士也就是从前在东部的战场上进行过大屠杀的军事领导人。”

罗马尼亚在1947年2月战胜国签署的巴黎和平条约会议上的筹码至少有一个：就是停止与苏联作战，转而投入反击德匈军队的进攻。不过，1944年10月25日被解放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已被苏联占领。只有在国王米哈伊一世（Mihai I）屈服于苏联的讹诈而任命莫斯科的亲信彼得·格罗扎（Petru Groza）组建由共产党控制的新内阁后，罗官员才被允许返回到该地区。但这远远没有澄清当时的局面。因此，罗匈两国的外交官们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利益与苏联斡旋，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二战结束时，罗匈两国恢复了1920年的边界线。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的归属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苏联接受了罗马尼亚提出的论据，但同时愿意满足匈牙利共产党的要求，从而在罗中部地区建立了由科瓦斯纳（Covasna）、哈尔基塔（Harghita）和穆列什（Mures）三县组成的自治区。下面请听斯特凡·波托尼详细地解释斯大林有关解决罗匈冲突提出的新方案。他说：“斯大林早自1944年至1945年起就采取了大国或大集团的思维方式。譬如，他知道匈牙利如果被迫使接受来自邻国的200万至250万人的话，会造成爆炸性的社会经济危机，对匈牙利共产党造成恶劣影响，直接损害马加什·拉科西（Matyas Rakosi）的名誉。匈牙利人会指责他无能为力，把一切责任推卸给他，说他是犹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们。然后还提到了不应该向罗马尼亚提供便利的问题。因罗马尼亚失去了巴萨拉比亚和布克维纳，作为赔偿应该把特兰西瓦尼亚归给罗马尼亚。这样一来，罗马尼亚就收回了特兰西瓦尼亚，但没有恢复对该地区完全的控制权。这里我们发现了导致成立匈牙利人自治区的一条线索。匈牙利人得到的信息是：你们可以留在这里，但你们应该改善你们的行为方式，放弃修正主义，放弃维也纳第二次仲裁判决的规定，放弃从其他国家获得帮助的希望，帮助你们的母国的时代结束了！罗马尼亚人得到的信息是：你们明明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采取了很糟糕的行为方式，你们不仅没有支持少数民族融入社会，而且还使得他们感觉是二等公民。”

匈牙利的自治区持续到1956年，当时匈牙利的反共革命使其失去莫斯科的支持。随着1961年的重新改组，1968年匈牙利自治区在齐奥塞斯库的行政改革中被解除。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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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达契亚-盖塔人的历史资料提供的信息并不多。达契亚金币-科森（Koson）是2500多年前居住在现今罗马尼亚境内的达契亚人文明的众多谜团之一。据希腊和罗马文献记载，在多瑙河以北和以东的东欧和亚洲地区生活着蛮族人，这指的是生活在地中海古代文明区域以外的居民。罗马人称之为 “蛮族之地” （Barbaricum）是日耳曼人、色雷斯人、伊朗人等民族聚居之地，在公元头几个世纪，亚洲和斯拉夫移民迁移到这一地区。达契亚-盖塔人也生活在这里，更确切地说，在多瑙河北部，喀尔巴阡山弧以内的地区。

在希腊罗马世界，经济货币化了，货币能交换任何物品。蛮族模仿希腊和罗马的钱币，来促进贸易交易。达契亚-盖塔人最早模仿的钱币是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四分金币。模仿的还有其它希腊钱币包括亚历山大-马其顿和菲利普三世同一时期的钱币。随着时间的推移，直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来到巴尔干半岛时，达契亚-盖塔人已经开始模仿希腊-马其顿钱币，但其质量和钱币上的刻画比不上原版的钱币。随着罗马帝国在多瑙河沿岸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巩固，达契亚-盖塔人开始仿制罗马的钱币第纳尔，科森钱币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历史学家兼钱币学家米哈伊·迪马（Mihai Dima）对达契亚科森钱币进行仔细的研究，撰写了多篇相关文章。他简短地介绍了科森钱币悠久的历史，这个名字来源于公元前44年参与反对布列比斯塔（Burebista）国王的阴谋，并继任王位的一位达契亚领袖。米哈伊·迪马说：“科森究竟是什么呢？是达契亚、色雷斯或斯基泰王朝的专有名称，但同时又有一种金币，后来还出现科森银币。科森金币是一种重约8.5克、直径在18到22毫米之间的金币。金币的一面是一只鹰，站在左侧的权杖上，右爪抓着一个花环。另一面是三个人物，一个执政官位于两个执行官之间。正面通常有一个字形图案，图案上有希腊文的科森字样。”

流传下来的古代物品往往也遵循着中世界的轨迹。据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伟大代表人物的一篇文章，达契亚科森钱币也是以这种方式传下来的。米哈伊·迪马说：“16世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在给布雷斯劳（Breslau）主教的一封信中首次提到了科森钱币。由于这封信是1520年写的，伊拉斯谟描述的钱币不可能来自1543年在斯特雷河（Strei）河床中发现的著名宝库。1543年前的文献记载还提到一个礼仪容器，上面镶嵌着几枚古代金币，其中包括一枚科森。在罗马尼亚境内阿尔巴尤利亚（Alba Iulia）一直保存到1557年，之后被带到斯洛伐克的尼特拉（Nitra）。据推测，尼特拉圣杯中的金币可能来自1491年发现的宝库，也许是现存最古旧的科森硬币。”

科森是在挖掘出一些宝库之后才发现的，其中大部分都是意外发现的。许多科森钱币的发现都是不确定的，就是说，虽然在历史来源中被提到，但没有流传到我们手中。尽管如此，米哈伊·迪马表示，专家坚信其中的一些确实存在过。他说：“我们确定的第一批科森金币在19世纪初，即1803年，在罗马尼亚境内的舒利亚努（Sureanu）山，格蒂亚努（Godeanu）山峰和奥勒什蒂耶（Orastie）山区发现的。瓦雷切雷·布内村（Valecele Bune）的一些居民发现了400枚钱币，经鉴定，这些钱币有三种类型，都带有一字花纹，但大小不一，最后一种没有一字花纹。就在这次发现之前不久，即在1802年，同一地区又出现了一批莱西马赫（Lysimach）金币，这促使该地区的许多居民去碰碰运气。很多人都很幸运，金币交易引起了奥地利当局的注意，他们就开始询问金币的来源。”

从那时起，科森钱币发现时，被存放在罗马尼亚的博物馆，但也流行在世界古董交易市场。达契亚钱币科森证明了出于边缘社会的达契亚人对主流文化模式希腊-拉丁文化的模仿，同时也证明了中心与边缘之间一直保持联系。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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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广播通信大大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使世界变得更小。突然之间，人们对遥远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会很快了解，在许多看法上也能按照彼此间的异同而作出改变。国外广播电台的罗语节目是向罗人提供了解熟悉其他社会的机会，尤其是在欧洲社会。通过电波建立联系的一个例子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藉着布拉格广播电台的罗语节目与罗马尼亚社会间建立了通畅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国家都通过广播向国外传播信息，同时还通过电波展开战争。在二战结束后，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军队占领，两国试图重建无线电联系。1946年10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广播公司国际电台建立了罗文编辑部，听众每天从晚上7点到7点30分能听到从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维诺赫拉兹卡（Vinohradska）大街12号楼直播的节目。

2000年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录制了对布拉格广播电台罗语编辑部主任格哈德·巴特（Gerhard Bart）的采访。他向大家介绍罗语编辑部每天播送的内容，他说：“我们每天播送一刻钟的新闻，之后总会有一些评论。当然，战后有许多代表团互访：捷克人前往罗马尼亚或罗代表团来到捷克，其中有商业代表团、文化代表团等等。我们总是试图录制并播出对这些人物的采访，因为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希望展示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关系。”

罗语编辑部全体人员不多，只有两名兼任翻译的记者。格哈德· 巴特回顾了一位比他年长同事，这位女士与罗马尼亚有着密切的联系。巴特说：“罗语编辑部还有一位出生于罗马尼亚的捷克籍女士埃琳娜·奥夫加齐克瓦（Elena Ofciacikova）。父亲是捷克驻罗代表，战争结束后奥夫加齐克瓦才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她罗语说得很好，我们一起主持罗语节目。当然，我们既是编辑，又是翻译，因为我们收到的所有新闻都必须翻译成罗语。考虑到我们随时会生病，或有时候必须到某地录制采访，经常邀请当地罗马尼亚留学生担任播音员，让他们录制新闻。”

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的节目不可避免地有政治化现象，但在1946年至1948年间，政治化并没有影响到新闻报道的质量。不过，这一切在1948年发生了变化：“从政治角度来看，在1948年2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之前，可以说一切都是非政治性的，建立在友谊关系及完全非政治化的基础之上。在1948年2月25日之后，广播电台的节目开始染上一些政治色彩，因为我们想报道这里的现实情况，我们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等等。1948年2月25日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演变成人民民主国家，就像罗马尼亚在米哈伊一世（Mihai I）退位之后一样。当然，此后的几乎所有节目都包含着政治核心或政治思想。”

1949年，罗语节目的时间被缩减到一刻钟，不久又因政治原因而停止。格哈德·巴特详细地介绍了关闭罗语编辑部的原因，他说：“关闭罗语编辑部的决定出自于罗马尼亚已成为人民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也是民主国家，所以不再需要说服罗马尼亚迈上我们所迈上的道路。因此，政府早在1949年6月就宣布，将要逐渐关闭罗语、匈牙利语、波兰语、保加利亚语等外语编辑部，并建立向法国、英国和美国播送节目的法语和英语编辑部。”

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罗语编辑部开展活动时间不长，而且不幸受到苏联极权主义政策的影响。但罗语编辑部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两国之间的友谊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在1968年，以及在1989年之后再次获得确认。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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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统治及其拥护者、共产党和法西斯政党的领导及普通党员，在民主政权统治下会不断声嘶力竭的地向举世喊叫他们所受的迫害和创伤。可是一旦掌握国家政权时，这些极权主义政党就会利用他们带有神话色彩的往日，对当前统治的社会毫不顾惜的灌注惊骇恐怖。共产党政权毫无疑问的就是这种恐怖和谎言的大师。 他们围绕自己的领导和成员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来建立充满神话色彩的堡垒，并在他们往日被监禁的监狱中所开办的博物馆中展出。而这监狱正是当初为他们的恐怖罪行而关押禁闭之地。

罗马尼亚多夫塔纳监狱（Inchisoarea Doftana）是公众能了解共产党人受苦的地方。监狱位于布加勒斯特以北约120公里的喀尔巴阡山延伸地区，于1895年启用。它被称为共产党人的监狱或 “罗马尼亚的巴士底狱” ，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但多夫塔纳又是科尔内里乌·泽莱亚（Corneliu Zelea）和霍利亚·西马（Horia Sima）这两位铁卫军首领被关押的地方。多夫塔纳曾是第一代著名共产党人格奥尔基·格奥尔基乌-德日（Gheorghe Gheorghiu-Dej）、奇夫·斯托伊卡（Chivu Stoica）、亚历山德鲁·莫乔罗什（Alexandru Moghioros）、格奥尔基·阿波斯托尔（Gheorghe Apostol），以及第二代共产党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iausescu）和格里戈雷·普雷奥迪亚萨（Grigore Preoteasa）曾被管辖囚禁之地。

多夫塔纳监狱1949年后被改成博物馆。在当年3月6日，苏联使者安德列·瓦辛斯基（Andrei Vashinsky）在国王米哈伊一世（Mihai I）的办公室用拳头敲打着桌子，要求彼得鲁·格罗扎（Petru Groza）成立亲苏维埃政府，这样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就开始改变罗马尼亚的面貌。为重建多夫塔纳监狱博物馆，在战后极度艰难贫困时期拨出大笔资金。罗马尼亚前反法西斯政治犯协会，前法西斯主义政治犯受害者国际联合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及罗马尼亚与苏联联系协会直接参与了该项目。

克利斯蒂安·瓦西里（Cristian Vasile）是罗马尼亚科学院“尼古拉·约尔加”历史研究所（Institutul de Istorie Nicolae Iorga al Academiei Romane）的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共产党政权如何将1945年后的罗马尼亚历史博物馆化了。他说：“1940年11月10日，多夫塔纳监狱被拆除，许多墙壁倒塌，直到1948年才恢复原貌，共产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几乎是从头开始重建博物馆，所以不太像原来的样子。他们投资了数百万美元，在当时的会计账上还留有具体的记录。”

多夫塔纳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活历史，试图向社会展示一个适合未来，不断变化的过去。克利斯蒂安·瓦西里说：“1965年前，人们常常谈论格奥尔基·格奥尔基乌-德日同志的牢房，1965年后，人们又开始谈论齐奥塞斯库同志的牢房。多夫塔纳是否是真正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呢？从1948年3月起，更加强调与法国大革命的比较，所以多夫塔纳被宣布为国家博物馆，因为往日的监狱被称为罗马尼亚反革命派的巴士底监狱。这与其说是建立国家历史博物馆，更不如说将讲述共产党人所受镇压的博物馆变成国家博物馆。此外，还潜移默化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多夫塔纳或以多夫塔纳为分馆之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博物馆是真正的国家历史博物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想法逐渐被淡忘摒弃了。”

当时，多夫塔纳成为共产党政权的世俗朝圣地。学校把中学生和高中学生带到多夫塔纳博物馆参观，学生加入少年先锋队的典礼在监狱里举办。对多夫塔纳的崇拜还延伸到了音乐艺术领域，其代表作是作曲家阿尔弗雷德·门德尔松（Alfred Mendelssohn）1950年创作的合唱曲《我从多夫塔纳观看》和交响诗《多夫塔纳的倒塌》。多夫塔纳最受欢迎的人物是伊利耶·平蒂里耶（Ilie PIntilie），他在1940年的地震中丧生，由于他是罗马尼亚人和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员，所以成为博物馆展示的重要人物。此外，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条大街也以他的姓名来命名。

克利斯蒂安·瓦西里说，罗共产党内部的竞争对立、政治斗争和清算也再度表现在博物馆被囚禁的共产党人身上。这样一来，德日（Dej）的反对者，如：鲁克雷吉乌·波德拉什库（Lucretiu Patrascu）、瓦西里·卢卡（Vasile Luca）、安娜·保克尔（Ana Pauker）等人的肖像也曾在多夫塔纳展出，但后来被移走了。“最初的博物馆展览，十分重视伯德勒什卡努（Patrascanu）其人，1947年他是多夫塔纳博物馆委员会反法西斯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中第四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德日，排在其后的是德奥哈利·乔杰斯库（Tehoari Georgescu）、卢卡（Luca）和伯德勒什卡努三个人，所以谁应该被视为传奇人物都很明确。后来，1948年伯德勒什卡努遭受共产党开除时，关于他的传说也随即被删除了。1952年安娜·保克尔、卢卡和德奥哈利·乔杰斯库也从博物馆展览中被删除。”

1990年多夫塔纳监狱博物馆消失了。除了当年没有多少资金支持该项目之外，共产党在这里制造的谎言也不可能永存。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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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统治及其拥护者、共产党和法西斯政党的领导及普通党员，在民主政权统治下会不断声嘶力竭的地向举世喊叫他们所受的迫害和创伤。可是一旦掌握国家政权时，这些极权主义政党就会利用他们带有神话色彩的往日，对当前统治的社会毫不顾惜的灌注惊骇恐怖。共产党政权毫无疑问的就是这种恐怖和谎言的大师。 他们围绕自己的领导和成员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来建立充满神话色彩的堡垒，并在他们往日被监禁的监狱中所开办的博物馆中展出。而这监狱正是当初为他们的恐怖罪行而关押禁闭之地。

罗马尼亚多夫塔纳监狱（Inchisoarea Doftana）是公众能了解共产党人受苦的地方。监狱位于布加勒斯特以北约120公里的喀尔巴阡山延伸地区，于1895年启用。它被称为共产党人的监狱或 “罗马尼亚的巴士底狱” ，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但多夫塔纳又是科尔内里乌·泽莱亚（Corneliu Zelea）和霍利亚·西马（Horia Sima）这两位铁卫军首领被关押的地方。多夫塔纳曾是第一代著名共产党人格奥尔基·格奥尔基乌-德日（Gheorghe Gheorghiu-Dej）、奇夫·斯托伊卡（Chivu Stoica）、亚历山德鲁·莫乔罗什（Alexandru Moghioros）、格奥尔基·阿波斯托尔（Gheorghe Apostol），以及第二代共产党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iausescu）和格里戈雷·普雷奥迪亚萨（Grigore Preoteasa）曾被管辖囚禁之地。

多夫塔纳监狱1949年后被改成博物馆。在当年3月6日，苏联使者安德列·瓦辛斯基（Andrei Vashinsky）在国王米哈伊一世（Mihai I）的办公室用拳头敲打着桌子，要求彼得鲁·格罗扎（Petru Groza）成立亲苏维埃政府，这样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就开始改变罗马尼亚的面貌。为重建多夫塔纳监狱博物馆，在战后极度艰难贫困时期拨出大笔资金。罗马尼亚前反法西斯政治犯协会，前法西斯主义政治犯受害者国际联合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及罗马尼亚与苏联联系协会直接参与了该项目。

克利斯蒂安·瓦西里（Cristian Vasile）是罗马尼亚科学院“尼古拉·约尔加”历史研究所（Institutul de Istorie Nicolae Iorga al Academiei Romane）的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共产党政权如何将1945年后的罗马尼亚历史博物馆化了。他说：“1940年11月10日，多夫塔纳监狱被拆除，许多墙壁倒塌，直到1948年才恢复原貌，共产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几乎是从头开始重建博物馆，所以不太像原来的样子。他们投资了数百万美元，在当时的会计账上还留有具体的记录。”

多夫塔纳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活历史，试图向社会展示一个适合未来，不断变化的过去。克利斯蒂安·瓦西里说：“1965年前，人们常常谈论格奥尔基·格奥尔基乌-德日同志的牢房，1965年后，人们又开始谈论齐奥塞斯库同志的牢房。多夫塔纳是否是真正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呢？从1948年3月起，更加强调与法国大革命的比较，所以多夫塔纳被宣布为国家博物馆，因为往日的监狱被称为罗马尼亚反革命派的巴士底监狱。这与其说是建立国家历史博物馆，更不如说将讲述共产党人所受镇压的博物馆变成国家博物馆。此外，还潜移默化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多夫塔纳或以多夫塔纳为分馆之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博物馆是真正的国家历史博物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想法逐渐被淡忘摒弃了。”

当时，多夫塔纳成为共产党政权的世俗朝圣地。学校把中学生和高中学生带到多夫塔纳博物馆参观，学生加入少年先锋队的典礼在监狱里举办。对多夫塔纳的崇拜还延伸到了音乐艺术领域，其代表作是作曲家阿尔弗雷德·门德尔松（Alfred Mendelssohn）1950年创作的合唱曲《我从多夫塔纳观看》和交响诗《多夫塔纳的倒塌》。多夫塔纳最受欢迎的人物是伊利耶·平蒂里耶（Ilie PIntilie），他在1940年的地震中丧生，由于他是罗马尼亚人和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员，所以成为博物馆展示的重要人物。此外，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条大街也以他的姓名来命名。

克利斯蒂安·瓦西里说，罗共产党内部的竞争对立、政治斗争和清算也再度表现在博物馆被囚禁的共产党人身上。这样一来，德日（Dej）的反对者，如：鲁克雷吉乌·波德拉什库（Lucretiu Patrascu）、瓦西里·卢卡（Vasile Luca）、安娜·保克尔（Ana Pauker）等人的肖像也曾在多夫塔纳展出，但后来被移走了。“最初的博物馆展览，十分重视伯德勒什卡努（Patrascanu）其人，1947年他是多夫塔纳博物馆委员会反法西斯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中第四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德日，排在其后的是德奥哈利·乔杰斯库（Tehoari Georgescu）、卢卡（Luca）和伯德勒什卡努三个人，所以谁应该被视为传奇人物都很明确。后来，1948年伯德勒什卡努遭受共产党开除时，关于他的传说也随即被删除了。1952年安娜·保克尔、卢卡和德奥哈利·乔杰斯库也从博物馆展览中被删除。”

1990年多夫塔纳监狱博物馆消失了。除了当年没有多少资金支持该项目之外，共产党在这里制造的谎言也不可能永存。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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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1918年给欧洲地图带来的边界和国家结构的变化，必须考虑人类生活的两个现实，一个是物质现实，另一个是乌托邦现实。第一个就是造成超过 2000 万名军人和平民死亡，约 2300 万人受伤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状况。也就是法国、英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与美国组成的协约国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与保加利亚所组成的同盟国集团，这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争夺战，来实现他们的利益。就像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一样，所谓的“伟大战争”划定了新的边界。 第二个现实，即乌托邦现实，也在战争期间出现，但是反对了战争，即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列宁的伟大胜利强烈激励了那些希望全世界而不仅仅是本地边界上发生深刻变化的所有人，他们也相信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我国是于1916年，即战争爆发两年后才加入冲突，但罗马尼亚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相当于为为整个战争那样。据估计，罗马尼亚的牺牲人士占总人口的7.5%至9%，即 58万至 66.5万人死亡，其中一半死于斑疹伤寒。

罗马尼亚人的牺牲得到了回报: 巴萨拉比亚省于1918年3月27日、布科维纳省于1918年11月28日还有巴纳特省、马拉穆列什省和特兰西瓦尼亚省于1918年12月1日都与罗马尼亚王国统一。该牺牲是所有罗马尼亚人付出的代价，而正如历史学家伊万·斯库尔图所表明的那样，罗马尼亚国王菲迪南和玛丽亚王后以及罗马尼亚政治阶层都适合了那么庄严的时刻：“自由党领导人扬·约内尔·布勒蒂亚努参与了这些事件，并在实现伟大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巴萨拉比亚人、布科维尼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都派出使者来到雅西市，在宣布统一之前，与菲迪南国王和扬·约内尔·布勒蒂亚努等政界人士讨论了如何为统一进行动员。布拉蒂亚努率领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和会，在那里他面对了当时伟大的政界人士，从美国总统威尔逊到英国首相。菲迪南国王是德国人，曾是德国军队的军官。当在王室会议上表达了罗马尼亚加入针对他国家和家人的战争的意见时，他做出了个人让步的行为，但同时这对罗马尼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行为。 玛丽亚王后从一开始就是罗马尼亚与协约国一起参战的主张者。她是英国人，在说服菲迪南为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利益做出个人让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路上，国王和王后一直与罗马尼亚人、军队、主要政党领导人站在一起。”

1918年12月1日，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国民大会在阿尔巴·尤利亚市召集，而具有立法权的大罗马尼亚国民议会这个机构要求召集1228名代表来起草和罗马尼亚王国统一的决议。大国民议会与行使行政职能的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一起决定，只有在普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新的开始。罗马尼亚人实行普选权的时机已经到来，普选权提供最大的代表性，而罗马尼亚政党和特兰西瓦尼亚民族组织自1881年以来一直在争取普选权。 宣布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统一的投票代表国家意愿，但也有紧迫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引发了变革主义乌托邦，历史学家兼政治学家丹尼尔·巴尔布说，必须通过那些目睹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在四年的战争后形成的无政府状态的人的眼睛来看待普选权这个民主实践： “阿尔巴·尤利亚议会的参与者，或者至少是那些起草该决议并将其提出获得民众好评的人是民主主义主张者吗？ 他们显然是罗马尼亚爱国者。他们是拥有长期议会经验的人，他们拥有政治科学和实践。”

大罗马尼亚于1918年根据罗马尼亚人民的意愿并在有利的国际框架下成立了。在新罗马尼亚国家，所有认为它完全符合他们期望的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独裁者在言谈举止上的公开性、透明度和受欢迎程度一向是传媒报导最强调的信号之一。 但这些出自任何独裁政权中的信号必须加以完全相反的解释。在共产党政权统治时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形象恰好与宣传中的相反。 没有多少罗马尼亚人可以夸耀自己曾近见过齐奥塞斯库，更不用说与他握手了。 忧虑以及随着年岁流逝而越发加增的警惕及偏执，使得齐奥塞斯库在极少数的场合里才能让人们在近距离里看到他。

这样一种场合是他出国访问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索林·库尼亚 (Sorin Cunea) 从 1960 年代下半叶开始在自由欧洲电台工作，是在外国工作记者中有最多机会近距离观看齐奥塞斯库的记者。他在1998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说，他是从共产党媒体中得知齐奥塞斯库出国访问的消息。他总共参加了齐奥塞斯库12次出访期间的新闻发布会。 其中一次是在西德的新闻发布会，他还记得当时齐奥塞斯库的妻子埃琳娜（Elena）也在场，还有一名在该政权中行为最卑鄙的记者也陪着他们。库尼亚说：“我们所以来参观拜耳公司（Bayer），是因为我们的埃琳娜同志，一位被赞誉为 ‘世界知名的化学家，透露了她的愿望，于是德国东道主为她安排参观位于勒沃库森（Leverkusen）的拜耳公司。 由于专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正式会谈我们无法参加，诺埃尔·伯纳德（Noel Bernard）就决定我们应该去勒沃库森。 罗马尼亚代表团在参观了几个部门后，走进了一间会议室，陪同的东道主就在那里为埃琳娜同志所提出的问题给与回答及解释。 然后我看到了阿德里安·波乌内斯库（Adrian Păunescu），我想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他是陪同齐奥塞斯库夫妇的记者代表团中的一员。 伯纳德和我都比较沉默寡言，对齐奥塞斯库夫人提出的问题不感兴趣。 我看着波乌内斯库坐在她面前，在那张桌子旁聚精会神地记下了她每一句话，记下了她所提的每个词汇，并且夸张其事地记了下来，让人可以看到他对她所谈的事情多么感兴趣。

索林·库尼亚与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所有其他记者一样，为齐奥塞斯库幕僚所熟知并被跟踪。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他受到了罗马尼亚共党代表团不友善的对待。他回顾说：“当会场宣布媒体记者可以进入时，我把录音机扛在肩上，就迳直地走了进去。就在大家都进来后，我被一个口说罗马尼亚语的人拦住了，很显明地他知道我是谁。 他用一种类似秘密警察的语气告诫我说：“别再把麦克风钉在齐奥塞斯库同志的身上，你难道不了解你在打扰他吗？ 我没说话就走进了正在举行晚宴的房间，当齐奥塞斯库开始致辞时，我就按我所知将麦克风定准他，以便录制并开播这次讲话的片段。 我必须说，当他说话时，还不时举杯喝其中淡黄色的液体，我想大概是甘菊茶。 他可能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或者是出于陪伴医生的叮嘱。

索林·库尼亚被问到是否曾在这些新闻发布会上与齐奥塞斯库直接对话？ 他回答说：“我曾经有一次在波恩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我得承认，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总设法坐在第一排，因为我非常想让自己的音讯出现在布加勒斯特的新闻杂志上。而且不管当时情况如何，他回答了我的问题。后来，在维也纳为他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我也是带头提问，并且还很仔细地观察了他们夫妇。 我发现齐奥塞斯库每次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都会在等候译员翻译的过程中盯着埃琳娜·齐奥塞斯库来寻求她的认可。 我看到她不时肯定地点点头，像是在说: “不错，你回答得很好！

齐奥塞斯库任性好斗的性格也经常会在公共场合爆发出来。 索林·库尼亚在回顾这样一个场景时说：“同样是在波恩，当他在回答完了一个有关‘合作与安全会议的问题之后，从布加勒斯特来的译员在翻译他的回答时，补充了‘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 这时，齐奥塞斯库突然转向这位翻译粗暴地说：“我没有提‘欧洲这一词！其实那人只是说出了整个国际会议的完整名称，就遭受到这种意外的呵斥。 再有，每当他参加庆典活动或新闻发布会时，一定先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梳子整理一下头发。 他总是很注意自己在人前的形象。

近距离看，齐奥塞斯库只不过是一个简单平凡，不引人注目的人，与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形象差得很远， 可是历史却让这个原本渺小的人变得过分超大了。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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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欧洲电台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罗马尼亚在自由信息、政治经济及文化动态的分析和综合报导上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在自由欧洲电台的罗文编辑部团队中保有一些罗新闻界的著名人士如：诺埃尔·贝纳德（Noel Bernard）、弗拉德·乔杰斯库（Vlad Georgescu）、米尔恰·卡尔普（Mircea Carp）、内库莱·康斯坦丁·蒙蒂亚努（Neculai Constantin Muntanu）等人，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莫妮卡·罗维内斯库（Monica Lovinescu）也名列其中。今年11月19日是她的百岁诞辰纪念日。

莫妮卡·罗维内斯库是1945至1989年间罗马尼亚流亡国外的反共反法西斯自由派人中呼声最坚强者之一。她出生于首都布加勒斯特，是文学评论家尤金·罗维内斯库（Eugen Lovinescu）的女儿。莫妮卡·罗维内斯库本身是记者兼文学评论家。1947年刚满24岁的她正处于职业生涯兴起之时，决定移居法国与丈夫维吉尔·耶伦卡（Virgil Ierunca）一起制作自由欧洲最具吸引力的文化和政治广播节目。她那甜美的声音、高尚的道德准则，无可指责的职业操守以及中肯无偏的观察和批评，使她成为广播界闪耀的一颗明星。

莫妮卡·罗维内斯库在1998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回忆起二十世纪60年代初成立的 “自由欧洲巴黎办公室” 以及在那里制作的著名广播节目，都深受罗马尼亚大量听众的欢迎。 她说：“我们与众不同，我们在这里做了其它国家一般不做的事情。在每周播出的一小时节目中，有我主持的专题节目《巴黎的论题与反论题》以及维尔吉尔·耶伦卡主持的40分钟的专题节目《演讲的故事》，还有两次20分钟的《罗马尼亚现今实况》专门介绍国内的文化活动，我们整天呆在播音室里，播出时间比所有其它部门要长。”

莫妮卡·罗维内斯库全心全意投身于新闻播报工作。她不仅在播音室里拥有匹配自己的技术设备，而且在家里还有一台磁带录音机来与丈夫维吉尔共同录制节目，到办公室时只需配上音乐即可播出。考虑到罗马尼亚自由媒体在共产党执政时期面临的重重困难，莫妮卡·罗维内斯库谈到如何取得有关罗马尼亚的信息。她说：“我们用两种方式收集信息。一方面是通过报纸，我们订阅了主要报纸，都使用维尔吉尔·耶伦卡的姓名，但为了避免透露家庭地址，决定使用邮箱。另一方面，我们每月至少采访四五位作家，并将其命名为‘匿名者’就是说，任何罗作家都不知道我们还会与谁会面，他们知道我们还会与其他人会晤，但不知道是谁。为了避免这些作家遭到迫害，我们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国内的文学生活和重大政治问题。”

莫妮卡·罗维内斯库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她所主持的节目不仅谈论罗马尼亚时事。她说： “《巴黎的论题与反论题》专题节目的主题不仅是罗文学，而且也涉及到巴黎的文化生活，是每周文化综合报道。巴黎是萌发新潮思想和前卫文化的十字路口。我主持的节目还介绍诸如卢奇安·宾蒂利耶（Lucian Pintilie）、米尔恰·埃利阿德（Mircea Eliade）、尤金·约内斯库（Eugen Ionescu）等海外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的成就。他们都先后接受过我的采访，并由我主播有关他们的节目。”

莫妮卡·罗维内斯库这类令当政不安的记者，不可避免地引起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的注意，以致罗政府最终决定要让她闭嘴。首先，共产党政权开始在报刊上对她诽谤，转而进行人身攻击。她回忆说：“1977年11月，在巴乌尔·格马（Paul Goma）抵达巴黎的前夕，更确切地说在11月18日，有两个巴勒斯坦人等着我，示意我进屋去有话要跟我说话。我觉得这很可疑，因为他们称呼我 ‘madame莫妮卡’， 而在巴黎这是一种亲热的称呼，与陌生人说话时不能用。所以我想明白了，没有让他们进屋。结果，他们开始打我的头。我在一声尖叫中摔倒在地昏了过去，幸亏街上来了人他们就跑开了。来救我的人追了出去，但没找到他们。我只是鼻子有点骨折，但无大碍，不过脸和胳膊都摔肿了。”

1989年后，莫妮卡·罗维内斯库继续向罗马尼亚人讲述自由、民主、原则和历史，直到2008年去世。她的作品是一份极其重要的遗产，有助于人们了解罗马尼亚知识分子被流放后、与邪恶政权对抗并取得胜利的境况。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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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的悲剧深深地震撼着同时代的人们。纳粹发动的战争尽管表面上是来势凶悍，不可阻挡，但许多心地善良的人却尽力对抗，以免那些因非理性的种族标准而遭受迫害的人们继续受苦。其中一些对抗者就是罗马尼亚人，这些人不愿违背道德底线，因此不顾后果地帮助犹太人。其中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预备役上校、老兵埃米尔·托梅斯库（Emil Tomescu），他于1942年获得上尉军衔。1997年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他描述了在敖德萨（Odesa）附近，亲眼看见一名法国人逃离的宫殿里发生的事情：“我发现门窗都被钉上了。询问原因时，士兵告诉我里边关的都是犹太人，而且每周都会有一名裁判官来带走一个人，之后这人就失踪了。我后来得知裁判官朝带走的犹太人后脑勺开枪，接着把他扔进一口废弃的井里。我打开井盖，发现的情景难以描写！而囚禁房间里的一群人就无异于一堆活骷髅！他们没饭吃，不能洗澡，可真可怕极了！他们把一个房间改成厕所。我立即下令把锅炉里的水烧热，把他们带到外面去，让他们洗澡，给他们准备饭吃，并找到一些比较强壮的妇女到厨房预备饭食。但我不能久留，因为被命令要返回前线。大概有人对我的举动做了汇报，所以就让我回到前线去。”

阿丽斯蒂娜·色伊利亚努（Aristina Saileanu）来自我国北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特尔古·勒普什（Targu Lapus）市，这个地区1940年8月30日在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后被匈牙利吞并。1997年她回顾了父亲如何拯救一个犹太人家庭，把他们藏在森林里的一间小屋里。她说：“我们家在罗马尼亚勒普什14公里外的勒瓦亚（Raoaia）。我们家人自力更生，生活上什么都不缺。家乡坐落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爸爸出于对人类的关爱决定做一件善事。在4月15日那天的夜间，让我和一名仆人去帮助他们。我把孩子们带出家门，送到勒瓦亚，爸爸在家里等着我们。他把孩子们带到森林里，给他们建了一座小屋，在那儿安顿下来，这一切都是很冒险的，因为德国人如果发现我们，就会将我们处决。”

来自布拉日（Blaj）的格奥尔基·摩尔多万（Gheorghe Moldovan）在1997年接受采访时说，他与他带领的一些年轻人不畏艰险，不断给佩尔莎尼-勒戴尼-布拉索夫（Persani-Ladeni-Barasov）高速公路附近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送饭吃。他领导的这个协会为帮助犹太人采取了何种行动呢？他说：“首先，他们的目的是救助犹太人免遭驱逐。在国家其它地区他们被集中起来带到后方，然后从那里运往布拉日，转入集中营，这些集中营是劳改营，而不是灭绝营。但北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人都已经开始面临会被送到奥斯维辛及其它地方灭绝营的威胁。本协会帮助犹太人偷渡国境，我遇到了一个经常来这里协助我们的人，他感谢我。根据描述我觉得他好像是拉乌尔·瓦伦贝格（Raul Wallenberg），因而感到骄傲。他是一位个子高，十分勇敢，很了不起的人。”

索妮娅·帕尔蒂（Sonia Palty）2001年回顾了农业专家瓦西雷斯库（Vasilescu）的经历：他被通报帮助犹太人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索妮娅·帕尔蒂说：“瓦西雷斯库先生是个善良人。我们只有劳动完毕后，才能拿到饭食。而在冬天劳动的人很少，因为大多数都患病：流感、腹泻、风湿病等等。那么，瓦西雷斯库在12月份，就是说在圣诞节快要来临之际，决定给集中营里包括没有出去劳动的孩子、妇女和老年人在内，所有人分送饭食。第二天有人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告诉我们，过一个小时就要准备带上行李，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去，从那儿开往布格（Bug）的伯格丹诺夫卡（Bogdanovka）集中营。卡贝里亚努（Capeleanu）中尉前来，开始用鞭子抽打我们。他举起鞭子，继续往前行时，瓦西雷斯库握住他的手说：‘够了！鞭打他们够多了，别管他们了，反正他们要离开了。’卡贝里亚努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瓦西雷斯库常常维护并帮助犹太人，给他们送饭吃。后来他被遣送到顿河河湾，从此再没返回。”

二战期间犹太人经历了极为困难的遭遇，一些罗马尼亚人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们。犹太民族为此向这些罗马尼亚人表达感激，授予他们“国际义人”的称号。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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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罗马尼亚领土定居的历史悠远，早自罗马帝国占领达契亚时期，就有零星的文献记载。在罗马尼亚公国王庭的档案中，最古老有关定居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的文献记载始于14世纪。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萌芽及发展的同时，犹太复国主义也开始兴起，而且在罗马尼亚发展势头强劲。据193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有73万犹太人在罗马尼亚居住，占全国人口的大约4%。但同时在欧洲和罗马尼亚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也导致许多犹太人选择迁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

迁移到巴勒斯坦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命运，自己独特的生活故事。1995年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采访了萨穆伊尔·施泰恩（Samuel Stein），请他讲述迁居巴勒斯坦和回返国内的故事。像任何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一样，施泰恩吸收了激进的人生和政治观点。他在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1935年因参与共产主义活动被捕，并被监禁于多夫塔那监狱（Doftana），直到1936年。他在1995年接受罗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回顾了我们目前只能在历史文献里看到的人士记载，如罗马尼亚犹太人社团领导人、法学家兼政治家威廉·菲尔德曼（Wuilhelm Fliderman）和农民民族党主席尤利奥·马尼乌（Iuliu Maniu）： “我对菲尔德曼的看法不佳，因为他支持自由党，而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人党却与农民民族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特兰西瓦尼亚犹太人党的成员中也有许多来自布克维纳（Bucovina）、巴萨拉比亚（Basarabia）、摩尔多瓦、蒙特尼亚、奥尔特尼亚和多布罗加等地区的犹太人。其中大多数，尤其是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巴萨拉比亚和布克维纳的犹太人，都支持农民民族党和主张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党。当时，我本人并不热衷犹太复国主义，而是推崇共产主义。但后来农民民族党的马尼乌与铁卫军达成协议引起我们的愤怒。铁卫军的权威就是在这项协议的基础上夺得的，而之前他们只不过是一帮流浪汉，一帮恶棍，这不只是像我这样的犹太人，而是所有人包括罗人在内的看法。”

萨穆埃尔·施泰恩当时就像绝大多数在1918年成为罗公民的犹太人一样，是一个完全融入罗社会的犹太人。他说：“我有很多罗马尼亚朋友，由于我在服兵役期间的表现和我的性格，在军队里获得了重要的职位，并赢得了许多朋友。之后，甚至有一名铁卫军士来找我，请我看好他的点心，因为怕他的朋友会偷吃，我就答应了。我经常有关军团运动与他交谈，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但说，他没有别的出路，因为如果决定退出，他们就要打死他。”

1939年施泰恩决定迁居到巴勒斯坦。他在康斯坦察港与其他780名犹太人乘坐一艘运牛的轮船启程去寻找新的家园。但在离罗德岛不远的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z）海域，因船上起火而导致乘客们被疏散到一艘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派遣的船上，至终抵达巴勒斯坦。

这是施泰恩新生活的开端。他加入了共产党，但因拒绝参军而被开除党籍。他选择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拉马特·雷切尔（Ramat Rahel）基布兹工作。他说：“这个农庄面积约10公顷，我不记得有多少人住在那儿。有的人在耶路撒冷工作，有的在基布兹从事农业，还有些人前往死海。融入社会是渐进的过程：首先在死海工作两周左右，装卸向耶路撒冷运货的船只和卡车上的货物，或者在耶路撒冷火车站当作搬运工。我背抗的袋子有100公斤重的。”

在被问道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如何时，萨穆埃尔·施泰恩的个人记忆中没有留存任何与紧张或暴力有关的事件。他说：“有一天，我从拉马特·雷切步行到耶路撒冷，在那儿有亲戚。我在看亲戚后步行回家。后来，他们听我提到从拉马特·雷切尔步行回家时，就说 ‘你真是个傻瓜，阿拉伯人会在路上杀死你！’ 但事实上，我从没遇到任何问题。正相反，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某地站岗时，有一名阿拉伯人来到我身边告诉我他也愿意成为犹太人。”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加入了英国军队的犹太旅，在北非、南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作战。战争后，1947年，萨穆埃尔·施泰恩做出新选择：返回到罗马尼亚定居。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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