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罗国际台百科全书

近两年来，新冠大流行一直是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专家等都从自己研究科学的角度出示数据，以得出相关的结论。21世纪的科学已经能够观察和分析新冠病理情况。但在过去，疾病的媒介并不为人所知，而将命运逆境归咎于流行病。

2021年，罗马尼亚国家档案馆庆祝成立190周年，在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题为“罗马尼亚国家历史上的流行病”的展览。参观者可以看到曾冲击瓦拉西亚和摩尔多瓦的鼠疫、霍乱、伤寒、西班牙流感等流行病的相关资料。

档案管理员图尔西图协调展览并详细介绍了展览和后续内容: “我们的想法是在当前条件下向公众提供有关资料。在新冠流行背景下，在国家档案馆庆祝成立190年的活动中我们可以发布不少与瘟疫有关的资料。所以就产生办展览的想法，再说，我们正在准备一本与检疫隔离局有关的资料选集。”

展出的文件有影印本和原始文，并照片、地图、表格、日记页、教会文件、官方徽章、个人笔记的复制品。国家档案馆向公众提供的最早的文件可以追溯到17世纪鼠疫流行期间，直到19世纪末造成最多的人类死亡。这份1637年3月12日的文件讲述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如何将0.5公顷的葡萄园、农具和金钱交给一个较贫穷的农民，以进入他兄弟的房子，将他死去的“妻子和儿子们”抬出并埋葬。

“我们从1637年的文件开始，将它们归类为到1918年已知的主要流行病。第一份文件是记述鼠疫的流行，是关于埋葬死者的一个协议。然后是关于1813年从Caragea可怕的鼠疫流行，我们展示了1813年签署的一项命令，其中规定杜德什蒂医院专门接收遭受鼠疫的人。”

还有一个是瓦拉西亚大公Gheorghe Bibescu在1846年2月14日发布的命令，要求所有父母为孩子接种抗水痘疫苗。从鼠疫流行开始，展览展示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头几十年冲击罗马尼亚社会的其他流行病危机。关于霍乱流行病的文件来自检疫部门、战争部或个人提供的资料，记述霍乱的症状、治疗方法、用于阻止持续了很长时间的霍乱流行的医疗处方及那个时代的人对此的记忆。接下来流行的是斑疹伤寒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称为“西班牙流感”的流行病。展览最后是玛丽亚王后笔记本上的有关记载及内政部和战争部提供的原始文件，其中提到了抗击发疹性斑疹伤寒所需的资金。

人们总认为时间是不断地重复。人们有着时间倒流强烈的想法，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历史重演。越来越严格的时间测量从未停止，今天仍在继续。考古学家证实，在时钟出现前，人们通过太阳和月亮的位置来测量时间。石器时代日晷帮助人们安排日常时间表。太阳方尖碑、水钟和古代沙漏也具同样功能。使用机械钟使测量和人们感知时间发生变化，将时间划分小时和分秒。如今的电子和原子钟同样延续了数千年测量时间的传统。

教堂是中世纪西方世界的中心，其高塔上安置精密的时钟机制，来测量每天的时间。有敬拜的时间、工作的时间、睡眠的时间以及放松和社交的时间。中世纪的钟表师使教堂塔楼的钟表操作变为艺术品，固定的小时、刻钟和半小时敲击真是奇妙无比。

时间的测量19世纪初被引入罗马尼亚。从1800年起模塑罗马尼亚社会的一切都来自西方。当时所称的“土耳其”式的时间测量，被“欧洲”式所取代。采用西方时间测量法是个人解放、与新事物的联系及摒弃东方和奥斯曼帝国的法纳耳(Phanar)落后的所有事物的标志。历史学家 多林·斯塔内斯库（Dorin Stanescu）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意味着公共时钟概念的出现，这让任何人都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在罗马尼亚，公共时钟进入得较晚，直到18世纪，贵族才开始购买手表，有富商也纷纷效仿。私人钟、公共钟、制表工坊成为城市景观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罗马尼亚的法纳耳时期使用的是《土耳其》式的时间测量，由希腊人从奥斯曼帝国带入，是根据每天五次祈祷和太阳的升落来计算，此法使用了很长时间，但之后被《欧洲》或《德国》的时间所取代”。

由于两种时尚共存，采用新的时间测量必须逐渐地过渡。罗马尼亚人越来越频繁地提到“欧洲时间”，随着几代的延续，这个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通常新产品很快会被年轻一代接受采用，将其作为自己身份的标志，以示与前几代人的不同。虽然罗人掌握了新的时间测量法，但认为在报道如1802年地震这样的特殊事件，也保留了“土耳其时间”的概念。一位编年史家写道：“1802年10月14日，土耳其时间7点钟和德国时间12点钟，我在集市感到极强烈的地震”。奇妙的是这人除了要求准确性，同时也表达他与那个时代所有时间测算的关系。1848年后，法纳耳时期的精神和意识都被摒弃，不再使用“土耳其”时间。

随着欧洲新时尚的测量方式，一切都在改变。人们越来越准确地相会，更好地计划自己的工作。在西方，工会向雇主提出8小时工作日的概念。铁路和列车时间表的出现都有助于提高时间测量的准确性。此外个人佩戴的手表更是便利无比。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主持人马利安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布加勒斯特北部郊区形成一个时尚的中产阶级社区。维克多·巴贝什（Victor Babeș）是个学者和细菌学家，他儿子外交官米尔恰·巴贝什（Mircea Babeș）也在此建宅。这所家宅后来成为“维克多·巴贝什纪念博物馆。 维克多·巴贝什1854年出生在维也纳， 父亲是罗人，母亲是奥地利人。他在30岁时就成为世上第一篇细菌学论文的合著者。

他的科学活动很丰富，下属布加勒斯特历史博物馆的维克多·巴贝什博物馆的学家帕纳伊特（Oana Panait）说：“他就传染病学发表了1300篇非常重要论文。最重​​要的还是关于细菌学的论文，当时未满31岁的年轻的维克多·巴贝什发表了《细菌及在传染病解剖学和组织学的作用》，是1885年与法国科学家安德烈·维克托·科尔尼（André Victor Cornil）一起编写的。这篇论文奠定了细菌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是世上第一篇细菌学论文，几乎包含科学界需要了解的有关细菌的所有内容。自从它出现在巴黎，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就注意到它，并提名巴贝什获巴黎科学院颁发的最负盛名的奖项《蒙蒂昂奖》。获奖后，维克多·巴贝什名气越来越大，并应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邀请在柏林工作，尽管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希望他留在巴黎。瑞士的弗里堡大学也邀请他去教书，也有来自美国的邀请，希望他担任研究员的工作。正不知所措时，巴贝什收到当时罗马尼亚文化部长迪米特里·斯特德扎（Dimitrie Sturdza）的来信，邀请他来布加勒斯特工作。

就这样巴贝什来到布加勒斯特，领导新成立的细菌学研究院。除了实验室，他还拥有一间大教室可以授课，并得到全家的永久住所。1886年后，他携妻搬到布加勒斯特。此外他还在克卢日（Cluj）医学院教授各种课程，这所大学后来以他的名字“巴贝什-博莱艾”（Babeș-Bolyai）”命名以表示对他的敬意。在布加勒斯特期间，他一直住在细菌研究院中的居所。1926年10月18日晚间，他在显微镜前工作时感到不适，之后萧然离世。1950年代后，这个显微镜在他儿子后成为博物馆的居所内展出。

帕纳伊特女士继续介绍: “1956年10月是博物馆起点的第一阶段。在此一年前，巴贝什的学生流行病学家康斯坦丁·帕尔弘（Constantin Parhon）向米尔恰·巴贝什建议将他居所的底层腾出来作为博物馆，所以从1956年起居所的底层就变成了博物馆，米尔恰成为博物馆学家，1968年去世。他的夫人索菲亚·巴贝什（Sofia Babeș）独居在二层楼上。1986年，索非亚留下遗嘱将整个居所作为博物馆捐赠，成为市政府的文化遗产。1929年，其子米尔恰从他父亲研究所搜寻到不少物品，大部分陈列在博物馆的底层。如此参观者可以欣赏这些19世纪末的展品，包括家具和装饰物品，许多奖章，徽章，因为维克多·巴贝什生前受到了整个科学界的嘉奖，罗马尼亚王室也向巴贝什颁发了不少的奖章。”

布加勒斯特的维克多·巴贝什博物馆最近经过修复后向公众重新开放，并为儿童专设一个展区，让他们可以熟悉了解有关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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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是对当今人最具吸引力的工具之一，也包含拥有者的历史，但汽车爱好者对了解所拥有物品的历史充满好奇心。最近，聚集全国3000多名会员的罗马尼亚复古汽车俱乐部与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合作举办了“城市社会主义者展览。数几十辆汽车留在布加勒斯特博物馆总部前的广场，向那些想要了解罗马尼亚汽车历史的人展示。展品是1964年至1989年期间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统治时期行驶的国家或私人汽车。

罗马尼亚复古汽车俱乐部副主席兼展览组织者Serban Cornaciu：“这是1964年至1989年间制造的精选汽车。其想法是通过一系列汽车类型恢复当时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氛围。我们试图谈论为这些汽车如何被人类使用，如何被购买，什么人使用它们，人们如何在社会主义时期使用这些汽车，来过日常生活。

达契亚1300；达契亚2000；达契亚1310

展品由20辆汽车、一辆面包车、一辆公共汽车、一辆卡车和4辆摩托车组成。大多数汽车是在罗马尼亚生产的。其中一辆达契亚（Dacia）1100，这是该系列中的第一辆车型。达其亚是1989年之前在罗马尼亚最受欢迎的汽车，在Pitesti生产。另有七辆 达契亚1300汽车，包括标准的1300、一辆达契亚Sport，一辆用作警车的达契亚1300和一辆达契亚2000，后者是由当时的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党政机关使用的汽车。另一辆是1989年前在克拉约瓦生产的Oltcit Special汽车。其次是罗马尼亚吉普Aro：两辆Aro 243，一辆Aro M461 C和一辆Aro 10。

外国品牌也出现在复古车爱好者的收藏中，有三个苏联品牌，著名的莫斯科维奇、伏尔加和拉达。国家机构和高级政要使用在1961年生产的伏尔加M 21汽车引起了很多关注。莫斯科维奇403汽车是首批销售给大众的车型之一，而拉大1200汽车则深受购买者的喜爱。Trabant 601汽车，著名的“Trabi，产自前东德国，在1980年代非常流行。西方品牌中还有一辆奔驰2200、两辆大众“青蛙和一辆菲亚特850，在当时也非常流行。正如Serban Cornaciu所提到的，TV面包车、罗曼巴士和喀尔巴阡卡车，这三类罗马尼亚汽车在展览中别具一格。

另外还有两辆德国宝马摩托车，一辆罗马尼亚摩托车，国内著名的Mobra和喀尔巴阡轻便摩托车。Serban Cornaciu将此次展览视为一种文化行为，同时也是他和罗马尼亚复古汽车俱乐部同事的职责。“复古汽车俱乐部的责任是将这些当年汽车向公众和我们所属的社区展示。这次展览最大的乐趣是我们带来了一些您通常在街上很少看到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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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勒斯特之月》节庆是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一项倡议，引起布加勒斯特市内外民众的关注，愿该市按时代新趋势和人民的期望来发展。从1830年代起的百年间，该市从一所东方城市惊人地变为一个欧洲城市。在卡罗尔一世国王（1866-1914）大力营建市容的时期，审美和实用的概念得着了最彻底的施展。1906年的周年纪念展使布加勒斯特市和罗马尼亚跃登世界大都市的国际版图。

卡罗尔二世

《布加勒斯特、之月》节庆的构想受到所有地方当局的热烈欢迎。历史学家安妮塔·斯特雷亚（Anita Sterea）认为，这个节庆的目的除了宣传这座城市外，还吸引投资和美化市容。她说：“卡罗尔二世借这节庆，除了向外人推荐布加勒斯特市为旅游胜地外，还使得许多公司尤其是企业来此地展示其潜力。宾客从国外来，先是停留在使馆发层面，之后一些使馆经办展厅，外国公司就跟着出现来。1936年的第二届节庆是在如今仍存的Herastrau公园举办。1936年的节日期间，乡村博物馆也随着揭幕，还有许多其他纪念物揭幕，如：Miorita喷泉、卡罗尔公园的生肖喷泉、斯皮鲁• 哈雷特（Spiru Haret，罗马尼亚现代教育的创始人）的雕像和飞行员雕像等。

被问到935年到1940年这6年间《布加勒斯特之月》节庆的情况时，安妮塔·斯特雷亚说：“这些节庆活动大同小异，有不少展示馆，城市里也有很多相关的活动，但大部分与《布加勒斯特之月》节庆密切相关的活动都在公园举行。王室家眷总是在场，这也是组织各类外交会面的一种方式，布加勒斯特市外的民众也借机来此观赏此城的变化。所以《布加勒斯特之月》带来了大量的游客。这是卡罗尔二世的初衷，但我认为组织者也受到了由Istrati 博士在1906年周年纪念展的组织方式的启发。

她继续说：“关于前几届《布加勒斯特之月》的节庆，我们留有大量的文件、图片和小册子。遗憾的是，有关1938、1939和1940这个最后年届的文件并不多。有趣的是，在1935年制作了一个名为《布加勒斯特2000》的城市模型，来表达当时人们如何想象这座城市在2000年的样子。作为经历了2000年代并向前走得更远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远远跟不上他们的计划。按照他们的想法，这座城市应该更加绿色，交通网络更加多样化，遍及城市附近的地区，并且将当时住在村庄的人们与城市联系起来很重要。他们制作的城市规划更妥善并使城乡更加统一协调。

最后一届《布加勒斯特之月》节庆在1940年举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整个世界的和平与进步。1945年结束后，罗马尼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按照苏联建立的新社会和政治秩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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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的文化基于古希腊-拉丁和基督教文化。这就是大多数描写欧洲并试图破译其秘密的人的定义。时间的流逝以上提到的文化价值观使得各国地理距离开始缩短。远离欧洲中心及边缘国家发现拉近了距离。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虽然在东欧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45年之久，但是东南欧和北欧两个不同地缘文化空间的一部分。罗马尼亚在1500年至1878年间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爱沙尼亚则在较长时期-1560年至1710年间，间断属于波兰和瑞典，在1710年至1918年间属于沙皇俄国。

罗马尼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接触是零星偶尔的，这很容易理解，19世纪铁路出现之前，人们很少旅行。只有商人、外交官和军队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缺乏且肤浅。在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纪念罗马尼亚与爱沙尼亚正式建交一百周年之际，本台记者请外交部外交档案馆负责人多鲁·利丘（Doru Liciu）谈谈两国关系的进程：“早在19世纪中叶，罗马尼亚游客通过与前俄罗斯帝国有关的各种组织抵达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游客也来到罗马尼亚公国。随着俄罗斯帝国的瓦解，爱沙尼亚1918年宣布独立，立刻得到罗马尼亚的承认。1921年，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一次大战后两国关系更加密切，相互理解最重要因素是苏联侵略的存在。列宁宣布俄罗斯范围的每个国家有权自决命运之后，苏联新共产主义政权并没有停止声称属于沙皇俄国的领土。爱沙尼亚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一样，正在与世界建立桥梁，其中一座通往布加勒斯特。

利丘：随后，两国大使馆开设，在两次大战期间在两国首都运作。罗马尼亚驻爱沙尼亚大使馆长期由一位常驻华沙的部长担任。随后，在塔林和布加勒斯特开设了大使馆。

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希特勒-斯大林条约）使东欧分别属于纳粹德国和苏联范围。1940年6月16日，苏联向爱沙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接受苏军进入该国并建立亲苏政府。爱沙尼亚政府予以拒绝。第二天，6月17日，该国被占领并共产化。1940年8月6日，爱沙尼亚被吞并。同样9天后，1940年6月26日和6月27日，苏联通过两次最后通牒，要求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退给苏联。1940年罗马尼亚与爱沙尼亚断交。

利丘：不幸的是，两国关系以1940年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野蛮占领而告终。同年，罗马尼亚不得不割让国家领土，这些领土直到1812年与沙俄毫无关系，也从未成其领土的一部分。在苏维埃政权期间，没有国家层面的联系，爱沙尼亚是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爱沙尼亚的文化人、民间乐团、艺术家们来到罗马尼亚展示，同样不同领域的罗马尼亚人也曾去爱沙尼亚。

1989年共产党政权垮台并1991年爱沙尼亚宣布独立后，罗马尼亚与爱沙尼亚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些关系通过两个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而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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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技术成就之一，当时人们实现了通过机械手段从地面升起的梦想。在仅仅40年的时间里，航空业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从1903年12月莱特（Wright）兄弟的首次飞行高度37 米起，达到可以在10,000 米高度飞行9000公里，速度为574公里/时（波音B 29），从螺旋桨飞机到喷气式飞机（Messerschmitt Me 262-时速870公里）。首先了解新发明优点的人是军人。最初几年，飞机最初仅用于信息的快速传输，后来成为强大的武器。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侦察机和轰炸机。军方第一次可以搜索并攻击敌方领土上的遥远目标。因此，从一开始，航空就被视为武器，而不是交通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航空业兴起后，在罗马尼亚出现了组装飞机的工厂。 这是一个开拓性的时代，当时发动机是从国外引进的，机身是用木材和帆布制成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只有几架飞机是在康斯坦察小型的手工车间里组装的，在1924年至1925年，建造了四架水上飞机，配备了在战时缴获的发动机，在布加勒斯特的航空兵工厂修复。以阿斯特拉·阿拉德（​​Astra Arad）为例，1923年至1925年只生产了一些设备。同期1923年至1926年，布拉索夫的“席尔兄弟”冶金工厂制造了首批两架飞机。这些工厂运行了几年生产了少量飞机。

IAR-80战斗机

一战和二战之间，罗马尼亚最著名的飞机制造工厂是：技术运营公司（SET），罗马尼亚航空建筑公司（ICAR），都在布加勒斯特，和布拉索夫的罗马尼亚航空工业（IAR）。1923年至1946年在布加勒斯特的技术公司只维修和改装项目。1932年至1951年间，罗航空建筑公司制造了几种罗设计的飞机和滑翔机。但罗马尼亚最著名和最大的飞机制造厂是布拉索夫的罗马尼亚航空工业（IAR Brasov）。在1927年至1945年之间，这里生产了1000多架飞机和2000台发动机-其中大多数是罗马尼亚设计的。从一开始，布拉索夫工厂的组织就是罗马尼亚工程师与LORHAINE和BLERIOT（法国）的专家提出的。

这个工厂包括机身厂和飞机发动机厂，建厂头几年，还制造了飞机螺旋桨，起初是木制的，后来使用金属。从1942年开始，这个工厂的螺旋桨是在附近的城市（Câmpulung Muscel）制造，该厂以前是造纸厂，经过全面改造配备了最新设备。1927年至1945年在布拉索夫工厂（IAR）生产了1000多架飞机和2000台发动机，最著名飞机的是IAR-80战斗机。就其速度、操纵性和火力而言，是当时欧洲最佳的战斗机之一。IAR 80是一架低翼、全金属飞机，空气动力性很强，配备了1040马力发动机和三叶螺旋桨，最高时速为510公里/小时，作战半径为940公里、最高升限为10,500米。这架飞机的设计于1936年11月，1939年投入使用。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IAR-80和IAR-81飞机继续用作训练战斗机，最终于1952年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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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数量非常多，几乎任何物件都可以被爱好者收藏,有多少收藏就有多少收藏家。第一批收藏者当然是经济条件好的人：君主、贵族、士兵、商人、探险家、神职人员，而收藏是艺术品和珠宝等贵重物品。今天，最重要的收藏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他们继承、捐赠或购买收藏品。其中一个收藏品如今已成为一项受人尊重的游戏，就是被认为是“心灵的运动并展示对抗、地缘战略、政治和经济游戏的国际象棋。国际象棋是最强的对抗图像游戏之一。除了它的隐喻内涵，可以收藏不同质量的带有两种颜色棋子和棋盘，有的是最普通、最便宜的，有的是极为昂贵独特的真正艺术品，只有有钱人才能负担的起。

Florin Gheorghiu是一位著名国际象棋大师，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棋手之一。他的成绩是与历史上最伟大的国际象棋选手鲍比·费舍尔(Bobby Fischer)比赛中以 2-2 平局而斐然。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Florin Gheorghiu谈到他的职业生涯中看到那些有趣的国际象棋盘及棋子：“通常，最美、最有价值的棋子放在收藏家的家中，他们有的是政治家、商人、演员、导演、百万富翁或普通人。有些棋子由象牙、银子、金子或钻石制成。但这些棋子不能在比赛中使用，从情感、历史的角度上，代表某位著名收藏家在家收藏品的重要艺术品。收藏家向朋友们展示这些收藏，或希望在国际市场上的取得好价来获利。所以，这跟比赛没有关系。

Gheorghiu – Fischer，1966年

国际象棋也在罗马尼亚流传，尤其是贵族们从国外订购。1900年前罗马尼亚收藏家就开始收藏棋子，有些是用漆木或象牙雕刻的，有些是用金属铸造的。

1886年，当举行第一届国际象棋比赛时，国际象棋已经成为职业运动。但在1849年，英国记者纳撒尼尔·库克(Nathaniel Cooke)首创了被名为“精神运动的标准棋子，伦敦的运动器材制造商雅克·伦敦(Jaques of London)购买了制造专利。历史给库克的棋子取一个英国国际象棋大师霍华德·斯汤顿（Howard Staunton）的名字，他称赞库克的棋子“容易识别，非常稳定又好看。据说，最初的500套Staunton棋子是由大师亲自编号和签名的。

Florin Gheorghiu透露他有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赠给的一套斯汤顿棋子：“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下过如此具有收藏价值的国际象棋，但从国际象棋选手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国际象棋棋子是斯汤顿经典棋子，是目前主要国际比赛和世界锦标赛中使用最多的棋子。我家里也有这样的一盘棋子，是196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给我的私人礼物。他也许对我在哈瓦那取胜于鲍比·费舍尔有深刻印象，将这场国际象棋比赛视为一项政治成就。我收到这份礼物很惊讶也很荣幸。在他看来，这标志着共产主义制度真正战胜了资本主义制度。

收藏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是不能错过国际象棋的世界，而象棋是对人类思维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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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认为时间是不断地重复。人们有着时间倒流强烈的想法，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历史重演。越来越严格的时间测量从未停止，今天仍在继续。考古学家证实，在时钟出现前，人们通过太阳和月亮的位置来测量时间。石器时代日晷帮助人们安排日常时间表。太阳方尖碑、水钟和古代沙漏也具同样功能。使用机械钟使测量和人们感知时间发生变化，将时间划分小时和分秒。如今的电子和原子钟同样延续了数千年测量时间的传统。

教堂是中世纪西方世界的中心，其高塔上安置精密的时钟机制，来测量每天的时间。有敬拜的时间、工作的时间、睡眠的时间以及放松和社交的时间。中世纪的钟表师使教堂塔楼的钟表操作变为艺术品，固定的小时、刻钟和半小时敲击真是奇妙无比。

时间的测量19世纪初被引入罗马尼亚。从1800年起模塑罗马尼亚社会的一切都来自西方。当时所称的“土耳其式的时间测量，被“欧洲式所取代。采用西方时间测量法是个人解放、与新事物的联系及摒弃东方和奥斯曼帝国的法纳耳(Phanar)落后的所有事物的标志。历史学家 多林·斯塔内斯库（Dorin Stanescu）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意味着公共时钟概念的出现，这让任何人都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在罗马尼亚，公共时钟进入得较晚，直到18世纪，贵族才开始购买手表，有富商也纷纷效仿。私人钟、公共钟、制表工坊成为城市景观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罗马尼亚的法纳耳时期使用的是《土耳其》式的时间测量，由希腊人从奥斯曼帝国带入，是根据每天五次祈祷和太阳的升落来计算，此法使用了很长时间，但之后被《欧洲》或《德国》的时间所取代。

由于两种时尚共存，采用新的时间测量必须逐渐地过渡。罗马尼亚人越来越频繁地提到“欧洲时间，随着几代的延续，这个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通常新产品很快会被年轻一代接受采用，将其作为自己身份的标志，以示与前几代人的不同。虽然罗人掌握了新的时间测量法，但认为在报道如1802年地震这样的特殊事件，也保留了“土耳其时间的概念。一位编年史家写道：“1802年10月14日，土耳其时间7点钟和德国时间12点钟，我在集市感到极强烈的地震。奇妙的是这人除了要求准确性，同时也表达他与那个时代所有时间测算的关系。1848年后，法纳耳时期的精神和意识都被摒弃，不再使用“土耳其时间。

随着欧洲新时尚的测量方式，一切都在改变。人们越来越准确地相会，更好地计划自己的工作。在西方，工会向雇主提出8小时工作日的概念。铁路和列车时间表的出现都有助于提高时间测量的准确性。此外个人佩戴的手表更是便利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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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1877至1878年间的独立战争后罗马尼亚海军成立，由“米尔恰”（Mircea）这艘象征性双桅船开始发展起来。这艘船原为海军军事训练而设计的。成为传奇的艘船，“米尔恰”正在海军在内的所有机构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时期现在罗马尼亚黑海水域。这艘船为纪念老米尔恰大公（1355 — 1418年）而命名。传奇分两部分，指的是海军发展阶段的两艘有代表性舰艇。第一艘是1882年抵达罗马尼亚的双桅船。第二艘今天仍然在使用的三桅船，也名为“米尔恰”，所以在大众概念中，仍与原始双桅船联系在一起。

现任“米尔恰”训练船的船长米尔恰·塔浩克谈到：原“米尔恰”船舶是一艘有两根桅杆的船，建于伦敦附近的一个造船厂。当时被皇家海军用作训练后代海军军官的船舶，一直使用到1920年代中期。当时由于海军的扩大，需要一艘更大的船只，于是到德国汉堡的造船厂订购了当前的“米尔恰”三桅船。该船是其他四艘仍在航行的姊妹船舶系列之一。如今只有其中一艘被改造成德国北部一座城市中的博物馆。我们的“米尔恰”艘船，无论新旧，都经历了历史性的航行。“米尔恰”这艘船在其82年的历史中已经3次横渡大西洋。第一次在1976年，纪念了美国建立200周年，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200周年。第二次是在2004年，最后一次穿越大西洋是在2009年，当时我作为导航员也参加了航行。”

目前的“米尔恰”训练船是一艘A级帆船，高44米，有23张帆，建于1938至1939年间，1939年5月17日首次驶入康斯坦察港。当时就像今日一样，在船头雕刻着老米尔恰大公的形象。“米尔恰”指挥官指出：“从1939年以来这一直是一艘训练船舶，几代学员都在船上接受培训.就如人间历史一样，船舶经历过好坏参半的时期。例如，在1944到1946年间，这艘船曾被俄罗斯强行征用，等后来归还后，经历了大修和现代化：1966年，曾在最初建造它的汉堡造船厂检修，2000年代来到罗马尼亚的布拉伊拉市的造船厂完成维修工作。大约每年这艘船都会进入船厂作短时间的定期维修或各类升级。虽然此船已经有82岁的船龄，但船上的现代化设备仍然能满足海军军事学院学生目前的训练和教育要求。”

“米尔恰” 训练船可装载200人，其中一半可以是学员。2019年，这艘著名的帆船在到达80岁船龄时，作了它第一次的航行，但这次是逆向航行：从康斯坦察港出发前往建造它的汉堡造船厂+，然后返回康斯坦察这个永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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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留斯•泽伊库 (Marius Teicu)1945年5月9日出生于罗马尼亚中西部城市雷希察（Resita），他是作曲家，歌手，钢琴，键盘乐器，双簧管演奏者，指挥和教师。1963年在蒂米索瓦拉音乐高中，钢琴-双簧管专业毕业，1968年毕业于布加勒斯特音乐大学指挥系。1974年起是罗马尼亚作曲家和音乐家联盟成员，1991年起是布加勒斯特一家大学的音乐教授。

马留斯•泽伊库回忆说：“我在雷希察出生，不过刚2岁的时候我父母搬家到蒂米索瓦拉。由于父母在那里的交响合唱团演唱，我的童年在排演中过去了。所以父母让我在音乐小学和中学学习。我的同学们演唱的歌曲都是有关小猫和小狗的，我学习了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5岁起学习钢琴，但是我父母决定让我选择医生或工程师这样严肃的职业，所以逼我考普通中学。考上后两个月，校长请父母到学校去，问了他们我有什么问题，因为一个星期以来我不上课。父母很惊讶因为我是非常听话的孩子。我做了什么呢？我不去上课而去公园里哭，我非常想上音乐高中。父母理解，上了第一年级后让我在音乐学校读书，学习双簧管。基本上，我童年就这样学习的。孩子们叫我一切踢球，而我或弹钢琴，或吹双簧管。当然，也爱踢球，在学校踢球把鞋子都踢破了。”

在布加勒斯特上音乐大学的时候，马留斯•泽伊库成为乐团团员，开始用音乐挣钱。星期六和星期日晚间在文化官演唱，挣来钱以减轻父母的开销。他指出：“我的鞋子坏了，我在里面放纸板。不过，尽管大学生的生活较难，还有一些好处。首先，年轻，身体健康，不那么严格地来看所有的事件。再说，在布加勒斯特乐团开始演唱，并在1965年夏季去黑海海边的度假村演唱。我们乐器的质量太差，不过受到欢迎。我们都年轻有才，是音乐大学生，演唱很出色。每天晚间演唱的饭店都充满顾客。1968年在马马亚著名的《乐曲》酒吧成名。”

他创作了5百多首流行音乐歌曲，大部分为电视台和电台的节目，并录制了CD盘，磁带和唱片。与此同时，他为电影，音乐电影，儿童和青年音乐剧，电视台节目，儿童音乐，娱乐剧等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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