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Irina Ivașcu （逸雪）

各位听众，大家好！2016年秋天，布加勒斯特大学外语系的汉语专业将庆祝成立 60周年。自从1956年以来，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外语系中文专业毕业的部分同学在全国的一系列科学、教育、媒体单位从事相关工作。

他们中有的在1980年代就是创办“罗马尼亚画报的编辑；迄今，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汉语编辑部的 4名编辑是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和博士生。以前还有3名毕业生在Sergiu Al-George 东方学研究所汉学小组从事研究工作。还有若干毕业生在布加勒斯特大学、锡比乌大学和布拉索夫大学教书；还有一部分在一些中小学校里教汉语。

另外，一些布大中文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选择了外交生涯。总而言之，大学培养的近600名毕业生都多多少少地对罗马尼亚的汉学研究和教学作出了贡献，并且他们都继承了布加勒斯特大学的精神。

目前，布加勒斯特大学外语系中文专业的教师、硕士生、博士生积极并有成效地参与国内外的科学活动：发表科学论文、参加科学座谈会等等。另外，可以说这个学术小组的特点之一是，一方面有所需能力来符合西方科学的标准，同时，由于历史和政治因素，罗马尼亚的学者比较直接的与中国沟通。

布大汉语专业的头两位老师，Toni Radian 女士和 Ileana Hogea-Velişcu 女士（杨玲）曾在中国留学；她们对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有着深刻的了解。

不过，在1989年前，缺少的是西方国家的大学图书馆，那时候，甚至在1989年革命后的头10年，罗马尼亚人在对外交流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布加勒斯特中文专业的老师的原则是什么呢？刻苦努力、遵守科学工作的严格标准、同学生们相互信任、一道参与布加勒斯特大学的汉学事业。选择教学、科学研究的生涯还意味着对一些便利、休闲的放弃。例如，在1989年以后加入汉学部的同事Luminiţa Balan、Dinu Luca、Diana Yüksel、Mugurel Zlotea – 他们都放弃了高薪职业，反而选择了在汉学领域努力工作。

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汉学意味着什么呢？有的人以为，所有的汉语专业的毕业生都可以叫做“汉学家；但曾在中国从事过某种工作、学过汉语的人士是否都可以称作“汉学家呢？

我们在下期节目将继续讨论这个主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是由谢芦宾为您播送的，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逸雪、谢芦宾（翻译、编辑）

苏燕（译审）

熟悉罗中文化交流史的人，对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塔鲁（Nicolae Milescu Spatarul，1636-1707）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米列斯库在利玛窦大约一百年之后，是首位前往中国的罗马尼亚旅行家和探险家，以他的亲身体验、刻苦研究和伟大著作开辟了罗马尼亚汉学和罗中两国文化交流的道路，因此被誉为罗马尼亚汉学的创始人。他对罗汉学的诞生和罗中文化交流的历史发挥的角色可以与利玛窦对西方汉学做出的贡献相比拟。在罗马尼亚的历史书中与马可·波罗相提并论。在今天的《汉学在罗马尼亚》专题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对罗中文化关系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这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和文人出使中国之旅、为罗人认识中国撰写的著作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见解。

1636年米列斯库出生于摩尔多瓦公国的一个显贵家庭。祖籍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他六岁进摩尔多瓦君主创办的雅西（Iasi）三圣御学堂，接着在雅西斯拉夫-希腊-拉丁科学院就学，后来到军事坦丁宝希腊东正教大主教主办的高等学府攻读希腊语、斯拉夫语、拉丁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历史、哲学、神学以及文学等课程。八年后学成回国，成为摩尔多瓦有权威的人士，历任宫廷文书、兵部总管和常驻奥斯曼帝国使节。

1671年米列斯库由军事坦丁堡大主教引荐，进入莫斯科沙皇宫廷任使节事务部翻译。他到莫斯科之后立即投入工作，负责翻译用希腊语、拉丁语和罗马尼亚语三种语言撰写的书籍。他的翻译工作深受沙皇赏识，1675年受沙皇派遣出使中国，对俄中两国加深相互了解做出巨大的贡献。米雷斯库根据出使中国之旅，写出了几部介绍中国和通往中国的旅程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吸引了欧洲许多科学中心浓厚的关注，对现代依然具有深刻的含义。他的著作由三部分组成，题目分别为：《旅经西伯利亚日记》、《出使中国奏疏》和《中国漫记》。》。《旅经西伯利亚日记》详细介绍西伯利亚的经济、地理和人文资料。《出使中国奏疏》叙述在中国觐见康熙皇帝的细节。《中国漫记》介绍中国经济、政治、行政、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实情。这些作品的价值很高，是按照书面资料和米雷斯库个人旅游印象撰写的。他为此利用了欧洲文化与科学有关中国的著作中介绍的信息，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的旅行日记和研究。

他著作中对罗汉学史和初步阶段对中国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一部分是他介绍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的一章。从此可以看出，米列斯库就像第一批西方汉学家一样是“东方主义的代表人物，按照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解释思想和信仰按照，未免陷入把自己反应在他者的身上的陷阱里。他犹如利玛窦和诸如蒙田（Montagne）、莱布尼茨（Leibniz）、沃尔夫（Wolff）等西欧启蒙思想家一样对儒家思想赞叹不绝，对他们高尚的伦理价值观深感佩服。像他们一样认为，儒家是中国最古老而且“最光荣的信仰。他所以感到佩服的不仅是儒家思想和道德而且是因为他发现儒士都是一些知识渊博、情趣高雅的文人。米雷斯库这都没有错，可是他的东方主义所在是他像利玛窦和耶稣会教士一样试图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理解儒家，把儒家基督教化了，因此为了强调其宗教价值，他所使用的词语其实是“儒教而不是“儒家。他同时认为，儒家或儒教含有深刻的哲学意义，把儒士誉为“哲学家。这也是西方人的主要文化偏见之一，认为一切思想都必须按照西方哲学逻辑和宗教信仰予以阐明，其余的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迷信。米列斯库认为，儒家思想以美为基础，以此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尽管如此，他就像耶稣会教士一样认为，儒家经典里“上帝这个词所指的其实与基督教上帝的意义相同。同时还说，孔子谈到“天和“天命时所指的是一种最高审判者，人不能违背他的意志。但，孔子所说的“天不再是上古时代拟人化的神，即“上帝，而且在宋明理学的思想，这个世界观演变成一种机械宇宙论，就是说“天成为具体的天空。这也是利玛窦所持的观点，两人都分享长青哲学的核心思想，即世界上的各个宗教传统都分享一个单一的、普世的真理，而所有宗教的知识与教义便在这样的基础上成长。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有关哲学和宗教的偏见，米雷斯库就像耶稣教士一样将佛家和道家思想和信仰都蔑视为“邪教和“迷信，认为这是在基督耶稣降生后出现的一种“迷路。

归根结底，米列斯库对中国的见解尽管像与人类历史上一个文明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初步接触时总会有很多偏见，没能完全理解其深层含义，但他奠定了罗汉学传统和罗中两国文化和政治交流的基础。

逸雪（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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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听众，你们好！在今年秋天开始的广播季中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新的专题节目，题目是：《汉学在罗马尼亚》，由我和我的同事谢芦宾主持播送，欢迎您每周五收听。在这一专题节目中我们 将向您介绍罗马尼亚汉学的历史、研究方向、汉学家、学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主要机构、翻译的书籍和翻译技巧、罗中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和最近发展等各种方面。

布加勒斯特大学东方学系是罗马尼亚宣传汉语和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学府，去年11月隆重庆祝成立60周年。1956年，托尼·拉蒂安目睹了罗马尼亚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诞生的时刻，这翻开了罗中两国友谊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具有历史性意义。她是罗马尼亚首批汉语老师和中国文学译者，同时也是罗马尼亚汉学的奠基人之一。由于此前在国内没有专门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学校，所以在初期阶段她同其他汉学教师一样，不得不到中国留学。托尼·拉蒂安从中国著名大学北京大学毕业后，为年轻一代学生带回她在遥远的中国刻苦钻研获得的成果。除她之外，还有另两位教中文的罗马尼亚教师：贝尔纳德·维克瑟勒尔（Bernard Wechsler）和巴乌尔·马里什（Paul Maris）。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培养出的学生渐渐承担了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的重大责任。其中之一，是当代著名汉学家魏山教授（Florentina Visan）。她最近接受了罗马尼亚文学家协会的采访，她回顾了托尼·拉蒂安在她上大学时的教学活动和大学毕业后与她的密切合作。

魏山教授首先介绍了中文部初期的情况，她对新老师的印象及老师的教学方法。当初的条件很困难，没有参考书，没有一个被前辈细心实践总结出的教学方法，连一本汉罗-罗汉词典都没有。中文系的唯一汉语词典是1955年出版的奥沙宁（I.M.Oshanin）主编的汉俄词典。在这种条件下，托尼·拉蒂安不得不独自构想汉语课的教程，总结出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魏山教授说，由于没有教材，学生不得不借着笔记来学习。她当时还很年轻，还不是成熟的汉学家，无从对课程的内容做出准确的评估.但她坦白地说，过了几年，当她翻阅学生年代的笔记时,意识到讲课的内容非常有系统，都是循序渐进，并且充分显示出托尼·拉蒂安极为渊博的学识。魏山最敬佩的是二十世纪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的解构主义方法和首批汉语字典使用的注音方法。

魏山教授说：“这门课的内容非常丰富，没有课堂讨论课，因此学生没有时间和这位使他们敬而远之的老师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说实话，我们都有点怕她。二年级时，托尼·拉蒂安老师给我们讲的现代汉语语法的内容是词法，课程基于俄罗斯汉学教材。我现在还完全记得有关词类的那门课，她按照我们熟悉的模式讲述新的现象，如词类转换、动词的形态、量词系统等。那一年，在与我们老师的关系也没有什么进展。当时，师生之间的距离依然很大。上三年级时，开始讲句法，老师举例引起我的注意，那时我才开始真正对拉蒂安老师讲的课感兴趣。她举出的例子是在书面用语里用的一些长句子，那个独特的语序使我想起拉丁语。我特别记得有关词组构成句子基本成分的那门课，老师首次让我们翻译一篇用中文写的文章。我满有兴趣地开始翻译，希望能引起老师的注意，但她对我的作业并没有给予太大的关注。我想，只有在上四年级，我参加学生学术讨论会时，我的报告才引起老师的关注。她对我将中国古典戏剧作为大学毕业论文的主题表示祝贺，我后来才得知我的毕业论文给她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大学毕业时，她得知我从事实验教学活动后，邀请我和她会面，送书给我。当时我才开始真正了解她，逐渐了解我们敬而远之的老师心灵深处隐藏的那错综复杂的情感，她精力充沛、充满激情并且性格亲切温和。我搬到离她家附近地方，我们的友谊更为加深，我经常去看望她，了解了她翻译古代汉语的方法。她当时尽管患病，但那充满激情的工作方式实在令人赞叹。

托尼·拉蒂安翻译的著作包括：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世纪的古典小说和袁珂的《中国神话传说》。魏山教授也与她合作翻译了古典小说里的诗歌并为《聊斋志异》译本写了前言。魏山教授向作家协会的记者介绍了她的老师托尼·拉蒂安，结论是她老师的翻译方法对中罗翻译传统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同时也是她本人翻译古代汉语作品的榜样。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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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尼亚各地大学的人文学科部门学习外语和文学的学生一般必须选两门语言，其中一个作为主要专业，被称为A专业，另一个是次要专业，被称为B专业。选择汉语作为A专业的学生，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学习中文、中国文学与文化上，大学毕业后可算是汉学工作者。除中文之外，他们还可以选英文、法文、德文等作为次要专业，但一般不能选作为A专业的东方语文。在读完三年本科后，这些学生能做什么？有什么继续学习和就业的机会呢？

如果想继续学习，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并获得更高的专业素质，那么就像我们曾在节目中介绍过的，可以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按照欧盟规定，硕士学习期限为两年，博士为三年，也就是说学生如想取得最高资格必须在大学至少就读8年。这当然只是指那些读完本科后直接报名攻读硕士，结业后再直接报名读博士的学生，但实际上很多学生中间会有停顿，因此从首次跨入大学门槛到顺利取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常常超过8年。其中的很多，读完本科以后开始找就业机会，而目前在罗马尼亚和全欧盟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危机后，找工作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汉语系的学生也不例外。尽管在现今世界的国际政治形势中，中国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汉语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也变成世界上重要的语言之一，但汉语系的毕业生却比其它专业的学生更难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其他东方语系毕业生的情况也相同。而且他们就算能找到工作，也没机会在他们的工作中使用主修专业。用中文的主要领域是翻译文件或为贸易公司的活动来作口译。因此许多学生毕业后作一些与中文毫无相关的工作。其中学习成绩良好的可能选择继续深造，参加罗汉学界的汉学研究和翻译活动，来为中国文化在罗的推广做出贡献。

学习汉语的学生无论是在布加勒斯特本地还是在布拉索夫、锡比乌、克鲁日等外地的公私立大学学习汉语，如果愿意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只能在布加勒斯特大学的东方语言学系实现他们的梦想。十二年前这根本不可能，当时如果想继续上学只好选择一个相近的专业。当时读博士也非常困难，因为只能在一个根本不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导师指导下研究一个汉学主题。譬如，魏山教授是在一位罗马尼亚著名的语言学家的指导下做出以汉语语法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老一代的汉语教师都遇到同样的困难。我自己和我同学，布大韩国语系的教师大亚娜·尤克塞尔（Diana Yuksel）在魏山教授的推荐下，一位哲学教授接受我们作为他的博士生。但过了不久后，2005年魏山获得博士导师的资格，当年也成立了布大外国语言和文学系的博士项目。我们抓住了这个良机成为第一代在汉学专家的指导下进修的博士生。对年轻一代的汉学研究者来说这也是个非常宝贵的契机。主要研究方向是儒家文献和翻译理论。

目前，在布大东方学系读博士的学生中，大多数是兼职的学生。在共产党政权时期，大多数的学生，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外地上大学的4至6年期间，一般都是依靠父母资助，不需自己谋生。外地学生一般住在留学生宿舍，维持生活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不过，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很多学生，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生都必须自己谋生，住宿的花销就不少。因此博士项目的课程都是从下午四点到六点，或晚间六点到八或九点钟，星期五没有课。这样，大多数硕士生白天工作，晚上上课，星期五和周末才有时间做作业、读书和研究。其实，这对他们来说也很不容易，其中一些学生还要上夜班，但有志者事竟成，其中学习最努力，目标最清晰，对汉语最有兴趣的，最终还是能获得非常优秀的成绩。譬如，硕士生当中有一些年纪不小的学生，今年有两位四十岁以上的女生，两位都是母亲，其中一个每天乘坐火车从普罗耶什蒂来到布加勒斯特上课，她们尽管有很多家庭责任，但在班上却是最棒的学生，这两个人都非常努力，也有学习汉语的兴趣。总而言之，爱上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爱上学问的人总会找办法不断提高他们的水平。学习汉语，使罗马尼亚汉学攀上新的高峰，就需要有这样的志向和热忱。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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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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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年秋天开始的广播季中我们为您准备了这个新的专题节目，就是：《汉学在罗马尼亚》，由我、逸雪和苏燕这两位同事主持播送，欢迎您每周五继续收听。在这一专题节目中我们向您介绍了罗马尼亚汉学的历史、研究方向、汉学家、学生、包括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的主要机构、被翻译的书籍和翻译技巧、罗中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以及最近发展等各种方面。

本台汉语编辑部与布加勒斯特大学及最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大学建立的中文系属于罗马尼亚汉学界的主要机构。罗马尼亚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专门研究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机构是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部。我们编辑部的大部分罗马尼亚人都是布大中文专业的毕业生，而且他们一部分还继续与这个机构及其它大学中文专业合作，经常参加以中国思想、语言、文学与文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积极开展汉学研究和翻译工作。

今年10月份，于2005年建立的布加勒斯特大学的东方学博士项目开学了，该项目的主要奠基人是中文部的教师，前东方学系主任和前博士项目主任魏山教授（Florentina Vişan）。她与中文部现任系主任兼布大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白罗米教授（Luminiţa Bălan）以及其他参加这个项目的中文部、日文部和韩文部的教师积极努力为年轻一代组织了这个课程。在他们充满热情的教导下，东亚研究硕士项目逐渐发展成一个帮助学生摆脱专门探讨唯一专业极为狭窄的观点，而将某一地区的文化与其周围文化，就是较宽阔的文化背景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成为成熟的跨文化学者的优秀的高级研究机构。

今年，布加勒斯特大学的中文部庆祝了成立60周年，为此组织了一系列活动。11月底，该教育机构借机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主题是“重塑传统。据活动举办者说，“传统这个词“不单指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古文物,也包含了当今鲜活的元素,因此我们可以说重塑传统是通过让传统贴近当代社会,进而塑造一个新的文化形象 。

具体而言，适逢布加勒斯特大学东方学系中文部庆祝成立60周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两场对罗马尼亚汉学界有深刻意义的活动：由布加勒斯特大学东方学系中文部和布大孔子学院联合举办了第三届汉学国际学术会议及庆祝中文部建立60周年和孔子学院成立3周年的活动。

11月份，罗马尼亚公共广播电台同往年一样举办了“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在本届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了“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展，应邀参展的还有5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曹文轩、余华、徐则臣、西川和蓝蓝。他们11月18日在题为“重塑传统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布大师生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这样面对面同5位中国作家直接交流，这不仅对罗汉学界，而且对参加学术会议的中方伙伴大学的代表而言也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

翻译是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的一个基本因素，同时又是来自不同文化圈，讲不同语言的人之间初步接触时搭建沟通桥梁最基本的工具。没有翻译，讲不同语言的人根本无法沟通，无法交流思想。人类最早的翻译活动是出自于商业和外交需求而产生的口头翻译。但这并不能视为翻译技巧发展的主要动力，翻译和文化交流原始时期的主要动力大概是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国也不是例外，在中国第一场重要的翻译浪潮是早在汉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产生。中国的翻译史一般被分成四个主要阶段，头两个阶段都是从传教的需求而产生的。第一个是从东汉至北宋佛教经典的翻译，第二个是明清时期基督教经典的翻译。最后两个阶段与宗教毫无关，但倒是与思维方式的演变和思想交流密切相关，分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和1949共产党政权建立后翻译直接从西方或通过日本吸收过来的各种作品。其实，除了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之外，还有两个现代学者不那么注重的阶段，第一个是公元七世纪唐朝时期，景教传入中国，这算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初步阶段，为后来的天主教传教士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重要阶段则是于清朝初期的汉克塔布，即结合伊斯兰教和儒教的中国本土化伊斯兰经典。这两个阶段可以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里程表。

唐代时期和明清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同时又是使中国经典和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传入欧洲的先驱和首批汉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利玛窦，他在19世纪的主要继承者之一是詹姆斯·莱格。他们为了后代的译者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儒家和道家经典的译者树立了模范。当然首批汉学家的翻译如同汉代佛教经典首批翻译者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一般出现很多当时很难解决的问题，而目前翻译学和翻译技巧在经过数百年历史后逐一发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及产生的误解，逐渐形成了新的翻译方法。

翻译某一文化基本经典，尤其是宗教和哲学经典的关键性问题是

参与翻译过程的两种文化是否可以进行对比，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在两者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流。现代翻译学不再把翻译视为一个简单的信息传递，因为语言与自己及其体现出来的文化间的关系变成一个关键性问题，充分证明了其影响概念和文本框架的能力。在后殖民时代在对两种文化通过翻译进行的交流和互动的效果进行评价方面，占据优先地位的标准是按照它自己的标准理解原语文化。这主要取决于概念框架的渗透度，以及扩展概念框架以及实现语言的潜在范围并超越自己文化意识限制的能力。超越将自己投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中心模式，而同时避免落入绝对化差异的陷阱，以免把他者的演说看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与自己的演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并完全独立地运行在自己的系统中，对翻译工作提出这些新要求产生了通过创造一种旨在恢复整体的同一性的混合语言来在两个文化之间建设桥梁。

中国思想和文学进入罗马尼亚的起初阶段是通过主要从英文和法文过来的间接翻译，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出现了初步直接从中文翻译成罗文的中国文学和哲学作品。布加勒斯特大学东方学系和儒家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文学的翻译工作有了蓬勃发展。直接从古代和现代汉语翻译中国文学第一代汉学家是布大中文系的首批教授Toni Radian和Ileana Hogea Veliscu，此外还有Lupeanu夫妇也翻译了几部中国文学书籍。目前在布大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教授在魏山教授的指导下为中国文学翻译奠定了新基础，使其追赶法国、德国和英国汉学的杰出成就。布大中文系的翻译工作可分成两个主要潮流：一个是针对古代经典和古典诗词，主要集中在古典经典上，另一个则是针对现代文学，以现代小说和诗歌为主。在罗马尼亚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的儒家经典包括，魏山教授译注的《论语》、Ileana Hogea Veliscu教授译注的《诗经》和白罗米教授译的《荀子》。至于道家经典，迄今翻译的作品包括：Dinu Luca教授和本台同事谢鲁宾分别译注的《道德经》、魏山教授和我本人译注的《列子》、罗米教授和Tatiana Segal译注的《庄子》。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我们将在未来的《汉学在罗马尼亚》专题节目中向您介绍罗汉学家翻译儒家和道家经典的具体情况。

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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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汉学在罗马尼亚》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题为“中国文学和语言书籍在罗马尼亚”专题报道的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我们介绍了在罗马尼亚和中国出版的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罗文工具书，如：中罗罗中词典、汉语教材、语法书、文学史书、汉学研究杂志等。今天介绍在罗马尼亚出版的中国文学书籍。

罗马尼亚直接从现代和古代汉语翻译文学、哲学及其它方面书籍的翻译工作起于上世纪70和80年代，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系培养的第一代汉学家成熟的时代。此前翻译的书籍都是通过第三种语言的间接翻译，而且是由一些不了解中国语言与文化的译者完成的。所使用的主要中介语言与汉语教材一样是用英文和法文。除此之外，还有些由中国人或罗马尼亚人与中国人合作直接从中文翻译的作品。但中国文学的罗文翻译史的开始与罗马尼亚汉学的诞生直接相关，从萌芽、成长到成熟阶段，不断发展。

中国文学的罗文翻译史尽管还很短，略可分成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70年代和80年代翻译的古代和近代文学作品。从古代文学中挑选出的主要是神话传说和诗歌，近代文学则是以明清小说和文化革命文学的代表鲁迅、巴金、郭沫若等作家的著作为代表。从古代文学中挑选发表了两部中国神话传说，分别由托尼·拉蒂安（Toni Radian）和杨玲（Ileana Hogea-Veliscu）翻译。除此之外，杨玲教授还翻译了最具象征性的小说之一《红楼梦》和中国最古老的诗歌《诗经》与《楚辞》。这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成罗文的首批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在这一阶段期间，翻译成罗文的明清小说还有：罗马尼亚驻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外交官兼汉学家康斯坦丁·鲁比亚努（Constantin Lupeanu）和妻子诗人米拉·鲁比亚努（Mira）合作翻译的《水浒传》和《金瓶梅》。此外他们还翻译了近代小说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等近代小说。他们从上世纪90年代到如今继续翻译许多其它作品，其中包括古代经典和现代文学。

第二个翻译阶段始于90年代，主要代表有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系的第二代汉学家，魏山、罗米、迪努（Dinu Luca）、塔迪亚娜·塞加尔（Tatiana Segal）和康斯坦丁·鲁比亚努夫妇。这一阶段，布大汉学家的翻译工作出现两个主要潮流。第一个主要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主，包括儒家与道家的经典和诗歌，第二个潮流以现代文学为主。从古代文学翻译的儒家经典有弗罗莲迪娜·魏山译注的《论语》以及罗米译注的《孟子》和《荀子》。道家经典有《道德经》的两个翻译，一个是迪努·卢卡（Dinu Luca）的译注，另一个是我们的同事谢芦宾（Serban Toader）的译注。另两部道家经典是魏山教授和我本人（Irina Ivascu）合作译注的《列子》及罗米与塔迪亚娜·塞加尔合作翻译的《庄子》。魏山教授翻译的另一个重要作品是一部诗集《玉阶 – 中国古典诗集》，其中包括唐代诗歌，《诗经》和《楚辞》中的几首诗歌。这一阶段的大部分作品是由著名的Humanitas出版社出版的。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作品是经过汉学家多年的刻苦钻研才完成的。这个以古代经典为核心的阶段对汉学研究的重要性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布大的罗汉学家在这一段阶在魏山教授的指导下，在东方学硕士和博士项目和东方研究中心夯实了翻译中国文学的理论基础。罗汉学家将70年代诞生的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德国文化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和诠释学的原则结合在一起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翻译方法。这个翻译方法注重基本哲学概念，试图保存这些概念的特性和连贯性，使读者能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与哲学思想。第二是在这段期间翻译古典文学的罗翻译家创造了专用于翻译中国哲学概念的术语用来翻译主要儒家和道家的概念。

第二阶段的第二潮流在近10年有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主要特点是汉学家的注意力逐渐从古代文学开始转向现代文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前宣传汉学家译作的主要出版社之一Humanitas而转变的。当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时，负责中国文学的出版总监德尼萨·克莫内斯库（Denisa Comanescu）开始鼓励罗汉学家翻译当代文学。这样魏山、罗米和迪努·卢卡相继翻译了莫言的6部作品，奉献给罗读者。此外，罗年轻一代汉学家纷纷翻译其他中国当代作者的作品，如：阎连科、马建筑、张洁、余华等的作品。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作的汉学家中有布大教师木古列·兹罗迪亚（Mugur Zlotea）、本台同事洛河（Roxana Ribu）、锡比乌大学教师安德雷亚·吉利泽（Andreea Chirita）等。

传播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书籍。学生、汉学家及其他所有对中国文化和语言感兴趣的人，为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所使用的书籍可分为两类：工具书和文学书。工具书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用于学习汉语语法和词汇的工具书，这包括：汉语课本、辞典、语法书等教材，第二种是介绍诸如哲学、历史、文化等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参考书。

在罗马尼亚汉语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材和工具书主要来自英、法等外文编写的各种书籍，所以了解一种国际通用语言是罗人学汉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布加勒斯特大学东方系中文部60年前成立时完全没有罗文教材。随着罗马尼亚的汉学发展，在出版罗文教材和工具书上也迈出了重要的几步。首批教材是20世纪后半叶，第一代罗汉学家成熟时开始出现的。在大学教育中使用的教材主要是北京语言学院历代出版的英文版和法文版教材。1996年北京大学首次出版了第一部罗文版汉语教材和两部罗汉和汉罗词典。罗文版汉语课本是由罗马尼亚汉学家杨玲（Ileana Hogea-Veliscu）与中国北京大学的任远教授合作编写的。任远教授同时也是罗汉与汉罗词典的两位主编之一。此后2008年，布加勒斯特大学出版社发行了布大东方系中文部主任兼布大孔院罗方院长罗米教授（Luminita Balan）编写的新汉语课本。这部课本，用于布大东方系东方研究硕士学位项目中对日语和韩国语部学生的汉语教学。在汉罗和罗汉词典出版前，对罗学生读中文书很困难，只好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而且这也很难买到。1989共产党垮台后的头几年，外文书籍一般都很难买到，必须用美元买，而且当时一个成年人一次只能兑换10美元。汉罗和罗汉词典出版后，也很不容易买到，因为是在中国出版的，而且出版量很小。

除了词典和罗文版汉语课本之外，在汉语教材方面取得的另一个重大进展是布加勒斯特大学出版的首批汉语语法和中国文学史课本。汉语语法课本共有三册，都是由布大东方系前主任魏山教授编写的，向学生详细介绍中文词类系统、汉语词法、句法等。这些课本对罗学生深入了解汉语语法结构有很大帮助，于是许多罗学生到中国留学时因他们对汉语语法的把握引起当地老师的称赞。此外，布大出版社为汉语系学生出版的文学史工具书中还有杨玲教授编辑的中国诗歌史和中国戏剧史。不过，尽管罗汉学家与中国国学专家合作在罗文版汉语教材和工具书出版上取得杰出成就，但罗文版教材还是很有限的。因此，学生为深入钻研中国文学和文化不得不借助许多外文书。不过，这些书在罗马尼亚的书店和图书馆都很难找到，而且价格非常昂贵，所以这仍然是一个棘手问题。罗学习研究汉学者尽管刻苦学习，有很好的理论基础和非常杰出的中国本土教师的指导，但在获得重点参考书方面仍然有很多困难。

除了词典和教材之外，罗汉学家出版研究的另一个成果是出版专业杂志，其中最重要的是东方研究中心出版的《传统间对话》杂志。这是个年刊，在开创人魏山教授的协调下发表东方系每年一次的东方研究学术会议上的学术报告，包括有关中国、日本、土耳其、韩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专题研究。该杂志的最新版本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翻译理论的学术报告，第二部分是罗汉学家从古汉语翻成罗文的几首赋：枚乘的《七发》、孫綽的《遊天台山賦》和《别赋》、荀子的几首赋和嵇康的《琴赋》。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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