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与21世纪的平均寿命相比，一个人能活到百岁高寿的可能性很小，那些陪伴在他身边的人可算是很幸运的。更何况欢庆百岁寿辰的人是电台新闻播报界的巨匠米尔恰·卡尔普（Mircea Carp), 他是使得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罗语编辑部享有盛誉的记者之一。

米尔恰·卡尔普2023年1月28日满100岁，经历了罗马尼亚和全人类历史非常困难的一个世纪，这个世纪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展开的时期。卡尔普像所有的罗马尼亚人一样被卷入这场历史的风暴中，得以生活下去，有机会向年轻一代讲述什么是形形色色丑恶的嘴脸，解释道德原则、专业素质等这些人们生活中会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意义。他曾在二战的战场上作战、受伤、被授予勋章。战争结束时流亡西方，担任电台记者的工作，成为罗马尼亚新闻业最优秀的广播员之一。1945年后，在最重要的自由新闻机构《美国之声》和《自由欧洲》罗语编辑部工作。1989年前后，他与编辑部的同事们，在罗马尼亚历史上很困难的时刻一直陪伴着罗马尼亚听众。《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开播信号乔治·埃内斯库（George Enescu）第一号罗马尼亚狂欢曲和米尔恰·卡尔普在音乐的背景下宣布：“这里是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声音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1997年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邀请米尔恰·卡尔普谈谈他在美国之声的工作经验。在我们挑选的片段中，卡尔普对美国之声是否了解被罗马尼亚共产党关押的政治犯的惨景，并以何种方式向罗听众传播这类信息作出答复，他说：“我们当然掌握，并传播有关此事的信息，但我们应该非常小心谨慎地传播信息。当时就像目前一样，美国之声传播的一切信息都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如此才能证实其真实性。我们从罗马尼亚获得的信息，经常让我们怀疑是假的，我们明明了解罗马尼亚共产党监狱里政治犯极为残酷的遭遇，但在暴露某些人的姓名或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日期时就应该非常谨慎，因为当然会出现内容不全面，不准确的信息，或者某人忘了某事发生的明确日期或与某人一起呆过多长时间。我们非常小心不要犯错误。当然我们在得到确认之后，就开始传播这些信息，播送对当事人的采访。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应该说，这些人希望保持匿名，而且确实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家人还在国内，希望避免给家人带来危险和灾难。

卡尔普从1951年开始在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工作，接着转到美国之声电台，因他编辑的节目的质量而得名。1978年他回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罗语编辑部，给编辑部注入了新活力，他编辑的“政治节目”中的外交政策专题节目吸引了很多听众。他说：“在我来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之前，这些节目有些令人感到无聊，没有太大的活力。请您原谅我这种不太谦虚的态度，但我给这个节目注入美国式的动态，报道变得短小精悍，选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做报道，其中也包括罗马尼亚侨民。除了为这些节目做出的贡献之外，另一件就是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本身，因为预料铁幕的崩溃加大了传播新闻的力度。罗语编辑部当然也参与其中，把重点放在揭露罗马尼亚现实情况的节目上。我这里指的是所有那些表面上看不到的，而在罗马尼亚生活的很多人都了解到的，但肯定有人不知道的那种不可接受的现实。一个外国广播电台针对罗马尼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真实生活的细节的播报，使得我们的很多听众感到兴奋，因为他们对所想所听的一切不能自由表达意见，但在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节目里能听到这些信息和他们希望自由表达的这些感情。”

我们喜庆电台记者罗马尼亚人米尔恰·卡尔普100岁诞辰。他与诺埃尔·贝尔纳德（Noel Bernard）、莫尼卡·罗维内斯库（Monica Lovinescu）、维尔杰尔·耶伦卡（Virgil Ierunca）、弗拉德·乔杰斯库（Vlad Georgescu）、尼古拉耶·康斯坦丁·蒙蒂亚努（Neculai Constantin Munteanu）等为自由民主而战的著名人物一道是编写罗马尼亚自由视听媒体史时不可缺少的人物。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欧洲历史上博学睿智的政治领袖范例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 第一个实例是公元二世纪的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Marcus Aurelius）。尼可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在他的治国良策《君主论》中写到，一位博学睿智的君主总会找到治理国政的良好方案。罗马尼亚16世纪初的蒙特尼亚（Muntenia）大公尼亚格耶·巴萨拉布（Neagoe Basarab）就是这样的君主，但最著名的还是摩尔多瓦大公迪米特里耶·康德米尔（Dimitrie Cantemir）。他给后代传留下来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道德、政治学、音乐等各种领域的著作。

在1673年诞生的迪米特里耶·康德米尔大公是摩尔多瓦大公康斯坦丁·康德米尔（Constantin Cantemir）的儿子。他接受了那个时代典型的王子教育，从14岁到37岁在奥斯曼帝国首都接受教育，居住在博斯普鲁斯海岸。他的作品包括《国务会议或圣人与世俗之间的争吵》、《摩尔多瓦的描述》、《象形文字的历史》、《奥斯曼帝国的兴衰》等经典作品。他还著有《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瓦拉希亚人的古代编年史》、《东方藏书》、《通用逻辑系统概括》、《探索君主制特性》、《摩尔多瓦大公康斯坦丁·康德米尔或老康德米尔的生平》、《穆斯林教的宗教系统》、《音乐学书》等等。 1714年，康德米尔正值41岁时，因对当代科学做出的贡献而被选为柏林皇家学院的院士。著名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在题为《罗马帝国兴衰史》一书， 以及美国科学史学家杜布斯（Allen G. Debus, 1926-2009）在一部有关16世纪弗拉蒙化学家扬·巴普蒂斯塔·范·海尔蒙特（Jan Baptista van Helmont）生平的一部书中都曾提到迪米特里耶·康德米尔。

迪米特里耶·康德米尔的政治领袖生涯并不像他的知识分子生涯那样精彩。1693年当他父亲逝世时，年仅20岁的迪米特里耶登上了摩尔多瓦公国王位。17年后，1710年他再次就位，但统治时间仅仅1年。他站到彼得大帝的阵营投入俄土战争，但因俄罗斯在斯特尼雷什蒂（Stanilesti）的败局又被迫退位。他流亡到彼得大帝王室作皇家顾问，1723年，享年50岁时去世。

今年罗马尼亚纪念康德米尔诞生350周年及去世300周年，因此2023年被宣布为康德米尔年。为了纪念他，罗马尼亚科学院图书馆举办了一次展示他的手稿和图书展览会，非常受欢迎。勒兹万·特奥多雷斯库（Rzavna Teodorescu）院士谈到康德米尔时强调说，这位当时欧洲典型的学者为加强东西之间的文化联系做出很大的贡献，他说：“我们有关康德米尔掌握的资料不少，但还有很多尚未发现及处理的部分。我还记得，数年前，比利时布鲁塞尔科学院举办了一次有关康德米尔欧洲属性的研讨会。我们发现他是一位伟大的欧洲人。我们不应该忘记《摩尔多瓦的描述》是在柏林科学院的要求下，为了描述黎凡特地区而写的几部书之一。欧洲国家，尤其是普鲁士对黎凡特很感兴趣，因此对康德米尔提出了这个要求。迪米特里耶·康德米尔以俄罗斯君主的身份成为柏林科学院院士，我们并不应该由于目前的政治形势而害怕说这件事情。在普鲁士王室愿意为彼得大帝举行剑面击肩礼时，康德米尔因被视为俄罗斯帝国最有文化的人士而当选。康德米尔将本地区的传统文化与奥斯曼文化和俄罗斯文化融为一体。从此而言，他可以被视为前现代欧洲黎明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迪米特里耶·康德米尔作品的编辑康斯坦丁·巴尔布（Constantin Barbu）谈到在为纪念他而举办的展览会上展出的手稿说：“康德米尔给我们留下了大约200部书。我至今出版了104册，并将康德米尔的两部手稿完整成型，这些手稿目前在布加勒斯特和在莫斯科都是完整的。与此同时，我还带来了康德米尔一些连书名都不为人知的即将发表的手稿，文字是由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授德国汉学家巴耶尔（Gottlieb Diegfried Bayer）书写的。但他的手稿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柏林科学院都能找到。我也带来了柏林科学院的收藏的五本手稿。”

2023年为纪念康德米尔去世300周年而举办的文化活动，引起公众对这位伟大的文化使者的关注。他不仅是罗马尼亚，也是欧洲一位伟大的文化使者。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罗马尼亚于1916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站在英法俄联盟一边。起初，罗马尼亚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长的前线，即从喀尔巴阡山脉以北到多瑙河以南与黑海沿岸的战场上单打独斗，不久遭受失败。后来，在俄军和贝特洛特将军率领的法国军事使团的支援下，罗马尼亚军队成功地抵挡了德军和奥匈帝国军队的推进。1918年，随着协约国的胜利，罗马尼亚王国与邻近帝国主要由罗马尼亚人居住的领土统一目标成为可能达到的。

对于后代而言，1918年是胜利、庆祝与纪念所有为创建大罗马尼亚国而做出牺牲罗马尼亚人的一年。然而，享受1918年胜利并没有为几乎失去一切的失败者留下感觉遗憾的空间。奥匈帝国被解除，沦为两个继承国, 即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民族人口占多数的领土。但真正的赢家是能够抽出时间并愿意看看失败者痛苦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凯恩认为，对罗马尼亚人来说，战争的开始过于乐观，毫无疑问。他说：“我指的是在1914年末和1915年初在罗马尼亚王国发出的一篇似乎有独特声音的文章。这是在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社论，回应那些坚持要参战的人, 说：好的，我们进入特兰西瓦尼亚，我们设立大罗马尼亚国。但我们向特兰西瓦尼亚人建议的行政模式如何？ 我们是否有必要的行政经验来取代特兰西瓦尼亚城市的精英等机构？ 这是当时新闻界的一篇奇特qítè的文章，因为有一些非常激烈jīliè的文章谈论罗马尼亚军队穿越喀尔巴阡山脉的必要性和这种决议多么容易。”

一种幻想是战争能很快结束，不需要太大的努力。这是那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但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后来的几代人也这样做了。 丹尼尔·凯恩说：“为了说明1916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对战争所持的轻松看法要介绍一下在罗马尼亚参战之前发生的两起重大事件, 即陆军lùjūn兵工厂发生的爆炸，和在布加勒斯特杜德什蒂宅区火药厂发生的爆炸。第二天播报的新闻说必须对此采取行动，因为这是随着间谍阴谋的事件，造成300名人丧生。因此，在1916年，罗马尼亚王国的大部分公民都相信，罗马尼亚参战基本上仅仅是小菜一碟。”

由匈牙利历史学家难多尔·巴尔迪和玉迪特·巴尔编辑的题为《超越战壕：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族人如何度过第一次大战和特里亚农条约》就是当时代文献的选集。丹尼尔·凯恩向我们讲述了这本具有挑衅意味书籍的特质，我们在其中找到了战争期间的相同经历，只是来自相反的一面。他说：“它基本上给我们一些答案，关于战争经历首先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给我们极其不同的画面。在这里，我们有关于某些经历的不少见证，这些经历首先归结为明天的不确定性，恐惧、害怕类似情绪。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那些住在边境城镇的人，第二天，他们突然看到另一支军队进城了。 他们看到了变化，地方政府的撤离，地方管理机构的更换，几天或几周后才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超越战壕》一书呼吁人们从失败者的观点回顾对罗马尼亚人是光荣的1918年，让胜利者和失败者两个阵营都分担他们的苦难。

情报世界是一个极度玩世不恭的世界。有史以来，在世界各地都一样，情报机构为获得所需信息不惜任何代价。性诱惑和浪漫关系当然也是间谍得到机密的一种手段。罗马尼亚情报局也不例外。1945年，共产党政权登上政治舞台后，情报局也开始了用性诱惑和浪漫关系获得情报。

尼亚古·克兹马将军（Neagu Cosma）1950年至1973年间担任罗马尼亚反间谍局局长。在2002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他被问到利用性诱惑和情感关系是否是招聘情报员的一种常用方法。共产党政权要求情报员遵守道德规范，但这却对得到情报的目标设置了障碍。尼亚古·克兹马说：“我还记得一个案例。我们的一个小伙子与一名美国人谈恋爱，这位女士很棒，身材又高又壮。过了一两天，小伙子来到我身边对我说：‘将军同志，我不再能这样继续下去啊！您除非允许我跟她做爱，否则无法继续下去。她这个人像发疯似的，简直要跳到我身上，您说说，我该怎么办呢？’这对情报局并不成问题，会马上答应。我就前往时任内务部长德勒盖奇（Draghici）的办公室告诉他：‘同志，我们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要考虑到这位女士在国外享受的身份和社会关系，这个案例很有前景，她叔叔是一位很富有的参议员。”内务部长回答道：‘可是这意味着违反道德规范。’我对他说：‘那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个美国女人。’我最后请他免除情报员要遵守的道德规范，他们就结了婚，小伙子移居国外，在那儿发了财。”

60年代末，情报局试图通过谈恋爱的方式招募英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负责编制密码的外交官。尼亚古·克兹马说：“我们拥有一大群用来做这种工作的妇女，我这样说并不夸大其词。比如，在一家大使馆有一名英国人，负责编制密码，这算是一个很高的职位，而他还没结婚。我就把这次任务委托给一名很有经验的女情报员。这位英国人晚上时而出去喝喝啤酒，慢慢地狂恋我们的姑娘。他当时55岁，我们的情报员25岁。她不断进行拍摄和窃听，直到我让她告诉那位英国人，情报局抓住了她，要她传递有关她情人的信息。那位英国人马上回答说：‘你就传给他们吧！’ 就开始透露各种信息。案例进展不错，很有前景。”

不过，情报局想要得到英国人的密码，因此就要求女情报员要求那位英国外交官和她结婚：“姑娘说服了英国外交官在这里跟她结婚，而且举行了宗教婚礼。由于在市政府不能举行宗教婚礼，我因此请到一位对教会有深刻了解的情报员扮作神父。挑了一天邀请他们来家，在那儿举行婚礼，进行摄影和一切所需的其它礼仪。我们以为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姑娘告诉她丈夫，情报局要求她提供有关他的信息，并愿意与他进行交谈。他同意与我们交谈，但犹豫不决，转来转去说：‘你们难道不明白，如果我泄露密码，我会遭到什么命运吗？’我们回答说：‘不会有人知道。’ 他保密了3天，接着就向上级报告，之后乘坐第一架飞机离开了罗马尼亚。”

另一个案例是，企图招募奥地利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负责编制密码的外交官：“她对我们来说不算顶重要，但能得到奥地利的密码还算是不错的。奥地利负责编制密码的外交官是一位未婚妇女。我们给她找来一个情人，过得很快乐。我们在他们做爱的地方安置了各种设备，进行监控和拍摄。他们沉迷于变态做爱，让我们收集到丰富的资料。我们给她看那些照片，她注意地看过后说：‘先生们，请你们也给我一份。我没有这样的照片。’我们就明白，无法敲诈她。我们建议她与我们合作，她说要考虑一下，但过了两天后就离开了工作岗位。”

罗马尼亚情报局力图通过性诱惑和情感关系得到情报，这是世界各地情报局常使用的手段，这些企图时而成功，时而失败。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近百年的历史也可以通过口述历史来了解。它基于的是受访人士的回忆。1989年后，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制定了恢复近代历史的这个目标，而广播公司的第一任民主经理尤金·普列达就承担了该目标。因此，于1993年3月，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奠定了口述历史档案的基础。玛丽安娜·科诺维奇这位历史学家兼记者组建了构成档案的历史学家团队。他们采访内容涉及战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涉及日常生活或科学史。在一次采访中，她回忆起广播公司中口述历史的开端。“时任广播电台经理的尤金·普列达的职业是历史学家，他曾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史学的重要性。他对口述历史的意义与价值拥有相当清楚的看法。

玛丽安娜·科诺维奇说，在1989 年之后，这种认识过去的方式一旦解放起来，她就会更好地了解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工作，也更好地了解自己。她说：“对我来说，这种解放意味着进入一段与我过去学的保守思想不同的历史。我发现历史多多微妙，我发现我学过并给我带来了高评分的那些知识是不真实的。这就相当于沉浸在真实的历史中，走近人们，走近他们的故事。 对我来说，这是美妙的事，因为进入我所采访的人的生活，我更好地了解了我的世界，我了解了我自己，也就是我更准确地了解了我的地位。

玛丽安娜·科诺维奇和她的团队将口述历史与广播新闻成功地结合起来。她说： “通过口述历史访谈，经常进行历史调查。一般的来说，目标是完成一项研究，但这并不是我们遵循的方向。相反，我们做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与听众分享，我们每周都编辑了节目，向听众提供我们从受访者那里得到的信息。 我一直想说，为了有这个节目，我奋斗了很多次。这非常重要。有一次, 我想知道是否罗马尼亚社会能够接受所有这些东西了。我不知道是否准备好了，但无论如何，如果有10个人和那位说出他内心深处的生活的人在一起，那仍然是一场胜利。

“鲜活的历史是罗马尼亚和外国听众在来信中向记者提出的要求。而他们努力满足这一需求。“口述历史采访不一定带来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且带来细节，带来一种气氛，带来灵魂。很难意识到受访者的信息多么强大。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妇女的20分钟的采访，她还不到14岁时，在战争结束前，被带走。有一大群年轻人被德国士兵带到奥地利和德国打工。当时她仅仅是个孩子，她讲述了到达维也纳时，这个14岁的女孩多么害怕，她在田野中遭遇轰炸并在一棵树下躲避炸弹。 那个恐惧，这个14岁孩子的那个悲剧都涉及到战争的恐怖。因为，无论如何，将一个14岁的女孩从父母身边带走是一种悲剧。

罗马尼亚广播电台的口述历史档案正庆祝建立三十周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中心的档案的价值越来越高。

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人类的物理或物质世界，人将其解释为理性或非理性的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激发人们的思考，一切科学都与大自然有某种形式的联系。十八世纪开始的现代世界远离了中世纪和中古时期以超自然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将大自然等同于上帝，并将其纳入政治辩论中，变革或保守派都非常关注大自然的意义。

在罗马尼亚，亲法国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模仿法国人也将大自然纳入政治辩论中，并就大自然对人的行为方式发挥的作用及其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分析。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大自然在解释世界演变的过程时变得极为重要。布加勒斯特大学政治学教师拉鲁卡·阿雷克桑德雷斯库（Raluca Alexandrescu）谈到罗马尼亚人有关大自然的政治辩论时说：“欧洲1850年以来的逻辑和政治演说中就已能看到这种倾向。我以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t）为参考，因为他从不同角度来讲是灵感的源泉和典范。他本人有关1851年的历史和政治发展的演说和研究范围也有根本的变化。”

将大自然纳入政治理论中的首批知识分子之一是工程师、地理学家兼作家内斯托尔·乌雷吉亚（Nestor Urechia）。拉鲁卡·阿雷克桑德雷斯库教师重新发现了他的著作，并将其传播：“我和一些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种学家发现，内斯托尔·乌雷吉亚是一位引起空前关注的学者。迄今为止，没人对他及其著作进行深刻的研究，这些著作表露了他丰富渊博的学识。他曾在法国综合理工学院和巴黎国立桥路学院就读，之后在1902年至1913年担任第一号国家公路的工地主任，监督科马尔尼克（Comarnic）-普雷迪代亚尔（Predeal）路段的建筑工程。他自称为亲法国人士，其妻是法国人。他热爱山区和大自然。这一切都促使他有深入的反思而所有如今阅读他著作的人都深受启发。”

他的思想引起读者对领土、大自然、民主和主权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这是拉鲁卡·阿雷克桑德雷斯库教师针对乌雷吉亚作品的第一个结论：“乌雷吉亚的出发点是，土地尤其是就其与人类的关系而言很有意义。这个关系远远超越我们对如何保护环境的思辨，也不仅仅涉及如今生态行动主义者的考究。乌雷吉亚希望提出更具有理论性的建议。这基于社会及组成它的个人和群体与大自然各种表现形式之间移动的、动态的、流动的关系，就是人与大自然共处的形式。尽管这种与大自然和睦共处的思想目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核心问题，但当时并不是一个时常讨论的主题。人和大自然在一种和谐的政治制度里共处，享有平等权利，扮演平等角色。”

民族归属感是如何形成的呢？拉鲁卡·阿雷克桑德雷斯库试图解释内斯托尔·乌雷吉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她说：“乌雷吉亚的另一个，虽然没有很大的独创性的，但值得注意的思想是，他对有关大自然演说中现代表达方式的结构进行研究的方式。我们这里能提到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因为这些小说不只是一种普通的陈述。比如二十世纪初发表的一系列小说：《布切吉山》、《布切吉山的魅力》、《布切吉山的鲁宾逊们》，所有这些小说情节的发生地都是布切吉山区。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我们能明确看出他考虑到要将大自然与政治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有关民族身份的思辨。”

就如150年前一样，如今人们也认为大自然和政治对他们及他们生活的社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斯托尔·乌雷吉亚就是在这些问题上颇有先见的一位作者。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罗马尼亚一位令人敬畏的政治家是尤利乌·马尼乌，他是150年前的1月8日出生的。于1873年在今天是罗马尼亚领土西北部出生的尤利乌·马尼乌后来从事法律工作。1896年他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开始从政并作为罗马尼亚民族党成员，于1906年当选为匈牙利议会议员。

1915年，奥匈帝国军队将他动员派遣到意大利前线，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参加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巴·尤利亚市的大会，决定将罗马尼亚人占多数的前奥匈帝国领土与罗马尼亚王国统一。在大罗马尼亚国，他于1926年跟扬·米哈拉杰一起创立了国家农民党，在1918年至1945年间他曾三度出任首相职务。作为一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拒绝与法西斯尤其是与共产主义独裁政权进行任何合作。1947年，75岁的他入狱，1953年2月5日，尤利乌·马尼乌因在锡杰特监狱的拘留条件而死亡。

尤利乌·马尼乌是20世纪上半叶为主张罗马尼亚社会事业努力的最强大的凝聚因素之一。

廉洁、有魅力、顽强的马尼乌确实是罗马尼亚人在历史关头所需要的人物。在大家的记忆中，尤利乌·马尼乌始终是一个模范政治家，一位特别的人员。从大量的证词中，我们提取了在罗马尼亚广播口述历史中心档案中的两个。

伊瓦纳·贝林德伊是农民党一位重要成员的女儿，在2000年她回忆的“尤利乌·马尼乌先生”，是一位非常善良又谦逊的人。她说：“马尼乌是一个难得谦虚的人！ 一位非常热亲的人，有舒缓的声音。他经常来我们家用餐，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去迎接他，他对我和我妹妹说：“你们好，亲爱的小姐。” 他的翻领上有一块污渍，我请他让我清洗。他说： “哦，真尴尬”。 我告诉他类似的事儿会经常发生，但应该允许我清洁，这样就不会以衣服有着污渍去到其他地方。当时，马尼乌先生身体不太好，他的膝盖有点儿疼，几乎难以走路，但我从未见过他生气，我从未见过他因任何事情而发脾气。他很平静。但作为政治家，他毫不妥协。 那是我父亲喜欢的特征。一点也不认输！有恶毒的人说，马尼乌在做出决定之前，需要很长时间。这些都是不老实的话，所有政治人物都有敌人。”

瑟尔求·马卡利耶是国家农民青年的积极成员，他在2000年讲出1945年苏联士兵进入罗马尼亚对我国社会发出警报信号，不少人开始反对这些新的敌人。尽管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但尤利乌·马尼乌还是义无反顾地积极主张国家事业的。

尤利乌·马尼乌不仅仅是一位诚实的政治家，而也是民主主义的象征。1944年至1947年间，也就是在共产主义政权的攻势高峰，他被认为是西方世界的最重要对话伙伴。他在锡杰特监狱的牺牲使他成为20世纪罗马尼亚政治界的伟大里程碑之一。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共产主义政权着手对罗马尼亚进行深度改造，该项目被称为“城市和村庄的系统化”。 事实上，这意味着要拆除罗马尼亚城市甚至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几个重要街区，其中绝大多数拆除毫无意义。该项目扩展到农村，那里齐奥塞斯库的系统化同样毫无用处：他打算拆除罗马尼亚13000多村庄中的大约7-8000个，官方理由是确保有更多耕地。理论上听起来不错，即全国基本上取得发展，实际上却是一场灾难。罗马尼亚共产政权已经证明自己无法管理一个正在产生巨大损失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不仅如此，政府没有能力将这样大胆的项目变成实用的项目。

如果国内的罗马尼亚人由于镇压而无法对系统化项目做出反应，那么境外罗马尼亚人并没有对齐奥塞斯库的异常计划无动于衷。 因此，1988年底，“罗马尼亚村庄行动”协会在比利时成立，旨在拯救我国13000多村庄免遭破坏。在很短的时间内，该协会的分支机构在法国、荷兰、瑞士、瑞典、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挪威和丹麦出现。这是欧洲层面团结一致的强大行动，旨在捍卫传统和人权。主持行动最活跃的罗马尼亚人物是律师和政治犯迪努·赞菲雷斯库、还有记者、翻译和人权活动家阿里亚德娜·克木斯，也就是罗共党反对者多伊娜·科尼亚的女儿，以及历史学家米赫尼亚·贝林代伊。但他们一直得到非常活跃团体的支持，这个团体由比利时和法国的几位记者、摄影师、律师、建筑师或设计师组成，他们为罗马尼亚村庄行动奠定了基础。

2003年，罗马尼亚广播公司的口述历史中心采访了1975年到法国避难的前自由党人兼英国广播公司罗文节目记者迪努·赞菲雷斯库，其中也谈到他参与“罗马尼亚村庄行动”的经历。他说: “我们已经在罗马尼亚村庄问题上投入了两年时间。我们在自由罗马尼亚人团体中拟定请愿书和备忘录，没有其他事情能做。我们三名罗马尼亚人即米赫尼亚·贝林代伊，阿里亚德娜·克木斯和我，仅仅为了这件事横穿了法国和欧洲两年。我们到处都在开展这个行动。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政府的一些人向我们提供支持，在这种支持下，我们得以déyǐ去各个地方并代表罗马尼亚人权保护联盟。”

迪努·赞菲雷斯库直到共产主义政权生命的最后时刻 1989 年 12 月为止一直致力于挑战摧毁罗马尼亚村庄的努力。他甚至在共产政权垮台后继续运动，在罗马尼亚人民取得自由初期就到罗马尼亚来帮助。“在国内，在支持罗马尼亚村庄行动框架内，我们立即参与了帮助罗马尼亚人的活动。我们带着第一批援助和阿里亚德娜·克木斯与米赫尼亚·贝林代伊乘坐法国军用飞机于1989年12月26日或 27日抵达保加利亚。我本身是在12月28日或29日来的，乘坐第一架可以降落在布加勒斯特机场的法航飞机，因为机场刚才开放。我和一位法国记者在一起，她也是罗马尼亚权利保护联盟的成员，同时是罗马尼亚事务专家。”

罗马尼亚村庄行动”是欧洲在面对政权滥用职权时团结一致的一个例子。在共产主义暴政的最后几年里罗马尼亚的村庄得到了保卫，而凭借使命和毅力的几位人员最终赢得了胜利。

1989年12月 16日至25日间的9天内，罗马尼亚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后，再度恢复了因1944年苏联军队进入我国而丧失的45年自由。1989年12月16日傍晚，在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的民众对拉斯洛·托凯什（Laszlo Tokes）牧师从家中被强行带走而引发抗议游行，这很快发展成席卷共党罪恶政权的海啸。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资深编辑米尔恰·卡尔普（Mircea Carp）1997年在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中叙述，他在当年12月在麦克风前紧张地等待着。他认为，向全国人民报道蒂米什瓦拉民众的勇敢行为，是他的职业义务。卡尔普坦白承认革命的突然来临令人震惊，虽然在要发生的变化之先已有感觉。他说：“1989年12月爆发的星火，就是蒂米什瓦拉事件。但我必须承认这事件发生的时刻却令我们感到惊讶。其实，我们心里早已做好了准备，并按罗马尼亚可能发生的政权更迭来安排播报节目，但16日和紧接的17日所发生的事件却大出我们意料。”

革命一旦爆发，大家都感到无可抑制的兴奋与欢愉。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记者既然无法从现场中心直播，内心就更加翻腾不已。米尔恰·卡尔普说：“首先播报蒂米什瓦拉事件的是我的同事索林·库尼亚（Sorin Cunea）。但从12月18日开始的第二，第三天，我们就组织起来，分成三到四人的团队开始每天24小时不停地工作，根据一些外国新闻社或来自罗马尼亚的游客供给我们的信息，急忙准备所有的广播节目。当然我们那时还没有扎实可靠的信息，只有在12月21和22日革命爆发时才得着。在此之前，我们早已开始了积极的活动。”

1999年，匈牙利布达佩斯广播电台的记者彼得·马尔瓦尼（Peter Marvanyi）在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讲述他如何被卷入到罗马尼亚反共革命报道的热潮。一年之前，马尔瓦尼也曾参加过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将近1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在罗匈两国建立民主制度。12月16日匈牙利广播电台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罗马尼亚，不断收集到有关在罗马尼亚发生的事件的信息。他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我是在12月16日之后的那几天向匈牙利各地的听众播报有关罗马尼亚革命节目的编辑。可是我得到的信息自相矛盾，对事件的发展实况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都很重要。”

2003年，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采访了1989年在法国居留的公民活动家蒂努·桑菲列斯库（Dinu Zamfirescu），问到他是如何度过在罗马尼亚革命开始和开展期间的日子。他说： “首先是每天从法国广播电台及电视台的播报得到消息。我是被其中的两家动员了起来，尤其是法国电视三台，我几乎每天都参加该电视台的现场节目。我是上场的罗马尼亚人，配合他们的两位主播来对罗马尼亚革命进行评论。我还记得我们面前有两张屏幕，观众看不见，我们却可从其上看见从外界传进来的所有信息。12月25日传来了齐奥塞斯库夫妇（Ceausescu）被处决的信息。当这个消息被播出时，立即成了热门新闻，我被问及对此有何评论时，我不得不说这是罗马尼亚新上台的政府所犯的第一个大错误。我当时认为应该保留齐奥塞斯库让他活着接受审判，以便从他口中得着更多的信息。我还假设新执政者也许惧怕他会暴露他们一些内情。但一位前法国外长说他们被处决更好，我接着回应说，那位部长大概也有一些事想要掩盖。这并非不可能。可是现在我不再会重复以往的说法，也许事情那样发展是好的。”

直到1989年12月22日为止，罗马尼亚及其邻国和世界其它国家是通过外国媒体的帮助才开始得知这个巨大变化的消息。但更幸运的是从12月22日起，罗马尼亚的媒体重新获得表达社会民众意愿的自由。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1922年10月15日罗马尼亚人目睹了一个等待已久的事件，一个对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罗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这就是斐迪南一世和玛丽王后在阿尔巴·尤利亚（Alba Iulia）的加冕仪式。大罗马尼亚王国是在罗军战场上遭受巨大财产和人员损失，做出超人想象的外交努力后，才被建立的。这个新生的罗马尼亚，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向所有公民提供了自由发展，贡献人民福利的机会。

当时的媒体及其它文献广泛报道了这个重大事件，读者在这些报道文章里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有关举办加冕仪式的地点：阿尔巴·尤利亚市（Alba Iulia），这就是蒙特尼亚（Muntenia）大公勇敢的米哈伊（Mihai Viteazul）在1600年战争中获胜之后，率领军队入市的地点，这个时刻被浪漫历史学派视为罗马尼亚首次实现统一的时刻。然后就是有关宗教仪式、民众在目睹加冕仪式极为激动的情绪和出席加冕仪式的重要人士的细节。此外，还能发现，甚至在准备庆祝胜利之际，政治竞争也没有停止。以布勒蒂亚努（I.C.Bratianu）为首的自由派政府主办了加冕仪式，但反对派领导人决定抵制会议，没有出席。天主教教皇也对这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在东正教教堂里加冕表示不同意。尽管面临上述一些问题，任何障碍都未能暗中破坏加冕仪式的顺利进行。

历史学家伊昂·斯库尔杜（Ion Scurtu）谈到国王和王后当时的感受时评论说，他们性格上的差距明显表现出来。伊昂·斯库尔杜说：“斐迪南国王是一位不太活跃的人，不太喜欢公开亮相。但他就像在1916年接受皇冠理事会上做出的决定时，不得不接受为了就位而必须参与的加冕仪式。1916年他表示，尽管皇冠理事会有关罗马尼亚投入战争的决定违背自己的意愿，但他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玛丽王后扮演了最积极的角色，在此之前，卡罗尔一世不允许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王后从政，可玛丽王后却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斐迪南认为，加冕是他自己和王后为对1918年的统一所作出的贡献而应享的权利。这一切从他们的王冠中能看出来。斐迪南接受了卡罗尔一世的钢制冠冕，上面镶有三块宝石，代表巴萨拉比亚（Basarabia）、布克维纳（BUcovina）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三个地区。但玛丽王后认为，伊丽莎白王后的王冠对她来说太简朴，因此下令专门为她制造一顶两公斤以上的金冠，镶有很多宝石。”

玛丽王后要强的性格在加冕仪式上也表现出来了，这在共同建立了新罗马尼亚王国的形象上弥补了他丈夫的性格。伊昂·斯库尔杜说：“加冕委员会举办的仪式虽然以国王为核心。但玛丽王后全力一直陪伴国王毫不逊色，认为自己对罗马尼亚的统一所做出的贡献尽管没有超过国王，但一点也不亚于他。王后在她的日记里写道，当她必须在天蓬讲台上，在国王面前跪下，等待国王把王冠戴在她的头上时，心里感到很沉重。但国王帮助她站起来，吻了她的额头。国王按照拿破仑的模式自己戴上王冠。”

1918年年底的洋溢的胜利激情，在加冕仪式后持续下去。国王和王后以他们不同的性格体验了这个时刻。伊昂·斯库尔杜说：“签署停火协议结束战争之后，官员，包括国王在内，都必须前来到布加勒斯特。当时王后心里充满喜悦之情，对国王说：‘斐迪南，你意识到你成了所有罗马尼亚人的国王没有？你变成一个历史性人物了！’斐迪南回答道：‘这是上帝赐予我的命运！’听起来就好像是想说，他本人对此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贡献。但最重要的是，性格不同的国王和王后总是形影不离，在人们的眼里加冕仪式是为斐迪南国王和玛丽王后二人举办的。”

斐迪南一世和玛丽王后1922年10月15日的加冕仪式是庆祝罗马尼亚民族牺牲的仪式，这在当时是罗马尼亚人民必须作出的牺牲。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1918年12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通过在阿尔巴·尤利亚市（Alba Iulia）人民大会的投票表决，与罗马尼亚王国实现了统一。之前，特兰西瓦尼亚这个罗人口占多数，但同时也拥有大量匈牙利族人居住的地区曾经隶属于奥匈帝国。1919年罗马尼亚王国与当时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间爆发的战争，以罗军占领布达佩斯而告终。此战役不但巩固了12月1日罗马尼亚王国统一的宣告，也藉着随后在1920年6月4日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注定了匈牙利的崩溃。匈牙利失去的领土包括：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马拉穆列什（Maramurs）、巴纳特（Banat）和克里萨纳（Crisana）五个地区，占匈牙利全国领土的2/3，其中大部分併入罗马尼亚。按照向大国做出的承诺和国际联盟有关保护少数民族的政策，罗马尼亚根据国际条约的规定保证了少数民族应享的权利 。

在1918年至1940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匈两国双边关系几乎冻结。在1940年8月30日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判决之后，德国和意大利迫使罗马尼亚割让特兰西瓦尼亚几乎一半的北部领土时，匈牙利推动的修正达到了顶峰。尽管如此，罗匈这两个在二战期间与德国随机结盟的国家同时也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未来予以高度关注。1944年罗马尼亚退出与德国的联盟，转站到国际联盟的阵营，外交文件表明，主要原因是希望收复特兰西瓦尼亚北部领土。

佛罗伦萨大学的斯特凡诺·波托尼（Stefano Bottoni）教授是《斯大林在罗马尼亚的遗产》一书的作者。在布加勒斯特雅典娜音乐厅主持的一次演讲中，波托尼教授试图解释斯大林对罗匈两国在有关北特兰西瓦尼亚的分歧上进行判断的方式。他说：“斯大林早自1944年起就产生的想法是，向罗匈这两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都不应该提供便利。两者在战争中都行事恶劣，而且在与苏联的对抗争战上，两国都是错误的。但罗马尼亚获得了很大的优势，因为在决定退出轴心国联盟上也就顺利退出战争。8月23日的行动客观地改变了整个局面。这与其说是出于一个道德上的成就，更不如说是整个罗政治界和军事界看透了政治现实而取得的成果。那些决定乖乖地顺从在苏联联盟下的人士也就是从前在东部的战场上进行过大屠杀的军事领导人。”

罗马尼亚在1947年2月战胜国签署的巴黎和平条约会议上的筹码至少有一个：就是停止与苏联作战，转而投入反击德匈军队的进攻。不过，1944年10月25日被解放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已被苏联占领。只有在国王米哈伊一世（Mihai I）屈服于苏联的讹诈而任命莫斯科的亲信彼得·格罗扎（Petru Groza）组建由共产党控制的新内阁后，罗官员才被允许返回到该地区。但这远远没有澄清当时的局面。因此，罗匈两国的外交官们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利益与苏联斡旋，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二战结束时，罗匈两国恢复了1920年的边界线。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的归属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苏联接受了罗马尼亚提出的论据，但同时愿意满足匈牙利共产党的要求，从而在罗中部地区建立了由科瓦斯纳（Covasna）、哈尔基塔（Harghita）和穆列什（Mures）三县组成的自治区。下面请听斯特凡·波托尼详细地解释斯大林有关解决罗匈冲突提出的新方案。他说：“斯大林早自1944年至1945年起就采取了大国或大集团的思维方式。譬如，他知道匈牙利如果被迫使接受来自邻国的200万至250万人的话，会造成爆炸性的社会经济危机，对匈牙利共产党造成恶劣影响，直接损害马加什·拉科西（Matyas Rakosi）的名誉。匈牙利人会指责他无能为力，把一切责任推卸给他，说他是犹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们。然后还提到了不应该向罗马尼亚提供便利的问题。因罗马尼亚失去了巴萨拉比亚和布克维纳，作为赔偿应该把特兰西瓦尼亚归给罗马尼亚。这样一来，罗马尼亚就收回了特兰西瓦尼亚，但没有恢复对该地区完全的控制权。这里我们发现了导致成立匈牙利人自治区的一条线索。匈牙利人得到的信息是：你们可以留在这里，但你们应该改善你们的行为方式，放弃修正主义，放弃维也纳第二次仲裁判决的规定，放弃从其他国家获得帮助的希望，帮助你们的母国的时代结束了！罗马尼亚人得到的信息是：你们明明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采取了很糟糕的行为方式，你们不仅没有支持少数民族融入社会，而且还使得他们感觉是二等公民。”

匈牙利的自治区持续到1956年，当时匈牙利的反共革命使其失去莫斯科的支持。随着1961年的重新改组，1968年匈牙利自治区在齐奥塞斯库的行政改革中被解除。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每年出行休假和闲暇时间的娱乐安排是近一个世纪才有的新概念。从十九世纪人们争取到集体权利开始，不仅精英而且其它社会阶层的人们也开始享受假期。旅游胜地也就开始出现。首先是在此前因当地的水质、空气及环境对人身有益的特性而出名。最著名的温泉度假村之一是位于捷克西部与德国边境地区的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卡罗维发利早自中世纪以来就已经因有可治疗多种疾病的温泉而广为人知，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土耳其的首位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pha Kemal Ataturk）、德国著名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和著名音乐家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都曾去过卡罗维发利疗养胜地休闲疗养。

罗人也曾去该地旅游，历史学家拉杜·默尔扎（Radu Marza）在题为《罗马尼亚游客和病患在卡罗维发利》一书中介绍了这段历史。他说：“卡罗维发利作为疗养胜地始于十四世纪。但卡罗维发利成为像今日一样这样著名的度假村的历史大约在十八世纪开始。我们掌握一些有关资料来自罗马尼亚游客的文献记载，其中有一位贵族巴尔布·什蒂尔贝（Barbu Stirbei）曾在十八世纪末前往卡罗维发利。”

科研证实该温泉疗养胜地的泉水对人体健康很有益处，能帮助人恢复失去的工作能力，因此医生建议病患去那儿疗养治疗。卡罗维发利因其温泉水和优美的自然景观成为欧洲最著名的五个疗养胜地之一。这还应该加上该市典雅的建筑风格。就像其他游客一样，罗人被温泉水奇迹般的特性和风景如画的自然环境所吸引。拉杜·默尔扎说：“我发现，前往该市的罗旅游者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毫无区别。就是说，他们也接受了去温泉疗养胜地度假的时尚。不仅是去卡罗维发利，而且还开始前往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欧洲地区的其它疗养胜地。罗马尼亚疗养胜地的面积、声誉和向游客提供的条件当然远远不能与卡罗维发利相比，但游客的动机是相同的。”

罗马尼亚去过卡罗维发利的名人是哪些人呢？拉杜·默尔扎回答道，这些人包括数位政治家，也有其他著名人士。他说：“亚历山大·瓦伊达-沃耶沃德（Alexandru Vaida-Voevod）曾作为医生在那儿工作。此外，还有著名政治家约内尔·布勒蒂亚努（Ionel Bratianu）和罗马尼亚玛丽王后，数位总理，如：尤里奥·马尼乌（Iuliu Maniu）、尼古拉耶·迪杜雷斯库（Nicolae Titulescu）、康斯坦丁·阿戈雷托亚努（Constantin Argetoianu）等。有关在该地旅游的一些著名人士有丰富的文献记载，另有一些大概是隐身旅行，因此我们没有把握说他们是否的确前往该地。”

卡罗维发利疗养胜地旅游也具有社会层面的意义。拉杜·默尔扎说：“卡罗维发利在罗马尼亚名声也很大。我甚至找到了上世纪20年代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罗马尼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者写道，在布加勒斯特夏季问人在哪儿要度假是很愚蠢的，因为人们当然是要去卡罗维发利。这可以视为一种社会义务，不可能不去。从社会角度上讲，不在卡罗维发利度假就会影响你的社会形象。这当然不是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但有很多人同意这个看法。因此，卡罗维发利不仅是一个去享受疗养的旅游胜地，而且也是与熟人会面的地方。”

不过，卡罗维发利对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是个非常昂贵的旅游胜地，但罗社会中产阶级完全能承受这些消费。教师、公务员、银行的工作人员、生意人等都去那儿度假。1945年，共产党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上台，进行国有化后，一部分工人和农民开始有足够的钱能去卡罗维发利。但当时由于出境的困难，民众的收入低，也没有成为一种集体现象。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