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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多尔· 阿尔格兹是罗马尼亚20世纪伟大的文学家、诗人、记者。在向大家介绍图多尔· 阿尔格兹纪念馆之前我们首先简短地介绍一下其生平及其著作。图多尔· 阿尔格兹于1880 年5月21日出生于布加勒斯特。父亲去世后，11岁的阿尔盖茨离开家边学习边谋生。上学时开始创作诗歌，1896年第一次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并受到赞扬。他的文学活动从1896年开始，当时他在《东正教社团》杂志上开始发表一些文章。阿尔格兹一生著作丰富，包括诗集”适当的语言”、短文 “木板圣像” 和 “黑门”、儿童诗歌 “玩具书” 等作品。1890年进修道院。后来作者自己承认，他不是十分愿意当修士，因为他的信仰不太坚定。但因为他的一位伯父在罗马尼亚东正教教会中地位很高，他认为这么做会对他有好处。1905年他离开修道院返回文学界。同年先赴巴黎，然后去瑞士，在日内瓦大学进修。由于缺少经济来源，阿尔盖茨当过搬运工，并在制造戒指和表壳的工作间里作过工。

1910年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文学活动。他在《罗马尼亚生活》、《火炬》等相当有权威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18年至1919年，由于发表的文章提倡罗马尼亚保持中立，被宣判为叛国罪关入监狱。1927年，47岁的阿尔盖茨终于发表第一本诗集《和谐词语》，这里收集了曾在杂志上发表过的部分诗歌。诗集受到文学评论家的好评，并且有人认为阿尔盖茨是埃米内斯库后最伟大的诗人。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间，作者连续出版了七本诗集和小说，其中有从监狱生活启发的两本诗集《霉花》和《黑门》及诗集《霍拉曲》、《黄昏小诗》、小说《报喜墓地》以及几本家喻户晓的儿童诗集。1943年他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讽刺纳粹德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的散文，因此被捕并被关进集中营、1948年他受到共产党的批评，因为诗歌里使用的词语“很臭”，并且他的作品被查禁。1952年他被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后，阿尔盖茨开始写当时官方能接受的社会性诗歌。

阿尔格兹的作品深受罗马尼亚著名的文学家阿里山得鲁·马切冬斯基以及安东·潘的影响。图多尔· 阿尔格兹非常欣赏象征主义流派，他的作品风格也属于象征主义流派。阿尔格兹对后来的尤金· 巴尔布以及本杰明·房达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图多尔· 阿尔格兹1967年在布加勒斯特去世，享年87 岁。

图多尔· 阿尔格兹去世后，根据他所立下的遗嘱，在他死后将其生前所居住过的房子建成纪念馆。目前的图多尔· 阿尔格兹纪念馆位于布加勒斯特迎春花大街上，纪念馆分成上下两层，共有18 个房间。在图多尔· 阿尔格兹生前的办公室是作家图书馆所在地，作家的大部分图书都收藏在这里，藏有几千册图书。在这里还收藏有30年代的收音机、桌子以及床铺。在床铺上方是一个非常大的木板圣像，这幅圣像已经有150年的历史。在作家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收藏有国家为图多尔· 阿尔格兹的创作所授予的各种奖章和勋章，以及1965年4月30日杯授予的海得尔奖。这是第一位罗马尼亚作家获得该奖。这里还有弗琅赛斯· 施拉托的风景画、马纽的肖像画、尼克拉· 德勒斯库的风景画作品以及雕塑家奥斯卡· 汗的半身像雕塑作品等。旁边的另一间房子是作家的实验室，在这间实验室里收藏有阿尔格兹1927年使用过的收音机。

康斯坦察是罗马尼亚黑海岸边最大的港口城市，由古代希腊殖民者以托米斯的名字建立。毫无疑问，当今这座城市的象征就是赌场大楼，采用新艺术运动风格建造，于1910年8月15日即海军节之际落成。自 1879 年以来，康斯坦察不仅被视为港口，而且还是一个海滨度假胜地。赌场的故事始于1903年，当时市长克里斯蒂亚·乔杰斯库与建筑师丹尼尔·雷纳德签订了合同，后者将以新艺术风格绘制赌场的设计图。康斯坦察国家历史和考古博物馆临时馆长德莉亚·科内亚向我们提供了更多细节, 说：“1910年8月15日，这座美丽的建筑物正式落成, 它在当时的媒体上的名称是 „卡罗尔一世国王赌场”，新闻界就其好好报道。我们还能读到落成典礼上饭单的相关信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赌场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1916年，多布罗加地区被德国和保加利亚军队占领，康斯坦察的许多建筑被占领并遭到洗劫。赌场的情况相似，被改建成军事医院，尽管屋顶上有红十字会的标志，但一枚炸弹都落在上面，摧毁了内部楼梯的一部分。赌场于1920年代重建，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恢复了昔日的辉煌，当时当地人和游客都热烈庆祝8月15 日航海庆祝活动。同时，赌场内还举办了其他活动。 几乎所有的慈善舞会都在赌场举行，我们已确认王室各成员均出席。”

康斯坦察赌场的巅峰时期是在1920至1930年代达成的，当时康斯坦察成为一座非常繁荣的城市，历史学家兼作家克里斯蒂安·塞阿莱拉也当历史考古博物馆的导游， 他说：“我们不要忘记，多布罗加地区有19个少数民族社团，但根据康斯坦察的人口普查，1920 年代，该城市民之数超过56000名，民族之数又多达33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当时康斯坦察和纽约之间有跨大西洋班轮，而且在一些露天酒店，甚至在赌场的露台上，都有来自新奥尔良的乐队演奏爵士乐。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因为我们谈论的是米兰斯卡拉大剧院的女高音和男高音，谈论的是一群演员在夏天在赌场争夺签署合同的故事。世界拳击冠军在赌场或大楼前临时搭建的竞技场比赛。人们喜欢来这里。我们不要忘记海军日，8 月 15 日是每年最重要的活动。当然，赌博在1930年代更为盛行，既带来好处，也带来坏处。
整个城市繁荣起来，餐馆和酒店的收入都很高，但与此同时，赌博业也开始蔓延，因为富人放弃往蒙特卡洛旅游，宁愿来到康斯坦察，因为这里更便宜，而那些不幸的人， 即小官员或当地人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才出现许多悲伤的故事。当时的媒体报道了各种各样的事件：有人自杀，还有诸如女友花光男友的钱，第二天男友跟踪她并在赌场前边的步行到试图枪杀她这样的故事。”
1940年以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该建筑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战争期间这里先后被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占领。在共产主义时期，至少在初期，这家赌场有着一段悲伤的故事。尽管它长期处于失修状态，但几次提出了重新使用赌场大楼的问题，1950年代的翻修工程不仅使用平民劳动力，还使用来自多瑙河 – 黑海大运河集中营的政治犯。从 1980年代直到1990年后，康斯坦察赌场一直作为餐厅运营。2000年后，它不再对公众开放，直到找到足够的资金和修复解决方案。该建筑将设有展示赌场历史的展览空间和多功能文化中心。

(编辑: Iuliana Sima Anghel)

今年10月份，都铎·维桑·米乌和安德烈·贝林德出版了《王室列车的故事》一书，以文学方式探讨了罗马尼亚王室这一象征的过去和现代状况。王室列车专供罗马尼亚王室及国内外客人出行。列车目前由正在处于修理过程一辆蒸汽机车和五节jié车厢组成， 即餐车、国王车、王后车、宾客车和国王工作人员车。

关于这列火车的重要性以及罗马尼亚铁路公司的诞生，我与王室列车历史的研究家之一、历史学家都铎·维桑-米乌进行了交谈，他特别爱好罗马尼亚王室的历史。他说：“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有必要说明历史上有几列王室列车。我们所说的这一列，因为它至今仍然存在，是1928年在罗马尼亚开始运行的那一列，是在米兰制造的。原则上，王室成员必须乘坐保证良好长途旅行条件的火车出行，因此需要使用特殊的列车。铁路发展的时期是卡罗尔一世国王统治的时期。当卡罗尔一世来到罗马尼亚时，这里一公里的铁路也没有。这些项目好几年前开始讨论，甚至得到更具体的形式，但卡罗尔一世加快了进程，并将其确定为优先事项。”

都铎·维桑·米乌向我们讲述了王室列车的岁数以及它在共产主义政权时期的使用方式：“王室列车已有95岁了。由于为格奥尔基乌-德日政权时期使用它的人们提供了良好旅行条件，所以它在共产主义中得以幸存。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后来用了在阿拉德制造的另一辆罗马尼亚火车。但是，王室列车保留下来并在1990年代进行了翻新，而且还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来确保它在铁路上的运行。”

王室列车对于历史爱好者或好奇者来说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这趟列车与米哈伊国王于1947年12月30日退位以及他于1948年1月3日晚出国密切相关：“这列火车作为文化遗产当然也很有趣，当它被带到北站几次时，人们就去参观了它，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就像王室成员专列穿过各个城镇时的那样。这就涉及到那些从2012年沿着全国各地的不同路线进行的活动。这列火车当然不能过度利用。毕竟它也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卡罗尔二世国王1940年离开国家的火车，也是米哈伊国王1947年退位后出境的火车，因此，这是一趟穿越罗马尼亚历史时刻的火车。王室列车最近与米哈伊国王的葬礼有关。它被用来将王室成员从布加勒斯特带到库尔泰亚·得·阿尔杰什教堂，葬礼在那里举行了。”

关于王室列车运输的财富传说流传甚广，在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后，以及在苏联军队支持的新当局迫使米哈伊国王退位后，王室成员传说带着这些财富离开这个国家。都铎·维桑·米乌讲述了米哈伊国王离开国家的故事：“可以说，这列火车与米哈伊国王离开国家的某个神话有关，据说王室火车上有财富。共产主义垮台后，安全部门的文件中可以进行的研究完全反驳了这一点，证实了米哈伊国王的旅行同伴的说法，他们受到严密监视，因此他们只能带走某些个人物品，而不是财富。因为如果是珠宝或更有价值的陶器，这些物品也可能被没收。”

如果查看再现18和19世纪布加勒斯特的地图，我们会发现在布加勒斯特今日的《郭尔基亚》医院所在地上有一座很大的修道院，是在郭尔基亚贵族的支持下建立的。郭尔基亚贵族当时具有较高的地位， 担任法官并负责皇家所需的供给。历史学家指出，郭尔基亚贵族把修道院捐献给瓦拉西亚公国的大主教，但还不到20年后，就被米哈伊勒·甘达古希诺贵族购买，后来被建成医院。甘达古希诺的地位很高，当时所担任的职务相当于今日的内务部长。罗马尼亚不少美丽的修道院、教堂等建筑物都是在他支持下修建的。这就是当今的医院不以甘达古希诺的名字而是以原创建人郭尔基亚命名的原因。但在医院的进口处设有甘达古希诺的雕像。

在1695年-1697年间修建的修道院里，甘达古希诺建立了拥有24张床位的医院。一半为男病人，一半为女病人。这座修道院是模仿威尼斯“Santo Lazzaro dei Medicanti”医院修建。这里还有一个配有“各种药物和草药”的药店，有为外科医生住宿安排的房间，有学校，有为教师安排的房间等附属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完工于1714-1715年，甘达古希诺的孙子斯特凡把整个建筑群周围筑起围墙。同时这里还修建了“郭尔基亚之塔”。当时，这座塔是布加勒斯特最高的建筑物， 既作为钟楼同时也是消防塔楼。用巴洛克式风格修建的楼顶各角有4个小塔，1802年，1829年和1838年的地震影响了“郭尔基亚之塔”，1888年为了加宽街道,塔楼被拆毁。

当时的医院只有24张床位，唯一的医务人员是一位药剂师。护士是一些理发师，他们常常帮人拔牙。1746年郭尔基亚修道院的四位管理人决定为了增加收入，建立了一座客栈。客栈的好景不长，在1785年前这是布加勒斯特最好客栈之一，但由于外国军队的占领、地震和火烧，加上管理不当，郭尔基亚客栈逐步变成废墟，经过100年的沧桑 ，最后被拆毁。郭尔基亚教堂和医院遭受了1739年的火灾，后来被修复。1802年的大地震破坏了医院。1836年两位外国建筑师参与修建计划。1842年完成修建工程。但不是如今的这座建筑物，因为1887年被炸毁。之后才修建了今天看到的医院。

在郭尔基亚医院的首批医生中有尼克拉·克雷组雷斯库，他建立了显微手术学校。郭尔基亚医院首创罗马尼亚医学教学的基础。1859年在这里建立的医科专业是手术、内科和眼科系。许多卫生部长是从这里的医生中选出的。

尽管到1990年代末期，医院受到严重的损坏，但布加勒斯特市政意识到这座位于首都中心的医院在建筑和医学上的价值，因此启动了医院的修复建筑工程，当然也包括附近的郭尔基亚教堂。经过10年的工作及大规模的投资，市政成功地将医院面目恢复一新，以庄严美丽的姿态展现在布加勒斯特人和各国游客面前。
郭尔基亚医院从属于布加勒斯特市政的布加勒斯特医院和医疗服务管理机构，在2010年完成了6300万欧元投资工程的第一阶段。该工程在2010年是布加勒斯特完成的最大工程之一，也是首次对罗马尼亚具有300多年历史的医院修建工程。

弗兰茨·杜谢克（1820-1884 年）是一位捷克摄影师，1862年至1883年间他居住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市。他通过其照片，也就是摄影棚或工作室照片、快照甚至战争照片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了19世纪布加勒斯特社会和城市变迁。杜谢克巧妙地掌握了当时首都的建筑或服装风格、中产阶级肖像以及布加勒斯特日常生活的细节。

当今，布加勒斯特市博物馆通过在捷克共和国布拉格举办的展览，让这位杰出捷克摄影师重新回到公众的关注。该展览旨在描述杜谢克在罗马尼亚居住期间的布加勒斯特社会。我与布加勒斯特市博物馆馆长兼布拉格展览策展人阿德里安·马朱鲁谈论了这一切：“他确实是一位工作室摄影师，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份摄影遗产。可以说，他是第一批在布加勒斯特拍摄专业消费者摄影的人之一，也就是从1860年代一直到1883年末，因为那一年他离开罗马尼亚前往埃及亚历山大市, 为罗马尼亚执行任务，并在那里就去世了。 ”

摄影师弗兰茨·杜谢克在罗马尼亚土地上的演变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从1877-1878年独立战争, 关注公民社会的演变和欧洲化，再到罗马尼亚王室的历史，他成为其正式摄影师。 阿德里安·马朱鲁还向我们讲述了弗兰茨·杜谢克的创作是如何演变的：“杜谢克在一条新街道上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工作室，当时这条街道还没有名字。他显然发展得很好。十多年过去了，而在尼科拉·克雷组雷斯库医生的推荐下，他成为了王室的正式摄影师，这一职位是在罗马尼亚获得独立后由国王卡罗尔一世亲自任命的，但在此之前他是一名摄影师甚至战地记者，与当时的其他摄影师和艺术家， 当中也有尼科拉·格里戈雷斯库一起在多瑙河以南的前线拍摄，从而创造了一系列为后人留下的见证。结果，1877年之后，他开设了一家新工作室，但几年后，他前往埃及执行另一次勘探任务。通过拍摄中产阶级的照片，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社会现象的形象，同时也是一种职业现象的形象。”

弗兰茨·杜谢克仍然是一代人、一页历史的摄影技术中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之一，为我们留下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道德和文化价值观的见证。最后，阿德里安·马朱鲁向我们讲述了杜谢克描绘的那个时代的一些话：“这就是19世纪，一个注重细节的世纪，不仅注重包装精美的东西，还注重普通人称呼或在街上行走的方式。同样，在布拉格、维也纳或德国或法国的小镇也有这样的人。对于杜谢克来说，在这里发现这一切是一个惊喜，因为最初他以为这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

拉丘家族的存在自14世纪以来就已得到证实，该家族起源于阿尔巴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家族获得了多项贵族头衔，首先是1625年特兰西瓦尼亚王子在阿尔巴·尤利亚授予的。拉丘家族仍然是图尔达市唯一古老的罗马尼亚贵族家族，其他家族都被匈牙利化并逐渐从历史中消失。历史上，组成拉丘家族的有律师、科学家、政治家和牧师。拉丘这个名字与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争取权利以及面对同化政策时维护民族身分的斗争密切相关。该家族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是扬·拉丘。

于1917年出生于克卢日县图尔达市的扬·拉丘是政治家、律师、外交官、商人、作家和记者，也是国家农民党的代表。1940年至1990年间，扬·拉丘居住在英国，并于1979年与妻子共同创立了《拉丘家族慈善基金会》，旨在促进并支持罗马尼亚文化和历史教育和研究项目。该基金会每年授予奖学金。1990年返回罗马尼亚后，扬·拉丘与1989年反共革命后历史上另一位重要政界人士——科尔内利乌·科波苏一起直接参与了国家农民党的重建。在1990年的选举中，扬·拉丘竞选罗马尼亚总统，获得了近5%的选票（排名第三）。后来他当了参议员。 1991年，扬·拉丘创办了《今日报》，也就是1989年后第一家私有日报。接下来，作为拉丘家族后裔的《拉丘基金会》主席——帕梅拉·拉丘就扬·拉丘所留下的遗产，特别是他竞选罗马尼亚总统说：“当你遇到那些为国家或他人奉献大量努力的人时，与他们在一起聆听并尝试吸收他们的经验真的很荣幸，我理解为什么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今天在示威活动中看到人们举着印有他照片的标志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关于这一点可以说出很多东西。我相信他可能是罗马尼亚从未有过的最伟大、最好的总统，我真诚地相信这已经成为一项遗产。我认为，如果他成功当上总统，他会受到阻碍，不被允许做他能做的一切。他本来可以带来重大的改变，但像许多领导人一样，他的双手可能会被周围的人束缚。所以我认为，他没有成为总统是一个优点，他实在成为了一个榜样，留下了积极的遗产，与当时的掌权者不同。”

《拉丘基金会》通过《拉丘论坛》与伦敦经济学院 „主意”智库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拉丘论坛将注意力集中在罗马尼亚或巴尔干地区所展开的项目。这就是自由讨论民主和民主挑战的平台。该论坛汇集了来自不同行业的罗马尼亚公民，只要他们分享有关促进并支持罗马尼亚及其邻国民主自由的想法和知识。此外，“拉丘民主中心”也是扬·拉丘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该机构通过针对小学生和大学生的各种活动在青年中宣传民主价值观。这些活动包括鼓励年轻人了解并行使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立法教育计划。

关于这些教育活动，帕梅拉·拉丘称：“我们正在努力追随扬·拉丘的脚步。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我们所做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步骤。但是，我们永远回到家庭价值观以及将这种知识带到罗马尼亚以及整个中东欧国家的机会。”
2000年逝世的扬·拉丘是反共革命后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民主主张之一。

编辑：Iulia Hau & Ion Puican

自古以来，浴池就是与卫生、娱乐和社交相关的习惯交织在一起的地方。在这里，许多社会禁忌要么被违反，要么被允许，正是因为在其他地方无法接受。在罗马尼亚地区，情况也是一样。浴池和私人浴室的灵感来自东方，尤其是土耳其模式，因为从 18 世纪开始，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希亚公国，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历史学家都铎·迪努记录了19世纪上半叶在罗马尼亚地区存在的土耳其风格的浴池和矿泉修养站，并发现土耳其浴池并不是这些地方的第一个灵感来源。都铎·迪努说：“像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我们将第一批浴池归功于古希腊人。浴场是由罗马人发展的，他们创造了真正的健身文化。温泉浴场是不仅保证身体完全清洁，而且正如我们今天所说，在多个层面上提供“娱乐”或乐趣的综合体。从罗马人开始，浴场受到拜占庭影响，进入穆斯林世界，在那里它们获得了准宗教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研究东方，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浴场从1821年起摧毁，当时罗马尼亚公国开始了有利的西化。”
根据历史学家都铎·迪努的说法，尽管随着摩尔多瓦和瓦拉希亚公国的现代化而被遗忘，土耳其浴池没有达到伊斯坦布尔的水平，但对这里的文明很重要，而且罗马尼亚人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土耳其浴池类型很早就渗透到罗马尼亚公国。例如，在布加勒斯特，土耳其浴池自16世纪以来就已得到证实，这要归功于亚历山德鲁二世大公，他曾在叙利亚流亡多年。在十九世纪初的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人开始利用温水池。此外，如您所知，沐浴伴随着真正的享受文化，其中包括撒上玫瑰水的按摩、享受咖啡、抽水烟等等。但我们罗马尼亚人也在沐浴时增加了饮酒习惯。在布加勒斯特浴池，他们经常带来提琴手乐团，并让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因此大公被迫发布关于浴池运营的禁令，而浴场本应晚上10点关闭。 除了土耳其浴池之外，过去的波雅尔还很重视去温泉修养站，其中赫尔库拉讷的温泉修养站最受欢迎。为什么 ？都铎·迪努来告诉我们：“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目的地，但不是因为到达那里很容易，而是因为到达那里真的很困难。实在要跨越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进入奥匈帝国领土，当时我们作为基督教省份属于奥斯曼帝国，我们与奥匈帝国的关系有时不太好。但是，尽管遇到这些阻止，从1780年代开始，有许多罗马尼亚波雅尔不仅前往赫尔库拉讷，而且去特兰西瓦尼亚的瓦尔塞莱、博尔塞克等休养站，再进一步去当今捷克共和国的卡尔斯巴德， 甚至马林巴德、巴登巴登或佛兰德斯的修养站。” 19世纪，赫尔库拉讷修养站或梅哈迪亚位于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在罗马尼亚领土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希亚公国，温泉旅游业的发展更加困难。19世纪下半叶，随着罗马尼亚公国现代化和西化的加速，土耳其浴池逐步废弃，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卫生习惯，温泉修养站越来越多。

直到15世纪中叶印刷术在欧洲发展之前，书籍还是鲜为人知的物品。它们仅仅在修道院、贵族宫廷或王子和国王大臣官邸都收藏。在罗马尼亚的地域上，印刷商履行了在教育、教会、王室大臣的书面文字的推广者的作用，也是使这本书越来越受欢迎的因素。

无论如何, 过去的书籍远不像今天表现的那样简单实用、人人都能读懂的。过去的书籍是非凡的智力和体力劳动的成果。它们有华丽的封面，上面有雕刻和装饰品，而书页上也装饰着有代表性的插图，书法文字本身就是艺术作品。罗马尼亚公国旧籍所具有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为其付费出现的王子、主教、贵族或商人的标志。这就涉及到家族徽章以及由负责某版本的人员撰写的伴随该卷的赞扬诗句。

布加勒斯特市博物馆最近举办了展示17-19世纪罗马尼亚旧籍的展览，主题为王室纹章及伴随的诗句。罗马尼亚旧籍收藏机构,即布加勒斯特大都会图书馆的雷蒙娜·梅泽伊表示，题目为 “带有纹章和诗句的古老王室书籍”展览非常有价值，因为它包含了数百年老的藏品。”

展出的大部分旧籍都是礼拜仪式时利用的。考虑到它们所属于的时代，这很当然。过去，这些书籍在当时统治者的赞助下出版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表达对统治者的感谢，这些书籍还印yìn有徽章。此外，负责编辑的人甚至印刷者也写了几句诗词，有些比较严肃，有些有趣点儿，但这样做非常重要。当图像被打印出来的时，书籍也成为了审美的源泉，这样书籍不仅仅是智慧的来源。”

博物馆馆长丹妮拉·卢普是这场展览的协调人，他希望注意到赞助王子的徽章所占据的中心位置以及献给他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徽章是那些从事纹章学的人的兴趣点。诗句已被文学史学家研究过。他们中有的认为这些诗句作为罗马尼亚语赞扬诗歌的开端。这些诗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今天仍然令人感兴趣。”

丹妮拉·卢普表示，这场展览也是对三个世纪以来徽章和赞扬诗歌变化方式的研究。 “如果徽章一般来说被认为是早在16世纪就出现在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印刷的第一批书籍上，那么我们可以将其在1508年出版的《马卡列礼拜仪式书》等首批印刷品中看到。蒙特尼亚的徽章出现在卷首封面上。然后，这个徽章就会出现在书籍的扉页fēiyè上，就像随后通常出现的那样。这就是在17世纪马泰·巴萨拉布大公时代发生的。我们正在试图展示王室徽章呈现方式的演变。”
带有王室徽章和诗句的书籍不仅仅产生审美上的乐趣。图像之美伴随着诗句所用语言之美。罗马尼亚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西里尔字母来传播知识，和书法一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不能仅一眼就理解。从带有王室徽章的旧籍中以及伴随它们的赞扬诗歌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生活的人们、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地位的信息。

在中世纪的罗马尼亚，博学以及与学术或与书籍写作和印刷相关的一切都集中在修道院内部和周围地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锡纳亚修道院，普拉霍瓦河谷的锡纳亚镇就是围绕该修道院形成的。这座东正教修道院的建筑令人印象深刻，因其与坎塔库齐诺这个重要王子和学术家族的联系而引人注目。该修道院于1690年至1695年间建筑，其创始人是掌剑官米哈伊尔·坎塔库希诺，他在布加勒斯特下令建造了第一家民用医院, 即科尔吉亚医院。 鲜为人知的是这座修道院与瓦拉希亚现代图书馆之间的联系，锡纳亚“卡门·西尔瓦”文化中心的研究员兼图书馆员西蒙娜·拉扎尔强调了这种联系， 说：“1695 年，修道院落成后，第一个现代图书馆就建立了。当时，米哈伊尔·坎塔库希诺的兄弟——康斯坦丁，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学者，向修道院赠送了一本十分重要的书，至今仍具有库存编号1。这是“希腊语和罗马尼亚语的福音”，于1693年在布加勒斯特印刷。 修道院里有不用西里尔语写成的罗马尼亚文书籍。但也有希腊文书，甚至有德文书。例如，最古老的书是1564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新约》。之后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是1688年在布加勒斯特印刷的《圣经》，也是在一位坎塔库希诺监督下印刷的，也称为《谢尔班·坎塔库希诺的圣经》，因为他是下令印刷的。 锡纳亚修道院的图书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进入图书馆的大部分书籍都是礼拜用的书籍。 ”

事实上，热爱书籍是坎塔库希诺家族的另一个特点，这个家族为瓦拉希亚培养了许多统治者，至今在罗马尼亚的政治和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蒙娜·拉扎尔回顾指出：“我们要理解四个兄弟怎能如此亲近这本书，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他们的童年。他们的父亲，掌剑官坎塔库希诺，在自己的家里成立了小型的图书馆，既是为了自己的心，也是为了培养其孩子的。他们理解书记的重要性，这就是他们发展的开始。我敢说，锡纳亚图书馆的种子也是在那里种下的。还应该说，至少有两个兄弟，例如康斯坦丁和米哈伊尔，在帕多瓦读过书。康斯坦丁·坎塔库希诺是在那里开始喜欢藏书，因此，回到国内后，他在马尔吉内尼修道院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我们，图书馆员，也要感谢康斯坦丁·坎塔库希诺的努力。事实上，他从帕多瓦带来了十七世纪的书目描述科学。当然，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今天在称为图书馆的公共空间中，无论是私人的，无论是修道院的还是公共的，对所收集的书籍进行编目的方式都始于瓦拉西娅的康斯坦丁·坎塔库齐诺。 ”
返回锡纳亚，这座由掌剑官米哈伊尔·坎塔库希诺下令创建的修道院在1842年至1846年间进行了扩建，增建了一座更大的教堂和两座房间楼，直到1897年至1903年间，尼丰·波佩斯库 担任修道院院长，并在修道院的医院管理下， 也就是在卡罗尔一世国王统治下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工作，当时修道院才呈现出 现在的样子。这也是修道院图书馆最辉煌的时期，在某些情况下丰富了其遗产，而西蒙娜·拉扎尔现在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 说：

“在卡罗尔一世国王的统治期间，修道院丰富了其旧书收藏。这里开始了建立罗马尼亚第一座修道院博物馆的努力，于1895年落成，当时修道院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因此，大约在1890年，修道院院长接到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即走遍周围教区，收集尽可能多有关东西，从宗教物品到法衣和旧书，以建立修道院博物馆。”
不幸的是，从1948年以来，应共产党当局的命令，锡纳亚修道院的图书馆进入了所谓的“去法西斯化”时期，许多书籍被拿走，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