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长廊

在一个像法西斯或共产党这种高压专制政体的统治下，艺术及艺术家必须格守顺从政体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的形式认可。在这样的制度中，创作的独立性几乎被抹杀殆尽，使得艺术和艺术家沦落成宣传的工具。因此，知道一件艺术作品是在何种政体下创作的，将有助于观众加深对该艺术品的了解。无论是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纪念碑还是建筑物，极权政体的政治及社会环境都会在艺术家脑海留下深刻的烙印。

罗马尼亚早自1938年就开始坐上了滑向极权政体的雪橇。卡罗尔二世这位法西斯政体的前驱，就在那年建立了独权专制的政治制度。所有其他政党及其宣传单位都被解散，只有一个党派及其属下媒体有发言权。这个政治专制从1940年直到1944年安东内斯库元帅在罗马尼亚主政时继续实行。1944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后，共产党政权把前几任极权政权的罪行及违反人权的行径发展到峰顶。

正如所料，艺术家们不得不使其创作屈从当时严峻冷酷的现实。在法西斯政权时期，对民族国家的崇拜主宰艺术创作的意识形态。1945年后，在共党执政期间，无产阶级成了主宰艺术倾向的意识形态。

艺术评论家兼历史学家拉杜·博格丹（Radu Bogdan 1920-2011年）亲身经历了罗历史上的极权主义时代。他年轻时拥护共产主义，他不仅攻读政治学，而且是一位专业素质高的政治学家。他1995年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被问到，艺术家们在共党执政期的地位是什么？他以自己和他艺术史研究所同事们为例说：“如果说共党执政时期是一个病态体制的时代属实吗？在这段期间发生了很多病态疯狂的事情。尽管不能说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无能，但大部分人可以说有病态表现。在当时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是心理平衡、没有怪癖的人。”

国王米哈伊一世（Mihai I）1947年5月30日被共产党迫使退位时，博格丹与艺术史教师乔治·奥普雷斯库（George Oprescu）一起提名对皇室财务进行盘点。博格丹说：“我推荐了爱德华·巴普（Edgar Papu），他是文学评论家图多耳·维亚努（Tudor Vianu）教研室的助教，我是学生，上课时认识了他，我邀请他参加这个委员会。共产党委托我建立该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共产党员桑巴克奇安（Zambaccian），还有艺术品经销商雷维（Levi），他不是党员，并持有土耳其护照。还有一名前铁卫军成员内斯托尔（Nestor），他是一位优秀的考古学家兼科学家。负责雕塑艺术品的人员有扎里亚（Jalea），辅助人员是委员会秘书马克·康斯坦丁内斯库（Marc Constantinescu）的夫人。还有历史学家爱米尔·肯杜拉凯（Emil Condurache），负责清点奖牌和古董。我负责王室图书和文献的清点工作。”

共党执政期间，根据苏联模式，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人们的艺术品味和公共艺术。所以他们要改变罗马尼亚雅典娜宫（Ateneu）内部壁画：“共产党高层部门发令，在雅典娜宫由克斯丁·佩德雷斯库（Costin Petrescu）画的壁画要被革命英雄或像亚历山大·伊昂·库扎（Alexandru Ioan Cuza）这样伟大领导人的肖像遮盖。当时罗最优秀的画家：约瑟夫·伊瑟尔（Iosif Iser）、卡米尔·雷苏（Camil Ressu）和斯特凡·康斯坦丁内斯库（Stefan Constantinescu）被委托完成这个任务。可是，这项计划很快被放弃，因为结果很糟糕，都是一些3米长1.5米宽的肖像。原有的画面3米高，绘画虽然庞大，但具有一致性，有道理。新画的画儿则完全不一致，每张肖像的风格不同，一部分是纯装饰性的，根本没有艺术价值，一塌糊涂，最终这项工作被停止。”

一般来说在创造者、艺术作品和观众之间有着一种共融关系。令人遗憾的是，共党执政期间，这个关系是在痛苦的基础上建立的，而这种痛苦是因缺乏自由而产生的。艺术在极权时期的罗马尼亚像民众一样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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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被认为是罗马尼亚地理文化空间的南部边界。罗马帝国是越过多瑙河并以其为边界的第一个大国。罗马尼亚人一直住在多瑙河两岸，最大的境外罗马尼亚社区是保加利亚北部和塞尔维亚的巴纳特与蒂莫克河谷的。其他较小的罗马尼亚社区住在多布罗卡南部地区。

多瑙河南岸最活跃的罗马尼亚社区住在图尔杜卡亚和锡利斯特拉市。在位于布加勒斯特以东南约70公里处的图尔杜卡亚市早于1774年建立了一所罗马尼亚语学校，而锡利斯特拉市则在1850年之前有一所用罗马尼亚语教书的学校。但该地区的特点是混合种族构成，除了罗马尼亚人外，还有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和罗姆人。

1913年以后，两市所在的多布罗卡南部地区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后，罗马尼亚人的比例增加了。 出生在锡利斯特拉市附近的人们的记忆不仅涉及到各个民族间的差异，还谈到了它们的共存。1997年，彼特·迪亚根努这位考古学家向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讲述了他的多民族家庭。他说：“我妈妈不是罗马尼亚人，她来自保加利亚和希腊的父母。但我父亲是罗马尼亚人。母亲结婚后成为罗马尼亚人，比其他罗马尼亚人更真实的。我记得有足球比赛，比如保加利亚队和罗马尼亚队赛的时候，当罗马尼亚国家队遇到困难时，我母亲比我父亲更不高兴。但我不是向母亲而是向其他孩子那里学保加利亚语的。家里只讲罗马尼亚语。我母亲罗语学得很好，老爷和姥姥于1913年前都会说罗马尼亚语，他们是大羊群的主人。他们通常有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牧羊人，他们曾逃离了特兰西瓦尼亚，以免参与奥地利帝国的军队，所以越过瓦拉希亚，到达多瑙河以南，在那里他们作牧羊工作。”

政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对一些人来说，新的状况让他们放弃了过去的生活，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就带来了新的机会。彼特·迪亚根努说：“1913年，当罗马尼亚军队进入多布罗卡南部时，我父亲说这种情况并不是他通过婚姻进入的家庭所特有的。许多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会说罗马尼亚语。实际上，我本人不仅要学保加利亚语，还要学土耳其语，因为我出生的并每年暑假都会访问的这个村庄内大部分居民是土耳其人。加之，我的保姆也是土耳其人。”

彼特·迪亚根努选择当考古学家。他高中学的一位老师对这一选择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说：“我到锡利斯特拉的高中时，就被对历史、古代历史和考古学的一种热情所迷住。我们高中的校长来到锡利斯特拉。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职位，以语言学教授的身份来到锡利斯特拉，然后担任校长，只是为了迎接来自马其顿地区的阿罗马尼亚人，他本身也是阿罗马尼亚族人。这位校长实在爱好收藏旧物或古物。”

居住在多瑙河南岸的罗马尼亚民族社区将河流视为边界，但是这并不是分隔的而且是令人团结的边界。

科学研究在极权主义和独裁政权下是完全受控于国家机构的严格控制。审查制度是这种政权结构的基本元素，联同镇压机制构成了其坚硬残酷的本质。共产主义国家的运作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对历史的诠释是极端紧要，而且是国家安全局特别关注的因素。安全局是罗马尼亚共党政权通过意识形态来镇压民众的机构，社会人文科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是他们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就连历史学和考古学也不例外，无法逃脱，而与其他人文科学一样被意识形态化。此外，罗马尼亚的历史遗产也遭到严重打击，在某些罗历史学家的情况下，甚至遭受身体上残暴的虐待。许多前旧有政权的历史学家无论是因为其政治立场还是其科学观点而惨遭安全局的镇压与监禁。自50年代以来，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如格奥尔基·布勒蒂亚努（Gheorghe Bratianu）、康斯坦丁·久勒斯库（Constantin Giurascu）、彼得·帕纳伊德斯库（Petrel P.Panaitescu）、塞尔维尤·德拉格米尔（Silviu Dragomir）等先后被监禁。一部分人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其中之一是格奥尔基·布勒蒂亚努（Gheorghe Brătianu），另有一部分政治犯等到1964大赦年，幸受平反而免于一死。

特尔戈维士泰（Targoviste）“瓦拉希亚”大学（Universitatea Valahia）的考古学教授马利安·科萨科（Marian Cosac）编辑了一部书，介绍前情报局档案的文件和情报局指导1989年革命前考古学研究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情报局在考古学领域干预的程度十分严重，设定了应该研究的主题和从中应该得出的结论。这指的是，可以在考古工作中得到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理论和证据。罗马尼亚人民的形成及其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马拉穆列什（Maramures）、巴纳特（Banat）和多布罗加（Doborgea）等地区人口的繁衍连续性不只是考古发掘活动应证明的理论，而且可以说是一种缠绕在执政者脑海的问题，是考古学家应该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对历史真理提出的要求是证明罗人民连续不断地居住在他们的领土上。这个问题，针对罗马尼亚在上述地区因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两国出现分歧，吸引了特殊的关注。所有历史和考古研究都被要求证明上述省份分别在1878年和1918年与罗马亚实现统一。但这不仅是罗马尼亚情报局的行为方式，其它共产党国家的镇压机制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段。本台记者请马利安·科萨科介绍情报局如何为考古学家设定研究任务及其应该得出的结论。

他说：“情报局当时在罗马尼亚博物馆安插了非常广泛的情报网络。这些情报员的任务是从科学的角度保证考古学得出他们需要的正确数据的阐释。因为情报局的情报员没有能力理解考古学语言，令人遗憾的是，有关不遵守历史真理的谴责其实是来自历史研究的同僚，而并非是来自情报员。考古学数据达到情报员的手里后，他们通过做后续文件进行干预。有的考古学家，尽管他们有极强的科学观念，牢固的科学研究基础，但却被视为罗马尼亚国家人民的敌人，被谴责是歪曲历史事实。”

情报局对考古学研究的干预甚至影响到了某些人的私人生活。不少考古学家，因曾有勇气反对政权对他们细致的考古工作极为粗鲁的干涉而令人佩服。蒂米什历史博物馆（Muzeul de Istorie din Timis）的佛罗林·梅德列茨（Florin Medelet）就是因反抗而受苦的其中一例。

马利安·科萨科说：“佛罗林·梅德列茨由一个偶然发现而成为引起情报局注意的考古学家之一。这指的是在一座公寓楼的地基找到的三块罗马砖头。这三块砖头被现代历史专家伊昂·迪米特里耶·苏丘（Ioan Dimitre Suciu）理解为古罗马因素在巴纳特地区连续居住的明确证明。他确认在蒂米什瓦拉（Timisoara）地区曾有一座罗马兵营，不可否认的证据就是那三块砖头。梅德雷茨以考古学家的身份拒绝了这个假设，因此情报局给他立案，对他的科学生涯和私人生活造成严重后果。他被撤销博物馆馆长职务，并被降级到最低职位。他被禁止发表考古学研究，被追踪，并被阻止攻读博士学位。这一切对佛罗林·梅德列茨的直接影响很糟糕。梅德列茨毫无疑问是巴纳特地区考古学研究的优秀代表，并建立了自己的考古学派。”

在1945年至1989年，考古学是被意识形态控制的科学学科。中立诚信的研究遭到残酷镇压，许多诚实的结论就不得不留在抽屉里，不见天日。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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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爱明内斯库这位著名的罗马尼亚诗人、散文家兼记者，因其文学作品的独创性而被授予非官方“民族诗人”称号。他是罗马尼亚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文化人物之一。1月15日他的诞生日被宣布为罗马尼亚文化日。在罗广播公司2006年举办的题为《伟大的罗人》的比赛上，爱明内斯库名列第三。大多数有关他的资料都是超级赞美，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爱明内斯库的神话”。这就是历史学家鲁齐安·伯牙（Lucian Boia）有关爱明内斯库撰写的一部书的题目。令人惋惜的是，爱明内斯库除了是天才的诗人之外，还患有精神疾病，享年只有39岁，在他短短的生活历程中他与疾病搏斗，而医学界对其患病原因说法不一，他先后住进数家精神病院。

爱明内斯库1850年在博托沙尼（Botosani）诞生，1889年逝世。他是一位教师的第七个孩子。16岁上高中时开始写文学作品。接着到维也纳留学，攻读法律和哲学。1874年，满24岁后，他定居雅西（Iasi），担任图书管理员、代课老师、督学和《时间》日报的记者，同时积极开展文学和出版活动，但令人遗憾的是1883年，他才33岁时，因疾病发作不得不停止活动。他在1873年至1883年撰写的，对罗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诗歌之一是《晨星》。

文学史学家试图找出爱明内斯库患病致死的原因。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大概是一种精神疾病，但当时无法就此做出明确诊断。布加勒斯特卡罗尔·达维拉（Calor Davila）医药大学的教授奥克达维安·布达（Octavian Buda）和“米娜·米诺维奇”（Mina Minovici）法医研究所的精神科医生是负责重新分析爱明内斯库病例的专家组成员，布达教授说：“伊利内尔·波佩斯库（Irinel Popescu）教授和尤金·西米温（Eugen Simion）院士聚集了一个神经科和精神科医生团队，就这个案例分析讨论。我首先简短介绍了病理学的原则，阐释精神病如何能对人一生留下烙印。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在爱明内斯库的作品和生平之间发现某种关系。”

1883年夏天，爱明内斯库因被诊断为急性躁狂症而住院。这是他首次住院，晚些时候他在著名的“摩尔库察”（Marcuta）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奥克达维安·布达认为，目前可以对爱明内斯库做出的诊断是双相情绪障碍症。他说：“有些医生，比如伊昂·尼卡（Ion Nica）医生做出这个诊断，他70年代写了题为《爱明内斯库的身体心理结构》一书。还有一位病理学家和奥维蒂乌·乌亚（Ovidiu Vuia）对此进行分析。我想最可靠的是最新的诊断。我认为，他曾患有双相情绪障碍症。更确切地说，他有时候经历拥有不寻常创造力的阶段，伴有激动或抑郁发作，因而有特定的行为方式。他的生平暗示着他精神失衡，先后几次住进摩尔库察精神病院及舒族医生的“慈恩”私立医院再次证明他有精神病症。

布达医生强调说，爱明内斯库患有的精神病和他接受的治疗不匹配，但这不能归咎于治疗他的医生们：“这难道对他作品的天才创作有影响吗？肯定没有！恰恰相反，有些人确实有着与众不同的创造力。一个依然很难澄清的问题是，患者爱明内斯库和治疗他的医生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从精神病学当时掌握的知识和理解力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虽然在诊断上可以找到与今天的医学术语相等词汇，但依我之见，最大的问题所在是治疗方法。我认为，他接受过汞治疗，大概是用为镇静剂。可是，当时的医生不了解与汞中毒相关的问题，我认为，这对他的身体非常有害。科学家们很晚才发现，大量使用汞不单毒性大，而且还会造成神经损伤。”

毫无疑问米哈伊·爱明内斯库是罗马尼亚现代文学的一位伟大作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一样也有英年早逝的境遇。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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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极权制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一个让自由民主遭受最严重践踏的世纪，极权主义百般设法去说服民众它是解决民主制度缺点的最佳途径。在罗马尼亚，极权主义当时也强而有力地渗入民众的脑海中。法西斯主义进而操纵了群众的思想，特别是在感情上，将其扭曲简化变为铲除异己的工具。军团运动及其政党铁卫军是极右派集权主义思想最激进的法西斯表达方式。但在他们的组织发展广为人知以前，他们的政坛派系是奠基于结盟兄弟会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对拥护法西斯主义的人传授法西斯学说的组织。1923年，在铁卫军未来领导人科尔内里乌·泽利亚·科杜利亚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的倡议下，成立了民族主义青年组织，结盟兄弟会，来吸引并培养新的狂热成员。

罗广播公司的口述历史中心最近几十年来录制了不少对前结盟兄弟会成员的采访。来自摩尔多瓦地区肯普龙格（Campulungf Molodovenesc）的亚历山大·本切斯库（Alexandru Bancescu）在1997年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他故乡的兄弟会说：“支持军团的倾向让我们结成兄弟情谊。我们定期聚集祈祷，并通过所谓的‘友谊的一分钟’进行教育。我们诚实地表白自己的缺点，并寻找纠正这些缺点的方式，我们互相纠正。在需要纠正自己的缺点，培养出我们的性格时，就会自我惩罚。我们锻炼身体，在拉勒乌（Rarau）、摩阿拉·德拉库卢伊（Moara Dracului）等地举办露营之夜，有很多来自摩尔多瓦各地的人参加。我们在那儿聚会，唱歌，就我们的民族、国家和历史问题进行讨论。”

1999年来自布加勒斯特的米尔恰·杜米特雷斯库（Mircea Dumitrescu）谈到他13岁加入结盟兄弟会的情景时说：“我看了有关这方面的书，并和我同班同学就此交谈后接近了这个运动。我读了什么书呢？科尔内里乌·科杜利亚努（Corneliu Codreanu）写的的题为《致军团运动》，一书，结盟兄弟会的组织者格奥尔基·伊斯特拉德（Gheorghe Istrate）写的题为《结盟兄弟会》一书，伊昂·莫扎（Ioan Mota）的《这一代人的信仰》，《军团运动世界》等等，这都是一些有关军团运动的书籍。我这些书是在哪儿找到的呢？在布加勒斯特附近的布夫迪亚（Buftea）有一组人开展这种活动。其中之一在1939年被卡罗尔二世的一名警察枪杀。我认识他，也认识他爸爸。其余的人是一些经济学博士，斯坦（Stan）兄弟。我有时候通过我爸爸和他的朋友与他们进行交谈。”

兄弟会对年轻成员的期待是什么呢？米尔恰·杜密特雷斯库回答说，他们期待这些人有新型人，未来人的行为方式：“我们应该发展成什么样的人呢？首先，他们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不够坚定。因此，每天需要把1/40的时间，更确切地说，用36分钟的时间来加深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读新约，并在内心对我们那一天的所作所为进行省察，看看有没有犯错误或犯罪。然后有人告诉我们，如果与周围人没有关系，就无法谈到与上帝保持联系。因此，我们应该把每天1/40的金钱用来帮助别人。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吃了40列伊的冰淇淋，1个列伊应该用来帮助那些需要这些钱的人。这也就是我们所作的一切。我们受到监控，这些时间和金钱上的活动必须记录在叫做‘我的笔记本’上。”

基督教教育不仅吸引了那些寻找新民族认同的人，而且又进行了挑选，产生了新精英。1994年，金达（Tinta）神父谈到挑选结盟兄弟会成员的方式时说：“我们一般来讲，选出最优秀的，行为最佳的学生。从未接受过补考生或留级生。1938年至1939年的迫害造成我们的成员减少，但我们顺利突破难关。40年代，当军团运动在一段时间享受合法地位时，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尼峰（Nifon）研讨会上担任兄弟会领导人。”

不过，时间的流逝不会冻结人们的思念，只是让一切事物得到改变。1945年，法西斯主义时代结束后，极权主义的另一面，共产主义在中东欧亮相了。从监狱里被释放的结盟兄弟会成员成为反共运动的奠基人。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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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东西，人们一直在寻求既置身于世界之内，又置身于世界之外。人们相信人间是好的，但同时又相信是坏的，可能会带来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作家、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甚至普通人以稍微高一些的形式经常以一个孤立的空间想象为可以保护个人和亲属免受外部世界邪恶的。罗马尼亚文化中的这样一个空间是阿达·卡雷赫岛。阿达·卡雷赫的存在在时间上足够接近，可以通过口述历史和书面资料记录下来，所以它并不是乌托邦空间。

不过，1970 年随着“铁门一号” 水电站开始运行，该岛屿消失在多瑙河水下就成为一种乌托邦空间。铁门水电站是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雄心勃勃的联合项目，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资，还需要牺牲人类栖息地。阿达·卡雷赫岛原来位于两个世界和两个国家之间的边界，位于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帝国的边界上。这是一个海关据点，两个帝国争夺对其的控制权。 岛上甚至建有一座堡垒，因此得名 “Ada Kaleh”, 意为 “岛上的堡垒”。今天，对于大多数了解这座岛屿的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失落的传奇，但如果我们将想象力放任，它也是一个失落的天堂。然而，岛屿还有幸存者，其中一位是罗马尼亚土耳其民主联盟主席土尔汉·谢木希，向他那里得知住在大河中间的岛上过去生活的人。“正如每个故事开始那样，古时候有名叫”阿达·卡雷赫” 的一座岛屿。真的，它是一个位于奥尔朔瓦市下游和图尔努·塞韦林市上游的岛屿，位于多瑙河中部的某处，于今天铁门的大坝上游。当时是一个小社区，我们与岛上的数量不多的所有种族和谐共处。岛上的大多数居民是土耳其族人。这些记忆来自童年时代，关于岛屿的记忆和信息中有习俗，有传统，有艰辛，还有我们对在岛上所过的生活的担忧。我们也很开心，尤其是在夏天接待来到岛上的游客时。”

培尔文·哈利莫鲁现在住在伊斯坦布尔，但她在阿达·卡雷赫岛上出生并生活。正如过去在那里生活的人和所保存的图像所描述的那样，培尔文对这个美妙地方的怀念就能加倍其童年记忆的持久性。“关于阿达·卡雷赫岛难以讲说。谁没见过，谁没尝过，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在那里住过，在那里出生，我离开这个岛的时候才18岁。梦想里的我仍在那里，没有就别处做梦。我有非常美好的，我认为很少有人拥有的童年。”

当谜团出现时，土尔汉·谢木希的记忆变得更加真实的。因为任何乌托邦式的地方也必须是神秘的。 “小时候，在四年级的时候，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对父母告诉我们不可进入、是禁忌的地方很感兴趣。但每个孩子做的恰恰相反。在岛上，防御战壕中间有十字形的防御工事，中间有通往地下室的通道。 我们带着蜡烛和手电筒走进走廊，发现一条通往多瑙河底下的两条隧道的通道，一条通往罗马尼亚河岸，另一条通往塞尔维亚河岸。好奇心让我们看看是否可以从多瑙河底下穿到南斯拉夫河岸。我们向前走过，但很快就碰到了地下水，然后一直走到水到腰部的地点。我们不得不回过来，然后从父母那里得知当多瑙河流量低时，一艘轮船驶过并撞倒了隧道顶部，那条隧道被拆除了就淹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罗马尼亚王国与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多数人讲罗语的省份实现统一，形成大罗马尼亚。新政治结构促成团结一致的气氛，使所有公民可以为国家的民主和繁荣做出贡献。在宗教领域也有改革，福音派在社会里开展积极的活动，更新的倾向在占多数的东正教教派也可以感受到。1923年在东正教神父约瑟夫·特里法的（Iosif Trifa）倡议下建立了“上帝之军”。

约瑟夫·特里发1888年诞生在罗马尼亚西北部图尔达县（Turda），在锡比乌（Sibiu）攻读东正教神学，成为神父。他同时也在媒体为保护居住在喀尔巴阡山的摩茨人（moti）的权利积极开展活动。在一战后，受到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多种宗派氛围和精神更新运动的影响，他在罗马尼亚东正教会里构想了一个更新运动，称之为“上帝之军”。目的是超越东正教会从前过分虔诚，形式主义的行为方式，向现代影响开放。

锡比乌的佐希穆·万恰神父（Zosim Oancea）1930年在他上大学时首次与上帝之军运动接触。他在2001年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说，在那些支持上帝之军和对这个运动漠不关心的人之间没有任何教义上的区别。他说：“上帝之军运动是教会里的一个宗教运动。这个运动并没有吸引所有神父，但也没人迫使他们加入其中。有的教会堂区有上帝之军团队，但神父不同意或不支持他们，没人迫使神父或信徒参与或不参与这个运动。每个人自己安排自己的宗教生活。我身上携带我的书，与教堂里的讲道一样，没有区别。”

上帝之军的奠基人在10年间产生许多怀疑，终于在一次教会案件后，于1936年被逐出教会。过了两年，约瑟夫·特里法因心肌梗塞而离世。他的拥护者与教会当局和东正教信徒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大大削弱了上帝之军的影响力。尽管如此，这个宗教运动继续存在。战争后，许多拥护者离开家园迁移到西方，接近其它新教教派。玛德莱讷·霍多罗阿波（Madeleine Hodoroaba）是耶雷米亚·霍多罗阿波（Ieremia Hodoroaba）福音派牧师的妻子，她丈夫1940年，在苏联占领布克维纳（Bucovina）北部时迁移到法国。玛德莱讷·霍多罗阿波回顾2000年丈夫的家庭生活紧张的气氛时说：“耶雷米亚是他家的第十个孩子，因为官方教会，就是说东正教教会迫害当时正在发展的福音派，所以他年轻时代非常艰苦。经常目睹父亲被殴打迫害的情景。这个十分痛苦的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他在此之后与东正教信徒的会面总是很痛苦。但上帝与他同在，使耶雷米亚，这个抱有坚定信仰的人，在与许多东正教信徒和神父会面时，可以与他们轻松地交流。”

在法国居住的期间，霍多罗阿波夫妇在罗福音派教会和蒙特卡洛（Monte Carlo）“基督教向导的声音”广播电台开展传教工作。马德雷讷·霍多罗阿波说：“我们创办了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德语浸信会，并牧养教会到1959年。法国首都巴黎，早自1925年就已经有罗浸信会信徒，但没有牧师，因此邀请我们去那儿。耶雷米亚·霍多罗阿波是西欧的唯一讲罗语的牧师。1961年，蒙特卡洛France World的总经理发现我们，对我们说，广播电台比一个小教堂更加重要。于是我们于1961年开始编辑这个节目，但也没有放弃在教会的服事。

教会和电台的麦克风对受宗教迫害的人来说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玛德莱讷和耶雷米亚·霍多罗阿波全力帮助他们，试图减轻他们的痛苦。玛德莱讷·霍多罗阿波说：“很多受害者在浸信会教会里找到了庇护所。浸信会成为他们自己的家。我丈夫写了一部有谱曲的赞美诗歌集，我们的听众都希望拿到诗歌集，因为他们没有唱圣歌的乐谱。这是他做出的一个很大的贡献：他收集了上帝之军的信徒尼古拉耶·摩尔多万（Nicolae Moldovan）创作的一半的歌曲乐谱，在国内非常有名。尼古拉耶·摩尔多万是锡比乌的一位歌手，创作了许多有罗马尼亚特色的宗教歌曲。

现今时代人们有了纠正过去错误的勇气。1990年9月28日，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大会决定解除上帝之军奠基人约瑟夫·特里发神父被逐出教会的决定。目前这个宗教运动接近于东正教会，并沿袭其奠基人的传统。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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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得维德公主于1843年12月29日出生于西德。26年后即于1869年，她成为罗马尼亚的王后，也就是在近四个世纪处在奥斯曼帝国影响下的，正在寻求现代化的一个东欧国家。在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的王子卡罗尔于1866年登基罗马尼亚王位三年后, 伊丽莎白和他结婚了，从此完全承担主权者的使命：在历史的所有关键时刻，她都与丈夫和罗马尼亚人民站在一起。

1877-1878年，伊丽莎白王后参与了独立战争前线伤员的救治工作，创立了“伊丽莎白王后”协会，这样奠定了支持弱势群体的社会项目的罗马尼亚慈善体系的基础。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罗马尼亚历史上随处可见王后活动的迹象，历史学家们写的书都展示了她的个性。

伊丽莎白王后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她不仅是罗马尼亚的艺术赞助人，而且还是一位作家和翻译家，深受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她以“卡门·席尔瓦”的笔名编写了一千多首诗歌、90部短篇小说、30 部戏剧和4部小说。她的作品被米哈伊·爱明内斯库、乔治·科什布克、米特·科雷穆尼兹、阿德里安·马尼乌等罗马尼亚文学名流翻译成罗语。 她的文化关注和思想与她的外貌完全匹配。

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把罗马尼亚第一位王后写实描述为：“个子较高，眼睛是蓝色的，似乎缺乏自信；她平常仔细地观察别人的眼睛，以更快猜出他们的想法。她以智慧、善良和真诚的光芒迎接了客人，使他们放松一下，但在这种情态下隐藏着一种深深的谦虚态度，当她回应“陛下”这个称号时有一种天真的尴尬……似乎遗忘其等级，这更能强调她善于控制该光芒。”

和伊丽莎白王后作品有关的最后书籍就是两种首次出版的体裁, 也就是分两卷并题为《怀着温柔的爱，伊丽莎白……永远忠实，卡罗尔》的她和丈夫卡罗尔一世国王的通信，以及题为《深情的话语》的反思和散文集的书籍。

塔蒂亚娜·尼库列斯库这位作家在评论《深情的话语》时指出，君主的精神深度超出了她所拥有的形象：“在阅读两卷之前，我觉得伊丽莎白王后有一个相当静态的形象，觉得她似乎是一副王后的肖像，一种装饰性的女人，正如在宣传的电影或传记中看到的那样。只有在读过信件后我才发现了一位非凡的女人，她所写的一切都展示了非常生动又微妙的性格。其通信，就像《深情的话语》一样，作为个人反思的时刻。 这是一本历史书，是从伊丽莎白王后的基本思想中恢复过来的一部分，但它也可以看作为祈祷书、神学思想书或精神日记。但也可能是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面前的是在19世纪末已经拥有如此紧密而鲜活的基督教精神的一位王后，而这就是在对基督教神学和思想发出各种踌躇、得出大概结论, 使徒逐步接近的世界内。”

塔尼亚·拉杜这位作家也展示了伊丽莎白王后的宗教教育如何帮助她成为一个如此优秀的人并受到他人的赞赏：“由于其真实性，我们面前的是一本治疗书。伊丽莎白王后将其生活的精神标准提高得很多，特别考虑到在一个仍在形成的国家她担任了领导角色。卡罗尔一世国王以一种完全不同寻常的方式扮演了这个角色，现在我们能够更详细地了解伊丽莎白王后和他一起扮演的角色。伊丽莎白公主曾受到的教育非常仔细，远远超出了当时王室的常规。”

作为作家的伊丽莎白王后一直满足了本时代的需求。直到卡罗尔一世国王1914年去世他们一起生活了45年。1916年2月18日，她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2岁。

康斯坦丁·伊昂·巴尔弘（Constantin Ion Parhon）是一位在二十世纪罗马尼亚医学界常被提名的人物，但在职业上却远不如人们所想的那样重要。这是因为巴尔弘受到1945年苏联在罗马尼亚扶持的政治制度的大力支持。他的政治活动与职业活动恰成反比，也带给他狼藉的名声。巴尔弘不但投身与共党政权合作的团体，而且充分享受其间的特权地位。

康斯坦丁·伊昂·巴尔弘1874年10月15日诞生于离首都布加勒斯特约170公里以西的肯普龙·穆斯切尔（Campulung Muscel）镇。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攻读医学，并于1900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首都及其它城市的医院工作，1960年在德国慕尼黑市进行预备实习。他专攻神经病学，并在雅西（Iasi）医学大学担任教职，教授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并在布加勒斯特医学大学开始教授内分泌学。1928年他当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通讯院士，1939年成为正式科学院士。在二战期间他加入罗马尼亚优生学运动，并支持在精神病人身上做实验的思想。

1945年3月6日由苏联扶植的共党政权成立三年后，罗马尼亚的面貌完全改变了。不但所有人权和自由遭受侵犯，而且共产党政权在1947年12月30日对罗马尼亚民主政体作出最后一击：逼使国王米哈伊一世（Mihai I）退位，并借着1946年11月的操纵选举，以共产党为首的议会把罗马尼亚宣布为共和国。1948年的新年致词是巴尔弘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的身份通过电台播送的。他说：“罗马尼亚人民目前得到了最适合建立其自然向国家形式发展的自由，这就是人民共和国。在从希特勒侵略者的枷锁下获得解放之后，这样的民主制度将会在人民优秀儿女的勤奋劳动，奋发图强之下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我们在人民民主充分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已被消除，从而可以给所有那些在城乡开展体力或脑力劳动的人确保物质和文化上的繁荣，并捍卫我国的独立和主权。”

巴尔弘如何爬到共党政权的顶峰呢？其原因可以在他以前开展的政治活动找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曾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并且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建立工人党，于1919年跟农民党融为一体。但两年后，1921年，由于他更加激进的政治视野，就成了隶属共产国际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支持者。

罗马尼亚1944年8月23日加入反法西斯阵营的决定改变了巴尔弘的命运。他和作家米哈伊尔·萨多维亚努（Mihail Sadoveanu）及其他三名共产党活动家成为罗马尼亚与苏联联络协会主席兼罗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直到1952年形式上担任国家元首职务。从1946年至1961年连任众议员，接着接任大国民议会代表。为了在意识形态上对他予以承认，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德国民主共和国把他接纳为这些国家科学院的院士。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其它行政职位，如：内分泌研究所所长和老年病研究所所长。共产党政给他权授予最高勋章：“社会主义劳动的英雄”。一段时间布加勒斯特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

巴尔弘1969年8月9日逝世，在卡罗尔公园（Parcul Carol）的万神殿被安葬。共党组织工作领域的前活动家斯特凡·布尔利亚（Stefan Barela）2002年在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表示，巴尔弘之死促成了当时举行的第十届共产党大会的混乱。他说：“当时的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安葬他的遗体？齐奥塞斯库（Ceausescu）说：‘怎么办呢？他曾是国家元首啊！’，就决定把他送到万神殿。齐奥塞斯库上台前的罗总统格奥尔基·格奥尔基乌-德日（Gheorghe Gheorghiu-Dej）也曾安葬在这里。齐奥塞斯库曾嘱咐我们要以特定方式安置他的遗体，但总理毛勒尔（Maurer）警告说，我们安放遗体时要十分小心，因为他本人也希望能在那儿有安葬之地。齐奥塞斯库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着急啊！等到我们达到那时，再说吧！’”

1989年后，他的遗体被挖掘迁到别处，万神殿被保存下来了。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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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一个重要谈论话题是电力，这是今日人类不可缺少的能源。从十九世纪至今，人类逐渐发现电力越来越多的用处，以至将其看成生活必需品。不过，在电力生产的方法上出现许多问题和争议。近数十年来，为了保护环境，提出了交替技术。值得一提的是，人们把发电的新技术与旧技术相结合。目前交替技术还不能尽如人意所以还不能放弃旧有技术。

罗马尼亚能源生产也经历了现代技术的各类阶段：从燃料油和天然气到煤炭发电站，从水电站到现代核电站。近140年来，罗马尼亚修建了各类发电站，来确保经济和家庭消费的电力需求。将供电网扩展到全国各地是历代政府的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因为规模这样庞大的计划远超过私有企业的能力所及。罗马尼亚的热电站和水电站建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第一座使用天然气的发电站于1882年在布加勒斯特建成。1884年，在皇家城堡贝雷什宫（Castelul Peles）落成一年后，第一座水电站在贝雷什建立来为皇宫供电。此后，热电站和水电站的供电网络逐日增长扩大。

1945年共党政权上台后，扩大罗马尼亚电气化的计划开始启动。1950年，欧洲第四座水坝的修建在罗马尼亚北部比斯特理察（BIstrita）河边的比卡兹（Bicaz）镇启动。经过10年的艰苦劳动之后，比卡兹水电站终于在1960年投入运营。60年代末，罗马尼亚的水电站发电量的市场占有率仅及1%。透过70年代能源政策的推动，占有率上升到12%。马克西穆·贝尔盖亚努（Maxim Berghianu）曾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该机构当时负责按照马克思列宁模式来规划经济。贝尔盖亚努此外还曾担任部长职务，并于60年代中旬参加了有关修建水电站投资计划的辩论。他在2002年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表示，水力发电在长期运作是有利可图的。他说：“我们充分利用水力发电的潜在能力，能源很便宜，无需费劲去寻求燃料。同时在长期内还可以摊还成本。所需材料不过是灌注些混凝土，只是一些设备、涡轮机、混凝土的骨料及变压器需要些费用。”

与此同时，罗政府继续依靠燃煤发电。罗煤矿的开采有地面与地下两类，为数众多，于是在煤矿附近修建热电站是一项合理的举措。马克西穆·贝尔该亚努说：“有关煤炭的热量值和向热电站运输的方法，过去已有大量的论述。因此在奥尔特尼亚（Oltenia）地区罗维纳里（Rovinari）附近的伊萨尔尼察（Isalnita）修建了一个热电站，来避免过多的煤炭运送。那里有巨大的煤炭储备，我们大量开采减低了成本。采矿工程露天进行，挖掘机需要些费用，但不需要挖煤矿。

后来又建造了铁门水堤坝电站，阿尔杰什河（Arges）和奥尔特河（Olt）水电站。罗马尼亚最大的水电站是在多瑙河上修建的一号和二号铁门水电站。一号铁门水电站工程于1964年动工，是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合作完成，1972年投入运营。这是欧洲最大的水电站之一，是多瑙河边最大的。不过副作用是奥尔索瓦（Orsova）古老城市因洪水毁灭了，阿达·卡雷赫岛（Ada Kaleh）沉入多瑙河。二号铁门水电站两国是于80年代初修建的。

70年代初，罗马尼亚又开始考虑修建核电站。但80年代初，切尔纳沃德（Cernavoda）核电站的施工计划80年代初才开始。建设计划规定用法国-加拿大技术修建5个核反应堆。目前，在切尔纳沃德有两个核反应堆运营，共生产罗马尼亚20%的电力需求。第一号和第二号核反应堆的建设工程分别在1982至1996年和1983年至2007年开展。1984年和1985年启动了另两个核反应堆修建工程，但这项计划尚未完工。第五号核反应堆的修建工程1987年开工，目前暂时停工。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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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者-冒险家，淘金者，地上天堂的探寻者，游记的规范榜样在罗马尼亚历史上是鲜见的。17和18世纪罗马尼亚少有的旅行者留下了几篇游记。例如：罗马尼亚人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塔鲁在俄国任职期间被俄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派遣在1675年至1678年间访问了中国，因此他编写了《中国漫游记》。19世纪出版的少有人踏至之地的探险百科全书上开始出现罗马尼亚人的名字，这其中也有尤里乌斯·波佩尔。

尤里乌斯·波佩尔1857年在布加勒斯特诞生。他的职业是工程师、探索家和地图绘制师，其父是布加勒斯特犹太社团第一所学校的教师。尤里乌斯·波佩尔1879年毕业于巴黎工程学院。最初的工作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雇员，直到1883年，在此期间他游览了远东和阿拉斯加地区。

布加勒斯特《犹太人现实》日报的记者艾薇林·夫内亚带我们来到尤里乌斯·波佩尔探险的线路上。她说：“1967年纪念阿根廷宣布独立150周年， 借此机会，在那些贡献与阿根廷国家建立的人物中也提到了尤里乌斯·波佩尔。他青少年时代游览了康斯坦丁堡、印度、中国和日本。后来他去过苏伊士、西伯利亚、北美洲，经过一些短暂的中途停留后，他抵达墨西哥，在这里绘制了最佳的国家地图。从这里他又前往巴西，1885年抵达阿根廷，这里成为他的第二祖国。后他有去巴塔哥尼亚南部探索寻找有黄金地方，并说服阿根廷政府给他提供支持。”

对波普尔率领的旅行小组来说，第一次旅行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但第二次旅行因着较好的安排而取得积极的结果。波普尔在“火之国”居住，在这里开始了殖民使命。在“火之国”，波普尔建立了不少黄金开采基地， 建立了村镇并一条连接El Paramo镇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航海线。他还修建了一条窄轨道铁路，1891年在本地发行了有其肖像的邮票，是当今罕见的邮票。在El Paramo他开始寻找黄金时， 波普尔发明了用海水滗清黄金的装备，这个发明在许多南美洲和非洲南部国家取得专利并被使用。他探险研究的结果在不少的文章、研究报告、地图册、小手册和书籍里被介绍。19世纪末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把他列为当代最重要的探险家之一。

艾薇林·夫内亚提到波普尔远征的其他细节时说：“1886年9月份，波普尔带着两只小船开始了曾梦想的远征，他克服了不少困难。1888年又开始了第二次远征，这次获得成功。他将El Paramo这个殖民地变为一个小城镇，他做镇长。在那里修建了桥梁、道路、设立了法庭和警察、打制了一枚金币并印刷了一张带有其肖像的邮票”

有趣的是，在这些殖民中也有几个罗马尼亚人，他们的后嗣自称是“罗马尼亚人的儿子”。

尽管远离祖国，波普尔却不断和祖国保持联系。他与瓦希蕾·乌雷基亚这位历史学家、作家与科学院院士保持紧密关系。艾薇林·夫内亚告诉我们：“1887年波普尔被选为罗马尼亚地理学协会通讯院士。在这里，教育部长乌雷基亚收集了波普尔在远方长足跋涉途中写的学术报告。”

1893年6月7日，年仅36岁的波普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逝世，并葬在这里。虚构小说作家从他的个性与远征中汲取灵感，比如：拉杜·图多兰写的小说“扬帆”，在1970年拍成电影后非常流行。2001年借庆祝罗马尼亚地理学协会成立125周年之际，波普尔和其他探险家的文章被纳入题为“非凡远征”这本书中。

我们对汽车如此地熟悉，以至于不可想像一个没有汽车的世界。汽车就像任何发明一样，最初只有富有的人拥有。因为受到人们的欢迎，逐渐变得大家都能购买，不再是某一社会阶层的象征。1945年至1989年汽车在罗马尼亚经过了几个阶段。从只有政府和共党高官使用的阶段到普通百姓也希望能使用。“罗马尼亚时代汽车俱乐部”（Retromobil Club）副主席谢尔班·科尔纳丘（Serban Cornaciu）表示，所谓汽车的“民主化”过程于1960年代开始。汽车的民主化是由希望购买这种物品的少数人所启动的进程。谢尔班·科尔纳丘说：“如果谈到民主化，那就应该谈到西方汽车的进口。那些人是一些享有优惠条件的人，有勇气报名订购汽车，并从事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有自由的行业，如：律师、医生、艺术家等。他们报名订购的菲亚特850型或雷诺16型，是一些在罗马尼亚开始制造达契亚汽车前可以购买的车型。当时菲亚特1800型很昂贵，但报名购买这种车型名单上的人不少，这就引得秘密警察急忙赶到这些人的家，审查他们1960年代购买汽车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二战后罗马尼亚的经济，就如其它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一样正处于复苏过程中。除了战争的后果，还要加上按苏维埃中央集权体制的重组。加之，罗马尼亚不被允许享受马歇尔复兴计划的利益，因此其经济复苏的速度很慢。直到1960年代末，在皮德什蒂（PItesti）才建了一家汽车制造厂，制造雷诺8型和雷诺12车型，挂名达契亚1100和达契亚1300型。这是罗马尼亚通过国内生产和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汽车进口促进汽车贸易的时代。谢尔班·科尔纳丘说：“在皮德什蒂达契亚汽车制造厂生产汽车的时代开始时，人们可以报名订购汽车并寻求银行贷款，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能买到汽车。从1974年起，可以选择达契亚1300型中三种有不同装备的车型，但差别不大。到1984年生产了1310车型，买方可以选择多种颜色的车。此外还有从其他东欧国家进口的汽车。自皮德什蒂达契亚汽车制造厂1971年-1972年投入运行起，罗马尼亚就彻底取消从西欧进口，不再进口菲亚特和雷诺。人们可以订购达契亚1200、莫斯科维奇或卫星牌等车型。起初等待购买卫星车的时间很短，但1988年后等待时间变得很长，达3年。”

共产党政权1970年代末的体制危机不可避免地也导致汽车市场的危机。谢尔班·科尔纳丘说：“1980年代皮德什蒂达契亚汽车制造厂产的车型有所改变，进口也越来越困难。民众不再能在商店登记订购进口汽车，其选择在1981年和1982年开始减少。达契亚在国内市场开始面临困难，因为政府强制出口。1980年等待汽车的时间延长到5年。人们不管颜色如何，只要能购买到车就好。一般使用的颜色有两三种：蓝色、绿色和白色。一年后开始制造米色的汽车，鲜艳颜色的车已经不生产了。”

对司机施加的限制日益增加。1978年，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耶·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下令国家机构的高官工作时只能使用罗马尼亚制造的达奇亚汽车。到80年代中旬，罗汽车市场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最大的冲击是汽油定量分配制、冬天禁止行驶以及星期日限制出行。于是，对支付了一大笔钱买车的人出行未免减少。本台记者问谢尔班·科尔纳丘二手汽车市场运行如何时，他回答说：“车主只好把车卖给其他人，1980年代二手汽车市场上的价格大幅上升。但交通限制并没有对汽车价格产生压力。人们好不容易购买了汽车，但冬天开始下雪时，政府就发布总统政令禁止汽车出行。只有高官、外交使团和驻罗外国公民的汽车可以继续出行。”

汽车在罗马尼亚真正的民主化是在1989年后启动的。政治体制的更变使得汽车和车主之间的关系切底改变。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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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公 － 摩尔多瓦公国的大公斯特凡是15世纪登基的。斯特凡是善良的亚力山大大公的孙子之一。按照当时的习惯他由贵族们被选为大公，这样中止了为王位进行的长久的斗争。斯特凡具有优秀的品格。他不仅勇敢，而且也具备思考及组织的能量。此外，他在位47年，这是19－20世纪卡罗尔一世国王的统治前罗马尼亚历史上最长的统治。1457年，就是佛拉德· 刺者在蒙特尼亚登基的第二年，斯特凡被选为大公，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504年。他承接了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公国，财政背景良好，这主要是因为摩尔多瓦当时是中欧和波兰同黑海海边港口之间的一个过渡地区。摩尔多瓦拥有基利亚和白城堡这两个港口，关税是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此前，基利亚属于蒙特尼亚大公的管辖并享受匈牙利国王的支持。但斯特凡大公征服了这两个港口，因此引起马太渡鸦dùyā国王的敌意。

斯特凡大公不得不同企图破坏摩尔多瓦享受的相对独立地位的所有国家的军队作战。这样，他又同马太 渡鸦开战。这是由于马太国王被斯特凡征服曾经属于蒙特尼亚大公和匈牙利国王的基利亚港口的事实所激怒，而来到摩尔多瓦试图迫使斯特凡大公重新成为匈牙利国王的陪臣。不过，斯特凡大公在巴亚地区战胜了马太并迫使他越过喀尔巴阡山回到特兰西瓦尼亚。此后，斯特凡还同波兰军队争战。但人民纪念他最多的是同奥斯曼帝国军队争战。其中最重要的时刻是1475年，当时奥斯曼军队在苏莱曼大将军领导下侵入摩尔多瓦。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在曾经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苏丹的统治下，这就是奥斯曼帝国力量最强大的时刻。不过，斯特凡大公的一支小部队在瓦斯鲁伊地区战胜了奥斯曼军队。斯特凡的名声越过边境。波兰编年史家德鲁郭什说斯特凡是欧洲最伟大的大公，而罗马教皇将他冠以“基督之冠军”的美名。

遗憾的是，奥斯曼军队被这次失败激怒，所以一年后在穆罕默德二世的亲自指挥下回到摩尔多瓦。不仅如此，他们还煽动克里米亚半岛和今日乌克兰的塔塔尔人从东方攻击摩尔多瓦。这时，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居住在今日巴萨拉比亚地区的大多数自耕农离开了斯特凡的军队。这样斯特凡能率领一支由贵族、自己的仆人和来自城堡的一些小组组成的小部队来争战。1476年，在勒斯波业尼地区，斯特凡遭到失败。不过，他撤回到北部，而穆罕默德二世未能征服苏恰瓦和尼亚姆茨这两个较强大的城堡。斯特凡下令将所有的收成用火焚烧，以避免奥斯曼军队得到食品。在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二世被迫撤出。不过，遭到失败的斯特凡大公意识到应该同奥斯曼帝国讲和。

当然，这种说法也许使人感到奇怪：一位基督教徒大公、被当今的东正教教会封为圣徒、被称为“基督的冠军”的斯特凡大公怎么会想到同信伊斯兰教的奥斯曼讲和呢？ 实际上，我们必须从合适的历史背景来分析所发生的一切。斯特凡大公同贵族理事会发现其他的基督教公国不能为他们抵抗奥斯曼军队提供任何帮助。另外，奥斯曼帝国同这里相距甚远，可以保护摩尔多瓦防卫i其它的敌人，同时不打算在摩尔多瓦修建清真寺强迫罗马尼亚人放弃基督教信仰而归向伊斯兰教。此外，奥斯曼还允许摩尔多瓦保持其国家制度，使用自己的贵族和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同奥斯曼的讲和仅仅是付出一些年度贡金而已。起初，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要付的年度贡金比较低，但是很快遇到抵抗的奥斯曼军队便使其帝国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这就是两个公国开始遭殃的原因。

所以斯特凡大公未能同奥斯曼帝国达成和解，这就是因为几年后，于1484年，巴亚希得二世苏丹指挥的军队发动了新的战役来征服摩尔多瓦的两个港口：基利亚和白城堡。这两个城堡曾通过征收关税提供重要的财源。所以两个城堡可能是因内部的热那亚商人的背叛而被征服。商人们意识到他们不再能反抗奥斯曼帝国，因为如斯特凡一个小基督教大公不能继续保护他们。对摩尔多瓦后来的经济发展来说，失去基利亚和白城堡是一个真正的灾难。摩尔多瓦的大城市开始弱化，因此摩尔多瓦未能象拥有大城堡、众多的富商、过境商贸的特兰西瓦尼亚那样得到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说，对摩尔多瓦等罗马尼亚公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来说，1484年是紧要的一年。

斯特凡直到晚年一直在位。他还同波兰国王争战，有关红林的传说是指zhǐ 战后有那么多的波兰士兵战死，他们的血染红了战地，而战俘们不得不被迫拉牛车耕地。据编年史，斯特凡大公每次争战得胜后都要建立一座教堂，这样在摩尔多瓦地区有40多座在他的令下修建的教堂。布科维纳这个罗马尼亚美丽地区的所有教堂都是大公修建的。不过，这些教堂大多数的外面绘画是斯特凡大公儿子之一拉列什在位时创作的 。

罗马尼亚二十世纪的传媒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发展，从自由传媒到受监察压制的新闻传媒。侵犯新闻自由和人权最严重时期都是在1945年至1989年共产党执政期间发生的。罗马尼亚在1945年从法西斯监察的枷锁下解放后，曾经重享了几年的自由，然而共党政权随后的建立更加严了审查机制。尽管如此，在这段期间依然有些记者，本着媒体机构良好的基本运行原则和职业道德，尽可能想方设法行使新闻记者的职责。

多雷尔·多利安（Dorel Dorain）是二战结束时开始从事记者职业，在各种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在1997年接受罗广播公司口述历史中心的采访时谈到报纸在他父母那辈人中的重要性。他说：“我在开始接近媒体前就已对新闻很感兴趣。对我和我家人来说，报纸是种神圣的事物，但我不知道是如何编辑出来的。不过从我父亲那里得知报纸里的内容不能全信，如果你知道如何解读字句后面隐藏的意义，而且发文的记者心怀诚信，真理就会涌现。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召唤来寻找‘揭露真理的话语’。我当时很年轻，充满激情热忱，虽然也曾犯下些后来才发现的错误。但这个召唤成了我的职责，一种神圣的职责，去追求终极真理：就是社会正义，自由解放，以及崇高的道德和价值。我过去和现在都坚信这些理想，虽然长期以来我走上的道路并不是最正确无误的。”

年轻的多利安1945年才16岁时就已经开始写作。但他不久就发现不得不在他的爱好和生活现实之间做出选择。他说：“1948年夏天发生了一系列不寻常的情况：首先我不知道能赚多少钱，所以拒绝写作谋生。然而又需要支撑我的家庭，所以我选择理工职业。由于数学及其它抽象科学是我的强项，结果考上了理工大学能源学系。1953年大学毕业后，继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1953年在布加勒斯特举办的联欢节上我是最受欢迎的记者之一，写短篇小说、杂记、报道等。不过，大学毕业后，我搬到日乌·河谷（Valea Jiului），成为罗马尼亚第一家大型热电站的技术和电力部门的主管。”

在苏联1956年入侵匈牙利后，多利安发现媒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以往高昂的革命精神变为漠不关心的状态。多利安常常撰写文章的《大学生生活》杂志也不例外。他说：“我发现，媒体开始变得灰色单调，有很多文章都是遵照指令不得不写的，所以活动都被政治化。我们明白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当局试图搞些新事物，就是对持不同政见的学生进行镇压。《大学生生活》杂志第二期就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媒体丑闻。有关这方面的辩论非常热烈，对党中央委员会构成严重威胁，齐奥塞斯库亲自主持会议。我们都要公开表露我们的意向，生活理想，从事这份工作的动机，承认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把自己视为大众的启蒙者。”

多利安不得不转向另一种媒体，这就是技术媒体。他说：“1989年革命后第一任总统伊昂·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当时担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职务。他问我怎么能重新吸引年轻人的兴趣。我坦白地告诉他，应该建立一个建筑学业余爱好者的报社。我们创办了《技术杂志》报社。我在《科技杂志》和《技术杂志》报社工作了三年，一切都很顺利。后来，时任科学院院长德勒格雷斯库（Draganescu）问我是否愿意在一家科普杂志社工作。他当时是《自由罗马尼亚》报的领导人，科普杂志就在这家报社属下。我答应了他的邀请，但同时还为其它报刊写文章，其中之一是《妇女杂志》，我当时使用的笔名是多莉娜·贝特库（Dorina Petcu），负责回答女读者提出的问题。她们一直希望跟多莉娜·贝特库见面，但她们的愿望一直未得实现。”

1989年推翻共党革命后，罗马尼亚媒体重新恢复了自由，因为时代改变了，这就是今天媒体的多元化时代。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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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5年至1989年统治罗马尼亚的25年间，罗马尼亚共产党总秘书长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以野蛮又反复无常与不宽容的方式来表现他的个性。从经济角度来看，他的想法是大灾大难的，尤其是在1980年代罗马尼亚人生活水平的现实来显示了这一事实。不幸的是，没有多少人敢于对其表示反对，几位反对者最终要么被撤职，要么自己辞职或退休。

齐奥塞斯库的反对者之一是经济学家亚历山德鲁·波尔勒迪亚努。他于1911年出生于摩尔多瓦共和国南部，当时该地区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1943年他成为共产党员。1944年后，他在党内担任非常高的职位，作为当时领导德日这位“罗马尼亚的斯塔林”的亲密伙伴之一，曾在政府担任部长职务，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65年德日去世后，波尔勒迪亚努参与改革派并与新任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开始发生冲突。1989年夏天，他以给齐奥塞斯库致公开信的6位签署人之一，要求他开始进行改革。1990年之1992年他当众议员，并于1997年，享年86岁去世。

在1995年接受罗马尼亚广播口述历史中心采访时，波尔勒迪亚努回忆说，他与齐奥塞斯库的分歧是自1965年举行的第九届共产党大会， 也就是选举齐奥塞斯库为党领袖就出现了。分歧特别涉及到投资与消费的平衡问题。“我和齐奥塞斯库对国民收入为消费基金和公积金之间的分配方式上意见分歧。我在演讲中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指出增加投资份额意味着影响生活水平，反而减少投资意味着延迟发展。我说，并这里又出现了分歧，这种分配的比例取决于政治艺术或政治意义。他总是声称这是一种科学的问题。这不是一种科学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艺术、政治意义的问题。”

时间的流逝加深了两人的反感。 另一次冲突是在1966年发生，当年罗马尼亚禁止堕胎。“在此过程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反对意见。 例如就堕胎问题。就是在他被选为共产党领导那年夏天，我正在海边度假，他就召开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突然提出堕胎问题。我站了起来，说就这个问题没有进行研究，一定要研究好，不要马上做出决定。但是齐奥塞斯库生气了。他说：“波尔勒迪亚努同志的提议旨在支持罗马尼亚的卖淫活动。”

然后是波尔勒迪亚努决定以生病为由退休的那一刻。 “我不记得具体日期了，但总是有不同的观点加深了，至少在我看来，感觉到齐奥塞斯库不断拒绝。直到1968年，我们为一个问题争论， 我就说不再接受了。”

波尔勒迪亚努的自我边缘化在1968年发生，因为不断的冲突无法带来任何好处。 “我在领导科学委员会，在这里我与他发生了分歧。有一次，我向他展示了我对科学理事会和整个部门重组的看法。他好几天没给我答复。我问他有没有读过我的材料。他的回答很雄辩：“你是在教我科学是什么吗？” 1968 年，我决定不在参与他所展开的政治活动。我很清楚，在经济方面它就会导致灾难。”

齐奥塞斯库对反对者的胜利意味着罗马尼亚经过极端紧缩的时间。但像中东欧其他国家一样，该状况于1989年结束了。