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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勒斯特就是在几条古老的大道网络上而建立了，瓦克雷什替大道也是本地和布加勒斯特所有居民生活中最重要的道路之一。最初，瓦克雷什替大道的起点离现代的统一广场不远，这也是布加勒斯特最古老的地区。今天，该地区也被称为“犹太宅区”，因为过去有许多犹太人住在那里，有犹太教教堂和中产阶级的房子。从统一广场附近的地方，瓦克雷什替大道沿着东南去向，与登博维察河平行。 该大道的名字与1​​987年被拆除的伟大瓦克雷什替修道院有关。

特别是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与首都其他大道与街区同时，瓦克雷什替大道经历了不少转型的时期。但最广泛又最痛苦的变化时期是1980年代，当时由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再设计计划，该大道几乎完全改变了。克里斯蒂安·波佩斯库在题为《回忆1985-1987年瓦克雷什替大道、犹太区和其他被遗忘的地方》相册含有该地区的照片和故事，并分析了那段时期。

罗马尼亚犹太历史中心的研究员安卡·图多郎卡历史学家也对该宅区进行了研究，并将其与当代布加勒斯特的外形进行了比较。她说：“今天在谷歌地图上标记为“犹太区”的那个宅区成为我的研究题目，现在仍然分析这一地区。我已经探索了20年，但我仍在找到新的事物。结论是，过去没有维一个“犹太区”。事实上，这就是最古老的犹太人住宅区，是社区的中心，目前，大部分犹太教教堂和拆除后遗留下来的街道碎片都被保留下来。”

今天的瓦克雷什替大道被来自布加勒斯特之外的路人或年轻一代的布加勒斯特居民难以认出。但是在浏览克里斯蒂安·波佩斯库的相册时，我们有机会在今天的街道规划中找到1980年代丢失的地方。安卡·图多郎卡说：“街道的名字都保留下来了，即使这些街道根本不再存在了，只是其中的几部分而已。至少对于瓦克雷什替大道来说，克里斯蒂安·波佩斯库的相册是一部视觉考古学联系。可以认出那时候的某条街道，即使该街道失去了过去的外貌。不仅如此，但除了街道上的房屋外，该地区的居民也消失了。相册里部分呈现的是对街道和居民的一种感情回顾。”

今天，我们可以借助克里斯蒂安·波佩斯库的相册在心里重建古老的瓦克雷什替大道。但正如安卡·图多郎卡所说，还有其他文件可以帮助我们探险该地区：“当我们说到瓦克雷什替大道时，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文学。连街道的名字都成为一种文学模型印象。 一本书是伊萨克·佩尔兹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编写的，它唤起了一个非常贫穷的世界。该书籍在共产政权时期是被容忍的，因为很明显，那些书很受公众欢迎并且被容忍了。当时不可能有一本谈论犹太区富裕人士的书。但是一本描写社区穷人的书当然受到鼓励，而这本书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有的人对市中心能有如此世界感到震惊。 这就是由小女裁缝、小店主、勉强维持生计的人的世界，而佩尔兹熟悉了类似的世界。”

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一个老街区，靠近胜利大街乔治·塞维利亚怒医生的已成为博物馆的房子，是布加勒斯特市博物馆的分支机构之一。乔治·塞维利亚怒放射科医生是首都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也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文物收藏家之一。于1879年出生的乔治·塞维利亚怒来自一个医生家庭，他的许多爱好——包括医学和旅行——都受到了父亲的启发。

“乔治·塞维利亚怒”纪念馆的博物馆馆长，丹·波尔夫雷斯库说：“……他在柏林和维也纳完成了学业。他认识到了很多爱好收藏的人。当时这在欧洲是一种时尚，而在我们这里，在罗马尼亚的空间也是这样，这样是他慢慢开始收集不同的物品，与他非凡的医学生涯同时进行。他在医学院任教，并在布朗过维娅奴医院工作。那时他发表了很多专业文章和书籍，与此同时，他爱好收集历史文物。”

许多文物来自罗马尼亚空间、多布罗卡地区和地中海盆地，主要是希腊罗马的，塞维利亚怒医生的收藏还包含让考古学家感到惊讶的东西，也就是来自布加勒斯特地区的史前物品，用这些物品就能完成首都的历史。丹·波尔夫雷斯库说：“他最大的爱好是钱币学，他收集了大约9000枚硬币，并捐赠给了博物馆。他的全部收藏品分几个阶段捐赠给了布加勒斯特市博物馆。它们是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硬币。其中许多甚至令人惊喜，例如中世纪时期的。

部分藏品包括拉杜一世大公时期的硬币，拉杜一世是在历史编年史不太知名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留下的消息不多，但由于他在位时期钱币收藏的重要性，可以更好地记录一些与那个时期的经济、货币流通和贸易有关的细节。”

考虑到塞维利亚怒医生收藏的重要性，当首都历史博物馆成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他被任命为馆长也就不足为奇了。丹·波尔夫雷斯库解释说：“建立这个博物馆是市政府的愿望。它实际上是在1921年决定建立它之后十多年才建立的。仅仅十年之后，工程才真正开始，博物馆的核心一方面是围绕塞维利亚怒医生的藏品创建的。但另一方面，在布加勒斯特地区进行了考古研究，而收藏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来自这些考古研究的物品。当然也有民众的捐助，因为当决定建造一座首都博物馆时，有很多人带来了不同的东西。”

不幸的是，作为建筑遗产的医生的房子 并没有享受非常幸福的命运，特别是在共产主义时期开始时它被国有化并被共产主义高级成员占领，正如我们也从丹·波尔夫雷斯库那里学到的那样。“不同的人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乔治·塞维利亚怒医生于1939年去世，他的妻子留在房子里，又生活了18年。房子被国有化，共产党带来的不同人住在那里。同时，收藏被带到国外，大部分转移到巴黎，另一部分转移到比利时。该机构的内部档案仍然缺少文件，而从房子的档案中，我在国家档案馆也没有找到很多东西。有一段空虚期，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肯定的是，这座房子在1956年作为博物馆开业，在1990年代初期由于达到腐朽状态而关闭之前，它一直主要具有钱币特征。当然，考古成分是存在的，希腊船只主要在那里。”

幸运的是，在2017年，经过长时间的修复和布置，”乔治·塞维利亚怒”博物馆开放，就在医生的房子里，他的藏品以现代、互动的方式展示。

位于布加勒斯特西南部的菲兰塔利区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当今被认为是一个有问题的社区，一种贫民窟区。不过，该宅区不一定是总充满困难的地区。 最近，由安德烈·勒斯万·沃亿内亚、达纳·多尔金与格尔杰利·布莱协调题为《不完全的菲兰塔利区》这篇专著加深了对其的历史研究。

该社区的发展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菲兰塔利仅仅是一个过渡区，位于当时布加勒斯特的郊区。该区的故事由安德烈·勒斯万·沃亿内亚这位历史学家继续讲述：“菲兰塔利区的发展自从开始就遇到障碍，因为菲兰塔利大街实际上无处可往，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市中心开始的这条路停在田野。 在这里，在菲兰塔利区，当时有东正教教区和其他修道院的葡萄园，后来所有这些葡萄园都开始出售，而田地分割并建造房屋。房租便宜吸引了很多工人。直到1940 年，这个宅区实在被称为“欢乐田野”，因为这里有许多源于前葡萄园的酒窖，而酒窖逐渐变成小酒馆。 该地区一直没有发展，被中央政府忽视，没有污水管道、没有水、没有电，什么设施几乎也没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除了贫穷的工人，菲兰塔利区又出现了小企业和商人。有几个比较富裕的商人建造了几座较时髦的房屋，但数量很少。历史学家安德烈·勒斯万·沃亿内亚对类似的房屋进行研究, 说：“那时也有一些小型企业。其中有一位名叫利特曼的犹太商人，他于1935年聘请建筑师保罗·罗西尼为他设计了这座极具现代主义国际风格的美妙住宅。这是同类中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 不幸的是，商人利特曼为1941年“铁卫”军团也影响到菲兰塔利区叛乱行动的犹太受害者之一。”

该地区的真正系统化是在共产主义政权上台后才开始的，目的是为劳动人民提供体面的生活条件，并在第一阶段就实现了这一目标。在像一块田野的空地上建造了砖砌的公寓楼，今天仍被称为“红色楼区”。

安德烈·勒斯万·沃亿内亚说：“1946年前后，打算在这片空地上为公务员建造住房。1948年后由市政府接管，此后负责机构不断更迭。但也开始建造20个小楼。 所有都是四层楼，它们之间有绿地和许多社会服务单位。一共有20每座大约有30户人家的小楼，所以大约有600户人家搬到那里。这些小楼都有自己的供暖设备，附近有一所幼儿园和一家电影院。 基本上，这是一个自治的小镇。”

不过，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问题，并且多年来事情逐渐恶化。安德烈·勒斯万·沃亿内亚说：“1966年之后发生了什么？ 共产政府在建造了红色楼之后，实际上并没有做太多事务。 他们在菲兰塔利延长路的某处建造另一所学校。 他们还在那里为污水建造收集管道，他们还安装了公共照明。但这并不是重大的措施，而是正常的事务。1966年为整个区域构思了系统化规划，并设计了一些新楼的建设。为此，当局不得不拆除边缘地区的房屋并用公寓楼取而代之。许多街区正在建造，总共建造了超过150个有一两房间的公寓，“弗尔敢”工厂的大量工人都住在这里。这些公寓楼建设后，该项目就放弃了，1973 年之后又改变了住房法律。”

1977年地震后，为该地区制定了一项复杂的城市化计划，但不幸的是，直到1989年政权垮台之前几乎没有实施任何目标。然后开始了1990 年代过渡的下滑，当局忽视了菲兰塔利宅区而这里的社会问题逐渐恶化。

罗马尼亚农村世界研究的开端与亚历山德鲁·齐加拉-萨穆尔卡什的名字有关，他是民俗学家、民族学家、艺术史学家、布加勒斯特大学和切尔诺夫策大学的艺术史教授，也是罗马尼亚博物馆学之父。但其名字又加入了罗马尼亚摄影历史，他用这种爱好来介绍没有享受城市关注的村庄世界。

亚历山德鲁·齐加拉-萨穆尔卡什于1872年出生于布加勒斯特。他就读于慕尼黑大学，专攻艺术史。齐加拉-萨穆尔卡什嫁给了坎塔库兹诺家族的一名成员，这就让他在贵族阶级的地位上升。他是自由保守主义派的《青年》文学社的成员，并在文化出版界开始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主张了罗马尼亚与德国联盟，反对与法国和英国的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人要求惩罚亚历山德鲁·齐加拉-萨穆尔卡什，因为他在1916年至1918年间与德国占领者勾结。他挺过了批评，继续在大学任教。除此之外，他的名字还与罗马尼亚的第一期广播节目有关，1928年11月1日，他编写的文本就在该节目中播报。亚历山德鲁·齐加拉-萨穆尔卡什于1952年在布加勒斯特去世，也就是在满80岁三天前。

为了向公众展示其摄影作品，罗马尼亚科学院图书馆组织了题为“亚历山德鲁·齐加拉-萨尔穆卡什照片中的一个世纪前的奥尔滕尼亚区” 这次展览，该机构收集了他拍摄的大约4000张照片和1000张底片b。罗马尼亚科学院图书馆的阿丽娜·波佩斯库向我们介绍了此次活动的细节， 说：“展览包括代表奥尔特尼亚区教堂和修道院的照片，还有该地区的壁画和家具。这些照片是于1900年至1930年照相的。在他之前有不少摄影师，尤其是摄影艺术家，他们出于艺术原因或应客户的要求，一次停下来拍摄一座教堂什么的。也有带着相机的旅客。也许他是第一个真正致力于逐个地点和逐个对象拍摄的人，考虑到他自己后来的项目，比如教授艺术史课程或写书，他也可能在向新世纪过渡之际考虑到建立民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农民博物馆。”

我问阿丽娜·波佩斯库，在照相村庄世界时，亚历山德鲁·齐加拉-萨穆尔卡什实在看到了什么？她回答说：“他看到许多毁坏的教堂，他看到许多建筑物、物品、处于受高度退化、遗忘和冷漠状态的教堂。 因此，即使曾经是当地贵族家庭的小教堂或中小贵族家庭的教堂，有着这些家庭的奉献肖像，尽管这些建筑物非常蓬乱、光线不足又损坏，但通过他的照片，该世界仍然存在下去。事实上，他的照片在古迹委员会启动的不少修复项目不久前照相，从1880年代到1940年代，这些项目数量相当多。”

今天的观众所看到的与亚历山德鲁·齐加拉-萨穆尔卡什100多年前拍摄的照片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阿丽娜·波佩斯库回答说，时间已经留下了需要额外解释的差异。她补充说：“我非常小心地在目录和展品的标签上详细说明今天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教堂和物品与昔日那些的差异。例如，在弗拉基米尔镇的教堂，1819世纪原有的西立面装饰着守护神君士坦丁和埃琳娜、圣帕拉斯基瓦和施洗者圣约翰的圣像，如今，教堂的西立面完全漆成了白色。”

亚历山德鲁·齐加拉-萨穆尔卡什拍摄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照片展示了一个落后但在转型中的世界，但由于当时的技术，今天的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罗马尼亚哲学家和散文家米哈伊·索拉于2023年2月25日在布加勒斯特的家中逝世。他是罗马尼亚经过数个政权、见证了20世纪历史巨变的知识分子之一。除了他的工作，还值得关注其他几个并非每个人都能得到的成就。如果要编制长寿图，则米哈伊·索拉肯定会占据领先地位。很少有人可以享受106岁的长寿。另一项成就是他出生的那一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结束时，于1918年就成立了大罗马尼亚国家。米哈伊·索拉甚至曾经说过“我比大罗马尼亚国还老”。这位哲学家的另一项成就是1947年在法国Gallimard 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哲学著作，就是这家著名的法国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罗马尼亚语著作。米哈伊·索拉的另一个成就也涉及到他作为抗议者的身份。2017年，他100岁高龄，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胜利广场举行的反政府抗议示威，被认为是罗马尼亚最年长的示威者。

米哈伊·索拉于1916年11月出生在巴纳特区的一个神父家庭，当时，巴纳特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他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语言，1938年获得奖学金赴fù法。二战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他撰写了一篇关于法国伟大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的博士论文。战争时期，他决定加入法国共产党。他深深的反法西斯情绪，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就使他转移到对凶残的极权主义的另一面——共产主义。但幸运的是，他的传记会驱散他的共产主义幻想。1948年他回到罗马尼亚探望父母时，他被共产党政权阻止返回法国，他的妻子和孩子正在那里等着他。他因此被迫留在罗马尼亚，并在此度过余生。

1945年后，罗马尼亚完全生活在共产主义乌托邦中，知识分子和社会一起经历着同样的物质和精神匮乏。日常的荒谬达到了顶峰。索林·安托希想起了米哈伊·索拉在现实与意识形态乌托邦完全分离的情况下的行为方式。“我想通过以下方式唤起米哈伊·索拉。互联网上和各个地方都从各个角度和各个方向对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将很快发表一篇题为《米哈伊·索拉的沉默》的书籍。人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不是目击者，所以他们不知道他的沉默。如果有时有过雄辩的沉默，那就是米哈伊·索拉的沉默。我只举一个例子：在我1986年在雅西大学举办的题目为乌托邦的论坛会上，在我看来，米哈伊·索拉是一位特邀嘉宾。所有的与会者都是特邀嘉宾，唯独他是最特别的嘉宾。当我邀请他发言时，米哈伊·索拉从座位上站起来，他走到他应该发言的讲台上，他相当紧张地左右环顾大厅各地，然后回到他离开的地方就静静地坐下。正如我当时所说，我现在继续说：有时，沉默更有说服力。米哈伊·索拉没有像我们试图以颠覆和反文化的形式那样谈论反乌托邦中的乌托邦，而是他保持沉默。”

1989年后，米哈伊·索拉担任教育部长。作为社会对话小组和公民联盟的成员，他向罗马尼亚公民社会的建设做出重大的贡献。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仍然是一个既公开又积极的声音。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罗马尼亚文学界中，霍尔滕西亚·帕帕达特·琫杰斯库以罗马尼亚小说复兴运动的最重要的声音之一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一位女人开辟了新道路此事导致她被列入于我国主要作家名单上，使她区别于当时的不少有价值的其他女作家。这就是为什么学校教科书很长时间将霍尔滕西亚·帕帕达特·琫杰斯库保留下去，甚至在公众思想内她似乎是两次世界大战间唯一值得记住的女作家。类似的态度不一定很正确，尤其是在霍尔滕西亚·帕帕达特·琫杰斯库出道那一刻之前，与当时代的普通女性分享了共同的命运。

她于1876年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内出生，该家庭也是几位文学家的来源。20岁时她就嫁给了尼古拉·帕帕达特这位律师，因其职业, 霍尔滕西亚不得不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跟随丈夫。婚后生了几个孩子，未来的作者多年时间全部承担家庭妇女的各种责任。文学评论家保罗·切尔纳特继续讲述霍尔滕西亚的故事，说：“毫无疑问，霍尔滕西亚是罗马尼亚文学历史的一个特例。她不得不等到近40岁才首次亮相。起初，在来自雅西市的《罗马尼亚生活》杂志圈子的女朋友即康斯坦察·马里诺·莫斯库这位作家的支持下，使用了笔名首次出版作品。康斯坦察就促成了在著名文学评论家兼散文作家加拉贝特·伊布勒伊良努编辑的杂志出版。伊布勒伊良努很快就成为霍尔滕西亚的导师。事实上，他实在要作为霍尔滕西亚第一个精神赞助人。霍尔滕西亚有这种情结，可能是由于缺乏高等教育，她便寻找了导师并首先在布勒伊良努身上，后来在尤金·罗维内斯库找到了类似的保护者。由于伊布勒伊良努和罗维内斯库领导的文学圈子具有相反的意识形态——第一个就属于保守派，第二个属于现代派—— 因此，霍尔滕西亚·帕帕达特·琫杰斯库靠近罗维内斯库被《罗马尼亚生活》杂志周围的人视为背叛。事实上，罗维内斯库鼓励了罗马尼亚文化的现代化和与西方文化的同步，而这种倾向适应了女作家的意愿。她与罗维内斯库的合作始于1919年，在女作家于1933年移居到布加勒斯特后成为长久性的。此外，在罗维内斯库的指导下，霍尔滕西亚撰写了她最好又最著名的小说，这些小说聚集在所谓“哈利怕家族系列卷”。

保罗·切尔纳特回到麦克风前，说：”在霍尔滕西亚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记的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有关系，当时她当慈善护士，接触到死亡的恐怖于破坏及在战争中受伤或受流行病影响的士兵。也许这就是我们在她1920-1930年代创作的伟大小说中所遇到的那种疾病痴迷的原因，也就是在罗维内斯库圈子内的氛围而创作的作品。或许这也有助于将其目光从女性内在的深渊转向社会，转向真实的外部世界。在1920年至1930年的“哈利怕系列卷”中所创作的就是罗马尼亚那些年的社会心理壁画。”

这些小说将让霍尔滕西亚·帕帕达特·琫杰斯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伟大小说家附近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直到最近，这位女作家还在高中教科书中又占有一个地位。保罗·切尔纳特来解释那个时代及之后女作家所获得的重要性。他说：“霍尔滕西亚首次亮相时刻为时过晚。只有在孩子们长大后，她才能负担得起文学出道的奢侈。但霍尔滕西亚出道较晚的事实给了她伟大女作家的形象，这不一定是在伊布勒伊良努的文学圈子内，而仅限于罗维内斯库的。至于其文学价值，我毫不犹豫地将霍尔滕西亚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相提并论。”

霍尔滕西亚·帕帕达特·琫杰斯库于1955年3月在共产政权的第一个十年去世，公众和当时被社会现实主义奴役的文学评论家都退缩便遗忘了。 然而，她的恢复将在稍后才完成。

1936年2月，罗马尼亚著名作家马林·索雷斯库出生在罗马尼亚南部的多尔日县。马林·索雷斯库 是一位多产的人物：诗人、剧作家、散文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是共产主义时期罗马尼亚国内外最著名又最受赞赏的罗马尼亚作家之一。1996年年仅60岁的马林·索雷斯库去世后，其作品进入了阴影，这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许无人能预料到。文学评论家兼历史学家保罗·切尔纳特介绍了马林·索雷斯库的传记说：“马林·索雷斯库是奥尔特尼亚区的地道儿子，他在其创作中强调了这个地区的特点。他在克拉约瓦上高中。然后他读了中等军事学校，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其编写了一系列死后才出版的诗歌。1960年他毕业于语言学院，此后不久，他在斯大林死后的缓和时间早期以诗人身份首次亮相，他又在作品中采用了这段时间的开放。”

在很短的时间内，马林·索雷斯库名声大噪，大量写作出版，贡献于当时的文学生活。保罗·切尔纳特继续说：“从1970年起，他逐渐成为罗马尼亚乃至国外的知名作家。他被称为环球旅行者，其作品翻译成许多语言，在不少国家出版。他还与世界上一些重要的诗人和知名作家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还与他们进行了访谈，收录在1985年出版的题为《灵感论》书中。他还陷入了论战。 他也作为相当敏锐的文学评论家，充满活力与思想。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从很多方面来看，他已成为我国文学界的里程碑。1990年后，他开始了政治生涯。他还曾担任文化部长。他于1996年底因癌症去世，当时他还不到61岁。然而，在1990年之后的几年里，马林·索雷斯库获得了赫尔德奖，并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取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作家去世时，留下了15卷诗歌、散文、日记和小说的手稿，所有这些都是用使他知名的独特语言而写成的。保罗·切尔纳特告诉我们马林·索雷斯库的独特之处。“就是幽默与严肃甚至悲哀感的结合。我以马林·索雷斯库看为布朗库西的文学相等人物。我认为这种揭神话的新鲜感和底层神话之间的结合就是马林·索雷斯库的特点之一。还有奥尔特尼亚典型的戏弄精神和对存在意义及其基础的不懈冥想的结合。马林·索雷斯库是很复杂的人物。他用一只眼睛笑，用另一只眼睛哭。这取决于我们宁愿强调其性格的哪个方面。有的人以其为戏仿者或幽默家。但他同样有一种严肃的精神，一种实际上旨在通过讽刺、通过熟悉、通过自然、通过交流在现代世界中恢复神话并拯救它们的精神。我认为他取得了成功。此外，他还是罗马尼亚最能向国外介绍的作家之一。他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国际奖项，但在他的作品中有本土与世界因素的非常有效的结合。”

位于布加勒斯特西南部的菲兰塔利区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当今被认为是一个有问题的社区，一种贫民窟区。不过，该宅区不一定是总充满困难的地区。 最近，由安德烈·勒斯万·沃亿内亚、达纳·多尔金与格尔杰利·布莱协调题为《不完全的菲兰塔利区》这篇专著加深了对其的历史研究。

该社区的发展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菲兰塔利仅仅是一个过渡区，位于当时布加勒斯特的郊区。该区的故事由安德烈·勒斯万·沃亿内亚这位历史学家继续讲述：“菲兰塔利区的发展自从开始就遇到障碍，因为菲兰塔利大街实际上无处可往，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市中心开始的这条路停在田野。 在这里，在菲兰塔利区，当时有东正教教区和其他修道院的葡萄园，后来所有这些葡萄园都开始出售，而田地分割并建造房屋。房租便宜吸引了很多工人。直到1940 年，这个宅区实在被称为“欢乐田野”，因为这里有许多源于前葡萄园的酒窖，而酒窖逐渐变成小酒馆。 该地区一直没有发展，被中央政府忽视，没有污水管道、没有水、没有电，什么设施几乎也没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除了贫穷的工人，菲兰塔利区又出现了小企业和商人。有几个比较富裕的商人建造了几座较时髦的房屋，但数量很少。历史学家安德烈·勒斯万·沃亿内亚对类似的房屋进行研究, 说：“那时也有一些小型企业。其中有一位名叫利特曼的犹太商人，他于1935年聘请建筑师保罗·罗西尼为他设计了这座极具现代主义国际风格的美妙住宅。这是同类中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 不幸的是，商人利特曼为1941年“铁卫”军团也影响到菲兰塔利区叛乱行动的犹太受害者之一。”

该地区的真正系统化是在共产主义政权上台后才开始的，目的是为劳动人民提供体面的生活条件，并在第一阶段就实现了这一目标。在像一块田野的空地上建造了砖砌的公寓楼，今天仍被称为“红色楼区”。

安德烈·勒斯万·沃亿内亚说：“1946年前后，打算在这片空地上为公务员建造住房。1948年后由市政府接管，此后负责机构不断更迭。但也开始建造20个小楼。 所有都是四层楼，它们之间有绿地和许多社会服务单位。一共有20每座大约有30户人家的小楼，所以大约有600户人家搬到那里。这些小楼都有自己的供暖设备，附近有一所幼儿园和一家电影院。 基本上，这是一个自治的小镇。”

不过，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问题，并且多年来事情逐渐恶化。安德烈·勒斯万·沃亿内亚说：“1966年之后发生了什么？ 共产政府在建造了红色楼之后，实际上并没有做太多事务。 他们在菲兰塔利延长路的某处建造另一所学校。 他们还在那里为污水建造收集管道，他们还安装了公共照明。但这并不是重大的措施，而是正常的事务。1966年为整个区域构思了系统化规划，并设计了一些新楼的建设。为此，当局不得不拆除边缘地区的房屋并用公寓楼取而代之。许多街区正在建造，总共建造了超过150个有一两房间的公寓，“弗尔敢”工厂的大量工人都住在这里。这些公寓楼建设后，该项目就放弃了，1973 年之后又改变了住房法律。”

1977年地震后，为该地区制定了一项复杂的城市化计划，但不幸的是，直到1989年政权垮台之前几乎没有实施任何目标。然后开始了1990 年代过渡的下滑，当局忽视了菲兰塔利宅区而这里的社会问题逐渐恶化。

有着155年的历史，罗马尼亚科学院图书馆如今是在我国空间流通印刷物的最重要存放处。罗马尼亚文学协会1866年4月1日成立，而次年更名为罗马尼亚学术协会。1879年即罗马尼亚获得国家独立两年后，罗马尼亚科学院作为前两个组织的继承者，成为新罗马尼亚国家的最重要科学机构。而从1867年开始构成的罗马尼亚科学院图书馆承担了其既定的职责，并通过捐赠和收购建立了知识基金。19世纪末，即于1897年建成了我们今天能看到并收藏着巨大遗产的建筑物。

罗马尼亚科学院图书馆的第一位捐助者是布泽乌教区的东正教主教迪文伊希耶·罗马诺。他在图书馆成立大会上就宣布进行第一笔bǐ捐赠，涉及到81本古罗马尼亚书籍。1897 年，即在主教去世25年后，他的全部个人书籍基金都归属了图书馆。其他捐助者为印刷物基金的扩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该机构留下了最大印记的人是第一任馆长，即伊万·比亚努这位语言学家。1894年，比亚努以五个方向设计了《国家书目计划》， 即：构成罗马尼亚书籍的国家书目；汇编罗马尼亚期刊出版物的参考书目；构成分析书目，包括期刊中的各篇文章； 起草一份手稿目录，从罗马尼亚文的开始； 构成图书馆文件目录。

到目前为止，关于罗马尼亚科学院图书馆编写了或多或少有系统性的论文，而且介绍该机构的详尽历史出版期待已久。最近，在该机构负责人尼克拉·诺伊卡的协调下出版了共700页的《科学院图书馆历史》的第一卷，回顾了1867年至1885年间的“开拓”早期。在该书籍的发布会上，罗马尼亚科学院院长伊昂-奥莱尔·波普这位历史学家说：“关于罗马尼亚科学院图书馆的有10卷历史以前没有写过，虽然有过很多计划，甚至不少尝试，而类似的书籍不太可能很快再写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通过第一卷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当前项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伊昂-奥莱尔·波普还表示，该机构不断发展，并且像任何成长中的机构一样，它不断使其活动多元化并扩大了视野。他说: “自成立以来的155年里，该机构的目标和计划一直在扩大。今天，该图书馆是罗马尼亚最重要的。其收藏品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结构，从16世纪以来的用罗马尼亚文最古老的文本开始，以及以罗马尼亚空间装饰过去证词的大法官和教会语言中更古老的文本。谈到这些语言呢，首先涉及到古教会的斯拉夫文、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亚美尼亚文、希伯来文、匈牙利文等等。”

开始进行研究工作的任何人都知道，起点就是回顾过去，以便找出前人的贡献。因此，正如罗马尼亚科学院院长伊昂-奥莱尔·波普说，去图书馆阅读以前的文章为了进行高质量研究是必要的。他说：“我们图书馆遗产含有的特殊馆藏都能保证它具有独特的地位。其中，手稿收藏品为全国最大的，而版画馆、钱币馆、音乐馆和地图馆的藏品堪称各领域的参考文品。没有这个非同寻常的机构，任何科学史和文化史的编写工作都无法完成。”

利维乌·丘列伊是罗马尼亚最有价值的导演之一。1923年7月出生于布加勒斯特，出身于一个古老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建筑商，是现代布加勒斯特主要建筑师的合作者。事实上，为了遵守父亲的意愿，利维乌·丘列伊原来就读于建筑学院，然后才读戏剧艺术学院。在舞台上，他最初以演员身份脱颖而出，演员和建筑师的天才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都很有用，因为丘列伊也在自己导演的电影中表演， 同时为他的许多戏剧作品制作了场景。但他如何或何时从演员转向导演，我们从戏剧评论家米鲁娜·隆甘那里了解到。她说：“他真的很想成为导演。自1950年代初以来，他在我们今天不再看到的糟糕宣传片中演出，但是与当时的导演进行合作。尤其是在《幸运磨坊》电影中作为维克托·伊利乌导演的助手，他也做了场景，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也是他有勇气进入电影制作的原因。然后他导演了《多瑙河之波》，该影片在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大获成功。但他一直宣称对电影的兴趣没有戏剧大。1960年制作的《多瑙河之波》电影后，就以1965年制作靠利维乌·列布里亚努小说改编的《吊死鬼森林》电影紧随。这是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亮相的第一部罗马尼亚电影，利维乌·丘列伊也因此获得了导演奖。但在1960年至1965年间，导演并没有闲着，他在戏剧上工作，并在1961年首次上演了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如你所愿》，以其又大获成功。1963年，他成为布加勒斯特“布兰德拉”剧院的经理，在那里他巩固了一个团队并上演了成名的戏剧。”

究竟是什么表现了他的风格，米鲁娜·隆甘也来告诉我们：“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丘列伊有某种风格，而是一种完美主义的工作方法论。他作了许多重要的表演。但完美主义是最重要的，他与团队工作时，即使是最小的角色也必须是引人注目的。如果一个演员只是走过舞台，那一刻他必须完美地扮演角色。”



由于他的成功，利维乌·丘列伊一直受到秘密警察的关注。米鲁娜·隆甘说：“自从1955年第一次为他打开监控案件开始，丘列伊一直被关注，直到共产制度垮台。没有那么多的戏剧遇到审查问题，因为他在与当局的关系上很委婉，否则他无法担任剧院经理。不过，作为经理，他不得不支持一系列深受审查或在新闻界和当局关系中引起骚乱的戏剧。无论如何，1971年后罗马尼亚的气氛越来越郁闷，所以1980年利维乌·丘列伊像很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样被迫离开国家。”

米鲁娜·隆甘回到麦克风说：“丘列伊被劝离开国家。1971年后，在罗马尼亚实在确立了共产民族主义。这就意味着审查制度的大幅增加，这对重要的又有价值的艺术家来说很不方便。有些艺术家立即离开了。也就是说，他们逃跑了，利用留学或在国外旅行之际。他们自我放逐了，而其他人，特别是重要的人，实际上被党内和政府员工劝告离开。离开罗马尼亚后，利维乌·丘列伊先后在欧洲不少国家以及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工作。 共产制度垮台后他就返回罗马尼亚，并于2011年10月去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主持人小玉今天向您介绍上周布加勒斯特市歌剧院举办的一场慈善捐赠演出的情况。此次演出是为了庆祝首都歌剧院建院100周年，应邀演唱的两位国际明星是挪威的女高音莉丝·戴维森(Lise Davidsen)和意大利-英国男高音弗雷迪·德·托马索(Freddie De Tommaso)。入场门票的收入将会捐赠给我国东北部雅西市的肿瘤研究所和医院，这是诊断并治疗肿瘤的唯一国营医院，该院在1990年按照欧盟标准而建立。捐赠的资金将用于医院的病患而提供姑息治疗。

布加勒斯特市歌剧院在演出前一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与会者包括文化部长，歌剧院院长，两位歌剧明星和他们的经纪人，肿瘤研究所的医生，文艺界人士和媒体记者。在开幕仪式上，歌剧院院长达尼尔·金卡(Daniel Jinga)先生指出：“罗马尼亚歌剧院在两位歌剧明星应罗马尼亚的经纪人玛丽亚·莫茨(Maria Mot)的邀请下举办了这场慈善性的特别演出。我个人为之感动，因为我父亲死于癌症。那时我才19岁，亲身经历了亲人去世后的痛苦滋味。我意识到我所领导的机构要作出更多努力，除了例行的演出外，也要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作为社会稳定因素，对大众提供教育，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姑息医疗中心的可见度。任何文艺机构在社会中都能扮演重要角色，让大众意识到社会中面对的各种问题。

歌剧明星的经纪人玛丽亚·莫茨女士指出：“我在伦敦建立了我的艺术经纪机构，是3年半前从我母亲的故事中得到灵感构思而出的。我母亲也是因癌症去世的，她的身体在癌症晚期阶段大大恶化，我把她送到雅西市肿瘤医院姑息科去住院治疗时，才了解到这是罗马尼亚为肿瘤病患作姑息治疗的唯一诊所，总共有22个床位。在我母亲生命经历的最后一个月，医院的医生除了为她作了高度专业性的治疗外，也为我带来很大的安慰。我和医生，其他病患及亲人交了朋友。以后还从不少人的故事中得到灵感，使我意识到要作出更多努力来收集资金捐赠给姑息治疗上。肿瘤疾病患者在去世前需要特别的治疗来庄严地，心安地，舒适地走完生命最后一步。我对医院领导班子介绍了我的想法和工作，并建议举办慈善性演出来吸收资金去资助姑息治疗的需用。这倡议出于我对母亲作出的承诺，也出于我得着安慰的感受。可惜的是，因新冠疫情，这倡议被拖延到今年5月份才得以落实。

随后挪威女高音莉丝·戴维森也说：“我感到很荣幸应玛丽亚发出的邀请参加演出，成为这个慈善项目的一份子。此外，也感谢布加勒斯特市歌剧院支持这一项目，为歌唱家们提供机会来扩大其可见度。除了艺术生涯以外，歌唱家和文艺界也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上，使我们可以出力来提供援助，就我的情况来说可以举办演出，让大众了解为慈善性活动捐赠资金是多么重要。新冠疫情结束之后，我们的演出会恢复正常。通过我的努力，希望能帮助更多的病患来享受姑息治疗的安慰。

最后致辞的是我国文化部长鲁吉安·罗玛什卡努(Lucian Romascanu)先生。他说：“我特意参加这场记者招待会，表达对此类活动的关注，这也是我作为部长职任的重要部分。我感到很荣幸的是能够参加此次记者招待会，支持这个重要文化事件。文化机构要对外显示其扮演的另外角色，即服务于重大有意义的事件，对患者安稳度过晚期阶段的生命提供帮助！慈善性活动使得大众为一个崇高目标聚集在一起。我感谢歌剧院院长将这一倡议变成现实，同时感谢参与项目的人士对这一崇高目标的慷慨支持，虽然不能从国家预算中得到全部资金，慈善性活动证明社团中的民众可以自我服务，自发做出贡献。我希望，通过这场演出，首都歌剧院对外发出重要信息，多多举办类似活动。我本人承诺，文化部为愿意为举办类似活动的机构免费提供任何剧院的演出空间。

小玉（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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