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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世纪开始，被匈牙利国王引进殖民的日耳曼族人也开始居住穆列什河、奥尔特河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领土。当七座有权成为司法居住地的城市社区之一就是目前的塞贝什市。塞贝什在当地德语中被称为美棱巴赫，如今约有2万6千名居民，其中近80%是罗马尼亚人。这座城市一直是多教派的，有罗马天主教、路德教、东正教和希腊天主教教会和教堂。我向塞贝什市“杨·拉伊卡”博物馆的历史学家拉杜·托托亚努询问了这个地方的历史。他描述了定居点的开始。“塞贝什的最早记载于1245年，即于蒙古入侵后不久。当时，一位名子叫美棱巴赫的狄奥多里克牧师请求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有权向其他邻近教区征税，因为自己的教区受到蒙古入侵的极大影响。教皇同意了他的请求。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城市的出生证。这是一座重要的城市，也就是保留了最古老的用石墙包围特权的城市，这一特权于1387年授予。它被总长超过1800米的城墙包围，还有几座塔楼仍然保存着，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所谓《学生塔》或《裁缝塔》。” 正是这项防御工事为该镇带来了名声。”

拉杜·托托亚努为我们总结了这个故事，说：“这座塔由裁缝公会维护并保养，与1438年土耳其军队围攻这座城市时期有关。经过几天的抵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土耳其人被允许进入城市，条件是不造成破坏。然而，这个许诺并没有完成。投降并不是所有市民都接受的，一些市民把自己关在裁缝塔里。其中包括多米尼加修道院内学校的一个年轻学生。塔楼放火了，里面的绝大多数人都死了，但幸存者中有这个年轻人，一个13-14岁的孩子。他有许多塞贝什市民的命运。他被卖为奴隶，随后被俘了大约20年。他被卖了好几次，最终找到了一个更善良的主人，对待他更像是家人而不是奴隶。最终释放了他，但他告诉其主人非常想要去看看故乡。他答应会回来，但最后没有回来。他甚至没有回特兰西瓦尼亚去，而是去塞浦路斯了，然后又去意大利了。他抵达罗马，加入多米尼加修士会，并撰写了一部被认为是欧洲第一部东方学的著作，该著作已发行超过25个版本。其中一版本是1511年的，由日耳曼教会改革家马丁·路德编辑，并为其作序言。”

我问拉杜·托托亚努，特兰西瓦尼亚日耳曼族人建立的这座小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有哪些？ 他回答说: “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教堂就是福音派教堂。罗马式建筑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241年后。但是，在某个时候，这座城市达到经济繁荣，所以市民想要更加奢华的东西。哥特式建筑学已经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所以教堂里就建筑了一个大型的哥特式唱诗班席位。建筑师们认为，如果教堂以哥特式风格建成，按照唱诗班席位的尺寸就会成为特兰西瓦尼亚第二大教堂，仅次于布拉索夫的黑教堂。考虑到当时塞贝什的市民约有500户，人数不多，他们没有经济实力来完成哥特式风格的教堂。于是达成了妥协，罗马式中殿与哥特式唱诗班席位结合在一起。教堂非常漂亮，也有包括文艺复兴等元素。” 塞贝什虽小，但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历史上很重要，这座城市有着明确的个性，至今仍被人们所珍视。

19世纪之前，当没有罗马尼亚现代国家及其官僚机构时，人们可以在贵族的宫廷或修道院中避难。奥斯曼帝国对多瑙河以北的罗马尼亚领土，特别是奥尔泰尼亚区的统治，通过一系列的掠夺和破坏表现出来。对此，罗马尼亚贵族选择的防卫方法是建造防御塔楼。这种塔楼是按照东方模式建造的，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希腊也就是在奥斯曼帝国控制的整个巴尔干地区也可以找到。在奥尔特尼亚区，已证实有20座类似塔楼，其中如今仅存5座。16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匈牙利后，在中欧和东南欧设立了奥斯曼权威，罗马尼亚各公国则与欧洲文明隔绝起来。瓦拉几亚虽然不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直接控制下，但却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受到各方面的残酷对待。 因此，塔楼成为迫切需要的。“奥尔特尼亚之心”协会的负责人——利亚娜·塔塔拉努向我们介绍了几个方面， 说：“基本上，这些塔楼应该保护贵族们，而不是村民，免受土耳其人的入侵，但我们不是在谈论土耳其军队的大规模入侵。自14-15世纪以来，罗马尼亚大公不再允许建造任何类型的堡垒，于是首要措施就是加固修道院。大多数防御修道院建于17世纪，村民也可以在那里避难。但贵族们试图采取自己的防御措施，特别是针对来自南方帮派的袭击。 因此，从这里可以得出奥尔特尼亚拥有最多防御塔楼的解释。”

奥尔特尼亚塔楼是棱柱形建筑，由几层组成，墙壁为石墙或砖墙，厚约一米。墙壁上设有外堡，楼层之间由内部木楼梯连接。 “奥尔特尼亚塔楼的形状根据社会历史现实演变，在18世纪下半叶达到顶峰。这些建筑形式、丰富的拱门和装饰元素使塔楼成为奥尔特尼亚建筑中最有趣和最具特色的例子之一”，以上是扬库·阿塔纳赛斯库和瓦勒利乌·格拉玛建筑师在他们编辑的书籍上强调的信息。利亚娜·塔塔拉努还补充说，奥尔特尼亚塔楼的用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在第一阶段，塔楼起到了监视、信号和报警的作用，其中一些是修道院的钟楼。我们必须说，所有这些塔楼都位于某些线路上。如果我们看地图就很清楚了它们位于一些非常确定的方向上，它们之间的距离为20到30公里。它们被放置在一些战略要点上，通常是在丘陵顶上等高地，这样它们就可以拥有尽可能大的视野。但塔楼里的人必须能够相互沟通，以发出攻击信号。 然后是避难、防御或临时住房的作用。在它们附近，我们总能找到贵族们和他们家人永久居住的豪宅。”

1821 年之后，尤其是1829年之后，在蒙特尼亚公国开始保卫其边界之后，塔楼的实际重要性下降了。然而，它们仍然保留在奥尔特尼亚区的建筑遗产中。

盖尔加尼村的吉加庄园距离布加勒斯特西南部约40公里远，位于前往蒙泰尼亚旧都特尔戈维什泰的道路上。作为罗马尼亚文化史上著名的地方，盖尔加尼在共产主义时期国有化后，随着向吉加家族后裔归还地产，最近重新进入公众的关注。扬·吉加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官、学者和作家，曾在这里生活工作，他是实施1848年革命的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也是罗马尼亚国家现代化的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人员之一。 扬·吉加出生于1816年，1897年在盖尔加尼村去世，他的坟墓就在他妻子亚历山德里娜旁边。他们的继任者伊琳娜·吉加·博西在回顾豪宅的历史，并将其与家族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说: “您今天看到的这座豪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9年，因为扬·吉加从其父亲杜密特拉杰那里继承了它，并希望进行修复，以免延续罗马尼亚古老豪宅的巴尔干建筑传统。他想给豪宅一种西方外貌，因为他受到法国建筑的影响并希望看该风格在国家各地都利用。他是罗马尼亚主要的现代化推动者之一，他希望将国家向西方，而不是向巴尔干和奥斯曼帝国，更不是向俄罗斯指导。所以他想在自己家里实践这些原则。扬·吉加则打破了古老豪宅的传统，建造了这座小型的西方宫殿，而它位于孟特尼亚南部的一个村庄中心，看起来令人惊叹。”

我们还从伊琳娜·吉加·博西那里了解到，设计了吉加豪宅西方外貌的是谁：“有两位建筑师，因为最初在那里工作的是贝林德伊这位著名的建筑师，然后，即在他去世后，另一位建筑师，乔治·曼得类亚接管了这个项目。两位建筑师都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贝林德伊曾在巴黎学习，而曼得类亚则在维也纳学习，因此当扬·吉加告诉他们他想要一座西方建筑的豪宅时，他们理解了他。另一个西方影响是在这片土地上增加了一座小教堂，就离豪宅不远。而这是罗马尼亚并没有或直到那时没有的西方习俗。尽管他受到这些西方传统和风格的启发，但盖尔加尼小教堂是纯粹的拜占庭教堂，具有东正教教堂的传统风格，因为他不想让他的罗马尼亚东正教信仰受到质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座教堂里可以看到绝对东正教又新罗马尼亚风格的原因。这是一个私人小教堂，可能会有时于星期天举行礼拜，尤其是于复活节。那时村里的人也会来。 我们还有整个村庄的人参与特殊礼拜的照片。如今，这座小教堂的地下室里埋葬着扬·吉加和他的妻子亚历山德丽娜的坟墓。”

扬·吉加从事多项学术项目，在当时罗马尼亚的数学、政治经济学或教育学等开拓领域，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在盖尔加尼编写的。伊琳娜·吉加·博西说：“扬·吉加的所有手稿都在豪宅里，我父亲在国有化前几天将它们交给了罗马尼亚科学院，因为他希望避免它们丢失或被烧毁。无论如何，他所有的政治活动以及文学、经济和行政条约的著作都收集在这座豪宅中。 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写成的，因为他活得很长，他活了81岁。 盖尔加尼是他最快乐的地方。他给妻子亚历山德丽娜写信说， 无论他在欧洲哪里，他都喜欢回到盖尔加尼。他希望盖尔加尼成为一个迎接所有人的地方。事实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到了盖尔加尼。”

1940年地震后，盖尔加尼豪宅开始毁坏，天花板倒塌了，豪宅再也没有得到修复。1948年，房屋和土地都被国有化，共产主义国家首先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农场，然后又建立了一家儿童医院。 直到1990年，不再进行维修，只盖上铁皮屋顶，就这样一直到医院关闭。 后来，扬·吉加的后裔收回了他们的财产，目前这座豪宅正在进行修复过程。 地产的其余部分，包括小教堂在内，都等待着参观者。

16世纪和17世纪，布加勒斯特的客栈数量激增，建筑呈堡垒形状，房间在围墙后而遮蔽, 还设有可供马车和马匹停泊的内院。作为瓦拉希亚首府, 布加勒斯特根本上是商业城市，也是从欧洲东部到西部贸易路线的重要中转站。因此，正如布加勒斯特市博物馆的馆长加布里埃尔·康斯坦丁所说，各座客栈被记录在那个时代的外国旅行者的日志中。“最古老的客栈文献证明可以追溯到1673年。此前，即在1632年，一位外国旅行者在布加勒斯特注意到了一些来自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法国甚至英国的商人，他们买卖了各种各样的货物。因此，有了贸易活动，客栈就出现了。客栈有几种类型, 即王室客栈、贸易客栈和修道院的客栈。众所周知，布加勒斯特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客栈。实际上，每个宅区都有自己的客栈，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小客栈，主要是由来自省里商人使用的，他们所卖出的货物量也很低。与此同时，布加勒斯特集市附近有规模宏大的客栈，为罗马尼亚和外国商人储存销售货物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不过，随着交通路线的现代化，客栈开始消失。当火车和轮船在短时间内运送大量货物时，长期供应的需求就消失了。与此同时，旅行者和商人开始喜欢舒适度更高、销售商品条件更宽松的新型现代化建筑。那么作为城市发展核心的布加勒斯特客栈历史就这样结束了，那些适应了时代并克服了近代历史中被拆除危险的客栈却仍然保留昔日的魅力。

1828年就是客栈开始衰落的时刻，因为那一年第一家欧式旅馆在布加勒斯特出现。此外，铁路与河流等交通方式的现代化导致这种类型的住宿逐渐消失。但在那之前，某些客栈已经变得很有名，其中一些旅馆至今仍在这座城市的口头和书面历史中被提及， 如 “椴树客栈”、“玛努科客栈”、“哈吉·土多拉杰客栈”或“歇尔班大公客栈”等等。如今，在罗马尼亚国家银行大楼旁边仍然可以看到后者地窖的遗迹，银行就建在前客栈的旧址上。大多数客栈集中在布加勒斯特历史中心地区，那里就是首都商业的集中区。

几位著名商人也是在那边行商。加布里埃尔·康斯坦丁向我们谈论这些商人， 说：“客栈背后隐藏着非凡的生活故事。其中之一是伊曼纽尔·米尔扎燕，又名“玛努科贝伊”的故事。 可以说，他的一生分为真实与传奇的事。他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相当大的财产，但真实的是，他知道如何将其增加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他最终成为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和平条约的调解人，顺便说一句，这项和平条约是1812年在马努克客栈的一个房间里签署的。由于他以此背叛了奥斯曼帝国，他不得不逃跑到巴萨拉比亚地区，他死在他的庄园里。”

如今，玛努科客栈是布加勒斯特唯一仍保留下来的此类建筑，兼具酒店和餐厅的功能。另一位著名的客栈所有者是哈吉·土多拉杰。加布里埃尔·康斯坦丁又来讲述他的故事。“他是从最底层上升的，他是农民的儿子。他特别关注批发贸易。 与此同时，他创立了我国的”叫卖”，就是用毯盖上的马车进行的，货物放在车上安装的货架上就出售。类似的马车达到国家各地，为当地居民供应了家庭所需的几乎一切东西。”

为了回顾我国首都过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布加勒斯特市博物馆举办了一场专门展出客栈的临时展览，不仅展示了客栈的历史，还展示了一些物品， 如盘子、箱子和时代服装——重现了当时的氛围。

多瑙河沿岸的瓦拉希亚和摩尔多瓦公国，在一百多年的期间, 即从18世纪初至1877年，处在奥斯曼帝国宗主权之下，也长期受到东方文化与文明的影响。这种事态尤其体现在1714-1716年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开始，并于1821年结束的法纳里奥特统治期间。在此期间，这两个公国由奥斯曼苏丹从伊斯坦布尔法纳尔区的希腊官员中选出的大公而统治。然而，法纳里奥特连续统治带来的“东方化”早于1806-1812年代开始隐去，这是因为在俄土战争期间，长期西化的莫斯科军队占领了罗马尼亚各公国。在西方服装款式融入东欧地区时， 其支持者不可避免遭受19世纪初政治和军事局势所带来的反对与干扰，当时，罗马尼亚公国有时转向俄罗斯，有时转向奥地利，有时转向奥斯曼帝国，因为后者仍然保持其宗主权。然而，1829年签署的《阿德里安堡条约》是关键的。从那时起，从东方生活方式到西方生活方式的转变变得不可逆转的。衣服是最先更换的，当时贵族的肖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实。 这不仅涉及到世俗肖像，而且特别涉及教堂内的壁画肖像。1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表明，许多尤其是乡村贵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忠于旧时尚和东方服装传统。但那些拥抱西方时尚的人也出现在他们所定制教堂的壁画。这些创始人通常与家人一起摆姿势，多年来，他们展示了如何在变革和折衷主义的时代将新与旧的服装结合起来。历史学家土朵·迪努研究了那个时代的肖像，以下是他所发现的信息：我们的博物馆保存大约200件来自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服装以及约200幅fú架上肖像。相比起来，有1100名或许穿着土耳其长袍或许穿着所谓“日耳曼”服装的教堂创始人的肖像。因此，这一尚未开发来源的发现大大有助于澄清那个时代的时尚形象。在题为《瓦拉希亚公国1800-1850年间的时尚——在法纳尔、维也纳和巴黎之间》一书中，土朵·迪努特别关注乡村教堂，这些教堂于19世纪上半叶在奥尔特尼亚地区即今天的戈尔日县和弗尔恰县创建的，该地区当时相对繁荣，远离战争的蹂躏。这些教堂中的壁画肖像既证明了服装传统在深刻变革时期的延续，又证明了向新时尚的过渡，这一过渡也以新旧元素的共存为标志。土朵·迪努这位历史学家再就这种折衷主义解释说：“那些高级的大贵族，是大公议会的成员，有一定的职位，至少在官方或半官方场合，不能放弃这种作为他们社会地位标志的东方服装。相反，女士们似乎更乐意接受。1806年，俄罗斯人一占领本地，女士们就开始模仿俄罗斯人带来的时尚。”

复兴运动的追随者并不羞于将自己穿着新的“日耳曼”或西方服装为教堂的壁画摆姿态。 而戈尔日县胡雷扎尼村教堂的创始人就是这样，因为壁画肖像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出现在当时的一本时尚杂志上。 然而，这种新时尚也遇到不少批评者。 土朵·迪努说：“批评争论还是来自于某种宗教保守主义。奇怪的是，当时的人认为这种新时尚会导致女性和男性犯罪。裤子也一直是传统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之间激烈争论的话题。”

尽管一开始就遇到障碍，但新的服装时尚还是成功了，随后的家具、室内布置看法的变化和建筑的修改也随之而来。

2012年，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利维尤·根比亚努在柏林的普鲁士文化遗产国家秘密档案馆发现了条顿骑士团总书记的日记手稿。该文件于15世纪末编写，提到了陪同波兰国王约翰·阿尔伯特对抗摩尔多瓦斯蒂芬大公的条顿骑士团的贡献。这位历史学家编写了《反对斯蒂芬大公的十字军东征——1497年克思敏森林的战役》一书，从中还出现了该大公的更复杂、更详细的形象。斯蒂芬大公作为共产主义史学中强烈神话化的主题，已经被罗马尼亚东正教教会封为斯蒂芬圣人大公”，但利维尤·根比亚努撰写的书对摩尔多瓦大公从1457年到1504年的极长统治进行了更完整又客观的分析，尽管没有质疑他的杰出成就。一个很切题的例子是斯蒂芬大公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

利维尤·根比亚努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但对于习惯于斯蒂芬大公的十字军形象的普通公众来说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形象在近20-30年甚至更早之前一直形成了，所以看到斯蒂芬大公实际上是奥斯曼苏丹的盟友可能令人震惊。在统治的47年中，斯蒂芬大公与奥斯曼帝国交战了13年，而在这13年中，他只有三年面临大规模的奥斯曼战役或入侵，平均每年大约作两个月的战。 因此，当47年中有6个月实际上公开与奥斯曼帝国作战。我再说一遍，交战状态持续了大约13年，但在接下来长达47年的时间里，斯蒂芬大公一直是奥斯曼苏丹的盟友。”

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就像敌对关系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确的形势, 还有关于中世纪各个国家的帮助需求。利维尤·根比亚努说： “我正试图向公众展示我所达到的结果，正是因为2012年在今天保存在柏林的条顿骑士团档案中发现的文件。所以呢，在史学上一致认为摩尔多瓦在1455年或1456年开始进贡。但我发现的文件清楚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20年前，从1432年开始，摩尔多瓦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实际上，斯蒂芬大公在其光荣统治中的三十年付出了贡品，所以他也陷入了这一传统，但这并不是消极的因素。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就连哈布斯堡王朝也在16世纪向奥斯曼帝国进贡，而后在16世纪上半叶, 法国弗朗西斯二世国王也是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的盟友。所以这样的联盟与和平互助条约在那个时代是正常的，而斯蒂芬大公也不例外。由于他所付出的贡品，他不仅与奥斯曼帝国实现了和平，而且在他与邻国的各种战役和战斗中得到了奥斯曼军队的援助。”

在斯蒂芬大公与奥斯曼帝国交战期间，他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胜利之一，即1475年1月在瓦斯鲁伊击败索利曼帕夏。 在这场战斗之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称他为“基督教世界的运动员”，这个称号只能通过他在位那一期间的观点才来解释。后来，从1486年到他去世的1504年，斯蒂芬大公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很顺从。不仅如此，但奥斯曼帝国是他在与波兰国王约翰·阿尔伯特的冲突中的盟友，导致摩尔多瓦人于1497年9月在克思敏森林的战役取得胜利。当时，在1497年秋天的克思敏森林的战役上，两个伟大的联盟系统彼此bǐcǐ面对：一方面是波兰与立陶宛联盟及其附庸， 即马佐夫舍公国和条顿骑士团，另一方面是摩尔多瓦公国及匈牙利王国、奥斯曼帝国和克里米亚汗国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