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1945年3月6日是当代罗马尼亚历史上具有负面意义的日子之一。当时，在苏联特使安德烈·维辛斯基的压力下，罗马尼亚成立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联合政府，总理是法学家彼得·格罗扎。格罗扎政府被历史学家认为是最具毒性的行政当局，它导致了罗马尼亚的苏维埃化，将罗马尼亚从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压迫又极权主义的国家。格罗扎政府通过所采取的措施，将生产资料、各种设施和私人住宅国有化，修改了有关经济单位运作的法律，废除了政党，并允许监禁数十万无辜的人。

1945年2月，有些共产党人小组对尼古拉·拉德斯库将军领导的政府进行了抗议活动，目的是破坏政府稳定并制造人为危机。 1976年，曾担任外交部长的康斯坦丁·维索亚努在自由欧洲电台上反映了当时政治气氛的恶化。维索亚努记得安德烈·维辛斯基迫使国王米哈伊一世解雇拉德斯库的方式，说：
“在这样的气氛和骚动中，维辛斯基于1945年2月26日抵达布加勒斯特。苏联大使馆通知我，当时我是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希望第二天受到国王的接见。尽管这是一个表述不当的请求，但我还是建议国王接受。第二天，维辛斯基第一次觐见了国王，我也参加了会议。
维辛斯基开始详​​细阐述他对罗马尼亚当时局势的看法，说了各种不真实的话， 即罗政府不够民主，没有控制公民，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缓解紧张局势等等。这些都是简单的发明，但他的论点是政府不够民主，需要改变。他要求国王尽快更换拉德斯库政府。 首次接见是在文明的气氛中进行的。”

国王试图推迟更换拉德斯库以争取时间。但维辛斯基不愿意等待。随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不那么友好的拜访，康斯坦丁·维索亚努如下所述：“2月27日，维辛斯基再次请求国王接见。我也参加了这次接见。维辛斯基的语气变得更加严厉，他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当前的局势不能继续下去了。他甚至要求国王立即迫使拉德斯库辞职并建立更加民主的政府。国王向他解释说，这个政府是最民主的，包括共产党等最重要政党的代表在内，而且得到了整个罗马尼亚民族的支持。维辛斯基回答国王说拉德斯库政府不民主，但未提供任何论据。我介入并向维辛斯基解释了罗马尼亚的政治和宪法机制，告诉他国王不能任命政府成员，这是政党的任务。他坚持要求立即组建代表群众的政府。说完他就离开了。”
维辛斯基第三次觐见国王标志着罗马尼亚民主的终结。康斯坦丁·维索亚努说：“第二天，2月28日下午3点30分，维辛斯基请求再次觐见国王， 我又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一次，维辛斯基的语气极其暴躁。国王告诉他，他已将苏联代表的意愿告知政府，目前正在与党代表进行谈判。维辛斯基开始威胁说，形势非常严峻，新政府必须在下午6点之前，也就是两小时后成立。他站起来，用拳头猛击桌子，然后离开，用力关上门，门周围的灰泥都裂开了。第三次觐见就这样结束了。不幸的是，当时美国和英国所推行的政策对我们没有多大帮助。”

任命彼得·格罗扎为共产党批准的政府成员是避免流血事件的代价。但这也导致罗马尼亚政府重新接管北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该领土根据维也纳指令于1940年割让给匈牙利。

编辑：Steliu Lambru

无论相隔多远，人们、社区和社会都会走到一起，因为他们感受到并渴望亲近。直到二十世纪，当全球化缩小了一切时，较远的国家对人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想了解这些民族的习俗，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精神。罗马尼亚人和日本人正式相识已有125年，罗旅行家尼古拉·米列斯库·斯伯塔鲁（Nicolae Milescu Spătarul）曾在17世纪下半叶写过关于日本人的文章，当时人口流动很少。

20世纪初，更确切地说，1902年，日本驻维也纳大使开始与罗马尼亚接触，并表达了在两国之间建立双边关系的愿望。同年，两国签署了一项贸易条约，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罗马尼亚和日本在协约国同盟中站在同一战壕。1917年8月，罗马尼亚在东京设立了外交代表机构，五年后，于1922年，日本也在布加勒斯特设立了外交代表机构。在1922年至1927年间，罗马尼亚驻东京公使馆因预算削减而关闭，但1927年罗公使馆重新开放后，两国一直到1944年9月保持外交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马尼亚和日本再次结盟，这次是在罗马-柏林-东京轴心国范围内。

战后，两国于1959年恢复了外交关系，伊昂·达特库（Ioan Datcu）于1966年被任命为罗马尼亚驻日本大使。1994年，在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伊昂·达特库回顾道，当他接任大使时，他发现有很少日本官员对罗马尼亚有所了解。他说：“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日本政府和议会中，了解罗马尼亚的人很少。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讨论某些欧洲问题时，他们不能明白我们的立场为何与苏联不同。他们把欧洲的这一地区视为一个整体。事实上，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我在美国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但商人们与他们不同，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了解罗马尼亚的情况。我拜访了很多公司，我们已经在购买船只、建造船只，我为一些矿石运输船举行了命名仪式，他们购买了渔船，甚至大型电子公司也在勘探市场。我注意到政治家和商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当伊昂·达特库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时，他大吃了一惊。他说：“裕仁天皇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除了神秘主义的光环之外，他还是一个非常热情、平易近人的人。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天皇比当时的政府成员更了解罗马尼亚。他开始向我介绍多瑙河三角洲，他是动物，尤其是鱼类方面的专家。他甚至给我看了他的一些书，然后我向他承诺：‘陛下，我会尽我所能’，当我去度假时，我带了一些我找到的书，还有多瑙河三角洲的地图，都送给他了。他总是问我，‘欧洲的这个天堂多长时间还能保存下来呢？’于是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也许您可以来看看多瑙河、多瑙河三角洲和黑海’，他认为这个地区对他的研究很有意义。我想他学过生物学，研究过这些水域中的各种动物’。”

罗马尼亚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以经济问题为主。伊昂·达特库说，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外交关系–经济外交关系。他说：“我的职务几乎完全是经济方面的。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对包括铝厂在内的一系列工业单位进行现代化改造。我记得我们是与丸红公司合作的，我们组建了一支舰队，并试图出口，我们成功地向一个生产特定类型和规格钢材的国家出口了钢坯，他们生产轴承和许多其它产品。从罗政府的角度来看，在于日本的关系所关注的问题并非是政治利益，而是经济利益。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是所谓的经济外交的黄金时期。他们开创了经济外交工作。我对这些事情研究得很多，我从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可能脱离政治、脱离军事因素来开展经济外交，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是，日本人确实发展和完善了经济外交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除了美国之外，他们的外交政策和外交重点是由邻近地区及其它地方根据经济利益来确定的。”

罗马尼亚和日本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双边接触传统。这一传统使两国在过去和现在的价值观中保持着密切联系。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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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尤德市有大约22000名居民，这座城市的悲惨名声来自这里的监狱，这是共产主义政权时期的主要政治拘留中心之一。 1989年反共革命后，阿尤德监狱发生的事情才处在罗马尼亚人的关注下。35年后，阿尔巴·尤利亚统一博物馆的历史学家德拉过什·乌尔苏撰写的阿尤德监狱历史成为一本受欢迎的出版物。德拉过什·乌尔苏说: “罗马尼亚社会对共产主义、对二战后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对首先有政治意义。这是因为罗马尼亚社会、政党、我们通常所说的公民社会， 也就是整个罗马尼亚人都将共产主义视为威胁罗马尼亚民主和国家的大敌。这是苏联占领者强加的政权，又非法又犯罪。所以，首先，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行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这使得政权的反对者被关进监狱，受到秘密警察和共产主义镇压的监视，这就是他们最终来到阿尤德监狱的原因。再教育是政权与囚犯之间的一种政治对抗，因为政权不仅将囚犯视为被行政拘留、被剥夺自由的人，而且将囚犯视为人民的敌人。他们必须在拘留期间遭受进一步的压制，通过政治再教育、政治重组和心理再教育，遭受非人道的待遇。”

阿尤德监狱的囚犯构成多种多样，但它被称为军团士兵的监狱。德拉过什·乌尔苏说：“从容纳能力的角度来讲，阿尤德监狱也许是最宽敞的监狱。最多可容纳3600至4000人，在整个共产主义时期，大约有14000名囚犯经过阿尤德监狱。1948年进行监狱分类时显示，阿尤德监狱专门用来关押知识分子囚犯， 即公务员、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以及二战后统称的所谓“战争罪犯”。在政治方面，阿尤德监狱以扣押军团士兵而得名。很显然，在阿尤德有其他政治团体的成员被监禁，包括自由党人、农民党人、前皇家军队的军官、反对集体化的农民、在山区进行武装抵抗的人等等。”

除了皮特什蒂与盖尔拉监狱或多瑙河黑海运河的集中营之外，所谓的“再教育”在阿尤德又进行，这是自称“最热爱人民”的政权对待人类的极端野蛮行为之一。 德拉过什·乌尔苏还注意到各监狱展开的再教育类型之间的差异， 说： “我们可以相比皮特什蒂监狱的再教育现象，这种现象延伸到了盖尔拉监狱和多瑙河黑海运河集中营，这是一种典型的暴力再教育现象，暴力程度极高。相反，在阿尤德监狱中，我们谈论的是在匈牙利1956年革命后展开的第二个镇压浪潮之后的晚期再教育阶段，其中政权更倾向于使用与心理再教育、心理战或文化再教育相关的手段和工具。因此，独裁政权没有直接公开地使用暴力和酷刑，原因非常实际：成为再教育对象的囚犯都是已被拘留10年到15年的人，他们在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都筋疲力尽。因此，任何形式的酷刑和暴力都会消灭他们，他们会屈服于再教育，因此这个过程可能不再达到其目的。这正是阿尤德监狱的决定性区别所在。如果说皮特什蒂监狱进行暴力再教育，那么阿尤杜监狱则进行心理、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再教育，政权试图吸引囚犯，或者更确切地说，让他们揭露自己的过去政治错误。这样，他们在自己和其他囚犯面前就做出了道德上的妥协，在获释后，他们不再能够重新主张政治事业，不再能够恢复政治活动。”

阿尤德监狱在集体记忆中留下了什么遗产？德拉戈什·乌尔苏说：“皮特什蒂监狱通过极端暴力、野蛮行径和有时超出我们想象的兽行手段进行的再教育，终于赦免了受害者。因为，在极端暴力面前，人性大多会屈服。那么，即使在记录的层面上，在幸存者的证词层面上，那些“陷于再教育而被再教育”的人，在道德上是被赦免的，正是因为极端暴力才允许这样做。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来说，使用类似的词语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在阿尤德监狱，因为再教育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但又打破了记忆的统一性。所以呢，我们看到，记录人或幸存者如何争论，如何表达那些终于站在政权一边的人的愧疚之情。这使得阿尤德监狱的再教育处于不同的境地。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政权成功地在囚犯中播下了不信任和紧张的种子，然后在再教育中，以及在记录中，在那些幸存下来并写下这些话的人中间。但皮特什蒂监狱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来自那里的记忆更加统一，囚犯们也因为经历过极端暴力而相互理解。 另一方面，阿尤德监狱却有些不同。”

阿尤德监狱的历史目前在一本专著而介绍，帮助人们认识到共产主义政权的那个非人道的时代和地方。

(编辑: Steliu Lambru)

1945年后，欧洲惨遭分裂，欧洲人在二战结束后摆脱法西斯主义、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破灭了。铁幕穿过德国中部及其首都柏林，将欧洲划分为繁荣、民主的西欧和贫穷、受共产党专制统治的东欧。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大约20年里，两个欧洲的领导层互相憎恨，紧张局势达到了沸点，尤其是在1862年的导弹危机期间。不过，如果说在西欧能明显看到人民对民主制度的支持，那么在东欧，被苏联占领并被驱使仇恨其他欧洲人的国家的意愿则被践踏在脚下。1953年在波兰和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反共起义都遭到了苏联的残酷镇压，这证明东欧人并不想成为西欧人的敌人。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西欧和东欧不得不找到和平共处的方式，并在旧大陆的关系中提出了缓和等新概念。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是欧洲国家之间讨论棘手问题的论坛，新思维在此得以实现。1973年7月，欧安会第一次会议在芬兰首都举行。1973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二届会议，两年后的1975年8月在赫尔辛基签署了《最后文件》，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代表罗马尼亚签署了该文件。尽管该法案主要与欧洲有关，但最终有57个国家，其中包括一些北美和亚洲国家，也签署了该法案。前外交部长、外交官兼教授克里斯蒂安·迪亚科内斯库（Cristian Diaconescu）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描述了欧洲关系的变化。

他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大集团一直在努力平息事态，试图放松。初步谈判始于1972年，并逐渐达成一致，即在1975年8月1日的赫尔辛基会议上通过一项涵盖四个领域的《最后文件》，当时所有欧洲国家、加拿大和美国都签署了该文件，只有阿尔巴尼亚拒绝参加。”

该法律的10项条款被称为“会议十诫”，其内容如下：主权平等和尊重由此产生的权利；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边界不可侵犯；国家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尊重人权和基本权利，包括思想、良心、宗教和信仰自由；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国家间合作；国际法中的相互信任和信心。克里斯蒂安·迪亚科内斯库（Cristian Diaconescu）总结了“十诫”所依据的原则。

他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领域是政治军事领域，包括明显的政治和军事领域、领土完整、边界定义、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实施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第二个领域是经济领域。第三个方面是人道主义方面，包括移民自由、因内部边界而分裂的家庭的团聚、文化交流、新闻自由。最后方面涉及到建立经常性机制、辩论、适应现实情况等问题。在1990年之前，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还举行过其它会议，如1977年和1978年在贝尔格莱德、1980年和1983年在马德里、1986年和1989年在维也纳举行的欧安会会议。1990年，这四个层面通过一个多边框架制度化之后，欧安会改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从而成为辩论此类问题的唯一多边组织。”

1990年后，1989年的反共革命浪潮席卷了东欧国家，新变化也触动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文本，它继续生效，但在新文本中欧安组织取代了欧安会。克里斯蒂安·迪亚科内斯库说：“《维也纳文件》获得通过。这份文件涉及到加强信任和安全的措施。这份文件包含了什么内容？相互通报军事活动，通报可能造成威胁的各种具有政治军事内涵的行动。然后，为了避免以跨国境意义解释事态发展，预警是必要的。”

自1970年代以来，欧洲人就知道如何为欧洲大陆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架构。随后几年出现了很多挑战，前南斯拉夫和前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最悲惨事件对共同安全与合作原则和概念的可行性进行了考验。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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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罗马尼亚东正教会有两周年纪念日。第一个是获得独立140周年，第二个是大主教教区成立100周年。为了详细阐述第二个事件，即百年纪念的象征意义，我们采访了阿尔巴·尤利亚市国家统一博物馆的历史学家，德拉过什·乌尔苏。他说：“1918 年，巴萨拉比亚、布科维纳、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王国统一后，罗马尼亚东正教教会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从东正教信徒的数量角度来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苏联政府对教会进行了全面的镇压，所以俄罗斯教会几乎被废除。因此，罗马尼亚东正教教会当时是最强大的，这就是教区统一的问题提出的时刻。1918 年，大罗马尼亚国成立后，我们有四个不同的东正教教区：一个属于罗马尼亚王国、还有特兰西瓦尼亚教区、属于奥匈帝国奥地利方面的布科维纳教区和受俄罗斯影响而有100年历史的巴萨拉比亚教区。因此，必须以某种方式将这四个教区整合在一起。这场审判持续了六年，于1925年成功地完成。随着教会的统一，宣布成立罗马尼亚大主教教区的问题也被提出，该大主教区拥有1500多万信徒，这就是最有活力的东正教教会。设在伊斯坦布尔的普世大主教区面临着来自新土耳其共和国的压力，而俄罗斯教会则面临着来自苏联政府的压力。因此，罗马尼亚东正教教区是最强大的，理应享有这一地位。”

1925年，新实体的象征性、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确认进程得以完成。德拉过什·乌尔苏说：“1925年2月4日举行了教会会议，当时，根据布科维纳教区大主教内克塔里的提议，批准了提升为大主教教区的决定。然后，该法案通过参议院并获议会批准。8月和9月，普世大主教区颁布了承认罗马尼亚东正教教区的法律，1925年11月1日，举行了罗马尼亚先主教米龙·克里斯蒂亚即位为罗马尼亚大主教的象征性仪式。我们所说的升格为大主教教区的过程实在涵盖了两个方面：一方面，1918年巴萨拉比亚、布科维纳和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王国进行政治统一后，四个东正教地区又实现了教会统一；另一方面，通过升格为大主教教区，这个新大主教区将在整个欧洲和全球东正教层面得到承认，这个新教会规模更大、实力更强。”

我问德拉过什·乌尔苏，何能概括迄今为止六位担任罗马尼亚东正教大主教的功绩？他说：“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简要回顾一下这些大主教，我们可以说，米龙·克里斯蒂亚是国家统一的大主教，也是罗马尼亚东正教的第一任大主教，为教会的制度发展和神学教育奠定了基础。第二任大主教的尼科迪姆·蒙特亚努是战争和独裁制度的大主教。他在1939年至1948年的九年任期内遭遇了这种不幸的局势。这段任期与所有独裁政权重叠，包括卡罗尔二世国王、军团士兵、安东内斯库元帅、战争时期及结束后的共产主义时期。有备受争议的尤斯迪尼安·马里纳大主教，一方面，他被视为与共产主义政权合作的所谓“红色大主教”；另一方面，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他被视为在制度巩固方面成功拯救教会以面对共产主义政权压力的人。然后有尤斯丁大主教，他的任期也很短，为9年，在此期间，他采取了相当多的神学文化举措，发起了与教会神学相关的项目。但他也不幸遭遇了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压力，布加勒斯特开始系统化和拆毁教堂进程。然后，我们看到了特奥克蒂斯特大主教的形象，他的形象和立场同样充满矛盾：一方面，他将自己的名字与共产主义的终结和与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和解联系在一起；但与此同时，他也是过渡时期和欧洲一体化的大主教。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在他担任大主教期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1999年访问罗马尼亚，那次访问具有象征意义，即是罗马教皇第一次访问一个东正教教徒占多数的国家。最终, 我们有现任大主教的形象。评价一个还活着的人很难，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评价现在的人就更难了。但我们可以看到丹尼尔大主教是支持教会发展的，特别是在境外罗马尼亚社区中，教会追随了在境外生活的罗马尼亚人。他还为巴萨拉比亚教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当前战争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巴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东正教教区正在加强，这是一个好事。另一方面，他是国家大教堂的大主教，这个项目自1925 年大主教区建立以来就由米龙·克里斯蒂亚发起和设想，并且很可能在现任大主教的领导下完成。”

罗马尼亚东正教大主教区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是人们经历过而历史学家研究过的二十世纪的历史。未来肯定还会有其他挑战，这些挑战的答案将由那些敢于面对它们的人而给出。

国际象棋因为其高度复杂性，因为在预测对手的战略、做出决策的速度和记忆力上提出巨大挑战而被誉为一种“智力运动”，并吸引众多棋手。棋手双方决斗的复杂局面被比喻为军事对抗。19世纪，欧洲最优秀的棋手们在咖啡馆里聚会，他们的对局或走棋没有时间限制，但总是有赌注。巴黎有著名的摄政咖啡馆（Cafe de la Regence），圣彼得堡有多米尼克咖啡馆（Cafe Dominique），内设台球、跳棋和国际象棋室。在莫斯科，剧院广场上有一家著名的北京咖啡馆。在这家咖啡馆里，最好的棋手可以被视为职业棋手。那时还没有象棋俱乐部，国际象棋比赛通常在咖啡馆进行，有时是用钱打赌。

1925年初，罗马尼亚的“智力运动”历史迎来了罗马尼亚国际象棋联合会成立一百周年。但罗人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从事这个运动。虽然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尼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国际象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1848年革命的前夕，国际象棋从法国传入罗马尼亚公国。国际象棋棋手兼国际象棋历史学家斯特凡·巴丘（Stefn Baciu）说：“罗马尼亚的咖啡馆里也有国际象棋，有些棋手还是当时的名人。乔治·马尔库（George Marcu）出生于切尔诺夫策（Cernăuți）附近，他在专业杂志《维也纳国际象棋报》（Wiener Schachzeitung）上发表了自己在切尔诺夫策的欧罗巴咖啡馆与弟弟米哈伊（Mihai）的对局。布加勒斯特的咖啡馆里也有很多人热衷于下棋。19世纪末的部长会议主席马诺拉凯·科斯塔凯·耶普雷亚努（Manolache Costache Epureanu）本应出席政府会议，但他却在咖啡馆里下棋，罗著名作家卡拉加雷（I.L. Caragiale）的一部短片小说叙述了这个故事。最早的国际象棋俱乐部也是在咖啡馆里成立的。1875年，布加勒斯特音乐学院教授、奥地利出生的小提琴家路德维克·维斯特（Ludovic Wiest）在布加勒斯特老市中心斯默丹街（Smardan）的协和咖啡馆（Cafeneaua Concordia）组织了布加勒斯特第一个国际象棋沙龙。1892年，布加勒斯特第一个国际象棋俱乐部在库伯勒咖啡馆（Kuebler）成立。当时，女性禁止进入咖啡馆。可是，实业家巴西尔·阿桑（Basil Assan）在他在布加勒斯特的家中设立了一个国际象棋厅，允许妇女进入，在那里可以与他的三个女儿下棋。”

对该俱乐部的成立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士之一是赫尔克里·安东·古久（Hercule Anton Gudju），他曾于19世纪80年代初在巴黎攻读法律专业，并在法国首都赢得过几次强手如云的比赛。他的儿子，布加勒斯特国际象棋协会的成员伊昂·古久（Ion Gudju）是罗马尼亚国际象棋联合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1924年夏天，伊昂·古久、乔治·达维德斯库（George Davidescu）和莱昂·卢文顿（Leon Loewnton）在巴黎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进行了一次国际象棋团体赛。1924年7月20日，在最后一轮比赛结束后，15名代表签署了国际象棋联合会章程，其签署人之一也就是罗人伊昂·古久。从巴黎回来后，年轻的伊昂·古久走遍全国各地，与大罗马尼亚地区的国际象棋界代表商讨成立全国联合会的事宜。

斯特凡·巴丘说:“1925年1月4日，26个国际象棋团体的代表组成了罗马尼亚国际象棋联合会临时委员会。当时的名人亚当·亨吉耶斯库（Adam Hențiescu）当选为委员会主席，他同时也是布加勒斯特国际象棋协会主席。亚当·亨吉耶斯库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1877年，21岁的他翻山越岭参加了独立战争。战后，他从亨久（Hențiu）改姓为亨吉耶斯库（Hențiescu）并定居在布加勒斯特，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大学，获得药剂师学位。他是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王国统一的推动者，并作为志愿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人遗憾的是，亚当·亨吉耶斯库在罗马尼亚国际象棋联合会真正成立之前就去世了。来自蒂米什瓦拉（Timișoara）的亚历山德鲁·蒂罗勒（Alexandru Tyroler）是该委员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26年赢得了罗马尼亚国际象棋史上第一个全国冠军头衔。当时的其他优秀棋手包括来自克卢日（Cluj）的尼古拉·布罗迪（Nicolae Brody）和来自米尔库利亚·丘克（Miercurea Ciuc）的亚诺什·巴洛格（Janos Balogh）。倡议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大学教授、律师和政治家。”

1925年，国际象棋界在大罗马尼亚的城镇、中学和大学成立，其中有9所位于布加勒斯特。1926年3月14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国际象棋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罗马尼亚国际象棋联合会正式成立。自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罗马尼亚的国际象棋运动，1932年和1933年，罗马尼亚不再组织了全国男子个人锦标赛。罗代表队在连续参加首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没有参加1937年和1939年的比赛。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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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政权宣传的有力武器之一是新闻。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十八世纪赢得的一项权利，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十一条正式将其定为普遍权利。但极权主义的共产党政权和法西斯政权却毁坏了这一权利，将其变成了一种压制手段。

在中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中，整个新闻界都围绕着意识形态。但，各政党也有自己的报纸，其官方声音，用来表达政权的精髓。在苏联，从1912年开始就有《真理报》，今日依然存在；在保加利亚，《劳动事实报》（Rabotnicesko Delo）一直出版到1990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通过《红色权利报》（Rudé Právo）来表达自己，该报一直发行到1995年。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德国报》（Neues Deutschland）从1946年开始出版，一直延续至今。在前南斯拉夫，《战斗报》（Borba）一直出版到2009年，之后又断断续续地重新出版。在波兰，《人民论坛报》（Trybuna Ludu）在1948年至1990年间发行。在匈牙利，1942年至1956年间，《自由人民报》（Szabad Nép）占据了报刊市场。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通过《火花报》（Scânteia）传播共产党的思维方式。

《火花报》创办于1931年，当时共产党在罗马尼亚是一个非法政党，因为主张肢解国家。其名称来源于列宁的流亡报纸《星火》（Iskra），该报纸于1900年至1905年间发行。在1944年8月30日红军占领布加勒斯特后，《火花报》于1944年9月21日首次合法发行，并在罗马尼亚全国实行共产党统治，直至1947年。

1995年，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采访了艺术评论家拉杜·博格丹（Radu Bogdan）。年轻的博格丹出生于1920年，是共产党的拥护者，在战争年代与罗共产党成员有过零星接触。苏联入侵后，他立即开始活跃起来，1995年，他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回顾了自己如何参与党报的重建工作。

他说：“《火花报》是怎么开始的？有五人受党委托开始发行第一期。马德伊·索科尔（Matei Socor）是五个人中的领头人：还有帕维尔·凯尔托阿克（Pvel Chirtoaca）、索罗蒙工程师（Solomon）、拉杜·默内斯库（Rdu Manescu）和约瑟夫·阿尔德里安（Iosif Ardelean），后者后来在审查部门工作。于是，一开始就是这五个人，索罗蒙工程师负责行政工作。当时，我想成为记者，但不知道如何开始。当我听说拉杜·默内斯库要出版一份报纸时，我介绍了自己，并询问是否可以在那儿工作，因为我想做记者。于是，我被邀请坐下来做义务工作。那是所谓的浪漫时期，我生活在理想之中！我承担审议工作。我的同事是电影导演米雷尔·伊利耶希乌（Mirel Ilieșiu）。所以，从《火花报》第一期开始，我就在那里工作了。”

在该报的版面上，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包括新老机会主义者，以极端暴力的方式反对民主主义。其中最活跃的是西尔维乌·布鲁坎（Silviu Brucan），他经历了整个共产党政权时期，并在1989年后在政治舞台上开展了积极活动。拉杜·博格丹回顾了当年新闻界的警觉活动，尤其是《火花报》的记者在社会学家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Miron Constantinescu）的领导下开展的活动。

他说：“马德伊·索科尔只担任《火花报》总经理一天。之后，被调到广播电台，成为总经理。《火花报》创刊几天后，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来了，他刚从监狱出来。我们经常在《火花报》做夜班。最初几天，我和他睡在地板上的同一张床垫上，那里没有床。《火花报》的第一个编辑部在潘菲尔·谢伊卡鲁（Pamfil Șeicaru）的前报纸《潮流》的大楼里。当时我还是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的保镖。他每天都要去劳工总会，他不想让人看见他一个人走路，所以总是让我陪着他。”

在接下来的40年里，《火花报》就像它的姐妹们一样，只是一个掩盖罗马尼亚人面临的物质匮乏和野蛮侵权行为的宣传机构。多年来，罗马尼亚科学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在该报发表文章，合作者的名单很长。对于后人来说，《火花报》一案是新闻界不应有的表现。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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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欧洲地图上出现了两个德意志国家，这是美国、英国和苏联在这场可怕战争的始作俑者–德意志的未来问题上产生深刻分歧的结果。东西两德相互敌视。欧洲经济共同体首任主席瓦尔特·哈尔施泰因（Walter Hallstein）提出了联邦德国不与承认东德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理论。而属于某一阵营的国家出于团结的考虑，也不与对立阵营的德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罗马尼亚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任何关系。

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罗马尼亚与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应该归功于政府改变欧洲关系方针的决定，罗外长科尔内柳·默内斯库（Corneliu Mănescu）对西德和西德外长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对布加勒斯特的两次互访为两国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1994年，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采访了外交官瓦西里·山德鲁（Vasile Șandru），他说：“罗马尼亚刚刚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任外长兼副总理威利·勃兰特就来罗访问。1966年夏天，《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当时通过的文件提出了召开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的想法。该文件包括一项条款呼吁与德国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本着这份文件的精神，罗马尼亚在没有与其盟国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决定开始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当然，这引起了反弹，特别是苏联及其它华沙条约国的反弹，它们声称与西德建立关系本应通过集体行动来完成。”

于是，欧洲有关缓和关系的新立场改变了人们的想法。瓦西里·山德鲁说：“罗马尼亚的倡议得到了联邦德国方面的积极响应，1967年初，双方开始建立外交关系。此前，罗马尼亚已与西德建立了正式的领事和贸易关系。我们已经在科隆设立了商务领事代表处。下一步是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最高级别的外交关系。从西德的角度来看，与罗马尼亚建立外交关系实际上意味着放弃哈尔施泰因理论，即使在当时的冷战条件下，这是惊人的一步。在此之前，西德一直采取非常坚定的立场，不与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关系的国家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立场是不承认第二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

瓦西里·山德鲁认为，个人的参与也为营造新氛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威利·勃兰特来到海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e Ceausescu）接见了他，并与他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交谈。与齐奥塞斯库的讨论主要是政治性的，不仅涉及欧洲的政治局面，还涉及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党派联系。威利·勃兰特是如何看待这次访问的呢？他是带着妻子和儿子拉尔斯（Lars）一起来的，他的儿子也参加了德国的这些左派运动。因此，他不仅从政治层面，而且从个人层面来对待这次访问，如此来接近我们的国家。勃兰特夫人和她的儿子去黑海海边旅行。他们过得很开心，对这次访问非常满意，还观看了罗马尼亚的一些民俗表演，参观了一些文化景点。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访问，也有助于树立罗马尼亚的形象。”

共产党政权要人和内幕人士保罗·尼古列斯库-米齐尔（Paul Niculesuc-Mizil）在1997年说，除了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的乐观情绪之外，当时的底层情况非常复杂。他说：“当我在监狱里时，我听了科尔内尔·默内斯库（Cornel Manescu）关于如何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视报道。他说他去了德国，见到了勃兰特，勃兰特告诉他让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吧，然后他们握手说是的，我们同意。我知道这些关系是如何建立的，我是常设主席团的成员。这个问题被讨论来讨论去，怎么做，怎么达到目的，苏联人会怎么反应，他们会怎么样，这样做好不好。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天。当他离开时，默内斯库有着明确的任务，他要去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别无选择。”

1967年，罗马尼亚成为继苏联之后第二个与西德建立关系的共产主义集团国家。这一外交行动恢复了罗马尼亚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长期关系。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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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罗马尼亚纪念了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尤金·罗维内斯库（Eugen Lovinescu）。尤金·罗维内斯库1881年出生于罗马尼亚北部的弗尔蒂切尼（Falticeni），1943年卒于布加勒斯特，著有三卷本巨著《现代罗马尼亚文明史》。这部100年前出版的书体现了罗维内斯库有关小社会趋向于与大社会同步的看法。作者是西方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他提出了模仿法则，说明落后社会如何受到先进社会的影响。罗维内斯库认为，文明的发展趋势是落后社会与先进社会同步。

罗维内斯库的著作自问世以来，对罗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加。在过去的100年里，罗维内斯库的同步论既受到过攻击，也得到过辩护。布加勒斯特大学罗马尼亚文学教授伊昂·博格丹·雷夫德尔（Ion Bogdan Lefter）认为，该书的复杂性超出了文学史的范畴，因此它理应受到尊敬。他说：“我问自己的问题是这部书为何这样重要呢？我们当然可以提出一系列有多个层面的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作者罗维内斯库的重要性。对我来说，他是罗马尼亚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甚至是1900年以来罗马尼亚文化的关键人物。答案的第二层也许更有说服力，因为并不需要做出任何价值判断，从而不带有主观性。这与书的主题以及与当今罗马尼亚世界的关系有关。罗维内斯库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他的多学科相关性是毋庸置疑的。”

伊昂·博格丹·雷夫德尔认为，罗维内斯库的文本值得更新。众所周知，任何文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老化”。雷夫德尔认为，我们可以用21世纪的眼光来解读罗维内斯库。他说：“同步过去是，现在也继续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全球化是同步化的一种形式。缩小差距、参与竞争、保持一致也是微观进程的定义。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那么从地球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处于微观层面。或者，如果我们着眼于大的地球尺度，这些现象实际上是同源的，但显然还有许多细微差别。因此，或许罗维内斯库和对罗马尼亚现代文明史进行广泛文化反思的想法也具有当代甚至预测性的意义。我所说的一切并不是为了夸大罗维内斯库作为全球化先知的形象。”

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从来都不会让那些对时尚和潮流感兴趣的人无动于衷。由于文化与文明不可分割，今天我们听到的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观点都是来自过去，并根据现在的想法进行重新评估。伊昂·博格丹·雷夫德尔从罗维内斯库的言论出发，认为人类的发展历程与其说是极端和自发冲动的结果，更不如说是逐渐积累的结果。他说：“我坚定地认为进化具有渐进性，而渐进性的前提首先是连续性。连续性可以更慢或更快，节奏可以使连续性更接近，连续性的理念更接近断裂的理念。我并不排斥“断裂”这一概念，有时候确实会出现“断裂”的时刻。这些时刻是否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激进？抑或是更广泛的进化过程、连续性过程、渐进性过程的一部分，其中也包括挫折、断裂和更新等等。无论如何，我会更谨慎地使用某些修饰词，从修辞学上讲，这些修饰词肯定是凄美而有用的，是激进范畴中的修饰词，即激进的断裂。”

像尤金·罗维内斯库这样超越自己专业学科界限的作家并不常见。伊昂·博格丹·雷夫德尔认为，社会所经历的历史时代具有理解社会的精神。他说：“罗维内斯库迅速认识到，没有历史特征的文学是无法理解的，也是不存在的。没有社会史、大历史的背景，就不可能有文学史。事实上，这是一个时代所有社会文化领域的理解者的并列。只是，公开辩论的前提首先是言论。各领域的专业人士都可以自由使用论辩、起草、表达性写作。当然，作家也要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他们是公共讨论的专业人士。“

一百年前，尤金·罗维内斯库为罗马尼亚文化留下了一部伟大的著作。一部描写罗马尼亚社会的特征和发展之书。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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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的反共革命是罗马尼亚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释放的能量所生的转化是如此巨大，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过去的一切。而这个转化也不会另觅他途，因为整个中东欧的政情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开展，只是在暴力的使用及共党专政转向民主的过渡上程度不同。

共产党政权在三年短短的时间内在中东欧，包括在罗马尼亚建立。到1948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处在共产党政权的控制下，这些共产党政府是在苏联军队在对纳粹进攻中强加给中东欧各国的。历史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来讲，在从1918年起实行政治经济灾难性政策后，是重振苏维埃政权的意外机会。假如没有第二大战的话，在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苏联大概会走上改革的道路。但因不能凭假设对过去进行批判，所以只好对真实过去事实进行评估。当时建立的极为残酷的政权，在1945年至1989年间消灭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权力和自由。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暴政有过前例，这就是战争期间的法西斯专政制度。令人遗憾的是，对半个欧洲来说，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终止这些暴政，而是允许其继续执政。

以尼古拉耶·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susescu）为首的罗马尼亚共党政府使2千2百万罗人民陷入灾难。共党政府的系统危机加上齐奥塞斯库付清罗马尼亚外债的不理智野心，使得民众承受更大的负担，生活条件不断恶化。1989年12月中旬发生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1989年12月16日蒂米什瓦拉（Timisoara）居民走上街头对强行紧闭拉斯洛·托凯什（Laszlo Tokes）神父表示抗议。示威者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保安部队开枪打死了数百名示威者。12月21日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首都举办群众大会，参加者开始起哄呼喊总统下台，接着逐渐分散开来。当前晚上，在街上继续游行的示威者设立路障，镇压部队像在蒂米什瓦拉一样开始向民众开枪。12月22日，大型工业企业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迫使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企图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顶上乘直升机逃跑。齐奥塞斯库夫妻被捕之后，紧急被判处死刑，并于1989年12月25日被枪决。

1989年12月21日，在齐奥塞斯库被赶下政治舞台的前夕，哲学家、散文家和柏拉图作品的翻译家兼编辑-彼得鲁·克雷吉亚（Petru Cretia）写的一份宣言在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播出。彼得鲁·克雷吉亚的宣言充分揭示二十世纪的悲剧，罗马尼亚人达到最低人文层次，尤其是在共产党政权时期。克雷吉亚描写一场影响随着年月不断淡化的悲剧的词语如今也许显得太带有激情。但这些言语从历史文献的记忆中永远不会磨灭，克雷吉亚的声音也被记录在罗马尼亚口述历史中心的档案中，不仅对最近几代罗人的命运具有意义，而且对未来也拉响警报。

他说：“随着世纪之末的来临，罗人民面对的残酷的时代也不可避免要结束。罗马尼亚人担负的谎言之多，足够致使他们把谎言翻转过来而宣告真理。百年魔鬼般的血腥政权不仅震荡了地球也扭曲了对人类的定义。纳粹政权、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人种的定义就要过去了，尽管他们想方设法将这悲惨的遗产在世界某些地区存留下去。而其在亚洲、非洲、南美或欧洲的模仿者无论有多少，所作所为毫无区别，都是一些可笑的毫无趣味的讽刺漫画，都是民族命运极其悲惨的傀儡。如今在决定地球命运的地方，他们的丧钟敲响了。这些第二手第三手的独裁者，这些搞个人崇拜的假宗教的教皇都已经不合时宜了。我们只要永远记住那些在他们的权杖和空洞的荣耀下被迫害、受折磨和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们的名字。”

1989年，历史上最艰难困苦的世纪结束了。世界上的恶肯定不会永远消失，但就如一个不能治愈人的疫苗一样，过去的教训至少会保护我们免于一场新意识形态瘟疫的冲击。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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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不能平息引发战争的激烈情绪，反而助长了新的愤怒和痴迷，极端的解决方案被认为是最合适的。因此，左翼和右翼极端教义，即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开始主导许多人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特点是，胜利者不能享受胜利，战败者也不能放弃复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性的能量才被消耗殆尽。

1918年之后出现的新国家采取了打击极端主义和确保边境安全的措施。大罗马尼亚王国也是《凡尔赛条约》所创建的，它采取严厉措施来消除危及其生存和运作的极端主义行动。1924年2月6日，扬·布拉蒂亚努领导的自由派政府通过了法人实体法，根据该法律，极端组织宣为非法的。两个主要目标组织是于1923年成立的极jí右翼基督教国防联盟和于1921年成立的极左翼罗马尼亚共产党。该法律的起草者是司法部长乔治·马尔塞斯库这位法学家，战争年代他当雅西市市长。

如果说极右翼在1927年以军团运动的形式进行了改造，并且到1930年代末能够在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合法运作，那么极左翼， 也就是莫斯科驻罗马尼亚的一个机构一直到1944年被禁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占领罗马尼亚并让共产党上台后，该党的少数党员因自己曾是被禁止组织中的积极分子而自傲zì’ào。他们被称为“非法分子”，这个词既指那些曾被关进监狱的人，也指那些要隐藏但享受自由条件而听从莫斯科指示的人。

扬·比卡也是一名非法分子。在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口述历史中心的档案中，保存着他在1971年接受的采访，其中他讲述了1944年4月部分共产主义分子从特尔古·日乌集中营在几个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逃亡的情况。

“共党成功地在外部的分子与监狱和集中营内的分子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随着希特勒的军队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共党在国内的活动越来越积极。内部和外部的共产党人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普通人，即集中营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来建立的。例如，有些妇女享有共产党人的信任，她们带着小字条，进行内外共党员间的通信。”

安东·莫伊塞斯库也是非法分子，1995年他说自己隐在密屋里，晚上出门，只在夜间去参加会议。他被国家安全部门不断寻找却抓不住。安东·莫伊塞斯库还提到了非法分子所拥有的生存手段。他说:

“我们靠首都的积极分子为生。人们给我们收了一些钱，因为我们人数不多，这种情况中, 我们并不多。其他党员和支持者都在为政治犯募捐，我也照料衣服、食物、钱等等。我们给了他们通过他们的亲戚所收集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都送进了监狱。他们也为我们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在一套密屋住，通常我们没有什么房子可租，我们名下没有任何房子。那是一个同情者的房子，我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如果我们觉得有什么可疑之处，我们就会去另一位同情者的另一所房子，依此类推。一直以来，我们都待在密屋里，国家安全部门不知道，周围的人也不是积极分子，而只是我们的同情者。”
1924年至1944年，罗马尼亚共产党非法运作时期，是罗马尼亚国家在立法、行政、政治和经济上巩固自身的时期。马尔泽斯库法律是一个工具，不允许左翼和右翼极端主义劫持一个为取得成就而付出巨大牺牲的国家的发展。

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令人恐惧的机构是以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即后来的克格勃（KGB），为蓝本的秘密警察。在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秘密警察与全国一样，都在克格勃的全面控制之下，是一个具有信息和镇压双重作用的机构。但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罗马尼亚采取了摆脱苏联控制的新政策，因此罗秘密警察逐渐开始与克格勃分离 ，并且最终从其控制下获得解放。罗马尼亚当时的领导人格奥尔基·格奥尔基-德日（Gheorghe GheorghiuDej）巧妙地启动了这个分离程序。

尼亚古·克兹马（Neagu Cosma）将军曾担任罗秘密警察反情报局局长。2002年，在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他讲述了罗秘密警察脱离克格勃的故事。他说：“苏联人在这里曾有顾问，有自己的人掌握指挥权，在政治和特殊部门，事情都很简单。克里姆林宫用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非常简单：用警棍。当时秘密警察因各种理由而进行大规模逮捕。这些顾问是克格勃官员，其职责是向部队指挥官提供建议。部长一级有一名顾问，是所有顾问的领导，单位一级也有顾问。他应指挥官和部长的要求提供建议。我们遇到方向、技术和工作方法问题时，我们会给他提出一个主题，而他，‘凭借他的经验’，必须给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理论上讲，这就是他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他参与了一切活动。苏联顾问承担领导在罗秘密警察的框架内开展活动的苏联间谍网。”

在苏联无处不在的压迫下，罗人试图找到解决办法。尼亚古·克兹马说：“在某一时刻，德勒盖齐部长（Draghici）开始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到处插手，他打电话给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安排时间吧！他们喜欢钓鱼，喜欢散步，喜欢郊游，喜欢女人和伏特加。让他们从事他们喜欢的活动，在你们工作时避免他们一直呆在你们身边。’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苏联变得更加厉害。突然有6名顾问来到我们局里。我们再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但他们一直干扰我们。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大概是收集信息，但并没有解释为何来到我们局里了。按照政府惯例，指挥官应该有一名顾问。但他们对我们没有提供任何解释，他们来的就是为了来帮助顾问。他们提供的唯一解释是，他们应该了解本地的情况，他们担心我们附近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派他们来了。”

20世纪60年代初，德日决定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关系已经越过了底线。秘密警察的安全信息和文献中心被用来摆脱克格勃的控制。在尼亚古·克兹马的协调下，一个由5-6名严肃而谨慎的官员组成的小组开始起草一份表格。尼亚古·克兹马说：“到1962年，我认为我们已经重建了他们在我国的大部分网络，也许是80%。我们的唯一责任是要重建它，了解它。我们制作由许多附有简短的参考资料、简短的评论和注释的表格组成的网络。这些表格包括这里开展活动的旧网络、与图多尔·弗拉迪米列斯库师、霍里亚-克洛什卡师和克利山师一起建立的网络、战争期间空降的人员以及俄罗斯人。这些表格被提交给了格奥尔基·格奥尔基乌-·德日。”

罗马尼亚的策略很简单。苏联间谍被告知，他们的所有工作都已为人所知，他们被赦免，并被要求停止与克格勃合作。否则，他们将会被绳之以法。大多数人接受了秘密警察的提议。尼亚古·克兹马透露了列入名单的第一条标准是什么。他说：“在第一个阶段，我想我们的名单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约80名间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情况不太明确，但有强烈迹象表明他们可能是苏联间谍。例如，他们来自苏联，在那里留过学时与俄罗斯妇女结婚了。显然，这没什么，在一个正常的政权中很正常。但对俄罗斯人来说，并非如此。那些带着俄罗斯姑娘回国的人对我们来说都很可疑。因此，我们开始对所有这些俄罗斯妇女进行核查。她们嫁给了在军队和内务部担任要职的军人，更不用说经济事务了。政治机构中有很多人都与俄罗斯妇女结了婚。我们最终将他们全部都赶出了主要机构。”

罗秘密警察和克格勃于20世纪60年代初分离。然而，直到1989年，这两个机构仍然是专制政体的镇压机构。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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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于1941年6月22日才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与德国一起对苏联发动了军事行动。但必须指出的是，苏联是侵略国。一年前于1940年6月，随着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的两次最后通牒，苏联占领了罗马尼亚东部和北部的巴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领土。正如任何战争中所发生的那样，军事行动又造成了战俘。在1941年6月22日至1944年8月23日期间，罗马尼亚军队俘虏了9万多名苏联士兵, 其中90%被送往罗马尼亚，被关押在12个俘虏营。根据历史学家亚历山德鲁·杜族、弗洛丽卡·多布雷和列奥尼达·洛金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马尼亚军队》字典，当在俘虏营中被关押的人中，大约14.000名来自巴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罗马尼亚裔人被释放。另有 5,200 人死亡，3,300 人逃脱。

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与德国决裂时，其境内仍有近6万名苏联战俘，其中包括2800名军官和57000名士兵与士官。从种族上看，超过25,000战俘是乌克兰人，17,800 人是俄罗斯人，其余来自苏联不同加盟共和国。

文件显示，罗马尼亚境内的苏联战俘受到了国际法规定的待遇。战争初期，条件恶劣，造成了大部分人死亡。但条件进步很快，罗马尼亚军队控制委员会的报告记录了进展。战俘营中的苏联人获得住宿、食物、卫生和医疗服务，接受审讯并获得工作机会。

安东·杜米特雷斯库上校参与了1944年8月23日的行动，他与四名士官一起逮捕了扬·安东内斯库元帅和副总理米哈伊·安东内斯库。在1974年罗马尼亚广播口述历史中心档案馆的一次采访中，他回忆起在安东内斯库被捕之前，他是如何被派去收集有关斯洛博席亚苏联战俘中心的信息。罗马尼亚情报部门获悉，德国军队正准备在武器反向后将其作为对罗马尼亚军队发起行动的地点。“斯洛博席亚有一个大型的俄罗斯战俘中心。德国人将弗拉索夫部队带到营地。弗拉索夫部队是由弗拉索夫将军领导的与德国军队签订条约的俄罗斯人。而且，他们穿着德国制服与俄罗斯士兵作战。然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德国人希望保证在弗拉索夫部队与俄罗斯人达成协议并与我们作战下能够保持控制。”

米龙·塔什克这位工程师在布勒伊拉市的法国-罗马尼亚工厂工作，该工厂制造民用和军用物品。1995年，塔什克回忆起曾在布勒伊拉工厂工作的苏联战俘，以及苏联军队进入罗马尼亚后的情况。

“在战争期间，我们在布勒伊拉工厂与一些战俘一起工作。他们受到很好的待遇，没有用机器，进行体力劳动即装卸材料和清洁工作。苏联士兵释放了这些战俘，将他们带回俄罗斯。当他们带走战俘的那一刻，他们也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其中有一位, 他告诉我是乌兹别克人，他告诉我他并不想回到苏联。他要求我尽力帮助他留在那里，他是一个勤奋、安静、平和的男孩。这件事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战俘被调查、编号、完全带走，那么这个可怜的人也离开了。但他是一个根本不想回去的人。也许其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也不想去。他们当时可能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但他从一开始就说他不想回去。”

战争期间是军校学生的克里斯蒂内尔·杜米特雷斯库于1998年表示，在1944年之后看到苏联士兵之前，他曾将他们以战俘身分见过。

“我以前见过俄罗斯士兵，他们是战俘。我家乡大约有10-20名俄罗斯战俘可以自由劳动。他们住在宪兵站，从事清理道路、路沟，在私人住宅停下打工等工作，获取食物等等。 1944年8月23日之后，最先逃亡的就是这些俄罗斯人，而不是往东方而是往西方逃亡！因为他们知道将会发生的是什么。”

罗马尼亚的苏联战俘作为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但这就是耐心等待进入公众记忆意识的故事。

编辑：Steliu Lambru

罗马尼亚军事舰队的历史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摩尔多瓦（Moldova）和蒙特尼亚（Muntenia）两个公国合并，两个公国的商业内河舰队也随之合并。在此之前，罗马尼亚各公国没有内河和海上军事舰队，因为由于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没有权利这样做，而且是内陆国。1878年，多布罗加（Dobrogea）成为罗马尼亚国家的一部分，向海洋开放，罗马尼亚海上舰队的历史从此开始。

罗马尼亚内河舰队参加了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在多瑙河上开展军事行动。尼古拉·杜米特雷斯库-麦坎（Nicolae Dumitrescu-Maican）和伊万·穆尔杰斯库（Ioan Murgescu）指挥的罗马尼亚船只在多瑙河上安装了炮台，袭击了奥斯曼帝国的船只，轰炸了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南岸的阵地，甚至成功击沉了土耳其的两艘监测船。

在随后的时期，罗马尼亚海军继续发展，并从战舰装备计划中受益。1907年，4艘监测船和8艘内河巡逻艇开始服役，以监测和保卫多瑙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役中，多瑙河舰队参加了1916年的图尔图卡亚（Turtucaia）战役和罗军队从多布罗加的撤退。次年，即1917年，在康斯坦丁·伯雷斯库（Constantin Balescu）的指挥下，多瑙河上的罗海军舰艇轰炸了图尔恰市的德军炮兵阵地，并剿灭了多瑙河三角洲的俄国舰艇叛乱。

1918年后，罗军事舰队的装备工作继续进行。新型军舰开始在海上舰队服役，如驱逐舰摩勒谢什蒂（Mărășești）号、摩勒什蒂（Mărăști）号、斐迪南国王（Regele Ferdinand）号和玛丽王后（Regina Maria）号，罗马尼亚第一艘潜艇 “海豚” 号和第二代米尔恰（Mircea）号训练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海军有两支大型部队参战，即海上师和多瑙河师。海上师由4艘驱逐舰、3艘鱼雷艇、3艘水雷发射器、1艘潜艇、3艘鱼雷艇、8艘拖船和1个水上飞机队组成。多瑙河师由7艘监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罗马尼亚的黑海海岸线由12海里外的地雷阵和海岸炮兵保卫。由于力量对比对苏联海军不利，罗海军在战争的第一阶段采取了防御姿态。1941年6月26日，罗马尼亚参战几天后，为解放1940年被苏联吞并的巴萨拉比亚（Basarabia）和布科维纳（Bucovina），摩勒什蒂号和玛丽王后号驱逐舰以及多布罗加海岸炮舰击沉了逼近罗马尼亚海岸的苏联船队旗舰 “莫斯科” 号（Moskva），并击中了 “哈尔科夫” 号（Harkov）驱逐舰。随着战线东移，罗海军开始支援在敖德萨（Odesa）和塞瓦斯托波尔（Sevstopol）作战的地面部队。到1944年8月23日，苏联舰艇已不再靠近罗海岸，但苏联潜艇仍是一个真正的危险。罗海军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是从克里米亚半岛撤离罗马尼亚和德国军队，被称为六万行动。有消息称，这次行动营救了约3万6千名罗军人、58万4千名德国军人、720名斯洛伐克军人以及2万5千名苏联战俘和公民。

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加入盟军后，罗海军被苏联控制，其船只和人员被捕。1950年在阿尤德（Aiud）监狱里作为政治犯死亡的格奥尔基·克斯林斯基（Gheorghe Koslinski）海军上将的儿子尼古拉·克斯林斯基（Nicolae Koslinski）军官于1999年向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讲述了1944年9月4日至5日夜间他在 “火山” （Vulcanul）号军舰上的情况。他说：“大约凌晨四点半左右，听到外面有声音，我跳下床，拿起手枪放进裤袋。我走到门口，值班接线员告诉我有俄国人来了。果然，在我睡觉的那间大卧室里，一个俄国人走进来，用巴拉莱卡琴指着我，后面还跟着其他人，他们要我把手枪交给他们。我首先告诉他们 “dobrîi vecer” （俄语：晚上好！），他们看起来有点惊讶，然后他们问我有没有手枪。我举起手说：“niet pistol” （俄语：没有手枪）。一名俄军军士走到我身边，摸了摸我的口袋。但由于手枪是一把小号贝雷塔（Beretta）手枪，而且他的手帕还在手枪上，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手枪就在口袋里。他看了看我的手，发现我的腰带成了一团，就把它扔掉了，他以为那是一把手枪。他让我们穿上衣服，去海事站开会。”

罗马尼亚的船只被运往苏联，途中，杜米特雷斯库（Dumitrescu）号炮艇和“鼠海豚”号潜艇因不明原因沉没。几年后，苏联当局将23艘舰船归还给罗政府，其中大部分是老旧和无法使用的舰船，包括两艘驱逐舰、几艘鱼雷艇和几艘炮艇。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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