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弓箭是人类历史最古老的武器之一，同时用于打猎和作战。正规军建立并使用弓箭手特种部队赢得了许多战斗。弓箭是东方最常用的武器之一，但西方的弓箭手也赢得了口碑，其中最著名的英国弓箭手。在罗马尼亚领土上，古希腊历史记载就已经提及弓箭：乌云满布时，杰特-达契亚的弓箭手向乌云射箭，这是他们崇拜杰伯雷吉斯神（Gebeleizis）的一种方式。中世纪时代，弓箭是罗马尼亚各个公国的王子用来作战和打猎使用的工具，这是欧洲普遍的做法。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弓箭手部队被认为是最有技巧的部队，在多次战役中被派遣到战场协助盟友。1410年，摩尔多瓦大公“善人-亚历山德鲁”（1400-1431， Alexandru cel Bun）派遣了400名摩尔多瓦弓箭手在格林瓦尔德（Grunwald）战役中与波兰和立陶宛军队联手与条顿骑士团作战。当年，在同一战役中，在玛利恩堡有800名摩尔多瓦弓箭手与波兰立陶宛联盟联手作战，赢得胜利。

军事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中世纪使用弓箭的方式进行了探讨。历史学家兼射箭教练亚历山德鲁·马德伊（Alexandru Matei）认为从弓箭手的射发可看出他们来自何种文化地区。他说：“射箭技巧根据扣弓方法，可分成西方和东方的不同技巧，用不同射箭技巧的东方地区包括阿拉伯、波斯、土耳其、拜占庭、中国、满洲、朝鲜和日本等。地中海地区的射箭技巧较简单，使用简单的弓箭，用两三支手指扣弓。此外还有扳指扣弓。据一些历史文献，瓦拉西亚和摩尔多瓦使用鞑靼式弓箭。弓箭不大，也许是用三支手指扣弓。扳指扣弓是一种古老的射箭技巧。在亚洲斯基泰地区的考古发现中有扳指扣弓的因素。罗马尼亚人在蒙古人之前使用扳指射箭的可能性很大。特兰西瓦尼亚的射发大概也是用三支手指扣弓，也许用长弓和鞑靼人使用的小弓。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多瓦尽管没有弓箭手特种部队，但所有贵族都会射箭，这是一个贵族必备的技能。罗军队依靠弓箭，摩尔多瓦弓箭手在1410年的格林瓦尔德战役中被用作雇佣兵。”

考古物件是研究弓箭手使用弓箭方法的来源。但由于在对某些物品解释的错误，未能发现这类物件的其它用处。亚历山德鲁·马德伊说：“有关射箭历史的来源并不多。历史学家不一定考虑当时使用何种弓箭，而是考虑士兵的手法。所挖掘的射箭戒指包括圆形、圆锥形及其它形状，但大多数被诠释为首饰。十年前，当再次发现扳指扣弓时，许多历史学家开始对这个手法重新分析，但未能得到确认。博物馆里有一些指环，但并不被认为是射箭扳指。”

就像任何其它物件一样，弓箭也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尽管有史以来，人们对弓箭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深恶痛绝，但作战时将士们还是尊重荣誉规则。不过，从这点上讲弓箭的形象并不好。弓箭手如果被抓获的话，手指上的茧子很容易被辨认，敌人在切断他们的一两支手指后，把他们送到帆桨船上做划桨手，认为他们是懦夫。亚历山德鲁·马德伊说：“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说，弓箭是瓦拉希亚人最厉害的武器。弓箭手并不被认为有什么特别。西方人和基督教徒认为弓箭是魔鬼的武器。面对面的剑斗比射箭更体面一些。弓箭被认为是懦夫和魔鬼的武器。大马士革的圣约翰曾谈到异教徒向圣徒特奥多尔的圣像射箭玷污圣象这件事。这大概是弓箭被视为魔鬼的武器起源之一，尽管拜占庭帝王利奥六世哀痛拜占庭人说他们不会射箭，但认为他们必须学习射箭来更有效地抵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与弓箭可以媲美的武器是弩、石炮和火炮。石炮和火炮后来造成弓箭逐渐从作战武器中消失。后来猎枪被发明时，连打猎也不再使用弓箭了。尽管停用，对传统武器感兴趣的人依旧喜欢弓箭，目前继续在体育比赛中使用。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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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5月10日对罗马尼亚社会来说是有象征性意义的日子，标志着国家经过长期的动荡，不稳定和失望后迎来新的开始。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罗人试图落实现代思想并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民主主义社会。这些思想在登基的德国亲王卡罗尔·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身上体现出来。他1866年5月10日被推选为罗马尼亚亲王，这样罗马尼亚迎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卡罗尔一世是罗马尼亚4位国王中的首位，而且据很多人的意见也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1945年。

历史学家阿林·丘巴勒（Alin Ciupala）说，最初，卡罗尔一世和罗马尼亚人在相互接受上面临一些问题，但同时也抱有希望：“除了罗政治界之外，罗人对卡罗尔的态度相当冷淡，因为不了解他，仅知道他是一位来自德国，信仰天主教的亲王，因此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人。相反政治精英对他抱有很多的希望。在亚历山大·伊昂·库扎（Alexandru Ioan Cuza） 使他们失望的背景下，他们对未来国王卡罗尔一世抱有很大希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亲王抵达布加勒斯特时所见一切使他震惊。伊丽莎白女王幽默地讲述卡罗尔来到布加勒斯特的情景。经过长途疲劳冒险的旅行，卡罗尔精疲力尽地抵达布加勒斯特，这里的现实使他一下子感到灰心丧气。与德国大城市相比，布加勒斯特简直是一个小镇子。卡罗尔吃惊地发现，他的住宅（布加勒斯特的格雷斯库宫）一点也不像王宫。尽管感到失望，卡罗尔最终克服了最初阶段的困难，适应了这里的新生活。”

卡罗尔一世的继任者，他侄儿菲迪南一世希望不辜负他杰出的伯父。1918年他与他妻子，玛丽王后一同成为大罗马尼亚的创始人。下面请听历史学家阿林·丘 帕勒的描述：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极悲惨的时刻，对全体人们注入极大的活力，并对国家日后的巩固作出贡献：“玛丽王后除了作为组织者和护士，在战线后方安 慰受伤者和平民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还扮演了政治角色。尽管当时的君主立宪制不允许王后行使政治职权，但她克服了这些障碍。频繁的信函交往证明了玛丽王后为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在政治上费尽的心血。当时的回忆录表明，王后不仅扮演社会和文化角色，而且还扮演政治角色。在1918年初极为困难的时刻，王后是坚信必胜，并试图保有鲜活的民族国家理想的少有的罗领导人之一。从道德上讲，她的坚定不移的态度配得关注。”

第三位国王卡罗尔二世是位难以相处，富有争议的人士。由于他在位的30年代是罗马尼亚所经历的动荡年代，历史学家认为国家的民主衰落的开始与他有关。历史学家佛罗林·穆勒尔（Florin·Muller）说：“卡罗尔二世是个复杂的人士，我认为与他的继任者安东内斯库将军（Ion Antonescu）和罗共产党领导人的联系与前两任国王（卡罗尔一世和菲迪南一世）相比更紧密。在卡罗尔二世的统治期间，罗马尼亚的现代化跨入新阶段，他积极参与其中。在罗马尼亚的现代化过程中，道德和宪法原则降到次要地位。对卡洛尔二世来说，最重要的是用近似法西斯式的方法动员国家资源，这与简朴的卡罗尔一世和他谨慎的父亲菲迪南一世的行动方式相矛盾。他的政治行动方式给罗人打下深刻的烙印。譬如，共产党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卡罗尔一世的个性化执政的影响。他打下了罗马尼亚的独裁政权的基础。”

最后一位国王是战后后就位的米哈伊一世。他为复苏民主做出很大努力。他沿袭了最初两位国王辉煌的传统。1947年12月30日罗君主制度被共产党政权推翻，罗马尼亚陷入独裁统治的魔爪中，直到1989年共产党政权被推翻。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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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共产党1945年3月6日在苏联的支持下上台后 ，立即开始照苏联的模式改变社会。1948年的教育改革为一个怪异的教育机构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这就是工人大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大学视为资本主义剥削的表现形式。由于工人演变成共产主义制度的象征阶层，并一切都是从工人的角度来分析，所以大学的宗旨被认为是本着劳动精神教育人使其变成新人。工人大学的角色是培养代替旧干部的新干部。通过工人大学，共产党政权可以控制青年学生。

安德列·班克（Andre Banc）在上世纪50年代中叶，就是工人大学的顶峰时期，曾是大学生兼广播电视记者。下面请听班克在2002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简述学生报考工人大学的方式。他说：“我1955年考上大学时，共产党是上台仅9、10年。在这9年内建立了整个国家机制。这样许多工人，即那些被认为有‘健康来源’的人，占据了领导和执行地位，其中有一些连高中也没读过。他们快读完高中，上了两年的工人大学。两年制的工人大学实际上代替了高中，因为学生是一些只上过小学的人。于是，他们用两年的时间读高中，这并不像今天看来那么严重，因为我同代人上的高中课程，照俄罗斯的模式也是两年。我的1/3以上的同学是工人大学的学生，他们年龄比我们大得多，都是共产党人。于是，他们从政治上融入青少年群体。其余的学生都算是孩子，年龄为16、17岁左右。”

工人大学的学生是成年人，他们都坚持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坚决支持政权。他们有责任指导青年，在思想和教育方面培养他们。安德列·班克说：“如今高中毕业生的年龄19、20岁左右，而我的大多数女同学满了这个年龄时已经结婚了。其中一些已经有孩子，因为她们为了被分配到布加勒斯特工作，跟持有布加勒斯特身份证的人结婚。工人大学的一部分同学年龄比我们高近一倍。现在在我已经60岁，他们已经70多岁，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不显得那么大，但当我仅19岁时，他们就已经32岁了，这就显得差距非常大。年龄大一倍的，算是很多。譬如说一个40岁和一个80岁的人年龄差很大。他们都结婚了，有孩子了，大多数有工作，就是说他们有某些责任，不能像我和我同学们一样无忧无虑。他们受到的压力不仅是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来自工人的环境，而且是如果他们放纵，就会面临失去工作和学生身份的危险，而他们还必须养家糊口，这真是不容易。”

在所有学生组织中，领导职位都是由工人大学的学生担任。安德列·班克说：“每个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都是工人学生，我们的党支书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我们不应该觉得他们是脑筋迟钝闭锁的人。我们党支书年龄比我大一倍，是《劳动报》的记者。年轻工人联合会办公室由民主选出的学生组成，但党支书是被提名的，并是工人大学的一位年龄高的人。此外还有第三种学生，这指的是读工人大学，但因已担任重要职位，没有时间上课的人。他们只来参加考试。其中之一是杜米特鲁·阿尼诺优（Dumitru Aninoiu）。我在每次复习考试期间都和阿尼诺尤及其他同学一起学习。他们没有笔记，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组建一个10至12个人的小组，我们这些人年轻，学习棒的人同工人大学里一些学习慢的学生同阿尼诺尤一道学习，帮助他们通过考试。阿尼诺尤是新闻局局长，今日看来这显得更复杂一些。”

工人大学曾是罗马尼亚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寄生学校，共产党执政需要培养自己的干部。自60年代起，这是建立党的高等意识形态教育的基础。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在1948年后，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没收了所有企业并按马列主义思维方式演变成罗经济的唯一所有者，同时又成为一个几乎完全消失的市场的唯一生产商、供应商、贸易商、管理者和竞争者。鉴于巩固共产主义制度依赖于经济，罗共产党按照苏联的模式，将经济视其当务之急，并任命镇压机制来予以监督。在各指令和法案中，秘密警察的责任是如此规定的：“了解、预防并清除可以破坏国家经济并损害国家安全的任何行为。”

国家调查前情报局档案理事会的研究员里维奥·泽拉努（Liviu Taranu）说“情报局与共产党机制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在经济各个领域接受了不同的责任。在1950年至1970年负责监督经济活动的机构命名为‘反破坏活动局’，在1970年至1980年间则称为‘经济反间谍二局’。这并非是唯一具有经济责任的机构，还有其它在不同领域开展活动的机构。譬如，“内部情报一局”和”对外反间谍局“，1978年后还加上了”对外间谍中心“和一系列独立机构，如：对外贸易独立机构和著名的多瑙河对外贸易机构。”

情报局在经济领域使用与其政治纲领相关的手段。里维奥·泽拉努说：“1989年，在《情报局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经济反间谍二局局长埃米尔·马克里（Emil Macri） 将军说，他领导的机构是共产党按照其经济政策优先考虑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使用情报局的服务最明显的证据。情报局有其独特的行动方式，这指的是：创立情报网络、跟踪、搜查、拘留、逮捕、盘查、截取信件、窃听电话等。情报局靠其手段完成其经济目标。1970年至1980年间，这种情报活动的主要层面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和情报局领导人所注重的预防层面。预防性措施包括许多警告，同时破坏了很多人与其周围接近的人的关系。”

尽管情报局开展行动，共产党领导的罗马尼亚的经济不断恶化。情报局试图了解这种日益恶化加剧的原因。里维奥·泽拉努说：“从1970年起，尤其是在8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二局开始承担一系列涉及从数量和质量上监控罗工业和农业生产的责任。最关注的是对外出口的生产。80年代当局应当了解未能实现计划性生产的原因，某些设备使用无效的原因和应对经济单位恶劣状况负责的人员。80年代发生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情报局演变成工业和经济生产链的一种监督机构。同时，又负责监督那些本应合作，但因陷入僵局无法合作的工业单位。经济单位间缺乏协调，产品供应出现重大延误，多数产品质量很差，供应受阻和不能完成计划指标是经济反间谍局首要关注的问题。”

调查显示了系统中的缺陷，尤其是人力资源心理状态的恶化。里维奥·泽拉努说：“经济反间谍局的活动其一就是监视大型工业企业使用的技术的现代化计划。这包括对科研、设计和工程技术研究所的监督，情报局领导人，尤其是埃米尔·马克里把大部分罗马尼亚制造的残品的责任归咎于这些单位。他们认为，罗产品质量差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制造方面，而是设计方面的问题。二局情报员的经验是：设计差是质量差的主要原因。”

而令人惶恐的情报局对经济的监控也未能拯救1989年陷入破产的罗马尼亚经济。这表明，专政制度的意志不能无视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和民众的期盼。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在罗马尼亚有很多勇敢投身于反共运动的妇女。其中的一些是支持她们参与抵抗运动的丈夫、父亲或兄弟，另有一些向西方自由世界转达信息，但很多被监禁的妇女的遭遇依然众所未知。调查共党执政期所犯罪行和纪念罗马尼亚流亡者研究所与英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打算开展一次以参与反共产党政权斗争的妇女为对象的联合研究项目。女囚犯的刑事登记，如果与其它回忆录的来源和专业文章对照，就会成为有关女囚犯惨痛经历的最确凿证据。下面请听调查共党执政期所犯罪行和纪念罗马尼亚流亡者研究所的研究员康斯坦丁·瓦西雷斯库（Constantin Vasilescu）向大家解释这些文件的重要性。他说：“刑事登记实际上是在监狱里陪同每个囚犯的一种‘旅行日记’。其实，这种文件包含一些基本型信息，如：囚犯姓名、监禁日期、判决、犯罪种类、事前被监禁的监狱及其它对此次研究感兴趣的人很重要的信息。我以这些信息为起点，进行了有效的分析，从中取得有根据的概观，这些文件也许会有一些遗漏，就如情报局1989年前发表的所有其它文件一般，并非完美完善。我这里指的是，这种刑事登记有时会有自相矛盾甚至错误的数据，因为编制这些文件的人常是正在学习镇压技巧的学徒。他们初学的技巧就是：填写‘人民敌人’的刑事登记。”

调查共党执政期所犯罪行和纪念罗马尼亚流亡者研究所制定的报告也包括有关女囚犯社会出身的信息。她们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这被认为是当时罗社会状况的自然结果。多数女囚犯只受过小学教育，其中很少有受过中学或大学教育的妇女。在3802个被调查案件中，2860名妇女被捕时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属于铁卫军运动或传统政党以及德国后裔的女囚犯的数字相比很低。至于被调查案件的犯罪种类，大多数妇女是在最后判决后被监禁的。大多数是在日拉瓦（Jilava）监狱里被拘留，在被判决后在米色里亚（Misela）、米耶尔库雷亚·丘克（Miercurea Ciuc）及布加勒斯特、阿拉德和奥拉迪亚的监狱里执行了判决。康斯坦丁·瓦西雷斯库说：“研究所数据库里76000名囚犯中3802名是妇女，比男人少。不过，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意味着妇女在抵抗极权主义方面不如男人那样勇敢，或她们的牺牲精神亚于男人。这个比例大体上反应出当时的社会现实。男人在决策和政治方面占主导地位。同时，这个数字并不表明妇女在这段期间忍受的痛苦比男人少。几乎每个被监禁的男人都有姥姥、奶奶、母亲、姐姐、妹妹或妻子，她们都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在失踪情况下，特别是失踪的游击队员，妇女们是必须面对秘密警察调查的人。我想强调的是，3802这个数字并非最后数字，只不过是有文件记载的数字而已。”

1965起，很多政治逮捕隐藏在普通法罪行的名义下，或被强制住在精神科观察治疗单位，后者是共党执政最残酷的镇压形式之一。随着调查共产党罪行和纪念流亡者研究所的研究的进展，被监禁在共产党监狱里的3802名妇女案例的数字将会一同增加。康斯坦丁·瓦西雷斯库说：“这次研究的目的是编制一部以被监禁的罗妇女为主题的词典。词典有一个内容丰富的前言。这个前言本身可以被视为一部书，因为其阐释和概括的工作并不亚于研究工作。”

其他许多妇女的罪刑登记目前依然与日拉瓦监狱普通法罪犯的档案混杂在一起。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战争宣传是提高军队和平民士气，并对执政者采取的决定和行动做辩解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民主制度和专政制度都曾利用广播电台进行宣传，来控制向公众传播的信息。多瑙河广播电台（Radio Donau）是为了从讲德语的世界向中欧和东南欧传播信息而建立的，编辑部设在维也纳，转播器安置在波希米亚山。1940年多瑙河电台开播了罗语节目，编辑部由数名译者组成。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站到了联合国的一边，在维也纳组建了由霍利亚·西马（Horia Sima）领导的铁卫军政府。他通过多瑙河广播电台罗语编辑部的节目向罗人传播信息。罗语编辑部于1945年5月关闭。

1942年蒂米索瓦拉人尤斯丁·刘巴（Iustin Liuba）去德累斯顿理工大学留学，1944年移居到维也纳。1998年他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回顾了驻维也纳的罗留学生在广播电台的工作情况。他说：“在多瑙河广播电台有一个由三名罗人组成的小组，他们将最多两三分钟的节目翻译成德语，大部分工作主要涉及新闻综述。所报道的新闻来自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包括‘我们的潜艇在大西洋击沉了装有载重5万吨的船。等类似的新闻，就是说他们击沉了同盟用于贸易交往的货船。三个小时节目中断，又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信息，我们的潜艇在中大西洋击沉了8万吨的货船。这些新闻翻译成多种语言播出，罗语编辑部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门而已，此外还有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轴心国语言、日语、意大利语。

广播节目很短，仅15分钟，内容包括简洁的新闻。下面请听尤斯丁·刘巴向大家介绍多瑙河广播电台的节目和他们的工作方式：“录制节目后分不同的时间重播，但节目时间并不长。有的节目是直播的，另一些是用乙烯基录制的，因为当时没有磁带。如果念错，乙烯基弄坏了，需要新的乙烯基，因此录音室里有一堆乙烯基。德国情报局向多瑙河广播电台提供国内最新的消息，但谁都不提这件事儿。只说：‘据可靠来源，常提到的消息来源是‘德国新闻社（Deutsche Nachrichten Agentur）。还有一群罗马尼亚德国后裔，都会讲罗语和德语，负责审校文章和新闻里的数字是否念得准确。

1944年8月23日后组建了由铁卫军领导人组成的所谓的“国民政府，不久在霍利亚·西马领导的政府和其他定居维也纳的罗人间出现了紧张。多瑙河广播电台曾是西马政府向罗人讲话的通道。尤斯丁·刘巴说：“在维也纳组建了所谓的‘国民政府。当时在铁卫军司令霍利亚·西马和曾担任安东内斯库元帅（Maresalul Antonescu）大使的伊昂·格奥尔基将军（Ion Gheorghe）之间出现敌对关系。伊昂·格奥尔基将军是军队成员，他代表罗人民反共产主义的传统，霍利亚·西马则代表铁卫军，一个极右派组织。伊昂·格奥尔基将军曾担任布加勒斯特战争学院的教师，专业是坦克学。他说：‘我们与苏联作战，但我们不愿意被铁卫军领导。罗人民不拥护铁卫军，罗人民用其军队使反抗政府的铁卫军运动俯首就范。霍利亚·西马和伊昂·格奥尔基之间的分歧是在维也纳展开的，德国人不知道将新政府的领导职务交给谁来组织反抗不断前进的苏联军队。

尤斯丁·刘巴回顾了霍利亚·西马为了建立所谓的“人民解放军同维也纳的罗马尼亚留学生举行会议，气氛颇为紧张。他说：“我们对德国人终于决定将霍利亚·西马任命为总统而使这个国民政府染上铁卫军色彩感到不满。德国人请霍利亚·西马向学生发表讲话，企图招募他们，但他终于遭到失败，没有人报名。

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使命是破坏多瑙河广播电台的转播器。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在17世纪下半叶正对中欧展开攻势的奥斯曼帝国曾是希腊文明因素的传递者。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的大公分别于1711年和1716年后都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区的富有希腊家庭，因此被称谓“法纳利奥特人”。法纳利奥特时代被某些历史学派称为犹如浪漫时代，认为是罗马尼亚历史最邪恶的时代之一。其主要特点之一是贪污腐败、官员暴富财和谋利润的民众陷入贫困，特别是商人和农民。从文化而言，就如我们可以从当时，特别是19世纪初的绘画风格上看出，法纳利奥特时代是希腊化和东方化的时代。图多尔·弗拉蒂米雷斯库（Tudor Vladimirescu）1821年领导的血腥起义终止了法纳利奥特人的统治，使得罗马尼亚大公后裔重新登上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王位。

不过，某些法纳利奥特家庭逐渐罗马尼亚化，成为本土人，进而开始主张民族主义并推动现代化。尽管被浪漫派认为是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替罪羊，法纳利奥特思维方式直到19世纪下半叶继续作为1859年后出现的新罗马尼亚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学家阿德里安-希尔万·约内斯库（Adrian-Silvan Ionescu）探讨了罗马尼亚19世纪头数十年的时尚和思维方式。他发现当时遗留下绘画体现了一个富裕的世界。他说：“法纳利奥特世界以一名画家的调色板上最美丽的色调画出。法纳利奥特时代不仅在语言，而且在姿态上是最富于表现力的时代。在贵族互相称呼时，他们习惯向对方说：‘我的心’（psihi mou）。我们从档案资料里可以看出，他们互相称呼时喜欢用华丽的话语。在服装上流行拜占庭的时尚，带来古代拜占庭帝国的精致和富裕。他们实际上就像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在他‘拜占庭帝国后之拜占庭帝国’的讲论那样，保持了他们家族的拜占庭风格。”

适合高官职位的华丽服装是价格昂贵，宽松合身的高级服装。这种服装，给西方精英在与罗贵族会晤时留下深刻印象。阿德里安·希尔万·约内斯库说：“身穿华丽服装的贵族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宅邸亮相时使得欧洲皇家的代表惊愕不已。罗马尼亚最重要的贵族之一耶讷凯泽·沃克雷斯库（Ienachita Vacarescu）前往维也纳宫廷，试图说服皇帝赶走奥地利的两位王子把他们送回家。他们穿上德国式的紧身服装并剃光胡须。伯爵夫人和男爵夫人脱下沃克雷斯库外衣来仔细欣赏他腰部系的羊绒腰带。”

在罗马尼亚19世纪头数十年的罗马尼亚贵族的绘画里可以看到那些最突出的因素呢？是华丽服装、昂贵珠宝、武器刀剑、服装面料和穿着方式。

罗人憎恨的法纳利奥特时尚在罗马尼亚虽然保存下来，但只是作为一种怀旧和招摇造作，而并不被定义为主要特色。历史学家阿德里安·希尔万·约内斯库（Adrian-Silvan Ionescu）说：“法纳利奥特时尚在19世纪的头三十年很有活力，尽管在图多尔·弗拉蒂米雷斯库革命后，法纳利奥特贵族逐渐消失，而法纳利奥特大公则是无影无踪了。19世纪中叶，1860年至1865年法纳利奥特时尚有所复兴。”

法纳利奥特时代的画面呈现出一个消亡已久的繁荣昌盛的世界。不过，在那个变动的时代，只有那些试图保持高位和优势的精英阶层才能真正享受其富贵。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罗马尼亚的第一位王后是伊丽莎白·波林·奥地利叶·鲁伊泽·韦德（Elisabeth Pauline Ottilie Luise zu Wied），卡洛尔一世的妻子。她在19世纪下半叶重大的历史时刻站在她丈夫和她人民的身边，同时也是在象征性意义上代表所有罗马尼亚人的第一个妇女。她1843年在德国出生，26岁时作为卡洛尔·霍亨索伦（Carlol de Hohenzollern）的夫人来到罗马尼亚。她扮演艺术保护者和一些慈善机构奠基人的角色，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的诗人、散文家和作家，笔名是卡门·希尔瓦（Carmen Sylva）。由于她在1877年至1878年罗马尼亚独立战争期间的献身精神伊丽莎白王后被称为“受伤者之母亲。

下面请听布加勒斯特大学19世纪历史学家阿林·丘帕勒向大家介绍伊丽莎白王后对罗马尼亚文化和社会现代化所做出巨大的贡献：“伊丽莎白王后的两个优点特别引人注目。首先她是在西方通过其文学作品对罗马尼亚进行宣传的活动。其次是她所组织的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奠基了一些慈善组织和一些争取妇女在文化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组织。伊丽莎白王后在欧洲和全世界因她译成多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享受盛誉。记者拉杜·罗塞迪（Radu D. Rosetti）介绍了他的旅游印象时说，他在挪威北部的一个渔村途中歇脚时遇见一个小学老师。老师问他是从哪儿来的，发现他是罗马尼亚人时说：‘那您是从作家卡门·塞尔瓦的国家来的。这让他大吃一惊。另一个例子是，一名罗马尼亚年轻妇女到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群岛旅行，遇到一名参加会议的美国妇女。听说她来自罗马尼亚，美国妇女便开始与她谈起卡门·塞尔瓦的文学作品。

罗马尼亚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落后的局面使年轻王后动用物力和人力来完成扶助困难民众的社会事业。她对目前依然存在的一些建于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机构的成立作出贡献。阿林·丘帕勒说：“至于她的社会活动，伊丽莎白王后，自独立战争起组织了许多慈善协会和组织。她在1877年至1878年间是罗马尼亚私营医疗系统的主要推动者。她在获得独立以后继续参与医疗系统的发展。

历史学家阿林·丘帕勒说，伊丽莎白王后没有参与政治，但有一个例外。可是他补充说，这不是出自浅陋的心灵，而是出于她对周围世界的一种浪漫的思维方式。阿林·丘帕勒说：“王后不仅没有参与政治博弈，而且试图与其保持距离。也许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费迪南德（Ferdinand）太子与王后的一名伴娘爱丽娜·沃克雷斯库（Elena Vacarescu）结婚的不幸时刻。不过，伊丽莎白王后从未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个婚事，她忽略了此事的政治影响，这也许是她所犯的唯一错误。对她而言，一切都是一个感情上的私人问题。卡洛尔国王不得不进行坚定的干预。

伊丽莎白王后被后代视为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经常被描写为“想入非非的人。不过，阿林·丘帕勒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下面请听他解释其理由：“这个形象主要是因着她私人秘书罗伯特·谢佛尔（Robert Schaffer）和玛丽女王给后代留下的作品。这些作者体现了一个与现实分离，绝对浪漫并对周围世界丝毫不了解的人物。依我之见，这是由于一些个人纠纷而产生的错误形象。罗伯特·谢佛尔没有得到王后的充分信任。他离开罗马尼亚时偷走了伊丽莎白王后为成立一个慈善机构筹集的一部分资金。他写文章的目的是诋毁王后和罗马尼亚。至于玛丽女王，她从一开始就与卡洛尔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她蔑视伊丽莎白王后，认为她是一个过分浪漫，不切实际的人。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1972年的赫尔辛基首脑会晤，在民主的西欧和共产主义的东欧20年分裂之后，是首届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的会议。此次会议在芬兰举行原因是因为该国保持中立，不是北约或华沙条约成员。会议是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埃斯波（Espoo）迪泊里（Dipoli）会议中心举行的，有35个欧洲国家参加。与会者的雄心很大，赫尔辛基首脑会晤是欧洲首届安全与合作会议，目的是讨论欧洲人70年代初所面临的各种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政治、司法、军事、经济、科学、文化、人道主义等问题。就像任何国际会议一样，赫尔辛基会晤是两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对立阵营之间的谈判，双方都必须考虑到对方的要求。

罗马尼亚不仅参加了赫尔辛基会晤，而且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外交官瓦伦丁·利帕蒂（Valentin Lipatti）曾作为罗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议。他在1995年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采访时向大家讲述罗马尼亚如何引起了其它国家的注意时说：“从迪泊里磋商前举行的双边谈判上可以得出结论：有关未来会议的工作程序有很多不明之处。我们进一步深思，而且可能比别人更迅速，进而准备了一些议事规则。我们11月在召开谈判数天前抵达迪泊里，在我们的外交邮袋里装有议事规则。这个议事规则确定了一个我们在此后的欧洲谈判和会议上从未违反的原则：参加国一律平等、没有歧视、没有大国和小国之分、没有享受多一点或少点权利的国家，这与联合国安理会不同，其中有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无论是否赞成，都不被理睬的非常任理事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如何可以反应在议事规则上呢？这要大家一致同意。达成一致允许各个参加国合法捍卫权利和利益。”

西欧和东欧在战争结束二十年后在谈判桌上见面来寻找合作基础。尽管利益是按照所属的政治军事阵营确定的，每个国家实际上在推动所讨论的原则、主题和规则上都有着自己的利益。瓦伦丁·利帕蒂说：“西方人长期阻挠苏联关心的边境不可侵犯的原则，而苏联却是阻挠与人权相关的原则和美国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所谓的人道主义成分。双方互相阻止对方的结果是，最后终于达成妥协，使双方关系解冻。我们反复并有系统地阻止共识。譬如，我们希望苏联代表团在甲问题上让步，那么我们在他们关心的乙问题上阻止他们。我们找到了一个双方互相解除封锁的途径。”

罗方有关展开会议的方式提出的倡议受到欢迎，其中一些获得成功。瓦伦丁·利帕蒂说：“没有小型委员会，因为这违背平等权利的原则。一般来讲，在一次普通的国际会议上编制某个文件的文本时不需要组建一个专责委员会。该专责委员会作的工作也许很好，他们也许会向全体会议介绍他们的工作。但这犹如饭菜已经做好了，你只需要吃下去一样，你可以加些盐或喝一杯酒，可实际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因此，我们组织的各种委员会和工作组，从最重要的到表面上看最不重要得，都必须向大家开放。对赫尔辛基首脑会晤注入新气息的一些新民主原则都应归功于罗马尼亚。在迪泊里，我们是首先介绍多国磋商第一份工作文件的，包括这些规定的议事规则。再没有人提出另一份反对文件，因为这对大家来说是突如其来的。罗方提出的大部分建议都获得成功，于是实际上所有议事规则都是由罗马尼亚提出，只是进行了一些小修改而已。”

赫尔辛基首脑会晤的最后文件于1975年签署，被命名为：“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措施”。罗马尼亚致力于推动裁军原则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认，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在西方，赫尔辛基首脑会晤的最后文件打下了1990年建立欧安组织的基础。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1907年在罗马尼亚东北部农民中爆发的反抗被视为欧洲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十九世纪初，农奴制度应着牧羊农耕转型为创汇农业而被重新引进。1864年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农民依附主人土地的封建制度，而彻底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大地主们几乎将其所有耕地的59%转租。而租赁者在支付固定价款后就有权经营耕地，并且为获得暴利而不惜剥削农民。这就是乡村农民广泛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

历史学家阿林·丘巴勒（Alin Ciupala）进一步细述：“1907年的人民起义冲击了罗马尼亚社会的原因不只是其巨大的规模，而且也因为用暴力揭露了社会和当时现代化过程的挫败。我们不应该忘记，起义爆发不到一年前，在布加勒斯特的卡洛尔公园（Parcul Carol）举办了展览会，目的是向罗人和全欧洲展示在卡洛尔一世（Cariol I）统治期间，罗马尼亚社会从1866年至1906年间取得的成就。换句话说，这两个事件，盛大周年展览会和1907年的起义，一方面表明罗社会的成就，而另一方面披露其疏忽、矛盾和失败。”

这场血腥的农民起义是于1907年2月21日在罗马尼亚东北部博托沙尼（Botosani）县福勒蒙吉镇（Falamanzi） 爆发的，后来蔓延到全国各地。起义受到当时罗政府的军事镇压而挫败。然而被当局暴力抵制的农民起义却染上了反犹太人色彩，有人认为罗农民遭受的剥削要归咎于作为二地主的犹太人。阿林·丘巴勒认为，如此看问题过分简单化。他说：“我们如果从广泛一些的观点分析此事件，就能发现，其原因实际上更加复杂，其说法更有细微的差别，起义的主因决不能说是犹太二地主的剥削行为所造成的。其实，进一步探讨我们掌握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罗马尼亚在租佃制度上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 犹太人，而是其中很多罗人和一些来这里经商致富的西方人。在罗社会的经济主要依赖农业的情况下，租佃制度是一种开发土地的资本手段。”

1907年起义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暴露了罗社会的反犹太主义规模。阿林·丘巴勒说：“我可以说，这犹如德雷夫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一般，几十年前在法国发生的这个事件暴露了法国社会反犹太主义的规模，罗马尼亚1907年的农民起义也起到同样的作用。1907年的起义不仅是一个了解罗马尼亚农业问题和评估罗社会成分的重要因素，而且也帮助我们了解罗人排挤犹太人的现象。”

当时令有些人对1907年起义的纯农民成分表示怀疑。历史学家阿林·丘巴勒予以说明：“这个解释主要是在共党执政时期为将此事件视作是被剥削者对剥削者普遍抗议的愿望而发出的。 不过，事实绝非如此！这是一个突出的农业事件。此外，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起义并不是如人所料的那样由农村最贫穷的阶层来引发的，其主要发动者是有中等收入的农民阶层，即拥有相当土地的农民。这表明，起义不是从财产关系出发的，于是缺乏土地并不是主要原因所在。”

从1907年2月21日至3月29日，为了抑制起义调动了14万士兵。罗军对农民开枪。据西方史学资料，有1万1千人丧生，虽然实际数字看起来不那么高。历史学家阿林·丘巴勒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遇难者的精确数字，而是当局在二十世纪的一个冲突中作出很不适当的反应，这使人想到中世纪的社会。

总而言之，1907年人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因各种原因运行不良，当然也有腐败现象。特别是当时的自由党政府要求的调查表明，这个在二十世纪初期欧洲媒体引起反响的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并不出于犹太转租者的欺骗或愚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