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在1965年至1989年统治罗马尼亚的25年间，罗马尼亚共产党总秘书长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以野蛮又反复无常与不宽容的方式来表现他的个性。从经济角度来看，他的想法是大灾大难的，尤其是在1980年代罗马尼亚人生活水平的现实来显示了这一事实。不幸的是，没有多少人敢于对其表示反对，几位反对者最终要么被撤职，要么自己辞职或退休。

齐奥塞斯库的反对者之一是经济学家亚历山德鲁·波尔勒迪亚努。他于1911年出生于摩尔多瓦共和国南部，当时该地区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1943年他成为共产党员。1944年后，他在党内担任非常高的职位，作为当时领导德日这位“罗马尼亚的斯塔林”的亲密伙伴之一，曾在政府担任部长职务，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65年德日去世后，波尔勒迪亚努参与改革派并与新任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开始发生冲突。1989年夏天，他以给齐奥塞斯库致公开信的6位签署人之一，要求他开始进行改革。1990年之1992年他当众议员，并于1997年，享年86岁去世。

在1995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口述历史中心采访时，波尔勒迪亚努回忆说，他与齐奥塞斯库的分歧是自1965年举行的第九届共产党大会， 也就是选举齐奥塞斯库为党领袖就出现了。分歧特别涉及到投资与消费的平衡问题。“我和齐奥塞斯库对国民收入为消费基金和公积金之间的分配方式上意见分歧。我在演讲中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指出增加投资份额意味着影响生活水平，反而减少投资意味着延迟发展。我说，并这里又出现了分歧，这种分配的比例取决于政治艺术或政治意义。他总是声称这是一种科学的问题。这不是一种科学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艺术、政治意义的问题。”

时间的流逝加深了两人的反感。 另一次冲突是在1966年发生，当年罗马尼亚禁止堕胎。“在此过程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反对意见。 例如就堕胎问题。就是在他被选为共产党领导那年夏天，我正在海边度假，他就召开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突然提出堕胎问题。我站了起来，说就这个问题没有进行研究，一定要研究好，不要马上做出决定。但是齐奥塞斯库生气了。他说：“波尔勒迪亚努同志的提议旨在支持罗马尼亚的卖淫活动。”

然后是波尔勒迪亚努决定以生病为由退休的那一刻。 “我不记得具体日期了，但总是有不同的观点加深了，至少在我看来，感觉到齐奥塞斯库不断拒绝。直到1968年，我们为一个问题争论， 我就说不再接受了。”

波尔勒迪亚努的自我边缘化在1968年发生，因为不断的冲突无法带来任何好处。 “我在领导科学委员会，在这里我与他发生了分歧。有一次，我向他展示了我对科学理事会和整个部门重组的看法。他好几天没给我答复。我问他有没有读过我的材料。他的回答很雄辩：“你是在教我科学是什么吗？” 1968 年，我决定不在参与他所展开的政治活动。我很清楚，在经济方面它就会导致灾难。”

齐奥塞斯库对反对者的胜利意味着罗马尼亚经过极端紧缩的时间。但像中东欧其他国家一样，该状况于1989年结束了。

1945年二战正式结束时，由于长期以来犯下的各种暴行罪恶，司法系统开始行使职权，伸张正义。战争糟蹋践踏了人应有的一切尊严和价值，而受害者不舍不离地坚持追回公道，即便是迟来也是一种安慰。在所犯的罪行中最可怕的是种族灭绝，国际法将这种罪行纳入全人类法理学中，加以最严厉的惩罚。

不过当时司法制度不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而是被共产党政权变为一种极权制度，我们因而应该把名副其实的正义与极权制度滥用的意识形态分别开来。被苏联军队占领的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人民法院就是这样一些滥用职权的机构。法国、比利时、荷兰、希腊等这些没有被苏联入侵的欧洲国家也建立了这种专门法院。罗马尼亚人民法院基于1945年第312号法律，目的是对那些犯过战争罪，并造成国家陷入灾难的嫌疑犯追究刑事责任。这种人民法院其实应该伸张正义，将战犯绳之以法。罗马尼亚建立了两家这类人民法院，总部分别设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克鲁日（Cluj）。克鲁日的人民法院负责对北特兰西瓦尼亚以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os）为首的极端右翼政权犯下的罪行进行刑事调查。共有约2700人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布加勒斯特和克鲁日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分别为668起和481起。布加勒斯特人民法院审理的最著名的案件是1946年5月17日针对罗马尼亚1940年至1944年间的领导人伊昂·安东内斯库元帅（Ion Antonescu）、米哈伊·安东内斯库（Mihai Antonescu）、比吉·瓦西里乌（Piky Vasilu）和格奥尔基·阿雷克西亚努（Gheorghe Alexianu）一组嫌疑犯的诉讼案件。他们因战争罪被判死刑并被处决。另19名被告也被判刑，其中6名被判处缺席死刑，另3起死刑被减为无期徒刑。安东内斯库政权对驱逐28万犹太人，杀害2万5千吉普赛人的罪行负责。克鲁日人民法院对370名匈牙利人、83名德国人、26名罗人和两名犹太人予以审判，其中100人被判死刑，163人被判无期徒刑，另有许多人被判长期徒刑。那些到1964年还活着的战犯享受了当时政权的特赦。

不过，后来人民法院的做法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模仿。共产党政权用指控战争犯罪的方式来扩大到其反对者的身上，传统的司法形式被苏联司法形式感染。这是康斯坦丁·霍多鲁阿戈（Constrantin Hodoroaga）神父的看法，他1999年在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陈述了他支持阿尔杰什（Arges）地区反共武装时的情景。霍多鲁阿戈发现共产党利用阶级斗争的口号来对付旧日的社会秩序，他说：“共产党开始与普通百姓、大地主和富有农民斗争，地点是多波罗格河谷（Valea Topologului）。这里有一个律师名叫贝特雷斯库（Petrescu），建立了人民法院。他到各镇各村去抓人来对他们进行审判。”

在苏联占领罗马尼亚之后，在文化界里采用了一种报复的方式来应对那些反感苏联人的人。作家潘·维基雷斯库（Pan Vizirescu）1997年发现文化界发生的变化，他凭直觉躲开了人民法院的诉讼。他说：“我看到了事情是如何进展的，也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当时维克托尔·艾夫迪米乌（Victor Eftimiu）接任了罗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他要求我写一篇文章，说自己曾经有一次跟一些苏联军官交谈，谈了很长时间，他们对待他非常友好，谈吐很迷人。然后，领导还邀请数名作家，包括我在内，对我们在战争期间的态度进行辩护。我明白这其实是个陷阱就没去。但是所有应邀去那儿的作家都遭到不幸，被立即押送到人民法院。”

罗马尼亚当时人民法院是专门审理一些极为残酷的战争罪的法院。而二战期间对平民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罪行被当时的政权向这些人民法院授权审判。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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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从来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即使是极权主义政权也无法完全封闭国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某个人在遭受滥用权力和罪行政权造成的痛苦时大喊大叫。1945 年之后，自由欧洲电台成功地越过了共产党政权修建的围墙并承担维护自由和正常理念的使命。

李伟玉·托凡（Liviu Tofan）这位记者于1970年代初移居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便开始在自由欧洲电台工作。在大流行期间，他出版了题为《他们帮助我们活着：自由欧洲电台在1970-1990年间”这篇书，他在其中与公众分享了他的回忆，还介绍了前情报局档案中关于他工作的机构的摘录。

托凡认为，自由欧洲电台是独一无二的，在共产主义政权的最后二十年留在罗马尼亚人的集体记忆中。他说：“许多人将自由欧洲电台称为一种媒体现象或共产主义时期的主要罗马尼亚媒体现象。从这个说法开始，我说，如果是这样的，那么诺埃尔·伯纳德 (Noël Bernard)和科内尔·奇里亚克（Cornel Chiriac）就是自由欧洲电台的拟人化现象。每个人都对自由欧洲电台的成功做出了非常特殊的贡献，对我们享受的大 听众数，当该台所有部门中，罗马尼亚语的节目有最多听众。”

自由欧洲电台的记者不仅是专业人士，他们也是英雄。而这个定词并不是夸大的，因为有些人为自由发言的愿望付出了生命。李伟玉·托凡说: “科内尔·奇里亚克肯定是其中之一。在书中，我有一个丰富的章节，讲述了情报局向自由欧洲电台的对待。我们被共产主义政权和情报局视为罗马尼亚政权的主要危险和主要反对者。我们距离布加勒斯特 1500 公里，自由欧洲电台没有对布加勒斯特政权采取积极行动。但却享受很多听众的注意。我们在慕尼黑有一个特别部门，不断衡量节目的听众人数，我们对节目的影响力有很清楚的了解。在那一章中，我试图回顾罗情报局针对自由欧洲电台的主要行动，包括1981年2月21日的袭击xíjī在内。情报局的直接受害者是埃米尔·乔尔杰斯库（Emil Georgescu），他在1981年夏天遭到两名法国暴徒的袭击，尽管他受了重伤，但他奇迹般逃脱了。至于1981年12月死于癌症的诺埃尔·伯纳德，以及其他同样死于癌症的同事，我有一定的看法。 我知道他们所有人，我知道他们的案子，我试图澄清这个关于总编辑被罗情报局辐射或杀害的故事，我不同意这个理论。”

我问李伟玉·托凡，他和他的同事是否恐怕公开批评一个具有巨大犯罪潜力的政权。他回答说： “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日常工作如此忙碌，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想我们应该恐怕。同时，威胁来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对我们来说不再那么重要。这正是情报局试图做的，即恐吓我们，以至于我们无法再工作。而且没有这样的反应！如果他们正如匈牙利那样改善罗马尼亚人的生活条件，该政权在对抗自由欧洲电台时会更有效，而不是威胁我们。这就是解除自由欧洲电台危险的唯一途径。”

自由欧洲电台在1970-1980年代帮助罗马尼亚人活着。在所有困难时期以及在1989年12月获得自由的历史性时刻，它都与他们亲近。

1941年6月，罗马尼亚为收复苏联在一年前吞并的领土，与德国联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三年的战争后，罗马尼亚在1944年8月23日宣布脱离与德国的联盟，加入敌对的国际联盟。不过，后来与苏联友军的来往经历却意外地残酷，给罗马尼亚社会留下了强烈的反感。从繁琐的纠缠到蓄意的谋杀，苏军犯下各类诸如盗窃、抢劫、摧毁物品、绑架、强奸、谋杀等等罪行。苏联军队从1940年代起在罗马尼亚犯下的暴力罪行有大量的口述见证及历史文献记载。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就有不少有关苏联占领者侵犯人权的记录。

作家丹·鲁奇内斯库（Dan Lucinescu）1944年还是一位罗马尼亚年轻军官，他2000年回顾一个苏联军队的下士官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嘲笑他的情景说：“有一次我遇到一名俄罗斯人，他持枪对着我的胸口。当我告诉他不懂他要干什么时，就从他的手势中明白他责备我没向他问候行礼。我告诉他，我是军官，他是士官，所以他理应向我行礼。然而他用枪威胁我，要我往后退，再面向他行进行礼。我心想别在疯子这里自找麻烦，他很容易随手向我开枪哪！就往后退了三步，向他举手行礼。”然而鲁奇内斯库所受的屈辱与他几天后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亲眼目睹的惨烈事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说：“有一个姑娘正在街上走着，她是位十几岁的高中学生。她周围有不少满载俄罗斯军人的卡车。突然间，我看到这个姑娘被逮住，连同她的书包和随身所有的东西都拉进到他们中间，她恐慌得竭力大声尖叫了起来。然而，他们就这样带着姑娘走了，我伫立原地动也不动，当然也没人敢出手干预，因为他们披戴全副武装。”

格奥尔基·勒科杜什（Gheorghe Lacatus）上校曾在罗马尼亚军队里与苏军在抵挡德国的战争中并肩作战。他2002年回顾苏联如何将一切战利品都紧握在自己手中时说：“苏联霸占了一切财物，包括火车以及从罗民众那里，德国军队和罗马尼亚军队中没收的各类运输工具。而且，如果得不到他们所谓的许可证，甚至马匹蹄子上没带有核准的序列号，俄罗斯人都要从我们手中夺去。他们会告诉我们这些财物都是从德国人手中夺来的，算是战利品，所以我们无权拥有。”

罗马尼亚宪兵队上校巴努（Banu）1995年回顾一个苏联军人在今日罗马尼亚广播电台总部附近一条街上抢走了他的手表。当时在街边人行道上，还横陈着一名被苏联军人处决的罗马尼亚士兵尸体。他说：“这些刚从德国撤回来的苏联军人，手上都戴着两三块手表，显得极其荒唐可笑！这绝不夸大其词。此外，我还看到一个俄罗斯人将台钟挂在脖子上呢！当时我正在杂货店里准备购买信封，给父母寄信。我的手上戴着一块很漂亮的手表是别人送给我的礼物。就在我伸出手时，一个苏联军人越过一队雄壮的哥萨克骑兵向我走了过来。他看见了我的手表，就示意要我交给他，同时喊着说：‘给我！给我！’。但我身上也带着手枪，就立即对他说：‘这是我的啊！’可是，他冲向我，一把抓住表从我手里抢了过来。他身上带着冲锋枪，我不得不让步，但我再也没表了。他们从不跟人讨价还价，立即射杀就是回答。这类悲剧我见过太多了！有一次，我在科波尔杰斯库街（Cobalcescu）上看到一位罗马尼亚上校及身边的妻子被俄罗斯军人枪杀后躺在街边的人行道上。这些军人犯下各类残酷的暴行：他们会像野蛮人一样把妇女从男人身边抢走，骚扰、强暴、嘲弄她们，并把她们的男人枪杀掉。”

比斯特里察-讷瑟乌德县（Bistrita Nasaud）谢乌泽（Sieut）村的一位教员瓦西里·戈迪亚（Vasile Gotea）曾是罗马尼亚军队中的军官。他在2000年作证有三次差点被俄罗斯人枪杀。他说：“我有三次，差点被他们无故枪杀了。这些俄军部队在越过前线到达此地的村庄后，就杂乱无章到处乱窜。他们在我家的谷仓牲口棚发现了些正在发酵的葡萄，就向我们要葡萄酒喝。我告诉他们这里没有酒。他们就威胁着要射杀我。还有一次，他们把我带到学校后面，举枪对准我的胸口，示意我举手，然后搜索我全身，把手伸入我口袋里，夺走我的手表及身上所有能找到的东西。再有一次，有一个村民正从田地里赶着马车回家，有16名俄罗斯女兵登上了马车。我示意这村民不要送她们想去的地方，这些女兵立刻就举枪对准我。吓得我一动都不敢动，否则就会被枪杀了。我沉默着不出一声，让马车送走了她们。”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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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中会去到意想不到的地方，眼见他所没有预料到的事件。蒂杜斯·格尔比亚将军（Titus Garbea）被人称“欧洲北部的罗马尼亚人”。很适合他，因为他经历目睹了欧洲北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格尔比亚1893年出生，1998年过世，享年105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38年至1940年担任驻柏林武官，1940年至1943年在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担任武官。二战中被授予军事勋章，1947年转为预备军官。作为外交官，他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Gustaf V）、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亚历山德拉·科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等欧洲北部历史人物都有过交往。

蒂杜斯·格尔比亚将军1994年接受罗广播电台口述历史中心采访时回顾了卡罗尔二世国王任命他为罗驻斯堪的纳维亚代表的情景。他说：“芬兰是一个人口约四百万人的小国，但人民勤奋老实，信守诺言。卡罗尔二世国王召见我说：‘你能去北欧国家吗？’。我当时在柏林正执行艰难的使命，同时负责在荷兰和瑞士的伯尔尼开展活动。我对他说：‘陛下，我能承担这个任务，但在不同国家之间来往时必须乘坐飞机，所以交通费将很高。’于是被任命为驻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武官，再加五、六个国家。我一直在路上来回奔波！但我顺利胜任，把一些对我国及其未来非常重要的信息发到国内，因为当时纳粹德国已经开始构成严重威胁。”

格尔比亚习惯了北欧人的精神，频繁在瑞典和芬兰两国首都之间来往。不过，1940年被苏联占领的波罗的海国家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样迎接他。他说：“我因为工作原因不时需要去斯德哥尔摩或芬兰。我的使命很艰难是因为德国当时控制着整个欧洲。我们被任命负责与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四个北欧国家的关系，此外我还负责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事务，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把我们视为‘黑兽’。我的爱沙尼亚朋友很诚恳地劝我说：‘你夜间别出门了吧！因为遍布各处的俄罗斯人很残酷！’我最终幸免于灾害，但我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黑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准备侵犯波兰时，格尔比亚身处波兰和苏联之间的边界线。在那儿亲身体验到苏联对罗人的反感。他说：“1939年，在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德国和以列宁为首的俄罗斯并肩而战，粉碎波兰时，我正在战线上。我前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俄罗斯人也准备奔赴那里。按照他们的计划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应该归给俄罗斯，以西地区留给德国。我抵达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后与到来的俄罗斯人联系，我们以外交官的身份享受相当的通行自由，那时一位俄罗斯人极为粗野地对我说：‘快要轮到你们了吧！’他威胁我，因为我是武官。我对他毫无礼貌的说法还能做何种答复呢？他是个军官。到底还轮到我们了！”

1940年的冬天，格尔比亚在苏联和芬兰之间的战争爆发时正在瑞典。芬兰虽然是一个小国，面对强大的苏联侵犯时，芬兰人民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和英雄气概。格尔比亚赞扬芬兰的勇气及全世界对其表示的声援。他说：“这场战争爆发时，我正在斯德哥尔摩和芬兰之间来往。从那儿目睹了俄罗斯在1939年和1940年间寒冷的冬天开展的军事行动。芬兰的自然盟友—寒冬—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使他们顺利保卫了前线。但春天来临时，冰雪开始解冻，苏联大规模的陆军和空军压倒了仅为四百万人的可怜的芬兰人。就像蚊子于马搏斗搏斗一样！当时整个欧洲都因其对芬兰的侵犯而谴责并排斥俄罗斯。这只不过是苏联许多的肮脏行为之一，1877年和之前对我们也有过这类侵略性行为。”

蒂杜斯·格尔比亚曾目睹过离它祖国遥远的历史，但这同时相似于自己的历史。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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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的大屠杀于1945年结束。1946年夏天，在法国首都举行的和会开幕，一直持续到10月。几个月后，即在1947年2月10日，与曾是纳粹德国欧洲盟友的国家（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在巴黎签署了和平条约。这些被击败的国家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从困境中得到最好的结果。但除保加利亚之外，所有战败国都失去了一部分领土，并被迫支付战争赔款。

罗马尼亚在和平会议和签署和平协议上被苏联强加的，以共产党为首的政府所代表。罗马尼亚游说团和担任官方职务的工作人员试图提出有利于他们自己事业的有力论据。乔治·阿波斯图尔（Gheorghe Apostol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担任重要职务，1995年，他在接受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表示，共产党政府并没有在罗马尼亚为捍卫自己利益而展开的斗争中首当其冲。乔治·阿婆斯图尔说：“伯徳勒什卡努（Pătrăşcanu）也被列入罗马尼亚代表团，不仅是因为担任司法部长，而且是因为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讨论进行了几轮，他没有特殊的立场。特特勒斯库（Tătărăscu）是与西方国家谈判的主要棋子，他是外交部长，又是一位著名政治家。罗代表团在1947年巴黎和约讨论后，回国时受到热烈欢迎，尽管主要收获只是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但罗马尼亚经过艰苦的谈判才争取收回特兰西瓦尼亚领土。”

格奥尔基·巴尔布尔（Gheorghe Barbul）曾担任以伊昂·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元帅为首的政府（1940-1944）的办公室主任。他被委托写两份报告，一份涉及罗匈冲突，另一份涉及罗马尼亚犹太少数民族的情况。他说：“我被要求写这两份文件，递交给为和平会议做准备而建立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是安娜·包科尔（Ana Pauker）。对我来说，写这两份报告当然不容易。有关罗匈关系的报告不成问题，按我自己的想法写，没人反驳我。至于犹太人问题，这对我来说要难得多。因为以伊昂·安东内斯库和米哈伊·安东内斯库（Mihai Antonescu）前合作者的身份，我很难按当时的标准写报告。我心想：如果按他们所望而写的话，这意味着我性格柔弱，如果随我所欲而写的话，最终会陷入糟糕的境地。但我很幸运，接到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发的文件，得知在罗马尼亚被迫割让巴萨拉比亚（Basarabia）、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和多布罗加南部地区之后，在我国留下的犹太人约40万人。于是，我写了一份报告表明，在处于德国控制下的国家中，罗马尼亚犹太人的状况最好。这份报告递交给安娜·包科尔后获得批准，这令我感到惊讶。”

巴乌尔·尼库雷斯库-米基尔（Paul Niculescu-Mizil）曾是共产党高官。他1997年曾表述，在巴黎签署和平条约时，罗马尼亚没被赋予共同交战国身份是不公平的。他说：“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共同交战国的身份。罗方主张自己是共同交战国，但主要战胜国为了保护自己的立场修改了罗马尼亚投入反德国战争的日期。根据和平条约，罗马尼亚投入反德国战争中的日期并非是1944年8月23或24日，而是9月12日。他们伪造了现实！这有利于美国和俄罗斯双方。为何有利于俄罗斯呢？因为他们愿意被视为布加勒斯特和整个罗马尼亚领土的解放者。我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科涅夫（Konev）元帅1959年前来交出解放布加勒斯特坦克团的战旗的情景。我为国防部长伯德讷拉什（Bodnaras）准备了所需文件资料，就是1944年8月29日至31日的报纸，当苏联部队手拿鲜花在布加勒斯特街上游行时，共产党人从各机构的阳台上做手势表示致意，社会民主党人也向苏联部队表示欢迎。于是，苏联部队是以阅兵式的方阵，而不是以作战列队进入罗马尼亚的。”

75年前，巴黎和约的签署标志着二战的结束。战败国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路线，意大利和芬兰走的是繁荣和民主的道路，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却陷入共产党政权带来的暴政和贫困。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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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古尔·科里内斯库（Mugur Calinescu）的名字永远被载入人与极残酷敌人征战的英雄史中。他不仅是一个罗马尼亚英雄，而且是所有为自由、尊严和正义事业而战的人的榜样。他勇敢地为真理和正义而战并付出了生命。

穆古尔·科里内斯库1965年5月28日出生于博托沙尼（Botosani）。1981年，16岁时，在家乡“奥古斯特·特雷波尼乌·劳利安”（August Treboniu Laurian）高中上学时，感到他和他周围人在当时共产党专横统治时期过的极为悲惨的生活不再能这样继续下去，因此决定对此表示抗议。科里内斯库动人的故事在1989年反共革命后的1990年代初，由记者、作家兼历史学家康斯坦丁·伊夫蒂枚（Constantin Iftime）公布与众。他说：“穆古尔是劳利安高中十一年级的学生，此前在爱明内斯库高中就读过，考上物理科学班。他父母离异，父亲很有钱，在服装厂工作，担任制版师，是一位好裁缝。他给儿子买了日本制的磁带录音机，穆古尔用来收听《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节目，妈妈对此一无所知。他从小性格开朗，喜欢听音乐，读书，是个好奇心强的年轻人。”

1981年9月12日夜间，穆古尔决定公开宣泄自己不满的原因，他在一块围绕一个建筑工地的金属板上写出呼吁民众反抗生活日益艰难的口号。在一堵墙上写几句话被认为是一个勇敢大胆的行为这件事儿，今天显得不可思议，但在共产党政权时期，大多数人因惧怕遭到迫害，宁愿保持沉默，所以这个举动确实很勇敢。康斯坦丁·伊夫蒂枚说：“他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用一块不易被擦掉的粉笔，就是护林员用的粉笔，开始写各种口号。首批口号是在建筑工地的金属板上写的。是一些反映当时悲惨的经济状况的口号。他母亲是中央商店的售货员，工资很低。家人经常为缺钱而争吵。妈妈不断受压力，工资被降低30%，这就是人们的工资被削减的时期。”

接着穆古尔·科里内斯库连续31夜继续在城市大楼的墙上写标语宣泄不满。这些大楼之一正好是罗共产党的县委员会总部。他在楼房的墙壁和人行道边的石头上继续写，当地情报局进入警惕状态。在城市里，镇压机构人员所预计的地方出现的口号标语，立即被抹掉。在不能抹掉的地方刷上油漆。政府想方设法追捕这位勇敢的抗议者。秘密警察调动了城市各工厂的告密者，对各公寓楼的注册簿进行检查，要求人们交出所有发给共产党的信函。对4万7千个笔迹分析测验，受雇的笔迹辨认专家做的判断是，作者大概是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为了追捕他， 警察夜间在城市里带着狗巡逻。1981年10月18日夜间，巡逻队查到了一名手里拿着粉笔在一堵墙上写字的年轻人。

康斯坦丁·伊夫蒂枚回顾道：“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被带走后，从一开始就承认了一切。妈妈一无所知，感到惊慌无措，急忙给熟人打电话。第二天才得到有关儿子的消息。那一夜，穆古尔不断被审问，给调查者陈述他的作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他带到情报局，希望得知谁是幕后人。他们并没有殴打他，对他进行调查的人熟悉学生环境，能够以耐心，温柔的方式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他坐在强烈的灯光下，情报员站在后边的阴影里。穆古尔连续几个小时坐在灯光下，身体被烤热了，他因患有白血病，开始发烧。我想，他大概因承受很大的压力，体内荷尔蒙失调。他被情报局致死，这个非常敏感的人被迫进入一个恶劣循环中。他是一个勤奋努力的青少年，而大家对待他就像一个物件一样。”

老师们谴责他，父亲因为对他职业生涯构成威胁而威吓他，母亲遭受精神创伤。他被家人抛弃，被同学和邻居孤立，与母亲一起被社会边缘化。1985年2月14日，患有白血病的穆古尔·科里内斯库不幸去世，当时只有19岁。后代人对他感激不尽，授予他反对共产党专制的博斗者称号。题为《大写排版印刷》一书和同名话剧就是为了让人们永远纪念他。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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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罗马尼亚庆祝1989年反共革命后一个重大目标实现15周年。我们在这15年内取得很大进步，证明罗马尼亚的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可行的计划。中东欧国家2001年后启动了入盟进程。2004年有10个国家被接纳为欧盟成员国，这就是：捷克、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接着，2007年欧盟再接纳了两个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我们如果对不久的过去进行分析，就能发现，历史事实有时与那些不一定是客观的认知，尤其是政治认知相互竞争。因此，只有对罗马尼亚被接纳为欧盟成员国以来的15年进行分析，才能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在现实和曾有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的情况，如：如果罗马尼亚没被接纳为欧盟成员国等不同情况之间进行比较。布加勒斯特欧洲研究所的欧盟事务专家米哈伊·塞博（Mihai Sebe）向本台记者介绍罗马尼亚和欧盟15年的共同历史时说：“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罗马尼亚曾有，现在也继续有正面影响，特别是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指的是获得欧盟资助计划以及公民拥有自由通行和在欧盟各地生活和居住的权利。间接利益指的是与欧盟国家的互相连接以及罗马尼亚社会和经济因能参与欧盟进程而实现现代化。同时，欧盟成员国身份所带来的利益还包括一些无形利益，如：罗马尼亚公民基本权利获得尊重的法制和民主空间，此外还有和近一个世纪来不能比拟的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机会。”

生活水平是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罗马尼亚在被接纳为欧盟成员国的15年来，在经济上有何得益？米哈伊·塞博说：“我们入盟15年的得意是欧盟资金流入罗马尼亚。据经济估计，最近15年来，有约600亿欧元进入罗马尼亚，并且依然有正平衡，就是说，欧盟资助高于罗马尼亚对欧盟预算的贡献。此外，最近15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几乎三倍。我们目前正在等待得到欧盟为罗马尼亚国家经济复苏计划拨出的款项，来实行针对全国社会的改革计划。”

欧盟力图共同应对最近两年来冲击全世界的新冠疫情，这与欧盟各成员国处理危机的方式相关。米哈伊·塞博说：“有些利益不一定与经济，而是与相互声援有关。这方面最新的例子就是面对新冠疫情，罗马尼亚直接享受欧盟的支持，获得新冠疫苗、医疗器材、药物等方面的优惠以及罗马尼亚对其它欧洲国家在应对疫情上提供的支持。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罗马尼亚曾向意大利派遣医疗队，并因其认真严肃的态度成为第一个欧盟托管医疗战略储备的国家。”

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罗马尼亚的政治带来何种利益？米哈伊·塞博认为，因有能力对欧盟做出某种贡献，罗马尼亚也受益于此。他说：“罗马尼亚在最近15年证明在欧盟范围是一个认真可靠的盟友，直接或以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进一步加强欧盟做出贡献，积极参与气候变化、数字化转型和复原力等领域的工作，支持欧盟在本地区及其它地区保障安全。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罗马尼亚经过了成熟管理欧盟事务的考验，2019年1月1日至6月30日顺利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当时欧盟范围两个优先问题是英国脱欧和欧洲议会选举，考虑到欧盟的未来，这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性时期。2019年5月9日，在罗马尼亚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任期内通过了一项宣言提及锡比乌精神和罗马尼亚对欧盟发展以及对加强欧盟团结和价值作出的贡献。”

罗马尼亚入盟15年的历史，尽管有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确实是一个正面的历史。在这段期间，罗马尼亚对自己的选择担负责任，制定开放计划并致力于兑现所做的一切承诺。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注意：本文版权仅属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所有，并受国家版权法保护。任何复制，引用及转载需得本电台同意，并不得超过500字，且须在文后注明文本出处及链接网页。

2022年1月1日罗马尼亚庆祝1989年反共革命后一个重大目标实现15周年。我们在这15年内取得很大进步，证明罗马尼亚的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可行的计划。中东欧国家2001年后启动了入盟进程。2004年有10个国家被接纳为欧盟成员国，这就是：捷克、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接着，2007年欧盟再接纳了两个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我们如果对不久的过去进行分析，就能发现，历史事实有时与那些不一定是客观的认知，尤其是政治认知相互竞争。因此，只有对罗马尼亚被接纳为欧盟成员国以来的15年进行分析，才能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在现实和曾有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的情况，如：如果罗马尼亚没被接纳为欧盟成员国等不同情况进行比较之间。布加勒斯特欧洲研究所的欧盟事务专家米哈伊·塞博（Mihai Sebe）向本台记者介绍罗马尼亚和欧盟15年的共同历史时说：“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罗马尼亚曾有，现在也继续有正面影响，特别是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指的是获得欧盟资助计划以及公民拥有自由通行和在欧盟各地生活和居住的权利。间接利益指的是与欧盟国家的互相连接以及罗马尼亚社会和经济因能参与欧盟进程而实现现代化。同时，欧盟成员国身份所带来的利益还包括一些无形利益，如：罗马尼亚公民基本权利获得尊重的法制和民主空间，此外还有和近一个世纪来不能比拟的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机会。”

生活水平是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罗马尼亚在被接纳为欧盟成员国的15年来，在经济上有何得益？米哈伊·塞博说：“我们入盟15年的得意是欧盟资金流入罗马尼亚。据经济估计，最近15年来，有约600亿欧元进入罗马尼亚，并且依然有正平衡，就是说，欧盟资助高于罗马尼亚对欧盟预算的贡献。此外，最近15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几乎三倍。我们目前正在等待得到欧盟为罗马尼亚国家经济复苏计划拨出的款项，来实行针对全国社会的改革计划。”

欧盟力图共同应对最近两年来冲击全世界的新冠疫情，这与欧盟各成员国处理危机的方式相关。米哈伊·塞博说：“有些利益不一定与经济，而是与相互声援有关。这方面最新的例子就是面对新冠疫情，罗马尼亚直接享受欧盟的支持，获得新冠疫苗、医疗器材、药物等方面的优惠以及罗马尼亚对其它欧洲国家在应对疫情上提供的支持。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罗马尼亚曾向意大利派遣医疗队，并因其认真严肃的态度成为第一个欧盟托管医疗战略储备的国家。”

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罗马尼亚的政治带来何种利益？米哈伊·塞博认为，因有能力对欧盟做出某种贡献，罗马尼亚也受益于此。他说：“罗马尼亚在最近15年证明在欧盟范围是一个认真可靠的盟友，直接或以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进一步加强欧盟做出贡献，积极参与气候变化、数字化转型和复原力等领域的工作，支持欧盟在本地区及其它地区保障安全。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罗马尼亚经过了成熟管理欧盟事务的考验，2019年1月1日至6月30日顺利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当时欧盟范围两个优先问题是英国脱欧和欧洲议会选举，考虑到欧盟的未来，这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性时期。2019年5月9日，在罗马尼亚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任期内通过了一项宣言提及锡比乌精神和罗马尼亚对欧盟发展以及对加强欧盟团结和价值作出的贡献。”

罗马尼亚入盟15年的历史，尽管有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确实是一个正面的历史。在这段期间，罗马尼亚对自己的选择担负责任，制定开放计划并致力于兑现所做的一切承诺。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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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的反共革命是罗马尼亚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释放的能量所生的转化是如此巨大，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过去的一切。而这个转化也不会另觅他途，因为整个中东欧的政情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开展，只是在暴力的使用及共党专政转向民主的过渡上程度不同。

共产党政权在三年短短的时间内在中东欧，包括在罗马尼亚建立。到1948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处在共产党政权的控制下，这些共产党政府是在苏联军队在对纳粹进攻中强加给中东欧各国的。历史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来讲，在从1918年起实行政治经济灾难性政策后，是重振苏维埃政权的意外机会。假如没有第二大战的话，在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苏联大概会走上改革的道路。但因不能凭假设对过去进行批判，所以只好对真实过去事实进行评估。当时建立的极为残酷的政权，在1945年至1989年间消灭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权力和自由。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暴政有过前例，这就是战争期间的法西斯专政制度。令人遗憾的是，对半个欧洲来说，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终止这些暴政，而是允许其继续执政。

以尼古拉耶·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susescu）为首的罗马尼亚共党政府使2千2百万罗人民陷入灾难。共党政府的系统危机加上齐奥塞斯库付清罗马尼亚外债的不理智野心，使得民众承受更大的负担，生活条件不断恶化。1989年12月中旬发生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1989年12月16日蒂米什瓦拉（Timisoara）居民走上街头对强行紧闭拉斯洛·托凯什（Laszlo Tokes）神父表示抗议。示威者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保安部队开枪打死了数百名示威者。12月21日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首都举办群众大会，参加者开始起哄呼喊总统下台，接着逐渐分散开来。当前晚上，在街上继续游行的示威者设立路障，镇压部队像在蒂米什瓦拉一样开始向民众开枪。12月22日，大型工业企业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迫使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企图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顶上乘直升机逃跑。齐奥塞斯库夫妻被捕之后，紧急被判处死刑，并于1989年12月25日被枪决。

1989年12月21日，在齐奥塞斯库被赶下政治舞台的前夕，哲学家、散文家和柏拉图作品的翻译家兼编辑-彼得鲁·克雷吉亚（Petru Cretia）写的一份宣言在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播出。彼得鲁·克雷吉亚的宣言充分揭示二十世纪的悲剧，罗马尼亚人达到最低人文层次，尤其是在共产党政权时期。克雷吉亚描写一场影响随着年月不断淡化的悲剧的词语如今也许显得太带有激情。但这些言语从历史文献的记忆中永远不会磨灭，克雷吉亚的声音也被记录在罗马尼亚口述历史中心的档案中，不仅对最近几代罗人的命运具有意义，而且对未来也拉响警报。

他说：“随着世纪之末的来临，罗人民面对的残酷的时代也不可避免要结束。罗马尼亚人担负的谎言之多，足够致使他们把谎言翻转过来而宣告真理。百年魔鬼般的血腥政权不仅震荡了地球也扭曲了对人类的定义。纳粹政权、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人种的定义就要过去了，尽管他们想方设法将这悲惨的遗产在世界某些地区存留下去。而其在亚洲、非洲、南美或欧洲的模仿者无论有多少，所作所为毫无区别，都是一些可笑的毫无趣味的讽刺漫画，都是民族命运极其悲惨的傀儡。如今在决定地球命运的地方，他们的丧钟敲响了。这些第二手第三手的独裁者，这些搞个人崇拜的假宗教的教皇都已经不合时宜了。我们只要永远记住那些在他们的权杖和空洞的荣耀下被迫害、受折磨和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们的名字。”

1989年，历史上最艰难困苦的世纪结束了。世界上的恶肯定不会永远消失，但就如一个不能治愈人的疫苗一样，过去的教训至少会保护我们免于一场新意识形态瘟疫的冲击。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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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前罗马尼亚的重要政治家扬·米哈拉切(Ion Mihalache)老师代表了中农阶级。他是罗马尼亚村庄价值观的保守者， 也是正直的人。米哈拉切为现代化和所有人的繁荣而奋斗，尤其关注在最不利的环境中生活的人。

扬·米哈拉切于1882年3月3日在布加勒斯特以西北 90 公里的托波洛维尼镇出生。1901年，19岁的贫苦农民的儿子又热爱教育的米哈拉切当小学老师。1916年罗马尼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自愿去战场，担任连队的指挥官。他参与1916-1917 年的军事行动，并因其作为指挥官的能力而被授予“勇敢米哈伊”勋章。在战后动荡的岁月中，他又参加了1918年居住巴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族人为与罗马尼亚统一投票的全民公决的组织工作。战后，他加入政界，创立了农民党，旨在捍卫农民利益，考虑到这就是当时罗马尼亚最大的社会阶层。农民党的创立有关于菲迪南一世国王在1917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向农民承诺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1919 年，在大罗马尼亚举行第一次选举后，农民党和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民族党结盟，组建了由亚历山德鲁·瓦伊达-沃沃德领导的政府。

1926年，两个农业政党合并，构成了国家农民党，这是反对国家自由党的最重要政治力量。米哈拉切接任该党副主席职务，而特兰西瓦尼亚农民的领袖尤利乌·马尼乌成为主席。国家农民党以最高支持票数赢得选举并形成政府。农民党奉行鼓励农业的政策，这就依靠米哈拉切的政治思想。直到1930 年，他一直担任农业部长职务，直到 1933 年他担任内政部长。1941 年，罗马尼亚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59 岁的米哈拉切被征兵赴到战场。不过，应安东内斯库将军的命令， 他不久后被带回了国家。

战后就开始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间，这将考验他的性格力量。在1946年的选举中，在因共产主义挑衅而达到高潮的紧张气氛中，米哈拉切发表了令人难忘的选举演讲。扬·乔尔杰斯库（Ioan Georgescu）这位政治犯于2000年谈到了他所听讲的那场演说: “我记得那是自由党和农民党的联合会议，两党主席都出席。 他们来到坎普隆市，在一大群听众面前讲话。当时我也在场。 我记得米哈拉切做了一个很好的比较。 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用右脚站立，他指的是安东内斯库将军，现在有人来告诉我们要用左脚站立！ 我说，还是要用双脚站立。”

另一名政治犯，其切罗内·元尼佐尤（Cicerone Ionițoiu）2001年谈到于1946 年拜访处在共产党政府控制下的米哈拉切那时：“我们去找他时，他正遭受假jiǎ审判，这样他就不会参加竞选。在审判当天，我们 12 个小伙子从布加勒斯特去支持他。我们晚上到他那儿，他接待了我们，聊了聊，已经是晚上11点了。他说： “男孩们，但你也得睡觉”。 我告诉他要继续交谈，不用担心。夜间，米哈拉切送我们去到坎普隆郊区，告诉我们，“你来拜访我，怎能不送你们去呢？”

1947 年，米哈拉切和整个农民党领导人一起被判有罪， 他于1963年2月5日在监狱里逝世，这就是距离1964 年大赦仅一年前。

萨穆埃尔·冯·布鲁肯塔尔男爵是特兰西瓦尼亚十八世纪的伟大革命家之一。他不仅是一位律师和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在锡比乌市（Sibiu）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家博物馆充分表露了他对人类价值的热爱和为哈布斯堡帝国的改革做出的贡献。

萨穆埃尔·冯·布鲁肯塔尔出生于1721年，是德国移民后裔。15岁时父母双双去世后，他开始努力读书钻研。当时，特兰西瓦尼亚在十七世纪末借助于哈布斯堡帝国的支持而摆脱了奥斯曼帝国控制后，成为前者国境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多玛斯·辛蒂拉鲁（Thomas Sindilaru）对布鲁卡塔尔男爵生平最重要的阶段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他是一位对欧洲文化发展具有代表性的人士，他的认知能力、社会生活、始终如一遵循的原则都证明，一个人在建立辉煌职业生涯的同时也能造福民众。多玛斯·辛蒂拉鲁说：“当萨穆埃尔·冯·布鲁卡塔尔出生时，特兰西瓦尼亚归属当时西方世界已经30年了。1691年通过利波德一世发布的一份文件，特兰西瓦尼亚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特兰西瓦尼亚以西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国家和区域包括：巴纳特（Banat）和帕尔迪乌姆（Partium）地区以及今天的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杰克、奥地利、塞尔维亚的一部分领土、意大利北部、德国南部和比利时，包括首都布鲁塞尔。布鲁肯塔尔男爵的传记充分证明大规模的欧洲框架提供的重大潜力，但一切都以长期和平为前提。”

布鲁肯塔尔男爵不是生来贵族。1724年，当他33岁时，其家族被授予贵族爵位。当时，社会地位是最为重要的，一切都以此为核心。年轻的男爵离家就读，与最时髦的社会圈子，共济会交往频繁。多玛斯·辛蒂拉鲁说：“1743年，在萨勒河畔哈雷（Halle an der Saale）就读之前，成为维也纳新建立的共济会小屋‘Aux trois canon’的成员。令人惊讶的是，布鲁肯塔尔男爵在这个以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理想为基础，由哈布斯堡帝国知识精英组成的社会圈子里占了上风。在哈雷成为积极活动的共济会会员，建立并领导‘三把钥匙’小屋，这是腓特烈大帝的随从建立的柏林共济会‘三株圆球’的分会。”

通过共济会的社会网，布鲁肯塔尔赢得声望，由于他的才能获得越来越高的职位。他接任外交大臣职位，赢得了他的合作者及玛丽亚·特蕾西娅（Maria Tereza）女王的尊重。但他的计划在那儿遇到反对。多玛斯·辛蒂拉鲁说：“他总是进行客观的辩论，于是，女王经常认为，是他有理，而对官员们的观点进行反驳，这是当时在改革的道路上能迈出的最大的步伐。男爵坚决实行的最重要改革是金融改革。这指的是对人员和房地产征税，最后形式也包含对贵族巨大房地产的征税，这是他引起贵族强烈嫉恨的原因。这个1770年开始施行的不包含对贵族征税的新金融系统大大增加了帝国的收入。”

布鲁卡塔尔男爵成为特兰西瓦尼亚省长后，再次证明了他的才能。他以这个身份可以处理哈布斯堡帝国最艰难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多玛斯·辛蒂拉鲁说：“1774起男爵接任了特兰西瓦尼亚的省长职务，成为该地区享受最高权威的官员。1776年至1787年担任省长职务期间，他坚定不移的行为方式，顺利将特兰西瓦尼亚行政机构变为一个完善运行的机制。他的一言一行充分体现启蒙运动推动的道德品格，并对哈布斯堡君主制面临的基本问题予以高度关注。他寻找办法减轻农民对贵族的赋税，改善其经济条件，并提高其纳税的能力。从这个角度和军事角度来讲，值得一提的是，男爵对哈布斯堡帝国1762年至1766年已有的军事边境的扩张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在军事边界内的农民比在贵族地产上做农奴有更好的法律地位。”

1803年，十八世纪特兰西瓦尼亚最重要的人士之一，布鲁卡塔尔男爵在锡比乌逝世，享年81岁。他给特兰西瓦尼亚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改革和文化遗产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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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诺伊卡（Constantin Noica）这位罗马尼亚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1909年诞生于罗马尼亚南部泰勒奥尔曼县（Teleorman），1987年12月4日在锡比乌（Sibiu）去世，距今已有35年了。他在布加勒斯特大学的文学与哲学系就读，并在1931年藉着一篇研究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思想的论文毕业。他被罗马尼亚式存在主义的思潮所吸引，这个思潮的主要代表中有他的老师纳耶·约内斯库（Nae Ionescu）。在1930年代，他吸收了罗马尼亚年轻精英聚集的Criterion文艺协会所传布的理念及思想。1940年，他在法国进修一年之后返回国内，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进行答辩。他同年前往柏林的罗马尼亚-德国学院进修直到1944年，就是罗马尼亚退出纳粹德国联盟的那一年。当他在德国居留的期间，诺伊卡参加了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课程。

二战结束时，共产党在罗马尼亚上台执政，1949年诺伊卡被宣判在肯布隆·穆斯切尔（Campulung Muscel）强行软禁。1958年因他组织的“诺伊卡-比拉特”团体在举办非正式聚会时被逮浦，调查，并与所有参会的人一同被判处25年的艰苦劳役。1964年获释后，在罗马尼亚科学院的逻辑研究中心就职。在那儿与加布里埃尔·利伊恰努（Gabriel LIiceanu）、索林·维耶鲁（Sorin Vieru）、安德列·普莱舒（Andrei Plesu）、安德列·科尔尼亚（Andrei Cornea）等罗马尼亚著名知识分子结成朋友。1975年他退隐到离锡比乌（Sibiu）15公里的山区疗养地波尔蒂尼什村（Paltinis），在那儿接待那些对当时的哲学问题寻找答案的文人。诺伊卡的著作包括32部有关哲学、美学、文学和艺术评论的作品，其中20部出版于在世时，12个部在逝世后。

哲学家兼散文家安德列·普莱舒（Andrei Plesu）是诺伊卡的弟子之一。他说，他在学术上的培养应该归功于那些“囚犯”，就是被共产党监禁的知识文化精英。康斯坦丁·诺伊卡是这些囚犯之一。安德列·普莱舒说：“我很幸运得到那些‘囚犯’的指导。他们对我有着决定性的培养和帮助，让我在学术上恢复与前代人的联系，这就对我年轻时的发展非常重要。我很幸运，很早就有机会结实亚历山大·帕雷奥罗古（Alexandru Paleologu）、塞尔久·阿尔·乔杰（Sergiu Al George）、雷穆斯·尼克雷斯库（Remus Nicolescu ）、特奥多尔·尼克雷斯库（Teodor Enescu）等人。我同学当中有一位攻读神学，之后被监禁，年龄比我大十岁，是艺术史一年级的学生，名叫马林·塔兰古尔（Marin Tarangul）。我非常尊敬他，因为年龄比我大，攻读过神学，坐过牢，是一位谦逊的君子，家里有很多好书。除了有高深的修养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监狱经历，但他丝毫没有失去活下去的快乐。他把我推荐到我当时因刻意认真学习而倾向于避免的布加勒斯特波西米亚文化圈子。我在他的指导下重新找到了充满活力的青年社团。有一天，他前来告诉我：注意啦，有一位你肯定没听说过的先生开始在《罗马尼亚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他名叫康斯坦丁·诺伊卡。他当时刚刚开始发表其著作《罗马尼亚语的言说》中的一些片段。马林对我说：你读一读吧，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哲学语言”。

安德列·普莱舒在了解诺伊卡的著作，接着认识哲学家本人后，开启了他的全新存在和文化视野。他说：“读了他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与我所了解的声音完全两样。我当时接受英语辅导，女教师名叫梅里·波里赫罗尼雅德（Meri Polihrnoiade）是在监狱里逝世的教育家波里赫罗尼雅德的遗孀。而她现在的丈夫勒泽勒斯库（Lazarescu）律师与诺伊卡一起坐过牢。我因与勒泽勒斯库和塔兰古尔有交往，所以就认识诺伊卡先生。勒泽勒斯库先生跟诺伊卡谈到我，马林把我带到诺伊卡在贝尔切尼（Berceni）住宅区，一座新公寓楼中的两居室住所里，他衣着体面，举止优雅地接待了我们。交谈一阵后，他建议给我们免费讲十次古希腊语的课程。这是我与诺伊卡先生之间友谊的开始。他对我说：‘如果愿意学习哲学的话，你就非学德语不可。快快开始学德语吧！’于是就给我了一些书看。”

康斯坦丁·诺伊卡因他博学的著作及他对古希腊哲学家著作的译本而被列入罗二十世纪哲学史中。他也是品学兼优的学术界的典范。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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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日，罗马尼亚国家银行发行了一张20列伊的钞票，上面印着一战前线的女英雄埃卡特里娜·特奥多罗尤（Ecaterina Teodoroiu）中尉的头像。 2021年的同一个月，罗马尼亚政府提出了一项草案，建议2022年纪念罗马尼亚第一位女跳伞运动员斯玛兰达·布勒埃斯库 (Smaranda Brăescu) 。这两位女士强调了罗马尼亚女性历史遗产，以及过去女性与男性共同做出的献身。 埃卡特里娜·特奥多罗尤和斯玛兰达·布勒埃斯库是两个艰苦奋斗的女性，但她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热情和使命。

通过个人牺牲的例子，埃卡特里娜·特奥多罗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女英雄象征。她就是选择了更严厉的战斗的女兵。埃卡特里娜·特奥多罗尤于1894 年出生于戈尔日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在考上布加勒斯特的高中学, 为当教师进行培训之前，她是特尔古·日乌（Târgu Jiu）市德文学校的学生。她还上了一所护士学校。 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参战此事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年轻人自愿参加。 埃卡特里娜·特奥多罗尤也是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她选择了严酷战争的经历。由于她参与战斗，埃卡特里娜将被授予中尉军衔。1917年8月22日，她的团遭到德军袭击，罗士兵被迫撤退。 埃卡特里娜·特奥多罗尤中尉被两颗机枪子弹击中头部，导致她死亡。

历史学家扬·斯库尔图（ Ioan Scurtu） 表明，她从此成为一战中最强大的女性象征：“自从 1917-1918年间，埃卡特里娜·特奥多罗尤成为了传奇人物，与她并肩作战的人都讲述了她的勇气和英雄性格。她一直被要求与其他女士一起, 特别是像玛丽亚王后那样在红十字会工作，但她拒绝了。她说她要拿着枪去前线战斗。”

斯玛兰达·布勒埃斯库于1897年出生在罗马尼亚东部的泰库奇 (Tecuci)县。她是罗马尼亚第一位女飞行员、女跳伞运动员和第一位女飞行教官。她表现出非常坚强的性格，并以非凡的坚韧态度追求了自己的愿望。1931年， 34岁的斯玛兰达赢得欧洲跳伞冠军，当时她从6000米高度跳下， 创造了欧洲纪录；1932年，她在萨克拉门托比赛中从7400米高度跳下， 赢得了世界冠军， 同时创下了持续20年的纪录。回国后她被授予“航空美德”勋章。



伟大冠军的曾孙女安娜·玛丽亚·西雷泰努 (Ana Maria Sireteanu) 还记得，斯玛兰达·布勒埃斯库的性格力量不会因一场非常严重的事故而被打败。 “在萨图·马雷（Satu Mare），她在进行一次跳伞后被降落伞拖着，双腿受伤。她在医院住了5个月，医生给她做手术，她终于康复了。又过了7个月，她在1931年和1932 年创造了两项纪录，一项欧洲纪录，一项世界纪录。这就表明其非凡的坚决态度，其毅力yìlì，多么渴望为她的国家带来业绩。”

战争期间，斯马兰达以飞行员的身份参与著名的“白色医疗中队”，先后在东线和在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西线行动。大战结束后她与另外11位人士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谴责共产党伪造 1946年11月的选举票的计算。在共产党当局的追随压力下，斯马兰达·布勒埃斯库失踪了。传说是由修女安置在修道院中，而1948年2月2日享年51岁的她去世时，这些修女以不同的名字埋葬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