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中国作家劳马，四月底他来罗访问推出了两部小说集并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谈到了中国文学和自己写作的方式。
劳马是中国的一位重要作家和文人，目前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的委员。自90年代起开始文学创作，开始是短篇，后来长篇，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百篇。最近他的两部小说集《一个人的聚会》和《幸福百分之百》翻译成罗文，推介到罗图书市场。两部小说集由布加勒斯特RAVEXComs出版社出版，玛利亚·波拉沙（Maria Balasa）翻译。4月25日他应邀参加了由作家协会文学翻译部在罗文学博物馆举办的题为“劳马谈《一个人的聚会》的座谈会。在赴座谈会之前，劳马应邀来到罗马尼亚广播公司，接受了本台文化部同事的采访。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介绍采访的第一部分。
本台记者首先请劳马介绍他有关中国文学的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他认为，传统文学是中国人“基因里天然带有的因素，但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文学相互影响也日益增加了。除俄罗斯、欧美、拉美等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外，劳马还提到了一些著名罗马尼亚作家。劳马说：“中国作家用汉语写作，对本民族的文学肯定有一个继承，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本身就天然带有这样的基因。中国的文学很古老，包括我写作的作品，在最早的时候，两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我们都熟悉的，像《战国策》，我写的小故事《上海经》中都有一些非常精短，有意味的小故事。后来，包括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都喜欢看。另外，现在随着对外交流越来越多，文学的相互影响也出现了，对西方被翻译成汉语的文学作品，我们不断的借鉴和吸收。任何国家，其实文学发展都是走了这样的一条路，包括罗马尼亚作家也一样。我们最熟悉的欧仁·尤内斯库（Eugen Ionescu）著名的戏剧家，荒诞派的鼻祖了。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以后，中国的很多作家也受到了他的影响。还有一个也是罗马尼亚裔，后来去过法国的乔兰（Emil Cioran）的作品被翻译到中国。当然中国作家这些年来，除了受俄罗斯文学，后来欧美文学，再往后是拉美文学的影响，这都很大。在我自己的写作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吸收和借鉴国外同行们的一些好的写作经验。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学作品既有本国原有的那一面，有借鉴外国的那一面，呈现出这样一种样模。
首先从广泛的角度讨论现代文学的发展后，劳马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写作方式和喜欢的作家。他认为，作家在书写过程中必须考虑时代的变化，同时考虑自己内心的感受，关注和观察。引起他最大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命运、情感和价值取向。他最喜欢的外国作家包括果戈理（Gogol）、契诃夫（Cehov）、马克·吐温、哈谢克等。劳马说：“现在的文学跟过去相比，由于阅读人们习惯的变化受到新媒体影响，不像我这一代或者更早的一代，我的父辈们对文学这么痴迷，但文学的生命力依然还存在。在中国这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读者的比例可能不见得很高，但是由于人数众多，那么读者还不少。所以作家一定是在书写过程中，会考虑这个时代的一些新变化，还有自己内心的一些新感受，关注和观察，关注的事情。作家具有的视角都会关注一些小人物，他们的一些小感受，尽管在当代的时代当中。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情感，小人物的价值取向，都会在作家的书写中得到体现。我的写作呢，也受到了一些国外作家的影响。我喜欢的作家像俄罗斯的作家果戈理（Gogol），契诃夫（Cehov），美国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捷克的哈谢克(Iaroslav Hasek)，这些人影响都比较大。刚才我谈到了，包括罗马尼亚裔在法国的许多作家，他们的影响也很大。还有罗马尼亚本土的一个作家鲁奇安·布拉加。他是句子极其精短，但具有宇宙的意义的作家，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巧妙，就向从一个贝壳里听到大海一样。这样的一些作家对我来讲都会有影响，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本台记者请劳马谈谈对写短篇小说的感受时，他回答说：“我写过长篇，也写过短篇。在中国，习惯上是按照篇幅的长短把虚构的故事区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我写得极短篇小说。但是，在很多国家，包括在罗马尼亚，把这类东西，极短的列为一个散文，以区别诗歌和戏剧。我也写戏剧。长篇戏剧和短篇小说都写，但我更多地是喜欢写这种篇幅非常短，意味又很深长，里面还有某种笑意，诙谐和幽默一点的作品。这在中国古代有，西方也有。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让你把一个故事展开。这个故事讲什么，怎么讲，为什么要讲这样的故事，都要思考好了。我是在写作的时候，能驾驭我的写作，很喜欢写作，而且也很满足。
逸雪（翻译），苏燕（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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